关于中国农业文明衰落的思考，鲁迅、萧红创造了奇迹，贾平凹、莫言再造了高峰，胡传永从性别角度抵达的乡土情感深度，别一番风景，她将地方经验与性别经验交织，体现了亲历疼痛的人对于中国乡土文明衰落的反思价值。

　　我试图把一本沉重的书，和它所讲述的沉重的故事，换一种轻松的方式复述，以适应这个网络时代轻阅读习惯，然而难以做到。阅读这部书于我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于读者也会如此。这部情节具极大吸引力，人物却充满悲剧的小说，不是它不好看，而是看它需要承受悲剧的勇气。当每一个章节的人物都在受难，而受难的理由今天似可避免，阅读却要眼睁睁面对血腥，一种生理上的不安全感，将带来阅读的艰难和反思。作为一种历史的在场的见证，小说活生生的人物的疼痛，不可能让读者麻木不仁，他们把读者带到痛苦的现场而引起读者相关联想与反省。

　　我感到自己被胡传永拖回坚决离开的乡土之中，浓烈的泥土的腥味，迫使我追忆早已遗忘的童年往事。是的，我坚决遗忘的，带着太多伤痛的童年，乡土中的童年，我来到都市之后，已然彻底将它们用遗忘遮蔽，阅读《淠水谣》的过程，却一点一点撕开伤口，看到里面并未愈合的血水，和血水对记忆的顽强。一个才五岁的女孩，在寒冷的冬日，明白无误遭遇乡村群殴的暴力，一群野性的男孩，用雪球冰块袭击女孩头部，她的额角流血，脸肿起来，牙床被打歪。她也许晕死过，自己醒过来。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外出劳动回来，女孩连哭都不会，她不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这样。

　　当我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我不能诉说童年这个黑暗的瞬间。还有许多难以言说的事件，以隐秘的方式袭击我的童年。比如邻居的婴儿高烧，五岁的女孩说，不要让他死了，但他真的死了，邻居来找五岁的女孩算账，问她，你为什么长一只乌鸦嘴巴？又如，父亲的同事找父亲说，一定要把下放到更远山村的女儿找到，说，让她干活不怕，就怕死在地里。最难忘的事，我曾写在散文中，女孩的叔伯在堂屋修家谱，要把孩子们的名字增补上去，女孩问，我的名字呢？叔伯提起女孩，扔出了门外。

　　经历乡土，短暂而深刻，并被我的遗忘所遮蔽的黑洞，其实是我不能正视的割裂的生命源起，就像女性的生殖部位，它们被掩藏在没有阳光的地方，但它们才是全部通道的起点。胡传永用《淠水谣》的顽强力量，一点一点唤醒我，令我不能不目睹泥土根部的痛楚，那里我连根拔起的往事，是她比我经历更久远的现实，从女孩到成人，生活在男权中心的乡土世界，就像任人践踏的野草，野草要足够强生命力才不会被死亡和伤痛吞没。胡传永用《淠水谣》里的双生女主人公九小姐和翠画的生命遭遇，再现了乡土文明中女性命运真相。一主一仆的悲剧人生，体现于她们成长的日常生活，她们虽然处于不同的阶级，却拥有本质上相同的女性命运，她们的爱情、婚姻、生育、劳作和社会交往，无不处在被支配、被歧视、和受暴力侵害的处境，悲剧命运摧毁了她们与生而来的全部梦想，摧毁了她们美丽的生命，但她们之间坚不可摧的善爱和理解，始终不渝。她们之间生死相依的姐妹情谊，近似却并非同性恋，是一种近乎乌托邦的命运联盟，用唯美的力量抵抗和反衬歧视力量的邪恶。

　　对乡土存在中包含的邪恶力量进行无情揭露，可说是胡传永《淠水谣》充满勇气和创新所在。20年前胡传永出版第一本书《沉重的乡土》，那时她用片断记忆的方式，写出她所经历的安徽农村，也是广大中国乡村，女孩成长的伤痛人生，她对贫穷、饥饿、歧视、冷漠和暴力带来的伤楚，有亲历者的真切表达方式，她是“一个亲历疼痛的人”，与观察和想象疼痛是如此不同。那时我为她的书做推荐序，所看重的正是这种卓然不同：她深知乡土生活对于女性的无情，她却也是由乡土哺育而深刻理解乡土的女性，她热爱乡土并从乡土中成长成才，用她的才情回馈土地，她能够指认乡土的病症。

　　经过20年技艺修炼，她果然用小说的精彩方式，写出了反思乡土文明的力作《淠水谣》。《淠水谣》虽然看似模仿了《红楼梦》的家族小说形式，却可归于长篇地方志小说。正如费孝通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社会的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 作家围绕淠水流域地方的人情世故所展开的家族故事，并非如《红楼梦》一样集中于贵族家族内部复杂微妙的情感生活和权力纠葛，而是讲述乡土圩子这块自然地理环境上所发生的爱恨之情与习俗冲突、暴力血腥故事，土匪力量对于日常乡村生活的制衡，形成这部长篇小说震撼人心的悲剧主线，圩子上大户卞家珍爱的女儿九小姐竟被土匪孙有财强奸并生下儿子，她一生历尽磨难却未善终于那片土地。她和她的同庚出生的仆女翠画，命运交织，互为支持，互相慰藉，她们在这块充满暴力的乡土上，如花开放，如叶凋零，命运严酷的风雨残忍地摧残她们，她们的芬芳未曾让外部世界领略，她们绽放的过程悲壮血腥，她们复归于淠河的泥土。

　　胡传永以女性命运观照乡土命运，以独特的构思展示思考，揭示了乡土文明走向衰亡的沉重，小说书写爱的牺牲、繁衍的隐忍、暴力的无所不在，体现了女作家反思乡土文明的力道。

　　《淠水谣》对乡土文明反思的性别立场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写道：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象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 

　　正因为乡土的变迁很难自动发生，源于外力的推动因此缓慢而漫长。现代文学之父鲁迅曾在他的名篇《故乡》和《风波》中，分别反思了乡土文明自我停止生长的萧条，和外力如风波一样掠过萧条却并不能带来新生的情景。有深厚乡土经验的胡传永，一方面着笔“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的淠河流域百年乡土生活，另方面不仅看到了乡土生活难以为继的内在悲凉，更切入到农业文明内含的暴力元素，某种意义上，女作家关注的是农业文明维持世代常态所付出的沉重代价。维持世代常态的基本要求乃是生命繁衍，这项工作恰恰是女性在承担。女性是如何不得已承担了如此艰辛重复的工作？在看似自然的生育过程，她们一直在承受农业文明父权的暴力，暴力充满了她们一生的命运，以致她们不得不顺应命运，她们的反抗、挣扎、承担和爱，也贯穿了一生。胡传永的小说跃动着悲剧的生命力。

　　小说起始于民国初年兵荒马乱对乡土的影响，结束于文革在乡村引起文明最后的崩溃场景。现代性外力的推动，父权乡土根植的暴力，两者相加激荡着看似冗长重复的乡土生活，使其中人物处于地震般灾难性生存处境。长篇对父权统治相伴随的乡村暴力，有深刻甚至较全面刻画，如土匪抢劫、强奸、内制，这些在通常乡土小说中难以见到的场景全貌，构成《淠水谣》重要组成部分，土匪头目之一的老徘子（孙有财），甚至通过强奸成为女主人公九小姐儿子的父亲，他抢劫、强奸、无恶不作，他身上散发野蛮和邪恶气息，他的邪恶在文革的混乱中反而得势，最后他用专政杆子砸死女主人公九小姐，他自己也被九小姐的养女用专政杆子砸死。触目惊心的暴力自小说开篇（丫环小玉少女被虐杀葬于韭菜地）至小说结尾（老年的九小姐被虐杀于会场），作家毫不留情揭露乡土中恶的力量，击碎田园牧歌式想象，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血腥，堪用淠河流水来形容，而作家也的确是用淠河流水作为引子开篇：淠河流动红色的液体和全是伤口。这是批判现实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包含于写作手法中的便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家从性别角度展开的乡土文明反思。如同作家在书的题献所写：谨将此书献给——我苦难劬劳了一生的母亲。这是一部为乡土文明中苦难勤劳了整个文明历程的女性而写的书。对于无法从历史中发声的她们，我们很难从三皇五帝正史中窥见她们的身影，我们也极难从文学作品中看到她们命运的真相，即使在鲁迅的《祝福》中，我们也只看到一个麻木的身体和挣扎的灵魂。她们的热血涌动的生命在哪里？《淠水谣》看见的是滚滚淠河流动的生命面孔，看见的是乡土文明历史长河中，女性被淹没的身影：

　　淠河清

　　淠水淌

　　水花子拍手打巴掌

　　鹞子翻跟头

　　扎猛子下大江

　　咕噜咕噜一

　　咕噜咕噜二

　　驮个篓

　　背个筐

　　打马坐轿接新娘

　　甩个水漂漂

　　大红盖头没得了 

　　哀歌般的民谣定位了《淠水谣》的性别立场。尽管“前现代的两个基本事实：一是阶级压迫，二是性别压迫” 但聚焦性别压迫，并具体到乡土婚姻制度及性的处境。这是一次自萧红《生死场》发声以来，再次从性别角度切入的乡土文明反思，所不同的，这里是南方乡土，是淠河流域，这里有女性对命运的顽强反抗，这里有女性之间基于命运理解而结成的宝贵的命运共同体。这里的人物并非麻木接受命运，而是深受地域时空视野的局限不知还有其他命运，在不知的局限里，他们把生命的能量消耗在令人发指的悲剧中，但仍然见缝插针追求和享受哪怕是片刻的精神向往与情爱理想，仍然在艰难困境中领悟生命开启、自我成长、及生命的珍惜。未曾离开乡土而历经乡土变迁，因而乡土经验更加深厚丰富的胡传永，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创作，以父母的乡土婚姻为反思切片，小说的讲述因此拥有更加切身的在场感和生命温度。

　　就像夏洛蒂?勃朗特在《简爱》中设置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她的出现是简爱反思不平等婚姻命运的镜子，在《淠水谣》中，九小姐和侍仆翠画同日同时出生，她们是彼此命运的镜子，虽然所属阶级不同，但同为女性的命运让她们同病相怜，彼此携扶。在她们出生之夜，翠画的父亲在菜园子挖出丫环小玉少女被虐杀的秘密，这个情节悬念的设置，无疑充满了象征性，它象征女性在乡土等级隔离中，无不处于被宰割命运。小说花了相当篇幅书写虐杀者内心的恐惧，通过虐杀者惊恐的回忆，文本再现了被虐杀者丫环小玉少女顽强抵抗命运的过程。《淠水谣》对丫环小玉少女反抗性虐血腥场景的书写，如同《简爱》对疯女人疯狂场景的书写，作家的性别立场呈现于艺术构思。现实生活中少女小玉不再存在，新生的美丽女孩九小姐和翠画来到世界上，她们于同日同时辰同在父母期待的热望中诞生，她们天生主仆关系，沿袭乡土等级，地主家和长工家的女儿天生命运不平等，然而不同阶级的两个女孩却在共同的女性命运面前猩猩相惜，她们欣赏对方的美丽灵气，她们理解对方被迫缠足的痛苦，她们灵犀想通对方的爱情梦想，她们深知对方的不幸也是自己的不幸，在每一次与对方分担痛苦的同时，她们也从对方获得继续生存的勇气和智慧，她们从对方身上看到自己的成长。她们是被作家赋予理想主义的双生女性，一方受难的时候，有另一方扶助，因为有另一方的存在，一方的生命变得有意义。

　　在漫长寂寞的乡土文明时代，在女性无声的时代，女性情谊的存在有如黑夜中的月亮，从今天反观，无论如何夸大它的温馨美好都不过分。这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南方存在“女书”文字，这些文字是女性写给女性阅读，见证女性之间秘密的精神纽带。 中国传统爱情故事如《西厢记》《白蛇传》中也有主仆女性形象，女仆总是泼辣大胆帮助温柔美丽的小姐追求理想的爱情，女仆形象无疑是女主形象的补充，但女仆也反映了乡土文明时代劳动女性的聪慧勇敢，她们经由支持女主而获得相对美好的生活。不过，在《淠水谣》中，九小姐和翠画的主仆关系却加入了现代性，在新中国时代，翠画成了主人而九小姐变成被批斗的地主，角色的扭转却非但没有影响双生女性情谊，相反翠画和九小姐之间精神关联更加纯粹。年轻时，九小姐为保护翠画自己遭强奸，年长后，翠画扭转了仆人身份，却对九小姐保护有加，对九小姐命运时时牵挂。九小姐年轻时失去爱情和爱人，被迫嫁人又被土匪强奸怀孕，年老再被残酷批斗，翠画爱上并不爱自己的男人，结婚生育遭遇抛弃九死而后生，两个女人之间命运相知相携，她们对生命理解的深度超越阶级和时代。她们之间契合到无须语言表达，她们的共生情结令后代为之动容。小说写九小姐对被强奸出生的儿子充满生命相关的感情，写翠画对出生只几日即离世的孩子满怀陪同的感激之情。小说对女性承担繁衍重担有许多精彩感人描写，如翠画临产在即，一个人徒步寻找家园，一步一泪一血，当孩子终于出生却不久人世，她付出的血泪却也是她生命领悟成长的营养。在她们不能、也从未想过离开的乡土上，她们不幸而又充满努力的存在，她们为生命延续所付出血泪代价，正是作家从性别立场反思乡土文明所看到的生命风景。这是沉重的乡土，这是疼痛的风景。

　　《淠水谣》反思乡土文明衰落的三个角度

　　来自性别立场的反思，使《淠水谣》看到了乡土文明衰落的三个角度。温良懦弱的儒生家长卞世典象征着儒家统治的式微。善良能干却心在物外的道士胡正生、云景父子先后死亡，意味着道家观念的无以为继。邪恶奢靡的卞世詹形象寓意着乡土兽性横行。鼠龙窝土匪孙有财形象的出现则是传统乡土文明衰败的反证。作家通过小说系列人物的塑造，让我们看到鲁迅《故乡》以来，乡土文明走向衰落的沉重步伐。

　　孔子主张“克己服礼”，在以礼为治的乡土文明中，“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 正如作家为人物所取的名字所包含的寓意，卞世典是圩子大户卞家二子，作为二子，他是发现长子和三子都嫌厌乡土的情况下，毅然撑起卞家屋梁门户。他的形象符合孔子的要求，是儒家德才兼具让人们尊重和效仿的对象，这也是卞姓大府在圩子上维持地位的条件。然而，尽管儒生卞世典言行温良，以德修身，以恩施下而众服，甚至他还与长工短工亲自下地劳动，卞世典形象却像沙漠中的小绿洲，在沙漠不断扩大中绿洲不断缩小，最后竟然被沙漠淹没。

　　一方面，随着现代性无形的侵入，卞世典内心越来越脆弱，他修身所得的理想体现为夫妻恩爱家庭和谐示范乡人，但他与妻子盛墨语的才子佳人爱情婚姻始终充满悲剧气息。盛墨语家长希望自己的女儿嫁入城中豪门而不是嫁给乡下大户，这从根本上动摇了卞世典内心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自尊和骄傲，尽管卞世典与盛墨语有情人终成眷属，他们的诗意生活却充满阴影，盛墨语抑郁成疾，北上治疗即客死他乡，卞世典陷入对爱妻难以自拔的内疚和怀念，他竭尽心思并大耗财力修建灵宅以纪念妻子，这种沉迷于精神幻觉上与妻子沟通的努力，实则是他内心的落寞无为，也使他外力上更加不逮。另一方面，他敏感于现代性入侵而又不得不维护乡土生活方式既定的秩序，对生活的茫然无措使他深感尊严渐失。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落伍，是他的三弟从京城回来探亲，受到现代教育的三弟发现他在给女儿九小姐缠足，毫不留情斥之为摧残行为，他原本矛盾的父爱受到冲击，他停止了给女儿缠足。他再次意识到自己无助，是他按照门当户对的安排将女儿嫁给六安州的盛少爷，女儿在无爱的婚姻中备受冷落，一次返乡竟然还被土匪抢劫强奸。当卞世典面对女儿痛哭失声，他无法想象生活为何变得毫无体统。卞世典本是德才兼备的儒生乡绅，却丧失了乡绅治理的能力，他自己的生活所遭遇的内外夹击，象征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礼制式微。

　　《淠水谣》也是第一部较深入反思道教文化于乡土中国意义的长篇。小说开篇的出场人物是道士胡正生，他当日在朱砂顶采得朱砂下山，本是要回他的青河道观，却路遇一名寡妇携以一双儿女悲惨哭坟，他眼见寡妇晕倒而悲悯之心大发，却因此牵连回到世俗生活之中，不仅成为一双儿女的养父，而且接连生下儿子。小说的主干故事便紧密关联着他的一双儿子，他们分别成为小说主仆女主人公九小姐和翠画的恋人和丈夫。长子云景与九小姐生死之恋以悲剧结束，年轻的云景道士救九小姐于火海而牺牲，次子开楚与翠画结婚却令翠画历尽人生磨难，开楚自己最后也落个脑痴呆结局。小说在交代还俗的道士胡正生的命运时，写他被土匪绑架，他多才却不愿扭曲心性与土匪合作而遇害，胡正生遇害消失的惊悚故事流传于民间却演变成他羽化成仙而去的传奇。在乡土文明世界中，道教文化的世俗性、超然性和神秘性诸多特征，经由小说人物命运获得生动的呈现。

　　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是儒佛道并存，但佛深受道教影响而本土化。按照葛兆光先生的阐述，“如果说儒学家说更偏重于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自我价值实现、佛教更偏重于人在内在精神生活中的心理满足的话，那么，道教则更偏重于人在生命上的永恒与愉快。如果说儒家学说对于潜藏在人的意识深层的欲望力量更多地采用在社会理想上的升华、转化的方法，佛教更多地采用在内心中的压抑、消灭的话，那么，道教则更多地采用一种迎合的方法，使它在虚幻中满足、在宣泄中平息；如果说儒家学说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强调社会功能而充满了理性的色彩，佛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具有了缜密的肌理与空灵的气象的话，那么道教则主要使中国古典文学保存了丰富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的内容。” 相比通常的乡土小说，《淠河谣》中出现的道士人物形象，极大丰富了小说的想象力和神奇瑰丽内容。某种意义上，九小姐对年轻道士云景的一往情深，是一种生命永恒与愉快的追求，它源自童年的本真特性，它是九小姐童年无忌一见钟情的生命神奇体验的坚持。它象征着道教的生命本源召唤，因此也可说是对道教文化本土芬芳的礼赞。而年轻的云景道士花三年时间用他精湛的手艺编织灵宅，最终却葬身灵宅的火海之中，白马于大火中的嘶鸣，无疑是作家对乡土道教文化无以为继的悲愤抒怀。

　　作家荒林

　　饶有意味的情节是，道士胡正生还俗后所养育的两个儿子都性灵聪慧，都先后成为儒生家长卞世典子女的陪读书童。这似乎提供了一种想象，道教文化与儒家礼教之间是彼此欣赏认同、互相帮衬共构了乡土文明中真正文明的那部分内涵？尽管卞家经济实力雄厚，可以随时解雇胡家书童，但卞家维持教化，还得再找胡家书童，道教精神中那生命源泉一般的慧根，竟是儒家文化不可或缺的补给。符合逻辑的想象可以解释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格结构，他们是乡土文明精髓的产物，所谓达则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在他们生命中的文化原型，前者是社会管理，后者是生命管理，但后者却是前者的出发点，也是前者安心的归宿。然而正是《淠水谣》中陪读书童艰难的生存处境，象征了乡土文明精髓的难以为继。鲁迅的小说中，曾大量描写教化失却的麻木人物，他们在贫瘠的生活中耗费生命资源，变成麻木的生存者，尽失灵性慧根，其中《故乡》中的闺土，更通过对比少年闺土和中年闺土形象，揭露了乡土未能使一个鲜活的少年成长为生动丰富中年的贫瘠。胡传永《淠水谣》中对乡土教化细节的书写，对书童生命处境的描写，补充了我们对于乡土贫瘠与人物麻木原因的想象与理解。

　　如果说从儒道两个文化衰落角度反思乡土文明难以为继已相当深刻，那么刻画乡土文明中内含的兽性和狼性存在，则因反证了文化衰落则人性难以附焉而格外发人深省。不论乡土由何种文化滋养，那未有文化滋养的土地，或者麻木，或者还有更可怕的存在。邪恶奢靡的卞世詹形象可说是一种兽性存在，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的鼠龙窝土匪孙有财形象可归于狼性存在。直面乡土兽性和狼性存在，可说是《淠水谣》对于乡土文明真实生态的还原，在此意义上，我甚至理解了自己童年时代在乡土生活中的黑暗遭遇。也是在此意义上，胡传永反思乡土文明的性别角度深刻而犀利。

　　卞家三兄弟，老二抱残于儒家文化，老三京城求学西式新文化，卞世詹是卞家大府老大，在京城不被重用而回老家，小说写他破罐子破摔，实际他对任何文化皆无兴趣，暴露出赤裸裸兽性追求。为了极尽享乐，他变着花样吃，满足口舌感官，为了长寿和性欲，他竭尽恶的手段摧残侍仆少女，他就像一头穷凶极恶的兽，处处留下利齿残痕，令人恐惧恶心。他把美丽善良的丫环小玉少女虐杀了，葬于韭菜地里，又窥视长工李菜园子的美丽女儿翠画，得知李菜园子已看破他的兽性本质，他的兽性愈加大发，杀人灭口，派人将李菜园子勒死，又以灭口威胁怀疑李菜园子死因的邻居。小说对卞世詹的邪恶做了令人惊悚的描写，写他梦见自己虐杀少女小玉，小玉举起锥子反抗他的兽欲，他夺过锥子在少女脸上喉咙上乱扎还外加烟枪毒打，房间到处喷溅有少女的血。小玉咽气时，眼睛是睁着的，直直地瞪着卞世詹。小说借用民谣传神写出卞世詹这类乡土兽性存在的事实：

　　红眼绿鼻子哟

　　四个毛蹄子哟

　　走路叭啦响哟

　　单咬哭孩子哟 

　　如果说乡土兽性体现的是生物式的弱肉强食，儒家礼制父权等级的制约其实也是建基于男性体力制约之上，但当等级上端的家长弱化，父权内部的控制力瓦解，生物强势的兽性更易向侵害女性扩张。卞世詹无法向父权等级上端发力，只剩兽性横行。倚仗性别生物力的强势，卞世詹对弱势少女们横行兽性肆无忌惮。与通常揭露礼教虚伪吃人不同，《淠水谣》直面乡土兽性吃人的黑暗存在，这无疑是性别视野看到的真相。

　　与兽性同类而更显目的性的狼性，顾名思义，不只是弱肉强食，也对强肉采取策略进攻。《淠水谣》所写鼠龙窝土匪现象，堪称乡土中国另一个不曾被深刻反思的存在真相。尽管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并未回避土匪现象，但土匪形象在美化的自然诗意中单薄不足引人注意。《淠水谣》中土匪孙有财形象却贯穿始终，并左右着女主人公的人生命运，他始而强奸女主人公，中而强奸女主人公的孙女并得意女主人公为他生养了儿子，终了竟用专政杆子砸死了女主人公。强奸、暴力、血腥和无耻，狼性的存在，强烈反证了乡土文明的衰亡。《淠水谣》土匪横行击碎沈从文式的乡土乌托邦想象，展示的是乡土文明瓦解的血腥场景。

　　就像孙有财的名字所显示，土匪在卞河流域的蟒蛇岭上存在，一直是一种经济现象，这种依赖抢劫生活的团伙，他们的抢劫如狼具有进攻性，在大户人家空虚的时候，在战事和饥荒的时候，他们的存在又与乡土熟人社会发生千丝万缕联系，如把胡正生道士带到土匪窝的人就是他的邻居黄裁缝，抢九小姐是以人质绑票索钱。土匪窝中的人对乡土熟人非常了解，得人得钱，目标清楚，他们不与政府武力交火，可说是自明生存法则，实际上形成了微型横暴权力社会，以狼性界入了对乡土生活的制衡。不只是老实的百姓怕土匪，大户人家也怕土匪。当土匪的人，实际上变成乡土社会中拥有狼性特权的人。

　　国共剿匪都逃脱后，孙有财改名换姓隐住到舅姥爷的蔡家湾，以蔡有成的名字，他分得了田地，还被封为不怕死的英雄，可见土匪生涯练就了他对权力何等的嗅觉，使他在土改和文革中游刃有余。借助性别视野，作家对他身上狼性进行了深刻揭露，即使他得到一切，他还要像狼一样出击，他竟然以狼性强奸九岁女童平安，而平安正是他曾经的强奸对象九小姐所生儿子的女儿，也就是他本人的亲孙女。他的非人本质，他的狼性，在他举专政杆子砸死女主人公的定格中，让我们看到《淠水谣》这部地方志小说对乡土生存反思的极致。乡土不仅不是宁静的乐园，相反是罪恶的渊薮，恶狼随时出击吃人，遭遇一个失控的时代，罪恶更是触目惊心扩张。小说对孙有财狼性引发的毁灭做了令人惊惧地描写，就在他砸死九小姐的定格中，九小姐的养女万宁荷从他手中夺过染满鲜血的专政杆子当顶打下，随后，万宁荷用镰刀深深割进自己的脖子里。

　　但毁灭，并不只是《淠水谣》的结尾，而是乡土文明崩溃的象征。九小姐和翠画复归于淠河泥土，她们的命运划上了句号，她们的反抗坚持了一生。目击毁灭的小五子，也就是翠画的小女儿，离开了这片毁灭之地。当她每年清明从城里回乡祭奠母亲，她看到乡土重归宁静，她反思曾在乡土上生活的人与事，那曾经疯狂的年代，令她悲怆。她确乎是要吟唱一首漫长的安魂曲：“有一地比正午更光明……”用以证明自己不同的存在。是的，这部长篇地方志开篇自序和引言中的“我”，这个不甘母亲一辈被毁灭的女作家，她试图从血腥中开辟叙事的可能。

　　“写作再也不是简单的讲故事了，它必须学会面对整个二十世纪的叙事遗产——只有建构起了自己的叙事方式的作家，才称得上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作家。” 而汉语新文学二十世纪的叙事遗产中“从鲁迅到莫言，新文学的几代作家共同创造了乡村世界与农业文明的哀歌与挽歌，以莫言为标志，这种整体性经验的处理成为了最后的文学景观”，“随着农业社会的解体，乡村经验的整体性也不复存在，所有晚生代作家的乡村经验书写都随之不可避免地碎片化了。” 

　　与莫言同时代的胡传永，没有陷入碎片化写作，也没有重复莫言，她选择了从性别角度审看乡土经验的整体性叙事。如果说《淠水谣》通过南方的淠水地方性经验与女性经验二位一体的讲述，打开了乡土经验中至今晦暗不明的那一部分，即千百年来女性究竟如何在乡土中生存生活？胡传永提供的答案，是她所塑造的活生生的九小姐和翠画们，她们的美丽和向往，她们的被歧视践踏和顽强抗挣，她们的血和泪还有彼此理解的善爱与繁衍。那么另一方面，胡传永做了更深刻而富有意义的反思：乡土文明衰落的具体表征，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没落，兽性与狼性的扩张，这意味着重建现代文明不能不面对历史遗产，而治理兽性与狼性扩张很显然指向现代法制。

　　《淠水谣》的地方语言特色：民谣与乡土经验

　　淠河清

　　淠水淌

　　水花子拍手打巴掌

　　鹞子翻跟头

　　扎猛子下大江

　　咕噜咕噜一

　　咕噜咕噜二

　　驮个篓

　　背个筐

　　打马坐轿接新娘

　　甩个水漂漂

　　大红盖头没得了

　　这首淠水谣出现于长篇小说三卷的每一卷首，形成小说的咏叹调，令小说的主题如此鲜明集中。作为一部地方志长篇小说，《淠水谣》拥有鲜明的地方语言特色。“淠水谣”贯穿了小说各个部分，它们不仅起到情节组织、场景转换和人物形象塑造的作用，而且是女性经验和乡土地方经验的凝聚和小说主题所在。“淠水谣”使得这部长篇在文体上也独树一帜，它既体现了中国传统小说如《红楼梦》充满诗意的一面，却又以民谣的乡土性呈现了地方性语言自身的诗意传统。在这个意义上它试图激活乡土文明的生命活力。长篇的人物命运充满悲剧色彩，民谣的咏叹体现了抒情释放的作用，语言的疼痛因此获得缓释。

　　胡传永曾发起和参与拯救淠河的作家行动，除了反对污染河流，她对淠水流域民谣做了有目的收集，在此过程加深了她对乡土文明的认知。从她的小说看，她应该是深刻意识到了女性和地方经验不被主流历史讲述，而这些地方民谣却生动地见证了民间智慧，将民谣写进小说中显然成为她表达的需要，民谣事实上是她小说的灵魂部分。下面这首民谣便是乡土文明时代女性生活的缩影：

　　小红鞋，绿线梭

　　大大妈妈养下我

　　不来瞧瞧我

　　不来看看我

　　我在婆家好受苦

　　人家吃饭我站开

　　人家刷碗我就来

　　开开大门亮堂堂

　　开开后门清衣裳

　　一对斑鸠在树上

　　公的点头母的叫

　　我的苦楚哪知道 

　　小说中写九小姐被父亲要求嫁人的时候，九小姐不服挨打，此时这首有关童养媳的民谣插进来，既是九小姐的内心独白，也是千百年妇女被摆布命运的控诉，同时也令读者从九小姐的命运故事，进入到作家设计的女性叙事。通过这首民谣对乡土女性生活场景的还原，让我们看到婚姻的实质，女性被作为性和劳动力双重资源驭用，被隔离在社会生活之外，她们内心的痛苦孤独无处与诉。《淠水谣》敞明了边缘的、地方的、历史地表之下的女性经验，所引用民谣则确凿证明女性并非没有声音，只是她们的声音没有获得话语权。小说中重现她们的声音，便是赋予她们话语权。

　　作家也表达了对乡土生活中朴素平等爱情的赞美。借用民谣格式和直接使用民谣，使小说的叙事抒情呈现浓郁乡土气息。道士胡正生因同情寡妇聂氏母子而还俗与他们共同生活，作家如此叙写短暂平宁幸福生活：他接过荷包儿看了又看，呵呵笑道：“好女子，你怎么就晓得我喜欢蝴蝶呢！我现在就要与你化蝶入梦了……”

　　他搂着她滚进了白纱帐里。

　　女儿出生了。

　　大儿子开逸出生了。

　　小儿子开楚出生了。

　　日子虽穷，却悠然香甜，不承想，隔壁来了一个黄裁缝…… 

　　胡正生被黄裁缝带走失踪，胡聂氏无比怀念往昔，作家又引用一首民谣传达胡聂氏心理感受：

　　瓦屋上头猫猫叫

　　油灯下头绣荷包

　　绣对喜鹊登红梅

　　绣双鸳鸯戏水草

　　绣出花生攒莲子

　　绣出石榴咧嘴笑 

　　这类民谣充满了小说，它们是乡土生活的见证，是民俗的见证，也是作家对地方经验和地方语言的尊重。

　　对于小说家来说，叙事是一种最重要的语言形态，《淠水谣》写地方志，又选择了性别叙事，全书以民谣和民谣天然包含的乡土经验编织叙事结构，令人体会到原汁原味的淠水流域乡土人生。沉重痛楚而又抒情。这是鲜活的生命语言。从反思乡土文明衰落的角度，语言的使用又是重建文明的前提。

　　原载2017年6期《南方文坛》

　　

　　注：本文引用和参考：

　　胡传永《淠河谣》，安徽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一次印刷。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一版。

　　戴锦华《当下的性别想象中，深刻地存在着“多妻制”幽灵》，《澎湃新闻》2015年12月15日

　　骆晓戈《女书与楚地妇女》，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第一次印刷。

　　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次印刷。

　　谢有顺《当代小说的叙事前景》，《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

　　张清华《莫言与新文学的整体观》，《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作家荒林是一位典型的女性主义写和研究者，她既是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澳门科技大学国际学院的女性文学研究专家，又是诗人、散文家。荒林长期从事女性主义文化与文学研究，是国内知名的女性文化活动家。荒林的文学创作常常聚焦于女性的现代体验与命运思考，擅长通过女性细腻的情感刻画与思想感悟来勾勒一个时代的精神症候。她的创作一方面具有女性作家的唯美、柔和的共性，这在其日常生活的散文化观照中表现得较为明显；但另一方面，女性主义学者的思维锋芒又常常使其创作富于批判力度，许多人们习焉不察的精神困境、传统惰性、思维误区，在荒林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揭示。荒林的诗集《与第三者交谈》《北京，仁慈的城》、散文集《用空气书写》《天生女性主义》《情色之美》《澳门之美》等，深刻地展现了女性学者对于转型期中国社会与文化、文学现象的独特观察。

　　随笔│徐贵祥：故乡的马上天下

　　美文 | 许辉：沙地上的村庄

　　叙事│王琼丽：离婚要趁早

　　美文│纳兰泽芸：晚三秒，再关门

　　叙事│邱晓鸣：说老李

　　征文 | 朱炳南：古镇小庙三题

　　【叙事】可读性强，以短小说为主。

　　【散文】接地气的随笔、抒情、游记等。

　　【记忆】人事、村落、风俗和老手艺等。

　　【评论】见解独到。文艺评论包罗万象。

　　【诗歌】拒绝无病呻吟、晦涩难懂。

　　【传奇】扣人心弦，无论古今皆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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