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到姚沟景色新

　　王广安

　　圩之名珠，江上重镇。自古以来，姚沟物产丰富，人杰地灵、百姓和谐、民风淳朴，有“鱼米之乡”“商埠重镇”之称。

　　古韵悠长多佳话，千年底蕴话春秋。《左传》记载：“吴侵楚，养由基奔命，子午（子庚）以师继之。战于庸浦，大败吴师。”庸浦，乃现今姚沟一带的水域。相传，宰相姚崇巡察姚沟江防，惊奇地发现孔雀河水由东往西流。唐玄宗得知后，便将这块土地命名为“姚家沟”，后称之为“姚沟”。

　　九月，丹桂飘香，天高云淡，雁唳长空。我们一行走进姚沟古镇，融入西河的微波和滔滔的江水，静静地感受它的往昔与今生。

　　南都圩的旧时光

　　金秋的九月是丰收的季节。玉米黄了，水稻熟了，芡实香了，螃蟹肥了……田地里，水塘边，到处都是农人们忙碌的身影。从高新大道往右拐，进入072乡道，这便是南都圩了。圩堤弯弯曲曲，自虹桥南河口起向东延伸，经朱泊、刘湾，突改向南行，再到飞雁投河处，又拐向西，止于沈桥莲花山下。全长约二十华里，呈扇形状，有上万亩良田。

　　梦里圩乡，湖上南都。南都圩四面环水，河流横一条、竖一支，散布圩内，密如蛛网。宽处成湖，窄处如涧，几可执手相握；直处如斧凿刀修，一丝不苟，曲处如少女愁肠，千转百回。

　　曾工作于塘埂学校的邢俊闩老师介绍，过去教师工资低，当地教师家里都有田，一边教书，一边种田。有的种棉花，有的养螃蟹，以此来增加家庭收入。南都圩境内有大小十多条河流，汊河更多，过去都是砂石路、田埂路，坑坑洼洼，农民出门靠步行，能搭个摩的算是好的了。运输只能靠木船、拖拉机、手推车，或是农民肩挑背扛。大家住的多是平房，低洼处，遇有刮风下雨时严重的倒屋，轻则水会进屋。夜晚的村庄，四周漆黑一片，冷冷清清，更不要说路灯了。

　　人在诗中吟，车从画里行。如今，来到南都圩，一股新农村建设的气息迎面扑来。楼房花丛卧，村舍有园林。干净整洁的水泥马路，栩栩如生的墙面宣传画，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相得益彰的村庄绿化，呈现出一幅水清、村净、路畅、田沃、景美的画卷。南都圩的人们，正走在通往幸福富庶的康庄大道上。“水泥路修到了家门口，种植的水稻上了保险，粮食补贴一卡通发放，农民的生活也走向现代化了！”村民李学敏高兴地说道。

　　初秋，风乍起，蟹脚痒。九月，正是螃蟹陆续上市的季节，南都村人开始忙碌起来，投料、分拣、巡塘……养殖基地里，村民张朝平动作轻巧熟练，“以前只知道种家里的几亩地，收成好坏要看天，辛苦不说，挣钱还不多；现在合作社养蟹苗，收入比原先多多了！”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南都村因地制宜，利用农田、河塘、沟渠，大力养殖河蟹、龙虾、鱼类等水产品，因味道鲜美而受到消费者的喜爱，远销芜湖、南京等地区。他们还建立一个以螃蟹销售为主的“南都供销合作社”，带动村民就地就业，南都村如今已生机勃勃。

　　鸡犬之声，传来南都村的生活气息。清晨鸡啼，夜来犬吠，唯有此才有乡村名状可言。南都圩至今还保留着农耕生活的淳朴，这里有着陶渊明笔下《归园田居》里与世无争、幽静淡然的美好，是一方心灵净土！

　　西河两岸，星罗棋布的河塘，是种植水生植物的好地方，如荸荠、菖蒲、慈姑、睡莲、莲藕、糯稻等。圩区，水绕村，鲜为乡，这些水上植物，采来烹调，倒也五味调和。民谣曰：“水芹茭白翠翠玉，莲藕菱角满池塘，水中八鲜吃上瘾，三天不吃不舒畅。”

　　春天，菜花黄，草籽艳，水鸟繁衍，鸟鸣啁啾；夏日，蛙鼓如潮，荷花盛开，鹭鸟出没。秋天，芦花含笑，莲藕飘香，稻色金黄；冬日，大地沉寂，却是鸟类的天堂。当然还有诱人的美味，这里出产的野芦笋，浓香四溢，来此作客，好客的主人会端上一盘芦笋炒肉，浓香四溢，令客人称道不已！

　　悠悠圩乡，地灵人杰。南都圩杭大自然村，75岁的杭仁汇给我们讲述了他的家族故事。杭氏迁居南都圩有二百多年历史了，曾有杭半圩之称。历代杭氏居民兴修水利，建七十二个涵洞；盖九十九间半房屋，四周环水，进出要通过木板桥，可惜家产房屋毁于上世纪50年代一场大火。

　　杭仁汇老人自豪地说：“我们杭家世代都是文墨人。”杭仁汇的爷爷杭新球，自幼熟读诗书，医术高明，医治乡民无数，口碑极好，人称“杭神仙”。杭仁汇为人古道热肠，正直侠义。上世纪80年代，一位姓肖的中学生从襄安中学回家，路过杭大自然村，不幸中暑倒在杭仁汇家的河道边，全身是水，脸色苍白，昏迷不醒。村里人见是陌生人，又不知病情，遂未相救。杭仁汇见状唤来妻子，将其搀扶到家中床上休息。杭仁汇懂点医学知识，分析是中暑所致，立即叫来村医进行施救。直到第二天，这位女学生才苏醒过来。事后，村人都讲杭仁汇胆子大。

　　南都圩的开发凝聚着历代人的心血。在南都村肖祠自然村，72岁的肖尚春老人捧出了《萧氏家谱》，谱上记载一世祖（萧何公第五十六世）萧廷玉，字国珍。生而奇异，武功超群，世居江西南昌府。元至正二十年，在鄱阳湖大捷中，萧廷玉向太祖进献平定策略，获赏识。明初，萧廷玉靠武功授“横海卫忠武校尉”，后被授命督理无为洲屯田事务，升授昭武将军。

　　湖水波光粼粼，芦苇刚刚从枯枝败叶中抽出嫩芽，水草间鱼群窜游，湖面上野禽悠然，泥淖味、水草味、鱼腥味在融融的阳光下散发出令人陶醉的气息。这里的一切，都是天赐而成。冬春，湖水浅，泥淖湖荒；夏日，暴雨至，茫茫一片。萧廷玉见南都圩四野茫茫，泥肥冒油，正是围垦妙处。将军手搭凉蓬，环顾湖面，慨然叹曰：吾主洪福，天赐宝地也！随之，萧廷玉发动圩民对圩堤进行兴修加固、培高，并对圩内的农田水利予以规划治理，形成了“堤防山立，畎浍期错，水足则闭斗门以限之，稍涸则纳江水以润之”的格局，加上圩内土地肥沃，圩民勤劳，这里便成了百姓安居乐业之所，为明初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萧廷玉宅居于陡沟凤凰桥北官圩，在年老后辞官回到江西，将四个儿子留在无为洲。六百多年来，萧氏一脉，择水而居，提水浇灌，借水行舟，辟土垦殖，繁衍生息，耕读传家。如今，凤凰桥、泥汊日新、姚沟南都、高沟、新沟等地都有萧廷玉的后裔。

　　萧氏，还是肖氏？萧逸尘老师介绍，国家第二次汉字简化，将“萧”简化为“肖”，姓氏被简化一事，成为萧氏族人的一大憾事，希望有一天能够改回来以告慰祖先！

　　西河（丰达河）大埂肖家竹园边，肖尚春老人指着那高高的重阳木树说：“这里就是老萧氏祠堂旧址，结构为两进，祠堂正脊上分别刻有鳌鱼及灰塑雕花龙船脊，可惜毁于1954年的洪水。”当年的大水淹到树的桠口处，离地面有二米多高，南都圩一片汪洋大海，圩堤尽溃，民舍漂没，船达于市，鱼穿树梢。

　　重阳木树枝茂盛，直杆冲天，其根部需有三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围过来。树上挂着“身份证”，记载着树种、树龄、等级和挂牌时间。细瞅，树龄已达360年。据传，该树与十里镇祠山店及繁昌县板凳矾山头上的两棵大树，开花的时间、坐果的多寡、长势的强弱，从古至今几乎一模一样。历经数百年岁月的洗礼，重阳木不仅成为美丽圩乡的一道古老风景，更是萧氏后人的记忆符号，乡愁的地标。

　　昔日的萧氏祠堂已再无原貌，只是西河水声依然，河里的划桨声，水鸟叫声，依旧从清清的历史长河中流过，流经长满苔藓的河畔，流到萧氏后人的心里。

　　“我们这河埂上大部分居民都姓肖，是萧氏老二房的后裔，世代种田。”谈及治理河埂，肖尚春老人如数家珍。“过去每到冬修，农民都要挑河埂的，那时没有工资，生产队只补助一个工，相当于三毛钱，自带伙食和柴禾，好的时候公社搞餐把肉给我们吃，就算不错的了！”

　　在那个年代，工分对于每个家庭而言，就是全部收入，它直接决定着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挣的工分多，分红就会多，而劳动力少的，工分值低的家庭，扣除预支的粮食等就可能是负数，那就是超支户，来年的日子将会很艰辛。

　　“当时，我们村里家家户户都被安排住了好多人，每家的堂屋像旅馆的大通铺一样，厚厚的稻草上面全是被子。每到晚上，挑圩埂的人便回到村里，村里到处是年轻力壮的人，有男有女。人们端着饭盒，或大瓷盆啥的，随便找个地方蹲下来吃饭。”

　　生产队根据每户人口的多少，家家户户至少要派一个人去出工，多的人家去两个人。“我们妇女都要挑河埂，不挣工分没有办法呀！春荒没得吃，找人家借一百斤米，到时要还一百三十斤米。我妈妈是在1954年发大水时饿死的，那时我五岁，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子了。”坐在椅子上的肖大婶接过话茬。肖大婶的父亲那时年轻，在那场大水中，染上了一种叫“火瘤腿”的病。后来每当劳累过度或受凉就会发病，腿肿痛不已。一发病他就会提起1954年的那场大水。

　　走在高高的大堤上，秋日的河水缓缓东去，圩内河渠纵横，良田万顷，树木葱茏，村庄错落，水面上波光潋滟、旱滩上水鸟踱步，感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诗情画意。可曾想，南都圩的演变历史，是一部围湖造田、筑堤治水的历史，也是一部沧海桑田、战天斗地的历史！

　　古村情悠悠

　　悠悠河水，孕育了生命，承载着历史。“水文化”滋养着姚沟，波光粼粼的河面，倒映着沿岸临水而建的旧屋，那一排排倒影随风飘动，仿若漂浮在水面上，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我被这特有的风韵所打动，情不自禁地继续前行，寻找更美的河岸景致和风物传说。

　　水乡河流湖泊纵横交错，有村必有河，遇河必生桥，于是便有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桥。桥有拱波石高桥、平板石桥、拱波水泥预应力砼混凝土桥。

　　桥是一道风景，也是一种文化。一座精致、典雅的古桥坐落在孔家河上。它的身躯不像拱桥那样呈弧形，而是稳平的似地面。岸上的柳树散出浓郁的古色古香，风儿将柳絮轻轻地播进游人的心里，水儿似乎也不急燥，悠闲地哼着歌儿而过。这就是名闻遐迩的“李家石桥”。据记载，李家石桥建于明朝崇祯年间，乾隆三十年（1765年）被洪水冲塌，次年由泾邑人胡氏重修。嘉庆三年（1798年）再次因水患浸毁，李姓族人再次捐资重建。这里曾经是姚沟、高沟等地居民去县城的必经之桥。桥南方向有大湖，叫闵家冲。村北有永丰庵，门前有一方塘，一派乡野风光，有“芳塘浸月”之称。石桥之右有茅轩，便是文若书社。农家子弟，忙时种地，闲时读书，不畏穷困而知书达礼。

　　“小时候，我家就住在对面的村上，李家桥是我上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今年65岁的村民李远中告诉我，那个时候每天下午李家桥下总是很热闹，大人们在河边浆洗衣物，小孩们则在河畔游泳。上世纪90年代，李家桥还是人们进出的交通要道。后期，新建公路，李家桥退位，慢慢荒废在杂草丛中。

　　最美不过故乡桥，一块石条、一方石块、一条绳索，都写满了我们对这块土地的爱恋。今日走至李家桥上，往时景象，已了无遗迹可觅。河边凝望李家桥，桥墩、桥面上既有石头风化的印记，也有反复修补的痕迹，这些印记和痕迹都是时间印刻在李家桥上的“年轮”，也是老桥屹立于孔家河上多年的证明。

　　上世纪80年代，西河被开挖裁直，老的河道水运功能失去，逐渐荒废。人们为便于交通，在老的河道筑坝成路，于是老西河像一条巨龙被斩数道，形成一段段的闭塞的河流。

　　飞雁村与南都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只是靠一条小木船实现交通的。如今，筑坝成路，072乡道穿河而过。姚沟镇南都水产服务部门前，陪同我们一道来的尹金峰主任说：“过去这里是一个渡口，那时在无为中学读书时，经常乘小木船摆渡上岸，沿着圩埂路到虹桥、龙安桥、官镇，然后到无为城，四十里路三四个小时走下来太辛苦。”

　　老渡口，欸乃声、水浪声……这些满载圩区人记忆的渡口，已消失在岁月的长河中。

　　“八月里来雁门开，雁儿脚下带霜来。”秋天，大雁迁徙，向南飞越。阵阵秋风携白云而飞，树木花草已不复葱郁，纷纷飘坠的金色落叶，为秋日渲染了一幅斑斓的景色。大雁苍鸣，归雁声声。

　　站在堤坝上，尹金峰主任指着右方不远处的河滩说：“前方那块水草滩就是‘飞雁投河’的地方。”相传，古时候，渡口一带是一片芦苇滩地，人烟稀少。一天，飞来两只大雁，在滩地上觅食多日后，其中有一只大雁突然躺在河面上，渔人察见救之无效，大雁而亡。忽见，又飞来一只大雁在河面上空盘旋哀呜，直至太阳西下时分，便一头投进河里自杀而亡。当地村民，感于大雁的不离不弃和忠贞不渝，便将渡口这一带称为“飞雁投河”地。说来也巧，河南面的村子极像飞翔的大雁呈“人”字形状，后人称作飞雁村。

　　“飞雁投河”的典故，如今已成为人们美好的想象。但在当地，一个凄婉的故事，令人唏嘘不已。二十多年前，飞雁村附近村庄，有一对青年夫妻，丈夫姓许，妻子姓张。结婚四五年后，妻子不幸病亡，丈夫伤痛欲绝，悲情之下，丢下三岁的孩子，悬梁自尽。面对孤儿，村人怜悯，家家捐资，五块八块，供养上学，终成为有用之人。

　　仰头望，空中雁儿正向南方飞去，这样的故事，让人心底顿生深秋凉气，不免又增加几声悲伤的叹息。

　　鸿雁栖息地，梦里水乡情。在中旺村的文化广场上，书写着萧汉东竹人、竹马、竹刀枪的传奇故事。最令人称道的是朱元璋的爱将徐达，兵发江西在姚沟黄花滩大战陈友谅的故事。如今的将军庙为当年徐达捐资修建，至今香火不断，善男信女，络绎不绝。

　　天高云淡，雁唳长空，眺望原野，辽阔开朗。迎着阵阵荷香，走进蕴藏着红色基因的姚沟南湖村，感受革命战争年代的峥嵘岁月。

　　悠悠水乡，红色基因，流芳百世。抗日战争时期，南大湖的西边驻扎着国民党的守军，湖东边的不远处有两座日本鬼子的碉堡。很多南湖村民参加了无南游击大队，利用大片芦苇荡作掩护，经常袭扰碉堡里的鬼子，使其惶惶不可终日。后来配合新四军鲁南支队，炸毁了两座碉堡，一举打败了日伪军。

　　1943年，在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下，新四军第七师召开会议，决定在皖中总金库的基础上，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尽快将抗日根据地流通的伪币和国民党法币挤出流通市场。

　　1943年6月，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

　　大江币先是采用木刻版印刷，由《大江》美术工吴耘具体设计并执刀刻制版面，印钞纸为根据地自制的土纸。后为提高印钞工艺，大江银行通过上海地下党从上海购买了开胶印机、落面机等。1944年5月中旬，这些从上海购买的制币机器运到姚沟南湖村，这里四周环水，只有一座小桥连通外界，隐蔽性很强。65名印钞工人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印完了30令轻磅道林纸，印出了5元、1元、5角、2角、1角等大江币共100万元之多，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渡江战役前夕，驻扎在南湖村的解放军部队中的大部分战士，因出生在北方，既不会游泳，也不会划船，南湖村民主动拿出自家的船只，以南大湖及南面天河的水面为演练基地，为解放军培训一大批水手和船工。还有很多人踊跃名，争当渡江船工。渡江战役打响后，南湖村的沈邦贤、李业旺、李从威等三位农民船工，在随解放军过江的战斗中英勇牺牲，被追授为革命烈士。

　　红色沃土绽放幸福之花。姚沟镇注重保护田园风光和村落文化，结合南湖村周边丰富的水资源，利用南大湖和田园风光为主题，因地制宜发展乡村体验游、休闲游，打造宜水宜居的旅游景点。月塘中心村建设了村史馆，充满年代感的、各式各样的老物件儿：风车、水车、稻桶、石臼、尖犁、石磨……一一述说着农耕文化的记忆。休闲广场、文化广场、游园步道、浣洗台、观景台、游船码头、文化长廊等“八景”，与村内自然景观融为一体，相得益彰。

　　烟波渺渺，水韵悠悠。今日，烙印着红色记忆的南湖村，携江南灵秀，聚古韵文化，向我们迎面而来。

　　黄家湾轶事

　　沿着西河大堤行走，我们来到新城黄家湾自然村。元朝末年为避兵患，黄氏始祖弟兄三人自江西迁居濡须，其中，思诚公迁濡须南姚家沟新城圩凤凰颈，遂称此地为黄家湾，至今已有六百多年。夏天涨水时村子周围环水，变成一个水中小岛，像木排浮在水面上，人称“木排墩子”，也有人称之为“环溪村”和“三家村”。

　　黄氏族人在村中建有“文昌庙”，庙内供奉的是文昌帝君，乃文人装束的梓潼神，传说是星宿中主文运者，也有传说是天上的文曲星，被道教和民间尊奉为掌管读书人功名利禄之神。“耕读传家，忠孝为本”是黄氏家族历代传承的家风之宝，这一股家风不仅规范着黄氏儿女日常的为人处世，更是融入进了他们的血液中。

　　82岁的黄达胜老人回忆，黄家湾村在抗日战争前夕就创办私立小学。六七岁时，黄达胜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当时的校长叫黄显柱，其在后来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迫于生活，坐诊行医。学校以黄家三世祖的名字定名为“文质小学”。校名是毕业于“上海大学”的黄阶平请于右任先生书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学校聘请了在无为颇有名气的朱仲彭和金探真两位老师前来任教，他们都是全才，文、理各科及英语样样都很精通，把学校办得有声有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批有用人才。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黄氏热血男儿怀着满腔热情和坚定信念，毅然投身到轰轰烈烈的革命中，他们的英雄事迹至今依然在传唱。

　　黄希武，黄埔七期毕业，1933年春参加徐庭瑶第十七军在长城古北口阻击来犯日军，头部受重伤，幸亏及时进行抢救，才挽回了生命。黄耀东抗日初期参加戴安澜领导的抗日部队，追随将军转战南北，远征缅甸，抗击日本军。1938年4月，黄恺从芜湖一中毕业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后分配到太行山刘伯承和邓小平将军所领导的129师政治部工作，一直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1947年，黄恺著有《十年札记》，记录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真实历程。

　　故土难离，乡情难忘。黄恺在《十年札记》中描写了对家乡的思念。“远看河中间有一座小岛，浓密的柳树，象一座绿色的城墙，隐隐望见灰色的屋顶，洪潮坐在船头上，看着这幅画面仿佛是作了一场梦，离开这儿，已经整整八年了，这八年的时光不算短啦！西河的水，日日夜夜向东流，八年了，流失了多少？”

　　黄达胜老人说：“黄恺说的小岛，就是现在黄家湾老粮站的地方。当时黄家是大户人家。不然他哪有钱到芜湖读书呢？”

　　碧水泱泱，绿树掩映。黄恺家的老屋是徽派建筑，前后有十几间房屋，非常漂亮。特别是沿河边有一片梨园。春天一到，枝繁叶茂，花开之时，空气中氤氲着淡淡的梨花的香甜气息，香飘旷野。

　　沿堤坡而下，过河中土地坝，便到了黄家湾老粮站了。黄家老宅已无处寻觅，老粮站的仓库孤独落寞，悄无声息。墙上还可见到“仓库重地，严禁烟火”“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和“实现四无粮库”等标语。最引人注目的是粮站的一栋门上写着“粮站饭店”，可想当年，这里一定是红火热闹的。

　　在粮库销售处，不禁想起南都村刘家义老人买米被骗的往事。1960年腊月，20岁的刘家义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凤凰颈黄家湾粮站买过年的大米、红糖和大豆。因不认识路，刘家义在凤凰颈遇到一位貌似粮站工作人员的年青人，主动提出带他去粮站。刘家义没有多想便把粮本交给他。没想到，这个年青人一转身不见了，刘家义一看人找不着了，急得大声哭喊，这可是全家人的过年粮呀！好在粮本上写有刘家义父亲的名字“刘振魁”。

　　上世纪40年代，刘振魁家境比较富庶，又曾在地方管过事，为人仗义，做事公正。遇有荒年，他总为乡邻着想，无偿将粮食分发给困难人家，人称“刘善人”。“四清”运动期间，公社干部认为刘振魁是漏划的地主分子，发动群众揭发他，但是没有一个人说他的坏话，好话却说了一大萝筐。也许是慑于刘振魁的威望，一个小时后，这个人竟主动将粮本送回来了，让刘家义虚惊一场。

　　站在黄家湾粮站的码头处，可清楚地看到西河水自上游到达黄家湾时拐了一个大弯。西河从历史的烟云中流出，悄无声息地蜿蜒东流。远处，黄湾闸像一条卧龙，横卧在西河之上，静静地守护着这方水土。圩内的庄稼绿中透黄，丰收的气息扑面而来。

　　“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曾是过去西河两岸人民饱受水患之苦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两岸群众为防洪排涝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旧时，每到夏季，无情的河水肆虐泛滥，天连水，水连天。青黄不接的季节里，两岸百姓苦不堪言。农民种的庄稼都是“望天收”，老天高兴了风调雨顺让你收；不高兴一场大水全冲光，让你颗粒无收欲哭无泪。

　　在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仍留存着那个物资匮乏、忍饥挨饿的年代烙印。那时不仅粮食不够吃、衣服穿不暖，连柴草都不够用。每到冬季，大部分群众都忍饥挨饿，每天两餐的菜糊糊里少见米粒。

　　说起那个时代，黄家湾的老一辈人神情总是带有一些悲戚。困难岁月里，时任新城村党支部书记的艾全胜，以原本只做烧锅柴的芦苇做原料，带头编织芦席，带领群众“挖穷根”。

　　芦叶黄、芦花白，江水消退，我们走在江滩。尹金峰告诉我，艾全胜书记大大的个子，身材魁梧，不怕冷，风里来雨里去，经常挽着裤角，走在乡间泥泞的路上。生产队开会时，他也一样光着脚，一点儿也看不出村支书的样子，人称“赤脚书记”。艾书记抓生产与其他干部最大的不同是，边干边指挥，嘴动手动。他下地最早，收工却最晚。干起活来，无论手拿肩挑，弯腰收割，连大小伙子都比不上他。比如说锄草，他锄得又好又快，然后回过头来检查其他人是否锄得合格，用自身的人格魅力感召群众。他对群众特别有感情，上世纪70年代初，农村时常进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所谓“尾巴”，就是资本主义思想、作风遗留下来的一些现象，是与当时的“集体所有制”格格不入的。编织芦席挣钱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割的。艾书记不唯上，只唯实，有时还偷偷地与上面对着干。对群众白天到生产队上工，晚上在家编芦席的事，他睁一眼，闭一眼，从不干涉。为了打开销路，他敢于担当，主动组织群众把编好的芦席用船装好，运往江西、湖北、吉林等地去卖。

　　打苇皮，劈苇，轧苇，直至编席、翘边。一张辛辛苦苦编织好的芦席只卖五毛钱，但几十张攒下来还是能够在荒春季节买回返销粮填饱全家人的肚子。那年头的冬春季节，新城各村庄，没有一家不在为此忙乎着。如果那时没有艾书记给扛着事儿，群众的日子就会更加难熬。

　　新城人打芦席的历史已成为过往，如今村上年青人都出去打工，老年人已很少打芦席。我们寻了有七八家，只有大湾十四号张大婶还在坚持着这一传统手艺。

　　正在打芦席的张大婶告诉我们，从芦苇到芦席是个繁琐的过程。成捆的芦苇被锋利的斧头砍截成芦席需要的尺寸，再用圆形梭刀一根根的削除斜枝，然后用专门的工具，将芦苇破一道口子。最耗力气的是让挺直圆润的芦苇锤成柔软的席蔑，那是一种脱胎换骨的质变，需要将芦苇铺在地上，拖着大石磙来来回回无数次碾压，直到一根圆的芦苇掰开后变成能弯能曲能折的席篾。编席得照着下面的样席，经纬、大小一致，柔软的席篾在手中翻动，松驰时用刀背扣紧扣密。一张好席应该有姑娘头上花辫子般好看的斜纹，这样编出的席不仅美观，还结实耐用。

　　“这一张芦席能卖多少钱？”我们问张大婶。

　　“我不去街上卖，有人专门来家里收，一张18元。”张大婶说，收购的人到外面卖就贵了，一张能卖到30元。

　　“一天能编几张？”

　　“一天能编十多张，我在家闲着没事时，才编这个，现在没有人编席了。我家姑娘还把我编席的录像发到抖音上了，找上门收到的人多了。”张大婶满脸笑容的说道。

　　江边，芦苇似雪，是上天对村庄的恩赐，它滋养护佑着这方水土和百姓。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株脆弱的会思考的芦苇。”其实，秋日的芦苇何尝不像是会思考的人呢？

　　老街情怀依旧

　　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个古镇情怀，流水江南，烟笼人家。“临江古镇姚家沟，无娘立柱站街头，猴王古庙把江口，孔雀河里水倒流，百年古树红杨柳，百子桥下小白龙，头天门前观鲟游，徐达大战黄花滩，飞雁投河成典故。”这些美丽的风物传说，给人们带来多少想像。

　　石无言，佛无语。上街头“无娘柱”默默地述说着那段状元寻母的故事。相传明朝永乐年间，邢宽赴京赶考得中状元，当他回来时，听说母亲改嫁江南，便一路追寻到姚沟孔雀河边，此时河边空无一人。茫茫长江何处去，邢宽万分悲伤，便在渡口立下佛柱，以示对母亲的怀念。柱有八面，每面上端镌刻佛像，为佛祖释迦牟尼八大弟子，即阿那律、富楼那、迦旃延、优婆离、罗睺罗、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下端刻有“南无阿弥陀佛”字样。后人称之为“无娘柱”，此柱于上世纪70年代建设堤坝时被损坏，上半部分一截被看成废石料移至河边当作水埠石。前几年，时任新城村主任季一和带领村民将其从水中打捞上来，搬到郊野土地庙供奉起来。时至今日，佛鼎其中，香火旺盛，供敬香神游。

　　堤坝下，古寺悄然静卧，宝刹庄严，飞阁流丹。庙门上书“永宁禅寺”，俗称“将军庙”。

　　将军庙始建于唐末宋初，在明朝因兵战而毁，后明朝开国军事统帅徐达率兵征战至此，出重金重建寺庙，遂改名将军庙，世代供人们仰拜。昔日的孔雀河从将军庙由东向西流到黄家湾，清清的河水，滋润着美丽的古镇。热闹的水埠边，勤快的农家女子淘米洗菜、洗衣濯足，滋生出许多美好的爱情故事。

　　沧海桑田，美丽的孔雀河在人们的视线中消逝。对老街的人来说，有割舍不掉的情感。在这里，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当年的金戈铁马，古镇女子的回眸一笑，还有她们飘然在水乡春花岁月里的倩影……

　　农历三月十二是姚沟镇的庙会，早期的庙会主要以竹、木、铁等农资交易为主，后来逐渐变成农资、农用、服饰、餐饮、娱乐、休闲应有尽有。物质贫乏、经济滞后的年代，人们将庙会奉为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在这里不仅能见到只有在大城市陈列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还能见到一些穿喇叭裤、手里提着“三洋”、操一口城市的口音的时尚青年。熙来攘往的人群，各种方言的吆喝声，五花八门的美食，久违的农具及小商品在博人眼球的那一刻，心灵的震撼撞开了记忆的闸门……

　　老街虽小，却因穿越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历经兴衰更替而显得厚重、沧桑，正如一个人必须经受人生的种种磨砺才会变得丰盈和饱满。旧时，一条不长的南北走向的老街穿镇而过，分为上街头、下街头。老街青石板铺面，街道两侧是商家、住房，木板槽门，大多为青砖小瓦木梁结构平房。凡开店做生意的均为前店后坊，前后三至四进。

　　下街头，两边基本上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黄砖青瓦平房，街上鲜有行人，纵横交错曲曲折折的巷弄，似乎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房屋门前，老式的绿色门上写着“姚沟镇环镇牛集村”，想必以前下街头应有牛市买卖。牛市是一个时代的印记，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是其他的集市还在继续着。

　　在老街，我们听到一个哥哥给妹妹取名的故事。1939年8月，19岁的巫海清望着在门口池塘前采菱角的妹妹瘦弱憔悴，心中顿生怜惜。妹妹虽然年幼，可是非常懂事，整天辛苦劳作做家务活。就是这样，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更不用说上学读书了。读过几年私塾的巫海清叫来妹妹说：“妹妹，我马上参军了，我给你起个名字吧！”

　　“起名字？我们女孩子哪有名字呀？”

　　“不！男孩女孩都是一样，将来都要有名字的！”

　　“你就叫巫继玲吧！”

　　“好呀！我叫巫继玲。”妹妹高兴地跳了起来。

　　“哥哥你参军什么时候回来呀？”

　　“我把日本鬼子打跑，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了，我就回来！”就在为妹妹起名后的没几天，巫海清就奔向了抗日战场。

　　烽火岁月里，巫海清一直顾不上给家里来信，加之那时信息闭塞，家里人也不知道巫海清的生死。妹妹巫继玲在家等呀，一直等到抗日战争结束，也没有等到消息。直到全国都解放了，还是没有等到哥哥归来。

　　三年自然灾害的岁月里，巫继玲家里一贫如洗，经常揭不开锅。一次，她搀着年幼的儿子毕功友步行十几里路，到五洲一位刚收割稻谷的亲戚家借粮食，可是那位亲戚竟把粮食藏起来，结果一粒米也没借到，饿着肚子回家。为了能活下去，巫继玲把池塘里的水草捞起来做成粑粑，拿到街上去买。那时，五洲田地里还能拾到麦穗。巫继玲只身渡江到五洲拾麦穗。当地可不让外地人拾麦穗，抓到就要挨打。巫继玲在麦田里卧爬滚打，躲到天黑，等看守的人回家了，才把麦粒绑在腿上渡船回家。渡口也有人检查，检查的人看着面黄肌瘦的巫继玲实在可怜，睁一眼闭一眼放行。就这样，巫继玲靠着拾麦穗捡回了一条命。

　　1968年，有人在纸上看到巫海清任湘潭地区革委会主任，便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巫继玲。这么多年了，哥哥也没有和家里联系，不知生死，是不是同名？湘潭是毛主席的家乡，巫继玲让家里人试着写信到湘潭地区，很快巫海清便回信了。当接到哥哥的回信时，巫继玲不禁热泪盈眶。

　　上世纪70年代，巫继玲的儿子毕功友来到五洲农业学校读书，从基层团支部书记做起，一直到五洲乡长。夏天防汛，冬天挑埂筑坝。三十多个春秋，年年如此，毕功友带领群众架桥修路，拉起照明电，让五洲百姓告别了煤油灯的时代。五洲大道边，当年栽种的小杉树，早已枝叶茂盛，郁郁葱葱，成了五洲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老街沿大堤东西走向，有后坝埂和前坝埂，前坝埂挡江水，后坝埂挡河水，从跃进门到三元坛把老街围起来，整体呈船形。1954年在无为破三坝大水中，这样的布局使老街免遭洪水之灾，佑护一方百姓平安！

　　“过去到老街要翻过后坝埂，后来为了通行方便，人们把这个坝子挖掉一段，当作跃进门。”76岁的张大婶向我们说到。过去后坝埂比现在高多了，当年农业学大寨时，镇上提出“削平后坝埂，填平南湖圩”的号召，社会全动员，甚至连学生都参加了。如今，坝埂上住着一户户农家，家家都有小船系在浓密的树阴下，石阶一级级伸到水底，宁静中平添几分幽雅。

　　老街，曾经是姚沟公社以及乡政府的所在地，银行、学校、工商所、邮政支局、铁木社、供销社、轧花厂等机关一应俱全，现已渐渐地淡出人们的视野。过去的街道两旁，几十家商铺每天生意兴隆，往来客商络绎不绝。到了节假日，人声鼎沸，热闹非凡。如果将它比作一幅画来欣赏，却有几分像宋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然而，时光流逝，繁忙的景象早已消逝在历史的尘烟中。

　　跃进门左边一间破旧的门面上挂着“姚沟镇知青综合门市部”的牌子，它带有历史的痕迹和生活的印记。正在修理电器的毕功兵师傅说：“这是过去夏得好、沈绍安两个下放知青搞的，现在早就不干了。”

　　青春岁月一去不复返，对于那一代人来说是一笔抹不去的记忆。从1968年12月份下放到农村，直到1979年返城的邢大爷说：“我们平时与生产队的农民一起出工干活，每天天亮起床下地干活，到了夕阳落山才回来，没有八小时工作制，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只有干不完的农活儿和疲惫的身躯，唯一的想法就是尽快抽调回城里，回到父母的身边。”面对着知青老商店，邢大爷似乎又想起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但更多的是叹息和无奈的神情，那一段曲折的人生之路，令人不堪回首！

　　汪氏臭干、杨巴子花生米、修国酥糖……老街上的这些美味，才下舌尖，又上心间。对于身在异乡的姚沟人来说，一碟干子，一碗豆腐花抑或是一块豆腐，就足够勾起他们心底浓浓的乡愁了！

　　往前走便是“朱万春国药店”，一股久违的药材的甘香飘来。过去老街有“叶同春”“吴恒大”“朱万春”等七八家中药店，那一方方悬挂在门楣上的扁额，蕴含着太多令人遐思不已的神密。1956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老药铺公私合营，结束了传统经营模式。

　　二十年多前，集体中药店倒闭后，“朱万春”的后人朱玉荣，又重新租赁门面，开起了中药店。

　　走进药店，只见柜台的内侧靠墙摆放着一排排盛放中药饮片的药柜，又称“百眼柜”。那一个个小抽斗中，存放着数百种药材。传说这百眼柜的样式，是唐代药王孙思邈发明的。在我的记忆中，对于中药铺最早的记忆，来自于鲁迅先生的《百草园与三味书屋》，文中鲁迅经常在当铺换了钱然后紧接着就要去药房抓药，那时候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一个举着钱的小孩子和高高的柜台。

　　药铺是古老的行业之一，生老病死，无一不与之有关。80岁的朱玉荣告诉我们，“朱万春”是店号，朱家是中药祖传世家，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了。过去，进店当学徒，要学会认识成百上千种的草药，除熟记每味药名、熟悉其药性外，还必须达到熟练掌握、精准辨认。学徒满师后，再在柜台上站店实习两年，方可独立应市。

　　“时代在变，国家现在也重视中医药的发展，我相信，中医药一定有属于自己的春天！”朱玉荣老人说，弘扬瑰宝、造福桑梓，是应尽的责任。

　　长长的青石板路，蜿蜒一二里，已经被水泥马路覆盖了，只有马路牙还能看到曾经的沧桑。从小生活在老街的叶显勇先生向我介绍，过去老街道狭窄，有消防安全隐患。另外没有地下排水设施，一到雨季，街道就积水难行，甚至淌到居民家里，生活很不方便。1974年左右，镇上安排他的父亲叶荣枝带领施工队对老街道进行改造，拓宽路面，疏通消防通道；深挖地沟，解决排水问题。在这次街道改造中，青石板路不复存在。

　　一堵堵老墙，一个个年代，一页页历史。曾经辉煌的金家大屋、程家大屋、叶家老屋，至今还能从高高的院墙和残留的砖雕，依稀看出当年的不凡。我想象着斑驳老墙里当年的大户人家，现在是各奔东西了吧！

　　轧花厂就是棉花加工厂，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无为县种植结构调整，大面积种植棉花，基本上每个乡镇都建有一个轧花厂。加上私人开办的小轧花厂，全县约有200家。何谓“轧花”，就是用轧花机把籽棉中的棉籽剥离出来，变成可纺纱的皮棉，棉籽可榨油。

　　那时棉花市场没有放开，农民只能将棉花卖给轧花厂。街上的老人回忆，每逢卖棉花时，大堤上各路口都有人把守。卖棉花是要分等级的，依据棉花的白度、净度和湿度来划分等级，级别高价钱就高。

　　曾在轧花厂工作的郝灵告诉我，这其中的窍门多着呢！棉花1级最好，纤维长度为29毫米，称为129。正常收购的都是229、329、429。7级为最差，纤维又短又粗，纤维只有23毫米，称为723。定级别时，用手伸到卖棉花的箩筐或麻袋深处，感受棉花的温度，有湿的就是没晒干，一律不收。主要是棉花湿的长期堆在一起，会发热、发酵，导致燃烧，引起火灾。看颜色，定级别，然后用手握紧手中棉花，然后看看棉籽扎不扎手，扎手的出皮率不高，就跟着级别参考在一起定价格，也就是你的棉花即使洁白，晒得干，也要根据一斤棉花能产出多少皮棉，才能最后订价格。2000年以后，棉花市场的放开，国有企业体制的改革，轧花厂走向了没落。

　　轧花厂院区空荡荡，再也看不到交送棉花繁忙的场景。只有那高傲的水塔，眺望着远去的风景。当年的辉煌也只能从破落中去回忆！

　　供销社已化成一片废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里，南货、北货，日常生活物资都有，那时候买东西都要票证的，买衣服有布票，买鞋子有鞋票，买盐要盐票，连买化肥、煤油都需要票证。那年月谁家要是有一个在轧花厂、供销社、粮站上班，绝对是羡煞人的，小伙子找对象都喜欢找厂子里的。

　　曾经辉煌的建筑队大楼已无从寻觅。说起建筑队，老街上的长者都点头知晓。上世纪50年代末，25岁的叶荣枝会木匠、泥瓦工、土木工，在姚沟拉起一支上百人的建筑队，从姚沟乘小轮过江到铜陵搞建筑承包，参加铜陵有色第一冶炼厂办公楼、干部职工宿舍楼的建设，以及原铜陵市委行政中心、市政府办公楼、大礼堂的建设，成为当时无为东南乡第一批在外的创业队伍。在姚沟、新沟、高沟一带，熟悉叶荣枝的人，都亲切地称呼他为“老队长”。

　　叶荣枝懂技术会管理，长年累月扎根铜陵、舍家撇业不畏艰难，为建筑队的发展贡献青春和力量。他带领的建筑队，不但使工人有钱挣有饭吃，而且还培养了一大批土建专业人才，这些人后来成为享有名气的建筑公司总经理。他为人厚道，只要是家乡人，吃苦肯干，都介绍到了建筑队工作，在当时解决了许多人的就业问题。1994年，“老队长”叶荣枝因病去逝，前坝埂、后坝埂家家摆路祭，点香烧裱（黄纸），以示感念！

　　上世纪70年代，姚沟手工业发达，起步早，门类齐全。竹器社生产的苇席、竹梯、竹椅远销江浙一带。铁业社最早始于50年代的手工业合作社，由铁匠炉、白铁铺和木匠铺发展而来，打造铁制镰刀、锄头、镢头、犁等农机具。还利用车床、刨床、铣床、电焊等设备，制造阀门上的法兰，其下料、滚圆、钻孔、粗铣、精铣、精车的精确水平，在当时市场中具有领先水平，法兰订单源源不断，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今铁业社、木业社等已湮灭在历史的尘埃里。铁匠铺再也听不到熟悉的叮当声，铁锤下火星四溅的画面成为了越来越模糊的记忆，而铁与铁相互撞击的声音也成了绝响。

　　令人自豪的是，河蚌育珠曾打入国际市场，照明灯具为北京亚运会亚运村装饰工程选用。姚沟玻璃纤维厂生产的玻璃纤维布红火一时，从普通的石英砂、石灰石到具有耐高温、抗腐蚀、抗拉强度高的纤维布，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升。近年来，姚沟镇确立了“工业兴镇”的发展战略，形成以电缆及辅材为主，电子电器、医药制品、新型建材为辅的多元化工业格局。截止2022年7月，规模以上企业20家，其中今年新入库企业2家，经济效益显著增长。姚沟镇连续3年进入无为市经济社会发展“十强乡镇”行列。

　　过了老粮站就到中堂河了。沿堤而下的是通往市区的水陆码头，如今已被荒草埋没。那时，机板船是水乡人进城的重要交通工具，一艘艘往返的船只在江面划过一道道水流线，轰鸣的马达声里承载着水乡人的日子，长长的圩埂仿佛是一条长长的站台。远远地，看见船来了，水乡的人们来到圩埂之下招一招手，船便过来了，像极了现在的乡镇公交车。

　　站在宽阔的姚沟长江大堤上，极目远眺，烟波浩淼，水天一色。亘古不息的长江，从天边迤迤而来，又向东奔流而去，笑纳百川。放眼望去，五洲、太白洲风光无限，那里的人、那里的事，出身于太白村的著名作家李凤群在长篇小说《大江边》里作了详尽描写。她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写道：“写完这部小说的那个下午，我仿佛再次回到了那条大江边，在那片巨大的阒静与喧嚣之中，我看见了千万年的光阴，以及无边的孤寂……”

　　简介：王广安，无为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曾在黑龙江珍宝岛边防部队卫国戍边十年。天命之年，血气永存，初心常在。

　　：原野牧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