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摄影，不再是一个专业命题和伦理命题，当摄影家身在其中之时，它只关乎人心。新冠疫情发生以来，正是那些从湖北疫区传回来的图像给了我们最直观真切的感受，一切都在发生着……

　　2月19日，中国摄影家协会用3个小时组建了一支赴湖北抗击疫情摄影小分队，这支4人队伍于2月20日乘坐高铁抵达武汉，为抗击疫情一线注入了新的摄影力量。

　　“以前当记者时遇到重大事件，上前方是天经地义的。原以为这样的事情离我已经很遥远了，所以这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一种幸运。” 今年春节前刚刚退休的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原主任刘宇这样开始了他的武汉之行。

　　4人小分队此行的最主要任务是为在鄂的4万余位医务工拍摄肖像照，这个计划名为——“为天使造像”。

　　在疫区，除了这些最美“天使”或写满坚定、自信、平静，或带着疲惫和劳累的面孔外，还有另外一些平凡又动人的瞬间，都被刘宇的相机所记录了下来，历史需要被记录。

　　你在我眼里是最美

　　2月20日，到达武汉当晚，疫情防控指挥部宣传组的领导召集我们开会。任务也明确下来，要组织摄影人一道为最可敬的白衣天使们拍摄肖像，尽可能地全覆盖。我感到压力山大，真希望将来能用这些照片建一堵英雄墙，让人们永远记住他们。

　　2月22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对接、采点，为后续正式开始拍摄作准备。见到了各支医疗队的负责人，他们都很支持我们的工作。在同济试拍时，一位刚从重症病房换班下来的小护士说：“哎呀，现在太丑了，能不能把我拍得漂亮点？”

　　我们说，你现在就是最美的。

　　还有一天在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为北京医疗队拍摄天使肖像，他们换防护服时，我看到其中一位上一个班就在这里。我问，您还没拍吧？他说，不用给我拍，我是保洁员。旁边的护士说：“他也辛苦着呢，一天跟几个班，负责收集重症病房里的垃圾，面对的危险与医生护士一样大。他们换好装就穿过五道隔离门进入红区（污染区）了。”我有点后悔刚才没有给保洁大叔留个影。虽然我不能进红区，但发现走廊里有一扇被封死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医护人员从重症病房里出出进进。在那里，我只远远拍到了保洁大叔的背影。

　　武汉人太好了

　　到达武汉前几天的工作都在医院进行，只能趁医护人员换班的间隙拍摄。中国摄协小分队4人分成两组，一天下来，一组只能拍30来人。

　　从2月24日开始，我们转战医疗队驻地，这里人员比较集中，拍摄条件也好些，效率大大提高了。李舸（小分队成员、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和我随身带了小型LED灯，功率不大，也没支架。天黑以后，陈黎明（小分队成员、中国文联摄影艺术中心网络信息处编辑）拍摄，李舸、柴选（小分队成员、《中国摄影》副总编辑）和我负责举灯，即便如此，效果也差强人意。我就琢磨着能否补充一些器材。求助北京的同事，他们联系了好几家器材厂家和经销商，本地的商家都歇业了，外地网购下周才能运到。其中一个卖摄影灯的老板答应帮忙，但他被封在小区里出不来。我们正打算碰碰运气把他接出来时，得知情况的武汉影友黄一凯找出自用的摄影灯，同时联系了另一位朋友。这样，两套器材搞定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交通。这些天，湖北省委宣传部给小分队提供了一辆车。但师傅把我们送到拍摄点后，还要忙别的事情。晚上拍摄结束，等车也耽误不少宝贵的时间，分开行动就更加不便。我网上搜了一个租车电话，接电话的小伙子手头还有一辆现代悦动，取车前说好每天150元。见面后，他得知我们租车是为医务人员拍照而用时，他说：“你们把车开走吧，不收你们钱了。”然后小伙子匆匆离开。直到他消失在夜色中，我还没回过神来——没看证件、没收押金，就把一辆汽车借给两个素不相识的人，还有这种操作？这心也太大了。甚至，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记得，姓文。

　　我回味着遇到的这些小事，打算记下来。一起过来的摄影师陈黎明从小在武汉长大，我说，武汉人太好了，回去写手记就用这个题目怎么样？他说，太直白了吧。我答，这真是我现在想说的话啊。

　　这里不是其他人的秀场

　　前些日子憋在家里，感觉时间都停滞了。而在武汉每天忙忙碌碌的，要不是朋友提醒，我都没意识到已经出来这么久了。

　　在北京时，睁眼第一件事是看疫情进展。各种帖子狂轰滥炸，微信刷到头晕眼花，脑子里充斥了太多关于武汉疫情的信息。

　　来这后除了回复一些朋友的问候，几乎不看帖子了，特别是关于疫情的帖子。虽然身在武汉，反倒不如过去对宏观的情况了解多。我不知道现在新增了多少病人，也不知道“钻石公主”号怎么样了。一方面时间确实不够用，另一方面也有意屏蔽外界声音的干扰，只想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且记录下来。

　　我知道，这种观察是非常表面，甚至是片面的，因为我能看到的只是某个局部，而且只是疫情发展到这个阶段的局部。当你再把局部中的某个点定格，为什么拍这个而不拍那个？只要经过了选择，就不一定是完全客观的。

　　拍照时，医护人员经常称我们为“师傅”，听着挺亲切，也许他们觉得我们就是个照相的。但我们毕竟是专业摄影人，哪怕拍张纪念照，也应该是专业水准的。

　　新闻摄影师与商业摄影师完全是两个行当。如果没有影室拍摄的经验，扔给你几个灯，真不一定玩得转。好在陈黎明是一个器材控，各种用于摄影的电子设备都难不倒他；而曾和朋友玩过摄影室的经验这时也帮到了我。再次体会到：没有一种经历是没用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回你当年的付出。

　　不少知道我来武汉的朋友都打电话、发微信提醒我注意安全、保护自己，也有一些人期待看到我们的大片，都是好意。不过说真的，这事我没有想过。大片可遇不可求，作为曾经的新闻人也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职责。而这次的主要任务非常明确，就是为可敬可佩的医务人员拍肖像，对我来说，这事已经够大了，其他的都是搂草打兔子，随缘吧。

　　我曾经和朋友说，摄影没那么重要。听到这话由一个从业30多年的老摄影记者嘴里说出来，朋友觉得很诧异。我意思是看和什么比，摄影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当你饿到不行的时候，是想要照片还是方便面？生活中有很多比摄影重要得多的事情，更不要说生命。没有摄影生活会不同，但仍然会继续，但没有生命一切无从谈起。这场与生命赛跑的战役，是医护人员和与病魔抗争者的主场，不是其他人的秀场。

　　一位出院的老人不停地和湘雅二院医疗队护士长徐灿念叨，担心出院以后的生活。徐灿一边为老人系扣子，一边耐心解释，出院后隔离措施已经安排好了，让她不必过度担心。

　　短发的她们说得最多的是孩子

　　说是女孩，其实她们都已经是三十出头的母亲了。美真（张美真）、香香（郝会香）、韦飞是我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医疗队位于武汉的驻地认识的，是医院儿科的医生或护士。当天，我和陈黎明拍了100多位医护人员的肖像，之所以很容易记住她们，是因为都留了像男孩子一样的短发。

　　前一段关于女护士剪发的道挺多的，当看到女孩流着眼泪把一头秀发剪掉，观者无不动容。也有评论说，这是为了博眼球；她们流泪，是因为她们不情愿，强迫剃光头是对她们人格的侮辱。我不知道，有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因为某些媒体过度渲染了“削发明志”的含义。

　　其实，他们想多了。没有人强迫女医护人员把头发剪短，仅仅是为了好打理，尽可能减少被病毒感染的风险。我在医院拍摄时看到，她们在进入污染区前，算上连体防护服，头上要套三层帽子，帽子把头箍得紧紧的，一根头发丝也不能露出来。而要把披肩长发全部塞到帽子里，确实麻烦很多。即便不剪成短发，多数女医护也会把长发后面的发根剪短。

　　“二月二”那天，拍志愿者义务为白衣天使理发的照片，同行的几个记者顺便也把头发剪了。我本来也打算剃个光头，直到坐定，还是退缩了。我一个头发稀疏的老爷们都经过了一番心理斗争，这事放在爱美的女孩身上，的确是需要下大决心的。

　　和这几个女孩聊天时，她们说得最多的是孩子，这的确是女人心里最柔软的部分。虽然她们的故事是相似的，但是作为女儿、母亲、妻子，背后是一双双担忧、期待她们的目光，以及难以想象的付出。

　　记者手记

　　刘宇添加记者为微信好友的时间是3月5日凌晨1点，而当天早晨看他的个人公众号于8：32推送出了一篇新文章。再翻看此前几篇更新的“武汉手记”，很多都发自凌晨2点、4点甚至5点。这些清晰的时间点，勾勒出了刘宇等摄影人在武汉工作的作息与状态。他们与被记录的“天使们”一样，在疫区，与时间赛跑。

　　刘宇告诉记者，当见到这些“天使”的时候，不管多累，摄影师们都会原地满血复活。在拍摄过程中，他们开开玩笑，与医护聊聊天，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一方面是为了调动情绪，另一方面更是希望尽可能地去疏解他们工作中紧张的情绪和疲惫的心情。不过，也有时候，聊着聊着，摄影师扛着相机的肩膀也会无声地抖动。是啊，离得越近便越能感受到这些医护人员平凡中的伟大。

　　在如此繁重的任务面前，刘宇尽可能地多拍、多写，以很高的频率更新着自己的“武汉手记”，只因“如果现在不记下来，我怕将来会忘记”。

　　策划：朱永安

　　采写/视频制作：施晓琴

　　摄影：刘宇 陈黎明

　　排版/责编：路雪

　　封面设计/崔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