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往往会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寻找答案。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我国自古重视修史，史官文化起源于河洛地区。一代代史官在洛阳留下过怎样的印记？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子承父业，班固修史

　　西汉时，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担任太史令，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东汉也有太史令，不过，其主要职责并不是修史，而是掌管天文、历算等。以人们熟悉的东汉科学家张衡来说，他一生两次担任太史令，先后在洛阳造出了浑天仪和地动仪，修史的事却没怎么参与。

　　难道是东汉不重视修史？不，它只是另设了专门的修史机构。像兰台、东观这样藏书丰富的地方，就是东汉史官的修史之处。如《汉书》的班固曾担任兰台令史，他在洛阳任职期间，很多时候都在兰台和东观埋头著述。

　　《汉书》也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它记载了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历史，史学价值很高，人们常将其与《史记》相提并论。

　　事实上，班固和司马迁的经历也有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子承父业，也都曾身陷囹圄(líng yǔ)。

　　班固出生于公元32年，其父是著名学者班彪。班彪喜欢读史，曾致力于续写《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这就是《汉书》的雏形。他去世后，班固读了这些书稿，认为“所续前史未详”，遂立志替父亲把这项事业完成。

　　在老家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为父守孝期间，班固就开始著述。他出身儒学世家，从小遍览史籍，16岁入洛阳太学读书，具备著史的能力。然而，几年之后，他却被朝廷抓了起来，因为有人举他“私改作国史”。

　　班固被下狱后，其弟班超急忙赶赴洛阳，向汉明帝陈述父兄著史的本意。汉明帝看了书稿，对班固的才华十分欣赏，就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后又提拔他为校书郎，让他借助兰台、东观的藏书，专心修史。

　　20多年后，班固终于完成了《汉书》的主体部分。这本是一件值得庆祝的事，可由于他晚年投靠外戚窦宪，最终招致杀身之祸，《汉书》也差点儿因此“烂尾”。

　　班昭受命，补写《汉书》

　　公元89年，58岁的班固随窦宪北伐匈奴。大获全胜后，班固作了《封燕然山铭》，窦宪以此在燕然山刻石记功。

　　然而，荣耀来得快去得也快。窦宪权倾一时，令汉和帝十分忌惮，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汉和帝设法解除了窦宪的兵权。公元92年，窦宪被迫自杀。班固也受到牵连，免官后被洛阳令种兢害死在狱中，时年61岁。

　　想当初，班固曾为前辈司马迁的遭遇感到悲哀，在《汉书》中说：“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既陷极刑……”现在想想，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

　　班固去世时，《汉书》的“八表”、《天文志》等还未完成。汉和帝把补写的任务交给了班固的妹妹班昭，让她到东观藏书阁把《汉书》补完。

　　东观位于洛阳南宫，殿阁巍峨，环境清幽。在汉和帝之前，朝廷的大量藏书已由兰台徙至这里，东观也代替兰台，成了东汉大儒们修史、校书的主要场所。班昭很有才学，她在这里补写《汉书》时，大儒马融还曾来向她学习。

　　可惜的是，班昭只补完《诸侯王表》《百官公卿表》等“八表”就去世了。朝廷只好下诏，让马融的哥哥马续为《汉书》补写《天文志》。也就是说，《汉书》至少凝聚了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四人的心血，而班固出力最多。

　　除了《汉书》，班固还参与了《汉记》的著述。与《汉书》所载为西汉历史不同，《汉记》写的是东汉历史，由多位大儒接力完成，前后历时超过百年。由于它的“诞生地”是东观，又称《东观汉记》。

　　东汉之后，人们将《史记》《汉书》《东观汉记》合称“三史”。其中，《汉书》在体例上参照《史记》，但也有许多创新，如大量采用诏令、奏议、诗赋等原始史料，增加了《艺文志》《地理志》等。由于文字典雅，叙事得当，“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诵焉”。

　　至于《东观汉记》，则成了内容丰富的东汉史料库。许多人从中取材撰写东汉历史，还留下了“《后汉》纪传，发源《东观》”的说法。直到南朝宋时，范晔集诸家之大成著了《后汉书》，《东观汉记》才被取代，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东观汉记》，大儒云集

　　东汉时，东观是大儒云集的地方，在《东观汉记》的中，就有不少我们熟悉的名字。

　　比如班固。东汉第二任皇帝汉明帝在位时，他奉命和陈宗等人为本朝修国史，首先完成了《世祖本纪》及部分功臣列传等。

　　汉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棒”，继续为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作传，并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至汉安帝时期的《纪》和《表》。此后，伏无忌、黄景等人又撰了《诸王表》《西羌传》《地理志》等。

　　汉桓帝时，崔寔(shí)、曹寿等新创了《百官表》，并增加了一些人物的传，将《东观汉记》的内容扩充到114篇。汉灵帝时期，蔡邕、卢植等人又补作《纪》《志》《传》等数十篇。

　　也就是说，《东观汉记》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巨著，修撰过程历时上百年，直到东汉灭亡也没有全部完成。对负责收尾工作的蔡邕等人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遗憾。

　　事实上，这也怪不得他们。蔡邕想尽力把史书完成，可命都保不住了，他又能怎么办？

　　据《后汉书》《史通》等记载，汉灵帝熹平年间，蔡邕在东观修史，并刻印了熹平石经。后来，他遭人诬陷，被流放朔方，其间仍心系《东观汉记》，“上书求还，续成十志”，终于得到赦免。

　　可是，仇敌不肯放过他。为躲避追杀，蔡邕只得逃到吴地，在那里待了十多年。公元189年，汉灵帝去世，朝政大权落到了董卓手中。董卓久闻蔡邕大名，强征他入朝，并为他加封官爵，让他当自己的“顾问”。

　　应该说，董卓对蔡邕是比较敬重的。也正因此，董卓被司徒王允诛杀后，蔡邕忍不住为之叹息，结果激怒王允，被下狱治罪。在狱中，蔡邕表示愿意接受刑罚，只要能活着，好让他完成《东观汉记》。然而，王允还是将他杀害了，时为公元192年，蔡邕60岁。

　　大儒郑玄听到蔡邕的死讯，不由悲叹：“汉世之事，谁与正之！”是啊，蔡邕死了，谁还来考定汉朝的历史呢？王允后悔也来不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