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国宝”——佛光寺

　　（文明密码——中晚唐士大夫的文化畅想）

　　这是梁思成和林徽因慧心观照过的第一座唐代木构佛殿。

　　佛光寺，位于五台县城外三十公里处，和南禅寺隔着县城东西相望。

　　史料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孝文帝时期（公元471——499年）。北魏孝文帝，就是那位力排众议迁都洛阳的拓跋宏，我们今天能见识佛光寺，首先得感谢这位民族融合倡导者，及其祖母文明冯太后，没有这祖孙俩，我们无缘见识这千年风华。

　　梯级而上的佛光寺

　　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大举灭佛，存在了400多年的佛光寺一举被毁，只剩下了一座祖师塔。说到这位武宗皇帝，很多人颇有非议，认为他打断了文明进程，破坏了佛教生态，但是认真去翻阅一下史书，你可能会改变这种想法，起码笔者在翻读《资治通鉴》后彻底改变了这种想法。佛教经过玄奘取经译经后，在中土大地得到了广泛传播，来到200多年后的会昌年间，已是泛滥成灾。这种泛滥达到了何种程度呢？《资治通鉴》如此记录会昌五年：“祠部奏括天下寺四千六百，兰若四万，僧尼二十六万五百。”要知道，当时的社会总人口也就三千万左右，户数大约五百万户。三千万大抵相当于如今苏南地区的人口，也就是说，就苏南这么多人口的大唐，正规寺庙就有四千六百座，家族和个人所立的招提、兰若多达四万多座，还没有概念？好吧，来句唐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中唐时杜牧所写，意为南朝时候寺庙遍布，竟有四百八十座之多。这时候唐武宗心头无比晦涩：本朝正规寺庙多你十倍，民间兰若多你百倍！

　　万事必须有度，过度必致无序。很显然，会昌年间佛教徒之众，佛寺占地之广，已经严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继续扩散必将冲击皇权。而宗教势力一旦超越皇权，世俗社会演变为神权社会，后果之严重，自有西方一千年黑暗中世纪可以参照。作为最高统治者，你容忍得了宗教力量挑战皇权吗？反正唐武宗是容忍不了，所以大手一挥，在如来的势力范围内开展起了拆迁运动。

　　“上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乃先毁山野招提、兰若……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祆僧皆勒归俗。”“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大秦穆护、祆僧二千余人，毁招提、兰若四万余处。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这些都是《旧唐书》中的记载，要说唐武宗真不愧这个“武”字，做事那是彻底而绝对，统计有多少寺庙，那就照单全拆，不得落下一个——这里补充一句，南禅寺和广仁王庙竟然劫后余生，估计实在荒野僻远，就没被祠部统计进去。

　　很欣赏李炎，不是因为他灭佛，而是因为他这种神挡杀神佛挡杀佛的做事态度，这样的皇帝才能做出大事来，韩愈反对迎佛骨，文章写得再好，也不如李炎一句话，这就是权力的魅力。可惜了李炎，中唐这个十分有为的皇帝，他和宰相李德裕的黄金组合一度成为宪宗“元和中兴”后大唐复兴的希望，然而天不假年，李氏家族仿佛得了魔咒一样，四任皇帝先后服用丹药而亡，李炎也没能摆脱这种魔咒，大唐中兴的希望一再幻化成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三武一宗”灭佛是有其具体背景的，不应跳过具体背景而泛谈思想文化。

　　佛光寺外，关山万里

　　公元847年，唐宣宗李忱继位，佛教得以再兴，佛光寺得以重建。李忱是个好人，不是因为他解禁了佛教，而是因为他历经艰险，明白世道之艰辛，百姓之苦难，所以敢于破格用人，革新时弊。然而，他和李炎一样喜好丹药，在位十三年后去世，大唐最后一次集权在他手上没来及充分发力，皇位继承人也没来及好好甄选，使得没有出息的唐懿宗李温（后改名李漼）继位，整日笙歌燕舞，挥霍无度，大唐权力完全失控，最终积重难返，无力回天，步入风烛晚年。

　　扯得远了一点，不过对照时局才能明白佛光寺建造的文化内涵，以及相关的人文意义。

　　1937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对佛光寺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考察，在拂去三四寸厚的千年积尘后，林徽因极度兴奋地发现，一根大梁上竟然现出了“女弟子宁公遇”等唐人字迹，这座蒙尘千年的唐代木构大殿终于再度焕发荣光，用梁思成的话说：“这是我们这些年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构建筑，不仅如此，在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代的绘画、唐代的书法、唐代的雕塑和唐代的建筑，其中每一项都是稀世之珍，集中在一起，它们是独一无二的”。无话可说，再次感恩于梁和林，他们的学术光辉唤醒了湮没在历史蒙尘下的中华文明，当然，他们后来又发现了年代更早的南禅寺。

　　佛光寺东大殿雕塑

　　梁思成口中这座“中国第一国宝”佛光寺东大殿打破了日本学者认为中国大地没有唐朝及以前木结构建筑的谬论。大殿建于唐大中十一年，即公元 857年，比唐建中三年（公元 782年）兴建的南禅寺大佛殿晚了75年，比公元831年建造的芮城广仁王庙晚了26年，全国现存木结构建筑中位居第三。

　　佛光寺匾额

　　最，稀世之珍，独一无二……这些极致形容词的堆砌，赋予了这座佛殿无上价值，然而就笔者看来，这座佛殿的最大价值也许不在其建筑本身，而在其文字留存。大殿门板后留有不少唐人游览该寺时的留言；顶上四根大梁下面，竟还有不少唐人留下的题记：“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郑”、“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等，以及上文林徽因发现的“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这些文字如此光芒拭眼，如同惊鸿一行掠过茫茫史海，激起波澜滔天，让这座佛殿一下有了精气神。可惜人们大都只是着眼于建筑本身，就好像修习武术，只是追求招式的花哨，却忽视了劲力的收发。如今我们先撇开建筑不谈，且来拨弄这些文字脉弦，看看是否还能奏出那个时代的音律。

　　这些文字都是随笔写就，没有什么书法价值，但却是大唐的人文素描，直观地告诉了后人该寺的建造背景，如同新闻道一样交代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提供了中唐时期人们精神文化方面的生态参照，这是《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正史无法提供的，它们大都关注军政时局的演变，像这样的人文生态是观照不到的。所以，佛光寺题记文字有点类似于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区别在于前者是散文，后者是绘画，前者记叙的是唐朝的精神信仰，后者描绘的是宋朝的社会生活。中国正史由来一本正经，关于社会文化人文生态的记述少之又少，所以佛光寺这些简朴文字显得如此可贵，一字千金都不足以比照其价值。

　　光影斑驳的佛光寺东大殿大门

　　分析这些题记文字前，我们要先追溯一下佛光寺重建的社会背景。该寺重建的时间是857年，也就是会昌灭佛运动后的第十三年，唐宣宗李忱即位后的第十一年，此时灭佛运动早已烟消云散，佛教的政治生态早已碧光明波，风烟俱净，僧人们可以放开手脚建寺造庙，而且开明的“大中之治”提供了相对富足的社会物质支撑。佛光寺东大殿建造的这个时间窗口极为重要，早一点没有意义，众目睽睽耸立在这山坡之上，肯定躲不过灭佛运动的浩劫，晚一点也不行，因为唐宣宗以后大唐很快就进入乱世，再也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从事大规模的土木营造，所以，857年这个建造时机不早不晚，恰到好处。这个时局背景解剖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以合乎当时政治经济现实的眼光去考察分析这些文字意义。

　　佛光寺这些唐人题记以及外面的经幢文字涉及到了四个人物：郑、王、宁公遇、愿诚和尚。特别是前三人，究竟是谁，什么来头，有何身份，一时间众说纷纭，有说王是中唐权宦王守澄，宁公遇是该权宦之妻妾，也有说宁公遇是唐宣宗女儿永福公主……公说婆说如何，我们且放一边，还是先从可以明确身份的两位人物说起。

　　愿诚和尚。这是东大殿外经幢上明文标注的佛光寺重建者，刻石为证，毋庸置疑。据说这位愿诚和尚天资聪明，虽在会昌灭佛运动中被迫还俗，但依然一心向佛，普度世人。唐宣宗即位后，重新恢复佛教，特许营修佛光寺，愿诚作为该寺主持，四处化缘求助，最终获得了上述众人的帮助，重新建造起这座东大殿。唐宣宗对愿诚之举也是颇为赞赏，据说特赐了一袭紫衣，并封其为山门都检校，也就是山门总负责人。好了，佛光寺东大殿的营造者身份确定了，一个获得皇帝赞许以及众多权贵支持的聪明坚定的中年僧人，这是我们推理佛光寺其他人物的第一身份锚定。

　　郑。郑的身份如何，可以逆向推理出王是谁，因为能够一起捐助重建佛光寺的，平时关系必定也非常密切，否则不可能走到一条船上来。先推理郑，还因为此人身份多重——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大中年间符合这三重身份的姓郑的，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大唐河东地区大体相当于今天山西西南一带，这一地区对大唐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大唐建都关中长安，其东部气门有两个，一个是潼关，一个是潼关以北的龙门、蒲坂、风陵等渡口。东部反叛势力只要突破这两个气门，长安便无险可守，当初李渊、李世民能够夺取天下，便是因为掌控了山西，直接从蒲津渡渡过黄河进入了关中。反言之，关中势力要遏制东部势力进入，就必须控制住潼关和以上渡口，所以唐朝历任皇帝都十分重视渡口所在的河东地区的经营，委派得力大臣驻守治理。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便是大唐公开任命的执掌河东全局的最高统治官员，简称河东节度使，站在唐王朝角度看，该职位必须由忠实可靠能力卓著的能臣来担当。

　　检校词面意思是检查校核，是唐朝委派官吏的一种非正式方式，就是暂时代理或者同时兼任。唐朝检校官员的权力前后有别，初唐和盛唐时的检校官员虽非正式任命，但可实际行使该职务的权力；安史之乱后，朝廷对抗击叛军的有功之臣论功行赏，但没有足够多的职位来安顿，于是便以检校这种名义来照顾，说是照顾，是因为这些检校官员只享有名义职务，并不具有实际权力，检校更多是表示一种荣誉和恩宠。御史大夫是大唐朝堂监察百官的监察官员。所以这位郑姓官员，主要职务是敕封的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后面的检校工部尚书兼御史大夫，只是壮壮场面摆摆气度的。综上所述，这位郑姓官员的职务非常重要，不仅是大唐河东道的最高统治官员，同时还检校大唐六部之一的工部尚书和朝堂御史大夫，肯定忠诚可靠，能力出众，深得皇帝信任。

　　那么，此人究竟是谁？

　　浮光寺东大殿大门

　　梁思成认为，王指的是前朝权宦王守澄，此人曾担任大唐北衙禁军神策军的右军中尉一职，历经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朝，三度参与皇帝废立。“王”若果真是王守澄的话，郑姓官员的身份也就明朗了：和王守澄走得特别近乎的当然是郑注，一位脑子特别灵光的医生，中唐出了名的奸谗小人。但需指出的是，王守澄和郑注死于公元835年的太和九年，距离佛光寺竣工的公元857年的大中十一年，已经过去二十二年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愿诚和尚怎能向这两位死人化来援助？如果是后人怀念他们，为何忽略了本人的姓名和身份？这完全不符合古代礼制。再说，又有何人乐于且敢于在政治清明的唐宣宗时代为这两位奸人平反？所以理论上说，王不可能是王守澄，郑也不可能是郑注。

　　那么，同一时期的郑姓大臣还有谁？

　　除了大中年间，更早一些的唐朝郑姓大员还有：

　　郑儋，此人在韩愈的《河东节度观察使荥阳郑公神道碑文》中有明确记载：“贞元十六年……节度河东军，除其官为工部尚书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官衔可是完全符合佛光寺题记所述，只是此君卒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六月，也就是公元813年，距离857年过于遥远，也可明确排除。

　　郑絪，“为工部尚书，转太常卿，又为同州刺史、长春宫使……旋为河中节度使。太和二年，入为御史大夫……”此人担任过工部尚书和御史大夫，但并非河东节度使，而是河中节度使，虽只是一字之差，管辖范围却有很大出入，且死于文宗太和三年的公元829年，身份和年月都不相符，可以排除。

　　“大中七年，舅郑光历平卢、河中节度使。入朝，上与之论为政，光应对鄙浅，上不悦，留为右羽林统军，使奉朝。太后数言其贫，上辄厚赐金帛，终不复任以民官。”这是《资治通鉴》记录的唐宣宗娘舅郑光，虽然身份重要，但未得到唐宣宗的重用，可以排除。

　　“（大中）十年，春，正月，以御史大夫郑朗为工部尚书、同平章事。”大中十一年，“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郑朗以疾辞位。壬申，以朗为太子太师。”上文是《资治通鉴》所述，时间——大中十一年，正好是公元857年；身份——御史大夫，工部尚书。这是最接近佛光寺题记的时间和身份了，然而，最最重要的身份——河东节度使一职，笔者翻遍《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等资料，都没发现郑朗担任过此职。

　　大中十一年朝廷敕封的河东节度使，究竟是谁？

　　《旧唐书》：“九月，昭义节度使、检校礼部尚书，兼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郑涓检校刑部尚书、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这是大中九年的事情，本为昭义节度使的郑涓被调任河东节度使，同时检校刑部尚书和御史大夫。

　　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以昭义均节度使、朝议大夫、检校工部尚书、上柱国、平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毕諴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东节度使。”两年又一个月后，大中十一年的最后一个月，郑涓的职务被毕諴取代。

　　也就是说，大中九年九月到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大唐河东节度使的敕命官员就是郑涓，历时两年又三个月，这是正史的明确记载。

　　佛光寺东大殿按照其体量和人物精致程度推测，建造周期估计一年多，也就是说，在佛光寺重建过程中，河东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郑涓，所以佛光寺题记所述的“敕河东节度观察处置等使”的这位“郑”，就是这位郑涓，应该明确无误了。稍有疑问的是，题记里检校的是工部尚书和御史大夫，而《旧唐书》记载的是刑部尚书和御史大夫，到底是工部尚书还是刑部尚书呢？佛光寺题记文字高悬在大梁之上，必须搭建梁架方能够到，基本可以排除朝廷大员亲自题写的可能，更大概率是工匠在建造收尾之时顺手题写，出现一定的错谬是完全可能的，而《旧唐书》是官方正史，由专业史官严谨摘录抄写，且经多次校核对照，所以郑涓检校刑部尚书一职应该不会有错，只是工匠（甚至愿诚和尚本人）在转录抄写过程中，误将刑部写成了工部。

　　关于这位郑涓的为人事迹，正史记录实在少之又少，倒是一些文学作品中留有蛛丝马迹。唐宣宗、唐懿宗时的宰相蒋伸写过《授郑鋗徐州节度使》一文，关联文字有：“平卢军节度使检校左散骑常侍郑涓，峻直无徒，坚明有立。浑金发彩，夷玉不雕。属文能搴其菁英，聚学必穷其根本。诚同匪石，利可刜锺。早践华资，备扬称述。宪府常闻于避马，外台亦致其拥辕。遂列粉闱，旋升琐闼。弥高素望，深竭忠规。洎尹正神州，益彰才用。不施钩距之术，自销桴鼓之鸣。论洽缙绅，名喧辇毂。爰授征钺，出临全齐。称路驰声，下车政。黄霸布理人之绩，寇恂推驭众之材。阅乃器能，式光委寄。今以彭门重镇，禹贡名区。兵车素号于精坚，舟楫适当其津要。求我良翰，惟尔佥谐。是宜节费通商，均劳齐佚。刚柔无忘于迭用，威惠必在于兼行。约已丰财，正身率下。俾夫三军畏爱，一境澄清。懋昭厥庸，祗服休宠。加荣曳履，以壮登坛。勉副知人，伫酬明奖。”该文对郑涓的评价是相当高的：正直，严肃，不投靠依托他人，治学极为认真，深受拥戴好评……

　　此后，郑涓再由徐州节度使调任昭义节度使，户部侍郎沈询《授康季荣徐州节度使郑鋗昭义节度使制》，“武宁军节度使郑涓，杞梓宏材，圭璋秀质。明能烛物，利可剸犀。挺翁归文武之能，继叔度循良之美。或艺习韬钤，性惟忠义。擅威声于百战，布雄名于五营。作镇边方，克彰勋业。或早践华资，夙扬休问。腾芳猷于词囿，振官业于吏途。累膺寄任，必流政声。并用推驭众才，蕴斡时器。绩效既宣，奖擢是命。建高牙于徐土，移大旆于邢郊。用展良能，务从委著。尔其分莅兹土，敬敷国恩。严号令于三军，信赏罚于百吏。使辕门推戴，闾井讴歌。再膺九揆之荣，更峻六卿之命。仍兼亚相，式宠中权。无替前功，勉收壮节。”这是郑涓担任河东节度使之前的职务——昭义节度使，评价大体是：才华横溢，品质如玉，精明能干，能文能武，名震边陲……

　　这两篇文章都是当时门下省发布的，正规的官员授权任职公示，发布于郑涓担任河东节度使之前，古时鋗和涓通假，所以郑鋗和郑涓交替出现。根据上述文字可以知道，这位郑涓先后担任过平卢节度使、徐州（武宁）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平卢节度使是如今北京和河北卢龙一带，河朔三大割据藩镇之一；徐州节度使北面防着淄青节度使，西面防着宣武节度使；昭义节度使是今日河北定州邢台一带，北防成德节度使，南防魏博节度使；河东节度使的地位就更不用说了，此人一直任职于动乱发源地的河朔三镇周围，真叫人刮目相看。唐宣宗号称“小太宗”，素以知人善任闻名，能得到宣宗如此重用之人，想来绝非寻常人物。

　　佛光寺东大殿雕塑

　　那么王又是谁呢？郑涓身份确认后，王的身份也就不再模糊，同一时期姓王的右军中尉只有一人：王元宥，右神策军中尉，独此一人。关于这位王元宥，史书记录也是少之又少，更没记录此人生平，佛光寺东大殿竣工之时，估计王元宥已经去世，所以题记上标注为“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很遗憾，关于这位王元宥史书记录太少，不知是怎样一位人物，但是他的名字很能博人好感：生来宽宥。相由心生，名字有时也一定程度上暗示着人性，一个名字寓意宽宥的人，他的人生应该不会太凶狠，所以佛光寺重建，他是功德主之一。

　　好了，既然郑涓、王元宥身份已经锚定，那么宁公遇的身份基本也能推理了：要么是王元宥或郑涓的妻妾，要么就是传说中的唐宣宗女儿永福公主，两者哪个更可信一点呢？

　　佛光寺内斑驳的古松

　　唐朝宦官娶妻是个普遍现象，王元宥贵为禁军右军最高统领，娶个妻妾自然得很，所以宁公遇是王元宥妻妾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如按此假设推理：在王元宥已经去世的前提下，按照古人习惯，作为送供弟子和佛殿主的宁公遇应该在题记中对“王”冠以“亡夫”、“故夫君”等身份前缀，但题记中并没出现，所以宁公遇是王元宥的妻妾是不可能的。那么，会是郑涓的妻妾吗？应该也不可能，中国历史上女性地位较低，很少有女性在公众场合这样抛头露脸署名的，更不可能跟夫婿分开题写。

　　再仔细看一下题记，宁公遇和王元宥、郑涓三人的题记都是独立的，没有题写在一起，这就说明，三人并非从属关系，而是一种平等关系，考虑到女性地位较低这个社会现实，能够一起题写的这位宁公遇，身份甚至有可能更高一点，那她究竟会是谁呢？

　　字面意义上看，“宁公遇”这个名字有点中性偏男性化，不大符合一个女子的身份，因此很有可能是佛教法号。佛教徒取名往往大有深意，作为一位女弟子，“宁公遇”这个名字是否也另有深意呢？不妨形而上学地进行字面意义推理：宁，宁可，宁肯，宁愿；公，公开，自然，随缘；遇，相遇，遇见，遇到，所以“宁公遇”这三字组合起来的字面含义是：宁可自然相遇——言外之意是：也不听从安排！！！

　　三个惊叹号，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什么人，什么事，为什么宁可自然相遇，也不愿听从安排？

　　大中十三年，“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继而中寝。宰相请其故，上曰：“朕近与此女子会食，对朕辄折匕筋。性情如是，岂可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广德公主。二公主皆上女。琮，璈之子也。”

　　这是《资治通鉴》中关于永福公主的一段记载，大体意思是：起初，宣宗想要把永福公主许配给于琮，接着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宰相请问原因，宣宗说：我最近和这个女儿一起吃饭，她竟然当着我面把筷子给折断了，性情这样刚烈，怎么能做士大夫的妻子呢！于是宣宗更改了想法，把另一个女儿广德公主许配给了于琮。本来永福公主跟父皇一起吃饭，是桩很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让公主当着父皇之面把筷子折断了呢？也许只有一种可能：公主的终身大事。折断筷子，表示的是心志：筷可断，亲不可成！

　　彻底，坚决，果断，这就是永福公主拒亲的态度，这时候套上“宁公遇”三字的含义：宁可自然相遇，也不听从皇家安排——是不是水到渠成万般自然？这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拒绝包办婚姻的一幕，而且是皇家婚姻，真叫人大开眼界。永福公主为何要拒绝于琮？也许是于琮长相才华真的不怎样——不要责难于琮的道德，宣宗是一个十分注重人品的皇帝，不可能把亲生女儿许配给一个人品不佳的人；也许是永福公主芳心另有所属，只是不便公开——这似乎也说不通，果真心有千千结，说给自己的皇帝老子听，还有什么宣宗皇帝解决不了的？既然说不通，世人就这样附会解释：公主一心向佛，不愿出嫁。其实这种附会也说不通，既然这样，为何取名——宁公遇？我想最大的可能是：于琮真的长相或者才华不咋样，赢不得公主的芳心，这有点像东晋那位大才女谢道韫，才华盖世却被叔叔谢安许配给了王羲之庸庸碌碌的次子王凝之，情怀落差太大，以至于爆出一句“不意天壤之中竟有王郎”，笑破天下人肚子！

　　佛光寺内的松树

　　于琮才貌品相如何我们不去探讨了，但宁公遇的真实身份就是永福公主，起码情理上是说得通的，甚至天衣无缝，恰到好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身份，才能让当时河东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郑涓和神策军右军中尉王元宥甘心配合一起重修佛光寺，这在道理上也无懈可击；此外，再从东大殿那座宁公遇塑像去打量，那种丰腴的气态，那种优雅的风度，那种慈悲的眼光，都是一个有教养的上层贵妇才拥有的，那是心理的自然外露——情理道理心理都说得通，那就不用再质疑了，佛光寺东大殿的这位名为宁公遇的佛殿主，其实就是唐宣宗的女儿——永福公主。

　　其实宁公遇三字还有这样的可能解释：宁愿接受一种平民百姓的寻常待遇——这种可能性竟然还很大。佛殿中宁公遇的形象看上去大约三四十岁，按照大中十一年的历史年轮来推理，唐宣宗当年48岁，古人结婚较早，所以永福公主的年龄大致在30到32岁左右。唐宣宗李忱40岁即位，此前一直过着忍辱负重装疯卖傻的日子，差点被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这三个侄子弄死，李忱受苦受难期间，这位永福公主跟着流落民间，人生经历肯定也是非同寻常，必定是历经磨难，饱受心酸，生存已是不易，哪还奢求什么公主待遇啊，只愿能过上平民百姓一样的寻常生活，那已是无比的奢望了——从这个角度去观照“宁公遇”三字，是否无比贴切？

　　佛光寺东大殿前的台阶

　　最疼爱女儿的莫过于父亲，对宣宗来说，肯定对永福和广德这两位公主从小蒙受的苦难心怀愧疚，所以对女儿折筷明志的行为，肯定是无原则的宽容，不，甚而至于纵容了。郑涓和王元宥这两个人精不会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对“宁公遇”送供重建佛光寺的行为肯定是全力呼应，死命奉承，这种机会求之不得啊！

　　这就是大唐这座国宝级殿堂中隐藏的人名密码解读，这一次，才华绝世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也弄错了，“术业有专攻”，他俩更多是从建筑学角度去研究，并非从历史学角度去思考，佛光寺，正是因为他俩才得以拂去蒙尘，再绽佛光。

　　（山西秘窟之 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