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山西，1943年四岁时随父母来到西安，在西安度过了一二十年的青少年时光。上世纪六十年代，又回到山西工作、生活。近几年，我在山西也常常看到西安晚的《西安地理》版，这也引发了我对往事的回忆。

　　 西安东关有个地方叫“豆芽坑”。年轻的朋友肯定不知道，古稀之年的东关人也许有人记得这个地方：就在八仙庵东北角北廓门外不远处，那是一个很大的深坑，足有好几丈深。坑底常年有地下水及汇集起来的雨水，坑周围靠东南面的崖壁下零散分布着一些土窑洞，居住着卖豆芽的小贩。窑洞门前放着大大小小的瓷瓮和瓦罐，他们就是利用这冬暖夏凉的窑洞和门前的池水来生豆芽，然后去销售，所以这里便被人约定俗成称为“豆芽坑”。

　　 豆芽坑的东南方坡地上有一个废弃的工厂，原先好像是纺织厂，里面盖有几间大厂房。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山西人办的一所儿童教养院就曾设在这里。1947年秋至1949年春，我在这里度过了将近两年难忘的时光。

　　 那时物价飞涨，一日三变，父亲做的小本生意根本无法养活一家六口。在山西会馆同乡的帮助下，托人说情才把我送进这所在当时有吃有住、不用花钱就可以读书的教养院。

　　 儿童教养院其实是一所孤儿院，有百余人。我去之前学生们还穿着由旧军装改做的衣服，我去之后再也没有发过服装。院长是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姓董。有一位音乐老师拉着手风琴教我们唱《异乡寒夜曲》，唱着唱着他哭了，学生们也跟着哭了。印象较深的还有一位穿长袍、围长围巾的数学老师，姓王，打起学生来特狠，还不许哭，我就被他打过一次。

　　 起初我们还能吃上杠子馍或小米干饭，可以填饱肚子。后来一天不如一天，杠子馍没有了，干饭变成稀饭，稀饭也越来越稀，里面的稗草籽占一多半。晚上不断有人上厕所，连拉下的粪便也全是黑乎乎的稗草籽。有一半的孩子尿床，早上起来晾晒的褥子搭成一片。传染病也在孩子们中间蔓延，我的头癣就是这时候被传染上的。孩子们肚子都吃不饱，还怎么能上课呢？后来干脆就停课了。孩子们自动外出打工，年龄大点的去挖城壕、担土，年龄小些的给人家办红白事的抬礼品，或者从大坑里往上搬胡基（土坯），挣一点钱买饼子吃。我虽然每星期从家里带一些馍，但也吃不饱，仍得和同学们一起去打工，什么活都干过。劳动之余，我们苦中做乐，最常玩的游戏是打赌“吃饼子”，比比看谁能五口吃完一个饼子。嚼着香脆的热饼子，真是香极了。

　　 在无工可做的时候，我们便去周边挖野菜回来煮着吃，地儿菜、雪蒿等都吃遍了。我们或者买些烂茄子调点盐生吃。没有菜时就在稀饭里洒点盐。在那段时间里，我有一个好朋友，是个比我大几岁的男孩，姓申，他的叔父据说是有名的绅士。据他说，他父母死后，叔父霸占了他家的全部财产，而把他送到儿童教养院再也不管了。他说，将来一定要告状，要仇。在这种饥饿线上挣扎的孩子，不少染上了偷窃的坏毛病。一次我和申姓朋友从公共汽车上下来，就发现他偷了一支钢笔，那时的钢笔可是很金贵的。

　　 儿童教养院离八仙庵很近，我们经常到那里玩。八仙庵的道士看我们可怜，偶尔也会施舍给我们一半个杠子馍解饥。有一天，一位着装威武的空军军官在院长的陪同下，查看了我们的吃住环境，觉得我们太可怜了，临走时说，他个人捐出一部分款，买些织袜机，让我们生产自救。但不知什么原因，始终未见实施。

　　 1949年春天，解放大军挺进西安。在西安解放前夕，我终于结束了这段凄苦的孤儿院生活。这年冬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位儿童教养院的同学，他穿着崭新的蓝布棉衣，腰里扎着皮带，红光满面。他告诉我说，政府接管他们后，生活得可好了。可是我还是没有再回去。据说这批孩子后来一部分参了军，大部分都分配到工厂当了工人。

　　 2010年10月，我与妻子来西安探亲，专程去八仙庵附近故地重游，寻找当年生活过的“豆芽坑”。现在这里叫“安仁坊”，只见一幢幢高楼林立，一丝也没有了当年那个烂水坑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