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样年华花样

　　《花样年华》修复重映版海

　　如果说王家卫电影曾经改变国人对电影的认知，将之由故事性诉求拓宽至更多可能，那么修复重映的《花样年华》则再一次更新了人们对经典文艺电影的文化态度。在“速生”、“速朽”的流行风潮漫卷下，重映如同在“卷文化”当道的社会生活上空悬置一座用于汲取和分析的容器。这一情形本身，像极一项意在展开社会观察的实验性艺术，通过实施和反馈照见社会生活的诸多面向。

　　1.

　　近年，《繁花》《我的阿勒泰》等影视剧改编如火如荼，受剧作吸引涌入的观众一部分转向原著读者，文学原著在人们新的探究中再度焕发新的生机。这类影响文化生态的流转与输送由来已久，正如提及华语影史文艺片经典《花样年华》，便不能不将目光转向一个人。

　　《香港文学》创刊人、作家刘以鬯

　　刘以鬯，这位《花样年华》片尾特别致谢的作家，于1972年创作了短篇小说《对倒》。读过《对倒》，王家卫敏锐地捕捉到小说的独特形式暗合了世纪之交人们对未来一无所知、彷徨迷惘的社会心理。于是在2000年，以《对倒》为重要灵感，王家卫作品序列中被反复揣摩、层层解构的电影《花样年华》诞生了。

　　“对倒”，本来是一个邮票学中的术语。“对倒票”是指两枚正反相连、互为镜像的连票。如果分开来看，它们各自并无特殊性，只是普通邮票，但相连时却因独特的错位排列而成为邮中珍品。

　　启发了刘以鬯小说的慈禧寿辰对倒票

　　刘以鬯的小说《对倒》以诞生于1894年的慈禧寿辰对倒票为灵感，将“互为镜像却无法共存”的意象融入小说，用一老一少两个人物的两条平行叙事线，描绘了当时香港社会人与人之间近在咫尺，对面不识的孤独感。

　　 《花样年华》中三处引自小说《对倒》的字幕

　　因果的链条上，是王家卫汲取小说《对倒》的叙事结构，用镜头语言构建了《花样年华》的叙事。“对倒”形式暗合了种种“错位”，影片便在这种错综氤氲的氛围中展开。同时，电影的“对倒叙事”更为复杂：一方面，将小说中的平行叙事线转化为周慕云和苏丽珍的伴侣始终未正面现身，代之以背影、声音或局部特写入镜而形成的“在场性缺席”；另一方面，表现为周苏二人以侦破伴侣出轨的谜团为共同目标，通过“扮演”揣摩对方（这个对方一面指周苏二人的伴侣，同时也指周苏二人之间）心理而形成的“错位关系”。王家卫甚至曾经表示，比起爱情片，他认为《花样年华》更准确的定位是悬疑片。

　　2.

　　假如像王家卫所明示的，用勘破悬疑的眼光观看《花样年华》，则很可能发现，一个“谜团”联结的往往是另一个“谜团”。当年，苏丽珍身上花色层出不穷的旗袍既是她努力维持的体面，也是暗示剧中时间与场景转换的暗语。一袭华服轻而易举地将观众带入到周苏二人暗流涌动的情感旋涡中。当目光随着旗袍的细节流转，心中不免暗自揣度周苏情感的进度条——真心与假意，冒险与试探，融入与彷徨，此时此刻，身着旗袍的张曼玉不再仅仅是她自己，而是名为“in the mood for love”（《花样年华》英文名）的审美意象，将观众自然而然地带入到一种无比“眷恋”的模式中审视——她表征的是一个沉浸在爱意中、对爱既怀疑又渴求的存在——窗外的风景也“观看”着看风景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花样年华》的后劲绵延，余音绕梁——而念念不忘的回响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永恒的遗憾”。在王家卫黏稠、致密又华丽的慢镜头下，旅馆的房间、三联镜中、街巷石阶、一对无论并肩还是擦肩却始终不曾执手的男女都被罩上一层暖调，而这暖调光团包裹在更为深广的、几乎看不到边际的黑暗中，即便提供了片刻暖意，却始终仍是离散在海里的孤岛。

　　苏丽珍精致的旗袍是“保护”，也是“禁锢”。

　　并肩却不曾执手

　　近在咫尺，形同孤岛

　　重看《花样年华》，总不免回到给予它灵感的源头。《对倒》特殊的时代背景也索引了《花样年华》中周苏的际遇绝不仅仅止步于微观的个体意义——被紧紧包裹的线条固然曼妙，而旗袍严格的形制又何尝不是建筑在“禁锢”之上。他人的注视仿佛密不透风的牢笼，令周苏在反复道出“我们与他们不同”的心证拉扯中喘不过气。在摄影机华丽的舞动往复中，《花样年华》讲述的野心始终指向更为宏大的、世纪之交的寓言——克制、胶着、晦暗不明又神秘。厘清这一点，王家卫为何在重映中增加首映时果断删去的“吴哥窟重逢”，以及发生在新世纪初平行空间的故事段落，似乎便不言自明了——一个时代结束，属于那个时代的“花样年华”便已完成了属于它的使命。

　　一幕光影织就的“牢笼”

　　2000年，《花样年华》首映留下的最大谜团莫过于周苏聚散的悬而未决——正当所有观众以为，“如果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将成为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追问，时隔25年，2025年重映的导演特别版新增情节与结尾彩蛋“花样年华2001”终于给出了某种意义上的回应——当周苏二人重逢在吴哥窟，“我不记得了”——苏丽珍回答分别后是否曾打电话给周慕云，随着答案脱口而出，这段发生在上世纪60年代香港的“不了情”，似乎由此开始破冰，终于可以释怀。

　　尽管重映彩蛋“花样年华2001”并未点名身份，但另一对“周慕云”和“苏丽珍”的故事显然早已脱离了微缩的“上海社群”，发生在2001年便利店的邂逅仿佛再次确证了，“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花样年华2001”的讲述是平行时空意义上的，两人间的行为模式不再欲说还休、扑朔迷离，反而多了几分“快意恩仇”的味道。令人惊诧的是，竟然在几乎以极致含蓄的东方意蕴为代名词的《花样年华》中看到苏丽珍受情伤后暴食蛋糕，周慕云为她吻去唇边奶油——这样带着“生猛”意味的情节发展——延迟满足始终是令人魂牵梦萦的。看到这一幕，令人顿悟般意识到，王家卫肯用25年，缔造一场审美的延宕，何其奢侈。原来早在25年前，看过《花样年华》的人便无意中钻进了一个“蓄谋”的“圈套”，随着时间推移，形形色色对影片的解读层层叠加，无疑都为王家卫着意营造的审美对象包裹上愈加厚重的结晶。

　　跨越25年之久的审美对话

　　在数字修复的炼金术中，经典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而是通过跨越25年的审美对话完成了对经典本质的终极诠释——剖开记忆的琥珀，让被封存的故事在新的时空中继续生长。因此，电影修复并不仅仅意味着对过去的缅怀，而是让每个当下都成为故事的新起点，在永恒轮回的影像时空中，每个走进影院的观看者都将参与重塑未完成叙事的最新章。这之中甚至也包括了如今与时代生活密不可分的人工智能。

　　3.

　　曾几何时，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着社会生活，已成为探索各个领域不可或缺的视角。尽管目前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仍然脱胎于人类规划的训练，但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问世，及其与各个领域越来越广泛的接入和博弈，已经肉眼可见地带来了不容忽视的碰撞与影响。以至于人们正在生成一种将之作为重要思维路径的行为惯性。

　　早在《花样年华》重映消息释出之初，王家卫便接受了一次由人工智能提问的访谈。提问AI的身份被设定为一位与《花样年华》同龄，也就是出生于2000年11月23日的年轻女性。问答双方所要探讨的话题是“重映的《花样年华》25周年导演特别版是一次经典重温还是一次炒冷饭？”有意无意间，这一主题的设定看起来已经带有一丝人机交锋的意味。

　　“25岁刚好进入了对情感与生命意义探索最深的年纪”——人工智能一面自我剖白，一面将提问的视线转向了充斥着社交媒介、身体旅行极大便利，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作为AI，我没有情感和感官，无法真正体验电影院里的沉浸感和仪式感。”——“我希望在未来，你可以像一个观众一样看到这部电影”，王家卫这样回应。

　　看似暂时无解的矛盾恰恰印证着经典的生命力——无论世事怎样变迁，真正的经典都不是被束之高阁的标本，而是持续流动、等待在某一刻焕新的对话载体，而那时，总有新的生命在聆听。

　　（图据网络资料）

　　杜佳，中国作家网编辑、记者，主持专栏《有态度》。主要撰写有《恋人是一枚不可理喻的反逻辑晶体》《追慕不如燃烧》《愿在书籍与艺术之美的片刻愉悦中，度日如年》《鼹书：艺术，一件与书共存的事》《我找寻的，是即使无人在意依然会做的事》等。文章发表在《文艺》《中国艺术》《文学》等。

　　编辑：杜 佳

　　二审：张俊平

　　三审：王 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