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金瓶梅》有以宋喻明、借蔡（京）影严（嵩）的明显政治倾向，是一部「作秽言以泄其愤」的鸣冤、骂世之作。

　　为什么要这样做？他的生活基础在哪里？他有什么深哀巨痛？李开先、屠隆、贾三近、谢榛、王穉登等等，迄今为止，学术界为《金瓶梅》提出的候选人物不少，但多数进士及第，为官作宦，虽有一时之失意甚或遭到较大打击，却并不具备终生患难穷愁这一《金瓶梅》应有的心境【1】；少数终生布衣，落泊下僚，又无一时之愤激冤屈，足可成为《金瓶梅》的创作机缘。

　　事实上，同时具备这两条者只有徐渭。

　　一、过去对《金瓶梅》创作动机的探讨回顾

　　如果对「探讨」一词作宽泛的理解，那么，从抄本流传人世时算起，人们围绕《金瓶梅》创作动机而发生的这种心智活动，实际上已经断续进行四百年。

　　四百年来的说法很多，其中，有三种说法堪称具有代表性，最值得注意。

　　首先，是《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的说法，可以称为「为父鸣冤」说：

　　《金瓶梅》何为而有此书也哉？曰：此仁人志士、孝子悌弟不得于时，上不能问诸天，下不能告诸入，悲愤呜唱，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竹坡闲话〉）

　　夫人之有身，吾亲与之也；则吾之身，视亲之身为生死矣。若夫亲之血气衰老，归于大造，孝子有痛于中，是凡为人子者所同，而非一人独具之奇冤也。

　　至于生也不幸，其亲为仇所算，则此时此际，以至千百万年，不忍一注目，不敢一存想，一息有知，一息之痛为无已。呜呼，痛哉！痛之不已，酿成奇酸，海枯石烂，其味深长。……故作《金瓶梅》……（〈苦孝说〉）

　　屠本畯《山林经济籍》云「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当即此说滥觞。

　　由于张竹坡在阅读界的巨大影响，此说又隐然成为此后笔记文人笔下各种为父仇说的理论张本。

　　从这一说法本身来看，它很难找到小说文本的坚实支撑，显然难以成立。而与此说不无关系的那些著书染毒、药杀仇敌的耸人故事，更早被权威学者断为无稽之谈。

　　但是，另一方面，此说毕竟出于可称《金瓶梅》第一解人的张竹坡之手，又不能没有合理的成分在。

　　《山林经济籍》

　　第二种说法主要针对小说第十七回的宇文虚中奏章和第四十八回的正面官员形象曾孝序而发，可以称为「为曾铣呜冤」说。

　　王莹〈《金瓶梅》的「沉冤」究指何事？〉认为：

　　《金瓶梅》于第十七回，即主体故事刚刚展开后，便楔入了杨、洪因北虏犯边贻误军机被牵连参劾的事件：

　　「兹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兵马，失误军机……」

　　从年代内容判断，应系实指下面一段史实：

　　嘉靖二十五年以兵部侍郎曾铣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会寇居河套，久为中国患。铣建言复套之议。……

　　严嵩知帝意，遂极言河套，必不可复，并力攻夏言。世宗信严嵩及陆炳言，罢夏言，逮曾铣，……嘉靖二十七年将曾铣斩于西市。……

　　……爱国致罪，忠臣遭戮，此千古奇冤，莫此为甚，笑笑生出于深厚的同情心，将此冤托之写《金瓶梅》，以排遣忧郁愤懑。所谓「沉冤」，即沉此国事之冤也。

　　……以曲笔法为其暗指的人物在小说中定名时，确实煞费苦心作了缜密考虑。

　　代表此一事件的奸党一方，严嵩父子、陆炳等，借用蔡京父子以代替。代表忠良一方的人物，自然也要用假托遮掩。这个人物，在《金瓶梅》中是曾孝序。【2】

　　此文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一、《金瓶梅》第十七回所写朝廷对误国奸臣的惩处可称正义之举，而历史上嘉靖二十七年曾铣等人被杀乃是千古奇冤，怎么可以前者实指的就是后者？如果真是实指，那倒不是替曾铣鸣冤，而是替曾铣定罪了。

　　二、既然前者实指的是后者，那么，与后者中的曾铣对应的曾孝序就应在前者中出现，怎么可能不在前者中出现，却跑到与前者毫不相同的第四十八回的断案情节中去了？

　　三、小说中的曾孝序是文臣，历史上的曾铣是武帅，除了都姓曾，他们之间又哪有多少可以对应之处？即使没有这些逻辑问题，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严嵩一朝，屈杀之人多矣，《金瓶梅》何以要独为曾铣鸣冤？与曾铣之间有什么特殊关系吗？

　　如果没有一点儿私人情感的因素，纯粹一般的感于时事，《金瓶梅》绝不可能走到「作秽言以泄其愤」的地步。

　　然而，这一说法也有值得肯定之处，那就是它提醒人们，要深入探究《金瓶梅》的影射内涵，第十七回的情节应予充分关注。

　　第三种观点与第二种没有本质的区别，也以第十七回的情节为考究的重点，只是鸣冤的时间略有下移，鸣冤的对象不限于一人，可以称为「为诸大臣鸣冤」说。

　　周钧韬先生持此观点，他说：

　　在《金瓶梅》第十七回中，借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上本历数蔡京罪状，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深意，达到独罪蔡京的目的。

　　我认为这段文字指蔡京则不可，指严嵩则十分贴切。查明史，嘉靖二十九年，刑都郎中徐学诗上言……嘉靖三十二年，兵部员外郎杨继盛上疏论严嵩十大罪……将这两份疏本与《金瓶梅》中宇文虚中的疏本作些比较，不难发现，相同之处甚多：

　　一、历数严嵩（蔡京）罪状大同小异；

　　二、阐明内忧导致外患的观点完全一致；

　　三、独罪严嵩（蔡京）的目的完全一致；

　　四、要求皇帝严加治罪的愿望亦相同。

　　可见《金瓶梅》中虚构的宇文虚中弹劾蔡京事，正是嘉靖时期诸大臣弹劾严嵩事的艺术再现。3

　　此说没有内在的逻辑矛盾，但仍然存在创作中的私人情感无法得到说明的缺憾。然而，它的启发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要解决《金瓶梅》的创作动机问题，眼界还可以更开阔一些，方法还可以更细致一些。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的「徐渭为沈炼鸣冤」说，自信可以容纳以上各说之长而成为此一问题的较完满回答。为此，我们要先从徐渭的同乡士人说起。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三卷本

　　二、绍兴士人与严嵩

　　严嵩以善撰青词，逢迎帝意，于嘉靖十五年掌礼部，二十一年入阁，二十三年为首揆，至四十一年被罢，左右嘉靖政坛达二十余年之久；

　　这二十余年，既是他恃宠作恶、聚贿自肥的二十余年，也是正直士人不断峻奏于朝、摘发其奸的二十余年；在早期的反严阵营中，可以说，以绍兴士人这支力量最为持久坚韧，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

　　绍兴的反严士人，首先是时称「上虞四谏」之一的都御史谢瑜，于嘉靖十九、二十一年，两度向严嵩发难。《明史?谢瑜传》载：

　　谢瑜，字如卿，上虞人，嘉靖十九年进士，由南京御史改北。

　　十九年正月，礼部尚书严嵩屡被弹劾，帝慰留。瑜言：嵩矫饰浮词，欺罔君上，箝制言官，且援明堂大礼、南巡盛事为解，而谓诸臣中无为陛下任事者，欲以激圣怒，奸状显然。

　　帝留疏不下。嵩奏辩，且言瑜击臣不已，欲与朝廷争胜；帝于是切责瑜而慰谕嵩甚至。居二岁，竟用嵩为相。甫逾月，瑜疏言：

　　「武庙盘游佚乐，边防宜坏而未甚坏；今圣明在上，边防宜固而反大坏者，大臣谋国不忠，而陛下任用失也。自张瓒为中枢，掌兵而天下无兵，择将而天下无将。说者谓瓒形貌魁梧，足称福将。夫诚边尘不耸，海宇晏然，谓之福可也；今瓒无功而恩荫屡加，有罪而褫夺不及，此其福乃一身之福，非军国之福也。昔舜诛『四凶』，万世称圣。今瓒与郭勋、严嵩、胡守中，圣世之『四凶』，陛下旬月间已诛其二，天下翕然称圣，何不并此二凶放之、流之，以全帝舜之功也……」

　　疏入，留不下。嵩复疏辩，帝更慰谕，瑜复被谯让。……

　　又三载，大计，嵩密讽主者黜之。比疏上，令如贪酷例除名。瑜遂废弃，终于家。

　　四谏的另三谏是叶经、陈绍、徐学诗。

　　叶经，《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十八载：

　　叶经，字叔明，嘉靖十一年进士，除常州推官，擢御史。

　　嵩为礼部，交城王府辅国将军表柙谋袭郡王爵，秦府永寿王庶子惟燱与嫡孙怀墡争袭，皆重贿嵩，嵩许之。

　　二十年八月，经指其事劾嵩，嵩惧甚，力弥缝，且疏辩。帝乃付袭爵事于庭议，而置嵩不问，嵩由是憾经。又二年，经按山东，监乡试；试录上，嵩指发策语为诽谤，激帝怒。杖经八十，斥为民。创重，卒。

　　这是死于严嵩之手的第一个绍兴士人。比较起来，陈绍的结局要好得多。同志载：

　　陈绍，字用光，上虞人，嘉靖中进士，司理庐郡，征拜南台御史，号有风裁。壬寅八月，礼部尚书严嵩初拜相，而边适内讧。

　　绍抗疏曰：「昔中国相司马，辽人戒饬边吏；今嵩外为谨饬，内存险诈，竞奔趋而贱名检，见轻士论，一旦列置具瞻，何以励庶职而威远方？请收回成命，别简忠贤，宗社幸甚！」

　　时世宗尚亲万几，嵩虽恚甚，不能辄加过。寻出为韶州守。

　　四谏中以徐学诗的影响最大。《明史》本传载：

　　徐学诗，字以吉，上虞人，嘉靖二十三年进士，授刑部主事，历郎中。二十九年，俺答薄京师；既退，诏廷臣陈制敌之策，诸臣多掇细事以应。

　　学诗愤然曰：「大奸柄国，乱之本也。乱本不除，能攘外患哉？」即上疏言：

　　「大学士嵩，辅政十载，奸贪异甚。内结权贵，外比群小；文武逆除，率邀厚贿；致此辈掊克军民，酿成寇患；国事至此，犹敢谬引佳兵不祥之说，以谩清问。近因都城有警，密输财贿南还，大车数十乘，楼船十余艘，水陆载道，骇人耳目。又纳夺职总兵官李凤鸣二千金，使镇蓟州；受老废总兵官郭琮三千金，使督漕运。诸如此比，难可悉数。举朝莫不叹愤，而无有一人敢抵牾者，诚以内外盘结，上下比周，积久势成。而其子世蕃又凶狡成性，擅执父权；凡诸司奏请，必先白其父子，然后敢闻于陛下，陛下亦安得而尽悉之乎？……陛下诚罢嵩父子，别简忠良代之，外患自无不宁矣。」……诗竟削籍。

　　先劾嵩者，叶经、谢瑜、陈绍与学诗皆同里，时称「上虞四谏」。

　　上虞为绍兴府属县，「上虞四谏」当然也可以称为「越中四谏」。

　　《乾隆绍兴府志校记》

　　事实上，四谏中前三谏谏事发生较早，知名度不高，故徐学诗又与稍后遭际更惨、影响更大的另三谏合称为「越中四谏」。

　　这三谏就是会稽人沈束、沈炼和余姚人赵锦（《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又载为山阴人，然其墓在绍兴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兰亭娄家坞则各志无异词，足见赵氏籍余姚而居府城之山阴境）。

　　沈束以礼科给事中忤嵩事，发生在嘉靖二十八年。《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三载：

　　沈束，字宗安，嘉靖癸卯乡试第一，寻举进士，出理徽郡，三年，拜礼科给事中。

　　世宗末年，严嵩父子专政，诸所进退，一以贿入为低昂。束触事愤慨，将列其罪状，语稍漏。会总兵周尚文卒，请恤典，嵩恶其素不附己，寝之。

　　束抗疏，言：「尚文忠勇素着，国之长城，其死也，边人无不洒泣；而身后之典，格而不议，何以示劝？且大臣当体国奉公，奈何以爱憎为予夺？」疏入，嵩大怒，条旨杖阙下，几死。寻下诏狱，幽禁之。

　　自束疏上，后沈锦衣炼、赵御史锦、徐刑部学诗先后论嵩，时号「越中四谏」。而嵩愈恨越人，禁束愈固。在狱凡十有八年，艰危无状。

　　《明史》本传还记载了十八年牢狱期间，其家人的「凄楚万状」。这种漫长的折磨，其残酷绝不亚于任何屠戮。

　　赵锦事在嘉靖三十二年。《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载：

　　赵锦，字符朴，嘉靖甲辰进士，授江阴知县，征授南京御史，清军云南。三十二年元旦，日食，锦谓权奸乱政之应，疏劾严嵩罪。时杨继盛以劾嵩得重谴，帝方蓄怒以待言者，手批锦疏，谓欺天谤君，遣使逮治。锦万里就征，屡堕槛车，濒死者数矣。既至，下诏狱，拷讯，搒四十，斥为民。父埙，时为广西参议，亦投劾罢。

　　两四谏七人之外，仅府治两县尚有「分宜入相」，「言其心术不正」，被外放江西的中书舍人张元冲；「以忤权相罢归」的武选司主事俞意（《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沈束下狱」，「抗疏救之，几不测」的董思近（后为徐阶援救）；「以忤严嵩，诬陷下狱」的胡朝臣（《康熙会稽县志》卷二十三）等。

　　真是一时慷慨悲歌之士，不蹈出燕赵，而尽萃于越中矣。

　　徐渭与反严的罢归乡人多有交往。例如，《徐文长三集》（以下称《三集》）卷四〈壬子武进唐先生过会稽，论文舟中，复偕诸公送至柯亭而别，赋此〉，诗前自注：

　　「时荆川公有用世意，故来观海于明，射于越圃。而万总兵鹿园、谢御史狷斋、徐郎中龙川诸公与之偕西也。彭山、龙溪两老师为之地主。荆公为两师言，自宗师薛公所见渭文，因招渭。渭过从之始也。」

　　壬子为嘉靖三十一年，狷斋、龙川分别为谢瑜、徐学诗号。据此，徐渭与谢瑜、徐学诗始交于嘉靖三十一年。

　　《嘉庆山阴县志》封面

　　《徐文长逸稿》（下称《逸稿》）卷十五又有〈寿徐安宁公序〉云：

　　予表兄赵某甥某，得附交于公令子刑部君，将以旦日奉所绘《椿萱并茂图》以为贺，而属言于予，恳不置。……

　　予曩岁客省市，见馆中童子挟连牍过庑下，取读之，累数千言；已乃阅其衔，则刑部君学诗者论宰相札也。

　　当其时，宰相势倾中外，热炙手，士开口者辄陷胸。于是服荐簪笔之流，徒抱愤相视，莫敢发以须衅，而刑部君独抗越极诋之。言切直英特，慷慨嘘唏，读之者夏栗而冬汗。

　　予当壬子夏，偶得见刑部君于荆川舟中。自是遂数问其迹于往来上虞者。

　　徐渭对徐学诗的景仰和关切之情，以及他对徐疏的精熟和高度推崇，于此可见。较之徐学诗，徐渭与赵锦之间则较少「敬不可及」的色彩，显得关系更加密切。

　　同书卷四〈送赵大夫掌南台〉，自注「旧尝为南御史，论分宜」，故知为送别赵锦而作。

　　据诸史，赵锦隆庆初复官，万历二年迁南京右都御史，改刑部。卷二十二〈张太仆墓志铭〉，则系徐渭代赵锦为张天复而作【4】。

　　据此铭，张女许赵子，张天复、赵锦为儿女亲家；而张天复、张元忭父子又是脱徐渭于囹圄的关键人物，是徐渭的救命恩人。再加赵锦又差不多就是山阴人，故徐渭与赵锦，也就来往频繁，关系亲近。

　　徐渭与胡朝臣的关系也不生疏。《三集》卷一〈画赋〉序云：

　　「万历元年癸酉九月之十有三日，为通参公六十生朝。某辈将称贺于庭，念羊雁之陈，不足以罄悃素，相与裹钱缗，购画于郡中名家，得《寿山福海图》，谓可悬公之壁也。而载言于上，悃素则罄。以某无他长，差可役于管，令赋之。」卷七〈送通政胡君入闽〉，自注：「敬所君有同年御史大夫镇闽。」〈寿胡通参〉，自注：「胡尝忤权相下狱。」

　　《逸稿》卷八又有〈代胡通政送优人〉。诸作即为胡朝臣而写。

　　据《康熙会稽县志》和《明实录》，胡朝臣，号敬所，以通政使右参议忤嵩下狱，被系十余年，至嘉靖四十四年，方释回原籍为民。

　　徐渭感于这样一种乡风，并缘于与罢归乡人的交往，从而产生愤世嫉俗的心态和借宋喻明、借蔡骂严的创作动机，不是很自然的吗？

　　从相关性来看，上引谢疏中有「四凶」，《金瓶梅》第一、第三十回有「四个奸臣」「四个奸党」；陈疏、徐疏都将边事安危系之柄政贤否，《金瓶梅》第十七回宇文虚中奏章亦主张「国法已正，虏患自消」；

　　赵从任职之地驰劾严嵩，《金瓶梅》中曾孝序亦从按临之地参奏蔡京；叶为山东御史，被指发诽谤，《金瓶梅》中曾孝序亦为山东御史，被「劾其私事」；谢被大计除名，废弃终身，《金瓶梅》中曾孝序亦被「吏部考察」，「将孝序除名，窜于岭表」：应该说，《金瓶梅》中是有绍兴士人的影子的。

　　不过，促使徐渭把这一创作动机真正转化为泄愤文字的关键人物，还是「越中四谏」中的沈炼；也只有沈炼的疏章，才是《金瓶梅》写作宇文虚中疏章的主要参照。

　　《徐文长逸稿》内封

　　三、沈炼与严嵩父子

　　沈炼是严嵩当权期间被害士人中极具个性的一个，他的疏狂纵放，与钢筋铁骨般的凛然风节相结合，成就了明代反暴政史上悲壮动人的一页。

　　杨继盛罹难，有传奇《鸣凤记》歌唱其事，犹是士人同侪之吊；沈炼之狱，有话本小说〈沈小闻相会出师表〉规模其冤，可见赢得民间大众的普遍尊崇。

　　和绝大多数反严士人不同，沈炼是从严嵩父子身边站起，成为他们的政治死敌的。张廷玉《明史?沈炼传》载：

　　沈炼，字纯甫，会稽人，嘉靖十七年进士，除溧阳知县。用伉倨忤御史，调茌平。父忧去，补清风，入为锦衣卫经历。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然颇疏狂，每饮酒，辄箕踞笑傲，旁若无人。锦衣帅陆炳善遇之，炳与严嵩父子交至深，以故炼亦数从世蕃饮。世蕃以酒虐客，炼心不平，辄为反之，世蕃惮不敢较。会俺答犯京师，致书乞贡嫚语，下廷臣博议。司业赵贞吉请勿许，廷臣无敢是贞吉者，独炼是之。

　　吏部尚书夏邦谟曰：「若何官？」炼曰：「锦衣卫经历沈炼也。大臣不言，故小吏言之。」遂罢议。

　　炼愤国无人，致寇猖狂，疏请以万骑护陵寝，万骑护通州军储，而合勤王师十余万人击其惰归，可大得志。帝弗省。嵩贵幸用事，边臣争致贿遗；及失事惧罪，亦辇金贿嵩，贿日以重。炼时扼腕。

　　一日从尚宝丞张逊业饮，酒半及嵩，因慷慨骂詈，流涕交颐。遂上疏……帝大怒，搒之数十，谪佃保安。……缚草为人，像李林甫、秦桧及嵩，醉则聚子弟攒射之；或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

　　语稍稍闻京师。嵩大恨，思有以炼。先是，许论总督宣大，常杀良民冒功，炼贻书诮让。后嵩党杨顺为总督，会俺答入寇，破应州四十余堡，欲上首功自解，惧罪，纵吏士遮杀避兵人逾于论。

　　炼遗书责之加切，又作文祭死事者，词多刺顺。顺大怒，走私人白世蕃，言炼结死士击剑习射，意叵测。

　　世蕃以属巡按御史……具狱上，嵩父子大喜；前总督论适长兵部，竟覆如其奏，斩炼宣府市。

　　……取炼子衮、褒杖杀之，更移檄逮襄，襄至搒讯。

　　……后嵩败，世蕃坐诛，临刑时，炼所教保安子弟在太学者，以一帛署炼姓名、官爵于其上，持入市，观世蕃断头讫，大呼曰：「沈公可瞑目矣。」因恸哭而去。

　　从嘉靖三十年杖贬，到三十六年被斩，沈炼一案前后历时7 年，涉案面以京师为中心，北起边鄙保安，南及浙江绍兴，当事者父子三人直接死于刀棍之下。

　　与此案齐名的另一大血案杨继盛案，从嘉靖三十二年杨劾嵩下狱，至三十四年杨被斩，历时3 年，涉案面不出京师，直接被杀一人，其严重性和影响实际上都要小于此案。

　　可以说，任何一个愤慨于嘉靖朝政的作家，不论他是当时人还是后来者，也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当他要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严嵩父子时，他的心目中都会多多少少有个沈炼的形象在。

　　研究《金瓶梅》时代背景的学者，喜欢引用杨继盛的劾嵩奏章，来对比小说第十七回宇文虚中的劾京奏文。

　　其实，将史料所载杨疏与沈疏放到一起，不难看出，二者指导思想和十大罪状基本相同，而沈疏在前，杨疏在后，且杨疏中明确提到「沈炼劾嵩疏」（张廷玉《明史?杨继盛传》），杨疏乃在沈疏的启发下写出。

　　《明史》书影

　　从二疏与小说的接近处来看，沈疏亦明显比杨疏更多。有理由相信，小说第十七回宇文虚中奏状的写作蓝本就是沈疏。

　　请看二文各部分的以下对照：

　　开端部分。沈炼疏言（《沈青霞公遗集》卷十三）：

　　锦衣卫经历臣沈炼一本，恳乞天恩，早正奸臣欺君误国之罪，以决征虏大策事。

　　臣观昨岁逆虏犯顺，得利而归，迩又阳言入贡，阴怀故智，致廑皇上宵旰之忧，奋扬神武，张惶六师，必欲乘时以兴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悦，文武群臣之所愿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机，必先庙算；方今庙算，必先为天下诛奸邪而激忠义，则虏贼不足平矣。……

　　《金瓶梅》写：

　　兵科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一本，恳乞宸断，亟诛误国权奸，以振本兵，以消虏患事。

　　臣闻夷狄之祸，自古有之：周之猃狁，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迨及五代而契丹浸强，又我皇宋建国，大辽纵横中国者，已非一日。

　　然未闻内无夷狄，而外萌夷狄之患者。……譬犹病夫，至此腹心之疾已久，元气内消，风邪外入，四肢百骸，无非受病。……君犹元首也，辅臣犹腹心也，百官犹四肢也。

　　陛下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各尽职于下，元气内充，荣卫外扞，则虏患何由至哉？……

　　观察：都由三个更小的部分组成：

　　(1)表明主题。二者目的完全一样，措语非常接近。

　　(2)提出事实依据。一由「昨岁」说到「方今」，一由「自古」说到「皇宋」，二者都由过去说到现在。

　　(3)提出理论依据。二者内容实质完全一致，小说仅多了一些通俗化的发挥文字，目的当然是为了适应小说的读者需要。

　　主体部分。沈炼疏言：

　　……切见辅臣严嵩受国重任，视如鸿毛；贪婪之性，疾如膏盲；愚鄙之心，顽如铁石。当此之时，不闻其劳心焦思，延访贤豪，咨诹方略，以为治国安边之策；惟与伊子世蕃日夜图维不出，为自全之计。

　　人有欲为忠谋奇计者，恐其胜我也，则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贡愉言谄色者，乐其享我也，则曲意以交之。揣摩之术利于锥刀，而不用之经国；狐媚之态病于夏姬，而不用之以亲贤。

　　……揽吏部之权，奸赃狼籍，至于驿丞小吏亦无所遗，官常不立，风纪大坏……中伤善类，一忤其意，必挤之死地而后已，使人为国之心顿然消沮……日月搬其财货，骚动道路，民穷财尽，国之元气大亏……

　　故今虏寇之来者，三尺童子皆知严嵩父子之所致也……吏部尚书夏邦谟，名为公室之臣，实则私门之吏……妾妇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丧，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廉耻不行，盗贼蜂起。

　　今之考察将以进廉退贪，不除此三人者，虽日去赃墨之吏无庸也。……

　　《金瓶梅》写：

　　……今招夷虏之患者，莫如崇政殿大学士蔡京者。本以俭邪奸险之资，济以寡廉鲜耻之行。谗谄面谀，上不能辅君当道，赞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爱元元。

　　徒以利禄自资，希宠固位，树党怀奸；蒙蔽欺君，中伤善类。忠士为之解体，四海为之寒心；联翩朱紫，萃聚一门……金虏背盟，凭陵中夏，此皆误国之大者，皆由京之不职也。

　　王黼，贪庸无赖，行比俳优，蒙京汲引，荐居政府，未几谬掌本兵……迩者……张达残于太原，为之张惶失散；今虏之犯内地，则又挈妻子南下，为自全之计……

　　杨戬本以纨祷膏梁……此三臣者皆朋党固结，内外蒙蔽，为陛下腹心之蛊者也。数年以来，招灾致异，丧本伤元，役重赋烦，生民离散，盗贼猖獗，夷虏犯顺，天下之膏腴已尽，国家之纪纲废弛。……

　　观察：二者都联劾三人而以一人为罪魁；主要罪状大同小异；都由分述罪状而归于总述其害；都有「中伤善类」「为自全之计」等措语。

　　《金瓶梅》五色彩印汇评全本（黄 霖 编著）

　　另外，「妾妇之道」与「行比俳优」，「盗贼蜂起」与「盗贼猖獗」，「国之元气大亏」与「丧本伤元」，沈疏开头部分之「逆虏犯顺」与小说此段部分之「夷虏犯顺」等用语亦极相近。

　　结尾部分。沈疏：

　　……伏望皇上敕下廷臣，将此三人详议其罪，应诛而诛，应斥而斥。则赏罚明而贤否别，忠臣义士无不仗剑而起，感激奋发，争先效死，而虏寇不足灭矣。

　　迩者飙风大作，皇上所宜速发干断，以回天变，以慰人心。臣不胜倦倦激切之至。

　　《金瓶梅》：

　　……伏乞宸断，将京等一干党恶人犯，或下廷尉，或示薄罚，或置极典，以彰显戮，或照例枷号，或投之荒裔，以御魍魉。庶天意可回，人心畅快，国法已正，虏患自消，天下幸甚！

　　观察：二者思路上都回到内靖外安的逻辑起点；都强调「回天」，都注目于天意人心；小说四「或」即沈疏两「应」的具体展开。

　　另外，如所周知，沈炼劾嵩的直接原因是嘉靖二十九年的鞑靼入侵，沈疏开头「昨岁逆虏犯顺」即指此。小说中宇文虚中疏语「迩者……张达残于太原」，实亦暗指此事。

　　《明史?鞑靼传》载：「嘉靖……二十九年春，俺答移驻威宁海子；夏犯大同，总兵张达、林椿死之。」「张达」一名再次不经意地勾出宇文之疏与沈疏的内在联系【5】。

　　综上可见，《金瓶梅》的写作参照过沈炼疏文，《金瓶梅》有为沈炼鸣冤意已明。

　　需要回答的是，如果情况确如笔者所探讨的，徐渭就是《金瓶梅》的，那么，徐渭为什么要这么做？他和沈炼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明）沈 炼 绘像

　　四、徐渭与沈炼

　　徐渭与沈炼并为嘉靖时期「越中十子」的成员。《嘉庆山阴县志》卷十四〈徐渭传〉载：

　　当嘉靖时，王、李倡七子社，谢榛以布衣被摈，渭愤其以轩冕压韦布，誓不入二人党。尝与萧柱山勉、陈海樵鹤、杨秘图珂、朱东武公节、沈青霞炼、钱八山楩、柳少明文及诸龙泉、吕对明，称「越中十子」。

　　研究徐渭生平的学者业已指出，在越中十子中，「以徐文长最为年少」，「对徐文长影响最大的是沈炼」，「他是徐家的女婿，与徐文长同辈」【6】，二人交往密切。

　　《三集》卷六〈桃花堤上看美人走马〉，题下即白注：「和青霞君。」据县志卷十〈选举志〉，沈炼籍属绍兴卫，绍兴卫在府城山阴治东，距徐渭的住处山阴治东南甚近。

　　有亲戚关系，又有此方便，二人的交往、酬唱自然也就十分频繁。

　　二人的更密切关系还在于，「沈炼介绍越中名士和徐文长往来」【7】，对徐渭有知遇之恩。

　　据诸史，沈炼生于正德二年，徐渭生于正德十六年，沈长徐14 岁。

　　《畸谱》把沈炼列入纪知类，并特别载入：

　　沈光禄炼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

　　《畸谱》为绝笔之作，五六十年前的话尚记忆犹新，于此可见沈对徐的知遇恩重。

　　沈炼被贬以后，徐渭冒着很大危险，千里寄诗，于满腔悲愤中，寓含了对他的声援和慰藉。此即《三集》卷七所载之〈保安州〉：

　　终军愤懑几时平，远放穷荒尚有生！

　　两疏伏阶真痛哭，万人开幕愿横行！

　　朝辞邸第风尘暗，夜度居庸塞火明。

　　纵使如斯犹是幸，汉廷师傅许谁评？

　　诗前自注：「寄青霞沈君。」同书卷十九〈送章君世植序〉作于同时，内称「吾乡沈先生炼，锦衣经历，以言事今徙保安为布衣者。其始为诸生时，即以文才为时辈所推重，凌厉崛奇，深造远览，横逸不可制缚」，「沈一举于乡，再举于廷，三仕于县，一言事于朝，声名满天下」，对沈炼其文其人的高度推重和崇敬溢于言表。

　　《逸稿》卷十四〈代试禄前序〉更5 次将沈炼与宋濂、刘基、王守仁等学养俱高的大师并列。

　　一方面，沈炼是徐渭的密友和恩兄，一方面，徐渭对沈炼怀有崇敬和感激之忱。正因存在这种特殊关系，沈炼的被害才给徐渭带来了近乎「亲为仇算」的巨大悲痛。

　　《沈青霞公遗集》卷十六载沈炼死后，徐渭为作挽联多副，其二为：

　　烈火真金，万古不磨心一寸；士类如公，不负男儿生世界。

　　白虹赤日，四时长贯气千寻；英灵何往，仍还造化作星辰。

　　《三集》卷四〈哀四子诗〉之一〈沈参军〉，卷二十四〈代知清丰沈公祠碑〉，卷二十八〈会祭沈锦衣文〉等，均痛切表示了对沈炼的哀悼。

　　又如《逸稿》卷八〈校沈青霞先生集，醉中作此〉：

　　曩昔曾蒙国士待，今朝幸校先生文。

　　纵令潦倒扶红袖，不觉悲歌崩白云。

　　上引沈炼的劾嵩疏即载于《沈青霞公集》卷十三。

　　《徐文长全集》内封

　　沈炼死后，徐渭将很大部分哀思转化到对其后人的关爱和谕勉之上。

　　翻检现存徐渭诗文，有十余篇都系为沈炼长子沈小霞和四子沈继霞而作，而且无一例外都要提到乃父的忠节。

　　例如《三集》卷五〈沈生行〉：

　　「阿翁上书是朱云，忠臣之子天下闻。君如绾印垂盩祖，定是驰声作蕙芬。」〈沈叔子解番刀为赠二首〉之一：「君如佩此向上谷，而翁之死人共哭。黄酋亦重忠义人，一见郎君悔南牧。」

　　徐渭还曾亲赴保安，实地瞻吊过沈炼被害之地。

　　《三集》卷十一〈边词廿六首〉之二：「门外犹疑铁骑封，当年曾此缚龙逢。世间第宅知多少，何事风波恶此中？」「曾见思归数寄书，忠魂毕竟滞边隅。可怜一斗苌弘血，博得墙园柳数株。」

　　诗下自注：「右二首过沈光禄宅及拜祠。」

　　然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沈炼的死，徐渭还有一种非常执着的内疚情结。请看《三集》卷二十五〈赠光禄少卿沈公传〉后：

　　外史徐渭曰：余读《离骚》，阅青霞君塞下所著《鸣剑小言集》《筹边赋》，扼腕流涕而叹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愤，等死耳，而酷不酷异焉。……宋玉为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魂。余于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时，余直寄所怆诗一篇，愧宋玉矣！

　　悲怆、愤叹、愧责汇织合流，为其鸣冤的创作动机便可油然而生。

　　事实上，徐朔方先生就断言《四声猿》之一《狂鼓史》为追念沈炼之作。他搜索徐渭诗文，发现其中祢衡骂曹一典凡七见，除一为咏物，二系以祢衡自喻外，余四例都以典实与沈事并举【8】。

　　进一步考察这四例会看到，此典实与沈事并非仅有局部相似，而是处处关合，沈炼俨然祢衡之再生，而笔底严嵩、杨顺亦俨然曹操、黄祖之副本。

　　故专演此典实又大翻其意趣的《狂鼓史》，确当为追怀沈炼，替沈炼扬眉吐气之作。追怀沈炼，为其鸣冤，既是《狂鼓史》的创作动机，也应是《金瓶梅》的创作动机。

　　从相关性来看，《狂鼓史》以祢衡骂奸相为一剧之纲，《金瓶梅》亦以宇文虚中、曾孝序、陈东，前、中、后三劾奸相提贯全书；《狂鼓史》中奸相假手他人害死祢衡，《金瓶梅》中奸相亦假手他人将曾孝序「锻炼成狱」；

　　《狂鼓史》中阳间祢衡已死，而阴间祢衡升仙，《金瓶梅》中亦有曾孝序先败于前，而陈东大胜于后：二者表面上相距甚远，实则仍有出于一人之手的明显迹象。

　　《金瓶梅》之所以选择陈东这个人物来最终告倒奸相一伙，原因之一还在于，「陈」与「沈」音近，而「东」与「炼」形近耳。【9】

　　本节最后还要补充两点。一、沈炼很大程度上是为嘉靖二十九年的俺答入侵而死，那么，徐渭本人当时对此一事件的看法如何呢？

　　《三集》卷五〈今日歌二首〉，题下自注「是年虏寇古北口，入薄都城」，内云：「三卫京师之左肘，酋也过之一麾手。……掳生杀死不可数，将军札垒空成堵。来时不扑去不禽，何用养士多如林！」

　　对边防的废弛和朝政的腐败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和讥嘲。由此可见，徐渭和沈炼的密切关系，还有相通的政治见解为基础。

　　二、《金瓶梅》中宇文虚中、曾孝序、陈东等人物既三合一隐指沈炼，那么，全书主角西门庆又隐指何人呢？此当隐指沈炼冤案的主谋者严世蕃。

　　从姓名来看，「西门」之于世蕃的号「东楼」，尽管前者是复姓，后者是号，位置有所错开，二者对举成文的痕迹仍明显。

　　小说又多次径称西门庆为「门庆」，可见其原型本非复姓。

　　从身分来看，西门庆为蔡京假子，而嘉、万间社会传闻亦以严世蕃为严嵩假子。

　　《万历野获编》卷八即载：「初闻故老云，世蕃亦非介溪子，余未深信。及闻赵浚谷中丞为〈吏部郎中王与龄行状〉，直云世蕃为螟蛉子，则分宜固无后也。」

　　从体貌来看，小说唯独多次写到西门庆戴眼纱，似暗示西门庆有眼疾，而《明史?严嵩传》载：「世蕃短项、肥体，眇一目。」

　　从性格来看，西门庆足当「淫棍」之号，此号亦可付之世蕃。据史料记载，即使在母亡居丧期间，严世蕃也「日纵淫乐于家」（《明史?严嵩传》）。

　　另外，西门庆凭借与太师的「父子」关系，收受贿赂，荐举荆都监升官，不言而喻，此亦严世蕃之故技。至于小说第七十七、七十八回写到的「浙江本府赵大尹」「杭州赵霆知府」，则可能隐指严门人物赵文华。

　　赵文华曾与胡宗宪共举东南防倭事，徐渭洞晓其为人。

　　《万历野获编》封面

　　五、《金瓶梅》与徐渭自我

　　费了这么大的劲，其实只回答了本节论题的一半。因为，

　　一、以抨击嘉靖朝政为主题的文学作品绝非仅此一部，而唯有《金瓶梅》对朝政的描写最暗无天日。

　　二、《金瓶梅》的内容也绝不限于对朝政的影射和抨击，它横扫的乃是当代社会世道人心的全部，而绝非某一板块和角落。

　　「为沈炼鸣冤」说，可以解决此书为何而写的问题，但紧接着而来的问题是：它为何如此写？为何把一切都写得如此绝望？

　　小说有不少帮闲蔑片插科打诨的场面，也有不少很像在嬉皮笑脸开玩笑的文字，但浸润全书的总基调则是透骨的悲凉和冷峻。

　　政治的窳败、道德的泯灭、忠良的被害、弱者和无辜者的惨死，触处皆是，触目惊心。堂堂右相，「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大笔一勾，「贵」为钦犯的西门庆就逍遥法外了。

　　换一位太师，「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如何不喜」，喜心一动，一省的刑名大权又投桃李，被赏给这位市井棍徒。如此等等。王法可以不管，数以万计的苍生百姓的利益更无需理睬！

　　于是，从西门庆家到提刑衙门，便很快形成了一条贪赃枉法的「流水线」：这边是银子几十两、一百两、一千两的进来，那边是车淡、何十、苗青等等真假犯人脱网而去。

　　金钱既可与权势婚媾，繁殖出更多的金钱，又可填塞凡夫俗子的心灵空需，将任何理性、廉耻和良知都挤个干干净净。

　　仆妇奸通主子本是见不得人的丑事，宋蕙莲却不以为羞，反颠狂作态，炫耀骄人；妻子与别人有染被戴了「绿帽」，在任何男子都是奇耻大辱，韩道国却不以为怒反以为喜，叮嘱妻子尽心「伏侍」，千万别断了这条赚钱门路；

　　诰命夫人林氏前门御赐金匾高悬，后门安排蜂媒接引西门庆，同床共枕犹嫌不足，还要儿子拜为「义父」，让他做儿子的精神导师。……一方面是糜烂，政治和伦理的双重糜烂，另一方面便是窒息：抗声说「不」的曾御史被锻炼成狱，宋仁、苗员外、来旺、秋菊、弘化寺和尚等等芸芸众生被无声无息地葬送。糜烂也好，窒息也罢，结局都是灭亡。

　　可以说，《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从生之喧嚣扰攘，归于死之寂灭的世界，是一个彻底绝望的世界。

　　小说结尾陈东虽然告倒了蔡京，似乎正义获得了胜利，但它来得太迟，代价太大，已经不成为胜利。因为异族入侵的铁蹄轰鸣和亡国灭种的嘶叫哭喊，很快就代替了底气全消的除奸欢呼。

　　卜健先生正确指出：

　　或有人把中晚明社会论为一个「没有美」的社会，这自有其立言的依据，然则任何一个时代，一个社会，都难以做到「没有美」的。丑的存在，正在于有了美的比衬。

　　有严嵩父子，就会有杨继盛、海瑞；有朝纲的紊乱，就会有张居正的变法；有官兵的懦弱、怯战，就会有戚家军的赳赳武威；有酷烈的精神压迫，就会有李贽等思想家公开的反叛。……美，往往就在丑的旁边。【10】

　　然则，《金瓶梅》为什么偏偏放弃了美、光明和希望，而专注于丑、黑暗和绝望呢？有不少学者都把这种现象归于自觉的审美追求，认为在审美的园地之外独辟了审丑的新领域，是传统审美观念的一大飞跃。

　　《<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 宁宗一 罗德荣 主编

　　这自是一种真知灼见。但《金瓶梅》的特殊性远不在于一般地写丑。令人血冷的悲凉、苍老和幻灭感才是它最特殊的精神气质。

　　晚明以来不少着力渲染宫廷秽乱的小说无此气质，同样专事写丑的俄国果戈理的一些作品也无此气质。

　　归根到底，这种气质与时代、社会相联系，却并非时代、社会的直接产物；外界发生的某一事件可以激化它，它本身却并非仅凭一时的际遇就可造作而出。

　　简言之，它是精神气质的潜移，是全部命运的产物和情感结晶。正如《红楼梦》的「悲凉之雾，遍披华林」原自曹雪芹的坎坷命运，《金瓶梅》的绝望、悲凉和幻灭，也与徐渭的坎坷命运紧密相连。

　　袁宏道〈徐文长传〉曰：

　　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既已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药，恣情山水。

　　……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

　　……石公曰：「先生数奇不已，遂为狂疾；狂疾不已，遂为囹圄。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的确，在晚明士人中，我们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同时拥有徐渭这样的才华、命运和个性。

　　撇开小说、戏曲不谈，正统文人高看的诗、文、书、画诸技，他样样精绝，每样均可称当代一流；文才既全面，武韬亦过时伦，曾为东南防倭屡出胜策，名动幕府。

　　但是，文才虽高，却一生「举于乡者八而不一售，人且争笑之」（卷二十六〈自为墓志铭〉；）《三集》武韬才得施展，所依之幕主即倒台入狱，权相又以此「声怖我」（《畸谱》），三两年畅快乐事翻成终生祸源。

　　家庭方面的不幸更构成了长长的清单，从百日丧父到「晚绝谷食者十余岁」（陶望龄〈徐文长传〉），其间包括了幼年失母、青年丧妻、中年落狱等等重大的不幸和灾祸。

　　就对生活的影响而言，徐渭在仕进方面的挫折不偶当然是根本的，但它却并非全由命运使然。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咎于徐渭的狂傲个性。

　　〈自为墓志铭〉说：

　　渭为人度于义无所关时，辄疏纵不为儒缚；一涉义所否，干耻诟，介秽廉，虽断头不可夺。

　　在那样一个夤缘钻刺、悬秤论官的时代，徐渭坚持这种「狂节」，无异于自绝仕途。卓荦的才华、傲岸的个性、不幸的命运，再加上诗人敏感的心灵，所有这些因素纠缠、涵容、郁结到一起，其结果，便形成浩若川河的人生绝望和身世之悲。

　　澄道人〈四声猿跋〉述其评鉴《四声猿》的感受：

　　评《四声猿》竟，投笔隐几，惝恍间有若朗吟杜陵「听猿实下三声泪」句者，惊跃狂叫曰：异哉，此余所未及评者也，其殆天池生之灵欤？然听猿泪下，非独杜陵云然。〈宜都山水记〉有云：「巴东三峡猿声悲，猿鸣三声泪沾衣。」

　　〈荆州记〉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则猿啸之哀，即三声已足堕泪，而况益以四声耶！其托意可知已。每值深秋岑寂，百虑填膺，试挟是编，睹其悲凉愤惋之词，想其坎壈无聊之况，骨悚神凄，泪浃三峡，何待猿啼，诚有如天池生之命名者！

　　再看张竹坡评点《金瓶梅》时，在〈竹坡闲话〉中对其底蕴的如下体察：

　　不幸，身遭其难，吐之不能，吞之不可，搔抓不得，悲号无益，借此为自泄。其志可悲，其心可悯矣。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物，面对不同的对象，竟然从中获取了几乎完全相同的东西！

　　总而言之，《金瓶梅》既是为沈炼而作，也是为徐渭自己而作；它既代沈炼泄愤，也是徐渭悲愤自泄。换言之，徐渭因感于乡风并激于沈炼的死而写《金瓶梅》，而他握以行文的这支笔，同时饱蘸了他一生的全部不幸。

　　本文 潘承玉 教授

　　注释：

　　1 王汝梅就将此列为《金瓶梅》必备的条件之一，见《金瓶梅探索》（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 年），页32。

　　2 王莹〈《金瓶梅》的「沉冤」究指何事？〉，《山西师大学》，1988 年第2 期。

　　3 周钧韬《金瓶梅新探》（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 年），页145-146。

　　4《徐朔方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页146。

　　5 此名仅见毛德标等《金瓶梅注评》（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 年）一书，但却解释为：「张，张狂；达，放肆。」殊失检察。

　　6 徐仑《徐文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页17。

　　7 徐仑《徐文长》，页17。

　　8 《徐朔方集》第三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年），页97-98。

　　9 文亦最后认为，陈东即沈炼的替身，小说兼有为沈炼鸣不平意。

　　10 宁宗一、罗德荣主编《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 年），页277。

　　文章单位：绍兴文理学院

　　本文获授权发表，原文刊于《潘承玉<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