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有很多有意思的巧合和故事，

　　有很多人被各种形式记录下来，又有很多人隐藏在历史背后。

　　女儿的名字

　　娜塔莉亚·霍尔特是杜兰大学的分子生物学博士，哈佛大学拉根研究所的研究员。

　　2010年的夏天，娜塔莉亚跟丈夫正在为他们即将出生的女儿起名字。

　　两个人绞尽脑汁都没有选出一个合适的名字，老公给孩子起了“埃莉诺”的名字，娜塔莉亚一开始很不满意，觉得这个名字太老土了。但随着肚子一天天大起来，她也慢慢接受了埃莉诺这个名字。

　　与此同时，娜塔莉亚开始想孩子的中间名。为了纪念老公七年前去世的妈妈，孩子的中间名就用了婆婆的弗朗西斯，于是跟每一个现代准妈妈一样，娜塔莉亚在搜索引擎输入了“埃莉诺·弗朗西斯”的名字。她没有想到一段奇妙的缘分就此开始。

　　她惊讶地发现，历史上有一位名叫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的女性。

　　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出生于1932年11月12日。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Laboratory，JPL）的一位科学家，她主持的项目旨在追踪地球附近的小行星。在NASA服务期间，她发现了不少小行星和彗星——一共有800多颗。

　　今年五月份一颗飞过地球的超大小行星就是赫林发现的。

　　在1989年4月，当这颗行星在偷偷接近地球的时候，美国天文学家埃莉诺·赫林通过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玛天文台首次发现了它，临时命名为(7335)1989JA，埃莉诺·赫林估计它的大小约为1公里，是一颗超大小行星。

　　娜塔莉亚为女儿能和这样的女性分享同一个名字，感到非常荣幸。她还搜到了一张赫林的黑白照片，她捧着一面天文学奖牌，嘴角噙着一抹羞涩的微笑，金色的卷发蓬松地堆在肩头。

　　同样是学者，娜塔莉亚开始好奇，难道早在20世纪50年代，NASA就有女性科学家了吗？赫林到底为NASA工作了多长时间？

　　然而让人遗憾的是，当娜塔莉亚试图联系赫林做采访的时候，她得知一年前（2009年）赫林就过世了。

　　2010年12月14日深夜，女儿呱呱坠地，娜塔莉亚给她起名叫作埃莉诺·弗朗西斯。

　　从那以后，她一直在努力接近，与女儿共享一个名字，但又素昧平生的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慢慢地娜塔莉亚发现，早在三十年代的NASA，就不只有一个女性科学家。

　　点击图片即可查看购买信息~

　　因为为女儿起名字，娜塔莉亚最终完成了一本书的创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让火箭起飞的女孩》。

　　隐藏人物

　　对埃莉诺·弗朗西斯·赫林的好奇引领娜塔莉亚发现了一群女性的故事，这些女孩曾为加州帕萨迪纳的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她们有个有趣的绰号：“人力计算机”。

　　1953年，JPL的计算员们。

　　在我们现在理解的计算机（computer）诞生之前，computer这个单词指的是一类人，是那些负责计算的人。这些计算员凭着一张纸、一支笔和自己大脑，就能解开复杂的数学方程。

　　18世纪的天文学家需要计算员帮他们预测哈雷彗星的周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很多男人和女人踏上了“弹道算员”的岗位，他们的职责是计算战场上步枪、机枪和迫击”的射程。

　　大萧条期间（1929-1933），美国政府雇用了450名计算员，其中有76名女性。

　　20世纪四五十年代，JPL征募了这群女孩来完成所有关键的计算工作。

　　这些计算员隶属于公共事业振兴局(WorksProgresAdministration，WPA)，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却做出了辉的成就。

　　他们用一行行数字填满了一部多达28卷的皇皇巨著最终，这部著作有了一个朴实名字:《数学表格工程》(MathematicalTablesProject)系列。

　　他们不知道的是，未来某天，这部充满了对数、指数函数和三角函数的巨著将成为我们飞向太空的基石。

　　在NASA是这些女孩儿们将早期的导弹送上天空，推动装载着沉重炸弹的火箭飞越太平洋，帮助美国发射第一颗卫星，指引月球任务和行星际探索任务的方向，甚至直到今天，火星漫游车的导航系统也离不开她们奠定的基础。

　　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娜塔莉亚找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20世纪50年代的这群女孩在桌前辛勤地工作。其中有一位叫做海伦·凌的女孩，明显有着亚洲人的面孔。

　　就连NASA的档案管理员也弄不清大多数女孩的名字，更别说她们的下落。看来她们的故事已经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

　　这让同为女性学者的娜塔莉亚坚定了信念，要让女孩们的故事重见天日。

　　2016电影《隐藏人物》上映，导演西奥多·梅尔菲与娜塔莉亚一样，他也要讲一讲这些女孩的故事。

　　与娜塔莉亚·霍尔特的《让火箭起飞的女孩》试图全景展现女孩们的故事不同，在电影中梅尔菲将目光聚焦在了60年代NASA的三位黑人女性计算员身上，他着重突出了黑人女性，种族和性别的双重属性。

　　而娜塔莉亚并没有刻意的去展示这些矛盾，她更想还原历史，讲述故事，这样就单纯了许多。

　　让火箭起飞的女孩

　　要知道即使是在当时的美国，能够出门工作的女性，也只有20%。更不用说在高精尖的科学领域了。

　　娜塔莉亚发现，其实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女性计算员出现了。

　　最早走进她视野中的是一位叫做芭比·坎莱特的女孩，在那个年代芭比是幸运的，她受过良好的教育，老公理查德也同样是学者。夫妇俩受邀加入了当时一个校内的火箭研发中心。

　　这个实验室最初只是三个学生搭建的草台班子，当时甚至连正经名字都没有，学生们取了一个并不吉利的名字叫做“自杀小队”。1936年这个队伍加入了两个新成员，一个叫史密斯，另一个是为中国留学生，他的名字叫做钱学森。

　　差不多在同一年，芭比和丈夫理查德受朋友们的邀请，加入了这个实验室。与此同时这个草台班子被加州理工学院收编，有了一个正式的名字——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GALCIT）火箭研究计划。

　　这个实验室就是喷气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Laboratory，JPL）的前身，担任项目主任的是西奥多·冯·卡门。

　　芭比·坎莱特应该是最早从事计算员工作的女性，在《让火箭起飞的女孩》中，娜塔莉亚写到一个生动的细节。

　　1941年，也就是日本偷袭珍珠港那年，芭比的丈夫理查德升职了。

　　芭比与理查德（1940）

　　虽然芭比的资历和丈夫差不多但她却没有得到提拔，她自己也从没想过这方面的事儿。女性的身份天然伴随着种种限制，就是这么简单。

　　虽然她热爱自己的工作，但既然理查德升了职又加了水，她开始考虑生孩子了。——《让火箭起飞的女孩》

　　娜塔莉亚看到从1940年至今，在半个世纪多的时间里，越来越多的像芭比·坎莱特这样的女性，走进JPL，走进NASA，她们是女孩，是母亲，是学者，是科学家。她们有着多重身份的挑战，却用实力让歧视闭上嘴。

　　很多人觉得，在NASA的早期卫星上，女性只能承担无关紧要的文秘工作，但这群女孩却推翻了人们的固有印象。

　　这些年轻的女工程师在我们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今天我们拥有的技术也离不开她们的贡献。她们是NASA最早的一批计算机程序员。

　　苏珊·芬利

　　其中一位叫做苏珊·芬利的女士，她在JPL工作了58年，一直坚守到2016年7月，要将她参与研发的最后一艘飞船“朱诺号”送进木星轨道。她也是为美国航天项目服务时间最长的女性。

　　她们的故事让我们得以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美国历史上的那些关键时刻。

　　在前言中娜塔莉亚写到：

　　从女儿埃莉诺·弗朗西斯出生的那个寒夜开始，我常常想到这群女孩—尤其是在情绪紧张的时候。作为一名微生物学家，我曾在南非偏远的研究站里捣鼓坏掉的吸乳器，也曾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实验室昏暗的大堂里奔跑，还曾小心翼翼地取出闪烁着迷人光辉的原始数据。在这样的时刻，我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半个世纪前的那群女性，她们也曾面临同样的挣扎，迎来同样的荣耀。女性、母亲和科学家的多重身份有时颇为尴尬，有时又格外精彩，她们如何面对这些挑战？——《让火箭起飞的女孩》

　　1960年以后，虽然IBM计算机的性能大幅提升，我们现在理解的computer开始跟抢人类的饭碗。

　　NASA其他下属实验室的女计算员被大量解雇。但是JPL跟上了时代，学习新技术，开办编程课，带领整个团队转型成为第一代程序员。

　　渐渐地，“computer”一词的含义从计算员变成了计算机，女计算员们也终于正式走上工程师岗位。

　　这本书以这些女孩们为主角，其实串联起来的是一段半个多世纪的美国航空航天史。

　　《让火箭起飞的女孩》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它不仅讲述了这些女孩们的职业生涯，还讲述了喷气推进实验室（JetPropulsionLaboratory，JPL）的发展，二战前后美国的技术与政治博弈、美国航天发展的历程和现代计算机的起步。

　　我们甚至可以在这本书中了解到NASA执行发射任务时为什么要吃花生。

　　娜塔莉亚·霍尔特同为女性科学家，她从给女儿起名字开始走进了这群可爱的女孩。

　　才有了这本《让火箭起飞的女孩》。

　　这本书不仅仅是歌颂，还有一定的反思。娜塔莉亚在书中给了一组数据，让我感慨良多。

　　1984年，计算机科学专业有37%的毕业生是女性，然而到了今天，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8%。——《让火箭起飞的女孩》

　　也许，这些历史之外的意味，使得这本《让火箭起飞的女孩》让她们不再做隐藏人物的同事，也激励着在今天有志于从事科技工作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