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姓名”，即是由姓氏与名字构成。在当下看来，它似乎并无特别之处，不过是人们用以区分彼此的一种代号罢了。然而，“姓名”的由来却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其中存在着两个较为常见的疑问。

　　其一，“姓”带有“女”字旁，象征着母亲一系，其作用是“别婚姻”；而“氏”代表父亲一系，用于“明贵贱”。那么，为何在后世中“姓”却代表着父系，“氏”又代表着母系呢？

　　其二，古人既有名又有字，例如苏轼，名“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等等。由此可见，“名”与“字”是不同的。那么，为何在“姓名”的表达中使用“名”，而在“名字”里“名”又排在“字”的前面呢？

　　由于近亲结婚的危害十分巨大，古人对此有所察觉，便用“姓”来进行区分，所以“姓”发挥了“别婚姻”的作用，也就是区分血缘关系的意义。先秦时期所遵循的“同姓不婚”原则，正是基于此原因。

　　从甲骨文来看，姓由“女”和“生”组合而成，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其中“生”不仅表音，还具有表意的功能，其本义是“人所生”，代表着母系血缘。

　　对于男性而言，则使用“氏”（在甲骨文中，“氏”意为“根柢”），当然，只有贵族才拥有“氏”，其通常包括受封的邑名、居住的地名（比如东门、南宫、百里等）、官职名称（比如司马），还有以祖先的字或谥号为氏（如孔子之孔便是如此），以及以职业为氏等多种方式。

　　而底层百姓一般没有“氏”，通常是采用职业加名称的形式，例如庖丁解牛中的庖丁。所以，“氏”能够“明贵贱”，没有“氏”的人一看便知身份低贱，而有“氏”的人也能通过“氏”来体现其贵贱之分。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的贵族男性往往称氏而不称姓，比如孔子，以及姜子牙在文献中被称为“吕尚”，秦始皇在当时的正确称呼是“赵政”，而非“嬴政”。

　　不过，到了战国时期，或许因为战争频繁爆发，导致社会陷入混乱状态，姓氏制度也变得混乱起来，“氏”大多转变为了“姓”。最终，在西汉时期姓氏合为一体，都表示“姓”的含义。司马迁在介绍孔子时说“字仲尼，姓孔氏”，所以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

　　此后，中国姓氏出现了一种“诡异”的现象，那就是“姓”变成了父系血缘的代号，而“氏”在保留父系血缘代号的同时，更多地被用来指代母系血缘。例如，刘姓女儿嫁到朱家后，就会被称为刘氏或朱刘氏。汉代之后出现的这种姓氏转换现象，至今仍缺乏合理的解释。

　　你知道自己的“名字”吗？这里的“名字”为何是由“名”与“字”组成的呢？实际上，这并非只是简单的语言学上的构词现象，而是蕴含着深远的文化内涵。

　　在周朝时期，婴儿出生三个月后，父亲会为其取名；等到成人举行冠礼时，男子要取“字”；女子则在十五岁成年时取“字”。一般来说，名与字之间存在关联，或是同义词、反义词，或是具有延伸意义等关系。因此，我们所说的“名字”，本身就包含了“名”和“字”这两个部分，再加上姓氏，才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称谓。

　　其中，周朝男子的字前，通常会加上伯、仲、叔、季来表示排行，后面再加上“父”或“甫”来表明性别；女子的字后面则会加上“母”或“女”以示性别；因为“子”是对男子的尊称，所以“字”前往往会加上“子”，例如孔子的关门弟子“子夏”，实则为“卜氏，名商，字夏”。

　　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称呼周朝的贵族男子呢？到底是称呼其字还是称呼其名更为尊敬呢？

　　一般来说，尊对卑称“名”，对平辈或尊辈称“字”，这与后世的情况大致相同。其中，谦卑的自称也是称“名”，例如《论语》中子路说“由也为之，比及三年”，这里的“由”是仲由的名，“路”是仲由的字。所以，称字是一种表示尊敬的方式。

　　但最为尊敬的称呼，是既不称名也不称字，仅称“子”，比如《论语》中的孔子。在《论语》二十篇中，仅有《子张》一篇中称孔子为“仲尼”。也就是说，人们之所以将孔子称为“孔子”，是因为这是对其最为尊敬的称呼。

　　总之，姓氏加上“名”和“字”，就构成了古人的完整称呼。在不同的场景下有不同的称呼方式，缺一不可。正因如此，我们才将这种完整的称呼命名为“名字”，但由于“名”是根本所在，“字”是衍生出来的部分，所以姓名又被称为“姓名”。

　　最后，关于本文的话题，还有两点值得深入探讨：

　　首先，先秦时期的名和字基本上都是单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逐渐变为单字的名和两个字的字，最后又演变成了现在这样名字都是两个字的情况。或许这其中既有姓名文化习惯的改变因素，也与汉字数量有关。毕竟单字容易重名重字，就像如今甚至出现了四个字的姓名一样。

　　其次，在对人的尊称方面，先秦时期是称字，但魏晋南北朝之后变为不称字，而是尊称“别号”，比如称呼陶渊明为“五柳先生”。到了唐宋时期，古人觉得仅仅称呼字或称号还不够尊敬，于是开始称呼“官爵”，例如称杜甫为“杜工部”，还有称呼“地望”的，像韩愈被称为“韩昌黎”，袁世凯被称为“袁项城”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