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西安村落记忆》，西安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12月。
鸣犊镇村
西靠少陵原，邻近白鹿原，东有浐河。5个村民小组，269户，1025人，耕地952亩。
鸣犊镇是一个古老的名镇，距今已有近2000年历史。传说，汉武帝狩猎返回时驾停现侯坪村（原名侯驾坪），问随行官员此地何名，此时一牛犊鸣叫，随行官回答“鸣犊”，汉武帝便称“好名”。由此“鸣犊”得名至今。
村中心有座古庙，据说建于汉朝，二层古戏楼至今还在。当时取名“城隍庙”，牌名至今尚存。鸣犊当时是汉代郡县制时万年县县城所在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为鸣犊公社所在地。现该庙改为“法音寺”，为国家批准的宗教活动场所。每年农历三月初八、初九是庙会，也是夏忙前的物资交流大会，从汉代一直延续至今。寺庙前有一清泉，水质清净透彻。1995年据有关部门测定，泉水含有多种有益人体的矿物质。此地自然河一般都是由南向北流，而此泉水则是由北向南流。途径二十四道湾，可谓是鸣犊镇的一道风景线。
该村人为当地教育事业也做出了非凡贡献。现本村境内的鸣犊镇中心小学就是村人秦辅国老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秦辅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生（1908年8月）生，1951年6月25日去世。青年时期曾在鸣犊私塾教书，后经营家中的杂货铺“德胜魁”并任鸣犊商会会长。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经常教育青少年“处世以德为本，居家以书为先”。1936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在西安市的上空狂轰滥炸，西安德福巷小学由市区迁入鸣犊镇。当时由于没有校舍，只能暂借钟老寺的庙产给学生上课。秦辅国老先生见此情况后积极筹划，成立建校理事会并任理事长。东奔西走，筹钱捐物，学校于民国33年8月1日（1944年8月1日）落成，即名为鸣犊小学。学校落成时还给学校赠送了“泽施普教”的牌匾，并为学校购置了许多办公桌椅及教学用品。鸣犊小学的建成为后来鸣犊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5年2月24日，经原长安县人民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将鸣犊小学更名为长安县鸣犊区第一完全小学。后几经更名，现为西安市长安区鸣犊镇中心学校。
鸣犊村
位于鸣犊街道办事处所在地。东临浐河，西靠少陵原。北接鸣犊镇村，南与孙家场村接界。6个村民小组，240户，987人，耕地1180亩。主要农作物为小麦、玉米等。由李家沟、孙家砭、崖背后三个自然村组合而成。
鸣犊，渊源久远，宋代张礼《游城南记》中有“浐河之西岸，其地有泉，旧传有犊跑鸣，而泉水出。”村庄因此得名鸣犊。1958年曾改称燎原第五大队，后恢复鸣犊村名至今。村中现存观音泉即为史料记载的鸣犊泉，位于鸣犊村北面，水质清冽，长流不断。观音泉边有法音寺，又称“瘟神庙”，建于明代，庙中古戏楼蔚为壮观，戏楼两侧卷棚如金蝉双翅，两个窗子犹如金蝉的双眼，中间地面的一潭清水犹如金蝉的嘴，中间庙宇为腰身，整个建筑就是金蝉戏水。庙中还有菩萨殿、城隍庙、阎君殿等建筑。每年农历三月初九是古会，方圆几十里的香客前来烧香祈福，车水马龙，人如潮涌，秦腔大戏、歌舞杂耍粉墨登场，城乡山货，名点小吃，尽情展示，热闹非凡。
多年来一直是原鸣犊区工委、鸣犊乡、鸣犊镇、鸣犊街道办事处办公地点，也是灞桥、魏寨、炮里到长安、引镇的必经之地和交通枢纽，历来为浐河物资及城乡山货的集散基地，商业比较发达。街道商铺众多，琳琅满目，地方小吃远近闻名，凉皮、花馍、温面、挂面、肉夹馍等独具特色。农历每月一、四、七为鸣犊逢集日，各种商贩云集于此，四乡八街的人们齐聚鸣犊街道，买卖兴隆。五、改革开放以来，街办政府及村两委会依托有利地理条件，借助重新修整韦鸣路的有利时机，精心打造特色鸣犊，设计规划新农村建设。统一规划街道，硬化街道、村内路面，组织出外务工，开办企业，合理开发利用河道，开展特色养殖、开办休闲旅游项目等，带领群众劳动致富。
孙家场村
西靠少陵原，东依浐河，属半塬半川阶梯形。位于鸣犊南街。历来为浐河川物资及城乡山货的集散基地。古历一、四、七逢集，孙家场的商贸业自然随其发展，可谓得天独厚。现有4个村民小组，158户，610余人，耕地580余亩，主产小麦、玉米，养殖业十分发达。沿浐河岸有百余亩鱼塘，岸边有农家乐。半引路从村中穿过，路两旁店铺林立，百业兴盛。全村两横四纵道路早已硬化，村民告别昔日土窑洞，搬进了崭新的平房或楼房。
相传明末，此村原系孙家麦场，后住有人家得名。清嘉庆《咸宁县志》已记为孙家场。
据史料记载，该村域很早就有人类活动，可上溯新石器时期，有向东约一公里的嘴头遗址及向南约一公里的沈家村遗址。唐时诸帝常狩猎于今孙家场村之西塬。宋时今孙家场村附近已发展成繁荣的集市，居住的人越来越多。南宋农民起义军首领史斌（？—1128）原为水泊梁山宋江部将，随宋江降宋，后又起兵反宋。南宋建炎元年（1127）进攻兴州（今陕西省略阳县），宋臣向子宠弃城而逃，遂占据兴州称帝。后攻四川剑门未胜退回，二年攻兴元（今陕西省汉中市）未克，仍回关中，入据长安（今西安市），三年（1129）十一月宋将吴玠击之，退走鸣犊镇南，囤积于今鸣犊南街一块相对开阔地带，就是今日的孙家场村。后义军和官兵鏖战数日，因寡不敌众，被宋名将吴玠所俘杀。
到了明代，原居住在孙家砭的部分居民就涉足于鸣犊南这块平坦地带，秋、夏两季在此碾打晒粮，属孙家使用，随之又有孙家砭的亲戚，引镇孙家崖人到此，依崖开凿土窑，开发荒地，把收获的庄稼，运回放在麦场，就产生了孙家麦场，就是今天的孙家场前身，随之而迁入焦家砭的焦家。清朝又由引镇屈家斜迁入了屈家，由段村迁入杨家，张雷湾迁入王家，从河南迁来靠烧窑落户的张家、陈家，还有民国时做生意安居于此的刘家、肖家、李家、魏家。由于战乱和灾荒，许多外来户用自己的智慧和技艺，在孙家场村这块风水宝地上和睦相处。有从事手工业者，如染坊、卖干拌温面、理发、修鞋、缝衣、制皮革、转货郎担子、炸麻花、卖油条、钣金工、修理工等等。
孙家场的染坊可谓久也，分老染坊和新染坊两处，在清朝及民国初处于兴盛期。相传由南方传入，当时村里的智者引入了中国人利用蓝草的色素染色，由蓝靛染料发展成为蓝染的工艺技法，所染出的大青、绀青等色也是中国传统服饰的主要颜色。孙家染坊的蓝印技法基本上保持了传统工艺，具体为：（1）配色，把蓝靛导入小缸中，五斤蓝靛配八斤石灰、十斤米酒加适量水搅拌，使蓝靛水变黄，水加上起靛沫，民国称“靛花”，即可倒入大缸待染。（2）看缸，旧时调色下缸，由看缸师傅一人做主，一般不传外。每天清晨由师傅看大缸里的染色水是否成熟，用碗舀起缸中苗水，先用食指在头上轻擦一下，手指沾到油脂后，再放到碗边苗水上，看颜色大小，如碗中水面迅速退开，缸中靛水颜色大，反之缸中水必须经过灰酒调整，成熟后可染色，在染坊中，灰多称“老”或称“紧”，是蓝靛下沉布不易上色，酒多称缸“软”或称“松”，染时浮色多易掉色。（3）下缸，缸水保持在15℃以上，一般在农历十月初生火加温，燃料为稻糠、棉（花）籽壳或木屑，其特点是基本没有明火，保温性能好，白天开炉加温，晚上关门封炉，直到来年四月份气温升高后，方可停火，刮上防染浆的坯布，须浸湿后方可下缸。布下缸须浸染充分后出缸氧化，这样反复浸染七到八次，直到颜色满意为止。民国以来，随着外来“洋布”冲击和国外染料进入国内市场，传承了几百年的染坊工艺逐渐被消沉，丰富多彩的新方法取代了昔日的传统工艺。
卖凉拌温面也是20世纪初孙家场村的一大特色产业，原料为精良面粉，地下深井水，合适的使碱，然后上压杆，反复多次碾压，直至面表层光滑亮泽，然后分成二斤半小块，继续搓揉，用小米面为铺在案上用擀杖擀出的面薄如纸张，然后折叠，用刀切成又细又长的面条，入沸腾水锅，文武火兼用煮约数分钟，捞出后用凉开水降温，拌上等菜油，使面表层互不粘连，下来就是上笼入盘，卖面人带上调料上市出售，夏季食用可降火保健。熟食讲的是卫生，所以卖面人个个精神抖擞，收拾得干干净净，这一产业延续到20世纪末。现在这一制面工艺进入食堂，注入新的时代元素，成了一种特色小吃。
村中的地名别具特色，什么崖盖、牛刀、老凹嘴、瓦窑、孙家堰、南坪、二甸子、圈圈坟、狼狗岸，有因形命名，有美丽的传说远远流传。故电视剧《朱德元帅》在孙家场村的镜头甚多。关帝庙是在原址南移的地方重建，过去的庙院有一棵大柏树。现在的庙常年香火不断，人们祈求平安。
民国时有个教书先生名叫孙孝先，任教于兴国中学，其父早年生意做得有眉有眼。曾在周至县终南镇发展，由于诚实守信，在当地很有影响，被推举为终南镇街长。孙治平是鸣犊镇最早的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前从军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工作，乔装打扮以做小生意为名，做联络工作。孙让宽由兴国中学参军入伍，是黄埔军校二十一期学员。
新中国成立后，1966年鸣犊公社改名东风公社，本村为燎塬片第四大队，1966年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在少陵原畔打机井两眼，修池塘一座，青年突击队修大峪、徐家沟、高寨三个水库，战天斗地修梯田。1979年实行联产责任制，本村分为4个村民小组。
如今孙家场村一部分被拓为东街、南街，各村组争相以各种优惠来招商，三五年时间这里的贩运、开店、加工、摆摊、租房、置业、运输、包工、搬运，经营小吃、百货、当地特产，好一派繁荣景象。2009年全村通自来水，2010年建起村委会办公室。区人大副主任孙水池逢年过节经常回村询问发展中的难题，破解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现在走在村中能听到祖国各地的方言。航天产业园的东扩，浐灞生态园的南进，长安区被列为主城区的现实，必将把孙家场村纳入发展的快车道。
新庄村
位于鸣犊镇正西，东与孙家场、吊钟沟相邻，南与高家寨相接，西与北留、查家寨毗连，北与查家坡等村相邻。现有4个村民小组，155户，625人。有耕地700亩，其中村落占地98亩，砖厂占地150亩，铁路占地67亩，合办小学占地4亩。村庄旧属大兆，因塬高坡陡，距乡政府又远，遂于1958年归属鸣犊。
据村民辈辈口传：约在明朝中晚期，古邰城（处今武功、岐山等县）数户邰姓子民为躲避瘟疫巨灾，弃旧居“鸡鹅鸭子寨”，沿渭河向东流浪来到长安此处定居下来，为新居地起名“新庄”。村中的数棵古柏古槐，连同老祖坟，共同见证。后来，有潘、田、邹三姓人陆续迁入。
村东为平坦粮田，村西紧靠少陵原，呈南北向两条台地。先祖拓荒成田，依塬挖窑，有吃有住，安居乐业。
数百年来，村民们代代沿袭，摸爬滚打在黄土地上，很少有人务工、经商。20世纪70年代左右的集体经济时期，办过拧绳厂、竹编厂作为副业，也有部分村民单干，制卖豆芽菜（农闲时才干）。90年代后，村南村北先后由外村人租用耕地办起两个砖厂，少数村民买了汽车，向城里运送砖。
村北二台地上原建有“二圣宫”道观，一小院，三间正殿。内供商末周初名士伯夷、叔齐及其他神像十余尊。每逢祭祀日，村内及周边信男善女们顶礼膜拜。村南崖畔建有灰砖方形三级方塔一座，向南的小佛龛供奉菩萨小塑像。不知何年月，邰、潘二姓与查、黄、李三姓在查家寨村南合建关帝庙一小间，并刻碑纪念。
新中国成立前，村私塾小学就设在“二圣宫”内，又读书又尊圣。1955年，终于将泥塑像搬出（供到村南大狼沟一荒窑内），成为单纯的学校。那时候，一个老师教几个年级，共处一室。1982年，此观拆毁。1994年观音方塔也拆除。在原址建起一观音小庙。
全村约有60孔旧窑洞，30余间土木房，是先祖们赖以栖息之地。只有三户住着稍为宽大的七间两坡房。牛、马、猪、鸡多与人共居一窑，卫生状况极差。
改革开放以来，旧窑旧土房或塌或破，不能居住。有100余户新建起砖混结构房719间（其中二层小楼68座）。砖木房187间。几乎家家建有门房。新中国成立初，粮食产量仅有二三百斤。广种薄收，年年二三月间断粮。直到1956年，实现旱塬区小麦单产436斤，一时震动四方。
20世纪70年代起，苦干数十年，整修梯田182亩，人工打井4口，可浇地400亩。让出12亩良田，修建高家寨水库。改革开放改变了“养牛马种田，养猪鸡换钱”的传统观念，外出打工成为时尚潮流。380人外出，30户空室而去，土地终于从“为本”退居“为次”，村中留守的仅有老人儿童。2008和2011年，完成两条村主干道及连接分道的硬化工程2500米。由于种种原因，深井已经封闭，水库早已干枯，梯田满目疮痍，查坡小学也因生源枯萎于2008年停办闲置。
一个尚不能温饱的小村，在新中国成立初举全村之人力物力，自愿组建起业余秦剧团，一时名扬四方。
村民多有小农经济思想，小富即满，稍识文墨即辍。20世纪80年代以前，未出过一个大学生，高中生仅仅有数十人。改革开放后，重视教育。1996年出地4亩、出资12万元，联合查家坡建起小学，盖起了教学楼。
查（ 家） 坡村
位于少陵原东畔，距街办所在地1.5公里，面对浐河清流。东接鸣犊村，南邻新村，西靠查家寨，北倚留公村。现西康铁路穿村而过。村东有唐代古冢查家坡“黄书冢”。5个村民小组，196户，786人。耕地千余亩，土地肥沃。以查姓为主，兼有张、刘等姓。
始建于宋初。因地处少陵原东坡，又查姓居多，故名查家坡。清嘉庆《咸宁县志》记有查家坡。
原隶属大兆乡，后转为鸣犊乡、鸣犊镇至今。
自然环境优越，土地植被优良，绿树成荫，花香四溢，规划有序。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青年突击队”修梯田，造林木，打泉水洞，在省党整版道，享誉省内外。
原居住以窑洞为主，有少数土木结构的厦房、鞍间房。20世纪80年代后，村庄东移，逐渐为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替代。由原来的农业为主逐渐改变为多元化，现人民安康，生活富足。
村内主干道、出村路已全部硬化，配有相应的排水渠、绿化带。村内有办公楼、健身场所、医疗室、农家书屋等。又铺设管网，固井建塔，引流入户，家家用上自来水。
民风淳朴，注重办学，曾有私塾、小学。清末村中刘姓有人中了秀才。民国时期，接过皇榜，有人在黄埔军校就读，有人在国民党县党部任书记。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人才辈出，年年有人考入高等学府，现有大学教师、高级工程师、研究生、硕士生，还有人在国外留学攻读博士。
侯坪村
出鸣犊街道，沿魏鸣路过浐河，三岔路口右行上坡1公里左右，即到侯坪村。背倚八里原，面对浐河，魏鸣公路由西向东穿村而过，交通便利。现有10个村民小组，2000人，土地面积1970亩，是方圆有名的大村。
侯坪，最早文字记载见于《陕西长安县地名志》，西周初封卿士采邑与其境内，称古鍭国，为“候驾坪”的缩写，意即等候皇帝的坪地。据传汉武帝刘彻年少时贪玩、好往终南山狩猎，名文武官员在此等候，待年长之后不再贪玩，此地被人开垦使用，以至于定居下来而得名。全村无侯姓，多王姓、屈姓，何时何地迁入已无从查考。
今村后八里原上，存唐代星象大师袁天罡墓。据传，袁天罡当年察看地形后曾说，侯坪村背倚八里原，状如巨龙，挟两水（库峪河、汤峪河）之力，聚终南山之气，锐气腾腾。袁天罡恐此龙犯大唐万世之基业，立下遗嘱，百年后葬于风凉塬之尾，青龙之首，以镇青龙，呵护大唐龙庭。侯坪村地理风水之妙由此可见。
改革开放后，众多村民离开家乡，走南闯北，干出了一番事业，成为了一方名人。有在西安开公司、担任鸣犊工商联会长的王刚伟，经营西安嘉禾农科有限公司的屈春峰。还有2006年放弃西安的棉布批发生意，回乡担任村主任的王养伟，在家乡租用26亩地办起棉纺厂，安排本村劳力就业，在原坡地引进薄皮核桃新品种，引导村民走致富之路。下一步将进行用水改造，硬化改造村内道路，兴办企业。
二圣宫村
位于白鹿原南坡，岱、库两河会流处东岸，华妈沟口，鸣犊镇东1公里处。村落沿南北走向排列，北接郭村，南邻杨沟村，背靠白鹿原，面向浐河川。7个村民小组，350户，1215人，土地1442亩。“半引”路由村边通过，有公交车通往西安、蓝田。村民以农为主，兼搞多种副业。
世代以塬坡窑洞居住为主。因此地川塬相连，土肥水足，适宜人类生存，因而秦汉以前就有人在此居住。秦二世建行宫于此。其后因战乱灾荒，其他姓氏居住过，因年深日久，既无遗迹，也无口传。隋唐年间先后有齐姓、潘姓定居，后又迁走，如今村中地名“齐家嘴”“潘家坡”，为他们居住遗迹。据村中权氏家谱记载，权道清、权道德、权道尚、权道明兄弟四人，于北宋初年因避战乱由大兆村权家巷迁来，可惜家谱毁于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战火。
村名来历说法不一。一说因秦二世建行宫于此，村民就以二世宫为村名。一说村中大沟内有伏羲、女娲庙，称为“二圣”，因而村名为二圣宫。据《咸宁县志》载：“二圣宫本二圣宫，后讹传为二十空。案二圣宫属鸣犊社，秦时置宫，不见书传，相沿已久，今仍之。”（其遗址在二圣宫小学内）秦末毁于战乱，后变为寺庙。历代屡有复修，神像也多有变更。到了清末民初庙内神像有瘟神、娘娘婆，墙上有壁画。每年农历七月初九为会日，香火旺盛。民国期间，庙内大殿变为私塾，新中国成立后改建为小学，先后更名为光明小学、二圣宫小学，接收二圣宫村、杨沟村学生，2010年撤并至四坡小学。
村中大沟名“华妈沟”。沟宽五十余丈，深三十余丈，长3公里，由塬下直到炮里姚车村村头。相传，中华民族始祖华胥氏曾在此居住，伏羲在此定八卦，女娲在此炼石补天，是中华民族由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开端。沟内留下了许多有关她（他）们的地名，如“八卦台”“炼石滩”“撑天柱”“浴女潭”等等，世代相传。后世人为纪念这几位始祖，修“华春庙”，庙分上下两层，上层是华胥氏、女娲氏神像，下层是三皇五帝神像。每年农历二月初二为会日，祭祀者来自四面八方，因秦二世皇帝并伏羲、女娲为“二圣”，因而华春庙也叫“二圣宫”，华妈沟口所建行宫也被称为“二世宫”。华妈沟也随着“二圣宫”“二世宫”而出名，称为神土福地。华春庙（即二圣宫）毁于明代大地震，二世宫毁于秦末战乱。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努力建设新农村。农副业收入倍增，村民生活大改善。居住条件大改变，由原来塬坡窑洞迁到平川楼房庭院。硬化全村街巷路面，车辆人行出进方便。自来水入户，告别了传统吃井水、泉水的不卫生状况。低压线路全部改造，使村民用上安全电。村容村貌大改观，新农村正在展现。
杨沟村
东靠白鹿原，西临浐河，南邻杜家坡，北邻二圣宫村。现有5个村民小组，253户，990人左右，耕地1098亩，主产小麦、玉米。
由杨家沟、李家沟、刘家湾组成。姓氏有杨、李、安、刘、胡、赵、陈、王、杜等。新中国成立前只有七八十户，住在半山坡上的土窑洞和土木结构的房子里生产、生活。走的路是闪闪桥、羊肠小道，出行特别困难。
20世纪50年代组织互助组、农业合作社。初级社1—3组为永光社，4—5组为利群社；高级社合并为杨沟大队，当时隶属马兴公社、马兴乡，900人左右。70年代后村民才陆续搬住坡下半引公路旁。90年代至20世纪初，发展为200户左右，1100人。目前住的是平房、楼房，走的是水泥路。生活、生产不断条件改善。2012年招商引进西安日联建材有限公司，人称杨沟砖厂。
吊钟沟村
位于鸣犊街道办南0.5公里、少陵原塬坡的一个支沟内，西靠少陵原，东临浐河川。北临孙家场村，南接张雷湾村，半引公路从村中通过，交通十分方便。姓氏繁多，以张、王、李、魏、胡姓居多。
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人口剧增，居住在沟道的村民开始向崖上和河川搬迁，初步形成了崖上、沟道和河川三个自然村。蒸花花馍生意是传承约500年的传统产业。
明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沟口建立道教庙院——斗母宫。庙前原吊铁钟一口，故村名吊钟沟。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吊忠沟”，《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为今名“吊钟沟村”。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无任何企业。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兴办过织草袋厂、簸箕厂、拧绳厂、制革厂、橡胶厂和砖厂。
新中国成立初该村与孙家场村、张雷湾村合称为燎原社，成立互助组、初级社，1958年转为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当时约530人。分四个小队，一、二队居南沟，三队居西沟，四队居东沟。三沟交汇处有一古庙，叫菩萨庙，距今约300年历史。1966年鸣犊公社更名为东风公社，该村随之更名为燎三大队，约545人。1972年恢复鸣犊原名。1984年设鸣犊乡，恢复吊钟沟村，四个村民小组，村委会设在村中心两间瓦房（今四组村民张学坤院内），约630人。2008年750余人，耕地700余亩，其中水浇地200余亩，旱地500余亩。主产小麦、玉米和水稻，亦产部分蔬菜、瓜果、豆类，还种过棉花和蓖麻。全村有农用拖拉机4台，农用三轮车30辆。
1969年打人工机井于台台地和三交路口各一眼，一眼深40米，一眼深50米，且有主、副井之分。1970年在塬坡打机井一眼，为当时灌溉起过一定作用。20世纪70年代全村集体存栏耕牛120头，生猪400头，羊100只。1964年社教时期成立青年突击队修梯田50余亩，大搞科学种田，进行玉米和棉花栽种技术革新。1966年燎原社有了第一台东方红五十五马力拖拉机。1971年吊钟沟村有了第一台手扶拖拉机。
1952年将原斗母宫庙改扩建为斗母宫初小，进行扫盲教育，并于1964年进行破四旧、立四新运动。1957年村中通电。1973年组成学前班，设在今刘胜利家院内。1976年成立村卫生所。
新中国成立前全村几乎无砖瓦房，大都居住土窑洞。20世纪50年代出现土木结构的瓦房与厦房，80年代出现砖混结构的平房，随之有了楼房。
20世纪生产大队时期村民统一出工，晚上记工，年终决算分红。为配合上级修大峪水库、徐家沟水库、高寨水库，战天斗地，运沙运石。1982年实行联产责任制，自留地、包产地各家耕种，粮食单位面积产量翻番，小麦、玉米亩产均过千斤。
村民有佛教徒、道教徒和天主教徒。每年农历二月十八日和六月十九日为菩萨庙会；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为夏忙后传统古会，保留至今。
新中国成立前村中文化人寥寥无几，识字者只有数人，以关中大理学家牛才子（牛兆濂）学生胡喜顺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女大学生为张重芹。高考恢复以来，先后有80多人考入高等院校，其中以魏天仁、雷忠民、雷东坡、张徽为代表。参军入伍者50余人，陆海空各兵种皆有，其中有解放战争中参加过康家河战斗的张志杰，抗美援朝战斗中负伤的胡贵者，驾机翱翔天空的张有民。
1958年打通半引公路。1975年将塬上八亩耕地划给高寨水库。由于河道治理，河滩六亩水浇地丢失。村中1964年填沟修路。2011年沟内主干道全部硬化。2009年完成饮水工程。2010年在南沟建成村两委会办公场所200平方米。
东高堡村
隶属鸣犊街道，东临浐河水，背依凤栖塬，南北与留公村、东高村接壤，地处川塬地带。3个村民小组，140户，630人，耕地630亩。
很久以前，东高堡、东高村原属一个自然村。全村分南头、北头，南头叫村里，北头叫堡子，南北长1.5公里，东西宽约0.5公里，由南向北，地势越来越高。村西有一条大深沟，经人、车常年行走，形成了一条往三兆去长安城的通道，古称官路。
以李姓家族为主，老祖先原居住牛头镇（现鸣犊镇）李家沟（现鸣犊村）。盛唐时期，李姓家族内部矛盾，部分李姓村民迁出李家沟，在牛头镇街北（现东高村）置地置产，繁衍生息。按居住方位，形成南李、北李，后两家共同在李家沟西置坟地18亩，香火地1亩，每逢清明节和农历十月一日上坟祭祖。南、北李氏家族一律前往老祖坟祭奠，所用祭品由种香火地的人筹备，李姓家族自带纸钱，按辈分大小依次向老祖先三拜九叩，焚纸化钱。由于李氏家族善于兴业持家，不长时间置良田百顷，骡马满圈，且人丁兴旺，遂与李家沟李姓家族不再往来，自成一体。后又逐步迁入张、闫、刘、董四大家族。
为祈求上苍庇佑，以李姓家族牵头，在村西岩头上兴修古庙一座（俗称岩庙）。庙门前东南角设置约六丈高灯杆一处，铁制而成，每逢傍晚，住庙僧侣都会添油点灯，方圆十里隐约可见。相传唐高宗南山狩猎，黄昏时回宫，途经此地，猛抬头看见灯杆上灯光闪闪，光亮无比，遂曰好一个高竖的灯杆。从此灯杆一说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谐音的缘故，灯杆后被人们误传为登高、东高等。东高村之名由此而来。
明朝万历年间，李姓家族两个后代中举，一个为五品官任汉中知府，一个为六品官在凤翔府任职。发迹后，广纳当地贤能，请阴阳先生问卦占卜，在村北（即北沟旁）置选一处风水宝地，奉旨修建一座小城堡。占地16亩，该城堡形如虎势。城堡内建东西、南北两条大街，街道全部用青石铺成。东南方为仆从下人居住（如门丁、车夫、花工等），西南方为李姓主人住所，东北方修老爷庙，办私塾学堂使用，西北方则为后花园及油坊、酱坊、盐坊生活区。城内地下修筑工事，暗道明碉，与城外老泉洞相通，便于躲难应敌。在清朝年间“过回回”时不幸被“红毛子”破门侵入，在城内烧杀抢掠，一把火把城堡烧了个净光，现存留的古城墙还清晰可见。
据考，民国期间东高堡、东高村同为一个保。村里（即东高村）以张、刘、阮姓氏居多。堡子（即东高堡）仅有闫、董、刘、李四大家族。民国18年（1929），陕西大旱，闫姓老大在渭北泾阳经商，积蓄颇丰，在县城近郊置地造房落户，在老家的老二饥寒交迫，携一家八口赴泾阳投兄。从此堡子留下李、董、刘三大姓。
新中国成立后，经土地改革，实行初级农业合作化。当时村里、堡子人均耕地不平衡（村里人均1.3亩，堡子人均2.9亩），经群众开会讨论，意见不统一，堡子成立合作化在早，称东高村第一农业合作社，本村迟一年成立农业社，称东高村第二农业合作社。1958年大跃进（共产风）时，两社又并为一个行政村。一平二调后，人民公社成立，本村、堡子分别更名为东高村第一生产大队和东高村第二生产大队。“文化大革命”中，鸣犊公社改为东风人民公社，东高村第二生产大队（即堡子）改名中阿二大队，后改名为红旗二大队，拨乱反正正式更名为东高堡村，下设3个村民小组至今。
老祖先遗传，红事（如婚嫁、盖房、乔迁等）要叫哩（要请执事帮忙），白事（如灾祸、丧葬等）要到哩（主事人不请自觉前往帮忙），成为延续至今的风俗习惯。尤其从前对丧葬抬埋(土葬)更为讲究，自古有“南张刘、北张李、上堡子”之说，即沟南老人去世，由沟南张、刘姓青壮年抬埋，行走路线为东高村十字路上坟地安葬。沟北老人去世，由沟北张、李姓青壮年抬埋，行走路线由东高堡村南沟去坟地安葬。堡子老人去世，则由堡子（即东高堡二、三组）青壮年沿村西生产路去坟地安葬。三家互不冲犯。
该村李继珍老先生出身名门，自幼聪颖，才智过人，且能言善辩，德撼四方。早年，为浇灌河下水稻，民众自发修筑了一条通往天河上游（即新中国成立后浐河）的蓄水潭，又名“小江”，小江地处咀头河下，历代历年都由东高堡（时名东高村）人整修水潭，浇灌稻田。新中国成立前四年，天大旱，稻田缺水严重，咀头村部分青年人强行将“小江”占为己有，从而发生官司，东高堡村民众选派李继珍老先生参与诉讼。李继珍接状后，深思熟虑，走访邻村老人，收集证言，并冒险前往咀头村与头前人据理争辩。开庭时，极力举证：“小江蓄水潭自古千年来都是该村修整并使用，老年人哪个不知，何人不晓。你们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又抬头看见区公所门上挂着“息事堂”牌匾，即说：“我看这不是息事堂，分明是造事厅。”区公所干事无言答对，无奈宣布咀头村败诉，蓄水潭物归原主。
在党的“百花齐放，万家争鸣”方针指引下，东高堡成立了业余剧团，先后排演《徐州革命》《打虎计》《宝莲灯》《屠夫状元》等老戏及《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罗汉钱》等现代戏。每逢农村庙会，四邻八村都来邀请，曾去大雁塔、曲江池等地演出，轰动整个长安东片。1975年古典历史剧开放，曾在西安纺织城水泥厂俱乐部售票演出，历时一月余。
1972年，李忠义当选村支书。上任伊始，带领村民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河下修水站，塬上打机井，平整30多亩坡地，栽种核桃、柿子树。创办砖瓦窑，簸箕编制等副业，除给国家上缴公购粮后，还能保证群众丰衣足食，邻村方圆羡慕不已。后终因操劳过度，身患绝症，不幸病逝，追悼会后，全村老幼沿途结对送葬，以泪洗面。
2011年，先后修复自来水管道，让群众吃上放心水。联系区水务局在塬上公路边打300米深井一眼，以便农田灌溉，为村中两条主干道两侧栽植了花卉树木。
东高村
6个村民小组，1600余人。
公元652年一个晚秋的早晨，唐高宗率众出延兴门，经马腾空，狩猎于终南山麓。凯旋而归时，经鸣犊镇，上一沟壑。天色已暮，见一灯杆，悬一风灯徐徐升入霄汉。高宗思忖：“此地何人所居？竟有皇宫般之灯杆。”不禁脱口而出：“日暮京郊外，好一灯杆村！”此话不知被何人传出，这个村便叫“灯杆村”了，后经语误或讹传称“东阁村”，以至如今的“东高村”。
前清，李氏家族在村北建城堡、修城墙、挖城壕、造楼阁。城堡固有名望，楼阁亦尤为突出显眼，时人称为“东阁村”。至清嘉庆年间，村人在城堡前的灯杆下，建一寺院，名曰“藏法寺”。由于此庙位居凤栖山下的一道高崖之上，可向东俯瞰悠悠浐河水，平视苍苍白鹿原，斜瞥巍巍八里山丘横亘、终南山麓的蓝田汤峪，风景壮观，气势澎湃。由此更名“东高村”，并载入县志，沿用至今。
清末时，陕西“过回回”，给该村李氏城堡带来了灭顶之灾，城堡繁华景象荡然无存。民国时期，村民深受国民党一只杂牌部队——“大公队”之害。不得不在高崖之上挖一小窑洞，几上几下，几弯几转，名曰“鹞子翻身”，既能防御藏身，又可安全脱逃。高崖之上栽一消息树，树倒消息传，村中一时惊慌，奔走相告，躲入高窑。刘氏家族一青年名曰“善坤”者，人称“胆大红”，率一伙勇猛之士，荷枪实弹，潜入崖头，虎视眈眈，保卫父老乡亲。队伍过后，妇孺老少方敢洞出，多日心有余悸。
民国18年（1929），陕西遭年馑，人口减少25%。而该村饿死者寥寥无几。原因是村边地头分布着六眼清泉，水流汩汩，渠绕田垄。加之刘氏家族族长刘铜坤免费给村中困难户供种子，送口粮，挽救了好多户人家。提起刘铜坤族长，至今仍流传着这样一段感人故事。
民国25年（1936）早春二月的一天清晨，刘族长与同村戏班子近20名成员从“大寨”演出回村，步入村口，突然大放悲声，村人大惊失色，急问事由，方知村戏班子昨晚和本乡留公村唱对台戏而败北，戏台之下空无几人，深感无颜面对父老乡亲，故仰天悲哭。此后他卖掉自家的粮食及车骡，请来教师，先后培养出无数秦腔戏曲艺术家和乐师，并与现代著名秦腔艺术大家肖若兰的师傅结为盟友，一时轰动西安城南，唱遍整个关中道。后又与侯官寨村结为亲戚村，联合演戏耍社火，传为佳话。
该村的武术亦在西安城南家喻户晓。清朝晚期，朝廷一罗姓武师，落难入赘阮家，带出了四名响当当的徒弟阮鸿勋、赫明彦、王震州、李俊杰，其中阮鸿勋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功夫十分了得，曾在陕西省武术大赛中荣获第二名，以至后来徒子徒孙遍布西安南北。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句口头禅：“下了阮家坡，武林豪杰多！”如今村人继承和发扬了罗家武术，男女老少，使枪弄棒者比比皆是。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村篮球队，年年鸣犊区比赛夺魁，在长安名气大震。李家的医术也辈辈有传人，医术精湛，医德济世。时人尊称李家兄弟二人为“大先生”“二先生”。至今后人李子善、李继承等人承父道行医济世。尤其是李子善，精研“抗癌丸”，很有成效，被多家公司认可，批量生产，名播全国。
国共合作期间，刘氏家族送青年学生刘智文、刘康善投笔从戎，乘飞机入云南，进修于黄埔军校，投杜聿明将军门下，分别做了翻译官和炮兵指挥官，新中国成立前夕解甲归田。至今大兆街办老县政府院内的纪念碑上仍留有他们的名字。刘家文人辈出，书法传世。青年时代的刘德芳，曾任太原中学校长，和太原县县长平起平坐，桃李满天下，尤其书法苍劲老到，金石之气十足；刘智文书艺卓著，其柳书娴熟自然，好多家过去的地契文书墨迹尚存，龙飞凤舞，令人爱不释手；刘志新的行书妍雅有法，柔中带刚；刘简文、刘德超、刘买田亦各有千秋；刘德敏现任西北农林学院教授、科目教研室主任；刘超群任长安山水画院院长、陕西画院客座教授。
改革开放后，刘占稳承祖父刘铜坤遗风，集资创办西安长鸣包装有限责任公司，把原来几十万资产的旧厂房，变成上千万资产的大车间及办公楼。为村民修建水泥路，并捐献两台收割机免费为村民收割。
如今，进村有四条水泥主干道，川塬有五条沙石生产路。六口泉水完好无损，涓涓细流汇入浐河岸边的180亩鱼塘。村中大车小车出出进进，楼房鳞次栉比，自来水进入家家户户。有线电视及宽带网络覆盖全村，医疗室、图书室、商店应有尽有。村委会大楼位居村中央。晚上，健身广场上妇女们翩翩起舞，歌声悠扬。
张家坡村
地处鸣犊街道东南方，依偎白鹿原，西靠汤峪河。南与将军庙村相接，北连仁家坡村。现有180余户，760余人、耕地800余亩，主产小麦、玉米、水稻。
相传，村建于明隆庆二年（1568）。因地震灞桥张姓人迁此，以姓氏和地形得名。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张家坡，连同仁家坡、杜家坡、许家坡四村，《咸宁长安两县志续志》记为四坡村，皆以地形和姓氏得名。
村中现在的张家宗族，相传有一个叫张明的人带着他的三个儿子来到此地，当时是一片不毛之地，父子三人选择宅地基在东西是沟、南面是崖、背面是坡塬的寨子上。为了生活，开荒、修梯田种庄稼，繁衍生息。随着时间的推移，家族人口日益剧增，家族中常常产生矛盾，所以少部分人迁移到魏寨街道办白庙村居住。每逢清明、寒社，其族长带一部分人前来祭祖，祭祖习俗一直延续到民国年间。居住在张坡村的张姓家族后分为三个部分，每逢婚丧嫁娶以份为单位相互帮忙。
大约在迁来200余年后，发展到250余人，开垦村庄周围的川、塬、河道荒地六七百亩。张家坡村在辈分上定为“耳闻心宗应，继致丕步振”。村东有一股涓涓溪流，流出一股泉水，形如一条龙，人称“龙泉”。在龙泉以东修了一座寺庙，以龙泉命名龙泉寺。每年正月初九要给龙泉寺抬社火、送香火，祈求国泰民安。占地约十亩，有和尚二三人，寺内花草茂盛，周围古柏参天。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被破坏。
在旧中国为防止土匪、盗贼和军阀的骚扰，在村东西两头修堡垒，组织年轻人巡逻放哨，一旦发现坏人坏事，敲锣打鼓集中进行打击。20世纪40年代，村里驻扎了国民党军队，村中的族长领导组织村民习拳练武，吓得军队很少行坏事。当时，张坡村有三姓人，即张、朱、王，朱家有三户，王家两户，王家其中一户是由侯坪迁来，一户是从河南迁来。全村拥有土地十四顷，380余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土地改革，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张丕谋组织领导的民间剧团，每逢农历正月初九灯笼会、三月十五娘娘婆庙会、麦忙罢的“牛马王”会都要上演。周围村子也常常请剧团演戏。1955年冬季，由张丕信带头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转入高级社。后任干部张丕毅领导栽电杆，解决照明和动力问题。1964年社教工作组领导村民修社教路（上坡的大路），此后请能工巧匠修戏楼、知青楼。
1983年土地承包到户，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得到空前提高。村民的日子一年一个样，粮多了、钱多了。1990年至2000年抬了两次大型社火，每次都有近百桌芯子，吸引几十里外的几万人观看。2006年后，全村硬化道路28条。打人畜饮水井一眼、田间深井两眼，安装路灯，盖村委会办公室，建老年人活动中心。引外资办砖厂，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清朝时，文化教育事业发展较快。全村几乎家家都让小孩学文化，四书五经、诗、词、曲、赋、楹联，走进学堂。清朝后期，出现了文武秀才张继文、张继武。武秀才张继文后世传说众多，据传张家四合院内有一练功石墩，为长一米，宽、高分别为50公分的石灰岩石，武秀才两手抠住石墩两端的石窝，将500余斤的石墩能提起来放在屈弓的双腿上拉弓射箭。文秀才张继武笔下生辉，重视文化学习，将其后人张鸿昌从小就送到私塾读书，直至上到高等学校，在预科学习时，毕业考试取得贡生学位。为了启迪后人，众乡党在他家大门上挂“优贡牌”。“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毁掉。
张鸿昌高等学校毕业后，在外干事。从其孙子张宝保收藏的信件中得知，民国16年（1927）前在镇安县财政局任局长，后又任县长。1927年与灞桥的孙蔚如一起随部队东去河南打仗，阵亡沙场；另有一位文化学者张致询，清代授廪生学位，学名张濬江，取意为引水洗面之意，教书育人非常有方。村民为支持他教书育人，在村东水泉沟后挖两孔窑洞做教室，吸引了方圆十里八乡求学者。为满足远路学生的需求，在教室的崖上又挖了一个小窑做灶房。学生们为了感谢恩师而树碑纪念，现在保存完好。
杜（ 家） 坡村
背靠白鹿原，面临浐河，属半川平塬。南邻许坡村，北邻杨沟村。新中国成立前全村约50户，260人，有坡塬地200亩，川平地300亩，其中水浇地近百亩；20世纪50年代初约60户，380人；2012年，132户，近500人。耕地500亩，川地300亩，坡塬地200亩。原名杜家坡村，据老一辈人说属杜姓一脉家族繁衍形成一自然村。村中间原有一座古庙，现八九十岁的老人已记不清古庙是什么时间修建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破坏，现只留有旧址。庙的两边自然形成了两个泉洞，解决了世代人的生活用水，同时庙两边也自然形成了2个村民小组。
新中国成立前，全村人居住在白鹿原下半坡，大多数人居住窑洞，在日出而耕日落而归扛长工、打短工的艰苦岁月中求生，少数人做生意。
1956年全村实现农业初级合作社。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劳动日值由0.3元左右到最高值0.5元，粮食亩产由200斤到最高400斤左右。
改革开放后，村风、村容、村貌、村民生活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户户有彩电，近半数有冰箱，过去一户一孔破窑洞的半原始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党员活动室占地面积95平方米，全村人均寿命提高到70岁左右，电网全部改造。
任（家）坡村
背靠白鹿原，面临浐河，属半川半塬区域。南邻张坡村，以自然沟壑（大沟）为界，北邻许坡村。全村长约500米，约在350米处形成自然沟壑，名曰小沟，分全村为沟东、沟西。现有90多户，耕地400多亩，其中坡塬地350多亩，川河100多亩。
任坡村始名任家坡，据老辈人传说，居任姓一脉，家族繁衍形成一自然村庄至今，故名任家坡村。
据传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村前有一官道，现名杨白公路，向南延伸十多公里，与蓝田焦岱镇接壤。向北延伸约15公里，通往现今的纺织城。西边距鸣犊街办驻地约2公里。该区域为岔道处，向东南延伸约5公里至引镇，东上白鹿原至鲸鱼沟，与蓝田为界。向西北沿着韦鸣路上少陵原通往韦曲。
新中国成立前全村约44户，170多人，其中流失3户10人。有坡塬地300亩，川平地100亩，水耕地10亩。全村人居住在白鹿原下半坡窑洞里，多数人在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艰苦岁月中求生，少数人上焦岱，下安康走南山，上白鹿原翻过鲸鱼沟爬过八面坡来到油房街（现今华胥镇），沿街担担耍八条集，做小生意，养家糊口。
1956年农业初级合作社，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掏石挖沙，改造浐河滩，新造稻田100多亩。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劳动日值由0.2元左右到最高值0.5元，粮食亩产从200多斤到最高亩产400多斤，被县市多次评为先进单位和红旗单位。
改革开放后，户户有电视，90%以上有手机。20世纪90年代，全村搬迁到平坦地带，过去一孔破土窑两层甚至三层的半原始生活方式一去不复返。党员活动室占地面积100平方米，群众健身广场面积600多平方米。大专以上学生10名。人人享受新农合、新农保、新医合的新政策，人均寿命提高到75岁。村乡道路全部拓宽、硬化共计4900米，村中原生产路拓宽为机耕路，已全部装上路灯。站在白鹿原上，高瞻远瞩，高楼平房，此起彼伏。
新中国成立前夕以张、任、许、杜四坡联合建造的四坡关帝大庙，现改建为四坡小学。
许（家）坡村
鸣犊街道所辖村。2012年，90户，310人，土地面积320亩，均为坡塬地，条件比较艰苦，靠天吃饭。
原来一直叫许家坡大队，属马兴公社。村的来历现已无人知晓，无任何依据可查。据村里老人讲，老祖先有四个儿子繁衍生息，从而形成现在的四大顺子。农业合作社期间有七八户任姓进入村中，两个生产小队，200多人，20世纪70年代增至300人。
属小村、贫困村。1972年，人工在坡塬上打机井，全村老少不分昼夜两班倒，精壮劳力下井推锅钻，不到半年时间就通水，从而解决靠天吃饭问题。
2000年，多方筹备资金，到各级电力部门跑门路托关系，对全村农网进行彻底改造，安装变压器两台，将原来破烂电线电杆换掉，动力照明电送到每家每户门前。
2005年，想尽一切办法，集资对全村500米长、4米宽的街道进行硬化，并修排水渠。
2009年在街办安排部署下，用时两个多月，四坡村建自来水厂一个，将清亮、安全卫生的自来水送到群众家中。参加合作医疗、养老保险人数达95%。
2010年筹备资金建起村办公室五间，110平方米，并配备彩电等电教设备，适时为群众党员播放。专门一间房设农家书屋供村民阅读、学习有关农技知识、法律知识等。
改革以来，个别人先富起来，带动一大批人勤劳致富奔小康。近年来更是发生了巨大变化，现有汽车近10辆，摩托电动车30余辆，家家都有大彩电，空调、冰箱、太阳能已进入部分家庭。有二层楼房20多家。
强（家）坡村
地处浐河东岸，白鹿原畔。半引公路沿村而过。4个村民小组，326户，1305人，耕地1300余亩。属半塬半川的阶梯分布，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水稻等。由于河道挖沙取石，河床下降，水位降低，已无人再种水稻，养鱼业方兴未艾。
据《咸宁县志》记载，清初已有此村，以姓氏得名。地处长水（汉代称荆谷及以上浐水为长水，驻长水校尉），为古羌族聚居地。强姓先祖由山西强家沟西行入潼关，沿渭水徒步至西安以东白鹿原下，浐河之滨，依坡崖挖窑洞定居，开垦荒地，种植农作物。故于清康熙年间定村名强家坡村。强姓居多，其次为李姓。
相传有同胞强姓兄弟初涉强家坡时，育有四个儿子，依村中间的自然沟壑为界，兄居南，弟居北。经过数载的艰苦耕作，使原本荒芜的沟坡成为了美丽的田园。有一年秋季，阴雨连绵，从塬上顺流而下的巨大泥石流顷刻冲毁了强氏家族修筑的梯田，巨大的泥石流形成了关沟。清朝顺治年间，强氏家族在族长的组织下，齐心协力在关沟南崖挖高窑20余孔，挖地道十多处，并利用地形、地势修筑有30多米高的土寨，以防御八旗人骚扰，至今土寨还完好无缺，古树参天。
强氏祖辈有着较高的孔孟礼教素质和人伦理念，至今辈分还依尧、学、志、宏、庭、文、生、万、福、茂字排列而取大名。家族在居住时，曾按辈分远近居住在不同的方位。有陈家凹、黄家崖、水压沟、买主下、高场、下场、十字。
强氏家族有着浓厚的宗教理念。清朝顺治年间在关沟北崖挖窑洞供奉神位，康熙年间在村中央修筑寺庙供奉土地神位。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为古庙会日。
金熙宗（完颜覃）皇统三年（1143）七月，岱峪河、库峪河因暴雨同时发大水，马莲滩村由于水灾，数百人遇难，幸存者中部分李姓人家搬迁于坡势比较高的北坡，与强姓人家和睦相处，共同开发坡地、河川。
村民尊师重教，苦力耕读，有许多读书人功成名就。清末科举选才，先后有两人应试，强姓家族中有一人考中进士，后任宁夏固原县令；李姓家族中有一人考中进士，在朝为官。新中国成立以来，名人辈出，有现任西安国际港务区主任的强晓安，曾任葛洲坝水电站副总工程师、现任清华大学水电系教授的强茂山，还有曾经留学过两个国家、现任深圳大亚湾核电站副总工程师的强辉。
昔日以做豆腐而闻名一时，在浐河两岸、东西两塬方圆几十里独一无二，制作艺料考究，外表看起来洁白、细嫩，吃起来可口香甜。原料于白鹿原，水源于300米以下的古泉。有云“有女别嫁强家坡，家家有个豆腐锅”，说明制作豆腐过程的艰苦和辛劳。
1947年曾驻扎过胡宗南的嫡系部队。
改革开放初，该村的粮食生意红火了一时，在西安、蓝田、户县、临潼方圆数百里的平原、大川，走街串巷，开着农用三轮车做粮食生意。当时看到换粮食的人大家都会说：“这是马兴强家坡村的人。”生意做大的村民在西安开了粮油站。
改革开放以来，由塬坡窑洞到坡底土木结构的砖瓦房，再到现在砖混结构的小洋楼。过去的羊肠小道变成了全长3000多米、宽5米的双车道水泥道路。2009年在北坡建起了全村人畜饮水工程。2011年，修建公共服务中心楼18间，全民健身广场2300多平方米。安装路灯，重点路段架设摄像头。林木围村，笔直的进村大道两旁栽种着各种风景树。
目前村中鸡存栏三万余只，猪千余头。在半引路以西占地105亩、投资数千万元的强家坡养殖基地，建成后将成为长安地区最大的养殖基地。村老年活动中心已投入使用，在新的村委会对面有鸣犊中心幼儿园，投资30余万元建成社区卫生室，在文化广场南边打造商业圈。随着浐灞生态开发区的南进，航天产业园的东扩，白鹿原文化的引领，半引大道的扩建，强家坡村像一颗美丽的明珠镶嵌在长安区的东部。
马莲滩村
位于西安浐灞生态区上游，长安区鸣犊街道东北三公里处，东靠白鹿原，西邻浐河，北接强坡村，南与郭村接界，半引公路从村旁通过。8个村民小组，384户，1324人。20世纪80年代除小麦、玉米外，还种植水稻，后因河床下切，现主产玉米、小麦。
据记载，汉景帝年间设立由长安过秦岭到湖北的石门驿，此地为出长安城第四站，因飞将军李广族弟定居于驿站旁，得名马莲滩。李姓占全村95％。村中先后修有老君庵、李冰父子庙、老母庙、北斗庙、无量庙等道教庙庵。
北宋以前位于岱峪河、库峪河汇流处东岸，金代官府人为改道使两河汇流于嘴头，金熙宗皇统七年（1147）因两河洪水淹没村庄而被迫迁向高处，出现老村头起、边子、庙道、端坡、八家庄、北坡六滩，新中国成立后北坡划归强坡，现存五滩；1944年设立马兴镇，1949年设马兴乡，1956年后建立初级社、高级社，治所均设在本村，村名也为马兴，1958年设立人民公社，本村为鸣犊人民公社十二管区，1963年改为马兴五星大队，1964年社教运动时改为马兴，2003年马兴乡并入鸣犊镇，恢复村名马莲滩村。
改革开放以来，该村统一规划村民住房及街道，安装路灯，硬化路面，修建全民健身广场，设立公共厕所、公共垃圾台，实施电路、水路改造工程，村容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
嘴头一村
背靠八里原，面对白鹿原，西高东低，缓坡阶梯而下，最后与岱峪河连接。4个村民小组，193户，712人，耕地702亩。
千百年来，村民为了生存，将坡地变为台田，并在台田上开凿窑洞，住宿生存，繁衍生息，自然形成崖上、坡下两个生活区域。村民们大都住在低矮的窑洞里，有十多户村民在坡下一处土坪上建起了土厦房、茅草屋。
嘴头村遗址可追溯到新石器时期，多年来，一些专家、教授、考古学家在这里寻找，挖掘出一些仰韶文化时期残存的陶器、瓦片等物。
了解历史的人都知晓唐朝星象大师袁天罡是很神奇的风水先生，然而他百年之后就将其遗骨埋葬在八里塬顶嘴头一村土地上。他的墓冢历经一千多年风化雨侵，直至现在仍留有40多立方米的一块土丘，从塬下仰望，仍清晰可见。
嘴头一村原属嘴头村，1962年成立管委会时，将侯坪村、嘴头村划为一个管区，因嘴头村大人多，不好管理，经过协商上级部门批准，按人口自然形成区域划为嘴头一村、嘴头二村、嘴头三村三个村民小组。据原支部书记王宏斌记忆：新中国成立前村民们为了除恶镇邪，在一组的崖头上敬有一位猴神，石雕塑像。村民们除了一年四季秋夏收获庄稼外，其余时间精壮男劳力大都跑南山扛檩谋生。有的用一些针头线脑日用杂货，进山换取一些钱财或生活用品。妇女在家织布纺线，管教孩子，操持家务，日子过得清清苦苦，可可怜怜。
为了躲避战乱，防止土匪骚扰，咀头村聚民众之力在八里塬顶上修建了城堡，建起了老爷庙，还有一位道士在那里常年居住。一有事发，即刻鸣钟警。并开挖了高窑，现高窑洞址已塌毁，但还可辨。听说那高窑一直通往塬后塔山村。老爷庙也于20世纪40年代因下雨地势滑坡被毁，荡然无存。现只留有那宽厚宏伟的城堡墙还孤零零地矗立在塬头。
在村南坡下，有一古泉，泉水自流，涓涓不停。村民们在泉洞上修建了龙王庙，塑有龙王像，庙旁还有一棵粗大的古槐。“文化大革命”中庙被拆除，树被砍伐。1982年村民自发将其泉洞用水泥、砖石箍修，在水池旁放有石条、水泥板供村民们吃水洗衣而用，在泉洞上刻“青龙泉”三字，至今完好无损。
该村主产小麦、水稻、玉米。20世纪70年代前，稻田有210多亩。20世纪六七十年代，粮食不够吃，就用大米在西安三原等地换取玉米、高粱等粗粮充饥。由于挖沙取石，河床逐年下降，取水困难，现已全部变成旱地。原来稻田已变为鱼塘，现有鱼塘120多亩。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依赖浐河沙石优势，男女劳力，下河采石，卖钱度日，成为生活的主要经济。村民说，好日子是从新中国成立后开始的，变化最大则是从改革开放特别是近20多年开始的。
20世纪80年代后，历代久居的窑洞出现裂痕坍塌，崖背上塌陷的大坑就有40多处，大多数村民居住受到严重威胁。改革开放后，男女老少走出家门，有的打工，有的做生意，有的办企业。经过十多年的拼搏，出现了以王军利为代表的30多位发家致富带头人，除建造漂亮的楼房外，还购置新小车40多辆。
新中国成立初出现第一位大学生王维德。20世纪70年代有王海民、王卫民等十多位大学生，现在已有42位。
在政府的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八里原下一块平坦的土地成为新宅建居之地。采取全面规划，统一搬迁，逐步实施方案，经过近10年的努力，新的村貌已基本形成，80%的群众已住进宽敞明亮的新宅。共筹资金70多万元，于2009年修建村两委会办公室，硬化村间道路7条3000米，为村道路安装路灯40余盏。当年又打深井一眼，给家家户户安装自来水。2011年又修建1000多平方米健身广场一处，安装15件健身器具。建起100平方米的农家书屋，现存图书3000余册。
未来准备在川下建立生态园，在塬坡上栽种核桃树、花椒树、樱桃树、梨桃树，绿化塬区，修好生活垃圾台，开放并扩大农家书屋，还计划逐步改造旧村。
嘴头二村
地处长安东部川塬，东靠汤峪河，和张坡村、任坡村、许坡村、杜坡村隔河相望；西临库峪川，八里塬北麓奇峰突兀，东西两坡山高路陡，与塔山村、张雷湾村、吊钟沟村、孙家场村土地接壤；南通侯坪村过魏寨前往蓝田；北连嘴头三村经鸣犊直达西安。距鸣犊街道办1.36公里。辖4个村民小组，166户，616人，耕地600亩。
“十里侯驾坪，四社半王家”。解放前一直隶属鸣犊管辖，通称鸣犊镇侯坪五社村。1955年至1958年，鸣犊镇嘴头乡辖嘴头一村、嘴头二村、嘴头三村和塔山村，乡政府驻地就设在嘴头二村。
全村共有肖、王、安、焦等四大姓氏。20世纪60年代建有集体猪厂和手工挂面厂，70年代建农业籽种站、草袋厂和民用灯泡制造厂，第二小队夏粮小麦亩均产量居长安县鸣犊地区第一，为出席“西安市农业群英会先进单位”。1984冬到1986年10月建设“咀头村大型砖厂”一座，1990年至2008年建有民办砂石厂两座。20世纪90年代至今淡水养殖保持在60亩水面。
鸣魏乡道穿境而过，企事业单位有长安区鸣犊粮站和鸣犊街道咀头小学；名胜古迹有猴神楼、跑马道、金华洞、风凉塬山寨城堡，大唐著名天文学家、星象学家袁天罡墓冢和长安区东岳庙道院等。“嘴头手工挂面”荣获西安市著名食品商标。1973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视察“鸣犊战备粮仓”，2007年春陕西省副省长姚引良在鸣犊粮站人工降雨发射台主持召开省、市、区“小麦粮食增产现场会”。
近年因道路拓宽和新村建设等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耕地面积锐减。按地理风貌、土壤结构和物种栽培等状况大致可分为一茬旱田、两茬旱田和水稻田等三大直播带或山地、梯田、高原、平原、川水、川旱、河沙和滩涂等八大类型。村两委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多种经营。道路硬化，环境美化，建设新村改造旧村，保证生产生活用电暨人畜安全用水，修建村委会办公大楼和文化娱乐体育休闲中老年健身广场，为广大村民创造美好的生产生活条件。
20世纪90年代，村民在鸣魏乡道两侧建房，目前新村初具规模。2008年秋，鸣魏乡道全线铺油整修，2010年嘴头小学教学楼主体竣工。2011年3月蓝田（安村）至周至（哑柏）国家公路征用租赁村土地27.233亩，5月西安天平驾校又征集租赁村土地145.255亩，2012年春西安市“鸿昌豆类食品加工厂”在该村建设流水作业配套工程生产大楼。
嘴头三村
位于鸣犊街道八里原以北，岱峪河、库峪河在此交汇形成三角地带。现有4个村民小组，277户，1309人，耕地697亩。主产小麦、玉米、水稻。除两户姓张，一户姓田外，其余全为肖姓。
据村内老人说，村民很早以前是从山西大槐树迁徙来的肖姓人家，共弟兄四户。后来，有一户搬迁到蓝田县肖家坡村，另一户迁到秦岭深处肖家梁子村。长期以来，四户肖家子孙常有来往，至今逢年过节、清明、农历十月一日还来扫坟祭祖，相互探望。
嘴头三村原叫嘴头村。新中国成立后，嘴头三村和位于村南的侯坪村按照地域特点被划分为六个社。20世纪60年代成立主管区时，为便于管理在原“社”的基础上将四社命名为嘴头一村，五社命名为嘴头二村，六社命名为嘴头三村。
嘴头三村村北有个三官庙，敬有天官、地官、水官。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为庙会日。三官庙坡下有一方形砖塔，7米多高，敬的猴神，在新中国成立初被毁。
在村南崖顶上有一历史悠久、极负盛名的道教庙宇，名东岳庙，也叫嘴头庙。始建于西汉（汉武帝刘彻）建元年间。后又经历宋政和六年（1116）、明正德十五年（1520）、明万历十年（1582）修整。新中国成立前，庙内建筑雄伟、古柏参天，碑石林立，亭台楼阁十分壮观。一年四季，香火旺盛，朝拜弟子络绎不绝，盛名方圆几百里。每逢嘴头村古庙会十月一日、三月二十八日，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20世纪50年代，东岳庙大部分被拆除，做了国家粮仓至今。现在的东岳庙是在粮站后边（原东岳后寝宫）后修的，至今作为长安区道教活动场所。
村中间有一千年古槐，树皮粗裂，生长健壮，枝繁叶茂，树荫蔽日。虽有几处枝干已经枯萎，但其势犹如龙蟠虎跃，很有神韵。
新中国成立前群众居住条件十分简陋，当时90%的村民都是临崖挖凿小窑洞栖身，茅草瓦房寥寥无几，村民经济收入主要以农为主，除秋夏收种庄稼外，为了糊口，村内强壮劳力大都到南山扛椽扛檩，卖钱度日。村民大多热爱秦腔，因此村内成立了秦腔自乐班，经常到咸阳和外地演出，秦腔名家肖玉玲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肖玉玲，国家一级演员，1952年春考入原西安三意社学艺，是新中国成立后培养的第一代秦腔演员。1958年在第一部秦腔彩色电影《火焰驹》中扮演女主角黄桂英，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被评为“秦腔十佳演员”。
手工挂面制作闻名乡里，这一传统工艺流传至今。现在每到冬春季节，村内手工挂面作坊就热热闹闹干起来了，一户每年最少挣六七千元。
改革开放以来，男女劳力走出家门打工、办企业、经商。群众住进宽敞明亮的砖混结构的小楼房，改变了昔日“十家院”土窑洞的生活环境。2008年硬化村内道路1200米，新建村两委会办公室。2009年又给各家各户安装纯净自来水，修通了村子至乡间的水泥路。村民有私家小车50多辆，货车、农用车、电动三轮车、摩托车进入寻常百姓家。
20世纪80年代，全村只有两三名大学生，现在大学生有50多人。
留公一村
位于鸣犊镇西北1.5公里、韦鸣路两侧，西与大兆街道接壤，东与东高村紧邻，北面为留公二村，南面红星路通往新查、高寨。整个村庄坐西向东，沿坡分布。现有278户，1078人，耕地1130亩。
据传，村子建于宋代。少陵原畔原有肖姓墓一处，其后人扫墓定居于此，得名上庄，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上村，《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为留公一村。村中肖姓居多，其次为李姓、郭姓及其他姓氏。
村西少陵原东，苍茫翠微之处，呈五岳汇聚之势，史载有凤凰翔集于此，得名凤栖山。1994年该村发掘凤栖山文化，先后投资3000万元建设完成了占地1200亩、安葬余位的凤栖山北区墓园。殡葬文化城的建成，既改变了生态环境，也给当地群众提供了相当多的创业机遇，村里相继建立西安煤航印刷材料有限公司PS板生产线、水泥预制厂、沙石运输公司等，先后安排260多名村民就业工作，占全村总人口的93％；硬化村内道路8000米，安装路灯56盏；帮扶困难户住房改造十户，规划、安置韦鸣路拆迁户73户；打机井4眼，解决人畜饮水问题；投资30万元改造村小学设施，设立奖学金、助学金；投资51万元修建两委会办公楼，投资17万元修建村民体育娱乐广场，投资8万元修建生态花园；先后扶持5户村民发展10亩蔬菜大棚，10户种植地膜洋芋30亩，全村1300亩耕地统种、统管、统收，绿化栽种樱桃3万余株、杏树1万余株。该村两委会及墓园先后获得西安市市政建设先进单位、省小康示范村等20多项荣誉。
留公二村
位于少陵原脚下，浐河西岸。南邻留公一村，北接留公三村。有1000多人。
相传唐高祖李渊去南山狩猎，回宫时于留公留宿而得名。留公村原是一村三社，即南社、中社、北社也，后又改为一社、二社、三社，留公二村乃中社，亦称二社。据上辈老人推测，二村为最早住留公者，因留公原有城墙，有东、西、南、北四门，上有城门楼，十多年前还可看到城墙和南城门洞址。二村人大部分住城内，一村和三村人皆住城外。
村民多为郭姓，还有李、张、王、胡、汪等姓。除郭家外，李姓和王姓较多。其他几姓，仅一户、两户，有逃难落户的，还有攀亲入户者，亦有入赘落户者。
相传在明万历年间，郭家先祖在留公相邸是老爷和老婆，有四个儿子。一天老两口因争闹后，老爷带着两个儿子离开留公村，去了马超（今马厂）。老婆和两个儿子在家度日。老婆很善良，养大了儿子，娶妇生子，一日擀面时突然坐化陨了。故子孙沿称坐化老婆为坐化婆。郭家在留公已有400年历史，子孙亦在七八百人， 听说马超老爷亦发展了七八百弟兄，在长安最有名的郭守约乃留公郭家一脉也。
从旧社会至今，文化艺术事业很受村外赞赏，如唱大戏、耍社火，现在的扭秧歌，皆为远近村庄人欢迎。
改革开放前，是没吃、没穿、没烧、没用之烂村。改革开放后，一天天富了，吃不了穿不了，家家年年卖余粮，户户盖新房，又装修又设计，一年比一年盖得高，一家比一家盖得阔。
留公三村
位于少陵原侧，浐河西岸，属半川半塬。拥有耕地1450亩，西康铁路占地90亩，殡仪馆占地830亩，现实有耕地530亩，人口1419人。东边和马兴隔水相望，南边和留公二村房屋连畔，西边与大兆东村土地接壤，北边与酒铺王沟为邻。是鸣犊辖区最北边的一个行政村。1963年，韦鸣路贯通城乡，为人们南北出行提供了诸多方便。
据说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狩猎，曾在村中安营扎寨，留了两个公公和几位伙夫，给伴驾打猎的一行人备膳料炊，故作“留公”，历时千年一直沿用。整个村子南北狭长，东西较窄，为便于管理，原分为南、中、北三社，“文化大革命”中改称“跃进”和“红旗”三、四、五大队，如今恢复了留公一、二、三村的称谓。
留公村是鸣犊地区的文化大村，自古就有唱戏、抬社火的惯例，在东西两塬享有盛名。慈禧太后在西安时，留公村的李姓艺人“毛蛋儿”，嗓音甜润，扮相精美，很受慈禧太后赏识。新中国成立初，誉满西北的秦腔名家康正绪，曾率团进京会演，并赴朝参加慰问演出。20世纪50年代，留公村的几位舞台精英，还前往包头组织秦剧团。
留公三村的康家街老街道，属南北走向，过去是沟通城乡物资贸易的大动脉。一天到晚车水马龙，人流不断，肩扛背炭的脚夫，赶车拉货的马帮，做买卖的他乡商贾都在此歇脚食宿，终南山里名目繁多、千奇百怪的土特产山货从此流入古城西安。当年，这里商铺一街两行，是出山进城的必经驿站。
留公三村以康姓居多，另外还有常、李、韩、靳、杨等其他几个姓氏。当年紧挨留公二村沟底下住的十多户，就有10个不同的姓氏，人称十姓沟。如今占留公三村大半以上为康姓，老少十个辈分，分为东、南、西、北四大垛。据祖上传言，留公的康氏老祖有四个儿子，后因家大人多，才分居列户，现早已出五服，但还互认自家，以“爸”相称。
新中国成立前，老一代留公人自强自立、不畏强权。曾自发组织民团，维护村纲，济贫安良。几十号人手持马刀梭镖，与真枪实弹的国民党便衣队在原酒铺（现归大兆管辖的孟家崖）交手对阵，还阵亡了一位常姓村民，刺杀了两个便衣队员，缴获两枝老式步枪。当时地方政府指派一大帮宪兵，冲入村中鸣枪威胁，扬言要“血洗留公”。多亏了北大毕业的常同仁（时任汉中署公安局推事）出面与表弟孟步青（时任国民党长安县宪兵队队长）取得联络，才摆平了此事。
新中国成立前后，村民住土木结构的瓦房，一部分人还住土窑洞，虽说冬暖夏凉，但却地势低凹，每逢雨季很不安全。如今各家都盖起砖混结构的平房或三间两层。现存老宅旧房大多用来饲养家禽或堆放杂物。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修堤治水，大战浐河，修筑1000多米拦洪河堤，在乱石成灾的河滩，用人力铺土造田100多亩，取高垫低，实行稻地条田化。兴修水利，打井挖泉。引水上塬，扩大灌溉面积，实现旱涝保收。搞农田基本建设，破土修路，改善耕作条件，河堤、路旁、渠岸上栽了几十万棵杨树。当时和小新村一起被县上树立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曾有不少社队前来村中参观，并流传有这样的赞语：“走进鸣犊留三，路直渠通树端。引水上塬夺高产，旱涝保收不靠天。”
过去1000多人的大村，仅有三四个大学生，目前获得大专以上文凭的有100多名。
人们不单靠种庄稼，发展多种经营。村中把原有的手工砖瓦窑改建成机制砖轮窑。目前，村中有养殖专业户、机作坊、日杂商店、磨面加工、专搞拓片的、从事建筑的、外出打工的，有搞城市绿化的。全村现有大、中型运输车和农用车共60多辆。盖楼房、接新车的炮声时有耳闻。近几年，集体投资完成村中道路硬化4000平方米；建成建筑面积600平方米的村委会办公楼；打深井一眼，铺设给水管道5000多米，自来水送到村民家中。二期道路硬化和全部路灯照明，以及村民娱乐中心，群众健身广场工程已全面铺开。
师一村
师村位于白鹿原南坡，浐河东岸，鸣犊街办东北3.5公里处，是浐河川道的一座古老村庄。全村现有4个村民委员会，即师一、师二、师三、赵家顶，12个村民小组。790户，3226人，耕地3100亩。半(坡)引(镇)公路由村边经过，有919、927路公交车通往西安、蓝田。
“狮村”改为“师村”，是新中国成立后一位私塾尧先生建议。1958年，师村由于村大人多，故分为三个行政村：师一村、师二村、师三村。
改革开放后，村民经济收入大提高，生活大改善，居住条件大改变。告别了世代居住的土窑洞，搬进了混凝土结构新楼房。街巷路面全硬化，生产生活都方便。自来水入户，摆脱传统吃井水、泉水的状况。如今村容村貌换新颜。
秦汉以前曾是利用白鹿原原始森林集中烧木炭之地，至今村中留下了数不清的烧木炭小窑。既在此大量烧木炭，必有人群居住，这些烧木炭者，不知传了多少代。其后来此定居者，以农桑为本，因而曾盛产小麦、稻谷、玉米，成为一个农业村。村民世代以塬坡崖坎挖窑洞居住为主。
狮村村名来历，相传有二。一说，秦汉时期，称浐川为“斯川”，该村地处斯川之中，故以斯川为村名。后因“斯”“狮”同音（方言），“川”“村”近音，遂叫成“狮村”。
二说是原村中崖头上有一石狮，居此者就以石狮为村名——狮村。关于这座石狮的来历也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天上掉下来的，有的说是人们雕刻成的。传说，在很久以前，一场大水溢满村前小河，眼看河水一天天上涨就要淹没村庄。一天早晨，有人发现水位忽然下跌，过了一天，水位仍在下跌，可水势一直未减退，只是河水倒向河对岸，人们十分惊奇，百思不得其解。这一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老人、小孩被送上牛山坡窑洞，年轻人留下来。半夜时分，一道电光终于揭开了这个秘密，人们清楚地看到，惊涛骇浪中一只雄狮张着巨口，喝东边的水向西边吐。众乡亲全部跪到泥水中，不停地向狮子磕头，一个个都变成泥人，这是村里人第一次看到神。雨停水退，当人们一起拥向狮子时，狮子早已化成石狮。人们举行隆重仪式，八班鼓乐，六台大戏，恭恭敬敬地把石狮请进村内，安放在村中央的崖嘴上。从此，石狮便安然稳坐崖嘴上，永远注视着河对岸，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村子便起名为“狮村”。
中华民国年间，本村赵炳元的老师牛兆廉(牛才子)，由引驾回（今引镇）讲学归途经赵家，赵让老师在他家休息几天，以便讨教。牛才子在赵家期间，陪老师游览了本村的古庙古物，当看到此石狮时，牛才子说:“这是一块大陨石，经人们雕刻成狮形。”赵问老师此狮起于何时，牛才子答“从造型古朴来看，当为秦汉之物。”
到了明代，有六姓村民居住于此，即周、赵、戴、李、柴、倪，将狮村改称“六合村”。后来觉得六合村之名，既不含蓄，又不文雅，经六村族长商议，又改成狮村。
现有村民以周、赵、戴、李四姓为主，还有田、玉、刘、倪等姓。这几姓来此以前，还有其他姓氏居住过，如柴、罗、水、部等，后因战乱灾荒，逃亡他乡，再未复返。有村中现留的地名“柴家扁”“柴家坡”“罗家坪”“罗家坡”“水家坡”等为证，居住时期当在北宋。
周姓是师村当今人口较多的一姓，占全村50%，赵姓占20%，戴姓占15%。李姓占12%，其他姓占3%。据传，周姓是元末明初，由湖北保康县迁来。来时兄弟四人，为师村周姓四门之祖，与河西周家崖是同宗。中华民国期间，周家崖还来师村周家老坟共同祭祖。抗日战争时，国民政府陆军第八师三团把周家老坟作为操场，周姓祭祀老坟中断。周姓人丁兴旺，由原来四户发展到现在1400余人。
赵姓相传有两支，一支是明代由蓝田某村迁来，后来又有部分迁走，留下的与本村同姓连宗，至今难以分清。另一支是明初洪武年间由山西大槐树移民而来，从风陵渡坐船由渭河溯行到长安，航行中生下一子，起名“大航”，到此定居后又生下二子，取名“二航”“三航”，为师村赵姓三门之祖，居于村高坡上，故称赵家顶。从清代辈分排列的十个字“大春丙学永志远智安定”，至今不乱，现有170户，750人。戴姓初住在蓝田戴家寨本族那里，后迁此。来时是两户四股，为本村戴姓四门之祖，住在村中一小沟道里，称为戴家巷。现有100户，600多人。
李姓于元末明初来此定居，相传由甘肃逃荒而来，居村中坡上，称为李家顶。来时兄弟二人，长名元栋，次名元梁，为李家顶两门之祖。现有90余户，450人。
师村原有庙宇十余座，“明喜寺”“金玉宫”、戴家“无量”、周家“祠堂”、赵家“菩萨”、李家“玉皇”、柴家“关公”、倪家“龙王”，其中明喜寺和金玉宫为全村之庙。明喜寺，原称“洞庙”“娘娘婆庙”，建于北宋时期。神像有九天圣母、送子娘娘等，其后神像多有增添。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间，赐封为“明喜寺”。皇封锦匾悬挂在庙中大殿内。每年农历二月初八为会日，四乡善男信女前来祈福求子者成群结队。历代屡有复修，“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1990年重修。
金玉宫，初建于何时，无考，明代复修。《咸宁县志》载：“金玉宫在狮村，宫北崖高十余丈，寻下有洞泉二，洞多矾石，其水如珠，由洞之额循而下之，日夜叮咚，颇类琴音。”金玉宫以鱼色命洞，一曰“青龙洞”，一曰“黄龙洞”。每年农历正月初九为会日，前来进香祈福者络绎不绝，特别是人们相传饮洞泉水能治百病。杨虎城母亲孙一莲曾在此求神治病，孙一莲服了药后，果见大效，食欲增加，精神焕发，遂使杨虎城扩建金玉宫，以表还愿，先将西安东岳庙的两个大石狮和两个石羊，拉到金玉宫崖下，待庙扩建后，将石狮和石羊放在庙门外。不料政治风云有变，中华民国21年（1932），杨虎城辞去陕西省省长职务，扩建金玉宫工程也随之搁浅。
师村有三座石狮，二座石羊。一座石狮在村中崖嘴上，村民称为“神狮”，当年牛兆廉说此狮是秦汉之物。另外的石狮和两座石羊是杨虎城母亲为给金玉宫还愿送来的，被长期埋在泥土中。2000年后挖出，放在师二村委会门前。师村周姓村民所居处，原有一座石牌楼，高大雄伟，雕刻精细，方圆少有。相传是明末清初，为周家一位节妇所立。“文化大革命”中被毁，其石料不知所踪。
师一村，1325人，耕地1148亩，有川地、河坝地及塬上地，都以粮食作物为主，主要产小麦、玉米。村中有一座比较古气大方的塔，还有一座牌楼，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拆除。原来人全部住在坡上的土窑洞中，经过几十年改造全部已搬迁平地居住。
师二村
东靠白鹿原，西临浐河滩，南邻师一村，北邻师三村。村西半引公路畅通，西康铁路全面贯通，为人们出行提供了方便。3个村民小组，由分队前百余户上升为180户，由以前400多人增至681人，耕地650亩。
村名来历等见“师一村”。
居住由过去的土窑洞、土木结构的房子到目前每户都住上了楼房，一半人住二层楼。历年来重视教育及人才培养，多年来考入大学、大专的学生不计其数。以前，经济收入以村民种植农产品为主。近十年来，村民走出村子，在外务工。村内养鱼、养鸡、养羊等。园林、搞运输等也活跃了整个村民的经济。
2006年实行电网改造，2008年家家通上自来水；2009年区委书记吕健视察该村，后在街办的大力支持下，拆旧楼盖起五间两层办公楼，内设农家书屋、卫生室、计生室及配备的远程教育器材——电视机、投影仪。2008—2012年，硬化路面1600米，修排水渠3000米左右，1100平方米的健身广场落成，各条路旁路灯装点。
村东的“新洞庙”内有九天圣母像、送子娘娘像，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八，人们不约而同去送香火，敲锣打鼓，耍秧歌。
师三村
师三村位于炮里原下，西汉铁路右侧，北邻王乐村，南接师二村。2010年，共有2个村民小组，117户，519人，耕地32.76公顷。村名来历等见“师一村”。
赵家顶（ 新） 村
位于白鹿原南坡，浐河东岸，鸣犊东北3.5公里处，是浐河东一座古老村庄，现有170余户，800余人，耕地900余亩。现居平原新村，位于炮里原两边，土地平坦，交通方便。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几年来，努力建设新农村，村民收入大提高，生活大改善，居住条件大改变，告别了居住土窑洞的时代，搬进了现在的新村，住进了砖混结构的新楼房。街道路面全部硬化，生产生活都方便，自来水入户。如今村容村貌换新颜，道路平，电灯明，村民喜在心，笑在脸。
原属师村一个自然村，有周、赵、李、代四大姓。因村民居住坡崖，赵姓人居坡最高处，故取村名赵家顶村。1955年农业实行合作化时，与师村分开建立生产合作社，改为和平农业生产合作社，下分3个生产小组。1982年，为了改变生产条件，由政府规划将几千年来居住窑洞的村庄，搬迁到现在的村址。1985年开始搬迁，2000年陆续搬完，还有四户搬迁玉川下。由此改为“赵家顶新村”。
现在以赵姓为主，还有田、刘、李、陈等姓。原坡址还有其他姓氏居住过，如柴、罗、水、高，后因战乱灾荒这几姓逃亡他乡再未复返。而现村中留有地名，如柴家坡、罗家坡、水家坡、高坡等。
赵家顶村老址坡下有庙宇两座，即金玉宫和菩萨庙。
菩萨庙是赵氏家庙，建于北宋时期。1955年拆毁，砖石木料用于建学校。
赵家三组门前现在有石羊两座，石狮一个。赵彦五给他父亲坟前设放的，破四旧时，将坟开耕，将石羊拉回现三组庄前。
赵志申(1927—1953)，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军七师二十一团二营四连炊事员，1953年5月在朝鲜铁原郡上蒲坊牺牲。
李管章（1926—1950），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二军三十五师一〇五团七连战士，1950年4月在重庆市失踪，被追认为烈士。
赵学培(1932—1951)，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在河北失踪，追认为烈士。田兆丰，黄埔军校毕业，曾在国民党将军董钊部下任职，后为专员公署少校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辞职回家，病故家中，终年71岁。
赵丙信，新中国成立后任青海湟源县县委书记，后为平安县县委书记、海中地委书记，离休后定居西宁市。
李介仁，中华民国时期在孙蔚如部从戎。先后任十七路军一一七师、九十六军、四军军法处上校处长，参加过中条山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因家母有病解甲归田，1971年病故，终年69岁。
王乐村
地处长安区东部、白鹿原下，浐河东岸，南与师三村为邻，北与灞桥区红旗街道常家湾、南江村为邻，东与上塬村接壤。2个村民小组，192户，783人，耕地651亩。西康铁路、半引公路从村前通过，距西安卫星通信总站约500米。
清代以前叫什么村，无从考证。相传清朝初年，西安府城内一名叫王乐的富人子弟赴京赶考不幸落第，受到父母责备，弃家出走，来此安家，人称王乐第。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王落村。1957年合作化时改称“群乐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年后称王乐村至今。
新中国成立前为元兴乡第九保（乡驻地在本村），该保辖6个村，有王乐、南江、塔坡、塔嘴、上塬、古沟村。本村分为三甲，每甲20户左右。
新中国成立后至1958年以前，为师村所辖。乡政府设在本村仓庙院内，盖土木结构房屋两间。20世纪70年代长安县财政局公产科曾登记过。现房屋虽已破烂但还存在。该乡所辖村有师村、王乐、南江、常家湾、赵家庄、塔坡（后四个村于1958年划归灞桥区）。
1956年进社（始称初级社），当时全村395人，耕地803亩，大牲口（牛、驴、骡）75头。1958年为大公社。全村一个食堂，吃饭不要钱，做活不记工，曾实行军事化管理。
1960年为马兴管区所辖，1961年以后为马兴人民公社所辖，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马兴公社改为“向阳川革命委员会”，本村更名为“烽火大队革命委员会”。以后又恢复为原村名。
全村老户有杨、申、李三大姓。后续迁来的有王、张、白三姓。据说李、申两姓来此最早。杨姓约占全村2/3，李、申约占1/3。王、张、白至今为第五代，迁来时各为一户。
据现存完好的杨重熙为其父杨鲸泉所立墓碑记，杨姓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以前已来此村。杨姓是由大兆东曹村迁来，当时为大户人家，在当地有“杨家花园”。迁来前在大兆原簸箕冢附近有老祖坟。迁来后在本村村南石板沟旁有老坟四个，此块地名为“杨家老坟”，人所共知。至20世纪70年代初，每逢清明节杨姓老人带领杨姓后人（一户一人）分别到两处坟地烧纸，以示祭奠。
墓碑原立在村北洞子沟南坟地内，20世纪70年代平整土地时运回村内保存至今（高2.5m、宽90cm、厚25cm）。驻村干部、原长安县农工干部部长陈尊祥（后为历史博物馆古币鉴定家）曾查看并抄录过碑文。墓主人长子杨重光所立路碑一座（以昭后人）现仅存残块，但碑文清晰可见。碑文载，墓主人杨鲸泉为明代进士，“世籍咸宁”，曾任山西太原府太谷县令。
老仓庙（原村委会）院内，原有杨家祠堂一座（人称楼楼庙），毁于民国战乱年代。仅存墓志两块（高75cm、宽76cm、厚13cm）、柱丁石五个（直径45厘米）。一块墓志是杨重熙为其父杨鲸泉生母肖氏所立。刻有“不肖男重熙涕上石”和“赐进士及第翰林院编修年家晚生施凤来顿首拜撰”“赐进士出身中顺大夫山西平阳府知府前奉”“山西清吏司黄道亨顿首拜书”为其撰写祭词的记载。其父子均为进士。村后的塬在明代称“凤楼塬”，墓为三人合葬墓。
另一块墓志是杨重熙为继母所立。志名为《杨继母传》祭词为“河南监察御史翰林院庶吉士、长安冯从吾”“四川嘉定州李采”二位官员撰写。祭文意为本人从小丧双亲，多蒙继母庞氏教养，致后成名中举为进士。
1982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至今，195户全部告别了住塬坡土窑洞、土木结构厦房、坡陡路难行的居住条件。搬迁到平处安全地带，建起时尚新居。饮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自来水（免费），硬化进村主干道。正积极筹划安装路灯、硬化村委会广场、硬化群众居住的巷道。
张雷（ 湾） 村
明代张、雷二姓人散居于河湾处，得名张雷湾，后分为二村。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张雷湾，《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始记为今名。村形似“弓”形，半月状环绕少陵原，依偎库峪河川。半引路穿越村间，形成了路西老村、路东新村的格局。“老爷庙”北边为雷家湾村，南边为张家湾村。习惯把张家湾称半个自然村，雷家湾看作一个自然村，故鸣犊镇的三村半社指的是孙家场村、吊钟沟村、雷家湾村，剩下的半个村便是张家湾了。现在张家湾和雷家湾是一个行政村，有180户，700余人，700余亩耕地。
北宋以前，库峪河紧依张雷湾村。金人入陕，撤销北宋的乾佑县（即今鸣犊镇），改设巡检司，驻军屯田。金人认为库峪河对操练兵马多有不便，遂将库峪河由马嘶坡崖下改道，流向对岸的段村、塔山村。由于河道东移，早期的张雷湾村向东扩展，西有少陵原，东有浐河川，古河道变良田。据传有马姓居此，充分利用河床上的肥沃土地植树造林、开荒屯田，当时修马家渠、马家堰，旱涝保收，逐渐发展为当地的大富豪。流传有“马家马棚马不拴，河道姓马到山边，马家家院黄金满，大宅大院住不完”。但是到了马大魁兄弟三人时期，两弟分别患病离去，马大魁外出遇祸，众乡亲埋葬了马大魁，他的两个女儿随母另走他乡，所剩家产在贾姓、陈姓的倡议下，胡家、雷家、张家等响应下，决定修庙留芳万代。
在张雷湾村西有一个叫灯笼柏树坡的地方，清光绪时属胡家祖坟，坟旁有一磨盘粗的参天古柏，根深叶茂，每当天晴的傍晚，古柏树上像挂着一盏明灯，远处看去十分的美丽壮观，传说古树上的亮光是一件宝贝，后被喇嘛盗走，古柏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被毁。
村北的土地庙，村中的老爷庙、三义庙，村南的无量庙，虽然历经沧桑，但适逢初一、十五庙门大开，众信徒毕恭毕敬地磕头烧香，问事解疑，祈福求吉。雷家湾的土地庙和老爷庙据庙碑记载，同治二年（1863）为第三次修复，可谓时间久矣。在清末咸丰年间，一个大旱之年，人们祈求“老爷”相助，四季香火不断，青壮劳力奋力抗旱，充分利用雷家堰灌溉农田，使大旱之年夺得丰收。炮里乡的三村半社、四坡村的三村半社到此取水以试神灵之验。三义庙和无量庙在张家湾，明天启三年（1623）二次修复，由陈、张、王、雷等姓建，三义庙祭刘、关、张（三国人物），突出“义”字。无量庙拜祭无量神，当地俗称“无量爷”，即“阿弥陀佛”。老爷庙和三义庙遥相对应，表现了雷家湾和张家湾的亲密无间。
雷家大院占地2.3亩，分南院和北院。任意走进一院，门前古槐参天，上马石、拴马桩、下马墩放在旁边。格局是进了门房——两边厢房——厅房，过屏风出了厅房进二门又是两边厢房，过了厢房进楼房，过了屏风出楼房，进后院还有偏厢房和崖厦。院内全是中国传统的对称建筑风格，逐渐升高。四合院套四合院，房不连房，院中有天井，通风、采光条件优越，一看就是经过精心设计的。门房的门墩石雕刻工艺超群，房内的屏风、格子门、房柱、楼梯均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上面的图案人物形象活灵活现，花草林木逼真难辨。据年近七旬的雷家大院后辈雷甲友讲：“过去大厅房左为家宅六神，右为祖辈牌位，名人字画挂在两边，字画装裱精致，下边用牛角绑住拉展不打褶，门前有皇上赠的文魁武地牌匾，院内栽有银杏树十分漂亮。”1964年社教运动，收的东西就拉了几天，名人字画就烧了几十卷。北院1869年上梁大吉，南院1872年建成，距今约140年，相传大院是由雷甲友的太爷雷运初出资所建，他是清咸丰年间的举人，在四川做都督，在此期间他把关中的插秧技术带到了四川，改变那时的窝栽做法，使农业生产得到发展，惠及当地百姓，当地人十分敬佩。在离任回乡中由于心地善良，怀揣菩萨，跋山涉水回到雷家湾，捐资修雷家堰，购置了太行山汤房——兴隆宫，修建雷家祠堂，供奉祖先，供奉菩萨，传承家训。虽然1958年已被破坏，但痕迹依然可见。20世纪50年代南院还曾作为鸣犊三乡粮库，北院还曾是老燎原社的办公场所。雷甲友的爷爷雷汉民国时曾任陕西省财政厅官员，四爷雷普民国34年（1945）任陕西省民政厅官员，还有从雷家大院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的。新中国成立后雷家又有考入国家重点大学的优秀才子，还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各级官员。
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有进城务工者，有开店的，有办竹器厂、镀锌厂、鞋帮厂的。村两委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群众利益，历经八年赢得了环境污染赔偿案。2007年通上了自来水，2010年建成村委会办公室。村内部分道路硬化，沿河有鱼塘，沿塬有砖厂，塬顶有机井，村中正在为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现代化农业、生态农业、都市农业，保护文化遗产，发展乡村旅游。
段 村
位于八里原西坡之下，东面隔塬与马大沟村、彭村、侯坪村相接，西边与沈家村隔浐河相望，南邻小村，北邻塔山村，离鸣犊镇两华里。4个村民小组，238户，1008人，共有川、塬地1200亩。村中有一所小学，后被合并到嘴头小学。八里原上有广电站，占地30亩。有水泥路直通站内。村民以农为主，农闲时外出打工。
这里川塬相接，八里原上平坦，土层深厚，主产小麦、玉米、西瓜，也可种植油菜和各种果树。川地以前主产水稻，后来由于河床下切，水位降低，改为旱地和鱼塘。
远在隋唐时期就有人居住于此，现有八里原上的药王洞为证。传说，最早有几户段姓居住，所以被命名为段村。后来因灾荒、战乱、瘟疫等，段姓逐渐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王姓为主。传说，最后段姓只剩一女人，与一王姓婚配，生四子，后分为中顺子、南顺子、北顺子、楼家顺子，称为王四份。后来有一家王姓搬来，住在台台上边，称为台台上头姓王的，又从白鹿原上的惠家环村搬来一家惠姓，从马嘶坡搬来一家惠姓，称为惠家。再后来又有两家杨姓搬来居住，就形成今天王、惠、杨三大姓氏。
传说，远在隋唐时期，孙思邈来八里原上采药，并在此居住，和当地的村民关系非常密切。有一次孙思邈在塬上采药，遇段村埋人，抬在路上走，他看见棺材里滴下来的血是鲜红的，便叫住了抬灵的，让停下，问死去的人得了什么病，众答，坐月死去，他说人就没死，便抬回家医治。后经他的治疗，使得康复。后来他走了，由于那时交通不便，通讯困难，人们就再也寻觅不到他的踪迹了。之后人们为了纪念他，就在此地修了药王庙，且塑了像，进行纪念，每逢初一、十五都来跪拜烧香。有的人病了还在那里讨符，回家用水冲服，之后还竟然痊愈了，这也可能与人的心理作用有关。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由于塬体滑坡，将药王洞埋到了土下。再后来恰巧有一户姓王的人家在此挖墓时才将其挖出，药王洞自此才又重见天日，在清康熙十四年（1675）进行修复。庙后曾有一榆树，相隔20多里都可看到，当地人都叫它方向树，后让人偷伐。庙前有一大柏树，名叫千枝柏，树根直径有1米左右。后把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定为庙会，庙会这天四面八方的人就会敲锣打鼓，鸣炮赶来上香火。
过去村中间有一大殿，名为菩萨殿，西边有娘娘婆殿，东边有马王殿，后因回民造反被烧。新中国成立后是一片砖瓦滩，滩中有一口大钟，此后，塔、段、晓三村开会准备修复，后因故没有动工，现在已盖成民房，后将菩萨神和娘娘婆神移至药王洞。
传说村南，药王洞下面有一宽80米、深100多米的大沟，原来沟内溪水流淌，沟里有一金马驹，有时下午出来吃草，一见人就消失得无踪影，有时晚上还可以听到那马驹的嘶鸣声，后来被西藏活佛盗去，从此就再也听不到叫声了，大沟里的水也枯竭，停止了流淌。
前几年道路泥泞，出行不便，群众居住是窑洞和土木结构的破瓦房，吃粮困难，村里由于交通不便，穷，仅一个队就有30多个大龄男青年没有婚配。
改革开放以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村里集资，加之上级补助，伙同塔山村、小村修了长达5公里、宽4米的水泥路。村中大部分路道也都硬化，装有路灯。行人车辆出入方便，村民收入大增，家家都从危险地带移到安全地带，且盖起小楼房。打深水井，建水塔，水管龙头通到各家。坡上果树成荫，春天里油菜花盛开。村容村貌大改变，群众生活富裕，村中小车不断增多，小伙子也一个个婚配。
塔山村
位于风凉原中库水岸畔，南靠终南山，北邻汤、库二水交汇处嘴头村。现在塔山村已有161户，678人，640多亩地。
600多年前从山西大槐树下来了李姓兄弟三人，在此建起三个砖瓦窑，以烧砖瓦为生。又在塬畔挖了好几孔窑洞定居下来。兄弟三人娶妻生子，人口逐年增多，形成了一个小村子。随着时间的推移，兄弟三人把村子分成南、中、北三份，各居一份。至今村里还是把村南称南份，村中称中份，村北称北份。
风凉原长约7公里，中部宽约4公里，故而又叫八（华）里原。海拔600—700米，塔山村靠塬而居，多次遭遇滑坡，古人称其村为塌山村。后人觉得“塌”字不太吉利，才改名为塔山村。
村北有一个古庙叫移山庵。据说八里原上有一个庙因滑坡倒塌下来，村中的人担心滑坡事件再次发生，修此庙以求神灵保佑。村子南北走向，南宽北窄，为使其南北平衡又在北边修了一座无量庙。
新中国成立前，全村仅有64户、320多人。住土窑洞，连院墙都没有。走的是羊肠道，吃水得从塬下面的泉里往上挑。人们都说：塔山村靠的是塬，吃野菜没有盐。塔山村没院墙，长虫盘在锅盖上。村民为维持生活只好给地主扛长工、打短工或者跑南山（就是从城里买些盐、糖等生活日用品担到山里去卖）。路途遥远来回得四五天，若逢雪雨天就得住店等到天晴才能走，叫纳窝子。在这段日子，家里的老婆孩子就得断顿饿肚子。
尽管生活拮据，还常常遭遇到土匪抢劫。为自卫保安，以李志杰为首组织起武术队。李志杰倾其家产刻苦习武，武功超群，担任武术教练，队员增加到20多人。李志杰先后参加过省市武术比赛。1957年参加武术比赛荣获一等奖。20世纪70年代被8150部队请去当武术教练，官兵评价颇好。
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们的生活日益好转。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在下放干部梁继宗（西安市第二商业局副局长）的带领下，把去塬上的陡坡路拓宽修缓了。还整修了村北通往嘴头的一条土路。
20世纪80年代，土地包产到户，精耕细作，科学种田，粮食产量大增。稻田面积最大，所产的大米颗粒饱满，闻着香吃着更香，远近闻名。留足口粮，剩余部分销售于省城外。莲菜地300多亩，莲大藕肥，送往市场供不应求。
1987年，村民们告别凄惨荒凉且时有滑坡危险的古老窑洞，在塬下盖起居民点。排排楼房整齐划一，条条水泥路宽阔平坦，大约4000多米，路灯没有死角。自来水通往各家各户。
1990年，重修上塬的生产路，把窄而陡的坡路修得宽而缓。后又同段村、晓村共同修建了通往鸣犊的公路。交通方便了，经济也繁荣起来，出外打工的、搞企业的人多了，还有当老板的，搞副业的。
现有健身活动场所，活动器材齐备。图书室、阅览室、电教室等。计划修建垃圾台、排水渠，并设想美化村庄，绿化水坡，繁荣河道。在山坡地搞生态园林，栽花种草，培育果树林。在河道修建100亩地的人工湖，鱼塘开放垂钓。扶助村民搞大棚菜。
晓 村
晓村，初从鸣犊镇过社教桥，向南经塔山、段村即到。南邻蓝田县敬家村，东靠八里原，西与黎明、马嘶坡隔河相望。现有160多户，700多人，土地500多亩。
相传清康熙年间，山西大槐树人李氏夫妇乞讨于此，生养达、养户二子，历经学、广、华、文、应、震、永、维、建、增等十四辈。
那时生产力落后，靠天吃饭，每逢大旱，甚至颗粒无收，逼迫李氏夫妇寻找水源。由于地势南高北低，他们只能向南寻找，在泉水汹涌处修小渠，迂回曲折，引水到自己耕种的地边。水渠位于敬家村及天王村之间，因距引镇天王村较近，故名“天王渠”，名称沿用至今。
清光绪十四年（1888），李氏家族第七代传人李定一经县试，考中秀才。在乡里创办学堂，教书育人，有众人送牌匾“德重乡区”一面。
辛亥革命后，不少人在种庄稼的同时纷纷做生意，比如卖醋、贩油。此时村子出现两大变化：一是购置土地。至1949年，从周围的村庄，特别是从敬家村财东孙家买入不少土地。二是文化素质提高，村里人才辈出。由于清末秀才李定一创办学堂，使得许多孩子都有了求学的机会，代代相传。现在年龄在80岁左右的老人，当年90%都接受过不同程度的教育，故有人将村子叫“文人村”。新中国成立前后，多有李氏后代跻身于政界、军界以及工商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驻扎在西安的胡宗南部队向秦岭一带逃窜。村里时常听到不远处的枪炮声，夜里三五成群的残匪会闯进村中，抢吃抢喝，妇女、儿童被家人藏在地洞或柴楼上。麦子快要收割的一天，村后八里原塬塄上突然出现许许多多的枪口，村民被吓得家家紧关大门，下午时分，这支部队从大坡及“狮毛沟”北面的“挂面坡”下来，顺村中的小巷匆匆而过，经马嘶坡直奔引镇。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支人民解放军，要在这里打埋伏，但国民党残余部队却改道引镇。那一晚，两军在引镇龙渠村发生激战，村民李益堂等人在保长的指派下，抬着担架前往抢救解放军伤员。
清朝时期，李氏家族所修“天王渠”占用的土地，因种种原因没有注册，不受法律保护。于是，当人口及土地面积不断增加和扩张时，这条小河在天旱时就成了敬家村和天王村相争的水源，晓村由于人单势薄，往往在矛盾的冲突中处于被动地位，秀才李定一和一位名叫“官夫”的练武之人，总会代表村庄出现在河提上与抢水人周旋。后来，他们状告于地方官府，据理相争，才使“天王渠”保留和保护下来。1953年，“天王渠”在长安县水利局注册，又经乡政府出面，调五亩地兑换给敬家村、天王村，使渠面得到扩大，并向南延伸1000米至库峪河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平整土地，打井修渠，创办集体企业等等。1967年修“截渗渠”，位于村南，长2000多米，因流水清亮，冰凉入骨。1970年将几百年的村庄由河边移到八里原，腾出大片能够稳产高产的土地。1977年修“水塔渠”，利用水塔高度的压力送水。渠身由直径80公分的水泥制管埋入地下组成，直通村口，然后流入贯穿街道的水泥渠。全长4000多米，耗资上万。另外，打井七眼。“三渠”“七井”纵横田野，使全村80%的土地得到灌溉。
改革开放以来，主干道得到硬化，人畜饮水安全化，村民日收入从20世纪60代的七八分钱提高到七八十元，粮食亩产量从新中国成立初的二三百斤提高到八百斤左右。平均每年有四五名学子考入大学。村民相继购买农用车、大型汽车、拖拉机、收割机、小汽车等。在外承包工程、创办门窗加工厂、开装潢公司等。
底子是一种民间艺术的表现形式，集音乐、美术、歌唱、舞蹈于一体，同高跷、社火、芯子相提并论。晓村由于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文艺表演水平也有一定的高度，在周围的村庄里颇有名气，小村才更名“晓村”。
李益斌，李氏家族第十代传人，1959年在西安至铜川铁路改建工程中，作为西安铁路系统代表，被评为“陕西省劳动模范”。
李世英，李氏家族第十一代传人，1980年被任命为长安县人民检察院院长。
高寨子村
地处少陵原畔，鸣犊街道西南，与炮里原隔川相望，南与引镇街道毗邻。全村1600余人，耕地1700余亩。
以高姓为主，占全村人口70%，村内原有一对古柏树，因历史原因现存一棵，树龄已达数百年之久，被相关部门列为重点保护树木，由村内专人看护。
围绕凤栖山人文公园，以建筑施工、纸扎冥币、商品零售、手工作坊为主。村内道路已经全部硬化完毕，路灯设备齐全，村服务中心设施完备，文化健身设施完全满足群众锻炼娱乐需求，用水、用电等生活必需品费用由村集体负责承担，村容整洁，民风淳朴。
正在将原高寨子村小学改造为公立幼儿园，为本村及周边村庄群众的幼儿教育提供服务。
近年来涌现出全国知名的“北大屠夫”陆步轩（毕业于北京大学）。
郭 村
位于白鹿原南坡、浐河东岸，鸣犊镇东北2公里处。南接二圣宫村，北连马莲滩村。半引公路由北向南从村前通过，马（兴）炮（里）路由西向东从村中通过。9个村民小组，532户，2053人，耕地1790亩。
村民有陈、肖、雷、王、康、齐、乔等姓，其中陈、肖、雷三姓人口较多。相传五代时期，陈姓因避战乱，由河南省长葛地区来此，郭村一支现210户，住在陈家山、陈家沟、陈家南头，另一支在三桥后卫寨；肖姓由留公村小堡子迁来，现160户，住在肖家顶、肖家南头；雷姓明初由蓝田小寨雷家湾迁来，郭村一支现110户，住在雷家台、雷家沟，另一支在鸣犊街道南头雷家湾。其他姓50多户，杂居于各小组中。
据有关史料记载，今郭村所在地，远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民居住，今村中半坡上所建砖厂曾发现几处古建筑基址和秦汉隋唐砖瓦片。其村名来历：一因原为秦二世部分宫殿被称为“宫村”，转音为“郭村”。《西安大遗址保护》载：“宫村，在马兴乡二世宫村北。”；二因村半坡上原城堡外围墙称“郭墙”，村民住在外围墙，故称“郭村”；三是以“郭”姓为村名，后因战乱饥荒，郭姓迁走或逃亡，新来者仍以郭姓为村名。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努力建设新农村。全村经济收入大提高，居住条件大改变，由原来坡塬搬到平川，土窑洞换成砖混结构的平房、楼房。硬化全村街巷路面，自来水入户，低压线路全改造。新建村委会办公楼两层五间。有公交车405、919、927路通往西安、蓝田，交通方便。
郭村的庙宇，历史上有“日月还”、董庙、大庙、无量庙、阎君庙等。日月还遗址在今苇园沟里半腰间，为窑洞庙。相传十六国时期，后秦皇帝以为公主曾修道于此，后得道成仙。庙前有一水潭，逢农历十五，日月之影在潭中同现，故称“日月还”或“日月潭”。历代屡毁屡修，最后毁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大地震；董庙遗址在村中半坡上，建于何时不详，为汉代大儒董仲舒之庙，后变为药王、瘟神庙，历代屡有修复，明代万历四十六年（1618）复修所铸的铁钟声音洪亮，每逢庙会日击钟祭祀，声及方圆五六里，可惜在2006年某晚被人偷走；大庙遗址在今苇园沟口，建于清康熙年间，庙内神像有骊山老母、送子娘娘等，庙门外有大钟一口，20世纪80年代被洪水冲毁；无量庙遗址在今马炮路十字西侧，建于清乾隆年间，庙内有无量祖师、黑虎、灵官神像，毁于新中国成立后；阎君庙遗址在今陈家山崖嘴上，庙内有阎王像，墙上有阴曹地府画，毁于新中国成立前崖坎塌陷。
郭村人才辈出。陈光友（1915—1939），中条山磨凹、朱家窑激战二十八烈士之一。另有许多郭村人在各级政府部门担任公职。
将军庙村
走出鸣犊街道向东，沿半引公路过浐河，从杨沟十字向南约两公里，鸣犊、魏寨交界处，即为将军庙村地界。东靠白鹿原，西临浐河川，北接张家坡，南接魏寨侯村，村落倚塬而建，沿公路分布，绵延三里半，形如簸箕两头弯，错落有致。7个村民小组，425户，1710人，耕地1697亩。
以苏姓为主，主要分布于第三、四村民小组，另有第一、二小组的刘姓、第五小组的李姓、第六小组蹇家湾的蹇姓、赵姓，以及王姓、耿姓、缪姓等。
因汉代将军苏建筑堡屯兵于此，人称将军堡，后世族人修将军庙供奉纪念而得村名。苏建次子苏武出使匈奴。《咸宁县志》记载：“荆峪（鲸鱼沟）水南有将军堡，即长水校尉屯兵处。”该村曾发掘出汉代军寨遗址，即当年将军堡遗迹。将军庙当在二、三小组之间塬下原将军庙小学院内（后小学迁至公路边），据说宋代最为兴盛，庙院面积达50亩，房屋数百间。后经历回汉战乱，庙院被毁，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曾重建，但逐渐衰败，残存部分于“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四旧迷信强行拆除。2000年，该村重修将军堡，另行选址重建将军庙，现在的庙院，是在一村民老宅基础上翻修而成。
改革开放前，村民多住窑洞，务农为主，主要种植小麦、玉米、水稻。因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经常到泾阳、渭北以大米换粗粮维持生活。农闲时节，靠在河道捞沙石挣几个零花钱。年轻姑娘均希望嫁到富足地方，本地小伙找对象非常困难。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努力建设新农村。通了柏油路，927路公交车从门前通过。村民出外务工、搞多种经营的多起来，村前浐河滩也被陆续开发，开沙场、搞养殖、开办农家乐等。村民生活大改善，居住条件大改变，由原来塬坡窑洞迁到平川楼房庭院。硬化全村街巷路面，自来水入户，低压线路全部改造。
黎明村
地处浐河上源库峪河西岸，东面向浐河川，西靠引镇原，北与桥头村接壤，南连引镇龚家村，辖马嘶坡（含原坡）、沈家村、王家圪塔、邹家圪塔、杨家湾5个自然村，14个村民小组，是鸣犊街道办最大的行政村。现有721户，3194人，耕地3200亩。主产小麦、玉米、油菜、水稻、鲜鱼、莲藕。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祖辈生活、生产在库峪河西岸至少陵原下的狭长地带，村民多沿崖挖筑窑洞而居；此后住户纷纷迁移至公路旁，沿大路一字排开，5个自然村连绵十多里，酷似“十里长廊”。
马嘶坡村，为5个自然村中最南也是最大的自然村，位于鸣犊镇南5公里处，属第一至七村民小组。惠姓为多。该村因史书记载“（唐李世民）御猎距山二十里，东临河，西连丘坡间，马嘶即返”而得村名。清嘉庆《咸宁县志》已记为马嘶坡。新中国成立前，以居住环境分为南、北、中、西四社，又称“三社半”。
沈家村，位于鸣犊镇南3.5公里处，属第八、九村民小组，沈、崔、齐、陈为其四大姓，现有130多户，400多人。清初尚无此村。《咸宁长安两县续志》记：“沈家庙，并注‘前志无’。”民国年间始名沈家村，有沈家村新石器时期仰韶、龙山文化遗址。遗址南北长约1公里，东西宽约80米，断土层暴露出大量陶片和灰坑。陶片大多为夹砂红陶，灰坑遗物有夹砂红陶、泥质红陶，纹饰有绳纹、篮纹、压印纹等。
王家圪塔村，位于鸣犊镇南3公里处，属第十、十一村民小组，120多户，450多人。据《咸宁长安两县续志》，清末始记有此村，并注“前志无”。据现今仍保留完好的《王氏家谱世系串注》记载，清康熙年间（1671），王遇明从户县仙鹤村王家堡迁来。王家圪塔为祝家圪塔村南社，户系马嘶坡坊，至今已历十世，300余年历史。
邹家圪塔村，位于鸣犊镇南2.5公里处，属第十二、十三村民小组，邹、蒲、柴、顾为其四大姓，老住户。现有140多户，530多人。清初已有此村，清嘉庆《咸宁县志》名祝家圪塔。《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始记为“邹家圪塔”，在外跑生意做买卖的人较多，且有自家的字号，相对富足。
杨家湾，黎明村最北的自然村，地处鸣犊镇南2公里处，库峪河西岸，清水河从村边缓缓流过，与桥头村接壤。现有70多户，270多人。村中无杨姓，80%为侯姓，其余为李姓。清初已有此村，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杨家湾。《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同今名。
黎明村的寺庙及民间艺术远近闻名。寺庙有亮碑寺、自龙宫、沈家庙。
亮碑寺，位于马嘶坡村南头的崖上，原为瘟神庙，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扩建成一座占地五亩多的大庙宇，名曰“亮碑寺”。扩建后的亮碑寺，有古戏楼三间，铁狮一对，铁斗子旗杆一对，古钟一架；中间是生铁铸成的秦桧跪顶油锅像；两侧各有厢房三间，东边有禅房三间（道房）；正殿共有七间，东是菩萨殿，西为太白殿，东侧是瘟神殿，西侧为送子娘娘殿，神像肃穆，壁画精细，雕梁画栋，钟鸣十里，在当时的西安城南很有名气，朝拜者络绎不绝，香火十分旺盛。1644年清兵入关后，寺内的铁狮子、铁旗杆被盗走，古戏楼、正殿及其他房屋悉数被焚毁。清康熙五十二年（1714），村中重建庙宇，改名“自龙宫”，并约定每年的农历二月初六为娘娘婆庙会。新中国成立初，自龙宫的神像被搬除，碑楼遭到拆毁；1958年原古钟与秦桧铁像，被炼了钢铁。1974年冬季，庙内的十多棵古柏、六间殿宇惨遭砍伐和拆毁，后被改作知青宿舍和醋坊。改革开放后，亮碑寺得以再建。院内广植竹林，松柏掩映，殿堂肃穆，香火连绵，引得城乡居士争相叩拜，恢复了昔日的景象和风采。
沈家庙，又叫“北极宫”，建在沈家村崖上。据说庙内供奉玉皇大帝，山门前有两棵一搂粗的大柏树，院内置大铁钟一口，建有塔冢，分布和形状极像少林寺里的塔林。大殿雕梁画栋，蟠龙附凤，庙房金碧辉煌，盛极一时。新中国成立前，沈家村曾在庙内办过私塾；新中国成立后，神像被毁，成为黎明大队大队部的所在地，后又变成村办企业草袋厂厂址。
马嘶坡狮子会。马嘶坡龙狮舞起源于清咸丰朝以前，至少已有150年历史。起因是马嘶坡村重建自龙宫后，增设农历二月初六娘娘婆庙会，耍社火、唱大戏、舞狮子龙灯。该村舞龙狮从未间断，大约每隔五至十年举行一次（因为特别耗费人力、财力）。整个表演包括入场仪式——舞龙——舞鱼——龙鱼合演——跑旱船——舞狮六个节目。每次龙狮表演前，关中的长安、蓝田、户县、临潼、咸阳各县观众以及陕南柞水、镇安的山民们，都要提前背上干粮，连续观看两晚方返。
马嘶坡狮子会的狮头、龙身制作精巧绝妙，很有特色，颇具民间手工技艺的元素和传承性。他们制作的龙，摆尾时不用手操作，靠装在内部的弹簧自由摆动，堪称陕西一绝。其制作工艺，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现正在申非物质文化遗产。
自惠甘亭作为清末优等贡生，远赴美国密苏里安大学留学后，100多年来，黎明村的文化教育事业就没有停滞过。5个自然村争相创办私塾，传道授业解惑蔚然成风。民国35年（1946）惠甘亭办起马嘶坡小学，20世纪50年代初改名为“鸣犊区第三完全小学”，60年代更名为“长安县马嘶坡小学”。1975年，马嘶坡小学从亮碑寺搬至沈家村，与其他7个队的小学合并，始称黎明小学，戴帽初级中学。1981年初中撤并至鸣犊初中，只留小学。
改革开放前，全村已有大学生30多人，中专生20多人。1977年恢复高考后，各类人才竞相涌现，其中不乏全国顶尖大学毕业生、美籍博士生。20多户人家的塬坡和邹家圪塔的柴家，因大中专学生扎堆出现，在当地传为佳话，至今还被用来激励后人。
100多年来，从村中走出的知名人士有：惠甘亭（1884—1965），长安留美第一人，1941年创办芷阳中学（后并入长安一中），1946年创办马嘶坡小学；惠介儒（1892—1930），原名惠子和，蒋介石的换帖兄弟。曾任国民革命军军参谋长，革命烈士；另有保卫延安的老红军、烈士蒲建魁；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农业合作社先驱沈福申，扎根高原献终身的惠元安，田园诗人惠德普，北大才俊沈更新，美籍工程师王建等。
20世纪50年代马嘶坡成立初级社，后与其他四个自然村组成黎明社，1958年以马嘶坡村为中心，曾成立马嘶坡管区，辖塔山、段村、晓村、仁义堡等。改革开放前，因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经济发展缓慢、落后，村民多沿崖挖筑窑洞而居，虽然也产大米，但大多被用于到咸阳换粗粮解困。改革开放30年来，联产承包、多种经营，卓有成效，沈家村人大搞运输、邹家疙瘩人做生意，全村发生了巨大变化，村民纷纷将住房移到公路旁，形成新的格局，硬化引鸣公路，安装自来水，安装路灯，建设健身广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新农村。
桥头村
位于少陵原畔，浐河西岸，北与张雷村连界，南与黎明村接壤，半引公路从村西穿过，村东清水河潺潺流过。237户，862人，土地面积1201亩。
相传，北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在清水河与库峪河交汇处用石条、石柱搭建小桥，便于民众来往，桥头村名由此而来。史料记载，清水河遗址属仰韶、龙山文化。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桥头。以王姓、关姓居多，约占全村的98%，其次有李姓等。王姓清嘉庆年间（1796—1820）从侯家坪村迁徙于此，随之又有由大兆司马村迁来的关姓，民国初年李姓从四川逃难落户于此。
该村有三座古庙，村北观音菩萨庙，村中无量庙，村南龙王庙，三庙遥相对应。每逢初一、十五庙门大开，众信徒接踵而至。每逢农历六月初六古会，以庙为中心，举办各种文艺演出，周围村群众赶来助兴同乐。
桥头油坊原建于清嘉庆年间，以传统工艺，将棉籽、菜籽、蓖麻上锅文火烧炒，利用清水河的水力资源为动力轧油，至20世纪中期。
醋坊是该村的一大产业，也是村特色产业。相传清末王大有创建王家醋坊，后经大徒弟熊老四和其子王彦杰等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改进发展，一时间全村几乎家家酿醋。所用工具为传统的石碾、石磨、瓷缸、瓦瓮、筛子、簸箕，原料主要来自产于少陵原的精选小米、玉米、大麦配以多种中草药和大料，经过二十多道工序加工制成。此技法全凭技师用积累的制作经验，通过眼看、耳听、手摸、搅拌、口尝等精心酿造，故有“陕北红枣回坊肉，吊钟沟的蒸馍桥头醋”的美名。“有美醋十里飘香浐河川”之说。后人于2009年恢复桥头醋坊，作坊内保持了传统的制作工艺和操作程序，同时也融入了新的时代元素。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时属燎原片第一大队，1964年“社教”运动，老党员、老支书王定功使村子一度成为长安县的示范大队。改革开放以来，对桑园、油坊地、李家坟、南坪、北坪、崖背子、水湾等田块重新规划和调整，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通过发展，人们离开了居住已久的土窑，纷纷搬入具有时代气息的平房和楼房。村民走四方，闯市场。整顿村容村貌，排除种种困难，调直了村中的主干道，新格局基本形成。
早在清同治年间就有王培谋、王秉毓、王志和、二先生四名教师。其中王培谋最为出名，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民国时期长安第一留美学生惠甘亭就是其得意门生；新中国成立初期，王有杰参加抗美援朝，血洒异国土地；多年来，村中走出王志和、王保刚、王芳、王乐、关云峰、王兴民、关绪民等一大批人才。
仁 村
位于鸣犊街道正南方。3个村民小组，481人，耕地508亩。
本村地形复杂，半川半塬，有梯田、沟壑、金盆、乌鸦嘴、花坟，整个村庄绿树成荫。西有蜿蜒的少陵原相依、东有清水河和浐河擦村而流，鱼塘、水库星罗棋布。建有二级抽水站，灌溉水渠贯穿塬上坡下，三眼深井配合大峪溉区东水西调。韦鸣路、西汤公路、环山公路和丰引公路相通穿村而过。村子有运输车队、建筑队，还有大型农机具。
仁村远在明代曾叫牛家坊，那时汉人和回民混居，由于民族冲突和自然灾害的威胁而逐渐衰弱，被由西逃迁到此的大户侯氏家族繁衍而定居。明崇祯年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路经本屯暂住休养生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受到村民的热情款待，军民情谊深重，便由此得名仁村。到了清代时期，在郡县制改编中称为仁义村，一直延续到民国时又改成仁村至今。
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和地方贪官的敲诈勒索，迫使人们倾家荡产，90%以上的人都是靠熬长工、打短工养家糊口。
新中国成立后，耕者有其田，重建家园。村民的文化素质很差，连党支部书记也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上级政府的文件精神全都是通过脑子的记忆领会和传达。于是村中投资土法上马，1962年办起仁村小学。1971年有13名学生读上了引镇高中，到1974年有6名学生考入大学。1968年，为了改变“黑仁村”的面貌，动员全村男女老少，硬是凭人挖土方、靠架子车拉运，取道填土，用整整8个多月为县公交局疏通引鸣公路仁村坡，移动土方近万立方米，用那笔收入才将“黑仁村”变成亮仁村，家家户户通电，解决了群众磨面难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陆续办起镀锌厂、拧绳厂、纺纱厂，为村中三个生产队分别建起三个饲养室和十多间的粮食仓库，群众也陆续盖起新房。
1976年，为抗击自然灾害、增产增收，村中自筹资金、民办公助又修起二级抽水站，把河水引上塬，浇灌全村300多亩地。又打了三眼深井，解决200多亩的浇灌问题。1978年开展平整土地大会战，实行定额管理，平整土地180余亩，治河筑堤、开辟稻田50余亩，彻底解决了村民的缺粮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村中有养鱼专业户8家，养猪专业户5家，运输专业户6家，常年经商专业户3家，专业建筑队2个，大型拖拉机、条播机各2台，大小运输车12辆，兴办砖厂一个。有15户低收入家庭得到了最低生活保障金、5户村民得到了广厦工程的资助。全村100多户告别窑洞，住进了平房和楼房。
在政府的关怀和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资助下，2011年村委会办公大楼落成并使用，广电器材齐备的图书阅览室已对村民开放。
仁义堡村
地处少陵原东坡，清水河西岸，西安火车南站东。南依龙渠沟，北与仁村相连。160多户，630多人。
相传建于明崇祯年间，最初有仁姓住此，得名仁家堡。后异姓人家增多，为表示互相团结，互敬互让，商定该村名为仁义堡。清嘉庆《咸宁县志》记为仁村堡。《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始名仁义堡。
明朝后期的地形地貌与现在截然不同，周边沟深林密，野草丛生，常有豺狼出没，一块形似龟形的土堡，头东尾西的盘踞在少陵原畔。相传有一位老道途经此地，叹曰：“此地乃金龟挂月穴也，真是块风水宝地。”当时正值李自成起义军大将张献忠部经长安南进途中，由于战乱，有位仁姓，落户于此土堡卯顶，依崖开凿土窑居住。取水于坡下的清水河，开垦周围的小塬坡，后娶妻生子，男耕女织，开荒种地，年复一年的发展壮大。北边仁村侯姓见此地条件优越，便于生存，遂南迁于此。随后有从西安瓦胡同迁入的崔家。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有李家从西安南郊金泘沱迁此，至今已十一代。
清同治元年（1862）正月，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后王梁成富、祜王蓝成春等率部至子午峪，抵达长安引驾回（今引镇）时，途经仁义堡逼近西安城。清廷西安副督统乌兰都率兵从三兆进发，都司张鹏飞等从韦曲进击，四月十八日双方战于红沟岸、三兆一带。战乱后有杨姓人落户于仁义堡。四大姓氏共居土堡之上。共同开荒种地，发展农耕，选有堡丁，管理统一事物。由于有了一定的财力积累，便开始规划堡子。在北沟处坐北向南开凿20孔土窑，坐西向东开凿25孔土窑，堡中有一东西向大道，有东西两座城门楼，中央偌大一片开阔地就像一个足球场，四周分布着住户。户与户之间无围墙，全堡就像一家人，堡子修有城墙，城门楼上有土地庙一座。
该村东坡下有一古庙——梵王宫。清朝末年堡子里的财东家，侯姓、崔姓、杨姓中的长者，在一起商议修建梵王宫，祭祀牛爷、马爷，后复塑三大菩萨。庙整体基本完好，供奉菩萨。农历每月初一、十五，逢年过会，庙里总是门庭若市，众信徒烧香磕头，祈求菩萨保佑。
该村的地，东岸、村北、北甸、柿树园、上井、南斜一块又一块肥沃的土地养育着仁义堡村的父老乡亲。科学种田，发展多种经营，养殖、种植一起上。
该村传统手工业是制箔子，用苇子、秫秆等做成帘子，20世纪70年代十分兴盛，远销西安周边各县，手工制蜡业和毡厂也风靡一时。
1983年实施整村搬迁，由老村向西迁移。精心策划，平房和瓦房交错有致，地基统一水平，规范修建，形成两横七纵的格局，是鸣犊农村建房的一面旗帜。半引路从村中穿过，两边商铺日益剧增。1960年村中筹资建仁义堡小学。每年高考，录取者2—3人，多则7—8人，还有一年考上了12人，如今村中有近百名大学生，有七八家的大学生达3—5名，其中研究生十余名，成了远近闻名的“举人村”。村中不断拓展求知求学氛围，对考上大学的学生都有不同程度的奖励。
李俊猷，少年时代师从关中大儒牛才子（牛兆濂），是牛才子的得意门生，学得满腹经纶，青年从军，曾在黄埔军校七分校任秘书。回乡后在村里兴办私塾，十里八乡的孩子都到此念书，为本村的教育发展开了先河。
崔振宽，生于1935年，其父崔百川、祖父崔生辉都是书香门第出身。崔百川民国时在古城西安有字号，是古城大名鼎鼎的雕刻艺术家、书法家。崔振宽1960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陕西省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多幅作品被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成都现代艺术馆等收藏。曾出访日本、美国、法国、德国，进行学术交流，举办画展。2002年先后在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江苏省美术馆举办《气象苍茫——崔振宽山水画巡回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