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个名字：范宜德 养母告诉我：“你是红军留下的儿子！”

　　　　

　　“我1934年10月生，至于10月多少号，到现在都很难断定。我问过父亲，他说：‘你大概10月出生的吧，但是具体日子不记得了！’后来，我对父亲说，为了简单和好记，我的生日就和共和国同日吧———10月1日。他说：‘好！但实际上要晚一些。’”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告急，红军长征在即，邓子恢与黄秀香忍痛将出生才3天的儿子与林伯渠和范乐春所生的儿子一同送往会昌的农民家寄养。后来，黄秀香在突围中负伤被捕，壮烈牺牲。

　　　　

　　襁褓中的邓瑞生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我连我母亲的一口奶水都没吃着。”直到懂事以后，养母郭发仔才告诉他：“你刚出生3天就被交给我们了，你是红军留下的儿子！”

　　　　

　　邓瑞生的养父叫范美宏，是范乐春的堂兄。寄养到范家以后，养父给他取名“范宜德”。而林伯渠的儿子则被另外一户姓赖的人家收养，也随了赖姓，名叫“亚平”。

　　　　

　　邓瑞生说， 2006年是邓子恢诞辰110周年，8月，福建省举行纪念活动，他回了一趟父亲的家乡龙岩。“没有想到，我又吃到了粉皮，几十年没吃着了！”那一刻，童年的记忆好像决堤的水一样，突然涌现在他的眼前……

　　　　

　　“我的养父母就是靠做粉皮来维持生活的，每天半夜三更起来忙，清早挑出去卖。那个时候，一张粉皮很便宜，只卖一两分钱。他们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地挣着辛苦钱。我从小给他们当帮手，读到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养父去世了，家里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我也不读书了，跟在养母的身后卖粉皮，还到码头上扫盐、扫米……

　　　　

　　“11岁时，养母对我说：孩子呀，你不能光帮我卖粉皮，妈妈送你当学徒学手艺吧，将来大了也好自己谋生啊！就这样，我被养母送进一家店铺做学徒，早晨5点半起床，打扫院子，给老板和老板娘倒尿盆，晚上帮他们熏完蚊子以后才能睡觉。我的个子小，人还没有扁担和水桶高，挑水上台阶的时候，一不当心就会摔跤。摔伤了，一天都起不了床。养母心疼得没有办法，后来只好把我接回家继续跟她一起卖粉皮……”

　　我的第二个名字：林秉苏 朱老总风趣地问我：“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1949年9月，江西解放。正在武汉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的邓子恢得知消息，更加想念失散多年的儿子。他立即提笔给驻扎在赣州的48军政委陈仁麟写信，拜托这位同乡帮助寻找他和林伯渠的孩子。在信中，他提供了一些寻找线索，并且附上一张自己的照片给陈仁麟作参考。

　　　　

　　“其实，早在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时，父亲就请地下党组织帮助寻找他和林伯渠的儿子，但是没有找到。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分辨不清前来寻找孩子的，究竟是共产党的人，还是国民党的特务。所以，谁都不敢暴露两个孩子的身世，否则都会没命的。”邓瑞生说。

　　　　

　　1949年8月，解放军打下会昌城。直到这个时候，人们才知道，“范宜德”的父亲是个共产党的“大脑壳”（领导干部）。那一年，“范宜德”15岁。

　　　　

　　会昌解放的第7天，一个军人手持公文来到县人民政府，要求当地组织协助寻找林伯渠和邓子恢在红军长征前留下的两个孩子。很快，两个孩子被找到。但是，由于事隔10多年，收养两个孩子的老乡记不清他俩到底谁姓林、谁姓邓。结果，阴差阳错，当两个孩子回到父亲身边时，已经被工作人员给“弄反了”———林伯渠认下了邓子恢的儿子，取名林秉苏；而邓子恢则认下了林伯渠的儿子，取名邓苏生。尽管邓子恢后来发现“林秉苏”的长相酷似自己，但表示“尊重基层组织的调查”，将错就错。他对妻子陈兰说：“都是革命的后代，不要换了。”

　　　　

　　1953年1月，邓子恢由武汉进京，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家人搬进中南海。“林秉苏”也随“父亲”林伯渠住在中南海，两家人又相遇了。

　　　　

　　“每天放学回来，我和苏生都在中央领导就餐的食堂吃饭”，邓瑞生回忆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胡乔木、杨尚昆等中央领导都看出了问题。有一天，朱老总见我老在他面前晃来晃去，就对我父亲（邓子恢）讲：‘我说你们两家是不是搞错了？林秉苏长得与你像一个模子印出来的嘛！’接着，朱老总风趣地问我：‘秉苏，你到底是谁家的崽呀？’”

　　　　

　　“1954年过春节时，林老（林伯渠）把我领到父亲（邓子恢）的办公室，苏生也去了。林老对我和苏生说：‘今天只把你们叫来，母亲、兄弟姐妹都不参加，是要讲明一个历史情况。直截了当地说，秉苏应该姓邓，苏生应该姓林。当年，父母把你们留在会昌，不是做父母的不爱你们，而是因为要长征，想让你们活下来，希望你们理解。”

　　　　

　　邓瑞生很激动：“那天，林老向我们讲了很多革命道理。他说：‘你们是人民养大的，名字只是一个符号，改不改由自己，但是，你们不能忘记自己的养父母，将来工作了，要承担赡养他们的责任。共产党人的子女，不是私有财产，都是人民大众的子女！’”

　　　　

　　既然真相大白，两个孩子应该改名字了。可是，谁都没有这样做。直到10年以后……

　　我的第三个名字：邓瑞生 “爸爸，您的儿媳妇是个农民的女儿！”

　　　　

　　1957年，高中毕业的邓瑞生考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对于他的志愿，父亲邓子恢不以为然，对儿子说：“我建议你学农业，不要去北师大了！”

　　　　

　　8月29日，北师大给邓瑞生寄来录取通知书。看到儿子已经被录取，邓子恢没再说什么。当时，邓瑞生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那样恳切地希望他学农业。后来，他才理解了父亲的心情。

　　　　

　　在邓家的几个子女当中，父亲留给他们的最深印象，就是对农民的感情。“经常有一些老区的群众因为生活苦了，托人给父亲写信。那个时候，父亲的负担也很重。可是，他每次接到来信以后，都要寄钱，一次就寄200元。同时，他还要给当地政府写信，希望帮助和照顾这些过去对革命作过贡献的群众。对于来北京的，父亲就留他们在家里住，临走时还送路费。当时，不但父亲给这些曾经帮助过红军的老乡送钱，张鼎丞也送，谭震林也送……”

　　　　

　　1960年困难时期，邓子恢带领全家去参观在北京展出的四川泥塑《收租院》。当走到一个插着草标卖身的瘦弱小女孩的塑像旁边时，他默默地站住了，眼里淌下两行热泪，久久没有说话。参观结束以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中国的农民是最老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的利益，反映他们的疾苦，而不能去欺负他们。”

　　　　

　　对于父亲话中的含义，当时涉世不深的子女们无法全部理解。他们只知道父亲热爱农民，经常称自己是“农民化了的知识分子”，却没有想到：父亲正经历着人生当中的最大艰难和挫折。“1953年到1972年，父亲在逆境当中度过了晚年。他先后受到3次批评，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厉。1953年和1955年，在领导、组织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两次被批判为‘右倾保守’，这是他一生当中第二次被长时期地定性为‘右倾’。1962年，由于父亲提倡农业生产责任制，批判他的调门又从‘右倾机会主义’上升到‘代表资产阶级自发势力’和‘单干风’的高度。这是他受到的第三次批判，时间长达10年之久，直到1972年去世，他始终处在挨批判的‘老右倾’位置上……”

　　　　

　　正是在这个时期的一天，默默地思考着对与错、是与非，慢慢地了解了父亲的邓瑞生，毅然把自己的名字“林秉苏”改为“邓瑞生”，以表达对父亲的崇敬和爱戴、对父亲政治观点的支持。也因为这个原因，林伯渠的儿子苏生坚持姓“邓”，直到今天大名依然为“邓苏生”。

　　　　

　　大学毕业前夕，邓瑞生领回家一个名叫高松秀的女同学。他在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爸爸，您和林老经常对我们讲，‘干部子弟不要老搞在一起，这样会脱离群众的，要和工农相结合！’这句话我记住了，执行了。您的儿媳妇，她是个农民的女儿！”

　　　　

　　邓瑞生没有想到，高松秀先于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的鸡西煤矿，而他却被留在北京。后来，由于身体原因，高松秀被调回湖南老家，担任常德市第二中学的物理老师。邓瑞生则参加“社教工作队”离开北京，一走就是3年。天各一方，两人开始了漫长的分居生活。

　　　　

　　“1966年，我从乡下回到北京，一看，北京已经乱套了。我所在的教育局，5个局领导都站在板凳上挨斗，看得我心疼。回到家，发现家里也很紧张，我父亲也在挨斗，给他戴的帽子是‘中国农口最大的走资派’，大字铺天盖地。这一年，父亲不再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了。他后来也说，他在那一年就‘退休’了……”

　　　　

　　不久，受父亲的牵连，邓瑞生也成为“专政对象”。

　　　　

　　1968年的一天，邓瑞生敲开父亲的房门，对父亲说：“爸爸，我想调到湖南去。松秀一个人在那里，又要上课，又要带孩子。再说，我的养母在江西，湖南离江西近，我好照顾她老人家。”

　　　　

　　邓子恢虽然难过，却理解儿子的心情，摆了摆手说：“你走吧！”

　　　　

　　就这样，邓瑞生去了湖南，和妻子一起在常德二中教物理。那是1969年的春天。他没有想到，3年多以后，一封电把他和妻子催回北京：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因病在北京逝世。

　　　　

　　1974年，他和妻子一起调到湘潭电机厂，在两间简易的预制板平房里安了家。妻子继续教中学的物理课，他则在高级工程师的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

　　　　

　　每当回顾自己的人生，邓瑞生的心里都有许多感慨，感慨中夹带着一些懊悔和遗憾。1960年，林伯渠逝世，当得知与自己情同手足的苏生从老革命的父亲那里获得的遗产，仅仅是几套旧衣服和一点读大学的生活费时，他的心被震撼了。1972年挥泪送走父亲以后，1973年4月初，他又带着悲痛上路，去江西会昌送别对自己恩重如山的养母。“我一直很后悔，工作以后，没有抽时间看望老人家。这次回去了，她却已经长眠地下。”

　　　　

　　“30多年过去了，如今，被颠倒了的历史已经翻转过来，父亲在历史上的功过是非也已经获得澄清。1981年3月9日，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平反、恢复名誉。事实证明，父亲当年提出的有关建立和实行包产到户在内的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见解和主张，是正确的。我们子女应该牢记他生前的教诲，为人民和国家多做好事，心里永远想着群众……”

　　　　

　　尽管父亲曾经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但是邓瑞生却过了一辈子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退休后的他，经常回北京住住，妻子则在湖南照顾那儿的家。他始终不愿意闲下来，依然要尽自己所能地做些事情，“我想参加扶贫工作，还想从事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他没有忘记父亲当年的嘱托，没有忘记自己是老区人民养大的孩子，心中一直牵挂着农民……

　　　　

　　 （邓瑞生生前口述 刘朱婴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