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为大家送上的《新半斤八两》取景于景宁县英川镇隆川村，那是一个拥有许多古建筑，和众多参天古树的村落。这首歌就是我们村的才子林俊青先生的作品。下面为大家送上一篇文章，实实在在的带您领略一下大隆下
隆下情
林昌金
我的老家在隆下村，现在属于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英川镇管辖，而在我的记忆里，她依然是丽水地区云和县沙湾区隆川公社所在地的村，古朴典雅、平凡幽静，常在我喧闹的梦里出现，常在我灵魂血液里悸动。
隆下村就像母亲一样用贫瘠的身体无私地养育了我的躯体，用陡峭的山坡培养了我坚强的精神，用山涧汩汩流淌的山泉滋养了我的血液。而我对于隆下村无疑是亏欠的，至今没有丝毫的回，也从没有做过一件让隆下村骄傲的事，已至于我不敢大声说一句：“我是隆下人！”。
前几天，《畲山风论坛》上出现了几篇写故乡的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我知道那几个，文笔自不必说，更加上数十年的漂泊思乡的情愫，写出来的故乡自然是美好动人的。在这里我也写故乡，绝没有和他们相提并论的本意，只不过他们勾起了我心底那丝丝缕缕的回忆，就不得不写了，因为我愧疚于故乡，想以此减轻自己心灵的负担。
一、古老和辉煌
隆下村大概成村四五百年，村尾三棵直径近三米的大柳杉骄傲地诉说它的见证，林姓家谱更直接证明隆下村的久远和辉煌。据说隆下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十任知县，清末还出了一个解元。村里现在还有三座古朴典雅、雕梁画栋的房子，青砖白瓦，无声地彰显着主人的尊贵与不凡。
村里两座三米宽三米高五米长的单孔古石拱桥，分别是村头桥和村中桥，村尾三棵大柳杉分别代表林姓、柳姓和吴姓，村中还有林姓祠堂、柳姓祠堂。在通往白坛、隆上、黄洋口村的路上，依次有三座古老的石头拱桥：坛门桥、坎门桥和岭根桥，虽然三桥分明都是交界桥，可无一例外都建在隆下地面上，祖先似乎在无声而清楚地告诫后人一种做人的道理。村里除了林、柳、吴三个姓氏外还有几户张姓、王姓、季姓、金姓、刘姓人家，所有村民世代友好，从没有发生姓氏和种群矛盾。
上世纪六十年代隆下村民鼎盛时达一千一百多人，方圆百里之内只有沙湾旺水村可以相提并论，加上学校、公社、供销社、信用社等机关就有两千人之多。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改革开放的推进，隆下人纷纷走出大山，在杭州、丽水、云和、景宁等地生根发芽，许多人在各行各业都做出不凡业绩，成为隆下村的优秀儿女。
二、种田和生产队
隆下村是传统意义上的纯农业村，上千人口全靠农业养活。农业生产是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土改后，按照房屋位置和自愿组合原则组成十三个生产队，每个队约20几户，全村的田和山也相应分成十三份。我父亲本来是可以分到第三生产队的，由于想再种一年地主家租来的田被分到十三生产队，十三生产队和第三生产队的田和山是没法比的，又远又瘦，一年下来不知道要多用多少力气。
生产队是实行集体劳动管理制的，队长统一记工分，年终按工分分粮食。每家男壮丁参加劳动，一起去，一起回，劳动效率极低，有些人就偷偷在田边地头开点自留地，抽空做点私活。那个年代，全村人都是没有饱饭吃的，几乎家家都有饿死的小孩，特别在1958年前后，因为“人民公社”、“集体化”、“共产主义”盛行，农民不能有任何私有作物和粮食，也不能在自家烧火，所以饿死的人很多很多。
每年有一次是可以放开肚皮吃饱饭的，就是“割树”的时候。所谓“割树”就是每年春天上山把刚长出来的嫩树叶割下来，压到田地当肥料，这时候，无论是谁，只要你上山参与了，就有理由参加吃一次由生产队提供粮食的“饱饭”，还有可能吃到肉，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吧！许多人在此之前两天就不吃自己家任何粮食了。
这里我要粗略估数一下，在传统体制下的农村，一人年均口粮500斤计，全村约需口粮50万斤，在没有杂交稻的年代，亩产不过500斤，约需1000多亩口粮田和1000多亩杂粮蔬菜地才能养活1000多人。在肩挑背驮的年代，2000多亩梯田和地排列在小溪沿岸，紧紧地拥抱着屋后山和面前山。
田地绝大多数在离村五、六里远，有些还在十华里以上，每天劳作的男人们要往返十几里做农活，往往是去时一担肥，回时一担粮（菜）。所以在我们老家，男人们有一副好身板是很重要的，否则很难娶妻生子，我本有一个兄长，因为小时得病无钱医治落下肺结核，虽聪明过人，自学多才，终因无力务农养家湖口，三十多岁不能娶亲，自觉无脸见人，使父母蒙羞，忧愤日盛，最后郁郁而终。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隆下的时候，我们村也分田分山到户了，我家六人参加分，分到田十二担秧，山四十多亩，不过都很远，离家至少八九里路，挑东西要二十六个“歇肩”以上，我们这些副劳力也有了用武之地，可以上自己家的田干活了，开田坎、糊豆、插秧、糊田、打虫、打谷等，但梨田、压田等少数重活还要男壮劳力做。大家齐心协力，全家总动员，很快都能吃饱了，只要家里有“壮劳力”把关。
三、砍柴和砍柴帮
在村里，人们烧饭、烧菜、烧水全用柴，家家户户养猪也要柴，砍柴肯定是隆下村少年永远的记忆和噩梦。每户人家一天用柴都在100斤以上，一年就达斤，全村约350户，共计斤，加上学校、公社、供销社等机关也要用，这么多柴在村四周的山上每年长出来是不可能的，所以砍柴的路越走越远，砍的柴也由粗变细、由长变短、由木本变草本，最后连“狼衣”也要枪着割了。可以说，隆下村的青少年除了上学，几乎都在山上砍柴，使得山几乎成了光头、光背、光腰、光脚的了。因为砍柴，人人手上都有疤痕；因为砍柴，人人肩膀都一边高而肥，一边矮而瘦；因为砍柴，人人心里都有说不完的辛酸苦楚；也因为砍柴，人人心里有道不完的美好记忆。
砍柴往往是结伴去的，大约8岁开始，18岁之前都是砍柴年龄，所以砍柴帮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伙伴。我的砍柴帮有小红、昌礼、林华、兴荣、建平、长青、先华、建恒、卫华、先平等等，这些名字就此烙在脑海，永远不会淡忘。砍柴帮往往也是集体“做坏事”的同伙，砍柴的路上偷人家的黄瓜，挖人家的一种叫“六十日”番薯是很常见的，还在村里用小木棍和石头打仅有的几棵梨树上的果子，这些坏事好象并不严重，孩子们几乎都会参加，包括胆小怕事的女孩子，大人们往往也不较真，看到也只不过呵斥几句就完事。但有一条，打梨时千万别把梨树下面的人家瓦片打坏，否则后果异常严重，大人们也不敢包庇，处罚往往是故做夸张地用手掌打小孩屁股，小孩就要装做很痛似得嚎啕大哭。
村里的小孩子还是很乖的，除了嘴馋几乎没有别的毛病，那时候上千人的村就三、四棵梨树，别的水果根本没有，好像不能怪小孩嘴馋，要怪只能怪梨树不该招人似的。梨果成熟时节，我们的眼睛情不自禁往树上看，总希望那个梨挂不住自己掉下来。如果碰到刮风下雨的日子，我们砍柴帮就结伴在梨树下翘首，盼望着哪个梨自己摔下来。如果谁有幸检到被风吹下来的梨，在其他小孩子眼里就象现在中了五百万大奖。
村里家家户户除了养猪之外，还有养鸡、鸭、兔、狗之类的小动物。牛和羊属于大牲口，只有生产队和大队可以养。喂养分工也非常明确，大牲口由队里户主负责轮流喂养，小动物由自己家的小孩子拔草喂养。砍柴是硬任务，拨草也是必须完成的，但拔草显然比较轻松，几乎成了村中女孩子的专利，而这个专利几乎是村里女孩子唯一比男孩子优越的地方。
四、野果和野山菌
贫瘠而荒凉的山上，有各种各样的野果，槿梨、南藤、梆榭、乌饭粒、山茄等等，在没有水果零食的年代，这些野果对于我们意味着稀世珍肴。野果中，有一种的地位是极高的，我们叫“纽”，她通常黄豆般大小、猩红猩红的，如果上面有小白点，那就不能吃了，是“蛇纽”，纽是到处都有的，主要在田勘上、山脚小溪边，一棵纽通常有几平方米那么大，匍匐在坡上，有时几棵纽长在一起，那就是一大片。纽成熟的季节到了，猩红猩红的一片，其场景，确实是蔚为壮观的，味道也十分鲜美，十几个人也吃不完。还有一种大纽，我们叫它“塥公”，长在齐身高全身长刺的草本植物上，通常火烧地的第二年是最多的，塥公有枣般大小，形状也相似，但其味道比枣大约强上百倍，我至今吃到过的水果不下百种，味道接近塥公的根本没有。我相信，如果有谁能日吃塥公一两棵，宁做永世隆下人。
还有一种野果是不得不写的，叫“擞柴籽”，因为长在擞柴上而得名，擞柴在村里有四棵，分别在屋后山、面前路、黄泥路和放外，其他少的不结果，故无人知晓。擞柴籽大约春花冬果，历经夏秋阳光雨露漫长滋养，从青色逐渐转变成红色，寒霜降临，马上由红变黑，一种神品终于完成修炼，大大方方地挂满枝头。
除了野果，山上还有山鸡、蛇、乌鸦，还有各种野生菌，其中“唛胨”、“老鼠脚”、“肉参”是最有名的，唛胨以鲜冠顶，老鼠脚以滑脆著世，肉参以鲜滑出名，三者皆有固定生长环境、特定地点、特定季节，了解的人每年的某个时节去采摘就行了，但对于一般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在我们村，还有一种说法：“唛胨”、“老鼠脚”、“肉参”是有灵性的，做过坏事的人是碰不到的，即使碰到了也看不见。农村古老的传说是很多，大部分是有迷信色彩，也有很多是为了欺骗小孩和女性，大都我不信，惟独这种说法我印象很深，虽然不知道它是怎么来，却坚信不疑，还希望这种说法一直延续下去。
五、小溪和游泳
村里有一条美丽的小溪，虽然水量不大，却很有特点，一条从隆上流来，一条从白坦流来，在村头汇合，流向黄洋口，形成一个“Y”型，全村人的农田和菜地绝大部分靠她灌溉，溪里只有鳗、石斑、羽鱼等几种鱼，羽鱼以能飞越瀑布深涧得名，但对水质要求极高，后来由于肥料、农药大量运用绝迹了，成为记忆里的酸痛。
小溪流到大石头堆积的地方，就出现深潭，除了“棺材潭”外，其他的潭都是我们男孩子游泳玩水的专场，我现在的游泳技术就是在那些个深潭里学的，所以遇到大江大河总是先怵，觉得自己不行。在深潭里游泳，其实是很危险的，“棺材潭”由于水深潭幽两岸森森隔几年就有溺水而亡的孩子，所以母亲是坚决反对我去游泳的，生怕我这个唯一的男丁出意外。女孩子是严禁在溪里游泳的，但总有一两个胆大的会去，如果碰到这样情况，我们男的是绝不肯和她们在一个地方游的，要跑到上游的潭里游，因为女孩游泳地的下游水都“脏”了。
小溪流到平缓的地方，就会出现一段好玩的浅滩，那也就是我们“药鱼”的好出处，药鱼通常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扎干了油的油籽饼烧好捣烂放到溪水里，一种是用叶似五分币的“达菜”捣烂放到溪水里，两种方法都有用，但都是一点点用，一小段溪水的小鱼是会毒死的，飘白了大家就疯抢，大呼小叫的，可以玩上一天。
六、屋后山和面前山
屋后山和面前山是隆下村对面的两座山，因为分别在村里的后面和面前得名，其近村部分是风水山，统禁山，山上的树木都有上百年的历史了，普通的树木直径都在30厘米以上，直径一米以上的树也有上百棵。
村民的房屋全部建在屋后山和对面的面前山之间，密密麻麻连成一片，全是木板房。到了冬季，村们用火是要万分小心的，尽管如此，火灾仍然是隆下人久远的伤痛。1964年，一把火整整烧了半个村，几十里外也能看到火光冲天，几百人顿时成为难民，用经历过这次火灾的人话说：那时候才知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逐步有点闲钱的人才把房子盖在“堂穴”和“黄山岭”，虽然相距不远，但总算拉开几十米路，中间也清楚的有了间隙。
虽然我们村有“Y”型的小溪，但村民的饮用水却基本来自于屋后山的一汩长年不绝的泉水。这泉水有二绝，一是清洌甘纯世间少有；二是常年水量变化不大。大雨时，山上成千上万合抱粗的古树把多余的雨水吸进树体、土壤，久旱后，又把这些雨水转化成清洌甘纯的泉水淅出，所以久旱水量几乎不减。有了这种水，村民们再也不愿喝溪水，但学校、公社等机关人口是不能分享这种水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水——不够了。
屋后山和面前山上的树木无论如何都是不能砍伐的，所以山上永远郁郁葱葱，生机勃勃。有一次我在面前山的边沿砍柴，被村民举，管山的村干部是我父亲，他不由分说就处罚了我，处罚是出8块钱放一场电影给全村人看，对于一天劳作只有一角七分钱的年代，这个处罚是很重的，虽然处罚无疑更像是父亲处罚父亲，我却从中上了一堂生动的课，从而更加认识了父亲，但理解父亲却在自己当了父亲的十几年后。
七、出门和搞副业
每年秋收后，来年开春前，男人们几乎全部外出，叫“出门”，到江西烧碳、烧煤烟、做香菇寮等等，统称“搞副业”。早年是不允许出门的，只能偷偷外出，后来大家形成默契，纷纷效仿，且只做不说，也就成为一种传统延续。
出门搞副业，男人们关注的是去那里，和谁一起，女人们关注的是回家时有几块钱，我们小孩子就关注一样：大饼和糖粒。谁家大人出门回来了，小孩子就挤到他家外面等待分大饼和糖粒，但真正能分到的次数极少，因为只有“发大财”的人才能回家分大饼和糖粒。
父亲就是老出门，还是出门的小头目，记得有一次，父亲就发过大饼和糖粒，只要来到门前的小孩都有，这在那个时候是十分罕见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次搞副业，父亲回来就交给她一扎“大团结”，足有一寸厚。就是这唯一的一次“发财”，父亲变了，不管家里的事，也不喜欢做农话，喜欢往供销社、公社跑。大队的事、公家的事逐渐成为他忙碌的事，家里所有大小事情都落在我瘦小的母亲和姐姐身上，并渐渐迷上喝酒，全村家家户户红白大小事都有他帮忙的身影，也自然少不了他嚎饮狂侃的场面，家里从此没有了安宁，我也就在父母亲永远吵不完的架里渐渐长大。
八、大人事和小孩事
在村里，男人事和女人事、大人事和小孩事是分得很清楚的。种田是男人的事，理家是女人的事，赚钱是男人的事，管钱是女人的事，砍柴是男孩的事，拔草是女孩的事，游泳是男孩的事，养家畜是女孩的事，很少有例外的，一旦违反，就像是老鼠玩猫猫，不地道，不正常了。
男人和女人在家里地位是不同的，通常男的要高出一截，因为男的可以传宗接代、写进家谱。我母亲在家里基本上就是中流砥柱，可家长依然是父亲，我在家里是最少的，后来母亲领养了一个女孩，我才倒数第二，可因为我兄长走后我是家里唯一的男丁，地位就仅次于父亲。这种地位在哪个时候基本上体现在对食物的分配，父亲和我优先享用主粮——大米饭，其他家庭成员往往要主次粮混合——小量米饭加番薯、洋芋（马玲薯），我二姐由于番薯吃不去，长年没有吃过一顿饱饭，还要配合母亲一起做家里最苦最重的农活，而我因为地位“优越”，就心安理得的享用那不多的大米饭，活也轻巧许多。在老家，“传宗接代”、“延续香火”是无比重要的，是至高无上的，否则就是“绝户”，要无颜见祖先，无脸对亲人的。
不过，我二姐“番薯吃不去”的事我也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以至于说对不起都太迟了，只有把它埋藏在心里。大概同样情况的人还有许多，希望你们及早对自己的姐妹说声对不起，在难耐母亲絮絮叨叨时多一点点耐心，至于我也许要酸楚一辈子了。
九、过年和过节
隆下村的过年是很隆重的，从腊月农历二十四开始忙碌，做豆腐、做猓、打尘、磅炒米、置办年货做新衣、杀猪等，老婆们忙的团团转，老公们出门在外，在家的也比较悠闲，小孩天天数着指头等过年。一般到了大年三十，贴对联、吃隔岁、拿压岁钱、放编炮，大年初一人人穿上新衣服（没有新衣服也要换上最好的衣服），家家摆上瓜子糖果，还要在香案给祖宗上香。我从少到大的压岁钱都是一角，但能在初一的早上分到一个苹果和一个柑桔，溺爱我的母亲说：这叫“平平安安、大桔大利。”通常是三天端午四天年，正月初五后，就逐步恢复往常平静的日子。不过“驮狮子”、“唱花鼓”从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都是可以的，人员全部由能歌善舞的村民自发组织，挨家挨户去贺喜保平安，每家每户准备好一个红包放在中堂的桌子上当红钱示谢。还有电影也是少不了的，因为放电影的师傅就在本村，过年照例要大大的放几场电影热闹热闹，门票一般是一角钱一张，师傅偶尔也会免费送一部片子白看。
端午是一年中第二重大的节日，家家包粽子，绝大部分粽子是用一种叫“涅”的叶子包的，小量用笋衣包，叫“顶粽”，还有两三个包的尖尖的，叫“田帝”。传说有了“田帝”，田就不会“倒派”了。老家的端午是在农历五月初四的，大人们常自嘲地说：“山头人不知屁，端午用初四”，看来幽默在老家至少有几百年了，细究说不定还是西方国家幽默的祖宗呢。
端午的第二天，小孩子们作为家庭的代表就要给嫁出去的姑娘送粽子。不管多远，不管小孩几岁，总之是要送的，代表着娘家人没有忘记出嫁的姑娘，也表示娘家的小孩正在年年长大。其实，送粽子是一趟美差，姑娘家早就准备丰盛的饭菜等着了，表示她在外面过的很好，叫娘家人放心，然后尽情地留小客人留夜。但除了很远没办法，一般送粽子都是不过夜的，姑娘家也要礼尚往来的回粽子，大致种类和份量都差不多，那时的我总是搞不懂既然这样为何还要年年送粽子。
每年的清明也是很重要的节日，家家要给祖先照坟。首先把坟四周的杂草清除，压上“烧纸”，然后在坟堂烧些纸钱和香，最后拜别。照坟通常很远，数量也不少，所以就有人说死者百年后就不用上坟了，因为已经投胎了，生前好的依旧投人胎，生前坏的投牲畜胎。
还有立夏、重阳等一些小节日也是要过的。圣诞、国庆、五一、情人节之类的就免了。组祖辈辈总是这样，决不崇洋媚外，固执地坚守着传统和本色。
十、学校和读书
从前，隆下村是有小学和初中的。小学五个年级在一栋平房里，初中隔一个操场在对面的一栋二层木板楼里。我由于资质平平，小连初读了9年半，分别是小学5年，过渡班半年，初中三年，初一还留级一年。当时学校老师绝大部分都是本土民办或代课的老师，一边务农养家，一边教书赚钱贴补家用，所以教学水平实在不乍样，到中考时，我是全校唯一一个被沙湾中学录取的。
在隆下读书的时候，老师固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深刻印象，父母也几乎不管我的学习，大概读几年级都不清楚。哪个时候几乎每家都一样，只有放假时有没有奖状是父母所关心的，即使得了第一名也只不过一个笑脸而已，没有口头表扬，更没有物质奖励。同学就不同了，男同学很多是“砍柴帮”，自然不必说，用现在的话，那叫一个铁，女同学也有两个至今未能忘怀，一个长得清清秀秀，经常穿一件带桃花图案的衬衫，漂亮极了，象满山遍野的杜鹃，开得大大方方、自自然然，自然成了我孩提时代唯一的“小芳”；另一个大胆勇敢，还带女的游泳，颇有几分现在“超女”模样，听说前些年炒房很成功，成了女老板了，不过我再也没见过。
一九八二年秋，怀揣着沙湾中学录取通知，我第一次在父亲的陪伴下走出隆下的山水，来到“大地方”沙湾，进了沙湾中学。三年后，一张盖着浙江农业大学鲜红印章的通知书寄到隆下，上面清楚写着迁移户口的字样，我也就糊里糊涂成了杭州市江干区人。
从此，隆下对于我叫“故乡”。
隆下在不知不觉中渐渐离我远去，虽然我依旧经常回去，隆下不变的山水依旧使我亲切，但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使我茫然。砍柴帮几乎都在外面打拼，回去也碰不到了，父母亲都八十高龄了，前年我也按照农村习俗给他们在风水好的宝地预备了新家，他们也就安心在隆下养老了。
隆下似乎老了，房屋越来越破旧了，人越来越少了，田地渐渐荒芜了，“出门搞副业”的一代人纷纷故世了，砍柴帮也因为子女学习等纷纷离家外出了。公社没了，学校没了，供销社没了，信用社没了，人口又回到五百人了。
隆下似乎更年轻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到处瓜果飘香了，两条水泥路面的马路先后开通了，村头新建的房子也用钢筋水泥了。电视进村了，电话进村了，煤气罩、电饭锅进村了，养猪的少了，养兔的少了，家家户户早中晚三次的袅袅炊烟再也不见了。
隆下人象种子一样播撒出去了，带着甘泉野果的滋养，带着屋后山面前山的坚韧，带着古桥大树的重托，从容而坚定地走着。隆下人的亲属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多了，相夫携子纷纷走在回家的路上。相信到隆下看山、玩水，浏览古树古桥的朋友也会越来越多。如果你要去隆下，别忘了到屋后山体验一下大山的雄壮坚实，喝一口甘泉，体验一下甘泉的清澈无痕，如果你是有缘人，说不定还能遇上“塥公”、“唛胨”、“老鼠脚”、“肉参”等有灵性的东西，回程时，别忘了在古桥上对着村尾大柳杉作个揖，许个愿，只要你是好人，而且够诚心，就一定灵验的。如果你还没出发，就叫上一个隆下人作向导，好好领略隆下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