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30年代，前苏联将本来与政治无关的精神病患者，引分出一种可能会对社会安定造成有害因素的精神病人。进而，又出于某种目的，将不同见识的人，也视作精神不正常者。为此，这一类精神病者的医院，移交给了司法部门，形成了另一种不同于监狱的管理。

当年我国也基本套用了这么一种管理模式，形成了另一类的“精神病安康医院”。一些对社会稳定有碍的精神病患者，往往会被送到这样的医院中去。我有个友人的小哥，因疾病救治不当，转而成了精神性癫痫。每次发病，大叫大喊，还剧烈抽搐。那时，大墙门内的板壁房，半夜常将邻居吵得六神不宁。我友人的爸爸是“资产阶级”出身，舅舅随国民党去了台湾。在那年代，遭受不公很正常。有一天，居民干部上门，说北郊安溪有个安康医院，公安局办的，可以接纳他哥哥，一切费用全免。当年，他家也想不出比这再好的办法了。去的那天，是当地派出所派车，由民警、居民干部、家属一起送的。一进安溪安康医院的大门，是铁栅栏，管理人员有穿白大褂的，也有穿警服的，也有拿电击棍的，绷着脸没有一丝笑容。他哥哥进了铁栅栏后的那一扇大门，我朋友只感得满身发凉。安溪医院允许家属探望，才两个月，他20多岁的哥哥一下子憔悴苍老，面黄肌瘦，目光呆滞，精神恍惚得全身脱了形。有一次，他家去探望，正好一个病人死了，从安康医院僵硬的抬了出去，友人妈妈当即决定，办手续，带他哥哥回家。当二十五年前，13岁的后来被取名“杨某侠”的女孩，流落到了徐州丰县，据说，也是精神病者，姑且这是真的。在当地官家人的眼里，追究她来自何方？怎么来到这里？被谁逼成了神经失常？都无关紧要。倒是有人收留了她，那真是她的幸福。于是，她13岁那年，乡里领了结婚证书。14岁那年。生了第一个男孩。尽管我是流产性的习惯，不大相信官方说法。但是，还想相信一次的是，那个二十五年前的董姓老头，是“善心收养”女孩的。哪么，相比强大的政府，相比精神病女孩沦为性奴和生殖机器的后果，哪一种“收养”更值得取舍？当然，脑壳健全的人都会说：是政府的力量值得取！或许，有人也会说，还是董姓老头收养的好。因为，从那年代过来的人都晓得，将女孩送去安康精神医院，不见得好到哪里。从2001年7月的一份《安康医院的性质、任务、作用》的学术论文来看，安康医院的建设，当年还是以“适应维护社会安定任务的需要”为重。不过，平心而论，当时的安康医院，医疗条件和三、四十年前相比，大相经纬。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年的“杨某侠”，应该送到这样的有国家买单的精神病安康医院中去，徐州完全应该有。为什么不送去？我想不外乎这女孩给丰县的男人，带来的普世的性价值。此外，还有历史的意识，就像当年人对收容所的印象，送去，几乎是对被送者的惩罚。既然是惩罚，还不如民间，一根铁链没有质的区别，还能解决性饥渴，繁衍生育，皆大欢喜。此文并不想为谁解脱罪责，中国上下的法治意识，如镌似刻。要想改变，除了生活的脱贫，还有社会与文化的意识。这并不像哪个发言人，咧了红唇，说得那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