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繁华莫过东大街,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尤其西安东大街钟楼到骡马市一段,号称西安一类商业区。上世纪60年代这里的特点就是上海味特浓。一个是位于此的大上海理发店,一个就是解放市场里的西安越剧团。
还有宁波人开的江浙风味的大华饭店,这家创建于上海,30年代在西安设分号的饭店,其虾肉包早就成了东大街留给人最美味的记忆。骡马市街有一家东亚饭店,名气似乎更大。1916年创建于上海南京路,1956年遵照周总理的指示,为支援西北建设,内迁西安的。70年代末东亚饭店成为西安市首家旅游涉外饭店,还接待过美国总统尼克松等外国元首。还有上海人爱吃的年糕,当年偌大一个西安,只有东亚饭店春节前供应几天,搞得许多上海阿拉半夜两三点就去排队。
东大街华侨商店
我上世纪70年代在铜川市歌舞剧团的同事陈小光,当年被誉为“钟楼下的鸟”,据他回忆:“我家离东亚饭店、解放市场、西安越剧团就几分钟路,从小就吃东亚饭店的甜、咸豆浆,油条,小笼包子及上海馄饨,东亚饭店的炒菜更是色香味浓。”2017年我们相约聚会,他还说:“不知东亚饭店现在还营业吗?这次回去得搓一顿。”
记得东亚大饭店照相馆,再有钟楼照相馆,加上平安市场口钟楼电影院,橱窗中都挂着染了颜色的中国电影大明星剧照,好像有22位。出自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就有赵丹、白杨、张瑞芳、上官云珠、孙道临、秦怡、王丹凤。男的风流倜傥,玉树临风,女的美艳超逸,楚楚动人。
八十年代的东大街
早年东大街上有两家食品店,都以卖糕点、烟酒等闻名,一家是天生园,另一家便是 “上海酱园”,当然也卖上海风味带点甜的精品酱菜。两家店 “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经营,是当时西安市同类商店中最大的两家店。”开始时上海酱园离钟楼近,就在现在钟楼盘道的位置。上世纪50年代初钟楼盘道第一次拓宽,上海酱园因位于盘道以内,被拆迁到更靠东的新址。我1965年在今天开元商场位置上的钟楼食品店打工时,上海酱园已在西北电影院与五一剧团之间,隔壁是《美术图片店》。后来我的老朋友东大街美术家画廊的廊长耿建给我说:西北大学教授张孝评的父亲曾经是上海酱园的老板。张孝评浙江绍兴人,在西安长大,上学。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铜川市歌舞剧团创作组谋事,他在铜川矿务局宣传队当编剧,我们是交往频繁的好朋友。后都调回西安,他调回母校西北大学中文系教书,后任教授。我调到西安市文联《长安文学》月刊社。1987年西大办作家班,我就是他推荐上的作家班,他也成了我的老师。因我仅是中专文凭,在文化单住混,为评上高级职称得有张大学本科文凭。
天生园是浙江萧山人高鹤年先生 1937年开办的,意与上海“冠生园”等名店齐名,故起名为“天生园”。开始在钟楼东,路南第一家。有在这一带住了一辈子的老人回,50年代 “天生园” 搬到骡马与解放市场之间。以后改名为儿童食品店。而最靠近钟楼盘道有了一家钟楼食品店,门面四间多宽,进货主要是上海货,成了西安市糖业烟酒食品行业的老大。
这里还有一个创办于上海的百年老字号的亨得利钟表店,我同学俞唤平回忆:“亨得利钟表店的资方代表姓应,宁波人,他儿子当年和我一样,也分配到安康工作。”这里不少店都有上海来的员工,例如钟表缝纫机批发部,需要说明的是西安不少企业,如临潼的标准缝纫机厂、长安的西安手表厂等等,都是从上海支援西北迁来的。
西安外地人中河南人多,可上海人也不少。首先是上海交大整体搬迁西安,摇身一变成了西安交大。据说当年修建的兴庆宫公园,就有为交大的上海人服务的意思。这几年西安有一部秦腔戏《大树西迁》写的就是。
当然了,西迁的工厂、研究院所还有不少上海人。我小学同学黄志伟的父亲,是个高级油漆技师,一月工资三百六十元;当年黄志伟的母亲周仲芸在中华甜食店当营业员,记得黄阿姨人洋气,长得像西大街群众电影院前厅里挂的上海电影明星。我曾跟着志伟去甜食店吃过黄阿姨给买的元宵。黄志伟从上海来西安,可能怕被人欺负,上小学时就拜红拳名师练武。一个上海来的小帅哥“阿拉”,竟然在班上打遍同学无敌手,但他讲武德,打架点到为止,从没惹出什么祸来。而我个子虽高,但属于草包虚大汉类型,所以特羡慕黄志伟胳膊上的肌肉块。这家伙还是个江湖义气第一桩,敢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主。
八十年代的西北电影院
我同院有一家上海来的在西安建筑设计院当工程师,一月工资三百多元,相当高级干部的工资,他女儿叫凤凰比我低几级,甜水井小学的校友,她母亲和我母亲关系密切,后来搬走十多年还相互往来。
我住的那条巷子叫四知村,至少有六七家都来自上海,与街巷当地居民处得都很融洽。我们听惯了上海话,把上海人的同学、小伙伴叫“阿拉”。
上海阿拉在我心目中的印象一直很好。有人称赞,也有人贬损。什么:“阿拉上海人,中国的精神贵族。让外地人羡慕嫉妒恨。”“上海人很精明,过日子也很精细,小菜做的精致呢。男士能边走路边织毛线,手指十分灵活。”还有一作家写文章遭践道:“上海人买了个卤鸡爪,坐火车能从上海啃到西安。”
记得我1956年上的一所只有初小的私立东西甜水井街小学,有一位上海女老师。那时学生们调皮,特爱编顺口流,调侃这位姓刘的十八九岁正在谈恋爱的年轻女老师,大家用半生不熟的上海话唱:“小刘老师来到一个南院门,南院门有一个老头子,她们俩个在压马路(谈恋爱)……”把小刘老师一下气哭了,为此有几个带头的捣蛋学生还被班主任罚过课。
那年月东大街的大上海理发店特别的风光,门口有能旋转圆柱型的红蓝白三色的霓虹灯,引领着东大街的时尚。进出的都是时髦摩登的漂亮女人,嘴里吐着吴浓软语的阿拉,尤其是烫发剪发作女活的,全是上海来的高级理发师。建国初有一部喜剧电影《女理发师》,当年中国最当红女影星,有绝代美人之称的王丹凤主演,更是为东大街上的大上海理发店造足了势,传说王丹凤来西影拍摄《桃花扇》就曾到大上海理发店收拾过头发。理发店厨窗里有王丹凤烫发的大影星照,经常引得过路人驻足欣赏。我的老三届朋友,曾在“大上海”进修过的高级理发师翟茂盛说:给《桃花扇》中扮演李香君的王丹凤设计发型的就是他的师傅杨州人柏顺富,“文革”前西安唯一的特级理发师。《文化艺术》的原总编陈若星,年轻时的1980年,风华正茂,一头乌发也正茂,听她说过曾被大上海理发店一位五十多岁资深理发师选中,享受到免费的烫发。为她设计发型,烫发做活时,周围一群理发师众星捧月般围着这位老理发师,陈若星隐约听到有人喊柏老师。最后若星的时髦头被评为全省理发业评比的一等奖。当时若星顶着这个一等奖的发型,幸福得像花儿一样。
再说西安越剧团,1956年元月以原上海新新越剧团为基础,又由上海越剧院、上海合作越剧团等十六个文艺团体抽调了一批演职人员组建成立。团长高剑琳,副团长许瑞春,演职人员(当时)一百余人,行当齐全,阵容整齐。曾多次荣获陕西省戏曲会演、现代戏会演的一等奖,还获得过全国先进集体和全国三八红旗单位等光荣称号。被誉为江南香花北地开,当年不但在西安有影响,就是在上海、江浙一带也颇具影响。“文革”初剧团被解体,后恢复建制。可惜,从此一蹶不振,坚持到80年代,还是在1988年被解散了。70年代我参加全省文艺调演,还观摩过西安越剧团创作排演的越剧现代戏。
西安越剧团虽然解散了,但西安仍然活跃着一大批越剧艺术爱好者,他们自筹资金、设备和资料,于1999年通过西安市文化局审批成立了“西安越剧艺术团”,驻地在西安市案板街,为西安保留下越剧之根苗,让人欣慰。
当年西安有一句民谚:就是“东大街上看时髦”,时髦也是西安人专指漂亮女人的代称。记得当年有小娃娃们跟着烫发头女人的后面喊:“时髦时髦勾子扭,一扭出咧巷子口,踩了一块西瓜皮,把时髦跌成个啃泥地(肯尼迪)。”把美国总统带进去,特滑稽。家住东大街旁边的降子巷,小学在五柳巷小学上学的网友北国风光,说他们上小学时 “每当放学或星期天就会在东大街‘压制’时髦势力,也跟在时髦女人后面喊:‘时髦时髦看钟点,勾子一撅十二点。’” 听了让人忆想当年的顽皮捣蛋,不由忍俊不禁。我铜川歌舞剧团的另一团友王安国说:“上海人还没有把时髦发型带进西安以前,估计西安人一律都是盖盖颡。那时候碎娃如果被剃个盖盖颡,是一种奇耻大辱,觉得那是稼娃头。中学我们班就有一个转来的同学剃着盖盖头,立即被冠以“稼娃”的绰号,直到现在。”
大上海理发店是我当年经常光顾的地方,六十年代能进“大上海”理一回发,那可是风光透顶的事,给我的同学说:我在大上海理的发,他们会投来白眼,以为我在说慌似的。这都因为我一位表兄曾是大上海的特级理发师,我有后门可走嘛!
我的同事、好友商子秦调侃我:“朱老兄六十年代就进过大上海理发,的确很牛很牛。记得我那时一直是在南大街的一个小小理发铺理发,那里敢进‘大上海’,看来老兄从小就‘资产阶级’,属于‘时髦’一族。”还有与我同住一条巷子白鹭湾的发小王继的姐姐,有一段“文革”记忆很有时代特点。她说:“忘不了去大上海理发店理发,遇见一位很朴素传统的漂亮女士。理发师向她:要什么发型?女士回答:要革命头!理发师:什么?女士:我说不清楚,就是革命头。我的妈呀,不说话时那么漂亮的个人儿,一开口陕西醋溜普通话不说,还一脸不屑的神气,好像只有她是革命的,别人到大上海是小资来了。一副阶级斗争脸儿。”
八十年代大上海理发店着过一回火,火烧财门开,火后,我表兄就当上了大上海理发店的总经理。
那一年,大上海理发店改名为大上海美发厅。我跟表兄开玩笑:你们大上海升为厅级了,你应当是厅长。引得我表兄哈哈大笑。
2011年3月24日--25日第一稿
2017年10月28日修订补充
朱文杰:1948年生于西安,现任西安市诗书画研究会名誉会长、西北大学中国节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西安秦砖汉瓦研究会副会长、西安市文史馆馆员。系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出版诗集《哭泉》《灵石》《梦石》《朱文杰诗集》(上、下卷);告文学《老三届采访手记》;散文集《清平乐》《拾穗集》 《长安回望》《吉祥陕西》(上、下卷),《邮票上的美丽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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