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时期，文人们养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毛病——率性而为，直来直去。虽然这种行为在表面上体现了真诚坦率，但晋人却常常过于极端，不顾及他人感受，令人难以忍受。然而，历史的长河中，特别是在明清时期，文人们受到封建皇权的压迫，纷纷选择沉默而不言，成为噤若寒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对东晋时期的文人却赞叹不已，尤其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成为他们心中的楷模。

　　 王徽之是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同时也是著名书法家王献之的兄长。这对兄弟在当时都是备受推崇的才子，而他们都有着随性的脾气。然而，王献之相较于兄长更显沉稳内敛，展现出魏晋风范的洒脱自如，而王徽之则更为奔放，完全撕去一切伪装，走上极端的道路。

　　 举例来说，王徽之本不愿做官，但出自琅琊王氏的他，在九品中正制下自然有他的官位。为了维护家族荣耀，他被迫担任了桓温的参军，这个官职相当于长官的秘书。然而，王徽之却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完全不理会他人的看法。他整日不修边幅，使得自己邋遢狼狈。尽管有人对他不满，但桓温却非常欣赏他的率性豁达。

　　 随后，王徽之又担任了骑曹参军，这次的领导是桓温的弟弟桓冲。虽然这个官职相当于养马的职务，但由于战马在当时属于战略物资，责任十分重大。然而，王徽之却过得稀里糊涂，不重视工作，让桓冲感到无奈。曾有一次，桓冲问他：“你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吗？”王徽之摇头道：“我只知道他们牵着马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大概我就是养马的吧！”桓冲哭笑不得地再问：“那你知道管了多少马吗？”王徽之依然懵懂地回答：“这你要问我的手下，我哪里知道这些。” 桓冲又问道：“最近闹马瘟，死了多少战马？”这时，王徽之有些不耐烦了：“我连活马多少都不知道，哪里知道死马有多少？”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下属对上级最嚣张的回答之一。这样的态度显然在官场上不能持久。王徽之自己也不想当官，于是找到了一个借口，毅然回到山阴老家隐居。正是因为他投胎好，生活在门阀大家，根本不愁吃喝，才能肆意发泄自己的所谓天性。

　　 有一次，窗外下着雪，他心情大好，拿起酒赏雪，还一个人背起了左思的《招隐》。尽管这首诗现在看来虽然质朴，但在当时却备受文人士大夫们的喜爱。王徽之背着这首诗，突然想起自己的一个朋友戴道安就隐居在百里之外的剡县。于是，他立即吩咐仆人备船，决定顺江而下访问戴道安。然而，百里之地在当时并不是短暂的路程，王徽之的突发决定让人措手不及。幸好他的仆人早已习惯，连夜赶赴剡县，第二天就到了戴家门口。

　　 令人惊讶的是，在戴家门外，王徽之看了一眼，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彷徨，直接对仆人说：“我们回去吧。”即便仆人了解这位公子哥的本性，依然忍不住问个不休。王徽之笑笑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这成为了他的借口，虽然之前并没有与戴道安约好，但他却放了自己仆人的鸽子。

　　 奇异的是，在那个年代，戴道安得知此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感慨道王献之果然是一个不拘礼法、独钟于情的人，是自己的朋友。更为奇妙的是，王徽之的这句话，竟一举创造了“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何必见戴”三个成语。至今，何必见戴依然被人用来表达乐观豁达的心态，而其中的不思进取、半途而废的消极意义已经逐渐淡化。 这段历史故事不仅展示了王徽之奔放率真的个性，也表现出当时文人在权力的阴影下，对自由隐逸的向往。虽然他的行为令人匪夷所思，但却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有趣的典故和成语。这也使我们反思，有时候，对于生活，我们是否也应该更加率真，追求内心真实的自己，而非受制于世俗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