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段晓燕父亲的老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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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的老家（上）

　　壹

　　1967年9月初，学校两派革命组织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我们这派为逃避武斗，被迫撤离。身无分文，单衣薄裤，经霍城县白杨沟，向北天山进发，准备徒步去北京告状。一路翻山越岭，拦汽车，扒火车，拣食地上西瓜皮，吃餐馆的残汤剩饭，跌跌撞撞到达郑州，这时已时至10月上旬了。红卫兵进北京已受限制，沿途有军管会严格检查，我们已是精疲力尽，只好各寻出路。同学王瑞的哥哥家在郑州，我们迅速找到，给了我五毛钱，给父亲老家的三叔发去电：“因家遭难我逃离到郑州”云云。收到电，三叔风急火燎地赶了过来…..。

　　三叔个儿没父亲高，穿件黑粗布对襟衫，一条黑色大裆裤左右一折别在腰间，背驼腰粗。头上朝后挽着一条白色毛巾，手里提着一个白粗布小口袋，里面装着路上吃的干粮。他没有父亲的双眼皮，眼睛总眯缝着，脸黝黑纹深，我也不清楚他的实际岁数。他铁青着脸，见面什么话都没问我，带着我直奔火车站。从郑州到河北邯郸乘慢车，中途转乘去涉县，到南寨村有一站。因为村附近有一个三线铁矿，火车还算便利，三叔是昨晚乘火车，清早到的郑州。

　　我们从早上乘上车，直到傍晚才到村头火车站。路上吃着三叔带的干粮，比新疆的苞谷面细，有甜味，沿途人不多，火车上有水喝。下火车后，三叔在前，我跟后，沿着一条右手是高坡，左手是沟壑，不到两米宽的土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坡上走。猛一抬头，看见坡上黑压压一片人，都向我们探着头，目光里带着问号，像似在等我们。父亲自1942年抗日参加八路军，离村已近三十年了，他后人的到来，无疑给这个僻静小村庄带来了惊喜和震动。

　　一个中年男人先走上前，说道：“妹妹，平安回家就好。”声音很洪亮，像父亲。古铜色面庞，个高魁梧。三叔道：“是你云魁哥哥，你本家大伯的儿子。”声音有点闷。云魁哥拉起了我的手，分开人群，走在了前面。我偷偷朝后一望，村里人仍然跟在身后，男女老少俱全。

　　忽听一大嗓门的女人声音传过来：“香云，进门了，赶紧热饭。”云魁哥哥道：“那是咋三婶。”随即我们走上了一条宽宽的石头路，两旁是用土坯垒砌的四合院落。方方正正的木头大门，露着斑驳，一家一家相隔不远，连成一条街。四合院里一家和一家只隔一堵墙，进门上桌先吃饭，一张四腿方桌就摆在院里，一碗热气腾腾的清水汤面，飘着炝了核桃油的葱花香。三叔和我吃着，屋里和院里挤满了人，大部分都站着，直盯着我瞅，窃窃私语着。

　　待我推开了饭碗，有几个年长者围了过来，挨我坐下，开始追问起父亲。他们都是父亲的老辈和发小，不张口没声响，一说话声大如洪钟。他们都当父亲官大，管理的人口多，没时间回村看望乡亲，现在又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可那里知道父亲就是兵团团场一个连队的连长，住的是地窝子，一个月四十多块钱的工资，养活全家八口人。连队很多人口多的家都倒挂账，我家也不列外，平时我们孩子从来没有过零花钱。村里人朴实，你说是啥就是啥，他们都道人在外不容易，有个营生还要养家，吃饱穿暖就是福份。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月亮明晃晃地挂在了屋顶，人们才散了。三叔这才叫过院里南屋的云魁哥和他媳妇，还有两个小子，大点的有六七岁，三叔一一给我做了介绍，看到云魁嫂子是个瘸子，拄着拐棍，我有点诧异，她对我轻声说道：“家来就安全了。”我点头。

　　三叔一家住北屋，套间里面放着几个盛粮食的大瓦缸，和一些杂物，地方不大。外屋是一个大通炕，三叔三婶睡东头，挨着是儿子金魁，女儿香云和我。炕头一人放着一个土瓦罐尿盆，黑黢黢的，夜里小解只需把尿盆放入被里，完事再拿出，第二天倒入茅厕。我和香云睡一个被窝，她问我为啥不脱衣裳，她一丝不挂，她说全家人睡觉都不穿衣裳，打小就这样。第一个老家夜晚就这样度过了，温暖又新奇。

　　贰

　　第二天，三婶拿来了香云的衣裳，让我换下身上变了色的黄军装，我小心翼翼地收好了昨天还戴在臂上的红卫兵袖章，长出一口气，总算有了归宿。香云比我小三岁，大眼睛，瓜子脸，留着两根细辫，爱笑。农村人做衣裳都偏大，说：前三年，后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衣服浆洗得干干净净，我穿上还合身。弟弟金魁九岁，头发圆圆地一圈散落在头顶，一根不长的辫子摔在脑后，村里娇惯的男孩才留胎毛。他不爱动，也不好说话，紧裹身上的衣服外面罩着一个连袖肥大的粗布兜兜，更显瘦小。整天就追在三婶的身后，三婶很宠他，做针线时还把他拦在怀里摸奶。

　　田地里已经降霜，村里人开始收自家地头的柿子了，霜打后的柿子更甜。我家三叔是白天干活，晚上不见人。有一天早起，发现三叔正拉着满满一板车煤渣，经南寨往东寨送。煤渣是从山西的煤窑拉过来的，走的全是山路，天黑出发，天亮回来，往返十几个小时，一块五毛钱一车卖出。而云魁哥却与三叔相反，白天不见人，晚上回家干农活，家中嫂子下不了田地。虽如此，云魁嫂子在家每天也不闲着，屋里屋外，做饭洗衣，很利索。现在冬麦已种下了地，过冬的萝卜红薯进了窖，但三叔和云魁哥仍然像一头默默耕作的老牛，早起晚归。云魁哥白天在火车站干搬运，有活儿就干，没活儿歇着，一个月收入十块都不到，活少人多，村里乡里乡亲之间要互相谦让和照应。

　　渐渐天空飘起了雪花，农闲了。柿子已变成了柿饼，有的家还用鲜柿子酿出了柿子醋，公社收购就能有钱，公社收购柿饼价是一斤三分钱。村里的男人女人们早饭罢，都会自然而然地集聚在一个避风朝阳的小山坡下，男人们一手握着旱烟袋，一手筒在棉袖里，眯缝着眼，看似漫不经心，其实他们正拿眼在瞄着一旁的老媳妇和小媳妇们。她们各个喜笑颜开，手里做着针线，向一旁站着的男爷们打着飞眼，开着玩笑，说出的都是男人女人最私密的那些事儿。若有那个男爷们接不好话茬儿，惹恼了其中的媳妇，她们就会举起屁股下的板凳追了过去。年老的和年小的爷们在一旁偷笑，姑娘们早已飞红了脸，笑声在这里肆意释放着。山村静谧，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喧闹，村里人日子清苦，但安然。何娇告诉我说，村里有一个古庙，很敞亮，村外来人唱戏就当戏台子。庙旁有一颗老古树，一年开三次花，谁家有不顺，就来树前拜，十里八村的都来，可热闹。十年前，乡里来了几个男人，说是封建迷信就把树砍了，谁料树倒人也霉，都传砍树的那几个男人都病不轻，是治不好的病。现在树的大根还在，再也没人敢造次了，拜的人也少了。

　　元旦一过，各家开始了忙碌，村子女人们的兴趣又集中在了磨盘跟前。有磨柿子皮的，柿子皮磨成粉，和麸皮参合在一起蒸出来的馍叫“呼拉子”，整个正月前后就吃它。有磨豆面的，玉米面和白面早已提前磨好了，为春节做着准备。村里磨面有好几个磨盘，但驴要排队，拉磨盘的驴就一头，挨到谁家是谁家，每次磨面不收钱，只根据斤数留下对等麸皮犒劳驴。队里还有几头专供村里人接亲，走亲戚的驴，也是根据路程和时间给驴相应的饲料就行，村里有专人管理这摊子事。磨面是女人们的活儿，不管谁家使驴，女人们总会凑在跟前东家长西家短的说个热闹。有时候还真能成事儿，对脾气了，还会把娘家妹子说给对方，亲戚套亲戚。这个村是段姓村，已有几辈历史，媳妇娶进村，姑娘嫁出村，在村里是万亘不变的规律。老祖宗早就知道繁殖优良品种，杜绝近亲婚配。

　　元月是最冷的月份，屋里有热炕，屋外飘雪花，村里俗话说“有福人生在年跟下，没福人死在年跟前。”离过年没几天了，村里满贵家爷爷死了，老人去世是白事里的喜事，棺材刷上了大红漆，停棺七天出殡。没承想老人还没出殡，他的重孙子出生了，一家子红白喜事撞在了一起，村里人说难遇，但也不免为满贵家爷爷感到惋惜，没和重孙子照上面。满贵家爷爷出殡这天，一大早，三婶就叫醒了我们院里的孩子们，让我们赶在别家孩子之前见棺，寓意：“升官发财”。棺材要在街道上经过，绕村一圈，和村里人告别，然后再抬出村头进自家地头埋葬，村里的男爷们不管老小都去送葬。出他家院门时长孙摔瓦盆，亲人们跳火盆，剜好的黄纸钱一路撒到坟头，哭声惊天动地，这风俗我还是第一次见。我问香云：“你怕鬼吗？”她利索地答道：“没见过，不怕。”

　　叁

　　送葬回来后，全村人又都集中在了满贵家院子和院外，院内大门后一个偌大的铁锅，上面架着快高到屋顶的蒸笼，热气腾腾。院里摆放着几张四腿方桌，年长的大爷们都坐在了桌前，嘴里叼着长长的旱烟锅子，等着开饭。院子外早已排起了长队，去过坟头的男爷们排在前，大娘婶婶们跟在后，她们怀里都抱着自家孙子。年轻媳妇和姑娘们，还有小妮子们排在最后，我也在其中，每人手里都捧着一个大瓦碗，整条街面上唢呐高叫，人头攒动，全村人都在这里了。吹鼓手请家要给钱，是从外村请来的，专为红白喜事吹奏，事情办完，一人五毛，留吃饭。参与吃这顿饭的村里人，每人不空手，有送一碗白面的，有送一碗玉米面的。有磨豆腐的黄豆，还有送核桃，花椒，柿饼的，都是以碗为计量，送花椒的碗比拳头还小一半。众人拾柴火焰高，待开饭时，村里人每人手拿一个白面馒头，碗里满满的都是粉条和豆腐，一片猪肉肥片明显搁在碗中间。这或许就是延续了几辈人村里人集体活动的生活方式，大家都乐在其中，吃上了一年中最好最热闹的饭，还见到了外村很多亲戚，不用花时间破费走亲戚了。

　　大年三十，三叔三婶和云魁哥带着我们几个娃娃，一大早就去自家田地头，给过世的先人们上坟，云魁嫂子没去，腿不方便。村里人讲究过年先祭祖，邻近的地头也都摆上了贡品。村里富裕一点的人家，门上贴上了红对联，鲜鲜的。也有人家又拿出往日的旧对联贴在了大门上，一样喜庆。年三十村里不放鞭炮，怕阴间的人回家时害怕，特别是老人。而三十的夜，村里人要守，他们有祈盼。他们躺在炕上心绪难平，想故去的人，祈祷来年好收成。如果初一大雪纷飞，那就是丰年好兆头，庄稼人盼的就是丰衣足食！

　　三婶为我做了新棉袄和棉裤，还有一双新棉鞋。棉袄是大红色的，棉裤和棉鞋是黑色的，是三叔从乡里买回的平布。棉裤腰是用三婶织的白粗布上的，我也学他们一对折挽在腰上，倒也不觉得土，就是腰显粗，有时还怕一不小心裤子掉下来。香云陪我去放粮的套间换衣裳，小嘴噘着，满脸不高兴。今年过年三婶没有给她做新衣裳，前一套新衣裳还是三年前做的，我明白都是为了我。为了逗她高兴，我用一只破了底的缸子当喇叭，给她唱歌，还跳新疆舞，扭脖子，原地旋转。她用心地看着，随着我舞动的节拍，也跟着动脖子，但她只会耸肩，我俩忍不住大笑了起来。香云说，没听过广播，也没看过电影，每逢村里人当兵入伍时，有唱河北梆子的来村里唱戏，说是乡里派的。我告诉香云，新疆的电灯泡像月亮那么大，闪闪发光，广播一响，你对面的东寨都能听得亮。其实都是吹，连队根本就没有电灯，演电影都是自带发动机，高音喇叭也是文革期间才有的。

　　下午，三婶第一次烧了多余的热水，她先让三叔洗了脸和头，再让金魁洗，最后是她自己。我和香云洗一盆水，水里放了碱面，洗到脸上滑滑的。洗头是我和香云互相用蓖子蓖着洗，盆里竟有好几个胖虱子，我们不嫌又洗了脚。村里烧柴缺，就靠田地里的落叶和毛草，麦秆和玉米秆要交到生产队喂牲畜。吃水更不方便，地势高，打井不容易出水，是在村外能打出水的地方，修了一个涝坝，乡里定期抽水，注入涝坝，十里八村共用。牲畜饮水，洗衣，担水浇麦地，都用涝坝水。香云告诉我，村里人一年只洗一次脸，新媳妇也只漂亮那么一回，是娶进村或是嫁出村的那天。

　　天黑前，三婶已包好了饺子，村里人叫扁食。分青萝卜和胡萝卜两种馅，村里不种青菜，没吃过韭菜。因为不常吃肉，馅里有肉味就特敏感，端着大瓦碗，一口一个，就觉得香。其实三叔就买了五毛钱的猪肉和三毛钱的糖块，给院里的孩子们一人分了两块，是不带糖纸的那种，有酸甜味儿。吃饺子时，我吃到了有一分钱硬币的饺子，三婶很认真地说今年你一定有好事。三婶和三叔一样话少，也不太爱言笑，我们吃饭都是三婶盛好，各端各碗。三婶去洗碗刷锅了，三叔已烧热了炕，关好了院门。我们都钻进了被窝，晚上从不点灯，三婶总是摸黑上炕。灯具也简单，一片废瓦片，一根棉花搓成的灯捻，少许食油。

　　第二天一早，云魁哥嫂就带着两个孩子从南屋到北屋拜年来了，三叔三婶是长辈，云魁哥带着我们一溜儿跪在了三叔三婶的面前，每人磕了一个头，三叔只给了孙子辈云魁哥嫂的两个孩子一人一毛压岁钱。早饭罢，从院墙旁传来了欢声笑语，紧接着院里进来了三五一群的拜年人，都是辈分低的来给辈分高的拜，三叔辈分在宗亲里算是高的。男人磕头，女人不磕，女人只给自家本亲磕头。街道上热闹了起来，男人们清一色白毛巾挽在了头上，黑色粗布新衣新裤把脸都衬白了。年轻女人更是花哨，都穿上了出嫁时才穿的新衣裳，头上包裹的头巾五颜六色。五六人聚一块儿，东家出西家进，嘻嘻哈哈，推推搡搡，都想多站在街面上晾晒晾晒，一年盛装就显摆这一回。不定是谁，只要入了男人们的法眼，赞美话就会春风佛面，不绝于耳，这是女人们最受用的。

　　何娇和林英算是我的好朋友了，只比我大两岁，可她俩都已有了婆家。村里姑娘找婆家都是媒妁之言，先得有媒人提亲，只要家里条件相当，年龄相当，男方就由媒人陪着来女方家相亲，商定财礼，男女见面。如果双方家里都看好，对男方家送的彩礼也满意，一桩婚事就成了，婚期后定，再见面就是迎亲了。当然，财礼有它特定的范畴，都不会过分，有过分也是少数。村里人都讲虚岁，上半年生虚一岁，下半年生虚二岁，以虚岁年龄界定婚娶。她俩告诉我男人长啥样儿，早就忘了，记不住。我有不解，告诉她们你们这是包办婚姻，不是自由婚姻。在我们那里，只有维吾尔族女人和汉族男人结婚要有大官批准，虽然结婚不自由，但恋爱是自由的。汉族人都是自由恋爱结婚，没有媒人，也不送彩礼。她们每次来找我玩，就爱听我说这些，像听天书一般。起初我还大有凌云壮志之志，想在村里破“四旧”，“立四新”，还把红袖章拿出来又带了几天，东逛逛，西遛遛，展示红卫兵小将的风采。村里人对我的行为很漠然，新鲜，但不亲近，我只好偃旗息鼓。

　　年初六那天，三叔家来客人了，是外村人。奇怪的是手里牵着的毛驴背上搭着一床鲜亮的大花棉被，就像来村里接亲的人。中午，三婶擀了豆面和白面二合面面条，炝了核桃油葱花，真好吃，平时少有吃，只有来了外村的亲戚才做吃。村里人说一年的粮食备十年吃，防旱防灾。村里人还有一个习惯“肥水不流外人田”，只要有急，不管大小，都回自家茅厕。我已清楚了来人的身份，他是我父亲的战友，也是我奶奶的养子。他出生后娘没奶水，我奶奶正好生了我父亲没几天，他爹抱着孩子四处找奶娘，找到了南寨村。庄稼人重男轻女，我奶奶一看是个男孩，就接过来搂在了怀里，起名奶顺，我父亲叫天顺，以后小辈们都称他奶顺小叔。抗战时，父亲和奶顺小叔一起参加了八路军，南征北战，经历了南泥湾大生产，归属359旅。部队进新疆后，因为奶顺小叔的老母亲还活着，他就退伍返乡了。而父亲的父亲母亲均已饿死在了日本侵华时期，没有了赡养老人的负担，父亲留在了新疆屯垦戍边。

　　三叔怕给奶顺小叔添麻烦，没有告诉他我的消息。当然，在潜意识里，我是女孩不是男孩，也不算亲生，三叔也就不以为然。1954年父亲母亲结婚时，那时部队为了动员更多的人参加新疆建设，派人去战士家乡，只要愿意来新疆的亲属都可以来。三叔来了，可是过不惯这里比村里更艰苦的环境和生活，又恋家，没多长时间就回去了。他了解父亲母亲的婚姻情况，母亲是带着四个孩子嫁给父亲的，我最小。奶顺小叔是听别人说，南寨奶娘家来了一个新疆的小妮子，他猜想肯定是奶哥的，就急急忙忙过来接人了，他说不见哥面见孩面也是亲，毕竟他们之间还有出生入死的战友情。

　　中饭后，奶顺小叔在前牵着驴，我高高在上斜坐在花被上向村外走去，沿路不断有人跟奶顺小叔打着招呼，村里人都认识他。奶顺小叔中等个儿，虽已五十多岁了，但人很精干，穿着也利索，对襟棉袄，袖口微微挽起少许，里子露白，很干净。留着大背头，不像村里人头上都挽条毛巾。他的脸带有书生气，光洁温和，也没留胡子。下午的阳光很好，山路两旁的田地干干净净，柿子树和花椒树裸露着干支，偶见几颗高大的核桃树，有小鸟在上做窝，春天到了。

　　晃晃悠悠，竟有点瞌睡了，驴蹄绊了一下，是在拐前面的一条山路。眼前一亮，觉得这山路怎么这么熟悉，想问问奶顺小叔这叫什么山，有点奇怪，似曾见过。但听奶顺小叔一路上都在哼小曲，也就不好意思打搅他的好心情。从三叔南寨村到奶顺小叔家大泉村，有二十几里山路，路面只有一个小板车宽，村里人只见过火车，没见过汽车。这里多山丘，沟壑纵横，但没有流水。河北涉县是革命老区，刘伯承的队伍解放战争时期，就驻扎在这个县里。

　　太阳还没完全落山，我们就进了村，听到远远的声音在喊：“来了－来了－”，奶顺小叔告诉我说，前面就是俺们家。放眼望去，这里的房子都在山下，四面环山，山不高，但山周围多树，有种湿润的感觉。不像南寨村，房屋砌在高坡，缺水干燥。我兴奋地跳下毛驴，跟在奶顺小叔后面，四合院也不像南寨村，一条街盛满全村人，而是独家独院，院墙低矮，都是用土坯砌成的。奶顺小婶已候在门口，后面挨个儿站着一帮娃娃，有男有女，分不出谁大谁小，好像都差不多高。在三叔家我就听奶顺小叔说家有七子，三男四女，老大大我二岁。进到院子，感觉敞亮，院子比三叔家大多了，孩子们也不和父母睡一间房和一个炕，男孩女孩分住房，大的带小的，光身子睡觉是北方村里人习惯。奶顺小叔家虽然孩子多，但生活看起来要比三叔家富裕，因为他是革命退伍军人，有补助金。一年发一次，发多少没打听，他还在村里管着事，自然也记工分。他家还养猪，好几头，日子悠然。老大和平在乡里上学，这里也没有文化大革命的迹象，我对他们说起新疆我经历和沿途见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象，他们吃惊的都瞪着眼，奶顺小叔说，不会打仗吧，好不容易过上了太平日子。

　　第二天，我随奶顺小叔家里的一群孩子上山放猪，他们有意把猪赶上了山坡顶，用一根粗树枝给猪挠痒痒，挠着挠着，猪由站着慢慢地躺了下去，还闭上了眼睛。就在一瞬间，猪迷迷糊糊就滚下了山坡，还哼哼着小调，憨态滑稽。坡上的我们大笑不已，手舞足蹈，赶紧追下山坡，把几个猪集中在一起，赶向龙潭饮水。龙潭就在村子的中央，长方形，水清见底。据村里老辈人讲，是某年从天上掉下一条龙，龙身化了后就变成了一潭水。也有人说就是地下的泉水，因此叫大泉村，它已存在了几辈人，终年水不枯。外村嫁过来的小妮子，财礼要的都不高，村里富裕，都愿朝这嫁。奶顺小叔在前几年，还为村里引进了几棵梨树，就种在龙潭周围，叫河北鸭梨。水份多，很甜，每年秋后分给村里家家户户。这个村因为土地湿润，还盛产小米。

　　在奶顺小叔家一直住到了阴历二月二龙抬头，这天和平带着我们去乡里赶集，一路上都有村里人对我们指指点点，我不明原由，只当是自己比村里小妮子洋气漂亮呢。有一天，全家人一起上山拔猪草，奶顺小婶问我：“喜欢俺村吗？”我回答：“喜欢。”她望着我笑着，温柔极了，说道：“留到俺家吧，保证你日子过得鲜活。”我道：“我有家啊。你们这里虽好玩，但没有电影看，我还要上学呢。”奶顺小婶顺势把我搂进怀里说道：“香花明年就准备去婆家了，她嫁了，你来家带弟弟妹妹，俺家大小都喜爱你。”奶顺小婶微胖，脸上皱纹少，显富态。她虽不明说，我大概也听出了端倪，心中不免别扭起来，香花是他家老二，与我同岁。恰这时，三叔来接我回南寨，奶顺小叔和小婶都不同意我回去，坚持留我再住一段时间，还把三叔叫到一边嘀嘀咕咕半天。三叔回过头来问我：“想住这儿，还是回南寨？”我扭捏答道：“回南寨，回头再来看他们。”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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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 网络

　　文字 | 段晓燕

　　排版 | 落花满肩

　　简介

　　段晓燕，出生于1952年，1969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一直从事医务工作，2008年退休于乌鲁木齐市亚馨大厦。总有话想说，总有一些人和事萦绕在心里，挥之不去。于是，便有了这些文字......作品散见国内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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