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半边街”

　　

　　衡阳地区的常宁县水口山一带，是我国重要的铅锌矿 产地。早在宋朝时期，劳动人民就发现山里有“宝”。

　　

　　民间传 说：当时有九条银牛，每天傍晚必往湘江饮水，有勇莽后生 抓住其中一条银牛的尾巴，牛即遁入山壁，众人循迹挖掘， 得白银盈斗。

　　

　　这个传说显然是虚构的，但它形象地说明了开 发矿山的初期情景。由于最初在这里发现的是银矿，所以，人们习惯地称这里为“银矿局”。

　　

　　然而，当我们随着人流，踏进水口山银矿局一个叫做“老鸦塊”的山间坪地时，我心目中的“宝山”一下子不见了。

　　

　　我首先看到的只是一大团灰色的、飞舞着一闪一闪颗粒的尘雾。 一群只有腰间围了一块破布的“人”(在我幼小的心灵中觉得似乎是“鬼”),四肢着地，驮着一个个装满石块的箩筐，在烟雾里爬。

　　

　　在一大片散乱的石块堆中，像是骨头 上的蚂蚁一般地挤满了上千个孩子，他们一边用一柄硕大 的锤子狠命地敲击石块， 一边发出“哇!”“哇!”的用力声。

　　

　　在他们的旁边，来回走动着凶神恶煞般的监工，不断地用竹篾抽打那些动作稍慢的工人。矿场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在地上 痛苦地翻滚着的人，他们的嗓子眼里发出十分可怕的哀叫 声。这是些犯了“窿哈病”(铅中毒)的矿工，他们瘦骨嶙峋，发长如蓬，双目抠陷，肤色青灰，形同鬼魅，不断地有人在抽搐中死去……这简直是座地狱。

　　

　　在一个高大的铁架前，我们找到了堂舅父宋乔生。他是 吊车司机。轰轰隆隆的机器声使人们必须大声说话才能听得见。

　　

　　我实在忍不住， 一见面便问道：“银子在哪里?”

　　

　　“什么?”他把一只手遮在耳朵上。

　　

　　我大声喊：“银子!”

　　

　　“哈哈哈!”舅舅放声大笑起来， 一边操纵着机器上的把 手， 一边大声地说：“傻伢!这里没得银子，出黑铅、白铅 (锌),”他看到粗大的缆绳已经把一筐石块吊到地面上，便 停下机器指一指这些石块：“就是那玩艺。等你熟悉了，就知道它们是怎么变成银子的了。”

　　

　　从此，我们便住在舅舅家里。

　　

　　说是家，其实就是一个四角落地的草棚子。为了容纳我们一家五口，父亲和舅舅连夜动手，把草棚子又延长了一 截，又用一块废弃的旧铁皮，搭起一个厨房。和我们一起住 的还有另一个舅舅宋玉生。不久，我们又把外婆从家乡接 来。勤劳惯了的母亲，为了增加一点收入，还抓了一只猪娃养着。

　　

　　舅父们凑了点钱，到江边的松柏镇上买了礼物送给工 头，给父亲领到了工牌。当时银矿局正由土法开采向西法开采过渡，需要增加些建筑物，父亲还是干他的本行——泥瓦匠。

　　

　　我们住的地方叫“半边街”。这是一长溜依山搭起的草棚、泥屋、石窠。它的对面就是那个乌烟瘴气的选矿场。从 四面八方到水口山来挖矿混饭吃的穷人，不断地延长“半边街”的长度。这里也吸引了依靠各种各样职业谋生的人们。

　　

　　于是，在每隔几家住户中间，就出现了卖杂货的小店、挂小 旗的酒馆、摆凉茶的石桌、煎汤药的药铺，还有吆五喝六的 赌场、咿咿呀呀的戏堂、测字算命的地摊、打拳卖艺的场地， 以及乞丐、无赖、小偷、土娼、黑社会的爪牙和官方派来的坐 探，“街”味十足。由于选矿场那堆积如山的矸石限制了它的横向发展，所以这条“街”只有一面有房，因此，工人们便随口叫它“半边街”。

　　

　　我们住在半边街时，半边街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教育。 工人们为了让自己的后代摆脱贫困， 一家凑几个铜板，请了 教书先生教我们这些还不能做童工的孩子学文化。我记得 给我们上课的那位老先生是临武县人，叫谭龙光，清朝末年 做过翰林院录事，写得一手好字。他不知何故失业，跑到水口山来教书糊口。

　　

　　宋乔生舅舅看到我的书本上的名字，有些诧异，便问：“怎么?阿忠改名字了?”

　　

　　我说：“我现在叫耿飚了。”

　　

　　母亲插进来说：“德伢子(我的乳名叫润德)生下来就身体不好。前年，咱们淦田那个‘一掌金’到我屋里算卦，说他五行缺火，耿拜泉先生就给他改了这个名儿。”

　　

　　“一掌金”是母亲娘家一位姓宋的瞎子先生，由于双目失明，靠一只手掐算推理、算八字糊口，因此有这个绰号。

　　

　　按照耿家“添开景运佑中帮，辅世民良大而昌，家之道在农兼学，兴养遵儒必有光”的谱系，我排在第十八代“在”辈；又因祠堂里有“忠孝廉节”四个大字，父亲曾依次为我们兄弟取名“在忠”、“在孝”、“在廉”、“在节”,后来有了五弟， 又增加一个“在有”。意思是我家“忠孝廉节”都“有”。

　　

　　父亲 崇尚武术，最爱看薛仁贵征东等武侠话本(小说),十分推崇 古代名将的勇敢刚毅精神，所以又以“俊”字为冠，分别给我们取了“俊勇”、“俊猛”、“俊刚”、“俊强”、“俊全”的表字，意 思是我们兄弟“勇猛刚强”都“全”。但我非常喜欢这个“飚” 字，自从有了这个名字以后，其他“在忠”“俊勇”等名字就再也不用了。

　　

　　“好，好。”乔生舅舅风趣地说：“‘飚’字有三个‘火’,连你那个姓上的‘火’,加起来就有四把火了。‘飚’字还有‘风’,这又是风又是火的，旺得很哩!”

　　

　　父亲正在摆弄几块木板，想把他们拚成一个板凳，笑着 说：“乔生，你也信那一套?什么五行缺火!要是生下来就有米饭腊肉，就没得什么身体不好了，还会缺火吗!”

　　

　　“什么系(是)缺佛(火)?”二弟在孝正在换牙齿，“大门”跑风：“系(是)很冷吗?”他搂住舅舅问道。

　　

　　“小鬼头!”舅舅把他抱起来，拍着他的光屁股蛋儿：“‘系’很冷啊。不光缺火，水木金火土，咱们都缺啊。”

　　

　　“可不。”父亲应道：“我都半辈子了，连一担田(湖南话中的“一担田”,相当于小亩的二分地)也没混上，大旱三年， 害得我卖了祖上留下的床去换谷，当了一辈子木匠，自家却 没有一根椽子，现在干银矿局，却没有钱花，每天净发那些矿票，没用处。”

　　

　　舅舅说：“哼!逼得紧了，非他妈再起洪秀全不可。”

　　

　　“洪秀全有‘佛’吗?”二弟缠住舅舅的脖子，还在问，他 最爱听舅舅讲太平天国的故事。舅舅讲洪秀全，神秘得让我 们晚上不敢出门，他讲石达开，能使我们悲愤流泪，他讲陈 玉成、李秀成，能使我们拍手大笑，他讲红娘子，却总是使听众惊叹不已。

　　

　　我对自己的名字似乎有了新的理解。我朦胧地感觉到，我需要的“火”不是命运中的“火”,而是太平天国英雄们身上的那种“火”,而这正是所有穷苦人所需要的“火”。

　　

　　不久，发生了一件事。

　　

　　很晚了，玉生舅舅还没有回来吃晚饭。

　　

　　有人沿着半边街跑来，急乎乎地喊：“耿大哥!宋大哥!快去看看吧，你们家老大出事了。”

　　

　　耽心了一晚上的外婆一下子就哭出声来。父亲和乔生 舅舅急急忙忙冲了出去，我接过母亲包起的一个饭团也追了上去。

　　

　　可怜的大舅!他肩上压着一担沉重的矿砂，正机械地、反反复复地沿着湘江大堤走着，就那样走啊，走啊……

　　

　　父亲马上接下挑子，乔生舅舅扑上去：“大哥，怎么啦?你怎么啦?”

　　

　　大舅痴痴地说：“兄弟，你，挑——,上——船。这是跳板，好长—— ”

　　

　　他气疯了!也累垮了!终于昏倒在乔生舅舅的怀里。

　　

　　父亲急忙去掐他的人中，又喊我拿冷水来敷在大舅的额上。

　　

　　玉生舅舅喃喃地说：“跳板……老子……跳板…… ”

　　

　　这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天不亮就到松柏火车站(从水口山已有六公里的铁路到松柏)挑起一担矿砂往松柏渡口赶。 一担担沉重的矿砂，就是从那里装船，运往德国、法国、 英国、美国和瑞典。洋人把矿砂炼成白花花的铅，造成军火，卖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去。

　　

　　每年，有三十万两纹银落进银矿局的保险箱里。水口山矿工用血汗喂肥了银矿局的老爷们。

　　

　　一担矿砂，从松柏车站挑到渡口，要走好多里路，挑夫只得五个铜板。

　　

　　但是，“安利英”洋行的把头，却要在渡口收三个铜板的“落地费”。

　　

　　我大舅每天挑几趟。他不想被人拿走那些用血汗换来的铜板。家里人口多了，细伢嫩崽们亲亲地喊着舅舅，可他们连顿辣子都吃不上……

　　

　　今天，他挑到渡口后，不放下担子，却在那里倔倔地等着上船，任那沉重的楠竹扁担压进肉里。当把头伸过那只肮脏的手时，他坦然地说：“我没有落地呀，你收钱无道理嘛。”

　　

　　把头冷笑着走开。等最后一担矿砂上了船，他抽走了长长的“过山跳”,扬长而去。

　　

　　砂上不了船，就领不到“对牌”,没有“对牌”,渡口的把头就要按“私卖矿砂”治罪，轻则罚十块大洋，重则关进矿上的地牢。

　　

　　玉生舅舅出于对剥削和压迫的本能的反抗，而采取了 这个“不落地”的办法。但是，他没想到把头竟用如此卑劣的 手段来整治自己。

　　

　　为什么一定要把血汗钱交给把头呢?为 什么担子不落地要受处罚呢?为什么他们把跳板抽走呢?为 什么……想呀，走呀；走呀，想呀；终于他疯了，被那张无形 的剥削网缠住了、逼疯了。码头上已经收工，他还在寻找那条能够走上运砂船的窄木板。

　　

　　他要去换回“对牌”,拚死也不让挑子落地，因而挑着重担来回地走，迷惘地寻找着摆脱“落地税”的出路……

　　

　　那天晚上是个朔日，我第一次感到了与官方的“对立”。 父亲留下看守那担矿砂，乔生舅舅背着玉生舅舅，我捧着母亲给大舅包上的饭团，走回半边街。

　　

　　玉生舅舅一路上凄凄惨惨地笑一阵、哭一阵，断断续续地唱着他挑东西走路时哼的一首歌谣：

　　

　　十七、十八学做窿，

　　

　　二十七、八逞英雄，

　　

　　三十七、八咬牙过，

　　

　　四十七、八背竹筒。

　　

　　这就是水口山矿工的一生。

　　

　　其实，能熬到背竹筒(讨米)的人并不多。在半边街，许多窿工由于铅中毒、生了窿哈病(矽肺),干不了几年就被把头收掉工牌， 一脚踢出矿山。

　　

　　再加上使用“牛喝水”式的无勘探开采，哪里有矿哪里挖，整个矿层支离破碎，塌方、泛水、窿火(主要是用火药爆炸矿床时引起的灾害),几乎天天都有发生。

　　

　　半边街上的棚户里，孤儿寡妇的哭声从来就没有断 过，老鸦塊乱葬岗上的乌鸦，吃死人肉吃红了眼，大白天就飞到选矿场上空聒噪。

　　

　　我十一岁那年， 一场特大的冒顶事故，突然降临到水口山矿工头上。

　　

　　那天，我和二弟与半边街、老鸦塊等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正在锅炉房附近拣煤渣，窿口那边突然发出一阵惊慌的 呼叫声。我们抬头一看，只见一股烟尘从窿口升起来，吞没 了高大的井架，选矿场周围的人们都向窿口涌去。

　　

　　锅炉房的喊子(汽笛)尖利地“呕—呕—”叫起来。

　　

　　“窿火!”比我大两岁的顺伤子惨叫一声，扔掉小口袋就向窿口跑去。我们猛然明白了，窿内发生了坍方和水淹的重大事故。

　　

　　我拉着二弟，也跌跌撞撞地向窿口跑去。窿口的烟尘很 快就升到半空，形成一个灰白色的大蘑菇。 一百多名工人、 堂客、童工已经把窿口围得水泄不通。我们从大人的腿缝里 挤进去，只见乔生舅舅正在把一个罐笼飞快地放下去。有几十个大婶大嫂，不顾人们的阻拦，哭叫着扑向窿口。

　　

　　“呕—呕—”一队矿警分开人群冲到窿口，大声地吹着哨子，把人们驱离窿口。他们当中一个当官的跳到高处，喝道：

　　

　　“宋乔生，把罐提上来!”

　　

　　舅舅仍在放罐：“王麻子，下边有四十多条人命呐!”

　　

　　“那我不管，局长有令，立即封窿!”

　　

　　稍静了一下的人群，突然炸了营。女人们发出更惊慌的哭喊。

　　

　　王麻子朝天连开三枪：

　　

　　“听着。下边的几个人眼看是没命了。水火无情，不封窿就要下臌(爆炸),这可是几万两银子——宋乔生，你给我停下!”

　　

　　“王麻子，你这个畜生!”

　　

　　“拿下!”

　　

　　又一队矿警赶来增援。乔生舅舅抄起一把扳手，与围上来的矿警展开搏斗。几十名工人加入了混战。

　　

　　舅舅用一只脚踩住卷扬机的变速杆， 一边用扳手挥开围上来的矿警， 一边拼命喊：“井下的弟兄，快进罐呀!”

　　

　　他想坚持到把罐笼提上来。

　　

　　但是，回缆被砍断了，浓烟吞没了掉下去的缆绳。

　　

　　王麻子下令：“装子弹!那个不听，打!”

　　

　　他们硬是用枪托打开一条通路，派人把窿口封上了。

　　

　　悲痛和愤怒化为仇恨，在工人和家属的心中滋长。这次 矿山事故，不仅使我看到了矿工生活的艰险和悲惨，也使我 看到了那些官老爷压迫和剥削工人的残酷手段，从而更增加了我对官方的对立情绪。

　　

　　各种反动派狼狈为奸，残酷地压榨矿工，掠夺矿山资 源，使水口山矿变成了一座阴森的人间地狱。然而，哪里有 压迫、有剥削，那里就有斗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水口山工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自发斗争。

　　

　　一九一七年爆发的有数千工人参加的“打红饷”斗争，是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

　　

　　按照矿局的规定，每年应从矿上的利润中提取一小部 分作为“红饷”,其中三成分给职员(因为职员人少),七成分给工人，于次年元月份分发。

　　

　　可是， 一九一七年元月，工人们 没有拿到上年的“红饷”,二月、三月也没有消息，到四月下 旬，工人们得知，省里(水口山矿是官办的，归省里领导)早已批下“红饷”两万块大洋，但是都给局长、师爷、监工、把头们私分了。

　　

　　联系到前几年矿局领导违反“工人七成、职员三 成”的事，工人们憋了几年的怨恨，加上新仇， 一齐爆发了出来。

　　

　　四月二十六日晚上，两千多名工人在江村坳的山窝里举行秘密集会。会上决定到矿局去闹“红饷”,并推举选矿工人 杨益生、王芳才等四人为领头人。

　　

　　次日早晨， 一千多名选矿 工人团团围住了矿局。杨益生等四人突破矿警的戒备线，冲 进局长办公室。平时盛气凌人的局长周维容，这时一反常 态，满脸笑容地招呼他们坐下。

　　

　　开始，这个麻子局长不承认 有“红饷”,经过杨益生等的揭露，并慑于外面一千多工人齐 声呐喊的声威，他麻脸胀得通红，不得不承认有“红饷”,连口答允局里立即开会商量。

　　

　　矿局商量后，于晚上答复工人：每人发“红饷”三百九十文。这个数目和工人应得的“红饷”相差甚远。因而，矿工们 十分不满。

　　

　　当天夜里，工人刘远生在窿内劳动时摔死，工人 们回想起矿局平日不管生产安全、不顾工人死活的种种恶 劣行径，不禁怒火中烧。

　　

　　于是，两恨相加，怒火在全矿工人中 燃烧得越来越旺。二十八日，采矿科和其他各科的工人也一 齐停工。全矿四、五千工人，抬着刘远生遗体，手持钢钎、铁锤、木棍、竹杠，冲进矿局。

　　

　　这时，矿警队鲍队长率领二十多名矿警赶来，呜枪示 威。工人们更加气愤，齐声喊“打”,蜂涌而上，把这些矿警打 得落花流水。接着，工人们捣毁了局长、师爷们的宿舍，还把运输科一个无恶不作的把头打了一顿。

　　

　　局长周麻子害怕工人斗争进一步发展，只好同意按“工七职三”的比例发“红饷”,并同意给刘远生购置棺木，妥善安葬。但是，他并不甘心失败，暗地里电告省政府和矿务总局。

　　

　　六月一日，从衡阳开出一连反动武装，到水口山疯狂镇 压，逮捕了王芳才等二十多名工人。周麻子还下令开除了十 多名工人。杨益生在群众掩护下，逃离虎口，远去广东。王芳才后来在牢里被折磨而死。

　　

　　工人的自发斗争，虽然一次一次地遭到镇压，但是，反抗的怒火在继续燃烧，斗争的力量在不断产生、流动、聚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水口山的工人斗争，从自发斗争逐渐变为有领导的斗争。中共湘区委员会书 记、中国劳动组合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同志，曾多次指示 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到水口山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带来了 《向导》、《新青年》、《共产主义入门》、《俄国革命纪实》等革命书刊，向工人讲解革命道理，并开展组织工作。

　　

　　乔生舅舅是个性格刚强、嫉恶如仇的人，每次工人斗争 总是少不了他。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革命道理后， 他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 一九二二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家来到半边街居住的五年中，虽然我还是一个少 年，却亲眼看到了工人的苦难和他们斗争时的英勇，看到了 压迫者、剥削者的残暴和奸诈。特别是我和乔生舅舅朝夕相 处，他的言行不断地感染着我，使我逐渐懂得了爱谁、恨谁；也可以说，我不知不觉地从他那里接受了早期的革命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