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笔记112- 巴黎和会上中方代表团的复杂派系之争（上）

　　迄今国人多简单认为中国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国内亲日派丧权辱国，引发国内五四运动。但实际史实是在南北分裂、北京政府内部派系纷歧、代表团内外纠葛不断之际，中国代表团还是以较优异的表现，争取到了当时最好的一个结果。但因为国内的汹涌民意，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合约上签字。国人较多关注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和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博弈过程，但忽略了谈判过程同时被国内的各类派系争斗以及其引发的民意所主导。

　　当时除了代表南方革命势力和北洋政府的博弈，北京政府内部有亲段祺瑞的皖系、安福系、新交通系等，主张“联日”；有亲总统徐世昌的直系、研究系等，倾向“联美”。为了是否公布“中日密约”，徐、段激烈斗争，两派各借报纸宣传，流言哄传。代表团内部有诸方成员各有怀抱，争权夺位；而代表团之外更有政府所委派之旅欧团，包括梁启超、汪精卫，徐谦等人对代表团的谈判过程监督虎视。各政党派系多利用报纸宣扬己方观点，攻讦政敌，加以巴黎与北京间电报传递时有延搁，国人无法确切掌握和会情势。但国民外交盛行，民气激昂，国内舆论常对巴黎中国代表团形成压力。中国和会代表动辄得咎，如履薄冰。本篇主要根据唐启华所著《陆征祥评传》，同时参考当事人顾维钧和曹汝霖所撰写回忆录的相关内容，对参加巴黎和会的中方代表团内外各方派系之间的博弈进行整理。巴黎和会条约的相关洽谈经过会有所涉及，但非本文重点。

　　（陆征祥赴巴黎和会时和驻日使馆人员合影）

　　巴黎和会之重要背景是，其时驻北京协约国公使都曾指责中国参战不力，而中国最关心的山东问题，在和会并非主要议案，其命运决定于国际五强之利益考量，中国代表的表现并不是关键因素。而当时中国南北分裂，徐世昌总统刚上任，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布“十四点和平原则”，倡导新式外交理念，徐对外倾向“联美”，对内主张南北停战。段祺瑞对外亲日，虽因南征失利不再担任总理，但他透过安福系控制国会、握有兵权。并绕过外交部单独签订密约借日款、购日械，编练参战军，推动武力统一。而梁启超，林长民主导的研究系虽在国会选举失利，但在知识界、舆论界仍有相当影响力，其集结于徐世昌左右，与当时支持皖系的交通系势力形成对抗。此时与北京对抗的南方革命势力并非由孙中山主导，而是被岑春萱，陆荣廷等主导的军政府七大元帅制架空。

　　时任驻美公使顾维钧通过拜访威尔逊总统和美国国务院高层，得知美国愿大力协助中国加入巴黎和会。北京政府对美国由此期盼殷切，并希望借此会议取得美国支持废除《辛丑条约》。同时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也命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政府接洽，日本答应协助中国参列和会，但希望中国代表团接受日本顾问，此建议被中方拒绝。对于中方所要求之青岛交还中国，日方声称在法律上无问题，但须由德国先予日本以胜利国之权利，再由日本还诸中国。

　　（总统徐世昌在故宫太和殿举行一战胜利庆典）

　　因此北京政府参加和会的基本方针原本是“亲日联美”，希望能依赖日本善意，收回胶州湾；依赖美国善意，提出“希望条件”并废除《辛丑条约》。然而，当时威尔逊声望甚高，多次宣称不承认中日成约，主张公理正义，反对秘密外交。威尔逊对自己的理想主义外交信念十分坚定，对中国表达甚多善意，致使北京政府产生“不切实际”的期许。于是希望废除中日之间的两国条约，在和会收回青岛，一次性彻底摆脱日本的羁控。事实上，中国对欧战贡献很有限，而拟在和会提案的范围却很广泛，牵涉太多战胜国在华之特权，有些“不切实际”。

　　此时北京政府认识到“联美”与“亲日”不可兼得，由于美国对华态度远比日本友善，徐世昌与陆征祥都倾向于联美，但段祺瑞等亲日势力在国会及军方占据主导地位。此时陆氏已启程赴巴黎和会，途经日本及美国时，逐步向“联美制日”方针倾斜。陆原本要赴东京和日本政要商谈合作，后托病推辞。以至于驻日公使章宗祥对陆氏途中临时变卦，如因微恙取消觐见天皇等极重要之应酬十分不满，认为让他过于难堪，即日致电国务总理请辞。后陆氏最终仍赴东京做最低应酬，并可能在山东事宜之合作做了口头承诺。日本学界认为中国原本决定在和会上与日本合作，陆征祥途经日本时又再次做出承诺，但到达巴黎后，陆氏受顾维钧、王正廷等人的影响，改采“联美制日”政策，与日本全面对抗，因而谴责陆氏背信。

　　日本学者认为，陆氏曾与日本内田首相对巴黎和会合作交换意见，内田告知陆日本内阁决定是：日本取得胶州湾后，再还给中国。陆征祥表示感谢，并称：中国报纸所刊登无条件退还青岛等所谓中国的媾和条件，是无稽之谈，中国参战但无实际战斗，故无意在和会中多做要求，只想提出庚子赔款、京津驻军问题。陆氏表示将与日本合作，使日本对和会放心。但中方多强调此次会晤陆征祥未对内田做任何承诺，只是“漫应之”。日方则认为陆征祥已答应中日在和会步调一致，承诺青岛问题依中日成约办理，不会于和会提出。及至巴黎，中国全权之态度竟全然出乎意料，这让日本十分气愤，认为陆征祥背信。也有日本学者承认：“中国全权之取此态度者，绝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出于二三少壮派之意志，盖发此行动之感情已浸润于中国一般国民，积数年之久酝酿而成，今特借欧洲讲和会议之机会以发泄之耳”。

　　（章宗祥，陆征祥和曹汝霖）

　　而巴黎和会开始后中国代表团内部矛盾重重，国内各种派系竞争与南北分裂，都影响到代表团的运作，导致风波不断。团长陆征祥性格懦弱，欠缺强势决断魄力，但更多是国内各政治派系相互博弈，争夺在代表团的话语权。按和会规定各国所派全权代表至多三人，北京政府以陆征祥、胡惟德、施肇基为全权大使，另以顾维钧、魏宸组为全权大使兼专门委员。此外还征召外籍顾问、各部专家等随行赴欧。

　　但当时中国南北分裂，协约各国驻华公使联名建议速谋南北统一。因此北京政府希望代表团中有南方成员，以示中国对外一致。但不愿以南北政府名义接洽，而只以个人名义邀请。陆征祥曾致电在南方的王正廷、郭泰祺，及广州军政府外交次长伍朝枢等，邀请出席和会，但均遭拒绝。南方代表回应需先开国内和平会议，再谋列席国际和会。北京政府遭拒绝后单独组织和会代表团，并发布委任令。南方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电北京政府抗议，同时又建议南北会同派遣代表。最终由美国政府出面协调，王正廷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国代表团。

　　和会开幕前鉴于需要美国、英国及法国的帮助，尤其是美国的帮助，更由于出席正式会议只能是三名代表，所以前三的位置十分敏感。陆征祥最初拟请大总统任命五位代表：除自己外，王正廷第二、顾维钧第三、施肇基第四、魏宸组第五。但此举引起资历更老的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后经顾维钧固辞，陆氏调整次序如下：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但北京政府接到陆征祥建议全权顺序的电报后，政府外交委员会不愿让南方居第二全权，并坚持驻美大使顾维钧应出席正式会议，因此调整了次序：“奉大总统令：特委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充赴欧参与和会全权委员”。北京政府变更了陆征祥建议，让他处境尴尬。施肇基更是出离愤怒，为以后代表团的内争埋下伏笔。

　　（王正廷）

　　更有甚者，总统徐世昌接受梁启超、林长民两人建议，在总统府设立外交委员会作为辅助机构，由汪大燮任委员长，林长民任事务主任，熊希龄等任委员，研究系等多人等为事务员，其主要使命是：为总统和政府提供有关巴黎和会的政策、方针、措施等咨询及建议。而徐世昌更是接受林长民建议，派梁启超以“欧洲考察团”的名义赴欧观摩巴黎和会，并带有全套外交案卷，随员有：政治张君劢、军事蒋百里、外交刘崇杰、科学丁文江等各方面的人才，大有随时取代表团而代之的气势。梁启超抵巴黎后，受到法国政府高规格接待，更让中国和会代表团，尤其是陆征祥的压力更加沉重。

　　此时代表团内部已经暗潮汹涌。王正廷以南方代表自居，处处要与陆征祥力争对等，气焰甚高。而顾维钧与美国代表团关系密切，又在和会上因山东问题发言一鸣惊人，光彩四射，让施肇基、王正廷等外交前辈眼红；而胡惟德身为驻法公使却被剔除于全权名单，很不满意。代表团内暗斗严重，特别是王正廷与施肇基为一方，陆征祥与顾维钧为另一方，两方纠纷冲突不断。随着梁启超的欧洲考察团到巴黎，陆氏干脆电外交部称病请辞，将代表团长让贤于梁启超。北京外交部只得复电慰留。

　　但最终代表团内部还是发生激烈冲突，时任顾问的颜惠庆在日记中记载：王正廷在会上重新提出了排列顺序问题，在王、陆、施三人之间引起争吵，施肇基更毫不留情地逼陆征祥拿出政府密电来，指责他说假话，陆氏最后眼泪汪汪地被迫拿出北洋政府电报了事。施氏发泄了他一肚子怨气后，顾维钧以健康不佳为由退出。陆氏对王正廷本有承诺在先，王正廷因此怀疑顾维均在幕后操纵，想名列第二。此时国务总理只能并分电施肇基及顾维钧安抚。最终全权次序确定为：陆、王、顾、施、魏。然而裂痕已深，王正廷、施肇基因联手对付陆征祥及顾维钧，引起其他公使的反击，都要求参与代表团会议时有表决权。而代表皖系军人的军事代表团也要参与代表团的讨论与决策。而此时和会过程中日本突然揭示中日之前诸多密约，陆征祥遭受极大压力，在内外忧困下突然独自离开巴黎去瑞士，引起代表团内部巨大震动。

　　施肇基

　　正在巴黎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胡霖对各全权代表的评价是：“陆征祥谦谨和平而绌于才断，王正廷悃愊无华而远于事实，顾维钧才调颇优而气骄量狭，施肇基资格虽老而性情乖乱，魏宸组口才虽有而欠缺条理”。而对于代表团内争及陆氏之出走瑞士，他的看法是：中国人办事必闹意见、必生党派，此次王正廷奉命来法，受政府之重托，为人民所属望，却暗潮迭起，令陆征祥不得已而出于辞职，“真可为太息痛恨者也”。又因代表席次问题掀起轩然大波，代表间感情破裂无法恢复，陆氏本非才具开展之人，遇此难题穷于应付。更加对日军械借款、参战借款之类，从前本非外交部经手，而日前政府来电嘱陆氏在和会解说，陆氏受诸种刺激，乃独自出走瑞士。

　　北京政府收到电报后，十分惊讶，极力慰留陆氏。而代表团内部也清楚如此继续内斗后果严重，皆敦请陆氏回巴黎。经多日苦劝，陆征祥稍微释怀，其在代表团中的权威地位确立，代表团内部成员的讨论权限，也得到确认。但代表团之外各派系之争照旧激烈。例如巴黎和会开幕后，广州军政府特任伍朝枢、王宠惠为全权特使抵达巴黎。北京对于南方行为及要求表示疑虑，不同意将伍朝枢加为全权代表。更由于陆征祥远走瑞士后，会事多由王正廷主持，而南方之陈友仁、郭泰祺、伍朝枢均在法，北方恐南方或利用王正廷之地位单独谋划行动。徐树铮曾就此事批复：随时留意，遇事赞襄顾维钧。由此南北势力之争在代表团内部就体现为顾维钧和王正廷之争。

　　（顾维钧）

　　而当梁启超一行抵达巴黎后，受到法国政府高规格接待。当时中日正为了山东问题及公布密约，关系紧张，梁启超对山东问题的发展颇为注意，与北京外交委员会汪大燮、林长民等研究系同仁互相呼应，抨击支持皖系的新交通系。将中国与日本竞争山东外交之弱点，归咎于《济顺及高徐两铁路预备合同》授日本以口实，等于作茧自缚，尤其归罪于订约之交通系重要人物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建议处罚他们以摆脱中国之困境。

　　然而就在梁氏风光参访演说并抨击新交通系诸人卖国之时，自己也被谣传将代陆征祥任代表团团长，破坏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之对日交涉。3月陆征祥离开巴黎赴瑞士，三度请辞，各地皆有传言陆氏即受梁启超之压力。王正廷自巴黎通电上海报界谓：“吾辈于和会主张废止“二十一条”及其他密约，不遗余力，但吾国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此实卖国之徒也，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吾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公开影射梁启超卖国。上海有报纸指责梁启超在欧干预和会，倾轧专使，难保不受某国（日本）支使。和梁到巴黎的随员也被留学生质疑是亲日派，以便让团长陆征祥不安于位，骤然离法。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得电国内报界自辩其诬。同日蒋百里、张君劢也发电国内，为梁启超声辩。外交部同时也为此事发电辟谣，闹闹嚷嚷，好一个乱字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