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泓

　　21世纪中国电影市场进入类型化黄金期，从借鉴好莱坞到探索本土化融合，国产类型片在叙事与空间表达上持续突破。反英雄叙事以对人性复杂的挖掘和现实洞察成为重要类型方向，在此过程中空间叙事的建构力愈发凸显——地域空间作为叙事载体，如何通过独特建构与反英雄形象相互赋能，成为激活反英雄类型创新的关键引擎，其建构逻辑直接影响反英雄叙事的深度与张力。

　　宁浩“疯狂系列”作为国产类型片标杆，其成功的核心正在于以地域空间建构强化空间叙事的建构力，并实现与反英雄叙事的深度耦合。不同于张艺谋、贾樟柯对地域文化的诗意化呈现，该系列以重庆梯坎街巷、厦门市井弄堂等充满烟火气的地域符号为基底，通过空间场景的功能性划分与氛围营造，构建出具有叙事支配力的场域。反英雄在这些精心建构的地域空间中博弈命运、暴露人性，“地域空间建构+反英雄”的叙事路径，正是空间叙事建构力的具象化体现，它打破传统空间叙事窠臼，为本土化创新提供了重要范本。

　　随着国产类型电影的细分发展，地域空间已超越单纯场景设置，成为承载叙事功能的核心元素，其通过建构形成的空间叙事力，与叙事主体（反英雄）的适配逻辑、建构策略及功能价值，逐渐成为值得深入挖掘的学术议题。在此背景下，以宁浩“疯狂系列”为研究对象，探究地域空间建构如何生成并作用于反英雄叙事的空间叙事建构机制，对于深化反英雄叙事的本土化表达和拓展地域元素的叙事功能，丰富地域类型电影的空间叙事研究维度，同时为国产地域类型电影创作提供可借鉴的空间建构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地域空间、地域空间建构、反英雄叙事与地域类型电影的概念厘清

　　“只要电影是一种视觉艺术，空间似乎就成了它总的感染形式，这正是电影最重要的东西”[1]。电影中的“地域空间”，并非单纯指承载故事的地理背景，而是融合了特定地域物理景观、文化符号与社会生态的叙事载体[2] —— 它既以街巷建筑、方言民俗等具象元素彰显地域辨识度，更通过场景设计、空间关系、空间转换等方式深度参与叙事，其核心功能体现在三方面。首先是叙事节奏的调控功能，地域内的空间流动，直接影响情节推进的快慢与转折；其次是人物塑造的镜像功能，场景设计与地域特质相呼应并与角色特质形成互文，让地域空间成为人物生存状态与性格底色的视觉延伸；最后是主题隐喻的承载功能，地域空间背后的生存规则、阶层关系暗含深层叙事逻辑，让抽象主题通过带有地域烙印的具象空间得以落地，增强作品的思想厚度。本文所指的 “地域空间建构”，正是这种 “地域特性 + 叙事功能” 的双重融合，也是地域空间叙事建构力的具体体现。

　　电影中的“反英雄叙事”，是指以“非传统英雄形象”为核心，聚焦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困境与欲望挣扎，通过“不完美行动”、“模糊道德”传递现实共鸣的叙事模式，是植根于21世纪初市场经济转型语境，且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英雄叙事相区别的一种边缘叙事。“反英雄”的出现是“英雄”内涵的自我消解和“英雄”形象的去神化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同英雄形象一样都是作家为了在不理想的状态中表现普遍理想的一种呈现方式[3]。如果说英雄叙事属于主流价值维护程序的一部分，那么反英雄叙事则暗含着越轨性质，依托于弱者抗争的情节母题，主张道义高于秩序，英雄神话的知识失灵与利益冲突之下的现实需求成为受众对反英雄叙事的认同逻辑。

　　宁浩“疯狂系列”的三部作品，《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和《疯狂的外星人》，均聚焦于挣扎在生活里的小人物 —— 为保住工厂奔波的保安，或是被命运捉弄的赛车手，或是想走捷径的底层创业者，通过描述这些反英雄们在混乱中的摸爬滚打表现人性的本真。三个故事的地域空间各不相同——重庆、厦门和东北乡镇，却共同遵循“地域空间建构”的创作逻辑，即并非对地域的客观复刻，而是通过对特定地域的物理景观（如街巷、建筑）、文化符号（如方言、民俗）、社会生态（如阶层关系、生存规则）的筛选、提炼、放大和重构，所构建的服务于叙事主题的意义空间，其核心是地域元素与类型逻辑的有机统一[4]。正如学者邵培仁基于媒介地理学视域而提出的“电影地理论”所认为的，电影“成为表现和建构聚落景观的最为真实和相对完美的载体，使得电影中的政治地理、道德地理与性别地理等想象的空间与真实的物理景观同样迷人……常能建构起独特的社会景观和心理景观”[5]。本文的“地域类型电影”，特指符合上述“地域空间建构”创作逻辑的国产类型电影。

　　那么，这种“地域空间建构”如何作用于反英雄叙事的生成？本文将以宁浩“疯狂系列”为案例，呈现二者的深层关联，即意义空间如何与特定电影类型叙事（如反英雄叙事）深度融合，服务于叙事功能与人物塑造的创作范式。

　　二、宁浩“疯狂系列”中地域空间建构的三重维度

　　与文学、戏剧等叙事艺术一样，电影作为时间与空间相结合的艺术，在诞生之初，就将地域空间作为叙事的主要对象，这恰好为地域类型的形成提供了天然基底。这是因为“特定的地域”对创作者来说意味着一个具体的写作背景、写作支点，对于虚构人物来说则表现为具体的地点以及活动的舞台[6]，这些具象化的地域空间本身正是地域类型所依赖的核心文化符号来源，也构成了电影特定类型叙事的语境。

　　在宁浩“疯狂系列”中，地域空间不再是单纯的叙事背景，而成为了“叙事参与者”，它不仅塑造了反英雄的生存环境，更直接推动着剧情的发展，影响着反英雄的命运走向。这种地域空间的叙事功能，主要通过物理空间、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的建构来实现。

　　2.1 物理空间建构：非理想化的“底层生存场域”

　　“疯狂系列”所建构的物理空间，本质上是为反英雄量身打造的非理想化“底层生存场域”，地域空间的复杂性与限制性是这一场域得以成型的核心特质。这种压抑性物理空间的建构，直接为反英雄设定了生存困境的舞台，使其行动无法脱离空间限制，而这恰恰构成了反英雄生存困境的直接来源，并以这一作用参与了故事的反英雄叙事。

　　《疯狂的石头》中重庆山城高低错落的梯坎、纵横交错的街巷，通过空间的嵌套与勾连，让反英雄与各方势力的生存冲突在同一地域内层层升级，反英雄们需依托对本土空间的熟悉度与市井智慧突破生存困境，如黑皮在追捕中钻进重庆特有的狭窄下水道，借空间限制摆脱警察围堵，其行动逻辑和故事铺陈完全围绕物理空间特性展开。

　　《疯狂的赛车》中厦门的渔港与城中村，空间狭窄、人口密集，耿浩在其中躲避黑帮追捕时，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只能在狭窄的街巷中穿梭，这种空间的限制让“底层生存场域”更显逼仄，也让他的行动始终被空间所束缚。

　　《疯狂的外星人》中破败的动物园，空间狭小、设施陈旧，本身就是底层生存环境的具象化呈现，象征着耿浩被边缘化的人生困境，他试图通过训练外星人来改变命运，但动物园的空间限制却让他的努力始终无法突破困境，行动轨迹被牢牢锁定在这一压抑空间之内。物理空间的限制性不仅增强了“底层生存场域”的戏剧张力，更凸显了反英雄在现实压力下的挣扎与无奈。

　　2.2 文化空间建构：市井化的“地域意义场”

　　“接合”是霍尔在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个关键性理论，是“文化表征”理论提出的基础理论和支撑，“是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或多种不同要素连接在一起的方式，它体现为一种关联的实践，这种关联是通过在差异化的要素中建构同一性完成的”[7]。方言和地域民俗作为地域文化的表征与电影空间建构的连接，体现为一种关联性的实践，在“接合”中建构意义。依托地域民俗与方言，打造市井化的“地域意义场”，“疯狂系列”构建出有辨识度的文化空间，地域文化的特质与反英雄的核心属性深度绑定，使其区别于抽象的叛逆符号，而成为带有地域多元性格的真实小人物。

　　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本土文化，或是地方文化，产生于相对稳定的居民群体和物质环境（空间安排、建筑物、自然条件）；它在时间的流逝中延续下来，而且还可能包含着将人们维系在一个地方、同一种过去感之上的仪式、象征和庆典。而随之产生的归属感、共同体验的积淀，以及一个地方相关联的文化形式，是一个地方文化的核心概念”[8]。重庆、厦门、东北乡镇等地的地域民俗行为，作为本土文化的显性外化，呈现的是仪式化景观，传达的却是本土文化的内在归属与共同体验。电影对文化身份认同的艺术表达是地域人群对地域文化认可和接受的隐性再现[9]。例如，包世宏在重庆老茶馆借摆龙门阵的方式打探翡翠消息，耿浩借闽南丧葬习俗摆脱纠缠，龙门阵和丧葬习俗这些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行为，既是故事发展不可或缺的叙事部分，又在强化空间文化辨识度的同时，为身处其中的人物烙刻下鲜明的地域身份印记。

　　方言作为地域空间维系记忆和生活的纽带，是区分地域空间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比之雷同的地标性建筑和区别不大的农村风貌更能第一时间传达地域文化特征[10]。在“疯狂系列”中，方言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载体，成为了反英雄底层身份标签的具象化表达，在底层小人物主体身份建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重庆方言的麻辣顿挫、青岛方言的市井诙谐、东北方言的直爽调侃，不仅是地域文化符号的呈现，更精准匹配了底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与话语方式，还原了底层群体的日常交流场景，让反英雄的小人物身份更具真实质感。

　　“外部世界与人的内在世界都是力或场的结构，当外部力或场的结构与人的心理世界的力或场的结构相对应时，会发生顺应与同构的心理运动，其运动的结果，两个力或场的结构就交感契合，融合一体”[11]。现实世界、艺术世界和观众心理世界中的活动虽然“异质”，但都是力的表现形式，当三者达到结构上的一致时，主体便进入审美活动中，审美共情也由此生成。电影建构的物理空间形象，仅仅只是观众反应的基础，地域空间的实质是地域性格与电影叙事之间如何搭建起“异质同构”关系，这不是对物理空间形象的识别与认知能够达成的，必须深入到能够体现地域性格和人物性格、情节发展的叙事之中[12]。中国地域文化兼具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等多元特质，从“异质同构”理论看，地域文化的多元性为反英雄性格塑造的“复杂性”提供了空间，打破了“非黑即白”的符号标签。包世宏既有重庆人的轴劲与责任感，又带着底层小人物的固执；道哥贪婪中透着江湖义气；大飞市侩与重情的矛盾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真实小人物，因市井化的“地域文化场”，而成为了扎根于地域文化土壤中、充满人性温度的鲜活形象，更易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

　　2.3 社会空间建构：冲突化的“规则模糊区”

　　戴维·莫利认为，电子媒介承担着满足怀旧情像需求的任务——寻求社会群体感和身份感[13]。“疯狂系列””的反英雄叙事将叙事主体转向社会底层的小人物，通过“去英雄化”的身份标签建构，展现出与传统英雄截然不同的人物特质。而地域社会空间的建构，核心是打造了冲突化的“规则模糊区”——这里没有绝对的秩序与公平，阶层固化的壁垒与底层生存的潜规则相互交织，构成了反英雄命运挣扎的核心场域，也让反英雄叙事的“越轨”特质有了坚实的社会土壤。

　　阶层关系的对立与割裂，是社会空间建构的核心维度。“疯狂系列”的地域社会中，清晰的阶层分野形成了不可逾越的生存鸿沟：上层资本者掌握资源与话语权，底层小人物则在生存边缘挣扎。《疯狂的石头》中，房地产商冯董凭借资本实力肆意拆迁，将工厂工人的生存根基视为无物，包世宏等保安的护宝行动，本质上是底层群体对阶层压迫的被动反抗；《疯狂的赛车》里，李法拉利用资本优势操控赛车行业，耿浩作为底层运动员，不仅遭遇事业背叛，更被卷入资本博弈的漩涡，成为上层利益争夺的牺牲品；《疯狂的外星人》中，跨国公司代表与官方势力的强势介入，与东北乡镇底层的动物园经营者、市井小贩形成鲜明对比，阶层间的认知壁垒与利益冲突，直接推动了荒诞剧情的发酵。这种阶层间的不对等，让反英雄的生存困境不再是个体遭遇，而是地域社会生态的必然结果，也让反英雄的“弱者抗争”更具现实共鸣。

　　生存规则的模糊与混乱，是社会空间建构的另一关键。在这些地域社会中，主流规则的约束力被弱化，底层群体为了生存形成了一套 市井生存法则，道义与利益、合法与越界的边界变得模糊。《疯狂的石头》里，道哥团伙的盗窃行为虽违背法律，却带着底层群体对抗资本压迫的江湖义气；包世宏为保住工厂，不惜采用非常规手段护宝，其行为逻辑贴合底层的生存现实。《疯狂的赛车》中，耿浩为替师傅报仇，游走在法律边缘，而黑帮与商人的勾结、杀手的荒诞操作，更凸显了地域社会中规则的失效；底层群体只能在混乱中寻找生存缝隙，用以恶制恶、见机行事的方式应对危机。《疯狂的外星人》中，东北乡镇的市井社会里，人情大于规矩的潜规则贯穿始终，大飞为摆脱困境的一系列荒诞操作，正是底层群体在模糊规则下的生存智慧。这种“规则模糊区”的建构，既还原了特定地域的社会生态，更让反英雄的“不完美行动”、“模糊道德”有了合理的叙事逻辑，使反英雄形象摆脱了单纯的叛逆符号，成为扎根于社会现实的真实存在。

　　三、“疯狂系列”叙事的类型创新与文化价值

　　在 21世纪以来的中国类型电影中，地域书写既是地理景观的仪式化，能够界定相似或连续的文化空间；又是想象的共同体，能够沉淀同源及同频的精神认同[14]。地域书写成为了国产地域类型电影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视角”[15]呈现“文化主体性”的关键。

　　3.1 地域类型电影的范本意义：“地域空间建构+反英雄”融合路径

　　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马尔丹在其《电影语言》中分析费里尼影片时说到：“空间加剧了人的渺小感和痛苦，许多关键性场面常常是在无穷尽的地平线前展开的；人是空间的俘虏，他们孤独地、默默无言地在那里会面”[16]。电影空间的复杂性，从多个层面决定着电影叙事的深度和广度。这种空间包含了电影叙事的基本信息和内在元素：“在影片的叙事中，空间始终在场，始终被表现”[17]。电影空间的功能和意义就在于显现，显现置身于其中的存在和存在状态。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空间化为人的安家和栖息带来自由和敞开之境。就其本己来看，空间化乃是开放诸位置，在那里，栖息着的人的命运回归到家园之美妙中，或回归到无家可归的不妙之境中，甚至回归到对有家和无家的妙与不妙的冷漠状态中”[18]。

　　地域空间作为电影空间的具象化形态，更将这种“人与空间的共生”特质落地为可感知的地域肌理，让反英雄的生存挣扎与地域的社会生态、文化基因深度绑定。这种绑定不再是空间对人的简单包裹，而是地域特质塑造人物命运、人物行动激活地域意义的双向互动，恰是“地域空间建构 + 反英雄”融合路径的核心逻辑。

　　宁浩“疯狂系列”正是通过这种双向互动，将地域空间从背景转化为叙事核心动力，为地域类型电影提供了可复用的创作范本，证明地域文化可成为叙事核心动力。它将地域文化与反英雄、喜剧元素有机融合，使地域符号不再是装饰，而是推动剧情、塑造人物的关键，让国产地域类型电影从“地方志”纪实转向商业类型叙事。同时为挖掘不同地域文化特质，打造鲜明地域特色作品，避免同质化竞争，提供了差异化发展思路。

　　3.2 社会文化的镜像折射：转型期中国的众生相隐喻

　　反英雄叙事是转型期社会文化的鲜活镜像，宁浩“疯狂系列”以底层小人物的命运轨迹为载体，浓缩呈现时代变革中的生存图景与价值震荡。生存困境的具象化书写，隐喻着底层群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挣扎与迷茫，将改革转型中可能面临的机遇不确定性、生活重压等抽象现实，转化为可感知的人物境遇。利益追逐的荒诞演绎，折射出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迁，各方势力为欲望角逐的博弈，既展现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和张力，也暗含对部分群体“利益至上”心态的反思，打破了传统道德秩序的固有边界。“偶然正义”的叙事闭环，则隐喻转型期正义实现方式的多元性与复杂性，消解了英雄神话的宏大叙事，启示小人物的挣扎与坚守同样具有推动正义的力量。这种叙事以黑色幽默包裹现实议题，让观众在娱乐体验中触碰时代本质，使作品兼具娱乐性与深刻的社会反思价值。

　　四、结论

　　综上所述，宁浩“疯狂系列”通过物理空间的“底层生存场域”、文化空间的“地域意义场”与社会空间的“规则模糊区”三重维度建构，实现了地域空间与反英雄叙事的深度耦合。这种建构并非地域元素的简单堆砌，而是将地域特质转化为叙事核心动力——物理空间的限制性塑造反英雄生存困境，文化空间的市井性赋予反英雄性格真实感，社会空间的冲突性支撑反英雄叙事逻辑，三者共同赋予反英雄形象人性温度与现实根基。作为国产地域类型片标杆，其“地域空间建构+反英雄”的融合路径，不仅打破传统空间叙事窠臼，为地域类型电影提供了从“地方志”纪实到商业类型叙事的转型范本，更以黑色幽默的镜像折射，浓缩呈现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生态与价值震荡，兼具类型创新的实践价值与时代反思的理论意义，为国产类型片的本土化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

　　参考文献：

　　李俊源．浅谈电影中的空间艺术表达［Ｊ］．　新闻传播，２０２０　（１）：２９　－　３０．

　　吴玉霞．电影艺术的地域形象传播［Ｊ］．浙江传媒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０２）：５８．

　　马婷杨．　英雄空间理论视野下当代中国的“反英雄”现象研究［Ｄ］．　上海：上海师范大学，２０２２：１０．

　　张慨，魏媛媛．中国当代地域电影研究综述［Ｊ］．　电影理论研究，　４９－６３．

　　邵培仁，杨丽萍．电影地理论：电影作为影像空间与景观的研究［Ｊ］．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　（５）：１１１　－　１１８．

　　［法］马赛尔·马尔丹．电影语言［Ｍ］．何振淦，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９０．

　　彭瑜．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接合理论［Ｄ］．湘潭：湘潭大学，２０１１：８．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　［Ｍ］．杨渝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同［４］

　　史晓峰．晋韵文化与地域认同——山西方言电影空间建构的文化表征．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８３／ｊ．ｃｎｋｉ．５２－１０１４／ｊ．２０２３．１３．０１２

　　黄会林，彭吉象，张同道．电影学导论［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３７７．

　　卢康、马宁方．电影中地域性城市形象建构路径探析———以“重庆”与“成都”在电影中不同辨识度现象为考察基础．２０２３年成都大学天府文化研究与文创课题“电影中成都形象辨识度建构路径研究”最终成果（项目编号：ＴＹＢ２０２３０２）

　　戴维·莫利，凯文·罗宾斯，认同的空间：全球媒介、电子世界景观与文化边界，司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左亚男．２１世纪中国类型电影的地域书写．当代电影．２０２２（５）．１２５－１３０

　　ＨＡＭＩＬＴ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ＵＬ，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　１７２．

　　［法］马塞尔·马尔丹《电影语言》，何振淦译，中国电影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ｐ．１８５．

　　［加］　安德烈·戈德罗　、［　法　］　弗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商务印书馆　２００５　年版，ｐ．　１０７．

　　［德］　海德格尔《时间与存在》，《海德格尔选集》（上），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ｐ．４８４．

　　本文标题：地域空间的叙事建构力——以宁浩“疯狂系列”中反英雄叙事为例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hangye/2163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