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头条看纪录片#
文明会消失吗？这是当然的，我们翻开世界历史，就能发现许多曾经辉煌的文明都在战火中被毁灭了。我们也曾经遭遇到类似的危机，西晋奔溃之后五胡乱华的战火非常剧烈，尤其是在西晋到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中，秦汉典章制度大量离散，各类人才的损失极其严重，远超过我们一般的认知。
游牧民族的入侵对文明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许多文明都在类似的战火中消失了
比如我们可能都认为西晋崩溃之后衣冠南渡，华夏文明也就随着士族到了江南东晋，但事实上，当年士族南下非常仓促，他们没法收拾齐整再南下，各类资料丢失很严重，比如《晋书·舆服志》记载：
指南车，过江亡失...刘裕屠广固，始复获焉...裕定关中，又获司南、记里诸车...其辇，过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谢安率意造焉...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 可以看到，皇帝礼仪中至关重要的道具指南车、司南车、记里车南朝都没有，皇帝坐的辇是谢安根据理解自己做的，甚至连皇权象征的传国玉玺，东晋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五胡乱华对华夏文明产生的冲击。 但即使如此，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因此毁灭，反而坚韧地吸纳了北方游牧民族新鲜血液，进而经过北魏汉化改革而重新完成了凤凰涅槃。我们不禁好奇，为何中华文明能够在残酷的战火中浴火重生？那些铁骑践踏之下的中华大地又在哪里保存着华夏文明的火种，等来了北魏的汉化改革呢？ 今天黄金岛就来聊聊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巨型文明独一无二的浴火重生之路，也就是在中原、南朝之外的河西走廊地区，同样保留下一个文明的“战略备份区”，一直等到了北魏汉化改革，为中华文明的重建注入了力量。 陈寅恪先生是近代学者中比较早系统阐述河西文化遗产对北魏汉化改革、隋唐重建大一统作用的人，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其实只是从政权更迭的角度，以为隋唐主要继承自西魏和北周，但陈先生认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也就是说，从政权关系来讲，大唐继承自隋朝，而隋朝继承自西魏北周，但抛开政权继承这一表象来讲，与秦汉比肩的隋唐制度文化来源主要有三派，一是北魏、北齐，一是南朝的梁、陈，最后才是后来关中的西魏和北周。 而凉州，也就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河西文化，不仅在十六国时期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随着拓拔焘灭北凉进入了北魏，对北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五凉政权对整个中国文化保存与发展；二是河西一派顶尖人物对北魏文化构建的重要影响；最后则是河西一派人物对后来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首先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今天咱们观察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力水平有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主要出口什么产品。像沙特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就是资源国，而我们国家在之前一般都是出口一些低附加值产品，以至于有“几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说法，而现在咱们开始出口各类电子产品、工业产品，这就是生产力水平上升的体现，也是国际地位上升的体现。 而在古代，诸如丝绸、瓷器就类似于今天的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而书籍，你可以理解成高铁或者光刻机等高等级工业产品，输出书籍的政权通常都文化更为昌盛、技术水平更加发达，而当时的河西地区就是能够对外输出书籍的存在。 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沮渠牧犍向南朝刘宋进献各类书籍一百五十四卷，这里面以河西地区当地士人作品为主，涵盖历史、历法、政论、数学等多个领域，包括《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十三州志》10卷（全国性的地理总志，是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地理巨著之一）、《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周髀》1卷（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西汉之后接近散失，在河西走廊重新编辑成书）等，437年距离北凉被灭还有二十多年，这次北凉给南朝刘宋送出这154卷典籍，正好可以看做是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一次总结，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的昌盛。 北凉是十六国时期五凉的最后一个政权，但北凉文化继承五凉，非常昌盛 同时，身处连接西域与关中地区的最重要通道，河西走廊还成为十六国时期东西文化交通、融合最重要的基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的翻译与传播。谈到河西走廊对佛教的影响不得不提一个人，也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攻伐焉耆的时候把鸠摩罗什带到了凉州，随后淝水之战中原大乱，鸠摩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有十六、七年，最后进入中原，继续传播佛教。鸠摩罗什译经水平极高，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的《金刚经》《法华经》等都是鸠摩罗什翻译传播的。 最后还有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一处珍贵的文化宝藏。莫高窟一般被认为是在建元二年（366）开始创凿，这正是十六国的前凉时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前后建造时间长达1000余年，这是非常罕见的，这背后既是河西走廊地区佛教等文化积淀深厚的体现，也是河西文化对中华文明保存与发展的体现。 其次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 北魏从创建者拓跋珪开始就非常善于吸纳中原地区的士族人物进入政权，这是拓拔氏能迅速从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进入封建国家的重要原因。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同样有大批河西地区顶尖文化人物进入了北魏政权，他们带来了河西文化，对北魏文化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出身河西大族的常爽，426年拓拔焘攻夏国，常爽等人进入北魏。当时拓跋焘在四下征战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文化事业的建设，觉得北魏贵族子弟大多无暇求学，所以常爽“设馆授业，教授门徒七百余人”，常爽开馆教学效果显著，史书记载“由此京师学业，又渐振兴”，后来历仕五朝的北魏重臣高允评价常爽“文翁柔胜，先生克刚，立教虽殊，成人一也”，把常爽与汉景帝时期塑造巴蜀儒风的文翁并论。 中国古代认为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影响国家兴亡，庙堂雅乐是国家礼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河西一派的音乐对北魏庙堂雅乐也有重要影响。拓拔焘平定北凉，河西一派流行的音乐在北魏朝廷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了后来的隋唐。《隋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 也就是说，北魏流行的西凉乐最早来自五凉政权融合西域龟兹音乐打造的秦汉伎，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秦汉伎进入北魏改称西凉乐，到了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而且在隋文帝时期位列七部音乐之首。 河西一派的士人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还能从一场惨剧中看到，那就是拓跋焘时期的“国史之狱”。国史之狱指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清河崔浩因为修北魏国史中揭露不少拓拔氏部落联盟阶段不堪过往，而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这件事株连甚重，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但国史之狱中惨遭横祸的还有河西金城宗钦、姑臧段承根等河西人士，他们遭遇此祸也侧面说明河西一派人物深度参与了修史工作。 崔浩与河西一派士人关系非常密切，国史之狱河西一派人物遭遇横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河西士人的史学修为 不管是开馆教学、庙堂雅乐还是著书修史，这都是文化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上面三件事就能看出在北凉并入北魏之后，河西一派文化凭借其深厚的积淀和优秀的品质，深刻影响了北魏文化构建。 最后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冯太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两人亲自去执行的，而是依靠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杰出人才推动的，其中出自陇西，河西文化背景深厚的李冲出力很多。李冲在冯太后、孝文帝支持下主要完成了两件事，一是改宗主督护为三长制，第二则是主持营建孝文帝迁都使用的洛阳城。 宗主督护制度，是北魏初年为了赎买华北、中原地区大族推行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基层管理制度。当时黄河流域豪族势力强大，坐拥铁骑的北魏也无力将力量深入基层，不得不让渡权力，允许豪强们掌控基层，有一种北魏版“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宗主督护与秦汉时期完备的基层制度相去甚远，随着北魏集权进程加快，宗主督护之下各地豪族控制人口、发展势力，结成紧密的姻亲政治经济联盟与北魏朝廷争利，妨碍了皇权的集中。冯太后急切希望改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汉化成为了一条必由之路，而李冲则替冯太后发起了汉化重要一次进攻。 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冲上了一道奏疏，要废除施行了七十余年的宗主督护制度，改行三长制，瞬间掀起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但论点离不开祖宗之法不可变、新法复杂难行，对于三长制可以进一步加强北魏中央集权不置可否。冯太后冷眼旁观朝臣与李冲争论，等到吵的差不多的时候一锤定音: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三长制之后赋税有了标准，可以限制豪族势力，避免豪族势力膨胀威胁皇权，也可以让北魏朝廷控制更多编户齐民获得更多赋税人力，作为一个政治家，冯太后太知道三长制的好处了，如今既然有熟悉汉魏典章制度又有执行能力的李冲站出来推行三长制，冯太后没有不支持的道理，所以经过冯太后拍板，三长制在北魏推行起来。 我们都知道冯太后、孝文帝推动北魏汉化改革，但这背后以李冲等魏代表的河西一派人物也有重要支持作用 其次则是洛阳城营建。孝文帝继续汉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迁都洛阳，而北魏帝都洛阳的营建实际主持者就是李冲。北魏营建的洛阳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了都城的宫市位置。在隋唐之前，都城大多遵循着《周官·考工记·匠人》所谓“面朝背市”，也就是宫殿在市场南边的规定，西汉时期的长安城便是宫殿在市的南部。但去西安游玩过的人都知道隋唐长安城是典型的“面市背朝”，大明宫在长安城北侧，东西市在南边，这种格局变化可以追溯到李冲营建的北魏洛阳城。 北魏都城洛阳是在西晋首都旧址扩建的，洛阳城南伊洛二川有水道运输便利，设置市场本身就是非常方便的，但都城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政治中心，尤其是中古时期谶纬思想之下，都城的结构还承载着比较深刻的神圣意味，是天子在人间的住所。在这个背景下，北魏洛阳城变《周书》面朝背市的圭臬为面市背朝，似乎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考虑。因而陈寅恪先生就提到: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 从上面可以看到，西晋乱世之后，河西地区滋养了繁荣的河西文化，在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保存发展了华夏文明。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河西文化以及承载着河西文化的河西一派人物进入北魏，在为北魏繁盛文化，推动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怪乎胡三省曾经感叹: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但“凉州多士”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北魏未来的汉化准备了火种，更重要得意义是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保住了火种。 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混乱程度是远超今天我们想象，我们可以回想回想近代中国遭遇离乱时期的混乱局面，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失，更是文化的横遭冲击，数不清的华夏文物在近代被西方人、日本人乃至部分中国人偷运出国，如今堂而皇之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外国博物馆展柜之中，更不要说各种珍贵典籍的消失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华夏文明遭遇的冲击只高不低。 两汉时期人物文化繁盛的中原华北地区，在三国一直到十六国的百多年混乱中损失严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两汉时期国家主持的文化研究传承模式，比如太学，已经难以持续，北方的文化传承变成“家学”模式，也就是典籍文化都不得不以一家家的士族为单位，在坞堡之内父子相继。这其实也是后来各个政权必须和北方士族合作的原因之一，因为“知识”真的只保留在这些家族之内了，但凡意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统治者，都必须与他们合作。 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地区一直遭受战乱冲击，到了十六国时期，文化的传承模式已经从官学变成家学了 而上文也提到了，虽然衣冠南渡在江南重建东晋、南朝，但文化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另一面，在混乱之下，是严重的文化断层，无数典籍付之一炬，无数鸿儒大家家破人亡，在这种冲击之下，规模稍小一些的文明是否延续都不一定，世界历史上，各种盛极一时的文明毁于外族战火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我们却没有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衰落，这背后，以河西走廊五凉政权等为代表的边缘地区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战略备份区”，接纳保存了大量因为战乱而避难的中原士族，命悬一线的文化继承得以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和城市之中很好的延续。陈寅恪先生曾不无感情的谈到: 《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左传》《易经》的理解阐释早已经在中原战乱中中断了，清河崔氏出身的崔浩也只能凭借家学继承了解一二，而当河西地区并入北魏，河西学者进入北魏朝廷之后，崔浩惊喜发现在遥远的河西走廊竟然还有学者保留着对典籍的解释，所以崔浩“喜其与家学冥会”。那种感觉，也许只能用我们冥思苦想解决不了一道难题，抬头却发现远来的客人还保留着解题方法来类比吧。但崔浩只能在家学的小天地中辗转思索的苦闷，与遇到河西一派张湛、宗钦、段承根等人得以深入探讨茅塞顿开的欣喜，今天的我们却很难体会到了。 所以，我们为何说为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流传至今？这背后不仅是对这一成就的自豪，还应该有对达成这一成就的自豪。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之上的文明与人民都太伟大了，相互成就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曾经记载了窦融的一段故事：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窦融后来镇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国时期的张轨一般，眼见天下大乱，便寻找到了一处“四塞之国”以待时机。后来窦融归汉为刘秀立下大功，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与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焘，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动改革别无二致。这隔着四百年的类似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达成文明绵延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华大地河山锦绣、披山带水，空间的尺度和多样性的深度都非常可观，这就为华夏文明的重建与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能够在不同地区保留下“备份区”，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广阔战略纵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重建战略。而也只有如此规模的文明才能够在遭逢大难的时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颗文明的种子，打造一片战略备份区，静静等待春雨春风，然后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指南车，过江亡失...刘裕屠广固，始复获焉...裕定关中，又获司南、记里诸车...其辇，过江亦亡制度，太元中谢安率意造焉...乘舆传国玺，秦玺也，晋中原乱没胡，江左初无之，北方人呼晋家为白板天子。
可以看到，皇帝礼仪中至关重要的道具指南车、司南车、记里车南朝都没有，皇帝坐的辇是谢安根据理解自己做的，甚至连皇权象征的传国玉玺，东晋也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五胡乱华对华夏文明产生的冲击。
但即使如此，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因此毁灭，反而坚韧地吸纳了北方游牧民族新鲜血液，进而经过北魏汉化改革而重新完成了凤凰涅槃。我们不禁好奇，为何中华文明能够在残酷的战火中浴火重生？那些铁骑践踏之下的中华大地又在哪里保存着华夏文明的火种，等来了北魏的汉化改革呢？
今天黄金岛就来聊聊中华文明作为一个巨型文明独一无二的浴火重生之路，也就是在中原、南朝之外的河西走廊地区，同样保留下一个文明的“战略备份区”，一直等到了北魏汉化改革，为中华文明的重建注入了力量。
陈寅恪先生是近代学者中比较早系统阐述河西文化遗产对北魏汉化改革、隋唐重建大一统作用的人，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其实只是从政权更迭的角度，以为隋唐主要继承自西魏和北周，但陈先生认为: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也就是说，从政权关系来讲，大唐继承自隋朝，而隋朝继承自西魏北周，但抛开政权继承这一表象来讲，与秦汉比肩的隋唐制度文化来源主要有三派，一是北魏、北齐，一是南朝的梁、陈，最后才是后来关中的西魏和北周。 而凉州，也就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河西文化，不仅在十六国时期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随着拓拔焘灭北凉进入了北魏，对北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五凉政权对整个中国文化保存与发展；二是河西一派顶尖人物对北魏文化构建的重要影响；最后则是河西一派人物对后来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首先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今天咱们观察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力水平有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主要出口什么产品。像沙特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就是资源国，而我们国家在之前一般都是出口一些低附加值产品，以至于有“几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说法，而现在咱们开始出口各类电子产品、工业产品，这就是生产力水平上升的体现，也是国际地位上升的体现。 而在古代，诸如丝绸、瓷器就类似于今天的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而书籍，你可以理解成高铁或者光刻机等高等级工业产品，输出书籍的政权通常都文化更为昌盛、技术水平更加发达，而当时的河西地区就是能够对外输出书籍的存在。 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沮渠牧犍向南朝刘宋进献各类书籍一百五十四卷，这里面以河西地区当地士人作品为主，涵盖历史、历法、政论、数学等多个领域，包括《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十三州志》10卷（全国性的地理总志，是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地理巨著之一）、《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周髀》1卷（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西汉之后接近散失，在河西走廊重新编辑成书）等，437年距离北凉被灭还有二十多年，这次北凉给南朝刘宋送出这154卷典籍，正好可以看做是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一次总结，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的昌盛。 北凉是十六国时期五凉的最后一个政权，但北凉文化继承五凉，非常昌盛 同时，身处连接西域与关中地区的最重要通道，河西走廊还成为十六国时期东西文化交通、融合最重要的基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的翻译与传播。谈到河西走廊对佛教的影响不得不提一个人，也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攻伐焉耆的时候把鸠摩罗什带到了凉州，随后淝水之战中原大乱，鸠摩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有十六、七年，最后进入中原，继续传播佛教。鸠摩罗什译经水平极高，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的《金刚经》《法华经》等都是鸠摩罗什翻译传播的。 最后还有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一处珍贵的文化宝藏。莫高窟一般被认为是在建元二年（366）开始创凿，这正是十六国的前凉时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前后建造时间长达1000余年，这是非常罕见的，这背后既是河西走廊地区佛教等文化积淀深厚的体现，也是河西文化对中华文明保存与发展的体现。 其次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 北魏从创建者拓跋珪开始就非常善于吸纳中原地区的士族人物进入政权，这是拓拔氏能迅速从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进入封建国家的重要原因。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同样有大批河西地区顶尖文化人物进入了北魏政权，他们带来了河西文化，对北魏文化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出身河西大族的常爽，426年拓拔焘攻夏国，常爽等人进入北魏。当时拓跋焘在四下征战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文化事业的建设，觉得北魏贵族子弟大多无暇求学，所以常爽“设馆授业，教授门徒七百余人”，常爽开馆教学效果显著，史书记载“由此京师学业，又渐振兴”，后来历仕五朝的北魏重臣高允评价常爽“文翁柔胜，先生克刚，立教虽殊，成人一也”，把常爽与汉景帝时期塑造巴蜀儒风的文翁并论。 中国古代认为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影响国家兴亡，庙堂雅乐是国家礼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河西一派的音乐对北魏庙堂雅乐也有重要影响。拓拔焘平定北凉，河西一派流行的音乐在北魏朝廷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了后来的隋唐。《隋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 也就是说，北魏流行的西凉乐最早来自五凉政权融合西域龟兹音乐打造的秦汉伎，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秦汉伎进入北魏改称西凉乐，到了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而且在隋文帝时期位列七部音乐之首。 河西一派的士人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还能从一场惨剧中看到，那就是拓跋焘时期的“国史之狱”。国史之狱指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清河崔浩因为修北魏国史中揭露不少拓拔氏部落联盟阶段不堪过往，而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这件事株连甚重，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但国史之狱中惨遭横祸的还有河西金城宗钦、姑臧段承根等河西人士，他们遭遇此祸也侧面说明河西一派人物深度参与了修史工作。 崔浩与河西一派士人关系非常密切，国史之狱河西一派人物遭遇横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河西士人的史学修为 不管是开馆教学、庙堂雅乐还是著书修史，这都是文化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上面三件事就能看出在北凉并入北魏之后，河西一派文化凭借其深厚的积淀和优秀的品质，深刻影响了北魏文化构建。 最后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冯太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两人亲自去执行的，而是依靠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杰出人才推动的，其中出自陇西，河西文化背景深厚的李冲出力很多。李冲在冯太后、孝文帝支持下主要完成了两件事，一是改宗主督护为三长制，第二则是主持营建孝文帝迁都使用的洛阳城。 宗主督护制度，是北魏初年为了赎买华北、中原地区大族推行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基层管理制度。当时黄河流域豪族势力强大，坐拥铁骑的北魏也无力将力量深入基层，不得不让渡权力，允许豪强们掌控基层，有一种北魏版“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宗主督护与秦汉时期完备的基层制度相去甚远，随着北魏集权进程加快，宗主督护之下各地豪族控制人口、发展势力，结成紧密的姻亲政治经济联盟与北魏朝廷争利，妨碍了皇权的集中。冯太后急切希望改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汉化成为了一条必由之路，而李冲则替冯太后发起了汉化重要一次进攻。 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冲上了一道奏疏，要废除施行了七十余年的宗主督护制度，改行三长制，瞬间掀起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但论点离不开祖宗之法不可变、新法复杂难行，对于三长制可以进一步加强北魏中央集权不置可否。冯太后冷眼旁观朝臣与李冲争论，等到吵的差不多的时候一锤定音: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三长制之后赋税有了标准，可以限制豪族势力，避免豪族势力膨胀威胁皇权，也可以让北魏朝廷控制更多编户齐民获得更多赋税人力，作为一个政治家，冯太后太知道三长制的好处了，如今既然有熟悉汉魏典章制度又有执行能力的李冲站出来推行三长制，冯太后没有不支持的道理，所以经过冯太后拍板，三长制在北魏推行起来。 我们都知道冯太后、孝文帝推动北魏汉化改革，但这背后以李冲等魏代表的河西一派人物也有重要支持作用 其次则是洛阳城营建。孝文帝继续汉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迁都洛阳，而北魏帝都洛阳的营建实际主持者就是李冲。北魏营建的洛阳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了都城的宫市位置。在隋唐之前，都城大多遵循着《周官·考工记·匠人》所谓“面朝背市”，也就是宫殿在市场南边的规定，西汉时期的长安城便是宫殿在市的南部。但去西安游玩过的人都知道隋唐长安城是典型的“面市背朝”，大明宫在长安城北侧，东西市在南边，这种格局变化可以追溯到李冲营建的北魏洛阳城。 北魏都城洛阳是在西晋首都旧址扩建的，洛阳城南伊洛二川有水道运输便利，设置市场本身就是非常方便的，但都城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政治中心，尤其是中古时期谶纬思想之下，都城的结构还承载着比较深刻的神圣意味，是天子在人间的住所。在这个背景下，北魏洛阳城变《周书》面朝背市的圭臬为面市背朝，似乎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考虑。因而陈寅恪先生就提到: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 从上面可以看到，西晋乱世之后，河西地区滋养了繁荣的河西文化，在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保存发展了华夏文明。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河西文化以及承载着河西文化的河西一派人物进入北魏，在为北魏繁盛文化，推动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怪乎胡三省曾经感叹: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但“凉州多士”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北魏未来的汉化准备了火种，更重要得意义是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保住了火种。 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混乱程度是远超今天我们想象，我们可以回想回想近代中国遭遇离乱时期的混乱局面，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失，更是文化的横遭冲击，数不清的华夏文物在近代被西方人、日本人乃至部分中国人偷运出国，如今堂而皇之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外国博物馆展柜之中，更不要说各种珍贵典籍的消失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华夏文明遭遇的冲击只高不低。 两汉时期人物文化繁盛的中原华北地区，在三国一直到十六国的百多年混乱中损失严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两汉时期国家主持的文化研究传承模式，比如太学，已经难以持续，北方的文化传承变成“家学”模式，也就是典籍文化都不得不以一家家的士族为单位，在坞堡之内父子相继。这其实也是后来各个政权必须和北方士族合作的原因之一，因为“知识”真的只保留在这些家族之内了，但凡意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统治者，都必须与他们合作。 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地区一直遭受战乱冲击，到了十六国时期，文化的传承模式已经从官学变成家学了 而上文也提到了，虽然衣冠南渡在江南重建东晋、南朝，但文化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另一面，在混乱之下，是严重的文化断层，无数典籍付之一炬，无数鸿儒大家家破人亡，在这种冲击之下，规模稍小一些的文明是否延续都不一定，世界历史上，各种盛极一时的文明毁于外族战火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我们却没有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衰落，这背后，以河西走廊五凉政权等为代表的边缘地区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战略备份区”，接纳保存了大量因为战乱而避难的中原士族，命悬一线的文化继承得以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和城市之中很好的延续。陈寅恪先生曾不无感情的谈到: 《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左传》《易经》的理解阐释早已经在中原战乱中中断了，清河崔氏出身的崔浩也只能凭借家学继承了解一二，而当河西地区并入北魏，河西学者进入北魏朝廷之后，崔浩惊喜发现在遥远的河西走廊竟然还有学者保留着对典籍的解释，所以崔浩“喜其与家学冥会”。那种感觉，也许只能用我们冥思苦想解决不了一道难题，抬头却发现远来的客人还保留着解题方法来类比吧。但崔浩只能在家学的小天地中辗转思索的苦闷，与遇到河西一派张湛、宗钦、段承根等人得以深入探讨茅塞顿开的欣喜，今天的我们却很难体会到了。 所以，我们为何说为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流传至今？这背后不仅是对这一成就的自豪，还应该有对达成这一成就的自豪。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之上的文明与人民都太伟大了，相互成就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曾经记载了窦融的一段故事：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窦融后来镇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国时期的张轨一般，眼见天下大乱，便寻找到了一处“四塞之国”以待时机。后来窦融归汉为刘秀立下大功，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与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焘，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动改革别无二致。这隔着四百年的类似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达成文明绵延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华大地河山锦绣、披山带水，空间的尺度和多样性的深度都非常可观，这就为华夏文明的重建与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能够在不同地区保留下“备份区”，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广阔战略纵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重建战略。而也只有如此规模的文明才能够在遭逢大难的时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颗文明的种子，打造一片战略备份区，静静等待春雨春风，然后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隋唐之制度虽极广博纷复，然究析其因素，不出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梁、陈，三曰（西）魏、周...西晋永嘉之乱，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故此（北）魏、（北）齐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
也就是说，从政权关系来讲，大唐继承自隋朝，而隋朝继承自西魏北周，但抛开政权继承这一表象来讲，与秦汉比肩的隋唐制度文化来源主要有三派，一是北魏、北齐，一是南朝的梁、陈，最后才是后来关中的西魏和北周。
而凉州，也就是河西走廊地区的河西文化，不仅在十六国时期对整个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随着拓拔焘灭北凉进入了北魏，对北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种影响有三个重要方面:一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的五凉政权对整个中国文化保存与发展；二是河西一派顶尖人物对北魏文化构建的重要影响；最后则是河西一派人物对后来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首先是十六国时期河西走廊对中国文化的保存与发展。
今天咱们观察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力水平有个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看这个国家主要出口什么产品。像沙特主要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就是资源国，而我们国家在之前一般都是出口一些低附加值产品，以至于有“几亿件衬衣换一架飞机”的说法，而现在咱们开始出口各类电子产品、工业产品，这就是生产力水平上升的体现，也是国际地位上升的体现。
而在古代，诸如丝绸、瓷器就类似于今天的工业产品和电子产品，而书籍，你可以理解成高铁或者光刻机等高等级工业产品，输出书籍的政权通常都文化更为昌盛、技术水平更加发达，而当时的河西地区就是能够对外输出书籍的存在。
元嘉十四年（437年），北凉沮渠牧犍向南朝刘宋进献各类书籍一百五十四卷，这里面以河西地区当地士人作品为主，涵盖历史、历法、政论、数学等多个领域，包括《三国总略》20卷、《俗问》11卷、《十三州志》10卷（全国性的地理总志，是中国早期最有影响力的地理巨著之一）、《敦煌实录》10卷、《凉书》10卷、《周髀》1卷（中国最早的数学著作，西汉之后接近散失，在河西走廊重新编辑成书）等，437年距离北凉被灭还有二十多年，这次北凉给南朝刘宋送出这154卷典籍，正好可以看做是五凉时期河西文化的一次总结，从这里也能够看出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的昌盛。
北凉是十六国时期五凉的最后一个政权，但北凉文化继承五凉，非常昌盛
同时，身处连接西域与关中地区的最重要通道，河西走廊还成为十六国时期东西文化交通、融合最重要的基地，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佛教的翻译与传播。谈到河西走廊对佛教的影响不得不提一个人，也就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是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攻伐焉耆的时候把鸠摩罗什带到了凉州，随后淝水之战中原大乱，鸠摩罗什随吕光滞留凉州有十六、七年，最后进入中原，继续传播佛教。鸠摩罗什译经水平极高，在中国译经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著名的《金刚经》《法华经》等都是鸠摩罗什翻译传播的。
最后还有敦煌莫高窟。莫高窟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也是我国一处珍贵的文化宝藏。莫高窟一般被认为是在建元二年（366）开始创凿，这正是十六国的前凉时期。而更值得注意的是，莫高窟前后建造时间长达1000余年，这是非常罕见的，这背后既是河西走廊地区佛教等文化积淀深厚的体现，也是河西文化对中华文明保存与发展的体现。
其次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
北魏从创建者拓跋珪开始就非常善于吸纳中原地区的士族人物进入政权，这是拓拔氏能迅速从落后的部落联盟阶段进入封建国家的重要原因。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同样有大批河西地区顶尖文化人物进入了北魏政权，他们带来了河西文化，对北魏文化构建产生了重要影响。
比如出身河西大族的常爽，426年拓拔焘攻夏国，常爽等人进入北魏。当时拓跋焘在四下征战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文化事业的建设，觉得北魏贵族子弟大多无暇求学，所以常爽“设馆授业，教授门徒七百余人”，常爽开馆教学效果显著，史书记载“由此京师学业，又渐振兴”，后来历仕五朝的北魏重臣高允评价常爽“文翁柔胜，先生克刚，立教虽殊，成人一也”，把常爽与汉景帝时期塑造巴蜀儒风的文翁并论。
中国古代认为音乐可以教化人心、影响国家兴亡，庙堂雅乐是国家礼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河西一派的音乐对北魏庙堂雅乐也有重要影响。拓拔焘平定北凉，河西一派流行的音乐在北魏朝廷中逐渐占据重要地位，并影响了后来的隋唐。《隋书·音乐志》记载: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 也就是说，北魏流行的西凉乐最早来自五凉政权融合西域龟兹音乐打造的秦汉伎，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秦汉伎进入北魏改称西凉乐，到了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而且在隋文帝时期位列七部音乐之首。 河西一派的士人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还能从一场惨剧中看到，那就是拓跋焘时期的“国史之狱”。国史之狱指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清河崔浩因为修北魏国史中揭露不少拓拔氏部落联盟阶段不堪过往，而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这件事株连甚重，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但国史之狱中惨遭横祸的还有河西金城宗钦、姑臧段承根等河西人士，他们遭遇此祸也侧面说明河西一派人物深度参与了修史工作。 崔浩与河西一派士人关系非常密切，国史之狱河西一派人物遭遇横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河西士人的史学修为 不管是开馆教学、庙堂雅乐还是著书修史，这都是文化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上面三件事就能看出在北凉并入北魏之后，河西一派文化凭借其深厚的积淀和优秀的品质，深刻影响了北魏文化构建。 最后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冯太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两人亲自去执行的，而是依靠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杰出人才推动的，其中出自陇西，河西文化背景深厚的李冲出力很多。李冲在冯太后、孝文帝支持下主要完成了两件事，一是改宗主督护为三长制，第二则是主持营建孝文帝迁都使用的洛阳城。 宗主督护制度，是北魏初年为了赎买华北、中原地区大族推行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基层管理制度。当时黄河流域豪族势力强大，坐拥铁骑的北魏也无力将力量深入基层，不得不让渡权力，允许豪强们掌控基层，有一种北魏版“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宗主督护与秦汉时期完备的基层制度相去甚远，随着北魏集权进程加快，宗主督护之下各地豪族控制人口、发展势力，结成紧密的姻亲政治经济联盟与北魏朝廷争利，妨碍了皇权的集中。冯太后急切希望改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汉化成为了一条必由之路，而李冲则替冯太后发起了汉化重要一次进攻。 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冲上了一道奏疏，要废除施行了七十余年的宗主督护制度，改行三长制，瞬间掀起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但论点离不开祖宗之法不可变、新法复杂难行，对于三长制可以进一步加强北魏中央集权不置可否。冯太后冷眼旁观朝臣与李冲争论，等到吵的差不多的时候一锤定音: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三长制之后赋税有了标准，可以限制豪族势力，避免豪族势力膨胀威胁皇权，也可以让北魏朝廷控制更多编户齐民获得更多赋税人力，作为一个政治家，冯太后太知道三长制的好处了，如今既然有熟悉汉魏典章制度又有执行能力的李冲站出来推行三长制，冯太后没有不支持的道理，所以经过冯太后拍板，三长制在北魏推行起来。 我们都知道冯太后、孝文帝推动北魏汉化改革，但这背后以李冲等魏代表的河西一派人物也有重要支持作用 其次则是洛阳城营建。孝文帝继续汉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迁都洛阳，而北魏帝都洛阳的营建实际主持者就是李冲。北魏营建的洛阳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了都城的宫市位置。在隋唐之前，都城大多遵循着《周官·考工记·匠人》所谓“面朝背市”，也就是宫殿在市场南边的规定，西汉时期的长安城便是宫殿在市的南部。但去西安游玩过的人都知道隋唐长安城是典型的“面市背朝”，大明宫在长安城北侧，东西市在南边，这种格局变化可以追溯到李冲营建的北魏洛阳城。 北魏都城洛阳是在西晋首都旧址扩建的，洛阳城南伊洛二川有水道运输便利，设置市场本身就是非常方便的，但都城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政治中心，尤其是中古时期谶纬思想之下，都城的结构还承载着比较深刻的神圣意味，是天子在人间的住所。在这个背景下，北魏洛阳城变《周书》面朝背市的圭臬为面市背朝，似乎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考虑。因而陈寅恪先生就提到: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 从上面可以看到，西晋乱世之后，河西地区滋养了繁荣的河西文化，在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保存发展了华夏文明。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河西文化以及承载着河西文化的河西一派人物进入北魏，在为北魏繁盛文化，推动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怪乎胡三省曾经感叹: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但“凉州多士”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北魏未来的汉化准备了火种，更重要得意义是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保住了火种。 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混乱程度是远超今天我们想象，我们可以回想回想近代中国遭遇离乱时期的混乱局面，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失，更是文化的横遭冲击，数不清的华夏文物在近代被西方人、日本人乃至部分中国人偷运出国，如今堂而皇之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外国博物馆展柜之中，更不要说各种珍贵典籍的消失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华夏文明遭遇的冲击只高不低。 两汉时期人物文化繁盛的中原华北地区，在三国一直到十六国的百多年混乱中损失严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两汉时期国家主持的文化研究传承模式，比如太学，已经难以持续，北方的文化传承变成“家学”模式，也就是典籍文化都不得不以一家家的士族为单位，在坞堡之内父子相继。这其实也是后来各个政权必须和北方士族合作的原因之一，因为“知识”真的只保留在这些家族之内了，但凡意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统治者，都必须与他们合作。 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地区一直遭受战乱冲击，到了十六国时期，文化的传承模式已经从官学变成家学了 而上文也提到了，虽然衣冠南渡在江南重建东晋、南朝，但文化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另一面，在混乱之下，是严重的文化断层，无数典籍付之一炬，无数鸿儒大家家破人亡，在这种冲击之下，规模稍小一些的文明是否延续都不一定，世界历史上，各种盛极一时的文明毁于外族战火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我们却没有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衰落，这背后，以河西走廊五凉政权等为代表的边缘地区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战略备份区”，接纳保存了大量因为战乱而避难的中原士族，命悬一线的文化继承得以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和城市之中很好的延续。陈寅恪先生曾不无感情的谈到: 《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左传》《易经》的理解阐释早已经在中原战乱中中断了，清河崔氏出身的崔浩也只能凭借家学继承了解一二，而当河西地区并入北魏，河西学者进入北魏朝廷之后，崔浩惊喜发现在遥远的河西走廊竟然还有学者保留着对典籍的解释，所以崔浩“喜其与家学冥会”。那种感觉，也许只能用我们冥思苦想解决不了一道难题，抬头却发现远来的客人还保留着解题方法来类比吧。但崔浩只能在家学的小天地中辗转思索的苦闷，与遇到河西一派张湛、宗钦、段承根等人得以深入探讨茅塞顿开的欣喜，今天的我们却很难体会到了。 所以，我们为何说为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流传至今？这背后不仅是对这一成就的自豪，还应该有对达成这一成就的自豪。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之上的文明与人民都太伟大了，相互成就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曾经记载了窦融的一段故事：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窦融后来镇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国时期的张轨一般，眼见天下大乱，便寻找到了一处“四塞之国”以待时机。后来窦融归汉为刘秀立下大功，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与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焘，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动改革别无二致。这隔着四百年的类似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达成文明绵延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华大地河山锦绣、披山带水，空间的尺度和多样性的深度都非常可观，这就为华夏文明的重建与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能够在不同地区保留下“备份区”，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广阔战略纵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重建战略。而也只有如此规模的文明才能够在遭逢大难的时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颗文明的种子，打造一片战略备份区，静静等待春雨春风，然后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
也就是说，北魏流行的西凉乐最早来自五凉政权融合西域龟兹音乐打造的秦汉伎，拓跋焘灭亡北凉之后秦汉伎进入北魏改称西凉乐，到了西魏北周之际又改称国伎，而且在隋文帝时期位列七部音乐之首。
河西一派的士人对北魏文化构建的影响还能从一场惨剧中看到，那就是拓跋焘时期的“国史之狱”。国史之狱指的是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六月，清河崔浩因为修北魏国史中揭露不少拓拔氏部落联盟阶段不堪过往，而被北魏世祖拓跋焘下令族诛。这件事株连甚重，崔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和河东柳氏等北方大族，但国史之狱中惨遭横祸的还有河西金城宗钦、姑臧段承根等河西人士，他们遭遇此祸也侧面说明河西一派人物深度参与了修史工作。
崔浩与河西一派士人关系非常密切，国史之狱河西一派人物遭遇横祸也从侧面反映出了河西士人的史学修为
不管是开馆教学、庙堂雅乐还是著书修史，这都是文化事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上面三件事就能看出在北凉并入北魏之后，河西一派文化凭借其深厚的积淀和优秀的品质，深刻影响了北魏文化构建。
最后则是河西一派对北魏冯太后和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推动。
冯太后、孝文帝的汉化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两人亲自去执行的，而是依靠了一大批具有深厚汉学功底的杰出人才推动的，其中出自陇西，河西文化背景深厚的李冲出力很多。李冲在冯太后、孝文帝支持下主要完成了两件事，一是改宗主督护为三长制，第二则是主持营建孝文帝迁都使用的洛阳城。
宗主督护制度，是北魏初年为了赎买华北、中原地区大族推行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基层管理制度。当时黄河流域豪族势力强大，坐拥铁骑的北魏也无力将力量深入基层，不得不让渡权力，允许豪强们掌控基层，有一种北魏版“皇权不下乡”的意思。
宗主督护与秦汉时期完备的基层制度相去甚远，随着北魏集权进程加快，宗主督护之下各地豪族控制人口、发展势力，结成紧密的姻亲政治经济联盟与北魏朝廷争利，妨碍了皇权的集中。冯太后急切希望改变这一局面，进一步汉化成为了一条必由之路，而李冲则替冯太后发起了汉化重要一次进攻。
北魏太和十年（486年），李冲上了一道奏疏，要废除施行了七十余年的宗主督护制度，改行三长制，瞬间掀起了朝廷上下的激烈争论。反对者言辞激烈，但论点离不开祖宗之法不可变、新法复杂难行，对于三长制可以进一步加强北魏中央集权不置可否。冯太后冷眼旁观朝臣与李冲争论，等到吵的差不多的时候一锤定音: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恒分，苞荫之户可出，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
三长制之后赋税有了标准，可以限制豪族势力，避免豪族势力膨胀威胁皇权，也可以让北魏朝廷控制更多编户齐民获得更多赋税人力，作为一个政治家，冯太后太知道三长制的好处了，如今既然有熟悉汉魏典章制度又有执行能力的李冲站出来推行三长制，冯太后没有不支持的道理，所以经过冯太后拍板，三长制在北魏推行起来。
我们都知道冯太后、孝文帝推动北魏汉化改革，但这背后以李冲等魏代表的河西一派人物也有重要支持作用
其次则是洛阳城营建。孝文帝继续汉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迁都洛阳，而北魏帝都洛阳的营建实际主持者就是李冲。北魏营建的洛阳城最大的特点就是改变了都城的宫市位置。在隋唐之前，都城大多遵循着《周官·考工记·匠人》所谓“面朝背市”，也就是宫殿在市场南边的规定，西汉时期的长安城便是宫殿在市的南部。但去西安游玩过的人都知道隋唐长安城是典型的“面市背朝”，大明宫在长安城北侧，东西市在南边，这种格局变化可以追溯到李冲营建的北魏洛阳城。
北魏都城洛阳是在西晋首都旧址扩建的，洛阳城南伊洛二川有水道运输便利，设置市场本身就是非常方便的，但都城不仅仅是经济中心，更是政治中心，尤其是中古时期谶纬思想之下，都城的结构还承载着比较深刻的神圣意味，是天子在人间的住所。在这个背景下，北魏洛阳城变《周书》面朝背市的圭臬为面市背朝，似乎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去考虑。因而陈寅恪先生就提到:北魏洛都新制所以异于经典传统面朝背市之成规者，似不得不于河西系汉族李冲本身求之，而凉州都会之规模，及其家世旧闻之熏习。
从上面可以看到，西晋乱世之后，河西地区滋养了繁荣的河西文化，在十六国时期河西文化保存发展了华夏文明。等到了拓跋焘灭亡北凉，河西文化以及承载着河西文化的河西一派人物进入北魏，在为北魏繁盛文化，推动冯太后、孝文帝汉化改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无怪乎胡三省曾经感叹:永嘉之乱，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张氏礼而用之。子孙相承，衣冠不坠，故凉州号为多士。
但“凉州多士”的意义不仅仅是为北魏未来的汉化准备了火种，更重要得意义是为华夏文明的延续保住了火种。
魏晋南北朝乱世的混乱程度是远超今天我们想象，我们可以回想回想近代中国遭遇离乱时期的混乱局面，不仅仅是人口的消失，更是文化的横遭冲击，数不清的华夏文物在近代被西方人、日本人乃至部分中国人偷运出国，如今堂而皇之保存在大英博物馆等外国博物馆展柜之中，更不要说各种珍贵典籍的消失了。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生产力水平更加低下，华夏文明遭遇的冲击只高不低。
两汉时期人物文化繁盛的中原华北地区，在三国一直到十六国的百多年混乱中损失严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两汉时期国家主持的文化研究传承模式，比如太学，已经难以持续，北方的文化传承变成“家学”模式，也就是典籍文化都不得不以一家家的士族为单位，在坞堡之内父子相继。这其实也是后来各个政权必须和北方士族合作的原因之一，因为“知识”真的只保留在这些家族之内了，但凡意识到“马上打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统治者，都必须与他们合作。
东汉末年开始中原地区一直遭受战乱冲击，到了十六国时期，文化的传承模式已经从官学变成家学了
而上文也提到了，虽然衣冠南渡在江南重建东晋、南朝，但文化损失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就是魏晋南北朝的另一面，在混乱之下，是严重的文化断层，无数典籍付之一炬，无数鸿儒大家家破人亡，在这种冲击之下，规模稍小一些的文明是否延续都不一定，世界历史上，各种盛极一时的文明毁于外族战火的例子比比皆是。
但我们却没有和世界上其他文明一样衰落，这背后，以河西走廊五凉政权等为代表的边缘地区成为了华夏文明的“战略备份区”，接纳保存了大量因为战乱而避难的中原士族，命悬一线的文化继承得以在河西走廊的绿洲和城市之中很好的延续。陈寅恪先生曾不无感情的谈到:
《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左传》《易经》的理解阐释早已经在中原战乱中中断了，清河崔氏出身的崔浩也只能凭借家学继承了解一二，而当河西地区并入北魏，河西学者进入北魏朝廷之后，崔浩惊喜发现在遥远的河西走廊竟然还有学者保留着对典籍的解释，所以崔浩“喜其与家学冥会”。那种感觉，也许只能用我们冥思苦想解决不了一道难题，抬头却发现远来的客人还保留着解题方法来类比吧。但崔浩只能在家学的小天地中辗转思索的苦闷，与遇到河西一派张湛、宗钦、段承根等人得以深入探讨茅塞顿开的欣喜，今天的我们却很难体会到了。 所以，我们为何说为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流传至今？这背后不仅是对这一成就的自豪，还应该有对达成这一成就的自豪。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之上的文明与人民都太伟大了，相互成就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曾经记载了窦融的一段故事：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窦融后来镇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国时期的张轨一般，眼见天下大乱，便寻找到了一处“四塞之国”以待时机。后来窦融归汉为刘秀立下大功，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与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焘，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动改革别无二致。这隔着四百年的类似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达成文明绵延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华大地河山锦绣、披山带水，空间的尺度和多样性的深度都非常可观，这就为华夏文明的重建与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能够在不同地区保留下“备份区”，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广阔战略纵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重建战略。而也只有如此规模的文明才能够在遭逢大难的时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颗文明的种子，打造一片战略备份区，静静等待春雨春风，然后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崔浩传》所谓外国远方名士，当即指河西诸学者或袁式而言。其以《左传》卦解《易》，张湛、宗钦、段承根俱主其说，实为汉儒旧谊，今日得尚秉和先生《易林解诂》一书，愈可证明者也。盖当日中原古谊，久已失传，崔浩之解，或出其家学之仅存者，然在河西则遗说犹在，其地学者，类能言之。此浩所以喜其与家学冥会，而于河西学者所以特多荐拔之故欤？刘昞之注《人物志》，乃承曹魏才性之说者，此亦当日中州绝响之谈也。若非河西保存其说，则今日亦无以窥见其一斑矣。
《左传》《易经》的理解阐释早已经在中原战乱中中断了，清河崔氏出身的崔浩也只能凭借家学继承了解一二，而当河西地区并入北魏，河西学者进入北魏朝廷之后，崔浩惊喜发现在遥远的河西走廊竟然还有学者保留着对典籍的解释，所以崔浩“喜其与家学冥会”。那种感觉，也许只能用我们冥思苦想解决不了一道难题，抬头却发现远来的客人还保留着解题方法来类比吧。但崔浩只能在家学的小天地中辗转思索的苦闷，与遇到河西一派张湛、宗钦、段承根等人得以深入探讨茅塞顿开的欣喜，今天的我们却很难体会到了。
所以，我们为何说为华夏文明绵延不断流传至今？这背后不仅是对这一成就的自豪，还应该有对达成这一成就的自豪。这片大地和这片大地之上的文明与人民都太伟大了，相互成就缔造了伟大的华夏文明。
《后汉书·卷二十三·窦融列传第十三》曾经记载了窦融的一段故事：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窦融后来镇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国时期的张轨一般，眼见天下大乱，便寻找到了一处“四塞之国”以待时机。后来窦融归汉为刘秀立下大功，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与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焘，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动改革别无二致。这隔着四百年的类似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达成文明绵延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华大地河山锦绣、披山带水，空间的尺度和多样性的深度都非常可观，这就为华夏文明的重建与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能够在不同地区保留下“备份区”，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广阔战略纵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重建战略。而也只有如此规模的文明才能够在遭逢大难的时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颗文明的种子，打造一片战略备份区，静静等待春雨春风，然后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融见更始新立，东方尚扰...独谓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带河为固，张掖属国精兵万骑，一旦缓急，杜绝河津，足以自守，此遗种处也。
窦融后来镇守河西，也是如同十六国时期的张轨一般，眼见天下大乱，便寻找到了一处“四塞之国”以待时机。后来窦融归汉为刘秀立下大功，位列云台三十二将，与四百年后沮渠牧健投降拓跋焘，河西人物入北魏推动改革别无二致。这隔着四百年的类似故事，其实就是我们达成文明绵延这一成就的重要原因。
中华大地河山锦绣、披山带水，空间的尺度和多样性的深度都非常可观，这就为华夏文明的重建与新生提供了重要支撑，我们能够在不同地区保留下“备份区”，这也是中华文明在中华大地广阔战略纵深基础上才能实现的重建战略。而也只有如此规模的文明才能够在遭逢大难的时候，奢侈的在大地之上埋藏上一颗文明的种子，打造一片战略备份区，静静等待春雨春风，然后再次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
#我在头条看纪录片#
文明会消失吗？这是当然的，我们翻开世界历史，就能发现许多曾经辉煌的文明都在战火中被毁灭了。我们也曾经遭遇到类似的危机，西晋奔溃之后五胡乱华的战火非常剧烈，尤其是在西晋到十六国时期的混乱局面中，秦汉典章制度大量离散，各类人才的损失极其严重，远超过我们一般的认知。
游牧民族的入侵对文明的打击是非常大的，许多文明都在类似的战火中消失了
比如我们可能都认为西晋崩溃之后衣冠南渡，华夏文明也就随着士族到了江南东晋，但事实上，当年士族南下非常仓促，他们没法收拾齐整再南下，各类资料丢失很严重，比如《晋书·舆服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