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副其实的丝国
Serice，汉译一般写作赛里斯，作为欧洲人对我们中国的称谓，其来源虽然也有蚕说、绮说、锦说、疏勒说、蜀国说等多种说法，但丝说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蚕说，丝是蚕吐出来的；所谓绮说，绮是暗花丝织品；所谓锦说，锦是多彩丝织品；所谓疏勒说，疏勒即今新疆喀什市一带，古代本是丝绸的集中地和中转站；所谓蜀国说，蜀国指位于今天四川的古代蜀国，“蜀”本来就是桑中蚕的象形字，比如金文的蜀字，蚕茧、蚕宝宝、桑叶俱全，蜀国开国的蚕丛，也因驯化野蚕、教民蚕桑而得名。换言之，关于Serice来源的各种说法，其实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即都与丝有关。而按照学术界的普遍观点，Serice这个中国的他称，意思就是丝国。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注意到，纵览世界多种语言，可以发现其“丝”字的首个音节都与汉语的“丝”字读音近似，如古希腊文ser，古斯拉夫语sělk，蒙古语sirgek，英语silk，法语seric，俄语sǒlk，意大利语serica，阿拉伯语sarak，朝鲜语sir。也就是说，这些语言中的“丝”字，都与汉语的“丝”字有关。
域外既把中国称为“丝国”，又把丝这种东西读作汉语的“丝”音，这可谓形象反映了中国的丝与丝绸对于世界文明的广泛影响。那么，中国凭什么被称为“丝国”呢？
首先，中国本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衣、食、住、行乃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当然世界各地都有纺织业。有趣的是，四种最为主要与普遍的纺织纤维材料，恰好对应着四大文明古国的特质，即古埃及对应亚麻，古印度对应棉花，古巴比伦对应羊毛，而古中国对应蚕丝。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就考古发现看，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蚕形刻纹牙雕盅，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丝织物残片，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的绢片、丝带与丝绳。我们知道，西方养蚕织丝的序幕大体开启于公元6世纪中叶，而这上距中国可考的养蚕织丝史，已经晚了5000多年！
其次，中国很早就生产出了最好的丝织品。以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衣为例，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面料为素纱，缘为几何纹绒圈锦。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2.6平方米，重仅49克，是世界上所见最轻的素纱衣，真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充分体现了西汉丝织业的工艺水平。湖南省博物馆曾经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这件素纱衣，但复制出来的第一件素纱衣重量超过80克，原因在于现在的蚕宝宝比西汉的蚕宝宝要肥胖许多，吐出来的丝也要粗重不少。于是专家们着手研究特殊的养蚕饲料，以求控制蚕宝宝的个头，再采用这些小巧苗条的蚕宝宝吐出的丝进行复制，终于织成一件49.5克的仿真素纱衣，而这一过程，竟然耗费了专家们与工匠们13年的心血！
最后，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与至关重要的丝绸经济。蚕是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蚕）、蛹、成虫（蛾）四个阶段。在中国古人看来，卵是生命的源头；卵孵化成幼虫就如生命的诞生，幼虫的四眠四起则如人生的几个阶段；蛹可以看成是原生命的死，古人随葬木俑、泥俑，原意应该就与蚕蛹有关；至于蚕蛹的化蛾飞翔，则象征着人的灵魂自由升天，或者身体的羽化成仙，以此，人们习惯使用丝织物包裹尸体，这等于把逝者做成了一个人为的茧子，所以“作茧自缚”有助于逝者的灵魂升天或身体羽化。简而言之，蚕使中国古人联想到了重大的哲学命题：生死与重生。随之，蚕赖以为生的桑，同样十分神圣，比如在中国古代，就有男女幽会于桑林、祭神求子的风俗。至于丝绸经济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更是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古代的土地、赋税、货币制度中，有过专门的桑田、绢税、丝绸货币；古时人家常在房前屋后栽种桑树、梓树，用于养蚕与制作器具，所以“桑梓”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丝绸不仅供应内需，而且大量出口世界各地。
归纳一下，既然养蚕织丝以我们中国最早、最好而且长期唯一，中国又拥有丰富的蚕桑文化与重要的丝绸经济，那么称中国为“丝国”就可谓名副其实了。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又在于，“丝国”并不是我们自吹自擂的自称，而是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他称，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先从中国植桑、养蚕、缫丝的秘密传播到边疆与域外的有趣故事说起。
二、三种版本，一样史实
因为上面说到的最早、最好而且唯一，加上桑树的原产地也在中国，所以很自然地导致了古代中国政府既严禁桑蚕种子出口，植桑、养蚕、缫丝技术也是严格对外保密。但毕竟防不胜防，种子还是流失了，技术也还是泄密了，至于有关的过程，笔者见到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记载。
第一种版本，见于公元6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柏罗科劈斯（Procopius）的记载，说有几位印度僧人抵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觐见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6—565年在位），先给皇帝普及了一番丝的常识，所谓“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自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欲由其国取虫至罗马断不可能，然有法可孵化之也。一虫所产之卵，不可胜数。卵生后多时，尚可掩以粪生温，使之孵化也”；又说他们曾经住在赛林达（Serinda，学者考证即中国西域），学习过养蚕缫丝技术，还把蚕种秘密带回了印度，只要皇帝肯付巨额的报酬，他们可以把蚕种取来，这样东罗马帝国就不必再从波斯或其他国家那里花费巨资购买丝货了。皇帝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于是这几位僧人回到印度，取来蚕种，并教会了罗马人养蚕缫丝的方法。
第二种版本，见于公元7世纪初东罗马历史学家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的记载，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有位曾经居住在赛里斯国的波斯人，把几个蚕茧密藏在竹制的手杖里，并且成功地蒙混出关，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传授了罗马人养蚕取丝之法。
第三种版本，见于公元7世纪中叶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书卷十二记载：在现在中国新疆和田地区一带，古代有个瞿萨旦那国。瞿国国王听说东国有桑蚕，就派遣使者前往求取，但是东国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于是，瞿国国王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即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物向东国求婚，东国国君也久有“怀远之志”，这就答应了下来。到了迎娶公主的时候，瞿国专使奉国王之计对公主说：“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公主想想也有道理，就偷偷准备了一些桑蚕种子，藏在自戴的帽子里层。等到出关的时候，关防官兵到处都搜遍了，唯独公主的帽子无人敢搜，这样桑树与家蚕的种子就被带到了瞿国，留在王城东南五六里路一个叫鹿射的地方。“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不出几年，这里就桑树成荫、蚕宝遍地了。瞿国王妃也就是东国公主还刻石颁布了保护桑蚕的戒令，并在鹿射建立寺院，供奉蚕神。这里的蚕神，也许就是传说中教民育蚕治茧的黄帝元妃嫘祖吧。玄奘取经时，曾经参谒过鹿射寺，还看到了几株最早的枯老桑树。
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在今和田地区策勒县唐代丹丹乌里克建筑遗址中，匈牙利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发现过一块古代画板。画板上面画了四个人，中间是位头戴高冕、身着盛装的贵妇，右侧的人拿着一架纺车，左侧的地上放着一只盛满蚕茧的篮子，左侧的侍女手指贵妇的高冕，好像在说这些蚕茧、纺车的秘密就在那帽子里面。原来，这块画板画的竟然就是玄奘所记东国公主巧带桑蚕种子进入西域的故事。
以上，我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版本的赛里斯国或者东国桑蚕种子外传的记载，外传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早期传入西域，在6世纪中叶前后传入东罗马帝国；“走私闯关”的主角，分别是印度僧人、波斯人以及东国和亲公主；走私物品到达的地点，分别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中国的新疆和田；至于桑蚕种子外传的结果，则是伊斯坦布尔逐渐发展成为欧洲的蚕丝业中心、和田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蚕丝业中心。
值得强调的是，以上三种版本的记载尽管存在诸多的不同，所印证的史实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传播到域外之前，桑树、家蚕以及养蚕缫丝技术本是中国独有的，因为这些记载中的赛里斯，本是西方语文中对我们“中国”的他称，而“东国”本是印度以及佛教文献中对我们“中国”的称谓。另外，通过上面这三个有趣的故事，我们还能感到，域外甚至中国的西域边疆关于养蚕缫丝的知识，本来近乎空白，比如连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都闹不清楚丝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怎么还有蚕这种虫子，在他眼里，蚕、丝一定都是超级神秘的东西吧；我们也能感到，丝货在域外本是异常贵重的商品，所以查士丁尼皇帝才答应了印度僧人取来蚕种、给予重赏的请求，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在本国生产而不必高价进口了。其实，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丝的神秘与丝绸的贵重，所以边疆与域外才会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地孜孜以求，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又一个域外他称Serice。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在外国人的眼里，丝是如此神秘？为什么到了域外，丝绸是如此贵重？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方面技术的保密与中外之间贸易的艰难，这又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三、技术的保密与贸易的艰难
先说技术的保密。出于可以理解的获取利润与控制贸易的目的，古代中国政府对与桑、蚕、丝、织有关的技术是严格对外保密的。的确，植桑、养蚕、缫丝、丝织都是技术活。如植桑，西周时代人们已经撒子播种，繁殖桑树，并且培育出了低矮的“地桑”。这种地桑，便于采摘与管理，同时枝嫩叶肥，适宜养蚕。又最迟到公元5世纪时，利用枝条来繁殖桑树的压条法已经发明，与播种法相比，压条法可以缩短生长时间。如养蚕，在6世纪技术外传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选育蚕种、孵化蚕卵、整治蚕室、控制温度等整套的成熟技术，比如利用低温孵化技术，一年内可以连续孵化几代，于是不仅有春蚕，还有了夏蚕与秋蚕，从而提高了蚕丝产量。如缫丝，商代已经有了热釜缫丝技术，西汉已经出现了采用踏杆传动绕丝框、可由一人完成操作的脚踏缫车，大幅度地增加了缫丝的产量。如丝织，西汉时出现了花楼式束综提花机，高坐在花楼上的挽花工唱着按照花纹组织程序编成的口诀，双手提拉花束线综，下面的织工协同动作，两人一来一往配合，就能织出飞禽走兽、人物花卉等复杂图案。显然，这些复杂烦琐、成龙配套的技术，如果没有专人教导与培训，“老外们”还真不容易学会，更别说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了。
再说贸易的艰难，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包括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与罗马帝国（前27—公元395年）。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丝织品，竟然缘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败战役。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约4万人杀向东方，在今天西亚的沙漠深处，这支大军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决战的那天，时当正午，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猎猎有声、阳光之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色军旗，拼命挥舞，由于这些军旗耀眼刺目，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结果顷刻之间惊慌失措、心理瓦解，再加上罗马军队本来就已疲惫不堪，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2万多人阵亡，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被杀，安息人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而在这之后，罗马人很快熟悉了丝绸，并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丝绸制品在罗马社会的流行可谓相当迅速，以至于公元14年罗马元老院明令禁止男性公民穿着丝绸服装，并对妇人的使用也作出了种种限制，原因在于这种丝绸衣料过于昂贵，大量消耗了国库中的黄金储备，而且有些丝绸服装太过通透，穿上以后，“犹如裸体一般”，有伤社会风化。然而尽管如此，习惯挥霍无度、乐于展示人体美的罗马男女，对于丝绸的追求仍然有增无减。罗马人后来又得知，这种漂亮的织物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赛里斯。
罗马人为什么这样喜欢丝绸呢？众所周知，蚕丝具有强韧、高弹性、纤细、光滑、柔软、强光泽、耐酸、易于染色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又使丝绸成为富有光泽、质地轻盈、坚韧柔软、细致爽滑、色彩鲜艳、纹样斑斓、华丽高雅的名贵织物，既是穿着非常舒适的服装面料，也适合拿来刺绣和作为装饰；在当时的罗马社会，还盛传丝绸服装可以预防皮肤病，能够防虱子、跳蚤、臭虫；如此等等。于是人们对于丝绸这种高档奢侈品，可谓梦寐以求、趋之若鹜。
其次，丝绸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距离遥远。
丝绸是如何从东方的赛里斯来到西方国家比如罗马呢？这就要提及著名的“丝绸之路”了。“丝绸之路”是20世纪以前沟通亚欧非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的统称。自古以来，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文化传播乃至政治交往，大多经由这些路线进行或沿这些路线展开，而由于其中影响最大的大宗商品是丝绸，所以名为“丝绸之路”。1877年，曾经7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率先在他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以“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命名汉代欧亚之间的贸易道路；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他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更以《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为名，出版了著作。从此，英文译成“Silk Road”、汉语写作“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逐渐为大众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
广义来说，“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横贯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的道路，又称“草原之路”，它发自中国华北，越过戈壁沙漠而至蒙古高原，再从这里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南的广阔草原，最后到达咸海、里海以至黑海北岸地区；第二类是经过中亚沙漠地区中点点绿洲的道路，又称“绿洲之路”，它发自中国陕西关中，经过河西走廊，再西行塔里木沙漠北面或南面的通道，穿过帕米尔高原的北部或南部，然后西进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北非；第三类道路也称“海上丝路”，它发自中国华南，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而达波斯湾、红海，这条道路又称“陶瓷之路”，因为唐代以后中国的陶瓷制品多经这条海道外销。
当然，在以上三类道路中，最常用的道路，也是狭义的“丝绸之路”，就是上述的“绿洲之路”。“绿洲之路”的历史非常悠久，可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基本贯通了。作为亚欧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中国的丝绸正是主要通过“绿洲之路”，穿过戈壁沙漠，越过高山大河，克服重重地理障碍，流向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北非的。然而另一方面，以起点陕西关中到终点地中海沿岸国家与城市计算，地理距离实在遥远。比如今天驾车从西安到罗马，不走什么弯路，车程也在15000千米左右；想想在古代马行驼运的时代，这样的距离意味着什么？简直不敢想象！
最后，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加价严重。
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到西端的地中海沿岸，丝绸贸易基本不可能直达，这不仅是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更是由于各路中间商的利益考量。举个例子。《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个故事是说：东汉永元九年（97），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出发，出使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当甘英一行到达安息西界也就是今天波斯湾东岸准备渡海时，却遭到了安息人的欺诈与干扰，不仅备陈渡海的时间漫长，而且渲染海上航行的恐怖，从而使得甘英畏难却步，于是中国古代王朝第一次寻求直接接触罗马帝国的努力宣告失败。那么，当时位于西亚的安息帝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关键在于汉朝与安息之间存在正式正常的贸易关系，其中的大宗商品又是输入罗马帝国的丝绸，罗马与安息则常常处于敌对状态，于是安息通过垄断贸易，转口加价，能够获取巨额利润，而如果汉朝与罗马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或者商路，势必极大地损害安息的利益。
进而言之，作为中国与罗马之间贸易必经之地的安息是如此，那些横亘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各条“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比如安息之后的贵霜、贵霜之后的波斯，以及其他的民族、中间商、贩运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通过垄断贸易、层层加码、步步提价、过境抽税，在中国不算特别贵重的丝绸，到了地中海沿岸时，有时就非常贵重了。比如公元前1世纪时，一匹大约25两重的双丝细绢“缣”，在原产地中国的价格约为400到600个铜钱，取居中的500个铜钱算，约合0.25两黄金，而到了罗马市场，价格大约上涨了100倍，竟值25两黄金，即缣与黄金等价。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能理解了：对于古代欧洲国家比如希腊、罗马来说，一方面如痴如醉地喜欢丝绸，另一方面丝绸又价比黄金；一方面获得了稀有的丝绸，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所谓昂贵的才是追求的，稀有的才是向往的，无知的才是疑惑的；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向往与疑惑中，希腊、罗马等欧洲文明古国，既把丝绸的来源地、那遥远的东方国家称为Serice，也就是丝国，又极尽想象或者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丝与丝国的秘密。
四、树上的羊毛与稷养的虫子
第一位把丝国之名介绍给西方的，是古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公元前5世纪末，克泰夏斯生活在波斯，担任波斯王宫的御医，公元前397年回到希腊，著有《旅行记》《印度记》等书。这些书虽然都早已散佚了，但是后人有所引述。比如古希腊学者斯脱拉波（Strabo，前54—公元24年）在《地理学》中就引述克泰夏斯之言：“赛里斯人（Seres）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云。寿逾二百岁。”骨尺指成人从中指之端到肘的长度，按照本人的身材测算，13骨尺大约等于5米。显然，这样的记载是荒诞不经的。不过，当公元前5世纪末或公元前4世纪初时，赛里斯名称已经在希腊出现，赛里斯的丝绸已经流入希腊，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及其前后的希腊雕塑、绘画作品中，人们所穿的衣服往往细薄透明。比如前5世纪帕特农神庙东山墙的“命运三女神”浮雕，透明华丽的丝质罗纱与女神身体的凹凸起伏相映成趣。这样的衣料绝非欧洲本土的棉毛织物，只能是中国的丝绸。换言之，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衣料，当时的希腊人也因此把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古国中国称为丝国。
然而这样的丝国，对于西方来说，真的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以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为例，有关赛里斯国也就是丝国、中国的记载，真实与虚伪混杂；至于赛里斯得名的丝，尤其充满了有趣的误解与荒诞的猜测。那么这方面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最早关注到东方纺织品来源的，可能是西方的“历史之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他在《历史》中说：“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这大概是赛里斯“树上的羊毛”传说的最初版本。及至后来，类似的记载颇为常见。如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田园诗》再次提到了赛里斯人与树上的羊毛：“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公元前后的希腊学者斯脱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写道：“出于气候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制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公元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Plinius）在他的《博物志》中，又写下了一段关于赛里斯国产丝与贸易的著名文字：
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
看来，到了公元1世纪时，希腊地理学家还认为丝料本是树上的羊毛，罗马博物学家还认为“丝生于树叶上”。其实仔细想想，这种认识也有着真实的影子。自古以来，欧洲人习惯剪取羊毛织成衣物，至于原产印度的棉花，虽然大约1500年前才传入中国，却很早就传入了欧洲——棉花又确实属于植物，所以在德语里面，棉花Baumwolle的直译就是“树羊毛”，Baum是树，Wolle是羊毛；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把质地轻软的蚕丝看成一种特别的棉花了——蚕丝也确实与植物有关，蚕的饲料就是桑树的叶子。另外，古希腊、罗马长期不知赛里斯国的丝来自蚕，应该也与中间商的封锁消息有关，因为越是说得神乎其神、云遮雾障，才越能加码提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丝的见识显然进步了一些。如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希腊纪事》中说：
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儿（Ser），赛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
虽然包撒尼雅斯的认识较之普林尼已经进了一大步，知道了丝与虫有关，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甚至多有谬误。比如“虫之寿仅有五年”，“先用稷（谷子，去皮后即小米）养之四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等等，都可以说是幽默得滑稽。
有意思的是，按照生于公元380年前后的希腊人马赛里努斯（A.Marcellinus）所著《史记》的记载，一方面当时的西方人对赛里斯国的认识已经相当具体实在了，如说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有两条大河贯通，土地广大，气候温和，森林众多，物产丰富；又说赛里斯人平和度日，性情安静，习惯俭朴，喜欢读书，不扰邻国。这些都与古代中国的情况吻合或者相似。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人对丝的认识反而有所倒退，所谓赛里斯国“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黏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这又回到“树上的羊毛”的水平了。西方人对中国蚕丝有了明确而真实的认识，还是要等到6世纪中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中国的蚕种，并开创了自己的丝织业之后了。
西方有了自己的丝织业，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养蚕缫丝从此不再神秘。于是我们发现，从6世纪以后，外国人称呼中国为赛里斯的现象越来越少，甚至到了后来，赛里斯国是否就是中国，竟然成了一个新的疑问或者新的命题。比如13世纪中叶，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的卢白鲁克（G.Rubrouck）在他的《纪行书》中写道：
过此有大契丹国，余意即古代赛里斯国也。盖其地今代仍产丝，品质之佳，世界无匹。其人称丝为赛里克（Seric）。
卢白鲁克既然说“古代赛里斯国”，可见当时的西方已经不称中国为赛里斯国了，赛里斯国的称呼已成为历史。
上面回顾与梳理的这段历史，又会让我们油然生出一种特别的自豪感：正是缘于不可思议的中国蚕丝与神秘精美的中国丝绸，为了标明、强调蚕丝与丝绸的产地，古希腊人称丝为Ser，称生产丝的人（中国人）为Seres，称生产丝的国度（中国）为Serice；古罗马等国对于中国的类似称谓，也都因此而产生。蚕丝与丝绸扮演了中西之间交流的最早原始物证。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一部中外交通史，若从“称谓”的角度立论，前期的主题是探寻丝与丝国的秘密，而后期的主题则是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的契丹。作为中国的他称，Serice使用的时间，大概起自公元前5世纪，止于公元6世纪。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在这超过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和丝这个词以及伟大的丝国——赛里斯称谓，传遍了欧亚非各国！所谓物质文化充当文化传播和彼此了解的先锋，大概可以看作是文化交流的一条规律；赛里斯称谓，又正是这条规律的最好注脚！而时至今日，2013年中国政府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目标，致力于建立包括亚欧非各国在内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无疑又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现代重生、强盛的“赛里斯”的再度辉煌！
一、名副其实的丝国
Serice，汉译一般写作赛里斯，作为欧洲人对我们中国的称谓，其来源虽然也有蚕说、绮说、锦说、疏勒说、蜀国说等多种说法，但丝说占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所谓蚕说，丝是蚕吐出来的；所谓绮说，绮是暗花丝织品；所谓锦说，锦是多彩丝织品；所谓疏勒说，疏勒即今新疆喀什市一带，古代本是丝绸的集中地和中转站；所谓蜀国说，蜀国指位于今天四川的古代蜀国，“蜀”本来就是桑中蚕的象形字，比如金文的蜀字，蚕茧、蚕宝宝、桑叶俱全，蜀国开国的蚕丛，也因驯化野蚕、教民蚕桑而得名。换言之，关于Serice来源的各种说法，其实存在着重要的共同点，即都与丝有关。而按照学术界的普遍观点，Serice这个中国的他称，意思就是丝国。
不仅如此，学者们还注意到，纵览世界多种语言，可以发现其“丝”字的首个音节都与汉语的“丝”字读音近似，如古希腊文ser，古斯拉夫语sělk，蒙古语sirgek，英语silk，法语seric，俄语sǒlk，意大利语serica，阿拉伯语sarak，朝鲜语sir。也就是说，这些语言中的“丝”字，都与汉语的“丝”字有关。
域外既把中国称为“丝国”，又把丝这种东西读作汉语的“丝”音，这可谓形象反映了中国的丝与丝绸对于世界文明的广泛影响。那么，中国凭什么被称为“丝国”呢？
首先，中国本是世界上唯一饲养家蚕和织造丝帛的国家。衣、食、住、行乃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当然世界各地都有纺织业。有趣的是，四种最为主要与普遍的纺织纤维材料，恰好对应着四大文明古国的特质，即古埃及对应亚麻，古印度对应棉花，古巴比伦对应羊毛，而古中国对应蚕丝。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织丝的国家。就考古发现看，1977年在浙江河姆渡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的蚕形刻纹牙雕盅，20世纪80年代在河南荥阳青台村出土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丝织物残片，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出土了距今约4000年的绢片、丝带与丝绳。我们知道，西方养蚕织丝的序幕大体开启于公元6世纪中叶，而这上距中国可考的养蚕织丝史，已经晚了5000多年！
其次，中国很早就生产出了最好的丝织品。以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素纱衣为例，衣长128厘米，通袖长190厘米，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构成，面料为素纱，缘为几何纹绒圈锦。素纱丝缕极细，共用料约2.6平方米，重仅49克，是世界上所见最轻的素纱衣，真可谓“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充分体现了西汉丝织业的工艺水平。湖南省博物馆曾经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制这件素纱衣，但复制出来的第一件素纱衣重量超过80克，原因在于现在的蚕宝宝比西汉的蚕宝宝要肥胖许多，吐出来的丝也要粗重不少。于是专家们着手研究特殊的养蚕饲料，以求控制蚕宝宝的个头，再采用这些小巧苗条的蚕宝宝吐出的丝进行复制，终于织成一件49.5克的仿真素纱衣，而这一过程，竟然耗费了专家们与工匠们13年的心血！
最后，中国拥有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与至关重要的丝绸经济。蚕是变化最为神奇的一种生物。蚕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蚕）、蛹、成虫（蛾）四个阶段。在中国古人看来，卵是生命的源头；卵孵化成幼虫就如生命的诞生，幼虫的四眠四起则如人生的几个阶段；蛹可以看成是原生命的死，古人随葬木俑、泥俑，原意应该就与蚕蛹有关；至于蚕蛹的化蛾飞翔，则象征着人的灵魂自由升天，或者身体的羽化成仙，以此，人们习惯使用丝织物包裹尸体，这等于把逝者做成了一个人为的茧子，所以“作茧自缚”有助于逝者的灵魂升天或身体羽化。简而言之，蚕使中国古人联想到了重大的哲学命题：生死与重生。随之，蚕赖以为生的桑，同样十分神圣，比如在中国古代，就有男女幽会于桑林、祭神求子的风俗。至于丝绸经济在男耕女织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地位，更是非常重要，比如中国古代的土地、赋税、货币制度中，有过专门的桑田、绢税、丝绸货币；古时人家常在房前屋后栽种桑树、梓树，用于养蚕与制作器具，所以“桑梓”成了“故乡”的代名词；丝绸不仅供应内需，而且大量出口世界各地。
归纳一下，既然养蚕织丝以我们中国最早、最好而且长期唯一，中国又拥有丰富的蚕桑文化与重要的丝绸经济，那么称中国为“丝国”就可谓名副其实了。然而问题的复杂之处又在于，“丝国”并不是我们自吹自擂的自称，而是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他称，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不妨先从中国植桑、养蚕、缫丝的秘密传播到边疆与域外的有趣故事说起。
二、三种版本，一样史实
因为上面说到的最早、最好而且唯一，加上桑树的原产地也在中国，所以很自然地导致了古代中国政府既严禁桑蚕种子出口，植桑、养蚕、缫丝技术也是严格对外保密。但毕竟防不胜防，种子还是流失了，技术也还是泄密了，至于有关的过程，笔者见到了三种版本的不同记载。
第一种版本，见于公元6世纪中叶希腊历史学家柏罗科劈斯（Procopius）的记载，说有几位印度僧人抵达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觐见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6—565年在位），先给皇帝普及了一番丝的常识，所谓“产丝者乃一种虫也。丝自口中天然吐出，不须人力。欲由其国取虫至罗马断不可能，然有法可孵化之也。一虫所产之卵，不可胜数。卵生后多时，尚可掩以粪生温，使之孵化也”；又说他们曾经住在赛林达（Serinda，学者考证即中国西域），学习过养蚕缫丝技术，还把蚕种秘密带回了印度，只要皇帝肯付巨额的报酬，他们可以把蚕种取来，这样东罗马帝国就不必再从波斯或其他国家那里花费巨资购买丝货了。皇帝答应了他们的条件。于是这几位僧人回到印度，取来蚕种，并教会了罗马人养蚕缫丝的方法。
第二种版本，见于公元7世纪初东罗马历史学家梯俄方内斯（Theophanes）的记载，说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有位曾经居住在赛里斯国的波斯人，把几个蚕茧密藏在竹制的手杖里，并且成功地蒙混出关，来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传授了罗马人养蚕取丝之法。
第三种版本，见于公元7世纪中叶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书卷十二记载：在现在中国新疆和田地区一带，古代有个瞿萨旦那国。瞿国国王听说东国有桑蚕，就派遣使者前往求取，但是东国国君“秘而不赐，严敕关防，无令桑蚕种出也”。于是，瞿国国王想了一个巧妙的主意，即用谦卑的言辞和厚重的礼物向东国求婚，东国国君也久有“怀远之志”，这就答应了下来。到了迎娶公主的时候，瞿国专使奉国王之计对公主说：“我国素无丝绵，桑蚕之种，可以持来，自为裳服。”公主想想也有道理，就偷偷准备了一些桑蚕种子，藏在自戴的帽子里层。等到出关的时候，关防官兵到处都搜遍了，唯独公主的帽子无人敢搜，这样桑树与家蚕的种子就被带到了瞿国，留在王城东南五六里路一个叫鹿射的地方。“阳春告始，乃植其桑，蚕月既临，复事采养”，不出几年，这里就桑树成荫、蚕宝遍地了。瞿国王妃也就是东国公主还刻石颁布了保护桑蚕的戒令，并在鹿射建立寺院，供奉蚕神。这里的蚕神，也许就是传说中教民育蚕治茧的黄帝元妃嫘祖吧。玄奘取经时，曾经参谒过鹿射寺，还看到了几株最早的枯老桑树。
值得一提的是，1900年，在今和田地区策勒县唐代丹丹乌里克建筑遗址中，匈牙利籍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M.A.Stein）发现过一块古代画板。画板上面画了四个人，中间是位头戴高冕、身着盛装的贵妇，右侧的人拿着一架纺车，左侧的地上放着一只盛满蚕茧的篮子，左侧的侍女手指贵妇的高冕，好像在说这些蚕茧、纺车的秘密就在那帽子里面。原来，这块画板画的竟然就是玄奘所记东国公主巧带桑蚕种子进入西域的故事。
以上，我们介绍了三种不同版本的赛里斯国或者东国桑蚕种子外传的记载，外传的时间，大约在公元5世纪早期传入西域，在6世纪中叶前后传入东罗马帝国；“走私闯关”的主角，分别是印度僧人、波斯人以及东国和亲公主；走私物品到达的地点，分别是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中国的新疆和田；至于桑蚕种子外传的结果，则是伊斯坦布尔逐渐发展成为欧洲的蚕丝业中心、和田逐渐发展成为新疆的蚕丝业中心。
值得强调的是，以上三种版本的记载尽管存在诸多的不同，所印证的史实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直接或者间接地传播到域外之前，桑树、家蚕以及养蚕缫丝技术本是中国独有的，因为这些记载中的赛里斯，本是西方语文中对我们“中国”的他称，而“东国”本是印度以及佛教文献中对我们“中国”的称谓。另外，通过上面这三个有趣的故事，我们还能感到，域外甚至中国的西域边疆关于养蚕缫丝的知识，本来近乎空白，比如连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都闹不清楚丝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怎么还有蚕这种虫子，在他眼里，蚕、丝一定都是超级神秘的东西吧；我们也能感到，丝货在域外本是异常贵重的商品，所以查士丁尼皇帝才答应了印度僧人取来蚕种、给予重赏的请求，因为如此一来，就可以在本国生产而不必高价进口了。其实，正是因为古代中国丝的神秘与丝绸的贵重，所以边疆与域外才会想方设法、处心积虑地孜孜以求，也才有了我们中国的又一个域外他称Serice。
说到这里，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在外国人的眼里，丝是如此神秘？为什么到了域外，丝绸是如此贵重？其中的关键，在于中国方面技术的保密与中外之间贸易的艰难，这又是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
三、技术的保密与贸易的艰难
先说技术的保密。出于可以理解的获取利润与控制贸易的目的，古代中国政府对与桑、蚕、丝、织有关的技术是严格对外保密的。的确，植桑、养蚕、缫丝、丝织都是技术活。如植桑，西周时代人们已经撒子播种，繁殖桑树，并且培育出了低矮的“地桑”。这种地桑，便于采摘与管理，同时枝嫩叶肥，适宜养蚕。又最迟到公元5世纪时，利用枝条来繁殖桑树的压条法已经发明，与播种法相比，压条法可以缩短生长时间。如养蚕，在6世纪技术外传之前，中国已经形成了选育蚕种、孵化蚕卵、整治蚕室、控制温度等整套的成熟技术，比如利用低温孵化技术，一年内可以连续孵化几代，于是不仅有春蚕，还有了夏蚕与秋蚕，从而提高了蚕丝产量。如缫丝，商代已经有了热釜缫丝技术，西汉已经出现了采用踏杆传动绕丝框、可由一人完成操作的脚踏缫车，大幅度地增加了缫丝的产量。如丝织，西汉时出现了花楼式束综提花机，高坐在花楼上的挽花工唱着按照花纹组织程序编成的口诀，双手提拉花束线综，下面的织工协同动作，两人一来一往配合，就能织出飞禽走兽、人物花卉等复杂图案。显然，这些复杂烦琐、成龙配套的技术，如果没有专人教导与培训，“老外们”还真不容易学会，更别说可以自己琢磨出来了。
再说贸易的艰难，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丝绸输入地的需求量大。
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古罗马，包括罗马共和国（前509—前27）与罗马帝国（前27—公元395年）。先是罗马人最初见识丝织品，竟然缘于一次刻骨铭心的惨败战役。前53年，罗马执政官克拉苏率领7个军团约4万人杀向东方，在今天西亚的沙漠深处，这支大军陷入了安息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决战的那天，时当正午，安息人突然展开了丝绸制成的猎猎有声、阳光之下令人眼花缭乱的彩色军旗，拼命挥舞，由于这些军旗耀眼刺目，罗马军队还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呢，结果顷刻之间惊慌失措、心理瓦解，再加上罗马军队本来就已疲惫不堪，所以他们很快崩溃了，2万多人阵亡，1万多人被俘，克拉苏被杀，安息人大获全胜，这就是著名的卡尔莱战役。而在这之后，罗马人很快熟悉了丝绸，并以使用丝绸为时髦。丝绸制品在罗马社会的流行可谓相当迅速，以至于公元14年罗马元老院明令禁止男性公民穿着丝绸服装，并对妇人的使用也作出了种种限制，原因在于这种丝绸衣料过于昂贵，大量消耗了国库中的黄金储备，而且有些丝绸服装太过通透，穿上以后，“犹如裸体一般”，有伤社会风化。然而尽管如此，习惯挥霍无度、乐于展示人体美的罗马男女，对于丝绸的追求仍然有增无减。罗马人后来又得知，这种漂亮的织物来自遥远的东方国家赛里斯。
罗马人为什么这样喜欢丝绸呢？众所周知，蚕丝具有强韧、高弹性、纤细、光滑、柔软、强光泽、耐酸、易于染色等许多特点。这些特点又使丝绸成为富有光泽、质地轻盈、坚韧柔软、细致爽滑、色彩鲜艳、纹样斑斓、华丽高雅的名贵织物，既是穿着非常舒适的服装面料，也适合拿来刺绣和作为装饰；在当时的罗马社会，还盛传丝绸服装可以预防皮肤病，能够防虱子、跳蚤、臭虫；如此等等。于是人们对于丝绸这种高档奢侈品，可谓梦寐以求、趋之若鹜。
其次，丝绸输出地与输入地之间的距离遥远。
丝绸是如何从东方的赛里斯来到西方国家比如罗马呢？这就要提及著名的“丝绸之路”了。“丝绸之路”是20世纪以前沟通亚欧非大陆的主要交通路线的统称。自古以来，东西方的经济交流、文化传播乃至政治交往，大多经由这些路线进行或沿这些路线展开，而由于其中影响最大的大宗商品是丝绸，所以名为“丝绸之路”。1877年，曾经7次考察中国的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 Richthofen）率先在他出版的《中国——亲身旅行和研究成果》第一卷中，以“丝绸之路”（Seidenstrassen）命名汉代欧亚之间的贸易道路；1910年，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Herrmann）在他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引申了李希霍芬的观点；1936年，李希霍芬的学生、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更以《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为名，出版了著作。从此，英文译成“Silk Road”、汉语写作“丝绸之路”的这个概念，逐渐为大众接受，并迅速传播开来。
广义来说，“丝绸之路”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横贯亚欧大陆北方草原地区的道路，又称“草原之路”，它发自中国华北，越过戈壁沙漠而至蒙古高原，再从这里穿过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以南的广阔草原，最后到达咸海、里海以至黑海北岸地区；第二类是经过中亚沙漠地区中点点绿洲的道路，又称“绿洲之路”，它发自中国陕西关中，经过河西走廊，再西行塔里木沙漠北面或南面的通道，穿过帕米尔高原的北部或南部，然后西进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北非；第三类道路也称“海上丝路”，它发自中国华南，经东南亚、斯里兰卡、印度而达波斯湾、红海，这条道路又称“陶瓷之路”，因为唐代以后中国的陶瓷制品多经这条海道外销。
当然，在以上三类道路中，最常用的道路，也是狭义的“丝绸之路”，就是上述的“绿洲之路”。“绿洲之路”的历史非常悠久，可能早在公元前6世纪就基本贯通了。作为亚欧大陆的交通大动脉，中国的丝绸正是主要通过“绿洲之路”，穿过戈壁沙漠，越过高山大河，克服重重地理障碍，流向中亚、西亚、欧洲乃至北非的。然而另一方面，以起点陕西关中到终点地中海沿岸国家与城市计算，地理距离实在遥远。比如今天驾车从西安到罗马，不走什么弯路，车程也在15000千米左右；想想在古代马行驼运的时代，这样的距离意味着什么？简直不敢想象！
最后，丝绸贸易的中间环节加价严重。
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到西端的地中海沿岸，丝绸贸易基本不可能直达，这不仅是由于地理距离的遥远，更是由于各路中间商的利益考量。举个例子。《后汉书·西域传》记载：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这个故事是说：东汉永元九年（97），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出发，出使大秦也就是罗马帝国。当甘英一行到达安息西界也就是今天波斯湾东岸准备渡海时，却遭到了安息人的欺诈与干扰，不仅备陈渡海的时间漫长，而且渲染海上航行的恐怖，从而使得甘英畏难却步，于是中国古代王朝第一次寻求直接接触罗马帝国的努力宣告失败。那么，当时位于西亚的安息帝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关键在于汉朝与安息之间存在正式正常的贸易关系，其中的大宗商品又是输入罗马帝国的丝绸，罗马与安息则常常处于敌对状态，于是安息通过垄断贸易，转口加价，能够获取巨额利润，而如果汉朝与罗马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关系或者商路，势必极大地损害安息的利益。
进而言之，作为中国与罗马之间贸易必经之地的安息是如此，那些横亘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各条“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国家，比如安息之后的贵霜、贵霜之后的波斯，以及其他的民族、中间商、贩运者，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于是，通过垄断贸易、层层加码、步步提价、过境抽税，在中国不算特别贵重的丝绸，到了地中海沿岸时，有时就非常贵重了。比如公元前1世纪时，一匹大约25两重的双丝细绢“缣”，在原产地中国的价格约为400到600个铜钱，取居中的500个铜钱算，约合0.25两黄金，而到了罗马市场，价格大约上涨了100倍，竟值25两黄金，即缣与黄金等价。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就能理解了：对于古代欧洲国家比如希腊、罗马来说，一方面如痴如醉地喜欢丝绸，另一方面丝绸又价比黄金；一方面获得了稀有的丝绸，另一方面又不知道丝绸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所谓昂贵的才是追求的，稀有的才是向往的，无知的才是疑惑的；正是在这样的追求、向往与疑惑中，希腊、罗马等欧洲文明古国，既把丝绸的来源地、那遥远的东方国家称为Serice，也就是丝国，又极尽想象或者锲而不舍地探寻着丝与丝国的秘密。
四、树上的羊毛与稷养的虫子
第一位把丝国之名介绍给西方的，是古希腊人克泰夏斯（Ctesias）。公元前5世纪末，克泰夏斯生活在波斯，担任波斯王宫的御医，公元前397年回到希腊，著有《旅行记》《印度记》等书。这些书虽然都早已散佚了，但是后人有所引述。比如古希腊学者斯脱拉波（Strabo，前54—公元24年）在《地理学》中就引述克泰夏斯之言：“赛里斯人（Seres）及北印度人，相传身体高大，达十三骨尺云。寿逾二百岁。”骨尺指成人从中指之端到肘的长度，按照本人的身材测算，13骨尺大约等于5米。显然，这样的记载是荒诞不经的。不过，当公元前5世纪末或公元前4世纪初时，赛里斯名称已经在希腊出现，赛里斯的丝绸已经流入希腊，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我们发现，在这个时期及其前后的希腊雕塑、绘画作品中，人们所穿的衣服往往细薄透明。比如前5世纪帕特农神庙东山墙的“命运三女神”浮雕，透明华丽的丝质罗纱与女神身体的凹凸起伏相映成趣。这样的衣料绝非欧洲本土的棉毛织物，只能是中国的丝绸。换言之，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物喜爱的服装衣料，当时的希腊人也因此把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古国中国称为丝国。
然而这样的丝国，对于西方来说，真的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以古希腊、罗马的典籍为例，有关赛里斯国也就是丝国、中国的记载，真实与虚伪混杂；至于赛里斯得名的丝，尤其充满了有趣的误解与荒诞的猜测。那么这方面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最早关注到东方纺织品来源的，可能是西方的“历史之父”、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他在《历史》中说：“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那里还有一种长在野生的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这大概是赛里斯“树上的羊毛”传说的最初版本。及至后来，类似的记载颇为常见。如前1世纪，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田园诗》再次提到了赛里斯人与树上的羊毛：“赛里斯人从他们那里的树叶上，采集了非常纤细的羊毛”；公元前后的希腊学者斯脱拉波在他的《地理学》中写道：“出于气候酷热的原因，在某些树枝上生长出了羊毛。人们可以利用这种羊毛制成漂亮而纤细的织物。”公元1世纪，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G.Plinius）在他的《博物志》中，又写下了一段关于赛里斯国产丝与贸易的著名文字：
赛里斯国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夫人娇媛，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罗马）奢侈之风，由来渐矣。至于今代，乃见凿通金山，远赴赛里斯国以取衣料。
看来，到了公元1世纪时，希腊地理学家还认为丝料本是树上的羊毛，罗马博物学家还认为“丝生于树叶上”。其实仔细想想，这种认识也有着真实的影子。自古以来，欧洲人习惯剪取羊毛织成衣物，至于原产印度的棉花，虽然大约1500年前才传入中国，却很早就传入了欧洲——棉花又确实属于植物，所以在德语里面，棉花Baumwolle的直译就是“树羊毛”，Baum是树，Wolle是羊毛；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或许古希腊、罗马的学者把质地轻软的蚕丝看成一种特别的棉花了——蚕丝也确实与植物有关，蚕的饲料就是桑树的叶子。另外，古希腊、罗马长期不知赛里斯国的丝来自蚕，应该也与中间商的封锁消息有关，因为越是说得神乎其神、云遮雾障，才越能加码提价。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丝的见识显然进步了一些。如希腊历史学家包撒尼雅斯（Pausanias）在《希腊纪事》中说：
赛里斯人用织绸缎之丝，则非来自植物，另有他法以制之也。其法如下：其国有虫，希腊人称之为塞儿（Ser），赛里斯人不称之为塞儿，而别有他名以名之也。虫之大，约两倍于甲虫。他种性质，皆与树下结网蜘蛛相似。蜘蛛八足，该虫亦有八足。赛里斯人冬夏两季，各建专舍，以畜养之。虫所吐之物，类于细丝，缠绕其足。先用稷养之四年，至第五年，则用青芦饲之，盖为此虫最好之食物也。虫之寿仅有五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乃死。其内即丝也。
虽然包撒尼雅斯的认识较之普林尼已经进了一大步，知道了丝与虫有关，但对一些细节仍然把握不清，甚至多有谬误。比如“虫之寿仅有五年”，“先用稷（谷子，去皮后即小米）养之四年”，“虫食青芦过量，血多身裂”，等等，都可以说是幽默得滑稽。
有意思的是，按照生于公元380年前后的希腊人马赛里努斯（A.Marcellinus）所著《史记》的记载，一方面当时的西方人对赛里斯国的认识已经相当具体实在了，如说赛里斯国四周有高山环绕，有两条大河贯通，土地广大，气候温和，森林众多，物产丰富；又说赛里斯人平和度日，性情安静，习惯俭朴，喜欢读书，不扰邻国。这些都与古代中国的情况吻合或者相似。但是另一方面，西方人对丝的认识反而有所倒退，所谓赛里斯国“林中有毛。其人勤加灌溉，梳理出之，成精细丝线。半似羊毛纤维，半似黏质之丝。将此纤维纺织成丝，可以制衣”，这又回到“树上的羊毛”的水平了。西方人对中国蚕丝有了明确而真实的认识，还是要等到6世纪中叶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得了中国的蚕种，并开创了自己的丝织业之后了。
西方有了自己的丝织业，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养蚕缫丝从此不再神秘。于是我们发现，从6世纪以后，外国人称呼中国为赛里斯的现象越来越少，甚至到了后来，赛里斯国是否就是中国，竟然成了一个新的疑问或者新的命题。比如13世纪中叶，法国路易九世派遣出使蒙古的卢白鲁克（G.Rubrouck）在他的《纪行书》中写道：
过此有大契丹国，余意即古代赛里斯国也。盖其地今代仍产丝，品质之佳，世界无匹。其人称丝为赛里克（Seric）。
卢白鲁克既然说“古代赛里斯国”，可见当时的西方已经不称中国为赛里斯国了，赛里斯国的称呼已成为历史。
上面回顾与梳理的这段历史，又会让我们油然生出一种特别的自豪感：正是缘于不可思议的中国蚕丝与神秘精美的中国丝绸，为了标明、强调蚕丝与丝绸的产地，古希腊人称丝为Ser，称生产丝的人（中国人）为Seres，称生产丝的国度（中国）为Serice；古罗马等国对于中国的类似称谓，也都因此而产生。蚕丝与丝绸扮演了中西之间交流的最早原始物证。甚至我们可以认为，一部中外交通史，若从“称谓”的角度立论，前期的主题是探寻丝与丝国的秘密，而后期的主题则是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盛赞的契丹。作为中国的他称，Serice使用的时间，大概起自公元前5世纪，止于公元6世纪。我们甚至可以更大胆地说：在这超过千年的漫长时间里，“丝绸之路”把中国的丝绸和丝这个词以及伟大的丝国——赛里斯称谓，传遍了欧亚非各国！所谓物质文化充当文化传播和彼此了解的先锋，大概可以看作是文化交流的一条规律；赛里斯称谓，又正是这条规律的最好注脚！而时至今日，2013年中国政府倡议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目标，致力于建立包括亚欧非各国在内的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无疑又是古老的“丝绸之路”的现代重生、强盛的“赛里斯”的再度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