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四年前的自己吗
太阳毒得像后娘的巴掌，扇在人脸上火辣辣的。
地里的土都烫脚。
我把锄头往地头一扔，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汗顺着头发梢往下滴，砸进干裂的泥里，瞬间就没了影。
七九年的夏天，好像比哪一年都长。
林晚就是这个时候走过来的。
她是我们红星大队唯一的上海知青，白得像田里的棉花，晃眼。
她不像别的知青，干活惜力，见天儿愁眉苦脸。她干活也麻利，就是不怎么爱说话，眼睛里总有点瞧不上人的劲儿。
村里的小伙子们见了她，话都说不利索，跟被掐了脖子的公鸡似的。
我也一样。
“喂，王小军。”
她声音不大，清清脆脆的，像风吹过高粱秆。
我“啊”了一声，赶紧站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就在裤子上使劲蹭。
“你过来一下。”
她说完，自己先转身，朝场院那边的草垛子走。
我脑子“嗡”的一声，炸了。
心跳得跟村头那台抽水机似的，突突突，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大白天的，去草垛后头，这……
村里那些碎嘴的婆娘，要是看见了，我爹非得打断我的腿。
可我的腿不听使唤，自己就跟上去了。
那草垛堆得比我家房子还高，金黄的麦秆味儿混着太阳的焦香，一个劲儿往鼻子里钻。
她绕到草垛的背阴面，那儿正好是个死角，谁也看不见。
她回头看我，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神亮得吓人。
“过来啊，愣着干嘛？”
我挪过去，跟她隔着三步远，不敢再近了。
我能闻到她身上有股味儿，不是我们村里女人身上的汗味和土腥味，是香的。像城里雪花膏，又不太像。
“林晚姐……”我嗓子干得冒烟。
她忽然笑了，嘴角往上一翘，像个小钩子。
“怕什么？怕我吃了你？”
我脸刷一下就红了，红到了脖子根。
她往前走了一步，离我更近了。
“王小-军，”她把我的名字念得很慢，“你今年十八了吧？”
我点点头，不敢看她。
“十八，是大人了。”
她又说。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魂儿都飞了的动作。
她伸出手，不是拉我的手，而是从她那身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口袋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一个用牛皮纸包着的小本子。
本子很薄，边角都磨毛了。
她把本子塞到我手里，手指尖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心。
凉凉的，滑滑的。
我像被电了一下，猛地缩回手。
她看着我的窘样，又笑了。
“瞧你那点出息。”
“这是……”我结结巴巴地问。
“姐教你点新东西。”
她说。
我愣住了。
新东西？
我低头看着手里的牛皮纸包，脑子里乱成一团浆糊。
这算什么新东西？
她没再说话，只是靠着草垛坐下来，拍了拍身边的空地。
“打开看看。”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蹲下来，小心翼翼地把牛-纸包打开。
里面是一个手抄本。
纸是那种最次的草纸，黄不拉几的，字是用钢笔写的，很秀气，是她的字。
我翻开第一页。
上面写着几个字：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念完了，还是不懂。
什么通行证？什么墓志铭？
我抬头看她，满脸都是问号。
她的眼神很奇怪，有点亮，有点飘，好像在看我，又好像透过我在看很远的地方。
“不懂吧？”
我老老实实地点头。
“不懂就对了。”她说，“你要是懂了，就不是王小军了。”
这话有点绕，我更糊涂了。
“这叫诗。”
“诗？”我挠挠头，“我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笑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你这个，是古董。”她指着我手里的本子，“这个，是新的。”
“新的？”
“嗯，现在城里最时髦的玩意儿。”
她凑过来一点，指着那行字。
“念，再念一遍。”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我又念了一遍。
这次，好像咂摸出一点点别的味儿来。
说不清楚，就是觉得这话说得……狠。
“感觉到了？”她问。
我还是点头。
“这就对了。”她满意地收回目光，靠在草垛上，望着天。
天蓝得像一块洗过的布，几朵云慢悠悠地飘。
“小军，你想一辈子待在这村里吗？”
她冷不丁问了一句。
我愣了。
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我爹是生产队长，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子承父业，以后接他的班，当个队长，娶个媳妇，生几个娃，不就是一辈子了吗？
村里人不都这么过的？
“我……不知道。”我老实说。
“你想想。”她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撅着屁股在地里刨食，挣那几个工分，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肉。娶个媳-妇，她也跟你一样，不到三十就熬成了黄脸婆。生了孩子，孩子再走你的老路。有意思吗？”
她说话像刀子，一刀一刀往我心上戳。
这些事，我以前觉得天经地义，可从她嘴里说出来，怎么就那么不是滋味呢？
“那……能咋样？”我问。
“能咋样？”她重复了一遍，忽然坐直了身子，“能考大学，能回城，能去当工人，能去当兵！外面的世界大着呢！”
她的眼睛里好像有火在烧。
我被那火苗烫了一下，心里也跟着热了起来。
“可……我就是个农村的，初中都没念完。”我泄了气。
“所以啊，”她把那个本子往我怀里推了推，“我才教你点新东西。”
“这……这能让我考大学？”
“不能。”她回答得干脆利落，“但它能让你脑子开窍。让你知道，人活着，不光是为了吃饱肚子。”
那天下午，她就靠着草垛，给我讲那个叫“北岛”的人写的诗。
讲“我不相信”，讲“新的转机和闪闪的星斗”。
我听得云里雾里，但又觉得每个字都像小锤子，在敲我心里某个生了锈的地方。
太阳偏西的时候，她说：“行了，今天就到这儿。本子你拿回去，自己看，别让人发现了。”
我把本子揣进怀里，烫得像揣了块烙铁。
“林晚姐，你为啥……要教我这个？”我忍不住问。
她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草屑，没看我。
“因为你眼神还算干净。”
她顿了顿，又说：“也因为……这里太闷了，我得找个人说说话。”
说完，她就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对着那个草垛，傻站了半天。
从那天起，我的世界好像被豁开了一道口子。
白天，我还是那个在田里挥汗如雨的王小军。
到了晚上，等我爹娘都睡熟了，我就点上那盏熏死人的煤油灯，把灯芯捻到最小，趴在被窝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那个手抄本。
除了北岛，还有舒婷，还有顾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读到这句，我手里的本子差点掉地上。
我抬头看看窗外，黑漆漆的，啥也看不见。
可我心里，好像真的看到了一点点光。
我和林晚的秘密“学习”，就这么开始了。
我们不在草垛后面了，太招摇。
她让我去村西头那个废弃的砖窑。
那地方偏，平时没人去，都说闹鬼。
我不怕鬼，我怕被人发现。
每次去，我都跟做贼似的，心里怦怦跳。
砖窑里黑乎乎的，一股子土腥味和霉味。
她会带一根蜡烛。
我们就着那点豆大的火光，她给我讲诗，讲小说。
讲《红与黑》里的于连，一个野心勃勃的穷小子。
讲《简·爱》，一个不肯认命的家庭女教师。
这些名字，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比天书还难懂，但又比村里大戏好看一百倍。
她讲的时候，眼睛特别亮，好像整个人都在发光。
我看着她，有时候会走神。
我会想，她的嘴唇是什么味道？她的头发摸上去是不是很软？
每次这么想，我都会骂自己是流氓。
她教我的是“新东西”，是高尚的玩意儿，我怎么能想那些龌龊事？
可我控制不住。
我十八了，浑身都是用不完的力气和憋不住的念头。
有一天，她讲完了，看我直勾勾地盯着她，忽然问：“想什么呢？”
我吓了一跳，赶紧低下头，“没……没想啥。”
她笑了。
“小军，你是不是喜欢我？”
轰的一声。
我感觉砖窑的顶都塌了，把我砸在了下面。
我脸涨得通红，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叹了口气，声音很轻。
“别喜欢我。”
“为……为什么？”我好不容易才挤出几个字。
“因为我不是这里的人。”她说，“我早晚要走的。”
“走？去哪儿？”
“回上海，回家。”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我听不懂的悲伤。
“这里不好吗？”
“好？”她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每天吃糠咽菜，跟猪睡一个院子，天天下地，挣那几个破工分，这叫好？”
她的情绪一下子激动起来。
“你知道上海什么样吗？有电灯，有汽车，有看不完的书，有吃不完的好东西！我凭什么要待在这鬼地方？”
我被她吼得一愣一愣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发火。
原来她心里，也藏着这么多委屈。
她吼完了，又沉默了。
小小的砖窑里，只剩下蜡烛燃烧的“噼啪”声。
过了好久，她才说：“对不起，我不是冲你。”
“没事，林晚姐。”
“我只是……想家了。”
那天晚上，我们没再说话。
回家的路上，月光把我的影子拉得好长。
我心里堵得慌。
她要走。
这个念头，像一根刺，扎进了我心里。
那我呢？
我怎么办？
从那以后，我学得更用心了。
我不仅看她给我的手抄本，我还开始自己找书看。
村里的小学有个图书室，锁着的。我半夜翻墙进去，偷了两本书出来。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本《牛虻》。
我看得废寝忘食。
我开始学着写东西。
不是诗，是日记。
我把我每天干的活，心里的想法，都写下来。
写林晚，写她讲的故事，写她亮晶晶的眼睛。
我的字写得歪歪扭扭，像狗爬。
可我写得很带劲。
我觉得，我好像抓住了点什么。
村里的风言风语还是起来了。
先是几个婆娘在井边洗衣服的时候，阴阳怪气地说：“哎，你们看见没？队长家的那小子，最近跟那个上海来的走得可近了。”
“可不是嘛！天天往西边跑，那破砖窑，指不定在里头干啥好事呢！”
“啧啧，现在的年轻人啊，真不害臊！”
这些话，像苍蝇一样，嗡嗡地往我耳朵里钻。
我气得想冲上去跟她们干一架。
可我不能。
我一闹，事儿就更大了。
我爹也找我谈话了。
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院子里，递给我一根他自己卷的旱烟。
他吧嗒吧嗒抽了好几口，才开口。
“小军，你跟那个林知青，是咋回事？”
“没……没咋回事。”我不敢看他的眼睛。
“没咋回事？”他声音一下子高了八度，“没咋回事村里人传得沸沸扬扬？你当爹是死的？”
“我们就是……就是说话。”
“说话？”他冷笑一声，“孤男寡女，黑灯瞎火的，说啥话？说你俩啥时候拜堂成亲？”
“爹！不是你想的那样！”我急了。
“那是哪样？”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我告诉你王小军，那样的城里女娃，你少招惹！人家心高着呢，看得上你这个泥腿子？玩玩你罢了！到时候拍拍屁股走人了，看你上哪儿哭去！”
“她不是那样的人！”我梗着脖子犟。
“你懂个屁！”他一巴掌拍在院里的石桌上，“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听我的，以后离她远点！再让我听见那些闲话，我打断你的腿！”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爹的话，像鞭子一样，抽得我生疼。
玩玩我？
她是在玩玩我吗？
第二天，我去砖窑，把这话问了林晚。
她听完，沉默了很久。
烛光下，她的脸忽明忽暗。
“你信吗？”她问。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里面没有嘲笑，没有轻视，只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疲惫，又像悲伤。
我摇了摇头。
“我不信。”
她笑了，笑得有点凄凉。
“傻小子。”
她伸出手，第一次，主动地摸了摸我的头。
她的手还是那么凉。
“小军，别管别人说什么。我们做我们自己的事。”
“嗯。”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
那一刻，我觉得，就算天塌下来，只要有她在，我就不怕。
可是，天真的要塌了。
秋天的时候，大队部的高音喇叭里，传来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
国家恢复高考了。
所有知青，都可以报名参加。
考上了，就能回城，上大学。
消息一出来，整个知青点都炸了锅。
那些平时蔫头耷脑的知青，一个个都跟打了鸡血似的，眼睛放光。
他们开始到处找书，找复习资料。
晚上知青点的灯，能亮到半夜。
我知道，林晚的机会来了。
这也是我的“审判日”。
那天晚上，我没去砖窑。
我怕。
我怕看到她兴奋的样子，怕听到她说她要走了。
可是，她来找我了。
她找到我家，当着我爹娘的面，把我叫了出去。
我爹的脸黑得像锅底。
我娘一个劲儿给我使眼色。
我跟着她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
月光很好，把她的脸照得雪白。
“你怎么没来？”她问。
“我……我有点不舒服。”我撒谎。
“是因为高考的事？”她一针见血。
我没说话。
“王小军，”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我要参加高考。”
我心里那根刺，终于被捅破了。
疼得我喘不过气。
“我知道。”我闷声说。
“我必须考上。”她又说，语气不容置疑，“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嗯。”
“所以，这段时间，我可能没空去砖窑了。”
“好。”
我的回答，干脆得像个傻子。
其实我心里，有一万句话想说。
我想问她，你考上了，是不是就再也不回来了？
我想问她，我们之间，算什么？
我想问她，你教我那些“新东西”，是不是就为了找个解闷的？
可我一句也问不出口。
我怕答案是我承受不起的。
“你……”她好像还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咽了下了。
“你别灰心。”她说，“你继续看书，继续写东西。路不止一条。”
她走了。
我一个人在大槐树下站了很久很久。
直到我娘出来找我，把我骂回家。
接下来的日子，我过得浑浑噩噩。
我再也没见过林晚。
听说她拼了命地复习，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
听说她托上海的家人，寄来了一大堆复习资料。
听说她瘦了好多，脸都脱了相。
这些，都是我从别人的闲言碎语里听来的。
我白天照样下地，只是比以前更拼命。
我把所有的力气都使在地里，好像这样，就能把心里的烦闷都刨出去。
晚上，我不再看书了。
我一看书，就想起她。
想起她在烛光下给我讲故事的样子。
我把那个手抄本，还有我偷来的那两本书，都塞到了箱子底。
眼不见，心不烦。
可心怎么可能不烦？
我爹看我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气不打一处来。
“没出息的东西！为了个女人，就跟丢了魂儿似的！”
他骂我。
我也不还嘴，就让他骂。
骂完了，他还得给我找个出路。
“我托人给你问了，明年开春，公社要招一批合同工，去县里的工厂。我豁出这张老脸，去给你求求情。”
去县里当工人。
这在以前，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
可现在，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县城，离上海有多远？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和她之间，隔着一个叫“高考”的天堑。
考试那天，天气特别冷。
大队里派了拖拉机，送知青们去县城考试。
我躲在家里，没敢出去看。
我怕看见她，我怕我忍不住会哭。
考完试，知青们回来了。
一个个都跟霜打的茄子似的，垂头丧气。
都说题太难了，好多年没摸过书本，根本不会做。
只有林晚，没什么表情。
别人问她考得怎么样，她只说两个字：“还行。”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等待的日子，比干活还熬人。
整个知青点都弥漫着一股焦躁不安的气氛。
而我，也等来了我的“判决”。
我爹托的关系成了。
开春，我就能去县化肥厂当合同工。
我爹很高兴，特地杀了只鸡，给我娘家舅舅送了过去。
全家人都喜气洋洋的。
只有我，像个局外人。
我爹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军，以后你就是工人老大哥了，有出息了！到了厂里好好干，争取转正！到时候，爹给你在县里说个好媳-妇！”
我笑了笑，比哭还难看。
腊月里，成绩下来了。
放榜那天，整个公社的人都挤到大队部去看红榜。
我也去了。
我不是去看自己，我是想去看看她。
我挤在人堆里，伸长了脖子。
红纸黑字，第一个名字，就是林晚。
后面跟着一个学校的名字：复旦大学。
我虽然不知道复旦大学是啥，但听周围人的惊呼声，也知道，这肯定是个顶好的大学。
她考上了。
她真的要走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挤出人群的。
我一路跑，跑回了家，一头扎进自己屋里，用被子蒙住头，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
我爹娘以为我中邪了。
我不管。
我就想哭。
好像要把这几个月的委屈、思念、不甘，全都哭出来。
那天晚上，林晚又来找我了。
她还是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
天上下着小雪，她的头发上，肩膀上，落了薄薄的一层白。
她看起来比以前更瘦了，也更白了。
“我来跟你告别。”她说。
“嗯。”我应了一声，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后天就走。”
“嗯。”
“王小军，”她忽然叫我的名字，“你是不是恨我？”
我抬头看她。
雪花落在她的睫毛上，像挂着两串小小的冰晶。
我摇摇头。
“我不恨你。”我说，“我替你高兴。”
这话是真的。
虽然我难受得要死，但我真的替她高兴。
她不属于这里，她应该去更广阔的天地。
她好像松了口气。
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支崭新的英雄牌钢笔。
“送给你。”她说，“别把写字丢了。”
我接过来，紧紧地攥在手里。
“还有，”她又说，“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陪我度过最难熬的日子。也谢谢你……没有让我为难。”
我明白了。
她知道我喜欢她。
她也知道，我爹娘，村里人，都不希望我们在一起。
我的沉默，我的退让，在她看来，是一种成全。
“林晚姐……”我终于鼓起勇气，叫了她一声。
“嗯？”
“到了上海，你……还会记得我吗？”
她沉默了。
雪下得更大了。
过了好久，她才轻轻地说：“会的。”
“我会记得，在红星大队，有一个叫王小军的傻小子，陪我看过星星，给我讲过村里的笑话。”
她的眼圈，好像有点红。
“你也要好好的。”她说，“去县里当工人，好好干，别再像个闷葫芦。你不是笨，你只是没见过世面。以后多看书，多跟人学。”
“嗯。”
我们又站了一会儿，谁也没说话。
好像所有的话，都已经说完了。
“我走了。”她说。
“我送你。”
“不用了，就到这儿吧。”
她转身，朝知青点的方向走去。
她的背影，在风雪里，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
我一直站着，直到再也看不见她。
我感觉不到冷，也感觉不到疼。
心里空落落的。
好像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被永远地带走了。
两天后，她走了。
是坐着那辆送知青考试的拖拉机走的。
我没去送。
我躲在西边的山坡上，远远地看着。
拖拉机突突地冒着黑烟，开走了。
我知道，一个时代结束了。
我的时代，也结束了。
或者说，刚刚开始。
开春，我去了县化肥厂。
厂子很大，烟囱冒着白烟，机器声震耳欲聋。
我穿上了崭新的蓝色工装，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人老大哥”。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
车间里的老师傅们，说话粗声粗气，满嘴脏话。
宿舍里的工友们，下班了就喝酒，打牌，吹牛。
他们聊的，是哪个车间的女工屁股大，是这个月能拿多少奖金。
没人聊诗，没人聊小说。
我觉得自己跟他们格格不-入。
我像一个孤魂野鬼，游荡在这个陌生的世界里。
我开始想念红星大队。
想念那片土地，想念那里的炊烟，甚至想念我爹的骂声。
我更想念林晚。
我常常在夜里，拿出她送我的那支钢笔，在纸上写她的名字。
一遍又一遍。
写着写着，就想起了她在砖窑里给我讲书的样子。
“路不止一条。”
她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对，路不止一条。
我不能就这么混下去。
我开始看书。
厂里有个图书室，比村小学的那个大多了。
我一有空就往里钻。
我把所有我能找到的小说，都借回来看。
《人生》、《平凡的世界》、《白鹿原》……
我像一头饿狼，贪婪地吞噬着这些精神食粮。
我还开始写作。
我不再写日记了。
我开始写稿子。
写我们车间里的事，写那些老师傅们的故事。
我写得很笨拙，但很真实。
我把稿子投给县广播站，投给市里的报纸。
一次，两次，十次……
石沉大海。
工友们都笑话我。
“王小军，又在做你的作家梦呢？”
“写那玩意儿有啥用？能换成酒喝？”
我不理他们。
我就是写。
我觉得，我只有在写东西的时候，才感觉自己还活着。
才感觉，我和林晚，还属于同一个世界。
我给她写过一封信。
地址是复旦大学。
我在信里，告诉她我的近况，告诉我在厂里的生活。
我写了整整十页纸。
最后，我问她：你还好吗？
信寄出去后，我天天盼着回信。
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去收发室。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
没有回信。
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凉了下去。
也许，我爹说的是对的。
人家是大城市来的大学生，前途无量。
我算什么？
一个乡下来的合同工。
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是我想多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给她写过信。
我把对她的所有念想，都埋在了心底。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写作上。
终于，在我进厂第二年的时候，我的一篇稿子，被市报采用了。
是一篇写我们车间技术革新的通讯。
稿子发表那天，我拿着报纸，手都在抖。
虽然只是一个豆腐块，但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我的名字：王小军。
厂里都轰动了。
厂长亲自在全厂大会上表扬了我。
那些曾经嘲笑我的工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
他们开始叫我“王作家”。
我的人生，好像真的出现了一点转机。
因为这篇稿子，我被调到了厂里的宣传科，专门负责写材料。
不用再下车间，闻那股刺鼻的氨水味了。
我的工作，就是坐在办公室里，写写画画。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堂。
我的稿子，也越写越顺，发表得越来越多。
从市报，到省报。
我还试着写小说。
写我们村里的故事，写那些我熟悉的人和事。
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发表在了省里的文学杂志上。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
我转正了。
成了厂里最年轻的科室干部。
说媒的人，快把我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我爹娘乐得合不拢嘴。
他们给我相中了一个姑娘，是县医院的护士，长得挺周正，人也本分。
我们见了面。
她话不多，有点害羞。
我问她喜欢什么。
她说，喜欢看电影，喜欢织毛衣。
我们之间，好像没什么共同语言。
但爹娘都说好，我也就同意了。
我想，过日子嘛，不就是这样。
哪有那么多风花雪月。
就在我们准备订婚的时候，我收到了林晚的信。
一封迟到了四年的信。
信是从美国寄来的。
信封上的字，还是那么秀气。
我的手颤抖着，拆开了信。
信纸很薄，带着一股淡淡的香味。
“小军：
见信如晤。
不知这封信，能否寄到你的手上。我不知道你是否还在化肥厂，也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
四年前你写给我的信，我收到了。只是当时，我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所以没有回信，请你原谅。
大学毕业后，我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出来看一看。
外面的世界，真的很大，也真的很精彩。
但有时候，夜深人静，我还是会想起红星大队，想起那个废弃的砖窑，想起那个在烛光下，眼神清澈又迷茫的少年。
小军，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坚持看书和写作吗？
你送我的那本手抄本，我一直带在身边。每次看到它，我都会想起你。
你是我在那个灰暗的年代里，看到的一点微光。
谢谢你。
祝好。
林晚”
信的末尾，还附了一个美国的地址。
我拿着信，反反复复看了几十遍。
眼泪，不知不觉就流了下来。
原来，她没有忘记我。
原来，在她的心里，我并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
那晚，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去找了那个护士姑娘。
我跟她说，对不起，我们不合适。
姑娘哭了。
她骂我是陈世美，是骗子。
我没有辩解。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她。
我爹知道后，气得差点犯了心脏病。
他指着我的鼻子骂：“王小军！你是不是疯了！这么好的亲事，你给搅黄了！你到底想干啥！”
我跪在他面前，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解释。
我只知道，我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结婚。
我的心里，还住着一个人。
一个叫林晚的女人。
她像一根标杆，立在那里。
所有后来出现的女人，跟她一比，都黯然失色。
我开始给林晚回信。
我告诉她，我当了干部，我发表了小说。
我告诉她，我没有忘记她，一天也没有。
我们的信，跨越了太平洋，一来一回。
在信里，我们无话不谈。
谈文学，谈理想，谈生活。
我感觉，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小小的砖窑。
她还是我的老师，我的引路人。
而我，是她最忠实的听众。
通过她的信，我知道了她在美国的生活。
她读了博士，进了一家很好的公司，成了别人口中的“精英”。
她也一直单身。
她说，她见过了很多优秀的男人，但总觉得，他们身上少了点什么。
少了点……我说不清楚的东西。
我知道她指的是什么。
是那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质朴的，带着傻气的真诚。
时间就这么在我们的通信中，一年一年地流逝。
八十年代过去了，九十年代来了。
我也从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
我成了我们市里小有名气的作家。
出了一本小说集，还获了省里的文学奖。
我爹娘，也终于不再逼我结婚了。
他们大概是认命了。
九五年的时候，林晚在信里说，她要回国了。
是回来探亲，会在上海待一段时间。
她问我，愿不愿意见一面。
我拿着信，心跳得像二十岁那年。
我回信，只写了一个字：
“好。”
我请了假，买了去上海的火车票。
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载着我的一颗心，奔向那个我只在书里和她的信里见过的城市。
我们在外滩见的-。
那天，黄浦江上起了雾。
她站在和平饭店门口，穿着一身米色的风衣。
她比信里的照片上，要清瘦一些。
但还是那么好看。
岁月好像没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痕-迹。
只是眼神，比以前更沉静，更深邃。
她看到我，笑了。
“王小军。”
“林晚姐。”
我们隔着几步远，互相看着。
好像有千言万语，又好像什么都不用说。
“你变了。”她说，“像个真正的作家了。”
“你也变了。”我说，“像……电影里的人。”
我们都笑了。
那几天，她带着我，逛遍了上海。
我们去了南京路，去了城隍庙，去了她曾经住过的弄堂。
她给我讲她的童年，她的家庭。
我才知道，她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在那场浩劫中，受了很多苦。
她之所以那么拼命地想离开农村，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给父母争口气。
最后一天，我们坐在黄浦江边。
江上的轮船，拉着长长的汽笛。
“小军，”她忽然说，“跟我去美国吧。”
我愣住了。
“我……我能干什么？”
“你可以继续写作。那里的创作环境更自由。”她说，“我会帮你办好一切。”
我的心，狂跳起来。
去美国。
和她在一起。
这是一个我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结局。
可是……
我想到了我年迈的父母。
想到了我那间堆满了书的小屋。
想到了我笔下那些鲜活的乡亲。
我的根，在这里。
我的创作源泉，也在这里。
如果我走了，我还能写出东西吗？
我还能是王小军吗？
我沉默了很久。
“林晚姐，”我看着她的眼睛，艰难地说，“对不起。”
她的眼神，一下子黯淡了下去。
“为什么？”
“我的故事，都在这片土地上。”我说，“我离不开它。”
她没有再劝我。
我们又坐了很久。
江风吹乱了她的头发。
“我明白了。”她轻轻地说。
临走前，在火车站，她送给我一个东西。
还是一个本子。
是她在美国出版的一本英文诗集。
扉页上，她用中文写了一行字：
“赠给我的启蒙老师，王小军。”
我看着那行字，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
火车开动了。
她站在站台上，朝我挥手。
我看着她的身影，在视线里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不见。
我知道，这一次，是真的告别了。
我们，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
她属于远方，属于星辰大海。
而我，属于这片贫瘠而又深情的土地。
我们都找到了自己的路。
只是，这两条路，永远不会再有交点了。
回到县城，我把那本诗集，和我珍藏了十几年的手抄本，放在了一起。
我继续写作。
我写我们的故事。
写七九年的那个夏天，那个高高的草垛，那个废弃的砖窑。
写那个穿着蓝布褂子，眼睛里有火的姑娘。
写她教我的那些“新东西”，是如何改变了一个农村少年的一生。
小说发表后，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很多人都被那个年代，那段感情所打动。
有人问我，故事的结局是什么。
我说，没有结局。
因为，有些遇见，本身就是结局。
后来，我再也没有林晚的消息。
我也没有再刻意去打听。
我想，她一定在美国的某个地方，过得很好。
而我，也在这里，过得很好。
我终身未娶。
很多人不理解。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里，早就住满了。
被一个叫林晚的女人，和她带给我的那个崭新的世界，塞得满满当当。
有时候，我还是会回到红星大队。
那里已经变了样。
盖起了楼房，修了水泥路。
那个高高的草垛，早就没了。
那个废弃的砖窑，也塌了。
只有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
我常常在树下坐一会儿。
看着天上的云，想着过去的事。
我会想起七九年的那个夏天。
我十八岁，她拉着我的手，走到草垛后。
阳光很好，风很轻。
她说：“姐教你点新东西。”
是啊。
她教我的，何止是新东西。
她教我的，是整个世界。
本文标题：还记得四年前的自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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