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大学有用吗90年，我在深圳扫大街，一个香港老板问我：想不想读大学？

　　1990年的深圳，夏天像一口烧红了的铁锅，把所有人都扔在里面煎。

　　我叫陈默，来自湖南乡下，那年我十九岁。

　　我不是哑巴，但我爹说，在外面，话越少，亏吃得越少。所以我叫陈默。

　　我的工作是扫大街，在罗湖。

　　具体点说，是扫东门到国贸那一截。

　　那时候的国贸，是深圳的额头，最亮堂的地方。

　　我的扫帚是竹子做的，很大，很沉，扫起来呼呼作响，像一头疲惫的野兽在喘气。

　　每天，我从天不亮扫到天大亮，再从日头最毒的时候扫到路灯亮起来。

　　汗水从额头流下来，流进眼睛里，又涩又疼。

　　流到嘴里，是咸的。

　　流到脖子上，和灰尘混在一起，干了就是一层白花花的盐粒子。

　　工头老王说，我们就是城市的清道夫，给这如花似玉的姑娘洗脸呢。

　　我觉得这比喻狗屁不通。

　　我们明明就是这城市的牛马，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干净。

　　那天下午，太阳毒得能把人皮扒下来。

　　我躲在国贸大厦的阴影里，啃一个干硬的馒头。

　　这是我的午饭。

　　一辆黑色的车，锃亮，像一块巨大的黑曜石，悄无声息地停在我面前。

　　我见过这车，几乎每天这个时间都会经过。

　　车窗是黑的，看不见里面。我只知道，里面的人，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

　　今天，它停下了。

　　后座的车窗缓缓降下，露出一张脸。

　　一张我无法形容的脸。

　　说他老吧，也就五十来岁的样子，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没有一根白发。

　　说他年轻吧，眼睛里的东西，深得像海。

　　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解开了，但依然显得那么整洁，那么……高级。

　　是我这辈子没见过的干净。

　　他看着我，看了足足有十秒。

　　我被他看得发毛，手里的馒头都忘了往嘴里塞。

　　我以为我要被赶走了，毕竟我这身汗臭的工服，配不上国贸大厦的影子。

　　我准备站起来，挪个窝。

　　他开口了，普通话带着很浓的广东腔调。

　　“后生仔。”

　　我愣住了，看着他。

　　“食饭啊？”他问。

　　我点点头，把馒头往身后藏了藏，觉得有点丢人。

　　他又看了看我脚边。

　　我脚边放着一张捡来的《深圳特区报》，皱巴巴的，上面还有菜叶子的印子。

　　我啃馒头的时候，就看这张报纸。

　　我不认识所有的字，但能看懂个大概。

　　“中意睇报纸？”他又问。

　　我再次点头，喉咙有点干。

　　他笑了笑，那笑容很淡，没什么温度，但也不让人讨厌。

　　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

　　一个我到死都不会忘记的问题。

　　他说：“后生仔，想不想读大学？”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像被马蜂蜇了。

　　大学？

　　这两个字，离我比天上的月亮还远。

　　我们村里，几十年才出一个高中生。大学，那是传说里的东西。

　　我爹为了供我哥读完初中，把家里唯一的老牛都卖了。

　　我读到初二，就自己卷了铺盖，跟着同乡来了深圳。

　　大学？

　　我看着他，看他那身干净的白衬衫，看他身后车里柔软的真皮座椅。

　　我确定了。

　　这是个骗子。

　　或者是个。

　　城里人，花样多。

　　我没说话，低下头，继续啃我的馒头。

　　车窗升了上去，黑色的车开走了。

　　像一场幻觉。

　　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方。

　　那辆黑色的车又停下了。

　　还是那张脸。

　　他递出来一瓶东西，玻璃瓶的，冒着凉气。

　　是健力宝。

　　我这辈子就喝过一次，我哥结婚的时候，他岳父家带来的，全家人分着喝，我只分到一小口。

　　甜的，还带气儿，冲鼻子。

　　“喏，请你饮。”

　　我不敢接。

　　无功不受禄，我爹说的。

　　他看我没动，就把健力-宝放在了地上，离我一步远。

　　“昨天的问题，你还没答我。”

　　我嘴唇动了动，终于挤出几个字：“……没钱。”

　　声音又干又哑，像砂纸在磨。

　　“我问你想不想，没问你有没有钱。”他说。

　　我沉默了。

　　想吗？

　　我做梦都想。

　　夜里睡在十几个人的大通铺里，闻着汗臭和脚臭，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会想。

　　如果我能继续读书，现在会是什么样？

　　至少，不用在这毒日头底下，闻着垃圾发酵的酸臭味，扫一辈子大街吧。

　　“想。”

　　我说。

　　声音很小，但很清楚。

　　他笑了。

　　这次的笑容，好像多了点什么东西。

　　“我姓梁，你叫我梁先生就好。”

　　“我叫陈默。”

　　“沉默？好名字。”他点点头，“明天开始，你下工了，到这个地方来找我。”

　　他递给我一张卡片。

　　很硬，上面有烫金的字。

　　我一个字都不认识，只认识上面一串像蚯蚓一样的洋文下面，有一串阿拉伯数字。

　　是电话号码。

　　还有一个地址。

　　“我……不识字。”我窘得脸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愣了一下，随即又笑了。

　　“没关系，很快你就会识了。”

　　他指着卡片上的几个字，一字一顿地念给我听。

　　“……寰宇……贸易……有限公司。”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我把那张名片翻来覆去地看，又把那瓶没舍得喝的健力-宝放在枕头边。

　　工友老王翻了个身，嘟囔道：“阿默，发什么神经，不睡觉？”

　　老王四十多岁，扫了十年大街，是我的师傅。

　　“王哥，你说……天上会掉馅饼吗？”

　　老王“噗嗤”一声笑了：“掉，怎么不掉？不过掉下来也砸不到我们这种人头上。砸到了，也得是铁饼，能把人砸死那种。”

　　“赶紧睡吧，明天还有扫不完的街。”

　　我没再说话，把名片紧紧攥在手心。

　　汗水把卡片都浸湿了。

　　第二天，我揣着那张名片，真的按照地址找了过去。

　　那是一栋写字楼，叫“发展中心”。

　　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着金光，刺得我睁不开眼。

　　门口穿着制服的保安，像两尊门神，眼神比刀子还利。

　　我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服，站在门口，犹豫了半个小时，没敢进去。

　　我的脚上，是一双解放鞋，鞋头已经开了个口子。

　　这里面的人，穿的都是皮鞋。

　　我感觉自己像一只闯进瓷器店的土狗。

　　正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梁先生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换了身西装，还是那么挺括。

　　“怎么不进去？”他问。

　　“我……”

　　他没等我说完，就领着我往里走。

　　保安看了我们一眼，没拦。

　　我第一次坐电梯。

　　那铁盒子升起来的时候，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往上提了一下，腿肚子直哆嗦。

　　梁先生的公司在18楼。

　　我从来没到过这么高的地方。

　　从他办公室的落地窗往下看，马路上的汽车像甲壳虫，行人像蚂蚁。

　　我扫的那条街，也变成了一条细细的线。

　　原来，在这么高的地方看，我每天拼死拼活扫出来的干净，根本就看不见。

　　他的办公室很大，有一张巨大的红木办公桌，还有一排排的书。

　　空气里有股淡淡的香味，不是香水，我说不上来，但很好闻。

　　他给我倒了杯水，是热的，用一个白色的瓷杯子装着。

　　“坐。”

　　我没敢坐那看起来就很贵的真皮沙发，只在边上蹲了下来。

　　这是我的习惯，在工地上吃饭，在路边休息，都是蹲着。

　　梁先生也没勉强我。

　　“陈默，你读过几年书？”

　　“初二，没读完。”

　　“为什么不读了？”

　　“家里穷，要供我哥。”

　　“想读书吗？”

　　他把昨天的问题，又问了一遍。

　　“想。”

　　我回答得比昨天更用力。

　　“好。”他点点头，“从今天起，你的工作，多了一项。”

　　“什么？”

　　“读书。”

　　我的心跳得厉害。

　　“梁先生，我……我没钱交学费。”

　　“我给你交。”

　　“我……我还要扫大街，不然没饭吃。”

　　“街，你继续扫。我不是要你辞工。”他看着我，“我给你请个老师，你下工之后去上课。另外，每个月我再给你三百块生活费。”

　　三百块！

　　我当时扫大街，一个月累死累活，才一百二十块。

　　老王的铁饼理论，瞬间在我脑子里炸开了。

　　这饼太大了，大得吓人。

　　我脱口而出：“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

　　我和他非亲非故，他为什么要在我身上花这个钱？

　　我有什么值得他图的？

　　我全身上下，最值钱的，可能就是这一百来斤的力气。

　　梁先生看着窗外，沉默了一会儿。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香港，也是睡在街上。”

　　他的声音很轻。

　　“有个开米铺的老板，每天给我一碗粥。他说，后生仔，有力气，有骨气，就饿不死。”

　　“后来我发达了，想回去找他，米铺已经拆了。”

　　“我帮你，不是可怜你。”他转过头，目光很锐利，“我是在投资。”

　　“投资？”这个词我听过，报纸上见过。

　　“是。我投钱，你投时间和努力。我赌你，将来会是个有用的人。如果你成功了，这笔钱，你要连本带利还给我。”

　　“如果……我失败了呢？”我问。

　　“那就算我投资失败。”他淡淡地说，“我亏得起。”

　　我看着他，心里翻江倒海。

　　我不知道该不该信。

　　但是，除了信他，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烂命一条，有什么好怕的？

　　“好。”我站起来，看着他的眼睛，“我答应你。这钱，算我借的。将来我一定还。”

　　我给他鞠了个躬。

　　一个九十度的躬。

　　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命，好像被撬开了一条缝。

　　光，从那条缝里照了进来。

　　梁先生给我请的老师，是个刚从深圳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姓赵。

　　赵老师戴个眼镜，很斯文。

　　上课的地方，就在附近城中村租的一间小单间里。

　　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块小黑板。

　　这就是我的大学了。

　　第一节课，赵老师让我写几个字给他看看。

　　我捏着笔，手心全是汗。

　　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像被风吹倒的庄稼。

　　赵老师没笑话我，他只是推了推眼镜，说：“基础是差了点，但没关系，我们从初中的课程开始补。”

　　于是，我的生活被劈成了两半。

　　白天，我是罗湖的清洁工陈默。

　　汗水浸透我的衣服，灰尘糊住我的脸。

　　我和老王他们一起，在马路边蹲着吃饭，聊着荤段子，骂着黑心的工头。

　　晚上，我是赵老师的学生陈默。

　　我用肥皂把手上的污垢一遍遍洗干净，才敢去碰那些崭新的课本。

　　数学、语文、英语……

　　那些曾经在课堂上让我头疼的东西，现在像一座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

　　最难的是英语。

　　二十六个字母，我认识它们，它们不认识我。

　　赵老师教我念“A、B、C”，我的舌头在嘴里打了结，发出来的音，带着浓重的湖南乡土味。

　　赵老师很有耐心，一遍遍地纠正我。

　　“Apple，苹果。”

　　“阿……阿婆？”

　　赵老师笑了，我也窘得笑了。

　　出租屋里，常常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盏昏黄的灯泡，映着我们在黑板上涂涂画画的身影。

　　梁先生说到做到，每个月准时让他的司机给我送来三百块钱。

　　我留下一百块做生活费，剩下的二百，全部寄回家。

　　我爹在信里问我，是不是在深圳做了什么不干净的生意。

　　他说，人穷，但不能没骨气。

　　我回信告诉他，我遇到贵人了，我在读书。

　　我能想象到，我爹看到“读书”这两个字时，那张被岁月刻满皱纹的脸上，会是什么样的表情。

　　大概，会比知道我发了财还高兴吧。

　　工友们很快就发现我的不对劲。

　　“阿默，最近怎么不跟我们去喝酒了？”

　　“是啊，下工就跑，比兔子还快，藏媳妇了？”

　　老王眼神毒，他看见我藏在床板下的书了。

　　那天，他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支烟。

　　“阿默，你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真信了那个香港老板的话？”

　　我点点头。

　　老王吸了口烟，吐出的烟圈在他饱经风霜的脸前散开。

　　“傻小子。”他说，“有钱人的游戏，我们玩不起。”

　　“他们今天高兴，可以把你捧上天。明天不高兴了，你就摔得比谁都惨。”

　　“你看看你现在，白天扫街累得像条狗，晚上还熬夜看那些鬼画符，图个啥？”

　　“有那工夫，不如跟我去学学怎么偷懒，怎么跟工头磨洋工，那才是实实在在的。”

　　我没说话。

　　我知道老王是为我好。

　　他说的，是他们那代人，用一辈子碰壁换来的生存哲学。

　　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喊。

　　我不一样。

　　我必须不一样。

　　我不想一辈子闻着垃圾的酸臭味，不想一辈子被人像看垃圾一样看着。

　　梁先生偶尔会叫我去他办公室。

　　他会问我的学习进度，会考我几个英文单词。

　　有时候，他会跟我聊一些生意上的事。

　　那些什么“股市”、“汇率”、“期货”，我一个字都听不懂。

　　我就像一个闯进另一个世界的人，好奇，又自卑。

　　有一次，他带我去吃饭。

　　在一家西餐厅。

　　我第一次见到那么亮的刀叉，第一次知道面包要蘸着汤吃。

　　我笨手笨脚，把牛排切得像狗啃过一样。

　　梁先生没笑我，他只是安静地吃着自己的那份。

　　“陈默。”他忽然说，“你知道深圳为什么叫深圳吗？”

　　我摇头。

　　“因为这里，曾经是一条深沟。很多人从这里，跳到对面那个更亮堂的世界去。”

　　他看着我，眼神很深邃。

　　“现在，不用跳了。这条沟，正在变成一条大路。你，就站在这条路的起点上。”

　　“好好读书。读懂了书，你才能看懂这个世界，才能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但我记住了那句话。

　　我站在这条路的起点上。

　　日子就在扫帚的“沙沙”声和铅笔的“沙沙”声中，一天天过去。

　　我的字，写得越来越工整。

　　我的英语，虽然还是带着湖南腔，但已经能勉强和赵老师对话了。

　　那些曾经像天书一样的数学公式，我也能解开一些了。

　　最明显的变化，是我看报纸。

　　以前，我只能看懂标题和图片。

　　现在，我能把一篇新闻完完整整地读下来了。

　　我开始知道，深圳每天都在发生什么，中国在发生什么，世界在发生 new 什么。

　　我的世界，不再只有东门到国贸那几百米长的街道。

　　它变大了。

　　当然，辛苦是免不了的。

　　有好几次，我扫着扫着街，就靠在墙上睡着了。

　　有好几次，我看着书，眼皮打架，头一歪就磕在桌子上。

　　有一次发高烧，我躺在出租屋里，浑身滚烫，感觉自己快要死了。

　　我睁开眼，看见赵老师守在我床边，用湿毛巾给我敷额头。

　　梁先生也来了。

　　他依然穿着那身干净的衬衫，站在这间潮湿、狭小的出租屋里，显得格格不入。

　　他摸了摸我的额头，眉头皱了起来。

　　他没说什么，只是让司机去买了药，又让赵老师给我熬了粥。

　　我喝着那碗热粥，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长这么大，除了我妈，从来没人这么照顾过我。

　　“梁先生，”我哑着嗓子说，“谢谢你。”

　　他摆摆手。

　　“投资，就要对自己的投资品负责。”

　　话是这么说，但我知道，不止是这样。

　　那年冬天，快过年了。

　　工友们都开始盘算着带多少钱回家。

　　老王问我：“阿默，今年回去吗？”

　　我摇摇头。

　　路费太贵了，我想省下钱，多买几本书。

　　而且，我怕回家。

　　我怕看到爹娘期盼的眼神，怕看到乡亲们打量的目光。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

　　我有什么脸面回去？

　　除夕夜，深圳的街头比平时冷清了很多。

　　工头给我们放了半天假，还发了二十块钱的红包。

　　我一个人，买了一包泡面，准备就这么过年了。

　　赵老师回家过年了。

　　出租屋里，空荡荡的。

　　我正准备烧水泡面，梁先生的司机来了。

　　“陈先生，梁先生请您过去吃年夜饭。”

　　我愣住了。

　　我跟着司机，又一次来到了梁先生的办公室。

　　不，是他的家。

　　他在深圳有个临时的住所，一套很大的公寓。

　　我第一次知道，一个人的家，可以比我们一个村子还大。

　　他家里只有他一个人。

　　桌上摆了几个很精致的菜。

　　“坐吧。”他说。

　　我局促地坐下。

　　“在香港，过年叫‘过年关’。”他给我倒了杯酒，“生意人，年终结算，有赚有赔。这一年，就像一个关口，过去了，明年又是一条好汉。”

　　他举起杯：“你也是，这一年，你过得很辛苦，但你过关了。”

　　我们碰了一下杯。

　　那酒很烈，呛得我直咳嗽。

　　“梁先生，您……为什么一个人过年？”我忍不住问。

　　他的家人呢？

　　他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眼神有些落寞。

　　“我太太和孩子，都在加拿大。他们不喜欢这里的空气。”

　　他说得很平淡。

　　我却听出了一丝孤单。

　　他那么有钱，那么成功，站在那么高的地方。

　　可是在这个万家团圆的夜晚，他和我一样，也是孤身一人。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他和我之间的距离，没有那么远了。

　　吃完饭，他带我到书房。

　　他的书房，比我的出租屋还大。

　　整整三面墙，全是书。

　　“这些书，你看得懂的，都可以拿去看。”他说。

　　我的眼睛亮了。

　　这对我来说，是比黄金还珍贵的宝藏。

　　我小心翼翼地挑了一本《平凡的世界》。

　　我听说过这本书，据说写得很好。

　　临走时，梁先生递给我一个厚厚的红包。

　　“拿着，过年了。”

　　我拼命摆手：“不不不，梁先生，您给我的已经够多了。”

　　“这是利是。”他说，语气不容拒绝，“是彩头，不是施舍。拿着，明年好好读书。”

　　我只好收下。

　　回到出租屋，我打开红包。

　　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我数了数，整整一千块。

　　相当于我扫大半年的街。

　　我捏着那笔钱，手在抖。

　　我在心里发誓，梁先生，这笔钱，这份情，我陈默，将来一定加倍还给你。

　　年过完了，生活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

　　扫街，读书。

　　枯燥，但有盼头。

　　赵老师给我制定了新的学习计划。

　　他说，我的基础打得差不多了，可以尝试着去考成人高考了。

　　“成人高考？”

　　“对，考上了，你就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了，有国家承认的文凭。”

　　大学生。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心里炸响。

　　我，陈默，一个扫大街的，也能当大学生？

　　“我……我行吗？”我一点自信都没有。

　　“试试看。”赵老师鼓励我，“你比我见过的任何一个学生都努力。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梁先生。

　　他听完，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你自己想考吗？”

　　“想！”

　　“那就去考。”

　　他的话不多，但比任何豪言壮语都管用。

　　我开始了疯狂的备考。

　　我把每天的睡眠时间，从六个小时，压缩到了四个小时。

　　白天扫街的间隙，别人在抽烟打屁，我在背英文单词。

　　晚上，我做题做到凌晨两三点是常事。

　　我的体重在往下掉，但我的眼睛，却越来越亮。

　　老王他们看我的眼神，也从嘲笑，慢慢变成了……一种我说不出的复杂。

　　有一次，工头检查，发现我负责的那段路有一个角落没扫干净，要扣我钱。

　　老王站了出来。

　　“头儿，那块是我负责的，不关阿默的事。”

　　他替我背了黑锅，被扣了五块钱。

　　那天晚上，我买了两瓶啤酒，一包花生米，去找老王。

　　“王哥，谢了。”

　　老王喝了口酒，咂咂嘴。

　　“谢个屁。”他看着我，眼睛里有血丝，“阿默，哥以前是觉得你傻。”

　　“现在，哥是有点佩服你。”

　　“咱们这号人，就是烂泥。扶不上墙的。”

　　“可你小子，偏偏想把自己活成一块砖。”

　　“哥帮不了你什么，只能……别让你被别人踩得太狠。”

　　我鼻子一酸，举起酒瓶。

　　“王哥，我敬你。”

　　那晚，我和老王喝了很多。

　　我没醉，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醒。

　　我知道，我不能输。

　　我输不起。

　　我身后，没有退路。

　　考试那天，深圳下着大雨。

　　我穿着梁先生送我的一件旧风衣，撑着一把伞，走进了考场。

　　考场里很安静，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

　　我看着那些熟悉的题目，心里前所未有的平静。

　　这些，是我用无数个不眠的夜晚，用无数滴汗水换来的。

　　考完最后一门，我走出考场。

　　雨停了，太阳出来了。

　　一道彩虹，挂在洗过的天空上。

　　很美。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

　　但我知道，我已经尽了全力。

　　剩下的，就交给命运了。

　　等待放榜的日子，是最煎熬的。

　　我扫街的时候，都会忍不住走神。

　　梁先生好像看出了我的焦虑。

　　他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个新的任务。

　　“从下周开始，你跟着我的助理，学着处理一些公司的文件。”

　　我大吃一惊：“梁先生，我……我什么都不会啊。”

　　“不会就学。”他说，“你不可能扫一辈子大街。就算考不上大学，你也得学点别的东西。”

　　于是，我的生活里，又多了一项内容。

　　我开始接触那些我以前看不懂的文件。

　　合同、报表、市场分析……

　　梁先生的助理是个香港人，叫Peter，做事很严谨。

　　他对我没什么好脸色，大概觉得我是个累赘。

　　他让我做的，都是些打杂的活。

　　复印、整理、跑腿送文件。

　　他说话，总是中英夹杂。

　　“Hey，阿默，把这份file copy一下，ASAP。”

　　我一开始根本听不懂。

　　我就拿着本子，把不懂的词记下来，晚上回去查字典，问赵老师。

　　File，是文件。Copy，是复印。ASAP，是as soon as possible，尽快。

　　我学得慢，但我学得认真。

　　我把每一份经我手的文件，都整理得井井有条。

　　我把每一个Peter交代的事，都用最快的速度办好。

　　渐渐地，Peter看我的眼神，也少了一些轻视。

　　有一次，一份很紧急的文件要送到蛇口。

　　外面下着瓢泼大雨，根本打不到车。

　　Peter急得团团转。

　　我二话不说，拿起文件，用塑料袋包好，揣在怀里，就冲进了雨里。

　　我跑到公交车站，等了半个小时，车都没来。

　　我看着手表，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我一咬牙，开始沿着马路跑。

　　从罗湖到蛇口，几十公里。

　　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全身都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

　　等我把文件送到客户手里时，我整个人就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

　　客户很惊讶，也很感动。

　　回到公司，我直接瘫倒在了地上。

　　Peter给我倒了杯热水，表情很复杂。

　　“你……没必要这么拼命。”

　　我喘着气，笑了笑：“梁先生说的，投资，就要负责。”

　　那天之后，Peter对我的态度，明显变了。

　　他开始教我一些真正的东西。

　　如何看财务报表，如何写会议纪要。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知识。

　　我白天扫街，下午去公司打杂，晚上继续上课。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陀螺，一刻都停不下来。

　　很累。

　　但也很充实。

　　因为我能清楚地感觉到，我在进步。

　　我在一点一点地，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就在我几乎要忘了考试这件事的时候，录取通知书来了。

　　是赵老师帮我拿回来的。

　　一张红色的纸。

　　上面写着“深圳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下面，是我的名字。

　　陈默。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不成样子。

　　我反复看了好几遍，生怕是自己看错了。

　　赵老师拍着我的肩膀，笑得比我还开心。

　　“陈默，你成功了！你考上了！”

　　我没哭，也没笑。

　　我只是觉得，心里有一块大石头，终于落了地。

　　那块石头，压了我太久太久。

　　我拿着录取通知书，第一时间去找了梁先生。

　　我冲进他的办公室，把那张纸拍在他的办公桌上。

　　他正在打电话，看到我这样子，愣了一下。

　　他放下电话，拿起那张纸。

　　他看得很慢，很仔细。

　　看完，他抬起头，看着我。

　　他的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彩。

　　是欣赏，是欣慰，还有……一丝骄傲。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用力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好样的。”

　　就这三个字。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一下就流了下来。

　　压抑了太久的委屈、辛苦、不甘，在这一刻，全部爆发了出来。

　　我哭得像个孩子。

　　梁先生没有安慰我，他就那么静静地站着，等我哭完。

　　等我平静下来，他才说：“从明天起，把扫大街的工作辞了。”

　　“啊？”

　　“你已经是大学生了，不能再去做那个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他打断我，“以后，你就正式来我公司上班。从助理做起。工资，一个月八百。”

　　八百！

　　我当时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至于学费和生活费，我继续给你。还是那句话，算我借你的。”

　　“等你毕业了，有了本事，再连本带利还给我。”

　　我看着他，喉咙哽咽，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只能再次，深深地给他鞠了一躬。

　　就这样，我的人生，彻底转了个弯。

　　我脱下了那身汗臭的工服，换上了白衬衫和西裤。

　　我不再是清洁工陈默，而是寰宇贸易有限公司的助理陈默。

　　我开始跟着Peter，跟着梁先生，学着做生意。

　　我一边上着深大的夜校，一边在商场上摸爬滚滚。

　　过程，比我想象的还要艰难。

　　我没有基础，不懂人情世故。

　　第一次跟客户吃饭，我紧张得连筷子都拿不稳。

　　第一次代表公司去谈判，我被人几句话就问得哑口无言。

　　我犯了很多错，挨了很多骂。

　　Peter骂我是“蠢猪”，梁先生也对我发过火。

　　有一次，因为我的疏忽，公司损失了一笔不小的订单。

　　梁先生把我叫到办公室，把一份文件狠狠地摔在我脸上。

　　“陈默！我投资你，是让你给我创造价值的！不是让你来给我捅娄子的！”

　　“你如果就是这块料，现在就给我滚蛋！滚回去扫你的大街！”

　　他的话，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扎在我心上。

　　我站在那里，脸上一片火辣，心里却一片冰凉。

　　我没有为自己辩解。

　　是我的错，我认。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办公室，把所有的文件重新整理了一遍，写了一份长达五页的检讨和改进方案。

　　第二天一早，我把它放在了梁先生的办公桌上。

　　我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

　　梁先生把我叫了进去。

　　他看着我，眼神很冷。

　　“你觉得，这样就够了？”

　　我摇摇头：“不够。梁先生，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把损失补回来。”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要说出那个“滚”字了。

　　他却叹了口气。

　　“记住，商场不是学校，没有人会给你补考的机会。这是最后一次。”

　　我活下来了。

　　从那以后，我做事，比以前谨慎了一百倍。

　　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

　　我像一棵树，拼命地把根往深处扎，把枝叶向着阳光伸展。

　　深圳这座城市，也在飞速地成长。

　　高楼一天比一天多，马路一天比一天宽。

　　无数像我一样的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带着梦想，也带着迷茫。

　　有人发了财，一夜暴富。

　　也有人，被这时代的浪潮，拍得粉身碎碎。

　　老王，就是其中一个。

　　我回去找过他。

　　他已经不扫大街了。

　　工地出了事故，他的腿被砸断了。

　　工头赔了点钱，就把他打发了。

　　我找到他的时候，他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靠捡垃圾为生。

　　那条曾经被他骂作“扶不上墙的烂泥”的腿，现在真的烂了。

　　我把他送到医院，给他交了医药费。

　　他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老泪纵横。

　　“阿默，王哥以前对不住你，王哥有眼不识泰山。”

　　“王哥错了，真的错了……”

　　我看着他，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我没错，他也没错。

　　错的，或许是这个时代。

　　它给了我们这些人希望，也给了我们这些人绝望。

　　而我，只是那个比较幸运的。

　　如果没有遇到梁先生，我现在的下场，可能比老王好不了多少。

　　大学毕业那天，我拿到了毕业证和学位证。

　　两本红色的本子，沉甸甸的。

　　我没有参加毕业典礼。

　　我拿着它们，直接去了梁先生的办公室。

　　我把两个本子，放在他的桌上。

　　“梁先生，我毕业了。”

　　他拿起来，看了看，脸上露出了那种我熟悉的，淡淡的笑容。

　　“恭喜。”

　　“梁先生，”我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从今天起，您给我的钱，我开始还了。”

　　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好，我等着。”

　　从那天起，我每个月的工资，除了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剩下的，全部还给梁先生。

　　我给他列了一张详细的账单。

　　学费、生活费，还有他当年给我的那个一千块的红包。

　　我算了利息，按照银行最高的利率。

　　梁先生看着那张账单，什么也没说，只是收下了。

　　我在寰宇公司，一干就是十年。

　　我从助理，做到了部门经理，又做到了副总。

　　我帮公司签下了很多大单，也处理过很多棘手的危机。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连话都说不清楚的农村小子了。

　　我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

　　我也把父母接到了深圳。

　　我爹第一次坐进我的车里时，手都在抖。

　　他摸着方向盘，摸着座椅，眼眶是红的。

　　“默伢子，爹这辈子，没想到还能过上这种日子。”

　　我笑着说：“爹，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是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可我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1997年，香港回归。

　　金融风暴席卷了整个亚洲。

　　梁先生的生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很多在香港的产业，一夜之间，化为乌有。

　　公司的资金链，断了。

　　那段时间，梁先生的头发，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变白。

　　他不再穿那身挺括的衬衫，整天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公司里人心惶惶，很多人都开始给自己找后路。

　　Peter也来找我。

　　“Mok，”他现在都这么叫我，“公司可能不行了。我拿到了一家美国公司的offer。你……也早做打算吧。”

　　我摇摇头。

　　“Peter，我不走。”

　　“你傻啊！”他急了，“这艘船都要沉了，你还待在上面干嘛？”

　　“梁先生还在。”我说。

　　“他？”Peter苦笑一声，“他已经完了。他把所有的身家都押在了香港，现在血本无归。”

　　我没再说什么。

　　那天晚上，我去找梁先生。

　　他办公室的烟味，呛得人睁不开眼。

　　他整个人，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梁先生。”我走到他面前。

　　他抬起头，眼睛里布满血丝。

　　“你也是来辞职的？”

　　我摇摇头。

　　我拿出一张银行卡，放在他桌上。

　　“这里面，有三百万。”我说。

　　“这是我这些年所有的积蓄。密码是您公司的电话尾号。”

　　梁先生愣住了，死死地盯着那张卡。

　　“你……这是干什么？”

　　“梁先生，当年您投资了我。现在，轮到我投资您了。”

　　我学着他当年的语气，平静地说。

　　“我赌您，能东山再起。”

　　“如果……我失败了呢？”他的声音在抖。

　　“那就算我投资失败。”我看着他的眼睛，笑了，“我亏得起。”

　　梁先生再也绷不住了。

　　这个在商场上叱咤风云，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男人，像个孩子一样，趴在桌子上，嚎啕大哭。

　　我默默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

　　外面的天，已经亮了。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后来的故事，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

　　梁先生没有让我失望。

　　他用我那笔钱，稳住了公司的局面。

　　然后，他带着我们，把业务重心，从贸易转向了当时还不太起眼的实业。

　　我们熬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当新的千年到来的时候，寰宇公司，不仅活了下来，而且比以前更强大了。

　　而我，也从副总，变成了公司的合伙人。

　　我终于，还清了欠梁先生的所有钱。

　　连本带利。

　　有一年，我们一起去香港。

　　站在太平山顶，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璀璨灯火。

　　梁先生忽然问我：“陈默，你还记得我当年为什么帮你吗？”

　　我说：“记得。您说，您是在投资。”

　　他摇摇头，笑了。

　　“那只是说给当年的你听的。”

　　“其实，我第一次在国贸楼下看到你，不是因为你可怜，也不是因为你在看报纸。”

　　“是因为，你的眼神。”

　　“什么样的眼神？”我很好奇。

　　“像一头狼。”他说，“一头饿了很久，但眼睛里还有火的狼。”

　　“我在很多年轻人身上，都看不到那种眼神了。”

　　“我知道，你这样的人，只要给你一个机会，你就能咬着不放，一路冲上去。”

　　他拍拍我的肩膀。

　　“我没看错人。”

　　我看着远处的灯火，心里百感交集。

　　一头狼。

　　是啊，当年的我，可不就是一头又饿又狠的狼吗？

　　只是，如果不是他，这头狼，可能早就饿死在深圳的某条街上了。

　　如今，我已经不再年轻。

　　深圳，也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小渔村。

　　国贸大厦，不再是最高的地标。

　　东门那条我扫了无数遍的街道，也变得繁华而陌生。

　　有时候，我开车经过那里，还是会习惯性地放慢车速。

　　我好像还能看到，在那个炎热的下午。

　　一个穿着汗湿工服的少年，躲在建筑的阴影里，啃着干硬的馒头。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他面前。

　　一个声音问他：

　　“后生仔，想不想读大学？”

　　那个瞬间，就像一颗石子，投进了我平静的命运湖面。

　　从此，涟漪荡开，再未停歇。

　　本文标题：读大学有用吗90年，我在深圳扫大街，一个香港老板问我：想不想读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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