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乡村,远去的乡村手艺人阅读

　　(张德敏)

　　时光冉荏，日月如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出生在三河东南方向泃河下游西岸的行仁庄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直到1973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离开老家。

　　如今，当打开岁月记忆的闸门，时间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但当年农村生活清贫却快乐、平安而安静的时日，犹如汹涌的波涛，在心头回荡，亦犹如在昨，历历在目。

　　有人曾说过：老家是“地下埋葬着故去的亲人，地上遗留着自己的童年”。回到老家，才知晓自己的身份永远是“父母的孩子”。铭刻在心底深处是远去的儿时记忆。

　　故乡很小，小到只剩下几间旧房舍；

　　故乡很大，大到永远也走不出童年的“篱笆”。

　　故乡很轻，轻的只剩下一直未改的乡音；

　　故乡很重，一声寒暄的情感能把游子“压垮”。

　　故乡很近，近到冥想中伸手可触的咫尺；

　　故乡很远，昼夜兼程也走不回儿时的“晚霞”。

　　（一）简朴而充实的泥土乡村

　　物质匮乏的六、七十年代，夜晚的集体生活成为照亮精神世界的灯火。露天电影放映前的等待、扫盲班里的革命歌曲、田间生产时飘散的故事，都是人们用最朴素的亲密情感，担负着生活的重担。

　　夜生活还是很匮乏的。生产队时的夜晚，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村里办了点，家家户户有了电灯，大队也添置、安装了玉米粉碎机、小麦碾面机，人们再也不用为磨玉米面、玉米渣和加工白面而发愁了，石磨、石碾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但那时没有现代化的电器，也没有电视机、录音机，就更谈不上手机了。

　　忙于晚饭和喂猪打狗。人们从田间下班收工后，回归了家庭。天刚擦黑，家家户户的烟囱就冒起了炊烟，家庭妇女们忙着做简单的晚饭。无非是棒渣粥，加上中午吃剩下的玉米面饽饽、红薯，副食就是淹芥菜疙瘩做成的咸菜。夏秋季节大葱蘸酱，也是饭桌上的常客了。男人们则是蹲在门口或庭院里，抽上几袋旱烟，干了一天的农活，歇歇脚，喘口气，孩子们早就窜得没影儿，奔到大街上去耍猴了。等一家人稀里呼噜扒拉完一碗红薯饭，才真正开始了漫长的夜生活。

　　生产队部里的喧嚣。晚饭后，成年人会不约而同溜达到生产队部里，大家挤在一起，第一件事是看看当天的工分记了没有？记了多少分？有不清楚的，记工员还会扯着嗓子点名，点到谁，就由谁报上白天的出工情况。经过核实后，就会记上了合理的工分报酬。那时，男人们互相品尝着对方家种的旱烟叶，喷云吐雾，两间房大小的队部办公室里，时间不长就是满屋子的烟味缭绕。妇女们则借着微弱钨丝电灯的光亮，纳着鞋底或鞋帮。记完工分，大家还不是即刻回家，而是还要贫上一会儿，互相抬抬杠，开开玩笑，荤素不忌地斗着嘴。有时也聊上白天道听途说的趣闻轶事。

　　大约一两个钟头之后，大家四散各自回家休息。

　　农村晚上的露天电影

　　生产队里的打麦场

　　（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　　

　　当时农村的架构是：按照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体制，即为：公社—大队—生产队。

　　公社。是在农村的一级党委机构。有党委、政府组织，分别有书记、副书记和政府的生产主任、副主任等若干人。且有组宣委员、武装、公安、妇联、团委和信用社等部门及粮食、棉花、养猪、副业、水利、林业和电影放映等“八大员”。

　　大队。一般的都是以自然村为独立核算单位，成为一个生产大队。同样有两套人马。包括村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生产主任、副主任及治安、民兵、共青团、妇联、财会等人员一应俱全。干部有支书1人，大队长1人，副大队长1—2人，民兵连长1人及大队会计、分户统计、出纳员，另有妇女主任1人，治保主任1人等。大队设大队部，村干部基本都是半脱产。

　　当时，每个生产大队都有县直各部门及公社包村的蹲点干部，一般都是国家正式干部或职工。他们都是政治表现过硬而被选派到农村基层去蹲点的。包村干部由集体统一安排，按照生产队轮流各家吃派饭。白天参加各种会议或田间劳动，晚上则给农民上夜校或政治课。

　　生产队。是由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高级农业社过渡而来，之后进入“大跃进”阶段的生产队组织。是最基本的核算单位，源于农业合作化中构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村公社化构建“政社合一”的组织体系。

　　生产小队一般的以居住较集中自然片为单位，有三、四十户，百十多口人。由集体统一安排，按照数字顺序排成生产小队。干部有队长1人，副队长1—2人（其中要有1名妇女队长），会计1人、保管员1人，生产队干部共有5人组成，另有兼职的民兵排长1人、农业技术员1人，均不脱产。　

　　生产队从1958年人民公社时起，至1983年集体经济体制转型，推行以户为单位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土地制度和生产关系实行大变革，集体生产队经历了26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