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周末，妻子不用赶早去单位，两个孩子也无需背着书包冲向学校——他们能舒舒服服睡到九点的太阳晒热被窝。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能享受同样的懒散。我的丈母娘，可不会因为今天是周末就推迟她雷打不动的晨练跳舞。

　　所以，我依然得像上了发条的钟，在五点多就被生活叫醒，顶着朦胧天色，汇入清早菜市场喧闹的人流。

　　凌晨的菜市场

　　买完一天的新鲜菜蔬，回家系上围裙，开始为她一个人精心准备早餐。厨房的烟火气，是我每个清晨的独奏。

　　没办法，谁让我是那个“倒插门”的女婿呢！

结婚多年，我才慢慢咂摸出滋味，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汉子宁愿单着，也不愿踏进“上门女婿”这道门槛。只因这碗饭，端起来实在烫手！

　　全世界都说申城人富得流油，可阳光再灿烂，也有照不到的角落。

　　申城这块地盘，下辖着羊城、凤湾、新海三个区，平安、永清两个市，还有越嘉、平城、青南、晋成、泰兴、山头六个县。提起这些地方，人们总能如数家珍：市区的眼镜、打火机、饰品、不锈钢，做得精巧，远销海外；青南人靠标牌、商标、印刷闯出名堂；平城人的礼品生意红红火火；越嘉的纽扣、玩具、皮具塞满了无数商场柜台；永清的电器走进千家万户；晋成、泰兴人开的餐饮宾馆，在街头巷尾迎接着八方来客……

　　每个地方都有拿得出手、值得当地人挺直腰杆夸耀的产业，唯独我的家乡，山头县，像是被遗忘在角落。这里绝大多数是面朝海水背朝天的渔民，祖祖辈辈靠着摇橹撒网，向大海讨生活。

　　于是，在申城人嘴里，“山头”几乎成了“穷”的代名词。你若说自己来自山头，旁人眼里或多或少会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像一根细小的鱼刺，卡在喉咙，不致命，却总让人不适。

　　小渔村

　　而我，就是那个地道的山头人。

　　虽然顶着申城人的名头，但我家徒有四壁，海风里都带着咸涩的贫苦。若不是遇见了小兰，我想，我的人生轨迹会和大哥一样，被那条旧渔船和茫茫大海牢牢锁定，重复着父辈的宿命。

第一次遇见小兰，是在1998年那个海风燥热的夏天。

　　那时，初中毕业的我早已跟着大哥在渔船上颠簸了好几个春秋，皮肤被海风和烈日染成古铜。按部就班的话，再拼上几年，父亲会咬牙给我置办一条属于自己的小渔船，然后再张罗着，像村里所有后生一样，娶一个渔家姑娘，生儿育女。

　　海上打渔的渔民

　　那天傍晚，我踩着三轮车给市区的鱼贩子送完鱼，踏着夕阳返家。路过一条僻静的街巷时，看见两个流里流气的小伙子，手里晃着明晃晃的水果刀，正对着一个姑娘比划，嘴里还不干不净地威胁着。

　　打劫！这两个字像海啸一样瞬间冲进我的脑海。

　　来不及多想，我扔下三轮车就冲了过去。我山头何二柱，穷是穷，也没念过几年书，但老祖宗传下的“路见不平”四个字，还刻在骨子里。我一把将那个吓呆了的姑娘拉到身后，吼了一声：“快跑！”随即转身，像一堵墙挡在了那两个歹徒面前。

　　接下来便是一场混战。我们像三只纠缠的困兽，从路边撕打到路中央，又被来往的车流逼回路边。一会儿我凭着一股蛮力追着他们打，一会儿他们仗着有刀又反过来撵我。

　　常年出海拉网练就的力气和耐力，让我勉强支撑着不败。但他们手里有刀，寒光闪闪，而我赤手空拳。

　　“嗤啦”一声，冰凉的刀锋划过了我的胳膊，鲜血瞬间涌出，染红了破旧的汗衫。疼痛激起了我更凶悍的血性，混乱中，我竟瞅准空子夺过了一把刀，想也没想，反手就捅了回去……等到那姑娘带着警察气喘吁吁地赶来时，我们三个都已经成了血人，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后来才知道，我胳膊上只是皮肉伤，但其中一个小子比较倒霉，被我胡乱一刀刺中了静脉血管，差点就去见了阎王。

　　也才知道，这俩人是被骗进传销组织逃出来的，身无分文，才铤而走险。法网恢恢，他们最终都受到了制裁。

　　而我，却因这场血光之灾，意外地撞上了好运。住院那几天，那个被我救下的姑娘，天天都来病房看我。

　　她提来水果，轻声细语地陪我聊天，眼睛亮得像夜航时看到的灯塔。

　　于是，我知道了她的名字，吴晓兰。还知道了她刚刚从申城大学毕业，前程似锦。等到我拆线出院时，晓兰已经牵着我的手，成了我的女朋友。

交往半年后，晓兰坚定地要和我结婚。

　　这个决定，在她家掀起了轩然大波。

　　她母亲，那位刚从文化馆退休、自视甚高的女士，极力反对：“你一个正经大学生，端的是政府的铁饭碗，怎么能找一个初中毕业、浑身鱼腥味的渔民？山头那地方穷得叮当响，我绝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跳进火坑！”

　　晓兰却像磐石一样坚定：“妈，穷怎么了？人好就行！没钱我们可以一起挣！您告诉我，有几个男人能像富贵那样，为了一个陌生人连命都敢拼？”

　　“我不管！反正我绝不同意你嫁给他！”丈母娘的态度斩钉截铁。

　　“我不管！反正我非他不嫁！”晓兰的倔强劲也上来了。

　　最后，母女俩各退一步，达成一个“城下之盟”：晓兰可以和我结婚，但不是她嫁到山头的渔村，而是我，何二柱，“嫁”到市区的吴家，当“上门女婿”。

　　我父亲和大哥都摇头叹息。他们听说过太多“倒插门”女婿的辛酸，怕我受气。可现实比人强，谁让咱家穷得连像样的彩礼都凑不出呢？何况下面还有个弟弟等着成家立业。

　　他们除了沉默，又能说什么？

　　提起这门亲事，周围人都摇头，用“门不当户不对”来形容：晓兰家在市区的锦秋路，住着宽敞明亮的三室一厅；我家在山头县偏远的南策岛，只有几条旧渔船和几间漏风漏雨的老屋。

　　她父亲是医院里的干部，她母亲是文化人；我父亲、爷爷、祖爷爷，都是漂泊在海上的渔民。晓兰是大学毕业生，捧着金饭碗；我初中毕业，除了打渔，别无长物。

　　尽管丈母娘和晓兰的许多朋友都不看好，但我们还是执拗地结合了。

　　喜庆的红“喜喜”字

　　就这样，我提着简单的行李，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小岛，走进了吴家，成了名正言顺的“上门女婿”。

结婚后，晓兰很有远见，先送我去学了开车，又托人找关系，把我安排进一家事业单位当司机。

　　虽然工资不高，但我每天下班回家都抢着做家务，拖地、洗碗、买菜，样样都干。那几年，丈母娘虽然谈不上多喜欢我，但至少面子上还过得去。我对这种安稳的小日子，内心充满感激。

　　第二年，家里迎来了天大的喜事，晓兰生下了一对龙凤胎，整个吴家都沸腾了。

　　到了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丈母娘抱着孙子，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柱子，你到我们吴家来，没让你改姓，已经是开恩了。所以，儿子必须跟我们吴家姓，这是规矩。闺女嘛，可以跟你姓何。”

　　我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沉甸甸的。我能说什么呢？谁让我是“上门女婿”！

　　名字最终是我起的，儿子叫吴一诺，女儿叫何千金。合起来，就是“一诺千金”。这既是我对晓兰爱情的承诺，也是我对两个孩子未来的期许，希望他们长大后，能成为重信守诺、品格如金的人。

　　我是个知足的人，有工作，有家，有爱我的妻子和可爱的孩子，除了努力干活，还能奢求什么？我包揽了更多家务，悉心照料着两个孩子。

　　我也是个能忍的人。每当丈母娘看我不顺眼，指桑骂槐时，我都告诉自己：忍一忍，她是长辈，是晓兰的妈。

可自从前两年单位改制，我开车的饭碗丢了，只能打些零工，收入锐减，丈母娘对我的态度便急转直下。

　　下岗失业

　　尽管我更加卖力地操持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却总能找到由头挑刺，骂我“窝囊”的频率越来越高。

　　就像今天早上，仅仅因为我煮的鸡蛋剥起来有点粘壳，她又借题发挥，雷霆大怒。

　　她捏着那个坑坑洼洼的鸡蛋，像展示罪证一样举到我面前：“跟你说了多少遍了！煮完鸡蛋，捞出来用凉水激一下，就好剥了！这么点小事都记不住？”

　　末了，照例是那句我都能背出来的总结陈词，像冰冷的箭矢，直射靶心：“你看看你，一个大男人，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真是个窝囊！我闺女嫁给你，真是倒了八辈子的血霉！”

　　我是不是窝囊？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回答不上来。但我心里跟明镜似的：“倒插门”的女婿，这角色，真得难当！

　　本文标题：女婿难当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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