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放-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和隐战者（华克放）

　　1943 年的华克放

　　华克放近照

　　我的母亲沈安娜和父亲华明之，1935年成为中共领导的一对秘密情报夫妻组。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8年他们根据党组织指示，在重庆生活、奋斗了八年。我出生在重庆的防空洞里，在那里经历了难以忘怀的幼年生活，也听到过许许多多父母所经历的刻骨铭心的故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日子，我难以忘记那个时期父母所经历的苦难与艰辛，特别是重庆大轰炸最为惨烈的1939年至1941年。我的父母是幸存者，更是隐战者！

　　1938年5月在武汉，母亲沈安娜领受了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博古等领导同志交付的秘密任务，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担任机要速记员，为党搜集情报；同时，党组织指示父亲华明之在母亲身旁做指导、协助、掩护工作。多年以后，母亲一直记得，1938年5月，她千里迢迢从浙江，经长沙，到达武汉后，在武汉“八办”（八路军办事处）最先见到的就是董必武。董必武对母亲说，你和华明之已由党内老同志鲁自诚向党组织作了可靠的政治证明。在上海白色恐怖下，你们从事的是秘密情报工作，是有成绩的。根据你过去在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骅手下担任速记员的经历和条件，现在党组织希望你去找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设法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争取仍担任速记工作，这样就有条件相机为党搜集情报。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步步进逼，我父母奉党组织之命，离开即将沦陷的武汉，来到“陪都”重庆。日本军机对山城重庆长达六年惨无人道、无差别的大轰炸，在这时候开始了。1939年，从“五三”“五四”大轰炸到“八一九”大轰炸，重庆被炸得满目疮痍。但是，中华民族的抗战血仇却丝毫没有减退，重庆百姓在大轰炸后依旧不屈地怒吼。

　　东水门吊脚楼

　　1939年5月3日至4日的大轰炸时，24岁的母亲刚怀上了我，正经历妊娠反应。白天躲在防空洞里一整天，不知洞外的重庆怎么样。到晚上解除了警报，父亲正要小心翼翼扶着母亲出洞，却听到命令：“开会啰，沈琬（沈安娜当时用名），去速记！”父亲只好独自先回家。母亲一天没吃饭，一边反胃呕吐，一边夹着小皮包到会场。

　　那时国民党高官的防空洞有电灯、有厕所，还有勤务兵伺候。他们白天在高级防空洞里吃饱喝足了，入夜即开会，一开就是两三个小时。母亲边速记，边呕吐。会上官员言辞激昂，却全是空话。会议开完已近半夜。她说，出了会场才看到，原先的重庆已不复存在，被炸成了一片废墟。房屋马路全变成了断壁残垣，瓦砾遍地，火还在熊熊燃烧。活着的人，大喊大叫；死了的人，身首分离。恐怖的环境令人喘不过气来。

　　母亲说，她高一脚低一脚，踩着瓦砾，避开尸首，捂着肚子撑着腰，摸黑回到我们的家—上清寺街75号二楼。到家一看，还算幸运，房子没有被炸烂。父亲告诉我，大概是因为75号这座小楼房夹在比较结实的两座楼房中间，左边是宪兵队，右边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家，才幸免于难。

　　母亲沿着小楼梯，气喘吁吁爬上二楼，眼见父亲正在搬家。原来我们住着临街的那间房门窗全震烂了，玻璃碎了一地。本来家里窗户上的一块白布，是用来向上级传递是否安全的暗号用的，现在被炸得没了窗、也没了门。父亲只好把床椅等勉强可用的家具，搬到房间对面的一间久无人住、更小更烂的屋子去。好在还有个吊脚楼的小“阳台”，可以放炉子、水缸等杂物。父母说，这比成千上万无家可归的百姓已经好多了。在无休止的狂轰滥炸下，百姓搬家是常事，谁不愿意有个遮风挡雨的房子？可在大轰炸下，我们家在这间不足10平米的小破房子里，一住就是八年。因为这里是党组织与父母的“秘密联络点”，坚决不能搬，一定要守住！

　　重庆的天气，每逢秋冬便有数月的雾季，浓浓的大雾连绵着雨水。在浓云雾气笼罩下，日机基本无法再轰炸，重庆便在这几个月稍复生机。百姓修房子，修工厂，修防空洞。达官贵人酒照喝、舞照跳。我至今清楚地记得，在大轰炸间隙的雾季里，在那间破烂小屋，父亲常会拿出他心爱的口琴，擦拭擦拭，父亲轻轻吹，母亲慢慢唱。记得有一首叫《长城谣》的歌，其中有两句“万里长城万里长”“四万万同胞心一样，新的长城万里长”，朗朗上口。我还记得，有一首叫《松花江上》的东北救亡歌曲，母亲边洗衣、边流泪唱道：“爹娘呵，爹娘呵，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悠长的口琴声伴着低沉的女声，时过80年，还会在我耳边缓缓响起。这是真实的抗战时代背景音乐，是父母思乡思亲的情怀寄托，蕴藏着他们不屈不挠的抗战精神。

　　1939年“八一九”大轰炸之后，南方局党组织根据抗战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日渐暴露，决定由南方局妇女委员卢竞如接替时任南方局常委、《新华日报》主编的吴克坚，直接领导联系沈安娜、华明之的秘密情报工作。

　　月台坝陡峭的石梯

　　卢竞如从红岩村下来，来到位于上清寺街75号的家，如约与父母接头联络。

　　被父母称为“大姐”的卢竞如，严肃而又兴奋地告诉母亲：“安娜，根据你多年的入党申请和现实积极表现，由我卢竞如做介绍人，经中共南方局组织部部长博古批准，你，沈安娜，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了！”母亲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父亲和卢大姐马上按住说：“安娜，别跳啦，小心肚子里的娃儿！”

　　随即，卢竞如郑重地传达了南方局党组织对沈安娜在1939年1月前后所获取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重要情报，给予的高度评价和表扬。当时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不在重庆，由时任组织部部长及社会部部长的博古代理南方局书记。卢大姐转达了重要指示：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对国民党政府施行“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要坚决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击退他们的“反共高潮”，才能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真正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你们身处国民党的机要中枢，要对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时刻保持清醒、警惕，相机获得对我党有用的情报。

　　1939 年，卢竞如在重庆

　　60多年之后，年届90高龄的母亲提笔亲书：“一九三九年，在重庆，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郑重指示，要对党始终坚贞不渝。”母亲在94岁高龄时对年轻同志们说：“我24岁入党，至今70年了。我是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刻、在日寇对重庆大轰炸的1939年加入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没有仪式，也没有手续，但入党的神圣一刻，永记心上，从未改变！”

　　1940年2月，母亲临产了，就在防空洞里生了我。母亲说，两人拉一块白布挡一挡，就算“产房”了。白布外面，几个人帮母亲使劲，齐声喊道：“把娃儿生下来，把娃儿生下来！”父亲也在喊：“多一个娃儿，多一份抗战力！”母亲后来对我说：“我当时一使劲，忘了痛，就把你生下来了”。长大了，我也做了母亲，才知道什么叫撕心裂肺的产前阵痛。我的到来是母亲第二次生育，似乎顺当点，又是个女娃儿，父母高兴得要命。

　　大轰炸的防空警报一解除，父母抱着我赶快回家。家里一团乱麻，还要手忙脚乱伺弄我这个新生儿。这时，卢竞如（长大后我叫她“卢妈妈”）冒着随时会来的大轰炸、烧夷弹，一路踩着瓦砾，避开尸首，走好远路，来到我们家里，这叫父母惊喜万分。

　　那时刚搬到红岩嘴不久，驻在机房街的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也被炸毁了。卢竞如估算着母亲安娜该生娃儿了，便向南方局领导同志请示探望。得到批准后，她拎着大包小包来看望母亲。父母告诉我，卢竞如进门就抱起我，亲了亲说：“我也生过娃，后来我被捕了，可怜的娃儿就没了！安娜你这女娃儿，就是我的娃儿了！”她还问父亲，给女娃儿起什么名字。父亲说：“想叫‘华克放’，寓意中华民族一定能够解放！”卢竞如说：“好，好！这名字起得好，应了我们抗战的最终目的。小名，就叫‘小放’吧。”我40岁时，再次见到了卢竞如，她笑着告诉我：“小放，给你的见面礼是娃儿穿的小衣服、小帽子，还有一件红色的小斗篷。买这些慰问品的收据，还是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同志批了，在财务报销的。”

　　1940 年，沈安娜、华明之与女儿华克放在重庆合影

　　父母告诉我，我的婴幼儿年月，是在大轰炸下破烂不堪的房子里度过的。我幼年记忆很深的是，耳边常伴蛙声。我家吊脚楼面对一片水塘，父亲说那是重磅炸弹炸出来的大坑，积水多了，就成了烂水塘。从春到秋，一片蛙声总在耳边呱呱响。烂水塘滋生蚊蝇，整日在屋里飞来飞去，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潮虫，在床上地上爬来爬去。稍记事的我，最怕的还是那大大小小的老鼠。在屋顶夹层里就有一窝老鼠，常在地上蹿来蹿去，或在墙壁爬上爬下。据当时报纸报道，硕鼠比娃儿还大，甚至会把小娃儿咬死。那时重庆的鼠患非常严重，老百姓对地上的老鼠，就如同对天上“狗日的飞机”一样憎恶痛骂。以至时过80年后的我，一见电视画面出现老鼠的狰狞面目，就会厌恶地马上翻过去。

　　实际上，令幼年的我和小我一岁的弟弟最感恐怖的，是一墙之隔的宪兵队。半夜里常常传来犯人被拷打时的凄厉惨叫，一声接一声。我们家只有一张靠墙的双人床，弟弟出生后，四个人睡一张床，父亲只好在床边拼两张凳子，半个身子睡床上，半个身子睡凳上。半夜突然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传来，父母往往惊恐得腾地一下坐起来，捂着我和弟弟的耳朵，紧紧把我们抱在怀里。

　　时至今日，我仍保存着父母手书的一封信笺。信首父笔：“个人、家庭正和国家民族一样，要我们尝试一个更艰苦的磨炼……这滋味，非体验过的人，实在不易真切地理解。……安娜产后已是两个足月的身体，仍然虚弱不堪，月前又发胃病、便血，……奶水不够，母子俩的泪流在一起……”信末母字：“正值旧历岁尾，以贫病交迫之生活，每忆童年之欢欣，而今不堪回首矣！”

　　1940年的端午，日机又对重庆进行了密集的“疲劳轰炸”，那时我才三个月大。我姑父姑妈一家住在重庆南岸，姑父鲁自诚是父亲华明之的入党介绍人、母亲沈安娜的革命引路人。他们称姑父“鲁大哥”，称姑妈“韵三妹”。鲁自诚当时也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从事秘密情报、统战和兵运工作。可是，根据党的秘密工作“单线联系”的原则，他们与父母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能发生横的关联。然而，我们两家彼此血脉相通，心心相连。

　　姑父、姑妈和表哥克行眼看着江北上清寺一带遭遇前所未有的大轰炸，火光冲天，十分担心我们一家。姑妈带着克行惊恐万状呼唤时，姑父拿着相机拍下了那一瞬间，并在照片背面，以两岁小克行的口吻写道：“坡坡好大火啊！姆妈，娘舅家该不会中烧夷弹吧？！”并描写了当时的情景：“韵三母子于警报解除后，登高远眺，正值克行呼唤时摄。廿九年端午大轰炸后”。

　　此时，正在上清寺街的父亲母亲抱着我，凭着母亲胸前佩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徽章，得以躲进上清花园中一个专为中央党部机关职员和家属修建的防空洞。这个空洞大约排球场大小，高不足两米，两侧洞壁凹槽中放个土碗，倒点油，将几根棉线捻成灯芯点着了，就是灯。人们说，防空洞是“地狱”，点着的是“鬼火”。比起达官贵人的高级防空洞，这是个中等防空洞，里面大人小娃横七竖八、席地而坐，足有近百人，空气恶臭憋闷。炸弹落下，山石尘土飞扬，灯也灭了。父亲展开双臂护着母亲，母亲双手护着我，三人抱成一团。忽然，一个重磅炸弹落下，“鬼火”炸灭了，洞里一片漆黑，人被炸得弹起来，母亲抱着的我和包袱一起掉在地上。母亲大喊：“娃儿掉地上了，不要踩了我的娃儿！”同事们听到是母亲的喊声，都趴在原地不动，父母摸来摸去，好不容易才把我摸到，抱在怀里拍拍，我才如梦初醒，大声哭了出来。

　　轰炸稍停，我们赶快回家，还好房子没遭大炸，也没遭偷盗。倒霉的是一楼孙妈家，孙妈夫妇开个碾米小店挣钱养家糊口，端午大轰炸时，他们家着火了。父母正抱着我回家，父亲一看着火了，急中生智跑到二楼，一把掀翻水缸，把孙妈家的火浇灭了。孙妈夫妇从此管父亲叫“救火恩人”。

　　父亲还参加了民间自发组织的救火队，和楼下孙妈的丈夫一起，常常帮周围邻居家救火。父母说，这就是日寇大轰炸下我们中华民族的力量，百姓帮百姓、大家一条心。

　　孙妈夫妇为报答救火之恩，经常帮父母带我们两个小孩，端一碗自家牙缝里省下来的好大米给我熬米汤。看见我们家的熟人，孙妈都会客气地打招呼让上楼。如有陌生人在门前探头探脑，孙妈就会叫喊“碍着我们做生意了”，把他们轰走，实际上是保护我们。我至今记得孙妈那蛮厉害的模样，她常把我放在类似米桶的“站桶”里，他们就可以脱身去打开碾米机做营生了。一次，我在“站桶”里站不住蹲下了，哭声也被碾米机的轰鸣声盖住。父母下班回家，孙妈却找不见我了，忽然想起我还在“站桶”里呢，父母才把睡着了的我从“站桶”里抱出来。

　　那时，母亲生了娃却少有奶水。一位和母亲同姓又同乡的女同事，在中央党部秘书处任“录事”，那时她也生了娃，正常有奶，便经常让我吃她的奶。等我牙牙学语会叫人了，母亲让我叫她干妈。我至今记得她长着清秀的瓜子脸。干妈给我手织的红白相间的毛线衣裙，我幼时穿了好几年，舍不得脱。

　　1940 年端午节，华韵三与儿子克行合影。左为鲁自诚在照片背面的手迹

　　母亲从小在泰兴老家学做女红，针线活也是一把好手，常在大轰炸间隙的漫漫长夜剪剪缝缝，做成娃儿衣裤和女人旗袍，回赠同事或闺密，也算是大轰炸下小职员们相互之间的抱团取暖。

　　母亲还告诉我，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印刷股，那里油烟味弥漫，机器声轰鸣，国民党会议重要文件和讲话稿都在那里油印和装订成册。母亲常去那里“溜达”，并顺手牵羊拿走有用的文件。母亲与那里的工友混得挺熟。一个工友说，沈小姐不嫌弃我们浑身油墨干粗活的，看得起我们。另一工友说，沈小姐还把娃儿的小衣裤给我们家娃儿了，真是好人。有一次，一个工友知道母亲整理讲话稿需要某张废弃件，主动递给她说：“省得你抄了！”

　　后来我领悟，父母是中共秘密情报员，不是孤胆英雄、独行侠，他们始终是“鱼儿离不开水”，身边离不开这些“干妈”、“孙妈”、工友们。正是因为得到群众的掩护和帮助，他们才能潜伏生存，奋勇前行。

　　重庆雨多，大轰炸之后往往会下大雨，那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我们家所在的三楼首当其冲，屋顶屡遭弹片击中，大洞小洞千疮百孔，根本无法修补，也没法住人了。但凡下雨，三楼下大雨，二楼下中雨，一楼下小雨。雨天时，我们家总在地上摆着盆盆罐罐接雨水，被褥衣物全湿透了。夜里躲在床上靠墙的角落，父亲一手撑着油纸伞，一手抱着母亲，母亲怀里抱着我，迷迷糊糊、半睡半醒等天亮，经常如此。

　　在一个大轰炸后的雨夜，没睡着的父亲吟诵了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母亲接了一句：“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父亲坐直了身子，一字一顿地吟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我后来问父亲：“在那个年月，你哪来的那么大的家国情怀？”父亲答：“那是祖上传下来的”。我问：“什么祖上？”他答：就是我们的老祖宗，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华家祖上曾将全部财产捐给家乡修建义庄。母亲补充道：“那年月苦呵，死人是常事。我们是共产党人，已经把自己的生命与中国人民绑在了一起。必要时，命也是可以捐的了！”

　　1941年6月5日，那是重庆大轰炸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大隧道惨案。那天，日机黑压压一片又一片飞来，重庆百姓对着天空骂道：“狗日的飞机又下蛋了！”“跑防空洞呀！”一股脑涌向为公众开放的几个大隧道。

　　父亲当时谋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财务处职员作为掩护职业，十分了解大隧道惨案的原委：原本国民党重庆卫戍司令部和市政府，在重庆十八梯与观音台等地开凿了大隧道，准备将隧道改建为防空洞。但是卫戍司令部总是抬出“经费短缺”等理由拖延阻挠，实际经费早被他们中饱私囊了。工程时修时停，见首不见尾，以致几个隧道始终没有接通，两头是封死的，隧道里更没有什么通风设备。据说更荒唐的是，隧道大门栅栏按常理是向外开的，可这些隧道大门却是向里开的，平素大门还派有宪兵站岗并加了锁。后来轰炸时间越来越长，宪兵也跑了，大门仍加了锁，不准洞里人出来。

　　1941 年6 月5 日，在日军的轮番轰炸下，重庆大隧道发生数千人窒息的惨案。图为隧道中拖出的遇难者尸体堆积如山

　　母亲90岁时，曾指着一幅大隧道惨案的照片给我看，真是惨不忍睹。我问：“站在尸体上面戴帽子的是什么人？”母亲说，那是外国记者在拍照。我又问：“为什么那么多尸首都是没穿裤子？”母亲答道：裤子从尸体上往下扒，会更容易。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人说，从三个大隧道往外抬出闷死踩死的尸体，抬了整整一天，足有上万死难者，根本不止几百几千。抬尸首的是重庆城防司令刘峙组织的“工兵营”，他们偷的偷、抢的抢，尸首身上的大包小包、金银细软等，全被刘峙运到他老婆家的仓库去了。抬尸队员只有抢些衣物，连裤子都扒下来抢走。母亲愤怒地说，造成大隧道惨案的罪魁祸首是草菅人命的国民党反动政府！

　　在日寇大轰炸的间隙，母亲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大礼堂还看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另一幕。1940年冬，母亲得到机要处长指令，放下还在怀中未满周岁的我，匆匆赶去“中训团”大礼堂做速记。那天下午，蒋介石的讲话与往常不同，心不在焉、漫无边际，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母亲也无心速记，看看台下所谓“党政训练班”的高官们也无心听讲，似乎在等着什么。不一会儿，蒋介石讲完了退到休息室。母亲以为散会了正要走，机要处长却对母亲说：上峰意思，机要人员留下来陪餐。一些服务人员七手八脚把礼堂开会的长桌换成了吃饭的圆桌，小舞台充当主席台，台上一大桌，台下几小桌。一会儿又有饭馆的跑堂手拎提盒进场，端出了八大碗美味佳肴。面对这样的大鱼大肉，母亲说：“长这么大从没见过”。

　　忽然听得台上热闹起来，是蒋介石和夫人宋美龄出场了。宋美龄打扮得光鲜亮丽，挽着蒋介石的胳膊缓缓登场，后面跟着一个洋气十足、身着军服的年轻人。这是母亲第一次近距离看到蒋介石夫妇在大庭广众面前互称“达令”的亲密样子。机要处长告诉我母亲，那个年轻人是蒋介石的次子蒋纬国，刚从国外回重庆。母亲这才醒悟，开会作报告只是幌子，实际是摆席为蒋纬国接风，在众高官面前抬举蒋纬国。高官们则趁此机会大啖大嚼，轮番上台向在主桌端坐的蒋介石夫妇大显谄媚奉承之能事。

　　母亲看得直发愣，机要处长在旁提醒：“快用餐吧，平时吃不着。”后来母亲对我说，那美味佳肴不要说吃，连看都没看见过，想想大轰炸下百姓的惨状，想想破屋里嗷嗷待哺的小放（我的乳名），也不知父亲有没有先回家熬点米汤喂喂小放，泪水就忍不住噙在眼中。母亲还没回过神来，又见一个京戏班子从旁门敲敲打打进场，竟然唱起了堂会。宴席喧嚣热闹的气氛，恰与母亲的悲切心情形成强烈对比。母亲说，我得强忍住泪水，敷衍着这一幕陪餐。这就是抗战时期“陪都”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尽管无休止的大轰炸极大消耗了父母的体力和精力。但是父母说，我们作为中共隐蔽战线的战士，积蓄了更大的体力和精力，不停地为党搜集情报。从1939年至1941年，在三年无差别大轰炸下，我们获取了不少重要内幕情报，供党中央、南方局做重要决策参考。

　　1939年1月2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开幕，会议开了十天。每天，母亲都端坐在主席台侧席担任速记工作。此时的母亲已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处正式担任了机要速记员，国民党中央常会、中央全会都由这位不可或缺的“快手”沈琬（时名）担任速记员。每天父母去上班，父亲总会陪母亲走一段，然后对母亲说：“去吧，稳坐钓鱼台！”母亲总会回首点点头。

　　会议期间，母亲发现，五届五中全会的秘密文件草稿，赫然出现在机要处长的办公桌上。眼尖的母亲一眼扫过，一份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据处长科长说，这都是由中统局徐恩曾副局长起草的。母亲怀着无比惊讶与愤怒的复杂心情，回家马上向父亲诉说：现在不是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高潮中吗，怎么暗地里却“防制异党”“处置共党”？甚至还有“取消暴动与赤化”“取消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等等，全是“取消”二字。父亲镇定地表示，应该马上向党组织报告。随即母亲伴着夜色，马上去机房街70号（当时称为“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通讯处”），在父亲的掩护下，向董必武和博古汇报。两位领导听闻，马上警觉起来说：安娜，你在国民党中央准备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之前，能把顽固派拟将施行的“溶共”“限共”“防共”本质是“反共”的阴谋策划，预先报告了党组织，这是很重要的内幕情报。事前报告，更为得用。你要继续关注动向，一刻不能放松。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有关文件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所有出台的文件，母亲都看到了。特别是4月，国民党以“极密件”下达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6月，又以“密令”下达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如何获取这两个秘密下达的反共文件？母亲与父亲周密商议后决定，母亲从“印刷股”把废弃件带回家，父亲把文件细细剪边，对其中印得不清晰的字，一一描清，卷成纸卷儿密藏。由吴克坚和卢竞如先后来家取走，报红岩南方局，最后上报到延安党中央。

　　1940年，党中央、毛主席根据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的国共“磨擦与反磨擦”事件，下发了《磨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小册子内容包括《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两个文件，以及从其他渠道获取的共六个反共文件。这些文件白纸黑字，证据确凿地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挑衅妄为，明确指出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反共图谋是国共磨擦产生的根源。为此，卢竞如代表南方局党组织表扬了沈安娜与华明之不顾个人安危，获取五届五中全会反共文件，为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提供了关键性的情报支持。

　　1939年上半年，蒋介石亲自谋划，在浮图关（重庆百姓称“糊涂关”）下选了大片平坦之地，成立了“中央训练团”，分批分期训练各级官员。蒋介石亲任团长，经常去训话、作报告。母亲常到“中训团”为蒋介石做讲话速记。时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的朱家骅兼任“中训团”训育主任，也经常去作报告，母亲自然必须随从做速记。

　　此时的朱家骅还兼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一次在大轰炸间隙，朱家骅要去“中训团”作关于中统局组织概况及任务的报告。朱对母亲一直信任器重，指定“沈小姐”用速记方式协助他的心腹秘书草拟报告稿。在卢竞如来家接头联络时，父母汇报了此事。卢竞如认为这是极好的机会，要求父母配合协作，取得朱家骅有关中统局整体概况及任务的报告。父母立即应允。

　　国民党中统局局长朱家骅实际被副局长徐恩曾架空。但朱又不甘心大权旁落，非要亲自去“中训团”作中统局的大报告，以显示他的“权威”。朱命心腹秘书从徐恩曾那里软磨硬泡，拿到了一些绝密的资料。这秘书本就偷懒，就顺手把那些材料交给“沈小姐”整理，“请沈小姐偏劳”。母亲便大大方方在办公室“偏劳”，把中统局绝密资料用速记符号记录下来，下班时把速记本带回家，尽快译出来，再由父亲整编成党需要的情报材料。

　　大轰炸后的重庆市里经常停电，家里只有点油灯。我叫那只灯泡为“桂花灯”，因它犹如桂花般点点小。父亲不论天气多热，都要把面向吊脚楼的小窗户严实地挂上窗帘，挡住那微弱的光，在“桂花灯”下密写，汗水常把眼镜打湿。有时我和弟弟还要“捣乱”，哭闹不停。母亲常常一边帮助父亲辨认速记符号，一边哄着我和弟弟。

　　沈安娜使用的速记符号

　　卢竞如到家中，看到母亲冒险密取、父亲整编抄正的情报，十分满意，把情报密密缝在旗袍内里。父亲说刚轰炸了，送大姐一段路吧，被卢竞如坚决挡住了，她摸黑返回了红岩村。后来，卢竞如代表党组织表扬了父母。爸妈高兴地说，只要情报对党组织有用，苦点不算什么。

　　1941年10月，母亲怀我的弟弟八个月了，又迎来了一个艰难的“大丰收”。此前，母亲从中央党部机要处得知，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一些会议文件草稿逐渐浮出水面。其中有国民党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的《关于对共产党问题的报告提案（草稿）》，还有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的《对共产党的处理问题的提案（草稿）》《关于党务推进的根本方针》。这些文件反映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甚嚣尘上的反共倾向，以及在内部搞“清洗”、搞“肃清内奸”等具体措施。此时，南方局指定，接替卢竞如联系领导父母情报工作的是徐仲航（南方局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地下党党组成员）。父母向徐仲航口头报告有关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九中全会的信息，以及何应钦和徐恩曾的反共文件（草稿）的内容。徐仲航听罢，立即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报告。

　　抗战期间，华明之、沈安娜用以传递情报的箱子

　　10月10日，周恩来召开有董必武、孔原、邓颖超参加的谈话会，商定对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现在应注意搜集材料。徐仲航得到指令，随即转告华、沈，细密布置了上级领导下达的获取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情报任务。

　　此时，母亲已进入预产期，仍坚持挺着大肚子，上坡下坎，到国民党中央党部上班。她有意识地到秘书室去“转转”，搜集资料，有一次在桌上竟然看到了何应钦与徐恩曾的文件草稿。母亲说，她顾不上与秘书们瞎扯，一目十行，瞄准文件草稿的内容，然后立即返回办公室，用自己独特的炳勋速记符号和自创的速联符号，将“要点”“核心”记录在速记本上。一天又一天，陆陆续续地偷看、默记、带回家。到家后，母亲马上伏案工作，凭着记忆和速记符号，尽量完整译出，再由父亲把内容整理抄清，藏在打通的蚊帐竹竿内，或者藏在一个可防老鼠咬的小铁皮箱底下，等着徐仲航来家取走。因为经常从床下拖出拖进，小铁皮箱底已磨出了小洞。

　　1942年1月9日，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情报部把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情报摘要，上报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在“中情通报”上，写下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批示：“九中全会表现了国民党的极大动摇性，这种动摇似要等到法西斯失败时才会起变化，那时变好变坏，当依国际国内条件来决定。”

　　母亲在这两个多月里，生了我弟弟，又获得了九中全会的情报，受到徐仲航代表南方局党组织的鼓励和表扬。父母说，这是一生中的“双丰收”。那一晚母亲抱着新生的弟弟，父亲抱着我，睡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好觉。

　　谨以此文，致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而献身的英烈！悼念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同胞！

　　本文标题：华克放-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和隐战者（华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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