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年我偷偷看录像带，被嫂子发现，她没骂我，反而坐下一起看

　　嫂子的渡轮

　　那盘叫《风雨渡轮》的录像带

　　1988年的夏天，像一口黏稠的麦芽糖，把整个城市都粘住了。空气里是煤炉子没烧尽的呛味儿，梧桐树叶子被晒得打了卷，知了声嘶力竭地叫，好像要把一个夏天都喊完。

　　那年我十六岁，身体里窜着一股没名堂的火，看什么都不顺眼。看我爸的永久牌自行车，看我妈的的确良衬衫，尤其看我哥陈亮，那个在红星机械厂当技术员，永远一身笔挺工装，头发梳得像拿尺子量过的男人。

　　我哥大我十岁，是我人生的反义词。他严谨，我松垮；他沉默，我话痨；他看《人民日报》，我看街边租来的武侠小说。我们家那台十四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就是我们兄弟俩的战场。他要看新闻联播，我要看《霍元甲》。结果可想而知，我的后脑勺总能精准地接到他用报纸卷成的纸筒。

　　但那年，我们家添了个新成员，一台“金星”牌录像机。那是我哥结婚的彩礼，摆在堂屋正中央，盖着一块绣着红牡丹的绒布，像个神龛。

　　有了它，我哥就有了新的武器。他会从厂里的工会借来《地道战》、《小兵张嘎》，在周末家庭放映。我看着那些黑白人影，嘴里能淡出个鸟来。

　　真正的好东西，在同学胖子手里。胖子的爹是跑船的，能从香港、广州弄来一些“内部带子”。那些带子通常没有封皮，塑料壳上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名字。胖子总用一种神秘又轻蔑的眼神看着我，说：“陈默，你哥放的那些，是喂小孩的米汤，我这儿，是烧刀子。”

　　八月的一个下午，我哥厂里加班，爸妈去了外婆家，家里只剩下我和我嫂子林晚。

　　嫂子是前一年嫁过来的。她和我哥是厂里介绍认识的，她家在隔壁的纺织厂。嫂子很漂亮，不是那种咋咋呼呼的美，是安静的，像弄堂里那口老井，你往下看，黑黢黢的，但水面能映出你的影子，清清亮亮的。她话不多，总是微微笑着，看人的眼神很温柔，但又好像隔着一层雾。

　　她对我很好，会偷偷给我塞五毛钱让我去买棒冰，会在我哥发火时轻轻拉一下他的胳膊。可我总觉得，她和我哥，乃至我们整个家，都格格不入。她喜欢看书，看那些我看不懂的外国小说，喜欢听邓丽君。而我哥，觉得那些都是“靡靡之音”。

　　那天，胖子骑着车，满头大汗地找到我，从帆布书包里掏出一盘录像带，塞进我怀里，那塑料壳还是温的。

　　“陈默，好东西！香港最新的！”他压低声音，眼睛发亮，“《风雨渡轮》，劲爆！”

　　他对我挤了挤眼，那个眼神我懂，是少年之间心照不宣的密码。那意味着，这盘带子里，有我们渴望窥探，却又被大人世界严密封锁的“内容”。

　　我捏着那盘带子，手心全是汗。塑料壳有点旧，边角甚至有一丝裂纹，上面用蓝色圆珠笔写着三个字——《风雨渡轮》。这名字听起来，就像武侠片，又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

　　我把它藏在床板底下，心里像揣了只兔子，一整个下午都坐立不安。晚饭时，嫂子做的红烧肉，我扒了两口饭就没了胃口。

　　“阿默，不舒服？”嫂子问，给我夹了一筷子青菜。

　　“没，天太热。”我含糊地答道。

　　我哥宣布，他今晚要上夜班，通宵。

　　我的心，在那一刻，咚地一声，重重地跳了一下。机会来了。

　　夏夜里的共犯

　　送走我哥，时针指向了九点。窗外的知了声渐渐弱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邻居家收音机里传出的评弹，吴侬软语，咿咿呀呀。

　　我竖着耳朵听。嫂子在自己屋里洗漱，水声哗哗。然后，灯熄了。

　　整个世界都安静下来，只剩下我愈发激烈的心跳。我像个贼一样，踮着脚，从床底下摸出那盘《风雨渡轮》，溜进堂屋。

　　我小心翼翼地掀开那块红牡丹绒布，按下录像机的开仓键。那个黑色的带仓，像一只沉默的巨兽张开了嘴。我把带子塞进去，心脏快要从喉咙里蹦出来。

　　按下播放键。

　　录像机里发出一阵轻微的“咔哒”声，电视屏幕闪烁了几下雪花，然后，画面跳了出来。

　　没有胖子暗示的那些“劲爆”场面。

　　画面是昏黄的，镜头摇过香港维多利亚港的夜景，霓虹闪烁，像打翻了的珠宝盒。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人，靠在渡轮的栏杆上，海风吹乱了他的头发。他很英俊，眉眼间有一股忧郁的气质。

　　电影是粤语原声，没有字幕。我一个字也听不懂，只能靠画面猜。故事大概是一个穷小子和一个富家女的爱情悲剧。

　　我有点失望，但又被那光怪陆离的画面吸引了。对于一个1988年的内地少年来说，那画面里的每一个细节——高楼大厦、双层巴士、男人手腕上的电子表——都是一个遥远又新奇的世界。

　　就在我看得入神时，身后传来一阵极轻的脚步声。

　　我浑身的血都凉了。

　　我僵在椅子上，连头都不敢回。完了，是嫂子。她肯定会告诉我哥，我哥会打断我的腿。

　　“阿默。”

　　嫂子的声音很轻，听不出喜怒。

　　我像个被判了死刑的犯人，慢慢地转过头。嫂子就站在我身后，穿着一件白色的棉布睡裙，头发披散着。堂屋里没开灯，电视屏幕的光跳跃在她脸上，明明暗暗。

　　我以为会迎来一场暴风雨，至少也是一顿严厉的训斥。

　　但她没有。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屏幕，眼神里没有责备，也没有惊讶，而是一种我完全看不懂的复杂情绪，像是……怀念？

　　“这是……什么电影？”她问。

　　“《风雨渡轮》。”我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她“哦”了一声，没再说话。我以为她会转身离开，或者勒令我关掉。

　　但她却拉过旁边的一张竹椅，在我身边，轻轻地坐了下来。

　　那个瞬间，我彻底懵了。

　　夏夜的风从窗户吹进来，带着一丝潮热。电视里，男女主角正在激烈地争吵，粤语像一串串急促的鼓点。而我和嫂子，并肩坐在这片昏暗里，成了这个夏夜里最沉默的共犯。

　　我紧张得手脚都不知道往哪里放。我能闻到她身上传来的一阵淡淡的胰子香，混着洗发水的味道，很好闻。

　　她看得很专注，比我看过的任何一场电影都要专注。她的身体微微前倾，双手轻轻地放在膝盖上，整个人像是被吸进了那个光影的世界。

　　我偷偷地观察她。我发现，她的目光，始终追随着那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主角。当他笑，她的嘴角会不自觉地微微上扬；当他陷入困境，她的眉头会轻轻蹙起。

　　电影放到一半，有一个场景。男主角和女主角在渡轮上，背景是漫天烟花。他们没有接吻，只是并肩站着，男主角把自己的外套，披在了女主角身上。

　　就是这个平淡无奇的镜头，我听到身边传来一声极轻的、压抑的抽泣。

　　我转过头，看见一滴眼泪，顺着嫂子的脸颊滑落，在电视忽明忽暗的光线下，像一颗破碎的星星。

　　她很快地用手背抹掉了，动作快得像是不想让任何人发现。

　　我的心猛地一沉。我突然意识到，这盘带子，对她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劲爆”的香港电影。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她心里某个尘封的角落。

　　电影的结局是个悲剧。男主角为了保护女主角，死在了码头的混战里。最后一个镜头，是他倒在血泊中，眼睛还望着渡轮离去的方向。

　　片尾曲响了起来，是一首悲伤的粤语歌。

　　嫂子没有动，一直坐到屏幕上只剩下雪花。

　　“啪”的一声，我关掉了电视。堂屋里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嫂子……”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不早了，睡吧。”她站起身，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这事，别告诉你哥。”

　　“嗯。”我重重地点头。

　　她转身回了房间，那个穿着白色睡裙的背影，在黑暗里显得那么单薄。

　　我一个人坐在黑暗里，很久很久。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个总是微笑着的、安静的嫂子，心里藏着一个比维多利亚港的夜色，还要深的海。

　　一个不需要解释的秘密

　　从那天晚上起，我和嫂子之间，就有了一个不需要解释的秘密。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起《风雨渡轮》，那盘带子被我悄悄还给了胖子。但有些东西，确实不一样了。

　　以前，我怕她，也敬她。现在，我多了一份好奇，和一丝说不清的亲近。我开始下意识地观察她。

　　我发现，她常常一个人发呆。有时候是在厨房摘菜，手里捏着一根青菜，眼睛却望着窗外，半天没有动静。有时候是坐在堂屋里缝衣服，针线穿好了，却迟迟不落下第一针。

　　她的目光总是飘向很远的地方，好像在看我们都看不见的东西。

　　我哥依旧是那个样子，早出晚归，沉默寡言。他和嫂子的交流很少，除了“吃饭了”、“我走了”之外，几乎没有多余的话。他们的婚姻，就像一杯温吞的白开水，没有味道，也从不起波澜。

　　我开始为嫂子感到不值。在我十六岁的认知里，爱情就该是《风雨渡轮》里那样，轰轰烈烈，哪怕结局是悲剧。而我哥给嫂子的，是沉闷，是刻板，是一潭死水。

　　我开始用我的方式，笨拙地对她好。

　　学校组织去郊区的公园野餐，我特意采了一把野雏菊，用报纸包着，带回家插在她房间的玻璃瓶里。她看见了，愣了一下，然后对我笑了。那天的笑容，好像比平时要明亮一点。

　　我知道她喜欢听邓丽君，就用我攒了几个月的零花钱，去街角的音像店买了一盘《淡淡幽情》的磁带。我不敢直接给她，怕我哥看见。我趁没人的时候，偷偷塞进了她床头的抽屉里。

　　第二天，我听见她房间里隐隐约约传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歌声，声音开得很小，像怕惊扰了谁。

　　我们之间的交流，依然不多。但有时候，一个眼神，一个微笑，就好像交换了彼此都懂的密码。

　　那个秘密，像一根看不见的线，把我们两个在家庭里都略显“边缘”的人，牵到了一起。我成了她沉默世界里，唯一一个窥见过裂缝的人。而她，成了我少年时代，唯一一个没有把我当成不懂事的孩子，愿意与我分享一份成人世界秘密的人。

　　高三那年，我学习压力很大，脾气也变得很暴躁。有一次模拟考没考好，我哥对着成绩单，把我从头到脚数落了一遍，说我“烂泥扶不上墙”。

　　我跟他大吵一架，摔门而出。一个人跑到江边，坐到天黑。江风吹得我浑身发冷，心里又委屈又愤怒。

　　回家的时候，已经快十点了。我以为会面对我哥更严厉的批评。可推开门，我哥不在，只有嫂子一个人坐在饭桌边，桌上的饭菜，还用一个大碗罩着，温着。

　　“回来了？”她站起来，“肯定饿了，快来吃饭。”

　　她把饭菜端到我面前，一碗排骨汤，一盘炒青菜。

　　我低着头，狼吞虎咽。吃着吃着，眼泪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米饭里。

　　嫂子没劝我，也没说话，只是坐在一旁，给我递过来一张手帕。

　　等我吃完，她才轻声说：“阿默，你哥那个人，嘴硬心软。他是怕你以后走弯路。”

　　“他根本不了解我！”我梗着脖子说。

　　嫂子看着我，目光很柔和。她说：“有时候，不了解，也是一种保护。”

　　我那时候听不懂这句话。

　　她顿了顿，又说：“你不要怪他。有些人，心里装了太重的东西，就没力气再把话说得好听了。”

　　那天晚上，她跟我聊了很多。聊我的学业，聊我的未来，聊我想去哪个城市上大学。她就像一个最耐心的姐姐，听我倾诉所有的烦恼和憧憬。

　　那是我第一次，和她聊那么久。在昏黄的灯光下，我看着她的侧脸，忽然觉得，她和我哥，或许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他们之间，或许也有一种我看不懂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相处方式。

　　只是，那个关于《风雨渡轮》的夜晚，那个流泪的侧影，依然是我心里最大的谜团。

　　那双不属于大哥的白球鞋

　　1992年，我考上了上海的大学，离开了那个黏稠又燥热的小城。

　　大学四年，我像一匹挣脱了缰绳的野马，疯狂地吸收着新的一切。摇滚乐、好莱坞电影、通宵的卧谈会。我留了长发，穿破洞牛仔裤，觉得自己酷得不行。

　　每次放假回家，都像是一次短暂的时空穿越。家里的一切好像都没变，我哥还是那副严肃的样子，嫂子还是那么安静温柔。只是他们的眼角，都悄悄爬上了一些细纹。

　　他们有了一个女儿，我的小侄女，叫安安。安安的出生，给这个沉闷的家带来了很多生气。嫂子的话明显多了起来，脸上也常常挂着发自内心的笑容。我哥，这个不苟言笑的男人，在面对女儿的时候，也会笨拙地学着发出“驾驾驾”的声音，把她扛在脖子上。

　　我一度以为，时间的流水，已经冲淡了那个夏夜的秘密。嫂子心里的那片海，或许已经被家庭的温暖填满了。

　　直到大三那年暑假。

　　那天下午，家里搞大扫除。嫂子让我帮她把顶柜上的一个旧箱子搬下来。箱子是木头的，很沉，上面积了厚厚一层灰。

　　打开箱子，里面都是一些旧衣服，散发着樟脑丸和旧时光混合的味道。

　　“这些都是你哥以前的衣服，留着占地方，理出来看哪些还能穿，哪些就捐了。”嫂子一边说，一边翻拣着。

　　我帮着她把衣服一件件拿出来。突然，我在箱底，摸到了一个硬硬的方盒子。是个鞋盒。

　　鞋盒很旧了，是那种最老式的牛皮纸盒，上面的商标已经模糊不清。我好奇地打开。

　　里面是一双白色的帆布球鞋。是那种最经典的“回力”牌，鞋边有一圈红色的条纹。

　　鞋子被刷得非常干净，连鞋底的纹路里都没有泥。但看得出来，它被穿过很久，鞋面有些地方已经磨得起了毛，鞋头的橡胶也有些泛黄。

　　但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双鞋的尺码，太小了。我目测了一下，最多40码。

　　而我哥，陈亮，他穿43码的鞋。

　　我拿着那双鞋，心里“咯噔”一下。那个尘封已久的谜团，像水底的淤泥，又被搅动了起来。

　　“嫂子，”我故作不经意地问，“这也是我哥的鞋？我怎么不记得他穿这么小的鞋。”

　　嫂子的动作，有那么一瞬间的停顿。

　　她回过头，看了看我手里的鞋，眼神闪烁了一下。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神情，好像被什么东西刺痛了。

　　“哦……这个啊，”她很快恢复了平静，伸手把鞋盒接了过去，盖上盖子，“是你哥一个……老同学的。以前放我们家，后来忘了拿走。”

　　这个解释，太牵强了。

　　一个老同学的鞋，会放在自家箱底，保存得这么好，十几年了还留着？

　　我没有再问下去。我知道，我触碰到了她的禁区。

　　她把那个鞋盒，又放回了木箱的最底层，用好几件衣服盖住，好像要把它重新埋葬起来。

　　那个下午，阳光很好，透过窗户照进来，空气里漂浮着细小的尘埃。我看着嫂子忙碌的背影，心里却是一片阴霾。

　　我几乎可以确定，这双鞋，和那个夜晚的《风雨渡轮》，指向的是同一个人。

　　一个存在于嫂子过去，却从未出现在我们家生活里的男人。

　　我开始控制不住地想象。他是什么样的人？是那个穿着白衬衫，站在渡轮上，眉眼忧郁的男人吗？他穿着这双白色的回力球鞋，和我嫂子，走在哪条林荫路上？他们之间，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后来呢？为什么最后，嫁给我哥的是嫂子？

　　这些问题，像一团乱麻，在我心里盘根错节。我不敢问，也不能问。

　　我只能看着我哥，那个被我从小当作“反义词”的男人，看着他日复一日地去上班，去修机器，去用他沉默而笨拙的方式，维持着这个家。我不知道，对于嫂子心里的那片海，他究竟是一无所知，还是……他本身就是一座堤坝？

　　时间的灰烬

　　岁月是一台最无情的机器，把我们所有人都磨成了另一副模样。

　　我大学毕业，留在了上海。结婚，生子，成了一个标准的上班族。头发剪短了，牛仔裤换成了西装裤，生活被房贷和孩子的成绩单填满。我成了我曾经最看不上的那种，无趣的成年人。

　　每次回老家，都觉得那座小城变得越来越小，而父母、哥嫂，变得越来越老。

　　爸妈相继在几年内去世了。办完丧事，那个曾经充满烟火气的老房子，一下子就空了。只剩下哥嫂还守在那里。

　　嫂子的身体，是在那之后慢慢垮掉的。

　　她本就清瘦，后来更是瘦得像一片风中的叶子。她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病，一到阴雨天，关节就疼得厉害。后来，又查出了心脏的问题。

　　她的话越来越少，比年轻时更沉默。常常一个人坐在藤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安安已经去外地上大学了，家里又恢复了那种过分的安静。

　　我哥提前办了内退，专心在家照顾她。

　　那个曾经严肃刻板的男人，仿佛一夜之间，学会了所有的温柔。他会变着法子给她做吃的，会每天晚上坚持用热水给她泡脚，会推着轮椅带她去公园晒太阳。

　　他们的交流依然不多，但那种相濡以沫的默契，却让旁观的我感到一种震撼。他给她递水，她伸手去接，全程可能没有一个字的交流，但动作却配合得天衣无缝。

　　我有时候会想，他们之间，或许真的有爱情。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而是被岁月熬煮过的，变成了亲情，变成了责任，变成了彼此生命里的一部分。

　　22年秋天，嫂子住院了。

　　我请了长假回去。医院里，她已经很虚弱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我哥守在床边，几天几夜没合眼，整个人像被抽干了水分，迅速地苍老下去。

　　有一次，嫂子难得清醒了一会儿。她看见我，对我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像窗外最后的一抹夕阳。

　　她朝我招了招手，我把耳朵凑过去。

　　“阿默，”她的声音气若游丝，“……帮我把床头柜……那个小木盒子……收好。”

　　我点头，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

　　“别让你哥……看见了……心烦。”

　　我不知道那个盒子里是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定是她要带走的，最后一个秘密。

　　嫂子是在一个星期后走的。很安详。

　　那天天气很好，秋高气爽。我哥一直握着她的手，直到那只手，彻底变凉。

　　他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没有。只是坐在那里，像一尊石化的雕像。

　　葬礼上，他一个人操持着所有事，冷静得让人心疼。

　　直到一切都尘埃落定，我们一起回家整理嫂子的遗物。当我打开那个她嘱咐我收好的小木盒时，我哥就站在我身后。

　　盒子里，没有贵重的东西。只有一盘磁带，是那盘《淡淡幽情》。还有几封信，信封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

　　最下面，是一张被摩挲过无数次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孩，靠在一艘渡轮的栏杆上，笑得一脸灿烂。他的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回力球鞋。

　　那个男孩，和电影《风雨渡轮》里的男主角，至少有七分相像。

　　我哥的身体，在我身后，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一座没有名字的墓碑

　　我拿着那张照片，转过身，看着我哥。

　　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男人，在看到照片的那一刻，终于崩溃了。他没有嚎啕大哭，只是弯下腰，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耸动着，发出一种被压抑到极致的、像小兽一样的呜咽声。

　　整个房间里，只剩下他压抑的哭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

　　那天晚上，我们兄弟俩，三十年来第一次，坐在一起喝酒。

　　桌上摆着一瓶二锅头，两个杯子，一盘花生米。

　　酒过三巡，我哥通红着眼睛，给我讲了一个我从未听过的故事。

　　照片上的男孩，叫方远。是我哥最好的朋友，也是嫂子林晚的初恋。

　　他们是高中同学。方远和我哥一样，是机械厂的子弟，但他和我哥完全不同。他会画画，会弹吉他，会说很多林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像一道光，照亮了林晚那个安静又循规蹈矩的少女时代。

　　他们偷偷地恋爱，在那个保守的年代，每一次见面都像一次冒险。那双白色的回力球鞋，是林晚用自己攒了很久的钱，买给方远的第一份礼物。

　　88年，他们高中毕业。方远不想进厂，他想去深圳，去那个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南方。他约好了林晚，在一个夏天的晚上，一起坐上去南方的长途汽车，私奔。

　　“那天晚上，”我哥的声音沙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就是你看录像带的那个晚上。”

　　我的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

　　“我当时是唯一知道他们计划的人。方远托我，如果他家里人问起，就说他去我一个远房亲戚家玩了，拖延几天时间。”

　　“那天晚上，下着大雨。去长途汽车站，要先坐渡轮到江对岸。方远先去码头等她，约好了九点钟的船。”

　　我哥停了下来，端起酒杯，一口喝干。

　　“但是……船没等到。码头上堆的货，被大风刮倒了。他为了救一个小孩，被砸中了……”

　　后面的话，他没有说下去。

　　但我全明白了。

　　风雨渡轮，原来不是电影，是宿命。

　　“她那天晚上，在约好的地方，从八点半，一直等到深夜。浑身都湿透了，像个傻子一样。我去码头找她，把她拖回家的时候，她已经烧得说胡话了。”

　　“后来呢？嫂子她……”

　　“她大病了一场，差点没救回来。醒了之后，整个人就变了。不说话，不笑，像个木头人。”我哥看着窗外，眼神空洞，“方远的父母，把所有的错都怪在她身上，说是她害死了自己儿子。那段时间，风言风语，很难听。”

　　“是我……是我去求我爸妈，上她家提的亲。”他低下头，声音里充满了疲惫，“我不忍心看她被那些话淹死。我想，给她一个家，一个壳，让她能躲进来。我知道她不爱我，她心里那个人，已经跟着那艘船，一起沉了。但我跟她说，没关系，我不图你什么，就图让你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我终于明白了所有的一切。

　　那个夏夜，嫂子坐在我身边，她看的不是什么香港电影，她是在看她的方远。她不是在看一个虚构的爱情故事，她是在祭奠她那场被永远留在了码头的，未完成的私奔。

　　那双被她刷得干干净净的白球鞋，是她青春里唯一剩下的遗物。

　　而我哥，我这个被我误解了半生的、刻板的哥哥。他不是不懂浪漫，他是用他的一生，去守护了另一个男人的爱情。他的沉默，他的严肃，他的不苟言笑，原来都是因为，他把他所有的温柔和耐心，都给了那个心里住着别人的妻子。

　　他娶的，根本不是一个妻子。

　　他娶的是一座没有名字的墓碑。他用自己的婚姻，为他最好的朋友，也为他妻子死去的爱情，守了一辈子的灵。

　　“她那天晚上，跟你一起看录像带，是不是哭了？”我哥突然问我。

　　我点了点头。

　　“那就好……”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个迟到三十年的心愿，“她心里太苦了，能哭出来，就好……”

　　吹过江面的风

　　嫂子走后的第二年，老房子拆迁了。

　　我和哥一起，把所有的东西都打包清空。那盘叫《风雨渡轮》的录像带，我哥没舍得扔，用一块干净的布包好，放在了箱底。

　　我拿着拆迁款，在江边的新小区，给我哥买了一套小两居。阳台正对着江面，能看到远处渡轮来来往往。

　　我哥搬家后，整个人好像松弛了下来。他开始学着养花，侍弄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绿植。他话依然不多，但眼神，比以前柔和了许多。

　　有一次，我去看他。他正坐在阳台的藤椅上，看着江面发呆。

　　“哥。”我叫他。

　　他回过头，对我笑了笑。

　　“阿默，你看，”他指着江面上一艘缓缓驶过的渡轮，“这江上的风，吹了几十年，还是一样啊。”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江面在夕阳下，被染成一片金红色，波光粼粼。汽笛声被风送过来，悠长而辽远。

　　那一刻，我好像看见了。

　　看见了1988年的那个夏夜，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靠在渡轮的栏杆上，对着岸上那个穿着碎花裙子的姑娘，笑得一脸灿烂。

　　我也好像看见了，我嫂子林晚，在我身边坐下，看着屏幕里的光影，悄悄流下一滴眼泪。那滴眼泪里，有她全部的青春，和一场永远到不了岸的远行。

　　我还看见了我哥陈亮，这个沉默的男人，他用他不算宽阔的肩膀，为她撑起了一片屋檐，挡住了外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

　　他们三个人，用一场沉默的悲剧，教会了我，什么才是爱。

　　爱不是占有，是成全。是哪怕你心里装着别人，我也愿意为你守着那座空城。是哪怕你已经不在了，我也愿意替你，看看这江上的风。

　　我站到我哥身边，和他一起，看着江面。

　　我知道，嫂子的那艘渡轮，其实从没有沉没。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停靠在了我哥的心里，也停靠在了我的记忆里。

　　它将永远，在那片名叫“往事”的海上，迎着风，一直航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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