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年东莞发廊，一个女人塞给我50万，从此我活在噩梦里

　　1991年的绿皮火车，像一条闷热的铁皮咸鱼，把我从湖南乡下，一路晃到了广东。

　　车厢里塞满了人，汗味、方便面味、劣质烟草味，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对未来的憧憬和恐惧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死死地粘在空气里。

　　我叫陈明，十九岁。

　　来之前，我爹把家里仅有的三百块钱塞我手里，手背上全是开裂的口子。

　　他说，阿明，去了那边，机灵点，别被人欺负。

　　我嗯了一声，眼泪在眼眶里打转，硬是没掉下来。

　　我们村，出去打工的人都说，广东遍地是黄金，弯腰就能捡到。

　　可火车到站，我一脚踏上东莞的土地，迎接我的是一股混着灰尘的、湿热的浪潮。

　　到处是工地，到处是匆匆忙忙的人，他们脸上的表情，和我一样，既茫然，又带着一股狠劲。

　　黄金没看见，倒是看见了无数个像我一样，准备把命拿去换钱的年轻人。

　　老乡介绍我进了厚街的一家台资鞋厂。

　　说是鞋厂，其实就是个巨大的铁皮棚子，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又阴冷刺骨。

　　我的工作是粘鞋底，一种刺鼻的胶水味，二十四小时都萦绕在鼻尖，熏得人头昏脑涨。

　　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有时候要加通宵班，一个月下来，拿到手两百多块。

　　除去吃住，寄一百五十块回家，剩下的钱，我掰着手指头算，连买一包好烟都舍不得。

　　日子就像那条永不停歇的流水线，枯燥，重复，看不到头。

　　工友们下班后最大的娱乐，就是聚在宿舍里打牌，或者去录像厅看那些模糊不清的港片。

　　我对这些都提不起兴趣。

　　我唯一的念头，就是挣钱，挣更多的钱，把我爹的病治好，让我妹能继续读书。

　　那天晚上，我又加班到十点多。

　　回到宿舍，一股脚臭和汗臭扑面而来，几个工友光着膀子，围着一张小桌子赌钱，烟雾缭绕，骂骂咧咧。

　　我心里烦闷，转身又走了出去。

　　厂区外的夜市，是这片灰色地带唯一的亮色。

　　烧烤摊的油烟，廉价音响里放着的粤语歌，穿着花衬衫和喇叭裤的男男女女，构成了一幅生猛又混乱的画卷。

　　我漫无目的地走着，像个孤魂野鬼。

　　然后，我看到了那家发廊。

　　“玫瑰发廊”。

　　四个粉红色的霓虹灯字，在潮湿的夜色里，显得格外暧昧。

　　门口的旋转灯柱，一圈一圈，红白蓝，像个迷魂阵。

　　我鬼使神差地停下了脚步。

　　其实我头发不长，来广东两个月，都是工友用推子随便给推的，跟狗啃过一样。

　　但我就是想进去。

　　或许是那粉红色的光，让我觉得里面藏着一个和这灰扑扑的工厂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推开玻璃门，一阵混着廉价洗发水和香烟味道的暖风迎面扑来。

　　一个穿着红色紧身连衣裙的女人，正靠在收银台后面抽烟。

　　她就是红姐。

　　虽然我当时还不知道她叫什么。

　　她看起来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烫着一头大波浪卷发，妆画得很浓，鲜红的嘴唇，眼线挑得老高。

　　她的眼神，懒洋洋的，带着一丝审视，像看透了所有男人心里的那点小九九。

　　“靓仔，剪头发啊？”她开口了，声音有点沙哑，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广东口音。

　　我紧张得手心冒汗，点了点头。

　　“坐。”她用下巴指了指旁边的一张椅子。

　　那椅子是红色的皮革，有的地方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海绵。

　　我坐下来，从镜子里看着她。

　　她掐灭了烟，慢悠悠地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条不知道多久没洗过的毛巾，胡乱在我脖子上一围。

　　一股劣质香水的味道钻进我的鼻子，有点呛，但又莫名的好闻。

　　“想怎么剪？”她问。

　　“随便……剪短点就行。”我结结巴巴地说。

　　她轻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带着点不屑。

　　“行啊。”

　　她开始动手，剪刀在她手里很灵活，咔嚓咔嚓的。

　　我不敢乱动，全身僵硬，从镜子里偷偷看她。

　　她的领口开得很低，能看到一片雪白的皮肤。

　　我赶紧移开视线，脸烧得厉害。

　　她好像察觉到了，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从镜子里似笑非笑地看了我一眼。

　　“第一次来这种地方？”

　　我没敢吭声，算是默认了。

　　“看你就是个刚从厂里出来的，一脸没睡醒的样子。”她一边剪，一边说。

　　“嗯……在鞋厂上班。”我小声回答。

　　“累吧？”

　　“还行。”

　　“还行？”她又笑了，“骗鬼呢，哪个厂里出来的说不累的。”

　　剪刀的声音停了。

　　她绕到我面前，弯下腰，用吹风机吹我头上的碎发。

　　温热的风吹在我的脸上，痒痒的。

　　我能更清楚地看到她的脸，眼角的细纹，还有一丝掩饰不住的疲惫。

　　她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神气活现。

　　“好了。”她直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从镜子里看自己，头发剪得还行，比工友的狗啃式强多了。

　　人也显得精神了点。

　　“多少钱？”我站起来问。

　　“五块。”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那是我省了好几天的饭钱。

　　递给她的时候，我们的指尖不小心碰了一下。

　　她的手很凉。

　　我的心却像被电了一下。

　　走出玫瑰发廊，外面的夜风一吹，我才感觉脸上的热度退了一点。

　　那晚，我失眠了。

　　脑子里全是她抽烟的样子，她说话的语气，还有她身上那股呛人的香味。

　　从那以后，我像中了邪一样。

　　每个月发了工资，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玫瑰发廊。

　　我的头发根本没那么长，有时候隔半个月就去一次。

　　每次去，我都说，剪短点。

　　红姐每次都笑我，“靓仔，你头发还要不要长了？”

　　我也跟着傻笑。

　　我成了发廊的常客。

　　有时候店里忙，我就坐在角落里等。

　　看她给那些形形色色的男人理发，洗头，按摩。

　　那些男人，有的是附近工厂的工人，有的是开着摩托车的本地人，还有些一看就不好惹的，脖子上戴着大金链子。

　　他们跟红姐说话的口气，都很随意，甚至有点轻佻。

　　红姐呢，应付自如。

　　该笑的时候笑，该骂的时候骂，像一条滑不溜手的鱼，谁也抓不住她。

　　她从不占人便宜，也从不让自己吃亏。

　　我看着她，觉得她像个女英雄。

　　有一次，一个喝了酒的男人，借着酒劲对她动手动脚。

　　红姐脸色一沉，直接把手里的热毛巾摔在他脸上。

　　“把你的爪子放干净点！”她骂道。

　　那男人愣住了，旁边的几个姐妹也围了上来，虎视眈眈。

　　最后，那男人灰溜溜地走了。

　　我坐在角落，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等人都走了，店里安静下来。

　　红姐又点上一支烟，靠在椅子上，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圈。

　　“吓到了？”她看着我问。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

　　“没用的东西。”她骂了一句，但语气里没有恶意。

　　她站起来，从旁边的小冰箱里拿出一瓶汽水，扔给我。

　　“喏，压压惊。”

　　我接住，冰凉的瓶身刺激着我的手心。

　　“红姐，你不怕吗？”我问。

　　“怕？”她嗤笑一声，“怕就不用在这里混了。在这里，你不狠，别人就对你狠。”

　　她顿了顿，看着窗外闪烁的霓虹。

　　“再说了，我后面也有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

　　是啊，像她这样的女人，怎么可能没有男人。

　　一股说不出的酸涩，在我心里蔓延开来。

　　我和红姐，渐渐熟络起来。

　　她知道了我叫陈明，湖南来的，在鞋厂做工。

　　我也知道了她叫王丽红，大家都叫她红姐。

　　至于她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她从没说过。

　　我也没敢问。

　　我知道，我们之间有一道看不见的墙。

　　我是厂里的穷小子，她是发廊里风情万种的老板娘（虽然店不是她的，但她是主心骨）。

　　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

　　可我还是忍不住地靠近她。

　　我开始变着法子对她好。

　　我会在发工资后，买一份烧鹅，偷偷给她送去。

　　她嘴上说着“浪费钱”，但还是会当着我的面吃掉。

　　我会趁着休息日，去市场买来骨头，在宿舍用小煤炉炖一锅汤，用饭盒装好，趁热给她端过去。

　　她会一边喝，一边数落我，“你那点工资，自己都吃不饱，还管我。”

　　可她眼里的那点笑意，骗不了人。

　　有一次我给她送汤，看到她正在和一个男人拉拉扯扯。

　　那男人我见过，是个戴金链子的，经常来，大家都叫他豹哥。

　　豹哥拽着红姐的手腕，脸色很难看。

　　“我说你别给脸不要脸，跟了我，你还用得着在这里伺候这帮穷鬼？”

　　红姐用力想甩开他，“放手！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可能！”

　　“你他妈装什么清高！”豹哥火了，扬手就要打她。

　　我脑子一热，什么都没想，手里的饭盒往地上一扔，冲了上去。

　　“你放开她！”我吼道。

　　我人长得瘦，但常年在厂里干活，也有一身力气。

　　我死死抱住豹哥的胳膊。

　　豹哥愣了一下，回头看到我，一脸的鄙夷。

　　“哪来的小瘪三，滚开！”

　　他一脚踹在我肚子上，我疼得松了手，蜷缩在地上。

　　“阿明！”红姐惊叫一声。

　　豹哥还不解气，还想上来踹我。

　　红姐扑了过去，挡在我面前。

　　“王八蛋！你敢动他一下试试！”她眼睛都红了，像一头护崽的母狮子。

　　豹哥大概也没想到红姐反应这么激烈。

　　他指着红姐，又指指我，冷笑一声。

　　“行，王丽红，你有种。为了这么个小白脸，跟我翻脸。”

　　说完，他啐了一口，转身走了。

　　发廊里一片狼藉。

　　我炖了一下午的汤，全洒了，地上油腻腻的一片。

　　红姐扶我起来。

　　“怎么样？有没有事？”她检查着我的伤。

　　我摇摇头，肚子上火辣辣地疼。

　　“你傻不傻啊！你冲上来干什么！他会打死你的！”她又气又急，眼泪都快下来了。

　　我看着她，咧嘴笑了笑。

　　“我不能看他欺负你。”

　　那一刻，她看着我的眼神，很复杂。

　　有心疼，有感动，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无奈。

　　她没再说什么，只是扶我到里面的小房间坐下，拿来药酒，一点一点地给我揉肚子。

　　她的手指很巧，力道也刚刚好。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和她身上一样的香味。

　　我紧张得不敢呼吸。

　　“以后别这么冲动了。”她低声说，“那种人，我们惹不起。”

　　“他是什么人？”

　　“放贷的，这一片都归他管。”

　　我沉默了。

　　我第一次那么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无力。

　　在这个城市，我连保护一个自己喜欢的女人都做不到。

　　“红姐，”我鼓起勇气，抬头看她，“你……跟他……”

　　她手上的动作停了。

　　“不关你的事。”她淡淡地说。

　　气氛一下子又冷了下来。

　　我知道，我又碰到了那堵墙。

　　那次之后，我和红姐的关系，似乎近了，又似乎远了。

　　她对我更好了一些。

　　会主动留我吃饭，会给我买新衣服，说我穿得太寒酸。

　　但她也开始有意无意地躲着我。

　　有时候我去找她，她会说店里忙，让我先回去。

　　我知道，她是不想我再卷进她的麻烦里。

　　可我怎么可能放得下。

　　我开始拼命地加班，想多挣点钱。

　　我觉得，只要我有钱了，我就能把她从豹哥那样的人手里带走。

　　这个念头很天真，但在当时，却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我甚至开始跟着工友去赌钱。

　　手气好的时候，一晚上能赢几十块，比我上一天班还多。

　　我把赢来的钱，都拿去给红姐买东西。

　　买她喜欢吃的零食，买她喜欢听的张国荣的磁带。

　　她收下了，但脸上的表情，却一天比一天沉重。

　　终于有一天，她把我叫到了她那个小房间。

　　她递给我一个信封。

　　“这是什么？”我问。

　　“你打开看看。”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钱。

　　我数了数，五百块。

　　是我两个多月的工资。

　　“你这是干什么？”我有点慌。

　　“阿明，你走吧。”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一丝温度。

　　“走？去哪里？”

　　“回你老家去，或者去别的城市，别再待在东莞了。”

　　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

　　“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豹哥又来找你麻烦了？”

　　“不关他的事。”她摇摇头，“是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为什么！”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因为你烦！你懂不懂？”她也提高了声音，“我不需要你对我好，我也不需要你来可怜我！你以为你给我买点东西，炖锅破汤，就能当救世主了？你算个什么东西！”

　　她的话，像一把一把的刀子，扎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她，她的脸因为激动而涨红，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可我知道，她说的不是真心话。

　　“我不信。”我摇着头，“你不是这么想的。”

　　“我就是这么想的！”她猛地站起来，指着门口，“你给我滚！现在就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了下来。

　　十九岁的我，第一次为一个女人哭。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玫瑰发廊的。

　　外面的世界，天旋地转。

　　我拿着那五百块钱，像拿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我没走。

　　我怎么可能走。

　　我把钱塞回了她的门缝里，然后像个傻子一样，在发廊对面的街角，一坐就是一夜。

　　我想让她知道，我不会放弃。

　　第二天，我没去上班。

　　我跑遍了厚街大大小小的工厂，我想找一份能挣更多钱的工作。

　　哪怕是去工地搬砖，只要钱多，我都愿意干。

　　可我没学历，没技术，除了力气，一无所有。

　　最后，一个老乡看我可怜，给我介绍了一个活。

　　帮一个老板，去深圳送“货”。

　　他说，跑一趟，给三百。

　　我问他是什么货。

　　他支支吾吾，只说是些“水货”，让我别多问。

　　我当时被钱冲昏了头，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三百块，是我一个多月的工资。

　　跑几趟，我就能攒下一笔钱。

　　到时候，我就有底气站在红姐面前了。

　　我答应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那种事。

　　深夜，我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包，坐上了去深圳的大巴。

　　一路上，我的心都悬在嗓子眼。

　　我不知道包里是什么，但我知道，这绝对不是什么正经生意。

　　万一被抓了……

　　我不敢想下去。

　　所幸，一路有惊无险。

　　到了深圳，接头的人拿走货，把钱给了我。

　　捏着那三张崭新的“大团结”，我的手都在抖。

　　这钱，来得太快了。

　　也太烫手了。

　　我拿着钱，第一时间就想去找红姐。

　　我想告诉她，我能挣钱了，我能保护她了。

　　可当我回到厚街，回到玫瑰发廊门口时，我却犹豫了。

　　我能告诉她这钱是怎么来的吗？

　　她知道了，会怎么看我？

　　她一直都骂我是个傻小子，但至少，我还是个干干净净的傻小子。

　　如果她知道我为了钱，去做这种犯法的事……

　　我不敢。

　　我把钱藏在宿舍的床板下，心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

　　我开始频繁地往返于东莞和深圳之间。

　　一次，两次，三次……

　　我变得越来越大胆，也越来越麻木。

　　我有了钱。

　　我不再穿那身满是胶水味的工服，我买了新潮的牛仔裤和夹克衫。

　　我甚至学会了抽烟，喝酒。

　　我以为，我正在变成一个能配得上红姐的男人。

　　我又去了玫瑰发廊。

　　这一次，我不是去剪头发的。

　　我像个大款一样，把几百块钱拍在桌子上。

　　“红姐，今晚我包了，我们出去吃饭。”

　　店里的几个姐妹都看傻了。

　　红姐看着我，又看看桌上的钱，脸色变得很难看。

　　“你哪来这么多钱？”她问。

　　“你别管，我挣的。”我得意地说。

　　她死死地盯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她笑了。

　　那笑容，比哭还难看。

　　“陈明，你出息了啊。”

　　她拿起桌上的钱，一张一张地数着，然后狠狠地摔在我脸上。

　　“拿着你的脏钱，给我滚！”

　　钱，散落一地。

　　像一堆废纸。

　　我的脸，火辣辣地疼。

　　不是被钱打的，是被她的眼神刺的。

　　那眼神里，全是失望，和鄙夷。

　　“我告诉你，陈明，我王丽红就算再下贱，也看不上你这种钱！”

　　“我脏？我哪里脏了？”我被她激怒了，“我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怎么就脏了？”

　　“你心里清楚！”她指着我的鼻子，“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最近在干什么？跟那帮人混在一起，你迟早要把自己玩完！”

　　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我的心，彻底凉了。

　　我所有的伪装，在她面前，都像个笑话。

　　“我是为了谁？”我红着眼，冲她喊，“我还不是为了你！”

　　“为了我？”她冷笑，“我求你了吗？我让你去干这些了吗？陈明，你别把自己的堕落，怪在别人头上！”

　　“我堕落？”

　　“对，你就是堕T落！”

　　我们像两只斗红了眼的公鸡，用最恶毒的话，互相伤害。

　　最后，我捡起地上的钱，摔门而出。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

　　几天后，我出事了。

　　就在我和接头人交易的时候，被警察堵了个正着。

　　我和我那个老乡，一起被抓了进去。

　　我背的那个包里，是走私的手表。

　　案值不小。

　　我被关在看守所里，整个人都懵了。

　　我完了。

　　我这辈子，都完了。

　　我爹娘要是知道了，该有多伤心。

　　我妹的学费，也没了指望。

　　还有红姐……

　　她骂得对，我就是个没用的东西，我把自己玩完了。

　　在看守所的日子，度日如年。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要在牢里度过了。

　　可没想到，半个月后，我被放出去了。

　　一个警察告诉我，有人帮我请了律师，还交了一大笔罚款。

　　因为我是初犯，情节不算最严重，所以免了牢狱之災。

　　我问警察是谁帮的我。

　　警察看了我一眼，说，“一个姓王的女人。”

　　姓王。

　　是她。

　　一定是她。

　　我冲出看守所，发疯一样地往厚街跑。

　　我要见她，我要当面谢谢她。

　　我要告诉她，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干傻事了。

　　可是，当我跑到玫瑰发廊门口时，我愣住了。

　　店门关着，上面贴着“旺铺转租”的字样。

　　人去楼空。

　　我问遍了周围的店家，他们都说不知道。

　　只说发廊的几个女人，前几天就搬走了，走得很匆忙。

　　我疯了一样地找她。

　　我去过她可能会去的所有地方。

　　但她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没有出现过。

　　后来，我听到了一个传闻。

　　说豹哥因为一笔生意，得罪了更厉害的人，被人砍了。

　　而红姐，作为豹哥的女人（虽然她从不承认），也被牵连了。

　　有人说，她为了捞我出来，不仅花光了所有积蓄，还去求了豹哥的对头。

　　至于她付出了什么代价，没人知道。

　　只知道，她离开东莞了。

　　永远地离开了。

　　我站在空无一人的玫瑰发廊门口，站了很久很久。

　　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我终于明白，她那天为什么要把我骂走。

　　她不是讨厌我，她是在保护我。

　　她早就预感到了危险，她想把我推得远远的，不让我被卷进来。

　　而我这个傻子，却什么都不知道，还用那些脏钱去羞辱她。

　　我是个混蛋。

　　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那天之后，我离开了鞋厂。

　　我没有回湖南老家。

　　我没脸回去。

　　我留在了东莞。

　　我找了一份工地的活，搬水泥，扛钢筋。

　　很苦，很累，但我心里踏实。

　　我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

　　我想，万一有一天，我再遇到她，我一定要把钱还给她。

　　我要告诉她，我已经不是那个冲动无知的傻小子了。

　　我长大了。

　　是她，用最残酷的方式，让我一夜长大。

　　时间一晃，就是好几年。

　　东莞，日新月异。

　　高楼拔地而起，工厂越来越多，曾经的荒地，变成了繁华的街道。

　　我也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瘦弱的少年。

　　工地的活，把我晒得黝黑，也练出了一身结实的肌肉。

　　我从一个普通的小工，做到了包工头。

　　我攒了一些钱，还清了家里的债，还给我妹在县城买了套房。

　　我成了村里人眼中的“成功人士”。

　　可我心里，始终有一个空洞。

　　那个叫王丽红的女人，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的心里。

　　我一直没有放弃打听她的消息。

　　我去过很多地方，广州，深圳，珠海……

　　只要听说哪里有从东莞出去的发廊妹，我都会去找。

　　可始终，杳无音信。

　　她就像一颗流星，划过我最黑暗的夜空，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时候，我也会想，她现在过得怎么样？

　　是不是嫁了人，生了孩子，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

　　我希望是。

　　我宁愿她忘了我，只要她能过得好。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

　　东莞的很多工厂倒闭了，大批的工人返乡。

　　我手下的工程，也受到了影响。

　　那段时间，我很迷茫。

　　我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个做餐饮的老板。

　　他告诉我，不管经济怎么变，人总是要吃饭的。

　　做餐饮，永远有市场。

　　他的一番话，点醒了我。

　　我决定转行。

　　我拿出所有的积蓄，盘下了一个倒闭的工厂食堂，开了一家湘菜馆。

　　专门做那些返乡工人的生意。

　　我把菜馆的名字，取为“玫瑰餐厅”。

　　我知道，这个名字很土。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它对我意味着什么。

　　餐厅的生意，比我想象的要好。

　　那些在异乡漂泊的湖南人，能吃到一口地道的家乡菜，都觉得很亲切。

　　我的餐厅，渐渐成了他们的一个据点。

　　他们在这里喝酒，聊天，诉说各自的辛酸和梦想。

　　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餐厅的生意越来越好，我开了分店。

　　从东莞，开到了深圳，广州。

　　我成了别人口中的“陈总”。

　　我有了车，有了房。

　　但我一直没有结婚。

　　不是不想，是不能。

　　我的心，早就被那个女人占满了，再也容不下别人。

　　这些年，也有不少人给我介绍对象。

　　有温柔贤惠的老师，有精明能干的白领。

　　她们都很好。

　　但我知道，她们都不是她。

　　她们的眼睛里，没有她那种看透世事的沧桑，和隐藏在沧桑下的那一点点温柔。

　　一年又一年。

　　我快四十岁了。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一个人坐在空无一人的餐厅里，会忍不住想，如果当年，我没有那么冲动，没有走上那条错路。

　　我和她，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可人生，没有如果。

　　是她，让我明白了，一个男人真正的成长，不是学会怎么挣钱，而是学会怎么承担责任，怎么守住底线。

　　她用她的离开，给我上了最重要的一课。

　　她改变了我的一生。

　　这句话，一点都不夸张。

　　她把我从一个天真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虽然这个过程，充满了痛苦和悔恨。

　　2015年的冬天，我回了一趟湖南老家。

　　我爹已经不在了，我娘的身体也大不如前。

　　我妹已经结婚生子，日子过得还不错。

　　看着她幸福的样子，我心里很欣慰。

　　在家待了几天，我准备回广东。

　　临走前，我去镇上的小超市买点特产。

　　就在我排队结账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这酱油，还是老牌子的好，新出的那些，味道都不对。”

　　那声音，沙哑，带着一点点疲惫。

　　我的心，猛地一颤。

　　我慢慢地转过头。

　　在我身后排队的，是一个中年女人。

　　她穿着一件臃肿的棉袄，头发随意地挽在脑后，露出了几缕白发。

　　她的脸上，布满了岁月的痕迹，眼角的皱纹，像一张细密的网。

　　可那双眼睛，那双曾经在霓虹灯下闪烁着倔强和风情的眼睛。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是她。

　　红姐。

　　她也看到了我。

　　她愣住了，手里的酱油瓶，差点掉在地上。

　　我们两个人，就那么隔着几个人，呆呆地看着对方。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周围的喧嚣，都变成了模糊的背景音。

　　我看到她眼里的震惊，慌乱，还有一丝……狼狈。

　　她下意识地想躲。

　　我一步跨过去，抓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很粗糙，还有点凉。

　　不再是当年那双给我揉肚子的，柔软的手。

　　“红姐。”我开口，声音干涩得厉害。

　　二十多年了，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她了。

　　我以为，她会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没想到，老天爷，还是给了我这个机会。

　　她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你……认错人了。”她挣扎着，想把手抽回去。

　　“我没认错。”我死死地抓着，生怕一松手，她又会消失不见，“你就是王丽红。”

　　超市里的人，都好奇地看着我们。

　　我不管不顾。

　　我拉着她，走出了超市。

　　外面的冷风一吹，我们两个人都清醒了一点。

　　“你怎么会在这里？”我问。

　　“我……我老家就是这里的。”她低着头，不敢看我。

　　我愣住了。

　　我找了她二十多年，踏遍了整个珠三角。

　　却从没想过，她就躲在我几十公里外的老家。

　　我们找了个小饭馆，坐了下来。

　　相对无言。

　　我看着她，眼前的她，和记忆里的那个她，慢慢重合。

　　她老了，也胖了，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个在发廊里颠倒众生的女人的影子。

　　她变成了一个最普通的中年妇女。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她抬起头，对我笑了笑。

　　那笑容，带着一丝苦涩。

　　“就那样吧。”

　　她告诉我，当年她离开东莞后，就回了老家。

　　她用剩下的一点钱，开了个小卖部。

　　后来，经人介绍，嫁给了镇上的一个男人，是个水泥工。

　　生了个儿子，今年都上高中了。

　　“他对我……还行。”她说，“就是爱喝酒，喝多了就骂人。”

　　我听着，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我能想象，她这些年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你呢？”她问我。

　　我把我的经历，简单地跟她说了一遍。

　　从工地小工，到包工头，再到开餐厅。

　　我说得很平淡，省略了所有的艰难和心酸。

　　她静静地听着，眼里的光，忽明忽暗。

　　“你出息了。”她说，语气里，有欣慰，也有疏离。

　　“没有你，就没有今天的我。”我说的是实话。

　　她摇了摇头，“别这么说，都是你自己拼出来的。”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

　　很多话，堵在喉咙里，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说谢谢？太轻了。

　　说对不起？太晚了。

　　说我爱你？太可笑了。

　　我们都已经被生活，磨去了说这些话的资格。

　　“当年……捞我出来，花了多少钱？”我终于问出了那个埋藏了二十多年的问题。

　　她愣了一下。

　　“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嘛。”

　　“告诉我。”我坚持。

　　她叹了口气。

　　“也没多少，几万块。”

　　几万块。

　　在九十年代初，那是一笔天文数字。

　　是她所有的积蓄，甚至，是她用别的东西换来的。

　　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我一个快四十岁的男人，在她面前，哭得像个孩子。

　　她没有安慰我，只是递给我一张纸巾。

　　就像很多年前，她递给我那瓶冰汽水一样。

　　“别哭了。”她说，“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回不去了。

　　那天，我送她回家。

　　她家在镇子后面的一个老旧小区里。

　　楼道里堆满了杂物，墙壁上满是小孩子的涂鸦。

　　走到她家门口，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正靠在门上。

　　看到我们，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指着红姐就骂。

　　“死婆娘，跑哪里去了！饭都不知道做！”

　　红姐的脸，一下子就白了。

　　她下意识地把我往身后挡了挡。

　　那个动作，和二十多年前，她挡在豹哥面前的那个动作，一模一样。

　　我的心，被狠狠地揪了一下。

　　我走上前，看着那个男人。

　　“你就是她男人？”

　　“是又怎么样？你他妈谁啊？”男人满嘴酒气。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我这些年，在工地上，在生意场上，什么样的人没见过。

　　我身上的那股气势，不是他这种酒鬼能比的。

　　他被我看得有点发毛，嘴里还在不干不净地骂着。

　　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抽出一沓钱，扔在他脸上。

　　“这些钱，够你喝一辈子了。”

　　“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欺负她。”

　　说完，我拉着红姐，转身就走。

　　男人愣在原地，看着散落一地的钱，半天没反应过来。

　　我把红姐带到了县城最好的酒店。

　　我给她开了个房间。

　　“你先在这里住下。”我说，“明天，跟他去把婚离了。”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

　　“你儿子的事，你不用担心，学费，生活费，我全包了，我送他去最好的学校。”

　　“陈明……”

　　“你什么都别说。”我打断她，“这是我欠你的。”

　　我欠她的，又何止是这些。

　　我欠她一个安稳的人生。

　　我欠她二十多年的青春。

　　第二天，她真的去办了离婚。

　　很顺利。

　　那个男人，拿了钱，很爽快地就签了字。

　　我把她和她儿子，接到了我身边。

　　我给她买了一套房子，就在我住的小区。

　　我让她在我的餐厅里，做个管账的，工作很清闲。

　　她儿子也很争气，考上了重点大学。

　　一切，似乎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我以为，我们终于可以像普通人一样，重新开始。

　　可是，我错了。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仅仅是二十多年的光阴。

　　还有那些无法磨灭的记忆，和早已被生活改变了的彼此。

　　她不再是那个风情万种的红姐。

　　我也不是那个一无所有的陈明。

　　我们在一起，客气，疏离，像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

　　我们谁都没有提过“在一起”这三个字。

　　我知道，她有她的顾虑。

　　她觉得自己配不上我，她怕别人说闲话。

　　我也懂。

　　我能给她物质上的一切，却给不了她一颗没有负担的心。

　　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

　　她喝了点酒，脸颊微红。

　　“陈明，”她看着我，眼神很认真，“谢谢你。”

　　“又说这些。”

　　“我是说真的。”她说，“如果没有你，我可能这辈子，也就那样了。”

　　“但是，”她话锋锋一转，“我们回不去了。”

　　我的心，沉了下去。

　　“我知道，你对我好，你想补偿我。”

　　“但我们，早就不是当年那两个人了。”

　　“你现在是大老板，有头有脸。我呢？我就是个离了婚的，带个拖油瓶的黄脸婆。”

　　“你别这么说自己。”我急了。

　　“是事实。”她笑了笑，很坦然，“我不想拖累你。你值得更好的。”

　　那晚，我们聊了很多。

　　聊起了当年的玫瑰发廊，聊起了那碗洒了的骨头汤，聊起了那个冲动的晚上。

　　说着说着，我们都笑了。

　　笑着笑着，又都哭了。

　　我们都知道，我们错过了。

　　永远地错过了。

　　后来，她跟我说，她想自己开个小店。

　　不想再待在我的餐厅里。

　　我没反对。

　　我给了她一笔钱，让她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她在我们小区门口，开了一家小小的服装店。

　　自己当老板娘。

　　每天忙忙碌碌的，人也精神了很多。

　　我们成了邻居，成了朋友。

　　有时候，我会去她店里坐坐，喝杯茶，聊聊天。

　　有时候，她会做好饭，叫我过去吃。

　　我们之间，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平衡。

　　比朋友多一点，比爱人少一点。

　　或许，这就是我们最好的结局。

　　我没有再强求什么。

　　有些事，错过了，就是一辈子。

　　能以这样的方式，守在她身边，看着她安稳，快乐。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我的一生，确实被她改变了。

　　她在我最年少轻狂的时候，给了我最痛的一击，也给了我最深的爱。

　　她教会我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责任。

　　她像一道光，照亮了我曾经黑暗的道路。

　　虽然这道光，最终没有属于我。

　　但它留下的温度，足以温暖我余生的岁月。

　　现在，我还是一个人。

　　我的餐厅，遍布了整个广东。

　　很多人羡慕我，说我事业有成。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永远住着一个女人。

　　她叫王丽红，别人都叫她红姐。

　　她曾是东莞一家发廊里，最明艳，也最倔强的一朵玫瑰。

　　本文标题：91年东莞发廊，一个女人塞给我50万，从此我活在噩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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