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离休老干部辞世，60岁儿子痛哭，“你走了，我怎么办？”

　　那根撑了我六十年的天，塌了。我跪在父亲的灵床前，看着他那张干枯瘦削、再也不会睁开眼睛的脸，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句翻来覆去的话：“你走了，我怎么办？”

　　我今年六十岁，一个甲子的轮回，头发花白，眼角爬满了皱纹，可在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变回了六岁的孩童，被丢在了空无一人的街角，惶恐得只想大哭。我确实也哭了，哭得撕心裂肺，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完全不顾及身边妻子张兰和儿子李健投来的又是心疼又是无奈的复杂目光。

　　从我记事起，父亲李正阳就是一座山，一座宏伟、坚固、永远矗立在那里的山。他规定了我的人生轨迹，安排了我的工作，甚至连我每天几点起床、晚饭吃几碗米，都曾是他口中不容置疑的指令。我习惯了，也依赖了。我的一生，就是围绕着他这座山打转，做他听话的儿子，做他满意的“小李”。如今，山塌了，我脚下的大地，瞬间变成了流沙。

　　我将用余下的岁月，去学一件我本该在十六岁、二十六岁、三十六岁就该学会的事情——如何独自站立。

　　 第1章 山塌了

　　父亲走得很突然，又似乎是命中注定。

　　九十五岁的高龄，身体的零件一个个报废，就像一台运转了近一个世纪的老爷钟，终于在某个清晨，摆陀耗尽了最后的力气，永远地停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在饭桌上，用不容置疑的语气，批评我给他盛的汤太烫。我像往常一样，唯唯诺诺地端回去，用嘴唇试了又试，直到温度刚刚好，才重新捧到他面前。他呷了一口，没再说话，算是默许了我的“改正”。

　　那就是我们父子间最后的交流。

　　第二天一早，我去叫他起床，推开那扇熟悉的、散发着淡淡烟草和陈旧木头味道的房门，他已经没气了。躺在床上，姿势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可我知道，他不会再醒来了。那双总是带着审视和威严的眼睛，永远地闭上了。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窗外的麻雀在叽叽喳喳，楼下传来早点摊的吆喝声，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在地上投下一道明亮的光斑，光斑里有尘埃在飞舞。世界一如既往地运转着，可我的世界，停摆了。

　　我没有立刻喊人，只是呆呆地站在床边，看着父亲。他的脸，因为生命的流逝，皱纹显得更深了，像一张揉搓过的旧报纸。我想伸手去摸一摸，却又不敢，仿佛他身上还残留着那种不怒自威的气场，让我本能地敬畏。

　　“爸？”我试探着，轻轻叫了一声。

　　没有回应。

　　“爸，该起床了。”我又说，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到的颤抖和哀求。

　　依旧是一片死寂。

　　我终于意识到，那个给我规划了一辈子、命令了一辈子、也庇护了一辈子的人，真的走了。一种巨大的、灭顶的恐慌瞬间攫住了我。不是悲伤，是恐慌。就像一个一直被牵着线的木偶，那根提着我的线，突然断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手该往哪儿放，脚该往哪儿迈。

　　我踉踉跄跄地退出房间，撞到了门框，才回过神来。我冲到客厅，拿起电话，手指哆哆嗦嗦地拨着妻儿的号码，可脑子里却是一团浆糊，不知道该说什么。电话接通了，是儿子李健的声音，带着刚睡醒的慵懒：“喂，爸，怎么了？”

　　“你爷爷……”我刚开口，喉咙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后面的话再也说不出来，化作了一阵压抑不住的呜咽。

　　“爸！你别急，慢慢说，爷爷怎么了？”李健的声音一下子清醒了，充满了焦急。

　　我深吸一口气，用尽全身力气，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爷爷……没了。”

　　接下来的一切，都像一场混乱的梦。李健和张兰很快就赶了过来，家里瞬间被各种声音填满。李健冷静地开始打电话，联系社区、殡仪馆，安排后续事宜。张兰则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强打精神，找出父亲的寿衣，商量着灵堂的布置。

　　而我，这个家里唯一的儿子，本该是主心骨的人，却像个局外人一样，蜷缩在客厅的沙发上，一动不动。我的脑子停转了，身体也失去了行动的能力。他们跟我说话，我听不清，只是下意识地点头或摇头。他们让我去做什么，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忘了自己要干什么，只能茫然地站着。

　　“卫国，你爸的离休证和身份证放哪儿了？办手续要用。”张兰红着眼睛问我。

　　我茫然地看着她。父亲的东西，一向是他自己收着，放在哪个抽屉，哪个柜子，我一概不知。他从不让我碰，说我毛手毛脚，丢三落四。我摇了摇头。

　　张兰叹了口气，没再问我，自己去父亲的房间里翻找。

　　“爸，爷爷单位的老干部处电话是多少？我得通知他们。”李健拿着手机，走到我面前。

　　我依旧摇头。父亲的人际关系，他的那些老战友、老同事，我只在过年过节时见过几个，连名字都叫不全，更别提联系方式了。这些事，向来是父亲自己处理，他记忆力好，脑子里装着一本活的通讯录。

　　李健看着我六神无主的样子，皱了皱眉，没再追问，转身去翻父亲书桌上的电话本。

　　我就那样坐着，看着妻子和儿子在我面前忙碌地穿梭，他们像两只陀螺，而我，是那个被遗忘在角落里的、失去了发条的玩具。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和羞愧感，像潮水一样将我淹没。

　　我六十岁了，不是六岁。我当了一辈子儿子，却好像从来没有真正长大过。父亲在的时候，我是“李副局长的儿子”，退休后，我是“离休老干部李正阳的儿子”。这个标签贴了我一辈子，我习惯了，甚至有些享受。有父亲在，我什么都不用操心。家里的水管坏了，父亲一个电话，他以前部队里的部下就派人来修好了；我跟邻居有了点小摩擦，父亲拄着拐杖下去聊几句，对方就再也不敢多言；甚至李健上学、找工作，也都是父亲动用他的老关系，铺平了道路。

　　他是一棵参天大树，我和我的小家，都安逸地活在他的浓荫之下。我从未想过，大树也会有倒下的一天。

　　当殡仪馆的车开到楼下，工作人员抬着担架上来时，我才像被惊醒了一样，猛地站起来，冲到父亲的房间。他们正准备将父亲的遗体抬上担架。

　　“等等！”我嘶哑地喊了一声。

　　所有人都停下来，看着我。

　　我一步步走到床边，跪了下去。我握住父亲那只冰冷僵硬的手，贴在我的脸上。那只手，曾经那么有力，打过我，也牵过我。如今，它再也不会动了。

　　积压在心口的巨大恐慌，终于在此刻冲破了理智的堤坝，化作了嚎啕大哭。我像个迷路的孩子，用尽全身的力气，哭喊出那句盘旋了整整一个早上的话：

　　“爸！你走了，我怎么办啊？”

　　哭声在小小的房间里回荡，充满了绝望和无助。张兰过来扶我，眼泪也跟着往下掉。李健站在一旁，眼圈通红，嘴唇紧紧地抿着，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得让我读不懂。

　　我知道，我的样子一定很难看，很丢人。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可是，我控制不住。山塌了，我被压在了下面，除了哭喊，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第2章 空荡荡的屋子

　　送走了父亲，那间他住了一辈子的老屋，瞬间就空了。

　　不是物理意义上的空，屋子里堆满了他的痕迹。写字台上，老花镜还压着一份未看完的《参考消息》；床头柜上，半杯凉透的浓茶依旧放在那里；阳台的躺椅上，还搭着他午睡时盖的薄毯。空气中，似乎还弥漫着他惯用的廉价烟草和风油精混合在一起的、那种独有的、让我安心又感到压抑的味道。

　　但它就是空了。那种空，是精神上的，是主心骨被抽离后的巨大空洞。

　　按照习俗，头七之内，家里不能断了人。李健单位忙，晚上才过来。张兰要操持里里外外，采买各种丧葬用品，招待前来吊唁的亲戚朋友。于是，守在灵堂的责任，自然落在了我这个“长子”身上。

　　我坐在灵堂旁的小马扎上，看着父亲的黑白遗像。照片是前几年他过九十大寿时拍的，特意穿上了那件半旧的军装，没戴军衔，但肩膀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嘴角紧抿，还是那副不苟言笑的严肃模样。照片里的他，正威严地注视着我，仿佛在质问我：“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我李正阳的儿子，不能是个孬种！”

　　我下意识地挺直了腰背，把眼泪憋了回去。一辈子了，他一个眼神，我就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条件反射，已经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可坐直了身体，我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了。

　　以前，每天这个时候，我应该陪着父亲看晚间新闻。他会坐在他的专属太师椅上，手里端着茶缸，对电视里的时事发表一番点评。而我，就负责点头，附和，在他茶杯空了的时候及时续上热水。这是我们父子间雷打不动的“功课”，持续了三十多年。

　　现在，太师椅空着，电视机黑着屏，屋子里静得只剩下墙上石英钟单调的“滴答”声，一声声，都像敲在我的心上，敲得那片空洞越来越大。

　　我坐立不安，站起身，在屋子里漫无目的地踱步。这套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我从小长到大，每一寸地板，每一处墙皮的剥落，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可今天，它却变得无比陌生。

　　我走到厨房，灶台冷冰冰的。父亲的口味很重，爱吃咸，爱吃辣。张兰做的菜，他总嫌淡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亲自动手，按照他的口味，给他做几个小菜。他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布菜，给他盛汤。他吃得满意了，会“嗯”一声，那对我来说，就是最高的奖赏。

　　我走到他的卧室，打开衣柜。里面挂着一排排整齐的衣服，几乎全是蓝色、灰色、军绿色的中山装和旧军装。他一辈子都保持着军人的作风，衣服自己洗，自己熨，叠得像豆腐块。我记得小时候，他手把手教我叠被子，只要有一个褶皱，就要全部拆开重来，直到他满意为止。他的口头禅是：“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将来还能干什么大事！”

　　我关上衣柜，靠在门框上，一种巨大的悲哀和茫然再次袭来。

　　这个家里，到处都是他留下的规矩和烙印，而我，只是这些规矩的忠实执行者。我的人生，就像一本被他写好了剧本的戏，我只需要照着演就行。他让我去当兵，我就去了；他让我退伍转业进机关，我就去了；他托关系把我安排进一个清闲的副处级岗位上，一干就是二十年，直到退休，我就安安稳稳地待着。他甚至给我挑选了妻子张兰，因为她“看上去就是个会过日子、能照顾人的”。

　　我不是没有过反抗。年轻的时候，我也曾想过自己考大学，想学我喜欢的文学。可父亲把我的志愿表撕了，指着我的鼻子骂：“学那些酸文假醋的东西有什么用？没出息！听我的，去部队，那才是男人该待的地方！”

　　我屈服了。后来，在单位里，我也有机会可以去更有挑战性的岗位，可父亲又发话了：“安安稳稳的不好吗？枪打出头鸟，别去争那些虚名，平平安安退休比什么都强。”

　　我又屈服了。

　　一次次的屈服，磨平了我的棱角，也抽走了我的主见。我渐渐习惯了凡事都先问一句：“爸，您看这事儿怎么办？”他会给我一个明确的指示，我照做就是了。这让我感到安全，也让我感到……轻松。我不需要思考，不需要选择，更不需要为选择的后果负责。因为天塌下来，有他顶着。

　　可是现在，天真的塌了。

　　“爸，你在家干嘛呢？怎么不开灯？”李健的声音从门口传来，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这才发现，天已经黑透了，我却一直没开灯，任由自己沉浸在黑暗和回忆里。李健按亮了客厅的灯，刺眼的光让我下意识地眯起了眼睛。

　　“我买了点饭，你和妈先吃点吧。”李健把打包的饭盒放在桌上，“我跟殡仪馆那边都确认好了，追悼会的时间定在后天上午九点。单位的讣告也发出去了。”

　　他条理清晰地汇报着，就像在安排一项工作。我看着他，突然觉得很陌生。我的儿子，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能干，这么有担当了？在我印象里，他还是那个需要爷爷给他撑腰，才能买到最新款游戏机的孩子。

　　“卫国，小健，快来吃饭吧。”张兰也从里屋出来，招呼我们。

　　三个人围着小小的餐桌，沉默地吃着饭。饭菜是李健从外面餐厅买的，味道不错，可我吃在嘴里，却像在嚼蜡。

　　“爸，爷爷的那些遗物，您打算怎么处理？”李健扒了两口饭，开口问道。

　　我愣住了，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想过。

　　“那些军功章、证书什么的，得好好收起来，那是爷爷一辈子的荣耀。”李健接着说，“至于那些旧衣服、旧东西，我看……是不是就处理掉算了？留着也占地方。”

　　“不行！”我几乎是吼出来的，声音之大，把李健和张兰都吓了一跳。

　　我放下筷子，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处理掉？怎么能处理掉？那些都是父亲的东西，每一件都带着他的气息，他的影子。把它们处理掉了，那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痕迹，不也没了吗？

　　“那些东西都得留着！一件都不许动！”我固执地说，语气像极了当年的父亲。

　　李健皱起了眉：“爸，留着干什么呢？房子就这么大，堆着一堆用不上的旧东西，以后您和妈住着也不方便啊。”

　　“我不住这儿！”我脱口而出，“这是你爷爷的房子！”

　　“爷爷已经不在了。”李健的声音也硬了起来，“这房子以后就是您的。您总不能一辈子住在我们那儿吧？您得有自己的生活。”

　　“我的生活？”我冷笑一声，巨大的悲凉涌上心头，“我哪有什么自己的生活？我这辈子，就是给你爷爷当儿子！现在他不在了，我的生活也没了！”

　　“李卫国！”张兰猛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眼圈瞬间就红了，“你说的这是什么混账话！你还有我，还有儿子孙子！什么叫你的生活没了？那我算什么？小健算什么？我们陪了你几十年，在你眼里，就抵不上一个已经走了的老人吗？”

　　张兰的话，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我的心上。我看着她满是委屈和伤痛的脸，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是啊，我还有妻子，还有儿子。可为什么，在父亲离开后，我感觉自己像个孤儿一样，被全世界抛弃了？为什么我满心想的，都是如何守住父亲留下的一切，却从未想过身边活生生的人？

　　“妈，您别激动。”李健扶着张兰坐下，然后转向我，目光里带着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失望和疲惫，“爸，我知道您难过。但是，人不能总活在过去。爷爷走了，我们都得往前看。这个家，以后得靠您了。”

　　靠我？

　　这两个字，像一座无形的大山，瞬间压在了我的肩膀上。我靠得住吗？我连家里的水电费去哪儿交都不知道，我连父亲的追悼会流程都安排不明白，我连自己的情绪都控制不住……我怎么靠？

　　我低下头，看着碗里早已冷掉的米饭，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屋子里再次陷入了死一样的寂静，只有墙上的石英钟，还在不知疲倦地“滴答、滴答”，记录着这个没有了父亲的、令人窒息的夜晚。

　　 第3章 一场笨拙的告别

　　父亲的追悼会，我搞砸了。

　　从一开始，我就处在一种游离的状态。李健和张兰在前一天晚上，把追悼会的流程、答谢词，都写在纸上，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叮嘱我记下。我嘴上“嗯嗯”地应着，脑子里却是一片混沌，什么都没听进去。

　　追悼会当天，殡仪馆的告别厅里站满了人。父亲的老单位、老战友、街坊邻居，来了很多人。哀乐低回，气氛肃穆。我穿着一身黑衣，胸前别着白花，站在家属答谢席的第一位，机械地向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人鞠躬。

　　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悲伤，他们握着我的手，说着“节哀顺变”。我能感觉到他们手掌的温度，能听到他们真诚的慰言，可我的心，却像被一层厚厚的冰壳包裹着，感受不到任何东西。

　　我看着水晶棺里安详的父亲，他化了妆，看上去比生前还要精神一些。我突然觉得这一切都那么不真实，像一场荒诞的戏剧。或许，等戏演完了，大家一散场，父亲就会从里面坐起来，拍拍我的肩膀说：“行了，回家吧。”

　　流程一步步进行着。单位领导致悼词，回顾了父亲光荣的一生。老战友代表发言，追忆了他们金戈铁马的峥嵘岁月。听着那些我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我没有悲伤，只有一种麻木的空虚。他们口中的那个英雄、那个刚正不阿的领导、那个义薄云天的战友，是我的父亲，又好像不是。在我这里，他只是那个会因为我晚回家五分钟而大发雷霆的严父，是那个会在我生病时笨拙地给我熬一碗姜汤的父亲。

　　终于，轮到我致答谢词了。

　　李健把那张写得满满当登的稿纸塞到我手里，低声提醒：“爸，到您了。”

　　我拿着那张纸，走上台。台下几百双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我顿时感到一阵眩晕，手心冒汗。我深吸一口气，试图让自己镇定下来，展开那张纸。

　　可我的眼睛，却怎么也无法聚焦在那些密密麻麻的字上。那些熟悉的汉字，此刻变成了一个个跳动的、毫无意义的符号。我的喉咙发干，张了张嘴，一个音也发不出来。

　　“爸？”李健在台下焦急地看着我，用口型提醒着，“各位来宾……”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台下那些关切、疑惑、甚至带点同情的目光，脑子里的那根弦，“嘣”地一声断了。

　　我扔掉了手里的稿纸。

　　“我爸……”我终于开口了，声音嘶哑得不像自己的，“我爸他……他是个好人。”

　　就这么一句，干巴巴的，像从沙漠里挤出来的一样。然后，我就再也说不出任何话了。那些准备好的、华丽的、歌功颂德的词句，一句也想不起来。我脑子里翻腾的，全都是一些琐碎的、上不了台面的小事。

　　我想起小时候，他带我去公园，为了给我买一个五分钱的冰棍，跟小贩讨价还价半天。我想起我第一次领工资，给他买了一瓶好酒，他嘴上骂我乱花钱，眼睛里却闪着光。我想起前几年他生病住院，半夜疼得睡不着，却还反过来安慰守在床边的我：“别怕，你爸是铁打的，死不了。”

　　这些画面，像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过，可我一句也说不出来。我只是站在那里，像个傻子一样，重复着：“他……他是个好人……真的……”

　　台下开始有了些微的骚动。李健看不下去了，快步走上台，从我手里拿过话筒，对着台下深深鞠了一躬。

　　“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来宾，我父亲因为过度悲伤，情绪不太稳定，请大家谅解。”他沉稳地解释着，然后拿起我扔掉的稿纸，用清晰、流畅、饱含感情的声音，念完了那篇本该由我来念的答谢词。

　　我被他扶下台，像一个犯了错的孩子，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的眼睛。我能感觉到背后射来的无数道目光，有同情，有惋惜，或许还有……轻视。

　　“李家的儿子，怎么这么上不了台面。”

　　“是啊，老爷子一辈子英雄，儿子看着却这么懦弱。”

　　我仿佛能听到他们的议论声，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在我的心上。

　　我搞砸了。在父亲人生最后的谢幕仪式上，我这个做儿子的，给他丢了脸。

　　从殡仪馆回家的路上，车里一片沉默。张兰坐在我身边，轻轻拍着我的背，像在安慰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李健开着车，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他们没有怪我，可我比任何人的责备都更难受。我恨自己的无能和懦弱。父亲在世时，我活在他的影子里；他走了，我连一场体面的告别，都无法独立为他完成。

　　回到空荡荡的家，我把自己关进了父亲的房间，躺在他的床上，用被子蒙住了头。被子上还残留着他的味道，我贪婪地呼吸着，眼泪无声地滑落，浸湿了枕巾。

　　我这一辈子，到底在干什么？

　　我像一个寄生藤，缠绕着父亲这棵大树，汲取着他的养分，享受着他的庇护，却从未想过自己生根发芽，长成一棵独立的树。我所有的价值感和存在感，都来自于“我是李正阳的儿子”这个身份。现在，这个身份随着父亲的离去，变得虚无缥缈。剥离了这层外壳，剩下的李卫国，是谁？

　　他是一个六十岁的、一事无成的、连父亲的悼词都念不好的废物。

　　这个认知，像一把淬了冰的刀，狠狠地捅进了我的心脏。

　　 第4章 尘封的相册与未寄出的信

　　在浑浑噩噩中度过了几天，张兰和李健开始着手整理父亲的遗物。我本能地抗拒，不想让任何人动他留下的东西，但看着家里确实被堆得满满当当，我也说不出什么有力的反对理由。

　　最终，我妥协了，前提是我必须在场监督。

　　整理工作从父亲的书房开始。他的书柜里，摆满了各种精装版的马列著作、军事历史和古典文学。每一本书的边角都有些磨损，书页里夹着他用红蓝铅笔画下的道道杠杠。李健小心翼翼地把书一本本取下，用抹布擦去灰尘，再装进纸箱。

　　“爸，这些书怎么办？当废品卖了可惜了。”李健问我。

　　“留着。”我想也不想地回答。虽然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去翻它们，但它们是父亲读过的，就必须留着。

　　在书柜的最底层，我们发现了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箱子是深褐色的，边角用铜皮包裹，看上去很有年头了。父亲从未提起过这个箱子，我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

　　“这里面会是什么？”张兰好奇地问。

　　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钥匙。李健从工具箱里拿来一把螺丝刀，三两下就把那把脆弱的老锁撬开了。

　　箱子打开的瞬间，一股樟脑丸和旧纸张混合的味道扑面而来。里面没有金银财宝，只有一摞摞用牛皮纸袋精心包裹好的东西。

　　我们打开第一个纸袋，里面是一沓泛黄的军功章和证书。“一等功”、“战斗英雄”、“解放勋章”……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章，无声地诉说着父亲那段战火纷飞的过去。这些故事，他偶尔会在酒后提起，但从未像这样完整地展现在我面前。我抚摸着那些冰冷的金属，仿佛能感受到上面残留的硝烟和热血。

　　第二个纸袋里，是一本厚厚的相册。相册的封面是暗红色的绒布，已经褪色了。我颤抖着手翻开第一页。

　　那是一张黑白的全家福。照片里的父亲还很年轻，穿着军装，英姿勃发。他怀里抱着一个婴孩，那应该就是我。他身边的女人，面容清秀，笑得温柔，是我的母亲。母亲在我五岁那年就因病去世了，我对她的记忆早已模糊，只能从这张照片里，窥见她当年的模样。

　　我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父亲很少提及母亲，家里也几乎没有她的照片。我一直以为，是时间的流逝让他淡忘了伤痛。可现在看着这张被他珍藏在箱底的照片，我才明白，他不是忘了，而是把那份思念，深深地埋在了心底。

　　我一页一页地翻下去。有父亲和战友们的合影，他们在战场上，在废墟前，笑得那么年轻，那么无畏。有我从小到大的照片，从穿着开裆裤的傻小子，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再到穿着军装的愣头青。每一张照片背后，父亲都用他那手刚劲有力的钢笔字，标注了日期和事件。

　　“1963年，卫国百日。”

　　“1970年，卫国入队，这小子，还挺神气。”

　　“1978年，卫国入伍，像个兵的样子了。”

　　我看着这些熟悉的字迹，眼眶又一次湿润了。我一直以为父亲对我只有严厉的管教和无尽的要求，却不知道，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他用这样一种笨拙的方式，记录着我的每一步成长。他并非不爱我，只是他的爱，像他的人一样，从不轻易宣之于口。

　　翻到相册的最后，我看到了一张陌生的照片。那是一个梳着两条麻花辫的年轻姑娘，笑靥如花，眼睛亮晶晶的，像天上的星星。照片已经很旧了，但依然能看出姑娘的清秀美丽。

　　“这谁啊？”张兰也凑过来看，一脸疑惑。

　　我摇摇头，我也不认识。

　　就在这时，李健从箱底拿出了最后一个牛皮纸袋。袋子比其他的都要厚，也更沉。打开一看，里面竟是一沓厚厚的信。信封已经泛黄发脆，上面的邮票，是我小时候才见过的图案。

　　收信人的地址，是本市的一所大学。收信人的名字，叫“苏晚晴”。

　　而寄信人，全都是“李卫国”。

　　我脑子里“轰”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这些信，是我写的。是我在二十岁出头，那个情窦初开的年纪，写给我偷偷喜欢的女孩子的。苏晚晴，是我们大院里一个叔叔家的女儿，比我小两岁，在师范大学念书。她就像那张照片里的样子，爱笑，活泼，喜欢文学，总能跟我聊到一起去。

　　那时候，我把所有青春期的悸动和对未来的美好幻想，都写进了这些信里。我跟她聊海明威，聊普希金，聊我对未来的规划——我想当个作家，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我甚至在信里，笨拙地向她表白。

　　可是，这些信，我一封回信都没有收到过。我以为是她看不上我这个只知道舞刀弄枪的“武夫”，伤心失意了很久。后来，听说她大学毕业后就嫁到了外地，我们便再也没有了联系。

　　我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无疾而终的单恋。可为什么，这些我寄出去的信，会原封不动地出现在父亲的箱子里？

　　答案，只有一个。

　　他把我的信，全都截胡了。

　　我拿起一封信，信封的封口，有被小心拆开后又用胶水重新粘合的痕 。我颤抖着抽出里面的信纸，那熟悉的、带着傻气的笔迹，刺痛了我的眼睛。

　　“爸……这……”我抬头看着父亲的遗像，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颤抖。

　　张兰和李健也惊呆了，面面相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一封一封地看下去，每一封信，都像一把刀，在我早已结痂的心上，重新划开一道道血淋淋的口子。原来，我不是没有过梦想，不是没有过激情，不是没有过想要自己去闯一片天的冲动。只是，我所有的尝试，都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被父亲那双无形的大手，给生生掐断了。

　　在最后一封信的信封里，我发现了一张折叠得整整齐齐的纸。那不是我的信纸，纸张更硬，字迹也更苍劲。

　　是父亲写的，一封没有寄出去的信。或者说，是一封草稿。

　　“卫国吾儿：

　　见信如晤。当你看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经不在了。有些话，我当着你的面，一辈子也说不出口，只能用这种方式告诉你。

　　你写的那些信，我都看了。那个叫晚晴的姑娘，我也去了解过。是个好姑娘，有文化，有思想。但是，她不适合你。她的心太野，向往着外面的世界。而你，性子太软，耳根子也软，你驾驭不了她。跟着她，你会被带到一条不确定的路上，会吃很多苦。

　　爸这辈子，在枪林弹雨里闯过来，什么苦都吃过。我不想让你再走弯路，不想让你再吃我吃过的苦。所以，我给你安排了一条最稳妥、最安全的路。进部队，转业，进机关，娶一个像张兰这样踏实本分的妻子。这样的人生，或许不精彩，但一定安稳。

　　我知道，你心里怨我。怨我管你太严，怨我替你做了所有的决定。可是卫国，爸是为你好。这个世界太复杂，人心太险恶，爸怕你应付不来。只要爸还在一天，就会为你遮风挡雨。

　　只是爸老了，总有要走的一天。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你都六十岁的人了，在我眼里，还像个孩子。我走了以后，没人再管着你，没人再替你拿主意，你可怎么办？你要学着自己做主，学着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张兰和李健。

　　别怪爸。爸爱你，只是用了我自己的方式。”

　　信到这里，就结束了。没有署名，没有日期。

　　我拿着那张薄薄的信纸，手却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纸上，晕开了那苍劲的笔迹。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我的梦想，知道我的爱恋，也知道我的怨恨。他用他自以为是的爱，为我打造了一个坚固的牢笼，美其名曰“保护”。他剥夺了我所有犯错和成长的机会，只为了让我活得“安稳”。

　　我不知道该爱他，还是该恨他。

　　爱他的深沉与良苦用心，恨他的霸道与专制。这两种极致的情感，在我胸中激烈地冲撞，撕扯着我的五脏六腑。

　　我瘫坐在地上，抱着那个尘封的木箱，放声大哭。这一次，不是因为恐慌和无助，而是为了我那被偷走的青春，为了那段被强行改写的人生，也为了这份迟到了四十年的、沉重得让我无法呼吸的父爱。

　　 第5章 厨房里的争吵

　　那箱尘封的往事，像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在我家里激起了巨大的涟漪。

　　我变得更加沉默，整日将自己关在老屋里，一遍遍地翻看那些信和照片。我试图从那些泛黄的纸张里，拼凑出另一个“李卫国”的人生。如果当初父亲没有阻拦，我会不会和苏晚晴在一起？我会不会真的成了一个作家？我会不会……活得更像自己？

　　这些无解的问题，像魔咒一样缠绕着我，让我陷入了更深的自我怀疑和痛苦之中。

　　张兰看出了我的不对劲。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默默地忍受我的坏情绪。那天晚上，她特意做了一桌子菜，都是我平时爱吃的。可我坐在饭桌前，依旧是味同嚼蜡，扒了两口就放下了筷子。

　　“卫国，我们谈谈吧。”张兰看着我，语气平静，却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力量。

　　我没做声，算是默许了。

　　“爸的那些东西，我知道对你打击很大。”她顿了顿，继续说，“我承认，爸他……做事是霸道了点。他替你规划了你的一生，这不公平。你心里有怨气，我理解。”

　　“但是，李卫国，”她话锋一转，声音里带上了一丝颤抖，“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不光只有你父亲，还有我，还有李健！”

　　我抬起头，看着她。灯光下，她眼角的皱纹比以前更深了，两鬓也添了不少白发。这个女人，嫁给我三十多年，任劳任怨，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儿子教育得那么出色。而我，给过她什么？

　　“你总说，你这辈子就是给你爸当儿子。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是我的丈夫，是李健的父亲？”张兰的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从我们结婚那天起，我就感觉，我不是嫁给了你一个人，是嫁给了你们父子俩。家里的大事小事，你从来不自己拿主意，开口闭口就是‘我得问问我爸’。你爸说东，你绝不往西。他让你往东，哪怕前面是堵墙，你也得撞上去！”

　　“有一年，单位分房子，我们本来有机会分到一套三居室，离李健的学校也近。可就因为你爸说‘老房子住惯了，不想挪窝’，你就硬是把名额给让了！我们一家三口，就挤在这几十平米的老破小里。李健从小连个自己独立的书房都没有！”

　　“还有李健考大学那年，他想报南方的大学，学计算机。你爸非说‘离家太远，不放心’，让你逼着他改了志愿，报了本地的大学。为了这事，李健跟你大吵一架，整整一个暑假没跟你说一句话，你忘了吗？”

　　张兰一件件地数落着，那些被我刻意遗忘的、或者说是我根本没放在心上的往事，此刻被她血淋淋地揭开，让我无地自容。

　　是啊，我总是在抱怨父亲控制了我的人生。可我何尝不是心甘情愿地，将他当成我逃避责任的挡箭牌？我将自己所有的不如意，都归咎于他的专制，却从未反思过自己的懦弱和不作为。我以“孝顺”为名，心安理得地放弃了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本该承担的责任。

　　“你爸在的时候，你事事听他的，我认了。因为他是长辈，是功臣，我敬重他。”张兰擦了擦眼泪，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失望，“可现在，他已经走了！李卫国，你已经六十岁了，不是六岁！你还要躲到什么时候？你还要拿你爸当借口，逃避到什么时候？”

　　“这个家，以前是你爸在撑着。现在他不在了，你是不是也该学着撑起来了？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你对得起谁？你对得起走了的爸，还是对得起活着的我们？”

　　她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锥子，狠狠地扎在我的心上。扎得我鲜血淋漓，也扎得我……醍醐灌顶。

　　我看着眼前这个为我、为这个家操劳了一辈子的女人，看着她满脸的泪水和委屈，一股巨大的愧疚感淹没了我。

　　我做错了。错得离谱。

　　我把父亲的离世，当成了一场个人的灾难，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怨自艾，却完全忽略了身边人的感受。张兰也失去了公公，李健也失去了爷爷，他们同样悲伤，却还要反过来照顾我这个“巨婴”。

　　“对不起……”我艰难地从喉咙里挤出这三个字，声音沙哑，“张兰，对不起……”

　　这或许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如此真诚地向她道歉。

　　张兰愣住了，随即，积压了多年的委屈仿佛找到了一个出口，她趴在桌子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站起身，走到她身边，笨拙地拍着她的背，就像她之前安慰我那样。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遍遍地重复着：“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的错……”

　　那一晚，我们聊了很多。聊我们刚结婚时的窘迫，聊李健小时候的趣事，也聊这些年来，我们各自心里的委屈和无奈。这是我们几十年的夫妻生活中，从未有过的、真正意义上的交心。

　　当窗外泛起鱼肚白时，谈话才结束。张兰已经哭得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我给她盖好毯子，独自一人，走进了厨房。

　　天亮了，我也该醒了。

　　 第6章 学不会的西红柿炒蛋

　　改变，是从一盘炒砸了的西红柿炒蛋开始的。

　　和张兰彻夜长谈之后，我心里那股拧巴的劲儿，似乎松动了一些。我不再整日沉浸在对过去的追悔和对父亲的复杂情绪中，而是开始尝试着，去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我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做早饭。

　　几十年来，家里的早饭不是张兰做，就是我们出去买。父亲在世时，他有自己雷打不动的早餐标准：一碗白粥，一个咸鸭蛋，两片馒头。而我，只需要在他吃之前，把一切准备妥当，摆在他面前。我从未想过，这些食物是怎么从生的变成熟的。

　　那天早上，我天没亮就起了床。张兰还在熟睡，我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想给她一个惊喜。

　　我想做最简单的西红柿炒蛋。这是父亲生前除了咸菜之外，唯一会夸一句“还行”的菜。我凭着记忆，学着张兰的样子，从冰箱里拿出两个西红柿和三个鸡蛋。

　　可第一步，我就被难住了。

　　西红柿是该先切，还是先烫了去皮？鸡蛋里要不要加水？加多少？盐和糖的比例又是多少？这些在张兰手里无比熟练的动作，在我这里，都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

　　我犹豫了半天，决定还是先切西红柿。结果刀工不行，切得厚薄不均，汁水流了一砧板。打鸡蛋的时候，用力过猛，蛋液溅得到处都是。

　　好不容易把准备工作做完，我拧开煤气灶，倒油。记忆中，张兰总是等油热到冒烟才下菜。我也学着样，结果油温太高，鸡蛋液倒进去的瞬间，“刺啦”一声，立刻糊了底，一股焦味弥漫开来。

　　我手忙脚乱地用铲子去铲，越铲越糊，一盘金黄的炒蛋，硬是让我炒成了黑黄相间的“黑暗料理”。我不甘心，把糊了的鸡蛋盛出来，又去炒西红柿。结果盐放多了，酸中带咸，咸中带苦，味道一言难尽。

　　等我把这盘“杰作”端上桌时，张兰已经被厨房的动静吵醒了。她看着那盘颜色诡异、形状狼藉的西红柿炒蛋，又看了看我这个满头大汗、脸上还沾着油点的“厨师”，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那是我在父亲去世后，第一次见她笑。

　　“李大厨，您这是……研发新菜呢？”她打趣道。

　　我的脸瞬间涨得通红，窘迫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我就是想给你做顿早饭。”我嗫嚅着说。

　　张兰笑着摇了摇头，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黑乎乎的鸡蛋，放进了嘴里。

　　“别吃！糊了！”我赶紧阻止她。

　　她却嚼了嚼，咽了下去，然后认真地对我说：“没有，挺好吃的。有股……努力的味道。”

　　那一刻，我的眼眶一热，差点又掉下泪来。

　　我知道，那盘菜难吃得要命。但她吃下去了，并且给了我一个无比珍贵的肯定。这个肯定，比父亲那句吝啬的“还行”，要温暖一千倍，一万倍。

　　从那天起，我承包了家里的早饭。我上网查菜谱，看美食视频，从最简单的煮粥、煎蛋开始。失败是家常便饭，不是忘了放盐，就是把粥煮成了饭。但我没有放弃。每一次，张兰都会把我的“作品”吃得干干净净，然后温柔地给我提出改进意见。

　　厨房，这个我曾经只为了父亲而踏足的地方，渐渐变成了我的新阵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取代了往日的死寂。氤氲的烟火气，驱散了笼罩在这个家里多日的阴霾。

　　我开始学着处理家里的大小事务。第一次去交水电费，在自助机前研究了半天，最后还是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才搞定。第一次独自去超市采购，对着琳琅满目的商品，拿着张兰写的购物清单，一样一样地核对，生怕买错了。

　　这些在别人看来再平常不过的小事，对我来说，都是一场需要鼓足勇气的挑战。每完成一件，我都会有一种小小的、笨拙的成就感。

　　李健也看出了我的变化。他不再用那种带着担忧和无奈的眼神看我。有一次，他下班回家，看到我正戴着老花镜，研究手机上的APP，学习如何网上挂号。他走过来，没有嘲笑我的笨拙，而是耐心地坐在我身边，一步一步地教我。

　　“爸，您进步挺快的啊。”他笑着说。

　　我有点不好意思地挠挠头：“活到老，学到老嘛。”

　　那天晚上，李健留下来吃饭。饭桌上，是我做的四菜一汤。虽然卖相依旧不佳，味道也比不上张兰，但他们俩都吃得很香。

　　“爸，您这手艺，可以啊。”李健给我竖了个大拇指。

　　我心里美滋滋的，嘴上却还谦虚：“瞎做的，瞎做的。”

　　饭后，李健陪我下楼散步。我们父子俩，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走在一起了。

　　“爸，对不起。”走着走着，李健突然开口。

　　我愣了一下：“好端端的，道什么歉？”

　　“爷爷追悼会那天，我不该抢着念悼词。”他低声说，“我当时就觉得您撑不住，怕您在那么多人面前失态，给爷爷丢脸。现在想想，我那也是一种不尊重。那是您和爷爷的告别，我没有权利替您完成。”

　　我停下脚步，看着儿子。他的个子已经比我高了，肩膀也宽厚了，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了。

　　我笑了笑，拍了拍他的肩膀：“傻小子，说什么呢。那天，爸得谢谢你。要不是你，爸就真成笑话了。”

　　“爸，其实……”李健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出来，“我以前，也挺怨爷爷的。怨他管得太宽，不光管您，也管我。但那天整理他的遗物，看到那些军功章，我突然就有点理解他了。他那种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想的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他就是想让我们所有人都活在他能看到、能保护的安全范围里。”

　　我点点头，心里一阵释然。是啊，我们都曾活在他的“保护”之下，也都曾为此感到窒息。但现在，他走了，我们终于可以，也必须，学着自己呼吸了。

　　“都过去了。”我说，“以后，这个家，我们一起撑着。”

　　“嗯！”李健重重地点了点头。

　　路灯把我们父子俩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一刻，我感觉我肩上的担子，似乎没有那么重了。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扛。

　　 第7章 独自上路

　　日子在一天天的柴米油盐中，不紧不慢地过着。我渐渐习惯了没有父亲的生活，也渐渐找到了自己的节奏。

　　我开始有了自己的“社交”。每天早上去公园晨练，跟一群同样退休的老头下下棋，聊聊天。他们聊的，无非是家长里短，孙子孙女，或是哪个牌子的降压药效果好。这些话题，琐碎而真实，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我不再是“李正阳的儿子”，我就是老李，一个普通的、爱悔棋的臭棋篓子。

　　我还报名上了社区的老年大学，学起了书法。父亲的字写得很好，我从小耳濡目染，也有些基础。在书法班里，我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我们一起临摹碑帖，交流心得，偶尔还相约去逛逛笔墨纸砚店。

　　我的生活，第一次有了父亲规划之外的色彩。这种感觉，新奇又踏实。

　　转眼，就到了父亲的一周年祭日。

　　前一天晚上，张兰问我：“明天要不要让李健请个假，陪你一起去？”

　　我正在练习写字，闻言，笔尖顿了一下，一滴墨晕染在宣纸上。我抬起头，看着她，摇了摇头：“不用了，我自己去。”

　　张兰有些意外，但还是点了点头：“行，那你路上慢点。”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没有让张兰陪，我独自一人，坐上了去往墓园的公交车。车上摇摇晃晃，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心里很平静。

　　一年前，我以为离开了他，我寸步难行。可这一年，我学会了做饭，学会了上网，学会了交朋友，学会了一个人去面对这个曾经让我感到无比陌生的世界。

　　我走得磕磕绊绊，笨拙不堪，但我终究是走过来了。

　　到了墓园，我熟门熟路地找到父亲的墓碑。照片上的他，依旧是那副严肃的表情，目光如炬，仿佛在审视着我这一年来的“成绩”。

　　我把带来的鲜花和水果摆好，又拿出一方干净的毛巾，仔仔细细地擦拭着墓碑，把上面的每一粒灰尘都擦掉。

　　做完这一切，我没有像一年前那样跪下痛哭，只是盘腿在墓碑前坐了下来，像跟老朋友聊天一样，絮絮叨叨地开了口。

　　“爸，我来看你了。”

　　“一年了，过得真快。我跟张兰都挺好的，你别惦记。李健也挺好，工作顺利，前阵子还升职了。您孙子，也争气。”

　　“我最近在学书法，王老师说我写得还行，有您当年的风范。不过我知道，我这三脚猫的功夫，跟您比还差得远呢。”

　　“您那屋，我还照原样给您留着呢。张兰老说我，说留着占地方。我说不行，那是您的念想，得留着。”

　　“对了，爸，我跟您说个事儿，您可别生气。我前阵子，托人打听了一下苏晚晴的消息。她……过得挺好的。当了一辈子老师，桃李满天下。老伴是她的大学同学，对她很好。这就行了，都挺好。”

　　我说着，自己就笑了。那段尘封的往事，那个我耿耿于怀了半辈子的人，在得知她幸福的那一刻，我心里最后一点执念，也烟消云散了。

　　“爸，我以前……挺怨你的。怨你管我，怨你替我做主，怨你让我活得不像自己。可这一年，我自己当家了，才知道，当家有多难。我才明白，您当年，是怕我吃苦，怕我受累。”

　　“您用您的方式，爱了我一辈子，也……困了我一辈子。您没错，我也没错。就是……咱俩的缘分，就是这样吧。”

　　“不过您放心，您儿子，没您想的那么没用。这一年，我没您管着，也活下来了。还活得……挺像那么回事儿的。”

　　我从口袋里，拿出一盘西红柿炒蛋。这是我早上特意炒的，用保鲜盒装着，还温热。我打开盖子，摆在墓碑前。

　　“爸，尝尝我做的。这回，火候正好，盐也放得不多，不咸。您尝尝，看比您儿子以前做的，有没有进步。”

　　山风吹过，松涛阵阵，仿佛是他的回应。

　　我在墓前坐了很久，把这一年来的所有变化，所有心里话，都说给了他听。说到最后，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对着墓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爸，我走了。您啊，在那边，也别老绷着个脸，对自己好点。下辈子，您别这么累了，也别给我安排路了，让我自己走一回，成吗？”

　　说完，我转过身，没有再回头，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向着山下走去。

　　阳光穿过树梢，暖暖地照在我的身上。我抬头看了看天，蓝得那么高，那么远。

　　我知道，那座曾经压在我心头的大山，并没有消失。它化作了我身后最坚实的依靠，看着我，独自上路。而这一次，我的脚步，不再慌张。

　　 第8章 太阳照常升起

　　从墓园回来，生活依旧。

　　我还是那个每天早起去公园下棋的“臭棋篓子”老李，还是那个在老年大学里努力临摹颜筋柳骨的书法班学员，还是那个会在厨房里为了盐多盐少而跟张兰斗嘴的笨拙丈夫。

　　只是，有些东西，在悄然改变。

　　我不再害怕做决定了。家里要换个新的热水器，我没再问李健，自己上网查资料，对比品牌，研究参数，最后选定了一款，叫人上门安装。当温热的水从花洒里喷涌而出时，那种由自己主导并完成一件事的满足感，是前所未有的。

　　我也不再害怕表达自己的想法。社区要搞一个老年书画展，班里的老师鼓励我参加。我一开始本能地想拒绝，觉得自己那点水平拿不出手。可转念一想，父亲总说我“上不了台面”，我难道要一辈子都缩在壳里吗？

　　最终，我交了一幅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那是我练了上百遍的四个字——“父爱如山”。

　　展览那天，我的字被挂在了一个很显眼的位置。很多人驻足观看，有称赞的，也有指点不足的。我站在人群里，听着那些评价，心里不再有年轻时的羞怯和紧张，只有一种平静的坦然。

　　写得好与不好，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敢于把它挂出来了。这是我的作品，是我李卫国，而不是“李正阳的儿子”的作品。

　　李健和张兰也来看了展览。李健拿着手机，对着我的字拍了好几张照片，发在了他的朋友圈里，配文是：“为我老爸感到骄傲！”

　　我看着那行字，眼睛有点湿，心里却比吃了蜜还甜。

　　父亲留下的那间老屋，我最终还是决定和张兰搬了回去。我们把屋子重新粉刷了一遍，换了新的家具。但父亲的书房，我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我每天都会进去坐一会儿，擦擦书桌，看看他那些被翻得卷了边的书。

　　我不再觉得那间屋子空荡荡的了。它充满了回忆，也充满了力量。它时时刻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

　　有一天，我在整理父亲的书柜时，无意中发现，在他最常看的一本《史记》里，夹着一张小小的纸条。

　　纸条已经很旧了，上面是父亲的字迹，写着一句话：

　　“雏鹰羽丰，当搏长空。”

　　我的心，被重重地击了一下。

　　原来，他并非真的想把我一辈子圈在身边。或许，在他的内心深处，他也曾期望着，我这只被他过度保护的雏鹰，能有羽翼丰满、独自搏击长空的那一天。只是，他等不到了。而我，也醒悟得太晚了。

　　我把那张纸条，小心翼翼地收进了自己的钱包里，贴身放着。

　　六十一岁的生日那天，李健和张兰给我操办了一个小小的生日宴。没有请外人，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张兰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李健则买了一个大蛋糕。

　　吹蜡烛的时候，他们让我许个愿。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说：

　　“爸，我六十一了。从今天起，我要开始过我自己的人生了。您在那边，就放心吧。太阳，照常升起。您的儿子，也照常，好好地活下去。”

　　我睁开眼，一口气吹灭了所有的蜡烛。

　　窗外，夕阳正红，染透了半边天。我知道，明天，又将是一个崭新的、需要我自己去面对和创造的一天。

　　而我，已经准备好了。

　　本文标题：95岁的离休老干部辞世，60岁儿子痛哭，“你走了，我怎么办？”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xuexi/9445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