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亲戚的后事，让我发现当下的年轻人，学历越高，人心越冷漠了

　　电话是傍晚打来的，我刚把一份改了八遍的PPT发给老板，准备瘫在椅子上刷会儿短视频。

　　来电显示是“妈”。

　　我划开接听，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边就传来一阵压抑的、熟悉的啜泣声。

　　我心里咯噔一下。

　　“喂，妈，怎么了？”

　　“小峰啊……”我妈的声音带着浓重的鼻音，像是刚大哭过一场，“你三叔……没了。”

　　三叔？

　　哪个三叔？

　　我脑子里飞快地过了一遍我们家那庞大又疏远的亲戚网络。

　　我爸这边兄弟三个，他是老二。大伯在省城，三叔……三叔一直在老家县城。

　　就是那个每次过年回去，都会塞给我一把炒花生，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牙齿被烟熏得焦黄的三叔。

　　“怎么回事？前阵子不还说挺好的吗？”我的声音有点发干。

　　“下午的事，心梗，人是在棋牌室里没的，一句话都没留下。”我妈在那头叹了口气，又像是要把肺里的浊气都叹出来，“你爸已经过去了，你明天……请个假，也回来一趟吧，送你三叔最后一程。”

　　“好。”

　　我挂了电话，屋里没开灯，电脑屏幕的光幽幽地照在脸上。

　　PPT右下角的时间是18:32。

　　窗外，城市的晚高峰正像一锅煮沸的粥，喧嚣、拥挤，充满了生命力。

　　而几十公里外的县城，一个我并不算亲近，但很熟悉的生命，悄无声息地熄灭了。

　　我没开灯，也没动。

　　就那么坐着，任由黑暗把我吞没。

　　脑子里开始不受控制地闪回一些关于三叔的零碎片段。

　　他好像一辈子都没离开过那个县城。年轻时在镇上的工厂上班，后来工厂倒闭，就到处打零工，什么都干。砌墙、扛水泥、送货……

　　三婶是个没什么主见的女人，身体也不太好，常年药罐子。他们有个儿子，我堂弟，叫李伟，比我小两岁，早早就不读书了，在外面混。

　　记忆里，三叔永远都是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总有那么一两块洗不掉的油渍或泥点。

　　但他总是笑呵呵的。

　　小时候过年，我们家回老家，他总会从一个旧饼干铁盒里，抓出一大把花生、糖块，硬塞到我兜里。

　　他的手很粗糙，指甲缝里总是黑的，但那把花生的温度，好像现在还能感觉到。

　　他会摸着我的头，用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夸我：“还是二哥家的娃出息，读书的料。”

　　那时候，我总觉得他身上有股汗味和烟草混合的怪味，下意识地想躲开。

　　现在想来，那大概就是一个男人为生活奔波，最真实的味道。

　　第二天一早，我跟公司请了假，坐上了回县城的大巴。

　　车窗外的风景从高楼大厦，慢慢变成低矮的平房和连绵的农田。

　　空气里开始弥漫着泥土和植物的味道。

　　我有点恍惚。

　　好像每次回来，都是因为一场告别。

　　上一次是奶奶，上上次是外公。

　　我们这些在外漂泊的年轻人，与故乡的连接，似乎就只剩下这些红白之事了。

　　车到县城汽车站，我爸来接我。

　　他看起来比上次见面时又老了一些，眼角的皱纹更深了，头发也更白了。

　　他没多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走吧，直接去你三叔家。”

　　三叔家在县城的老城区，一片自建房里。

　　路很窄，两边的房子挤得密密麻麻，墙皮剥落，露出里面的红砖，像是一块块揭不掉的伤疤。

　　还没到门口，就听见了一阵喧闹。

　　不是那种撕心裂肺的哭嚎，而是一种混杂着哭声、说话声、麻将声的，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嘈杂。

　　这让我悬着的心，稍微放下了一点。

　　至少，不是冷冰冰的。

　　三叔家的院子不大，已经搭起了一个简易的蓝色雨棚。

　　雨棚下，摆着一口冰棺。

　　那就是三叔。

　　我走过去，隔着一层冰冷的玻璃，看到了他。

　　他穿着一身崭新的深色寿衣，脸上没什么痛苦的表情，很安详，就像睡着了一样。

　　只是那张脸，比我记忆中更苍老，更瘦削。

　　三婶坐在一旁的矮凳上，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被人搀扶着，嘴里一直念叨着什么。

　　堂弟李伟，那个曾经的叛逆少年，此刻穿着一身孝服，跪在冰棺前，低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

　　他好像一夜之间就长大了。

　　院子里挤满了人。

　　有脸熟的亲戚，也有很多我不认识的街坊邻居。

　　他们有的在帮忙折纸钱，有的在安慰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的家人，还有几个大妈在角落的另一张桌子上，哗啦啦地搓着麻将。

　　哭声和麻将声，就这么诡异又和谐地交织在一起。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一边摸着一张“发财”，一边抹着眼泪说：“老三这人啊，就是走得太急了……前天还说要教我怎么用那个什么智能手机呢。”

　　旁边的人接话：“可不是嘛，心太好了，谁家有事他都去帮忙，自己家里的事倒不上心。”

　　“唉，好人不长命啊……”

　　我爸把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套孝服，“穿上，去给你三叔磕个头。”

　　我换上衣服，走到冰棺前，规规矩矩地跪下，磕了三个头。

　　额头碰到冰凉的水泥地，一股凉意瞬间传遍全身。

　　我才真正意识到，三叔真的走了。

　　那个会塞给我一把炒花生的三叔，那个用粗糙的手摸着我头的长辈，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

　　一股酸涩涌上鼻尖，我的眼眶也热了。

　　接下来的两天，我见识了一场最“市井”的葬礼。

　　流水席从早开到晚，院子里支起几口大锅，请来的厨子叮叮当当地忙活着。

　　来的都是客，不管认不认识，坐下就能吃。

　　饭菜谈不上精致，就是些大锅炖的肉、炒的菜，但分量足，热气腾腾。

　　人们端着碗，或蹲或站，一边吃，一边大声聊着天。

　　聊三叔生前的趣事，聊最近的菜价，聊谁家的儿子娶了媳妇，谁家的闺女考上了大学。

　　悲伤是底色，但生活的气息，却顽强地从悲伤的缝隙里冒出来。

　　我被我爸安排去记账。

　　就是在一个小本子上，记录下每一位来吊唁的亲友送的礼金。

　　来的人各式各样。

　　有穿着体面的远房亲戚，包里拿出厚厚一沓红包。

　　也有穿着工服，满身灰尘的工友，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不好意思地塞过来，“一点心意，别嫌少。”

　　我爸总会客气地把钱接过来，然后拉着人去吃席，“来都来了，吃口饭再走。”

　　有个看起来比三叔还老的大爷，颤颤巍巍地走过来，从一个布包里摸出两百块钱。

　　我爸连忙推辞：“叔，您这么大年纪了，不用这样。”

　　大爷眼睛一瞪：“怎么不用？当年要不是你三弟，我家那房子早就塌了！这点钱，买不回一条命！”

　　他说的是十几年前的一场大雨，三叔半夜不睡觉，挨家挨户去敲门，叫醒了老街坊，才没出大事。

　　我一边记着账，一边听着这些我从未听过的，关于三叔的故事。

　　原来，那个在我印象里有些窝囊、没什么大出息的三叔，在这些街坊邻居眼里，是个热心肠、靠得住的好人。

　　他的人生，或许在世俗意义上是失败的。

　　没钱，没地位，儿子也不争气。

　　但在此刻，这个小小的院子里，挤满了真心实意为他悼念的人。

　　他们带来的，不只是几百块钱的礼金，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人情。

　　堂弟李伟一直跪在灵前，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没离开过。

　　他没怎么哭，就是沉默地烧着纸钱，火光映着他年轻的脸，有种不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沉重。

　　有一次，我给他递水，他哑着嗓子跟我说：“哥，我以前总觉得我爸没本事，让我跟别人打架都抬不起头。”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

　　“现在我才知道，他认识这么多人，有这么多人念他的好。”他吸了吸鼻子，“我以后……不能再混了。”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一个人的死亡，有时，是另一个人成长的开始。

　　出殡那天，天还没亮，院子里就站满了人。

　　按照习俗，长子要摔盆，然后抱着骨灰盒，走在最前面。

　　当那个瓦盆“啪”地一声在地上碎裂时，三婶积攒了几天的悲伤，终于彻底爆发。

　　她哭得几乎要昏厥过去，死死地拉着冰棺，不让抬走。

　　周围的几个大妈也跟着抹眼泪，一边劝，一边抱着她。

　　那不是表演，那是一种发自肺腑的，对亲人离去的绝望和不舍。

　　送葬的队伍很长，从巷子口一直排到街上。

　　没有豪华的车队，就是一群穿着朴素的人，默默地跟在后面，走了一程又一程。

　　整个过程，混乱、嘈杂，甚至有些滑稽。

　　有人不小心踩了别人的脚，有人在讨论中午的席面，还有小孩不懂事地在队伍里穿梭嬉闹。

　　但没有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生与死，悲与喜，庄重与世俗，在这里，被拧成了一股绳。

　　这就是生活本身的样子。

　　三叔的后事办完，我爸把我拉到一边，塞给我一个红包。

　　“这是你三叔家退回来的礼金，他们家困难，我们自家人就别再添负担了。”

　　我捏着那个红包，有点沉。

　　“你堂弟，好像懂事了。”我爸说。

　　“嗯。”

　　“以后，多跟他联系联系，你们是亲兄弟。”

　　“我知道了，爸。”

　　回城的路上，我一直在想三叔的这场葬礼。

　　它像一场盛大的乡村庙会，充满了粗糙的、原始的生命力。

　　在这里，死亡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句号，而是一个逗号。

　　它让活着的人，重新聚在一起，确认彼此的连接，然后，带着对逝者的记忆，继续走下去。

　　我以为，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生活回到了原来的轨道，我继续在写字楼里当我的“PPT民工”，每天为KPI和老板的脸色而焦虑。

　　直到三个月后，我妈又打来一个电话。

　　这一次，她的语气很平静，甚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郑重。

　　“小峰，你大姨婆昨天晚上走了。”

　　大姨婆。

　　我妈的姑姑，我应该叫姨奶奶。

　　这位亲戚，跟三叔比，就是另一个极端的存在。

　　大姨婆年轻时是本地一所中学的老师，后来当了校长，桃李满天下。

　　她丈夫，也就是我姨爷爷，是机关里的干部，虽然职位不高，但人脉广，受人尊敬。

　　他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是亲戚圈里“别人家的孩子”的顶配版。

　　表舅，在上海一所顶尖大学当教授，博导，是某个领域的学术大牛。

　　表姨，在北京一家跨国公司当高管，年薪七位数，满世界飞。

　　大姨婆家，是我小时候最不爱去的地方。

　　因为她家太干净了，一尘不染，沙发上永远铺着白色的蕾丝罩布，我连坐下都觉得局促。

　　大姨婆总会用一种审视的目光看着我，问我期末考了多少分，在班里排第几名。

　　然后，再用一种云淡风轻的语气，说她家的儿子又发表了什么论文，女儿又拿了什么奖。

　　那种无形的压力，让年幼的我喘不过气。

　　后来我长大了，去了外地读书工作，跟他们家的联系就更少了。

　　只在一些家族大聚会上，会远远地见上一面。

　　表舅和表姨，永远都是一副精英派头，说话温文尔雅，但眼神里总带着一种疏离感。

　　他们会礼貌地问候你，但你总觉得，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这里。

　　“什么时候办？”我问我妈。

　　“后天，在市殡仪馆。你表舅他们都从外地赶回来了，说是……一切从简。”

　　“从简”两个字，我妈说得有点意味深长。

　　“你也回来一趟吧，毕竟是至亲。”

　　“好。”

　　这一次，我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对于大姨婆，我更多的是敬畏，而非亲近。

　　她的离去，对我来说，更像是一个家族符号的消失，而非一个亲人的逝去。

　　我甚至有点好奇，这样一户“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葬礼，会是什么样子的。

　　两天后，我开车到了市殡仪馆。

　　和县城那个嘈杂的自建房不同，这里的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的。

　　高大的建筑，肃穆的氛围，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和一种不知名花卉的清冷香气。

　　我找到了大姨婆的告别厅。

　　门口摆着电子显示屏，滚动播放着“沉痛悼念XXX女士”。

　　没有喧闹的人群，没有哭声，甚至连说话声都很少。

　　来宾们都穿着深色的衣服，表情凝重，三三两两地站着，低声交谈。

　　更像是一场……商务会议的茶歇。

　　我看到了我爸妈，他们站在一个角落，表情有些不自在。

　　也看到了表舅和表姨。

　　表舅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戴着金丝边眼镜，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

　　他没有哭，脸上是一种学究式的平静，仿佛在面对一个学术课题，而非自己母亲的死亡。

　　表姨穿着一条黑色的连衣裙，化着精致的淡妆，如果不是场合不对，我甚至会以为她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商业谈判。

　　她手里拿着手机，时不时地低头看一眼，眉头微蹙，像是在处理什么紧急的工作。

　　他们身边围着几个人，看起来像是他们的同事或朋友，也都是一副成功人士的模样。

　　他们的交谈，声音很低，我听不清具体内容，但能捕捉到一些关键词。

　　“……下周的国际会议，我已经让助理去安排了……”

　　“……那个项目的数据，你再跟进一下，不能出岔子……”

　　“……节哀，李教授，您也要保重身体。”

　　“谢谢，都安排好了，不会耽误事的。”

　　我有点恍惚。

　　这里是葬礼，对吧？

　　我走到我爸妈身边。

　　“来了？”我爸看了我一眼，压低声音说，“去跟你大姨婆告个别。”

　　我点点头，走向大厅中央。

　　大姨婆躺在鲜花丛中，化了妆，面容安详。

　　她的遗照，选的是一张她中年时期的照片，穿着得体的套裙，戴着珍珠项链，嘴角带着一丝矜持的微笑。

　　很符合她一贯的形象。

　　没有冰棺，没有孝服，没有烧纸的烟火气。

　　一切都那么“文明”，那么“高级”。

　　我对着遗像鞠了三个躬。

　　整个过程，安静得只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嗡嗡声。

　　告别仪式很快就开始了。

　　司仪用一种字正腔圆，但毫无感情的语调，念着大姨婆的生平。

　　“……她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一位慈爱的母亲，一位贤惠的妻子……”

　　那些词语，都对，但都像是一些空洞的标签，贴在一个已经远去的人身上。

　　然后是家属致辞。

　　表舅走上台，拿着一份打印好的稿子。

　　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做学术报告的口吻，开始发言。

　　“各位来宾，各位亲友，今天，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送别我的母亲……”

　　他的发言，逻辑清晰，措辞严谨，回顾了母亲光辉的一生，感谢了所有来宾的关心。

　　整个过程，他的语调没有一丝起伏，脸上没有一丝多余的表情。

　　就像在背诵一篇与自己无关的课文。

　　我看到台下有几位大姨婆以前的学生，年纪都很大了，在偷偷抹眼泪。

　　而她的亲生儿子，却冷静得像一个局外人。

　　发言的最后，他说：“母亲的离去，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损失。但我们相信，她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我们的记忆里。我们能做的，就是更好地工作，更好地生活，这才是对她最好的告慰。”

　　他说得很好，很得体，无懈可击。

　　但我 почему（weishenme）觉得那么冷呢？

　　我甚至听到身后有人在低声赞叹：“不愧是李教授，就是有水平，这种时候都这么冷静理智。”

　　我回头看了一眼，是两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

　　我突然觉得一阵反胃。

　　仪式结束后，是自由告别时间。

　　我看到表姨终于放下了手机，走到她母亲的遗体旁。

　　她没有哭，只是静静地站了一会儿，然后伸出手，轻轻整理了一下母亲额前的头发。

　　那个动作，很轻，很柔。

　　但她的脸上，依然是那种克制的、疏离的表情。

　　我走过去，想说几句安慰的话。

　　“表姨，节哀。”

　　她抬起头，对我礼貌地点了点头，眼神里有一丝疲惫。

　　“谢谢你，小峰，特意赶回来。”她的声音很职业，像是对一个客户说话。

　　“大姨婆她……”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自己词穷。

　　“妈走得很安详。”她接过了我的话，语气平静，“最后这几年，她其实很痛苦，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谁都不认识了。对她来说，这也是一种解脱。”

　　“解脱”。

　　这个词，从她嘴里说出来，是那么的顺理成章，那么的……理性。

　　我突然想起了三婶。

　　想起了她在三叔的灵前，哭得撕心裂肺，拉着冰棺不肯放手。

　　那种不理性的、撕心裂肺的悲伤，和眼前这种理性的、平静的“解脱”，形成了无比刺眼的对比。

　　哪一种，才是真正的爱？

　　我不知道。

　　或许，我根本没资格评判。

　　“你现在……在哪家公司？”表姨突然换了个话题，像是想打破这尴尬的沉默。

　　“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我简单地回答。

　　“哦，挺好的，年轻人就该去大平台锻炼锻炼。”她点点头，又恢复了那种HR面试的口吻，“有什么职业规划吗？这个行业，不进则退，要早做打算。”

　　我愣住了。

　　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跟我聊职业规划？

　　这是什么脑回路？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是干巴巴地说了一句：“我会努力的。”

　　“嗯。”她似乎对我的回答还算满意，然后又低头看了一眼手机，“我还有个跨国会议要准备，先失陪一下。”

　　说完，她就转身走到一个没人的角落，开始打电话。

　　我能隐约听到一些英文单词从她嘴里冒出来。

　　“……deadline……report……confirm……”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无比荒谬。

　　我转头看向表舅。

　　他正被几个人围着，像是在进行一场小型学术研讨会。

　　“李教授，您上次提到的那个课题，我回去又研究了一下……”

　　“哦？你说说看。”表舅的眼睛亮了一下，立刻进入了状态。

　　他们就在自己母亲的灵柩旁，热烈地讨论起了学术问题。

　　仿佛那具冰冷的身体，只是一个无关紧g要的背景板。

　　我爸妈走了过来，我妈的脸色很难看。

　　“这叫什么事啊？”她压低声音，对我抱怨，“你大姨婆还没走远呢，他们就……唉！”

　　我爸叹了口气：“算了，人家是高级知识分子，跟我们不一样。”

　　“高级知识分子就可以六亲不认了？”我妈的声音里带着火气，“你看看他们，有一个掉眼泪的吗？办丧事跟开公司年会一样！冷冰冰的！”

　　我沉默了。

　　我妈说的，正是我心里想的。

　　这场葬礼，太“高级”了。

　　高级到没有一丝人情味。

　　没有流水席，取而代之的是殡仪馆提供的自助餐，精致，但冷冰冰。

　　没有人高声喧哗，所有人都彬彬有礼，轻声细语。

　　没有人嚎啕大哭，悲伤被包装在得体的言行和克制的表情之下。

　　一切都像一场精心编排的舞台剧。

　　剧本叫“告别”，演员们都演得很专业，但没有一个人真正入戏。

　　我看到表舅的儿子，我的那个表弟，一个在读博士，戴着耳机，面无表情地坐在角落里玩手机。

　　我走过去，想跟他打个招呼。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茫然，似乎不认识我。

　　“我是你表哥，李峰。”我自我介绍。

　　“哦，你好。”他摘下一只耳机，语气很平淡。

　　“别太难过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嘴角扯出一个奇怪的弧度，像是在笑，又不像。

　　“没什么好难过的，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他说，语气像是在背教科书。

　　我噎住了。

　　“奶奶她……最后几年，其实已经不是她自己了。”他又补充了一句，“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她的大脑皮层功能已经基本丧失，维持生命的，只是一些本能反应。”

　　我看着他，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一种近乎残忍的冷静，解构着自己亲人的死亡。

　　我突然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直冲天灵盖。

　　这就是他们接受的教育吗？

　　把一切都量化，一切都理性化，包括亲情和死亡？

　　我忍不住问他：“那你对奶奶，就没有一点……感情吗？小时候她不是很疼你吗？”

　　我记得，小时候大姨婆最常夸的，就是这个孙子，说他多聪明，多有出息。

　　他愣了一下，似乎在思考我的问题。

　　过了几秒钟，他才开口：“感情是一种很复杂的神经化学反应，主要由多巴胺、催产素等物质决定。记忆会触发这些反应，但人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被它左右。”

　　我彻底无语了。

　　我感觉我不是在跟一个亲戚聊天，我是在跟一个AI聊天。

　　一个被知识和理性武装到牙齿，却唯独丢失了“心”的AI。

　　我不想再跟他聊下去了。

　　我怕我再多说一句，会忍不住骂人。

　　我找了个借口，走开了。

　　整个告别厅里，都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氛围。

　　一边是逝者冰冷的遗体，一边是生者火热的“事业”。

　　学术、项目、会议、前途……这些词语，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割裂了这里本该有的悲伤和温情。

　　我突然想起三个月前，三叔的那个小院子。

　　想起那个一边打麻将一边抹眼泪的老太太。

　　想起那个满身灰尘，却坚持要塞过来两百块钱的工友。

　　想起三婶那不管不顾的嚎啕大哭。

　　那些场景，粗糙、混乱，甚至有些“不体面”。

　　但它们是热的。

　　是有温度的。

　　而这里，一切都那么体面，那么井井有条，那么“高级”。

　　却是冷的。

　　冷得像一块冰。

　　我走出告别厅，想透口气。

　　外面阳光很好，刺得我眼睛有点疼。

　　我看到表姨又在打电话，这次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耐烦。

　　“……我知道了，这件事很重要，但我现在真的走不开……什么？客户要见我？告诉他，我母亲去世了！让他们等两天！”

　　她挂了电话，烦躁地用手拨了一下头发。

　　然后，她看到了我。

　　她脸上那种烦躁的表情瞬间消失，又变回了那种职业化的、克制的微笑。

　　“小峰，还没走？”

　　“嗯，出来透透气。”

　　她走到我身边，从包里拿出一根女士香烟，点上，深吸了一口。

　　“不好意思，公司里一堆破事。”她吐出一口烟圈，眼神有些疲惫，“人到中年，就是这样，一刻都停不下来。”

　　“表姨，其实……你可以停一下的。”我忍不住说。

　　她愣了一下，看着我。

　　“你说什么？”

　　“我说，这是你母亲的葬礼，你可以……不用那么坚强的。”我鼓起勇气说。

　　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那层坚硬的壳，似乎出现了一丝裂缝。

　　但很快，又恢复了原样。

　　她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一丝自嘲和无奈。

　　“坚强？小峰，你还年轻，不懂。”

　　“到了我们这个年纪，这个位置，‘悲伤’是一种奢侈品。”

　　“我手下有一个上百人的团队，几千万的项目等着我拍板，我倒下了，谁来负责？客户会等我吗？竞争对手会等我吗？”

　　“我哥也一样，他那个实验室，几十个博士硕士指着他吃饭，国家级的课题，一天都不能耽误。”

　　“我们不是不想悲伤，是我们……没资格，也没时间。”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但我却听出了一丝深深的无力感。

　　我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是啊，他们是精英，是社会的栋梁，他们身上背负着太多的责任。

　　他们的时间，被分割成一个个KPI，一个个deadline。

　　亲人的离去，在他们的日程表上，只是一个需要被“高效”处理的突发事件。

　　他们用最理性的方式，安排好一切，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确保这件事对工作的影响降到最低。

　　他们做错了吗？

　　好像也没有。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敬业的，是负责的。

　　但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不对劲。

　　“你三叔……前阵子也走了，是吧？”表姨突然问。

　　“嗯。”

　　“我听你妈说了，办得很……热闹？”她用了一个很小心的词。

　　“是挺热闹的。”我想起了那个混乱的院子。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吸了口烟。

　　“挺好的。”她说，声音很轻，“其实，我挺羡慕的。”

　　我愣住了。

　　“羡慕？”

　　“是啊。”她看着远处的天空，眼神有些飘忽，“羡慕那种可以不管不顾，想哭就哭，想闹就闹的……真实。”

　　“我们不行。”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克制，要理性，要优雅，不能失态。”

　　“考试考砸了，不能哭，要分析错在哪里。”

　　“被人欺负了，不能打回去，要用更‘文明’的方式解决。”

　　“慢慢地，我们就习惯了。习惯把所有的情绪都藏起来，用理智去分析一切。”

　　“久而久之，我们好像……就不会‘感受’了。”

　　她说完这番话，掐灭了烟，对我挤出一个笑容。

　　“跟你说这些干嘛，走吧，进去吧，待会儿还有个追悼饭局。”

　　她转身往里走，背影挺得笔直。

　　但我分明看到，在她转身的那一刻，她抬手，飞快地抹了一下眼角。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她也挺可怜的。

　　他们不是冷漠，他们只是……被“知识”和“体面”绑架了。

　　他们用厚厚的盔甲，把自己包裹起来，抵御外界的伤害，也隔绝了内心的温度。

　　追悼饭局设在一家高档酒店的包间里。

　　没有圆桌，是西式的长条桌。

　　菜品很精致，一道一道上，像法餐。

　　大家依然在低声交谈，话题围绕着工作、学术、投资、子女教育。

　　我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吃着东西。

　　我感觉自己跟这个环境格格不入。

　　我旁边的两位，一位是某医院的主任医师，一位是某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他们在聊什么？

　　他们在聊大姨婆最后那几年的医疗费用，聊医保报销的比例，聊请护工的市场价，聊养老院的等级和收费。

　　他们把一个生命的最后阶段，变成了一张清晰的财务报表。

　　“……总的来说，李教授他们处理得还是相当有效率的，最大程度上减少了沉没成本。”那位律师最后总结道。

　　“沉没成本”。

　　我差点把嘴里的东西喷出来。

　　原来，亲人的离世，在他们眼里，也是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分析的。

　　我再也待不下去了。

　　我跟我爸妈打了个招呼，说公司有急事，就提前离席了。

　　走出酒店，外面的空气仿佛都清新了许多。

　　我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

　　脑子里，两个葬礼的画面，在不断地交替出现。

　　一个，是三叔的。

　　混乱，嘈杂，充满了眼泪、汗水和人情味。

　　一个，是大姨婆的。

　　有序，安静，充满了理性、体面和疏离感。

　　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会觉得，学历越高，人心越冷漠？

　　因为知识，在教会我们理性和逻辑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剥夺我们感性的能力。

　　我们学会了分析问题，却忘记了感受生活。

　　我们学会了控制情绪，却忘记了如何表达爱。

　　我们学会了权衡利弊，却忘记了什么是奋不顾身。

　　三叔的那些亲友，他们可能一辈子都没读过几本书，不懂什么叫“沉没成本”，不懂什么叫“情绪管理”。

　　他们只知道，朋友走了，心里难受，就要哭出来。

　　他们只知道，邻里有难，能帮一把就帮一把，不图什么回报。

　　他们的世界，很简单，很直接，也很温暖。

　　而表舅、表姨他们，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拥有我们大多数人梦寐以求的一切：知识、地位、财富。

　　但他们，似乎也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感受爱与被爱的能力。

　　他们的悲伤，需要预约。

　　他们的亲情，需要让位于工作。

　　他们的人生，被一张张日程表和KPI填满，没有留下一丝缝隙给那些“无用”的情感。

　　这难道就是我们追求的“进步”和“文明”吗？

　　我把车停在江边，摇下车窗，点了一根烟。

　　江风吹在脸上，很冷。

　　我想起了我的堂弟李伟。

　　在三叔的葬礼上，他一夜长大，决定不再混日子。

　　我想起了我的表弟，那个博士生。

　　他用生物学的术语，冷静地解构着奶奶的死亡。

　　一个，在亲人的死亡中，学会了责任。

　　一个，在亲人的死亡中，展示了……知识。

　　我不敢说谁对谁错。

　　我只是觉得，有点悲哀。

　　我们拼尽全力，让下一代接受最好的教育，希望他们能成为“人上人”。

　　可我们有没有想过，当他们真的成了“人上人”，他们还是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小峰，你跑哪儿去了？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

　　“妈，我公司有点急事。”我撒了个谎。

　　“行吧，那你路上开车小心点。”我妈顿了顿，又说，“你表舅他们，刚才把礼金都退回来了，说心意领了，钱不能收。”

　　“哦。”我应了一声。

　　“唉，你说他们，图啥呢？一个个那么有钱，也不在乎这点。搞得这么……生分。”我妈在那头叹气。

　　生分。

　　这个词，用得真好。

　　是啊，生分。

　　明明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却活得像点头之交的陌生人。

　　“妈，我过阵子……想回老家看看。”我突然说。

　　“回老家干嘛？”

　　“没什么，就想回去看看三婶和李伟。”

　　“行啊，是该多走动走动。”我妈的语气听起来高兴了一些。

　　挂了电话，我把烟头扔进江里。

　　看着它在水面上闪烁了一下，然后熄灭，沉没。

　　我突然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周末，我就回去。

　　我不去参加什么“精英”的聚会，不去讨论什么“职业规划”。

　　我就回那个破旧的老城区，去三叔家那个混乱的小院子。

　　去跟三婶聊聊家常，去跟李伟喝顿酒，去听那些街坊邻居扯着嗓子吹牛。

　　我需要去那个充满烟火气的地方，给自己“充充电”。

　　去重新找回那种，叫做“人情味”的东西。

　　因为我害怕。

　　我怕再在那个“高级”的世界里待下去，我也会慢慢变成一个，冷静、理性，但没有温度的人。

　　我怕有一天，我也会对着我最亲的人，说出“节哀，这也是一种解脱”这样的话。

　　我怕有一天，我也会在亲人的葬礼上，盘算着自己的KPI和deadline。

　　我怕有一天，我也会变成，我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学历，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又拿走了我们什么？

　　我没有答案。

　　我只知道，我可以选择，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发动了车子，调转方向。

　　回家的路，好像清晰了一些。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我真的回了县城。

　　没有提前打招呼，我提着一些水果和牛奶，凭着记忆找到了三叔家。

　　院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到三婶正在院子里晒被子。

　　她比上次见面时，好像更瘦了，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三婶。”我叫了她一声。

　　她回过头，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惊喜的表情。

　　“小峰？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看看您和李伟。”

　　“哎呀，你这孩子，回来就回来，还买什么东西！”她一边嗔怪着，一边接过我手里的东西，拉着我往屋里走。

　　屋子里收拾得很干净，三叔的遗像摆在正堂的桌子上，前面放着一盘新鲜的苹果。

　　“李伟呢？上班去了？”我问。

　　“没呢，在屋里睡觉。这孩子，现在出息了，找了个正经工作，在物流公司开车送货，辛苦是辛苦，但总算走上正道了。”三婶说起儿子，脸上带着欣慰的笑容。

　　她走到里屋门口，敲了敲门：“小伟，别睡了，你哥来了！”

　　不一会儿，李伟打着哈欠，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看到我，他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

　　“哥，你咋来了？”

　　“回来看看你们。”我笑着捶了他一拳，“听说你现在是‘物流精英’了？”

　　他脸一红：“别取笑我了，就是个开车的。”

　　“开车怎么了？靠自己本事吃饭，光荣。”

　　三婶在旁边给我们倒水，笑得合不拢嘴。

　　“你们兄弟俩聊，我去做饭，中午就在这儿吃。”

　　“三婶，别忙活了，我们出去吃。”

　　“那哪儿行！家里有菜，我给你做你小时候最爱吃的红烧肉。”三婶不由分说，就钻进了厨房。

　　我和李伟坐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就像小时候一样。

　　“最近……还好吧？”我问他。

　　“挺好的。”他点点头，“就是累，每天早上四点就得起床，晚上得到八九点才收工。”

　　“能习惯吗？”

　　“累是累，但心里踏实。”他看着我，眼神很认真，“哥，谢谢你。”

　　“谢我干嘛？”

　　“那天，你跟我说的话，我记心里了。”他说的是三叔葬礼上，我拍着他肩膀让他好好干那次，“以前我觉得我爸没用，现在我知道了，他留给我最宝贵的东西，不是钱。”

　　“是什么？”

　　“是人情。”他说，“我出去找工作，好几家都因为我以前那点破事不要我。后来我爸的一个老工友，就是现在我们车队的队长，他知道了，二话不说就让我去了。他说，‘你爸是好人，他的儿子，不能是孬种’。”

　　李伟说这话的时候，眼眶有点红。

　　“我现在开车，跑的很多地方，都是我爸以前干活的地方。有时候会遇到认识他的人，他们都会跟我说几句我爸的事。我才知道，他帮过那么多人。”

　　“哥，我现在觉得，做个像我爸那样的好人，比有钱有势，牛逼多了。”

　　我听着他的话，心里一阵感慨。

　　三叔用他平凡而善良的一生，给儿子上了最深刻的一课。

　　这一课，是任何名牌大学都教不了的。

　　中午，三三两两的街坊邻居，闻着香味就过来了。

　　“哟，做什么好吃的呢，这么香？”

　　“小峰回来了啊！”

　　“来来来，一起喝两杯。”

　　三婶也不介意，又多加了几个菜，搬出桌子，院子里很快就又摆起了一桌。

　　大家围坐在一起，吃着三婶做的家常菜，喝着几块钱一瓶的啤酒，大声地笑着，聊着。

　　聊李伟现在的工作，夸他懂事了。

　　聊我什么时候带女朋友回来。

　　聊东家长，西家短。

　　阳光透过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斑驳地洒在每个人带着笑意的脸上。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被一种巨大的、温暖的东西包围着。

　　这种东西，就叫“人间烟火”。

　　我喝了点酒，有点微醺。

　　我看着眼前这群朴实的人，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 (nian tou)。

　　他们或许不懂什么是宏大叙事，不懂什么是世界格局。

　　他们的人生，可能就是围绕着一日三餐，家长里短。

　　他们的快乐和悲伤，都很具体。

　　涨工资了，会高兴好几天。

　　孩子生病了，会急得掉眼泪。

　　邻居有难了，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他们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得下身边的人和事。

　　但他们的心，很大，大到可以容纳别人的悲欢。

　　而我们这些所谓的“精英”，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可以俯瞰整个地球。

　　但我们的心，却很小，小到只装得下自己。

　　我们关心冰川融化，关心星球大战，关心虚拟货币的涨跌。

　　却唯独，不关心身边那个具体的人。

　　我们用知识构建起一个庞大而精密的逻辑世界，却把自己关在了外面。

　　这到底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倒退？

　　饭后，我跟李伟坐在门口的台阶上抽烟。

　　“哥，你好像有心事。”他看出了我的不对劲。

　　我笑了笑，把大姨婆葬礼上的所见所闻，跟他大概说了一遍。

　　我没有提具体的人名，只是描述了那种氛围。

　　李伟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把烟头在地上摁灭，说：“哥，我书读得少，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但我觉得，人活着，不能光靠脑子，还得靠心。”

　　“脑子能让你走得快，但心，能让你走得远。”

　　“要是连喜怒哀乐都没有了，那跟机器人有啥区别？”

　　我愣住了，看着他。

　　这个我一直以为“不学无术”的堂弟，竟然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

　　是啊。

　　人活着，不能光靠脑子，还得靠心。

　　我突然觉得自己，才是那个需要被“教育”的人。

　　被生活，被这些最朴实的人，好好地上一课。

　　那天下午，我没有急着走。

　　我陪三婶聊了很久的天，听她絮絮叨叨地讲着三叔年轻时的糗事。

　　我帮李伟把他那辆半旧的货车擦得锃亮。

　　我还跟院子里的几个大爷，杀了两盘象棋，被虐得体无完肤。

　　夕阳西下的时候，我才开车离开。

　　三婶和李伟，还有好几个街坊，一直把我送到巷子口。

　　看着他们挥手的身影，我的眼眶又一次湿了。

　　回城的路上，我给我妈打了个电话。

　　“妈，我刚从三婶家出来。”

　　“哦？他们都挺好的吧？”

　　“挺好的。妈，我跟你说个事。”

　　“什么事？”

　　“以后，别再跟亲戚朋友说，我在什么大公司，赚多少钱了。”

　　我妈愣了一下：“为什么啊？这是给你长脸啊。”

　　“没什么脸可长的。”我说，“以后你就说，我在外面打工，混口饭吃。”

　　“还有，也别老拿我跟表舅表姨家的孩子比了。”

　　“咱们就是普通人，过普通人的日子，挺好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良久，我妈才轻轻地说了一声：“好，妈知道了。”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彻底放下了。

　　我不再为自己不是所谓的“精英”而焦虑。

　　我也不再羡慕那种“高级”而“体面”的生活。

　　我只想做一个，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情有义的，普通人。

　　就像三叔一样。

　　或许，我一辈子都无法像表舅那样，成为一个领域的权威。

　　或许，我一辈子都无法像表姨那样，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指点江山。

　　但那又如何呢？

　　我可以在周末，陪父母散散步，听他们唠叨。

　　我可以在朋友失意时，陪他喝顿大酒，骂几句脏话。

　　我可以在未来的某一天，教我的孩子，如何去爱，如何去感受，如何去做一个善良而温暖的人。

　　我想，这比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都更重要。

　　车子驶入城市的霓虹灯海。

　　我又回到了这个由代码、KPI和deadline构成的世界。

　　但我知道，我的心，已经不一样了。

　　它被老家的那片烟火，重新焐热了。

　　我知道，无论我走多远，飞多高，我永远都不能忘记，我从哪里来，我的根在哪里。

　　我不能成为一个，只有学历，没有心的人。

　　因为，人心，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也最温暖的东西。

　　它比任何知识，都更有力量。

　　本文标题：两位亲戚的后事，让我发现当下的年轻人，学历越高，人心越冷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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