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

　　武藤一羊/著

　　武藤一羊　日本活跃社运份子。亚洲和平联盟(Asian Peace Alliance, APA)的创始成员之一、资深和平运动暨反亚太地区军事化运动者、二十一世纪人民计划(People’s Plan for the 21stCentury, PP21)发起人、兼任亚洲文化发展论坛(Asian Cultural Forum onDevelopment, ACFOD)顾问。日文和英文著作甚丰，评议社会运动和日本国家性质，不少已译成中文。

　　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还在不停地排出放射物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中，有某种意志存在着并发挥作用。这并不是比喻，实际上，这个活着的废墟已经成了建立并支配核电站体制的人们的意志的结晶，并成了他们在此基础上长期活动的一种物化的形态。这种意志在核电站体制的统一支配之下，被以清洁的能源、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承诺等面纱所覆盖。我们不断地被告知，如果没有了核电站，就不可能承受电力的大量消耗，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也不可能有繁荣可言，而我们——社会的多数派——也接受了这样的说法。但是现在，核电站已经变成了对环境造成无限污染、持续侵害人的生命、而且无法轻易杀灭的凶恶生物，它的本来面目和起源也随之暴露无遗。

　　对于原子能发电这一事物在根源上的凶险性，长期以来，我并未有充分的意识。我虽然不是反原子能发电运动的活动家，但从 70 年代开始对反核能发电的居民运动产生了共鸣，做了一些把这一信息传递给国际社会的事情，参加了相关的游行，也发表了一些言论，倡导建立一个与以往的以开发和经济增长为目标的社会相对立的共生型(alternative)社会。 但是，3·11地震海啸造成的日本东北沿岸社会(community)的彻底破坏和大量的死亡，却使我看到因东电公司福岛核电站的崩溃而逼近的现实却完全是另一回事。这使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这很显得有些狂妄、不知分寸甚至愚蠢可笑，因为我本人并没有在地震中受伤，房子也没有倒塌，却在这里说什么"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是，在这次的大灾难与政权的低劣、处理的无能相迭加所造成的事态发展当中，我感到了一种社会全面崩溃的危机。

　　这虽然不是战争，但是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深渊——本来被作为自明的前提的自然和社会的秩序开始从脚下崩裂的深渊，从这一点来看，它与战争——而且是核战争——相连接。已经有许多的居民被推落进这个深渊。对于那些从福岛的受辐射地区撤离、被迫抛弃家园抛弃城镇避难的人们来说，他们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自然和社会的组织遭到了致命的破坏，从脚下开始崩裂塌陷。而且，由于是核污染，破坏的过程所造成的灾害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会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为单位持续下去，一点一点地扩大，侵蚀着自然和社会。如果是自然灾害的话，还可以通过灾后重建进行复兴。但从规定了这次灾害整体性格的福岛核电站的悲惨结局来看，同样意义上的重建是不可能的。由于放射性污染会对人类以及环境持续施加事实上是永远延续的污染和腐蚀作用，因此其破坏是不可逆的。放眼望去，在日本列岛的大部分海岸线上密密麻麻排列着 54 个核电站和再处理设施，这一事实表明，有朝一日使日本列岛上社会组织的存续本身变得不再可能的事态，并非没有可能出现。

　　即便如此，人们(我们)一定会活下去，重建社会，徐图复兴的吧。但我却要拒绝这一启示录般的遐想。这一点在广岛、长崎、南京、切尔诺贝利、法鲁加、越南、柬埔寨、以及前南斯拉夫身上都得到了证实。但是这与政府以及媒体的"来吧，让我们踏上复兴之路!"的呼吁造成的局面的转换并没有关系。如果灾后的重建没有与破坏及解体的性格、灾难性结局的严重程度相符，那么"复兴"将会以把危机埋入地下、以谎言覆盖真实的形式推进。将危机埋入地下，一定会通过灾难受害者的分离、非当事人化和生活实态的不可视化来进行。这一灾难已给太多人造成了各种形式和程度的伤害与破坏。受灾者才是在根本上具有决定权的当事人，只有他们不断地站出来，灾后复兴才真正谈得上有希望。在发生了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虽然污染在无止尽地蔓延，受灾范围在无限地扩大，但由于其中存在着一种以东京的过度消费和福岛的牺牲为支撑的中心vs.周边的结构，因此就需要一种能打破并跨越这一障碍、将这一关系转变为公正的关系的能动的作用——社会运动，这就是当事人化。当事人中的当事人从周边发出来的声音，是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力量。只有以当事人的生存权、否决权、决定权的行使为基础，重建才会有可能。能否在"收拾"、"复兴"的呼声中将力量落实到救助对象的立场上，打破试图非当事人化的势力，这是围绕着灾害问题进行斗争的核心的内容，也是形成对峙的战线。在这一对峙中，不是只有受灾者才是当事人，将吸纳了原子能的社会作为当然的事物接受下来的所有人，都承担着决定是否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的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应当作为当事人站出来。

　　这一战斗能否取得成功，就取决于这些以复合方式构成的众多当事人，在孕育了矛盾的动态的过程中能否携起手来，抓住危机的根本要害，并挖出其病根。

　　3·11 以后的事态已经充分证明，在原子能发电这一事物当中蕴藏了社会性解体的危险。也就是说，原子能发电已经不再是作为探讨能源政策时的一个选项、缺乏能源的日本所必需的动力源、或是维持国际竞争力这一议论层次上的事物了。

　　核电站必须无条件地废除。

　　如果是这样，那马上会浮现出来的一个疑问，就是这种事物最初为什么会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来。尤其是在地震多发国家的日本，海岸线上竟然并排耸立着这种事物达 54 个之多，这种有悖常识的事情为什么会发生

　　许多的书籍和论文已经对这些问题做出了解释和说明，我也并非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由于长年来一直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审视战后日本这一国家，我感到有必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对这一问题做出回答。对于日本的原子能发电问题，我将不是从能源问题或是环境问题的角度，而是把它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建立这一问题关联在一起进行讨论。对于已经成为争论焦点的废除原子能发电这一当前不可回避的课题，我也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探讨它的意义。尽管有些迂回，但让我们从一个较旧的话题开始探讨。

　　与原子能发电的奇妙邂逅——1957 年的广岛

　　最近我才意识到，在还没有意识到以上问题的情况下我与核电问题的最初相遇，是在1957 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为刚刚成立不久的日本废核协议会(简称"日本原水协")国际部的事务局员工，正在为 8 月在东京召开的第三次废核世界大会紧张地做着准备和推进的工作。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从朝鲜战争下从事看不到光明和出路的运动、突然转向了充满光明和生机的活动场域年轻社会活动家而言，这真是一项极其有价值的工作。在美军结束对日占领的两年以后，1954 年 3 月，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环礁进行了氢弹试验，试验产生的死亡之尘飘落在日本的金枪鱼捕鱼船福龙丸第五号上，船上的人员引致遭到核辐射。对此，东京杉并区的主妇们自发地发起了禁止核试验的签名运动，这一运动瞬间遍及全国，并与广岛的运动相汇合，发展成为废除氢弹的大型运动。(藤原、丸滨)运动的成员从自民党到社会党、共产党、地区妇人会与青年团，从学生运动到劳工运动，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与平等的要求相关联的、名副其实的超党派大型运动，共征集了 3200 万人的签名。这一运动于 1955年和 1956 年分别召开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废除核武器世界大会，在会上，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首次公开发言，向世界呼吁废除核武器。对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采纳为运动的课题。我是从第三次大会开始参加大会组织的。大会在东京召开，之后外国代表开赴广岛、长崎，为了协助他们，我第一次踏上了广岛的土地。

　　借着这个机会，我第一次参观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展览给了我极大的冲击。展现广岛整座城市被原子弹轰炸情景的立体示意图位于大厅的中央。沿着稍嫌昏暗的通道，依次展示着遭受原子弹爆炸辐射的受害者的照片和遗物，原子弹造成的大屠杀，以一种压倒性的、令人窒息的现实感扑面而来。但是在这条通路的尽头，却有另外一个展室。穿过一道门后灯光突然变得异常明亮起来，使人眼前出现一片阴翳。说明上写着，这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展览先是告诉你——原子能是伟大的科学发现、人类的未来会因原子能而愈加开阔，其后是一幅幅色彩华丽的展板，用图画来讲解处理核物质的机械手模型、原子能飞行器、原子能船只、以及原子能发电等。从昏暗的原子弹爆炸的展室走进来，有一种强烈的不协调之感。就像是另一个世界。原子弹造成的无情大屠杀以及原子能许诺的光明未来，借着这一扇门之隔，被捏合在了一起。几乎使人目眩。

　　这就是 1957 年的原子弹爆炸数据馆。但是，尽管感到了这种不协调之感，但当时我并没有试图去分析其中的意义。当时的我投身于废核运动这一和平运动中，不管是原子能还是别的什么，不是炸弹的都被我排除在了关心范围之外。

　　为什么在原子弹爆炸数据馆里有一个"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呢我知道其中的缘由是在很久之后。在我参观数据馆的前一年，也就是 1956 年，在广岛举办了一次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览会，其会场就选在了和平纪念公园内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为了给巨大的展示物腾出空地，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的展示物被全部移了出去。1956 年是废核运动大有进展、组织渐趋完备的一年。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被搬到了广岛，挤走了原子弹爆炸的展示品，在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得以召开。后来我才知道，在博览会结束之后，和平利用博览会的一部分展示品被"捐赠"给数据馆，为了容纳这些捐赠品而特别设置了一个单独的展室。1957 年我所见到的就是这些展示物。

　　这些经过，我是从广岛废核运动的领袖、也是其精神和思想支柱的森泷市郎的著作(森泷，1994，以下对森泷的引用皆出自此书)中得知的。自身即是原子弹爆炸受害者的伦理学家森泷在书中引用了自己的日记，带着深切的自省，对"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广岛、以及广岛人作出了何种反应做了如下叙述。

　　"我在广岛全面地接触原子能发电的问题，是在 1955 年(昭和 30 年)的 1 月末"，森泷写道。那年的1 月27 日，美国民主党的众议院议员耶茨在议会上提出了在广岛建设核电站的决议案。(田中，2011)这个消息给广岛市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引起了强烈反响。2月5日的《中国新闻》报导称，关于这一决议案，耶茨在给原子能委员会及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书信中提出，1、将广岛作为和平利用原子能的中心;2、广岛的核电站在 3 年以内投入使用; 3、最初是计划建设医院以救治至今仍需治疗的 6 千名原子弹受害者的，但建设核电站更加有用。

　　森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1 月 28 日(星期五)的日记

　　"……晚上，废核广岛协议会常任理事会。……美国众议院议员耶茨提议应在广岛建立核电站的报导出现在今天早晨的报纸和广播中，我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我们决定向市民发出揭示其中问题点的声明书。起草委员：渡边、森泷、佐久间、田边、迫。"

　　起草发表的声明书中列举了原子炉有转用为原子弹制造设备的可能、原子炉所产生的放射性物质极有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其运营会使日本受制于美国、一旦发生战争广岛将会成为最先受攻击的目标等理由，指出我们希望应首先对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数万广岛市民在治疗、生活两方面给予完全的补偿。《中国新闻》将其作为"核电站反对声明"做了报导。但是，森泷回顾道：

　　"

　　看到这一声明的滨井市长没有掩盖他的困惑和失望。见到他的时候，他对我说，"在报纸上看到那篇声明的时候，我不禁想，‘这可糟了!’"本来正冈迈克(注一)真的是出于好意才运到那里去的。"

　　滨井市长在报纸上谈到，"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是我从去年开始向美国呼吁的，特别是去年访美的时候，我把此事也向正冈迈克提过。他的积极活动终于结出了果实。但是，微量放射能所带来的坏影响如果不解决，就不可能有和平利用。但不管怎么说，能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牺牲的城市进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对死去的牺牲者的慰藉。以致死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利用来使人生存，我想市民们会对此赞同的"。……"我相信这是为了生存的、充满善意的馈赠。"

　　"

　　于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览会就来了。如果说"在广岛建核电站!"的提议最终只是以一个小插曲而告终的话，那么和平利用博览会则是由广岛县、市、广岛大学、中国新闻社和美国文化中心等共同举办的声势浩大的正式活动。于是"原子能和平利用"强行挤进了广岛，并待着不走了。市里提出的将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作为博览会的会场、将原子弹爆炸的2000件展览资料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馆的提案，当然遭到了原子弹受害者组织的反对。森泷这样写道：

　　"美国推广到全世界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览会，已经在26个国家得以举办，观众人数突破了一千万。在日本的东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的会场，有近百万参观者前来观看。终于，它也来到了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的微弱反抗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但是，要把原子弹爆炸数据馆的展品撤出去，把那里作为博览会的会场，却很难不让人反对。"

　　但是市里说，要是不使用数据馆，就得新建300坪的会场，而这需要1000万元，市里拿不出这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只能在数据馆举办。

　　2 月 10 日(星期五)的日记

　　"……晚上，与市长(渡边氏)就(为了和平利用博览会)转移原子弹爆炸数据馆的数据一事进行谈话。市长也觉得撤出数据是不明智之举。但是，他还是说，由于财政上的问题， 现在只能是利用数据馆做会场。"

　　4 月 25 日(星期二)的日记

　　"……从美国文化中心馆长耶茨那里收到了美国政府的答复。这是根据3 月 1日比基尼两周年集会的决议，向美英苏三国首脑递交的呼吁废除核试验的请求书所收到的回复。对日本政府的回答与内容与此基本相同。"

　　那时，美国文化中心在广岛承担了"美国大使馆驻外机构"的任务。我收到这一答复的信件之后，对 Futsui 馆长耐心地反复强调，不应该为了做原子能利用博览会的会场而把原子弹爆炸数据馆的陈列品撤出去，应该充分考虑到遭受原子弹侵害的市民的感情。

　　"如果我是你，就绝不会做这样的事"，我用了近乎强硬的语气向他说道。而 Futsui 馆长听后也不再客气，说"我一定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涂遍整个广岛。"

　　这些围绕着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事件发生在 1955—1956 年，这使我再次感到震动。1955年是废核世界大会在广岛召开的年份，当时运动蓬勃开展，盛况空前，而1956年是接着在长崎召开第二次世界大会的年度。而就是顶着这种氛围，"原子能和平利用"被从外部、由美国带了进来。(田中，2001)(加纳，2011)

　　"和平利用"被嵌入了什么样的语境当中，在这一过程中已经得到了体现。那是以光辉的"和平利用"对带来死亡与破坏的原子弹爆炸进行遮盖并冲销的语境。"把‘和平利 用!’‘和平利用!’‘和平利用!’涂遍整个广岛"，能说出这种话，真有些奇妙的感觉。而且似乎也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反映参观者感想的《中国新闻》的版面上跃动着"为人类的未来带来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惊异之旅"之类的标题，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谈话中也见不到对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种评论中虽然提出了和平利用要以废除一切核弹 以及对放射病的根治疗法的研究为前提、原子炉是否有产生致死灰尘的危险、放射性废弃物该怎样处理等根本性的问题，但整体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国新闻》1956年5月26日、27日)

　　对数据馆长达三周的占用，是转换了原子能意义的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行为。尽管人们私底下对这一不厚道的行为也会感到不满，但最终还是都被引向了"和平利用"=好事的阵线。森泷在日记中引用的当时的滨井市长的那句话——"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牺牲的城市进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对死去的牺牲者的慰藉。以致死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利用来使人生存，我想市民们会对此赞同的"——很有冲击力。原子弹爆炸越是坏事、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过这种逆转或是倒错的逻辑，人们被诱导至"和平利用"的舞台之上。这就是之后"原子能是清洁能源、既安全又放心"的印象的原型。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国淡化原子弹轰炸、将"和平利用"涂遍广岛的地毯式轰炸的做法与接受方日本的文脉之间，存在着某种出入。《朝日新闻》(2011 年8月3日)适时地刊登了"‘在原子弹受害国进行原子能发电’的逻辑、‘正因为……才更 要’的逻辑推进、在根本上是救赎与复仇心"的评论文章，对"正因为是原子弹受害国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列举了几个版本一一进行了批判性的探讨。

　　抓住"正因为……才更要"这一逻辑作为问题是恰当的。上面的滨井市长的逻辑就是典型的"正因为……才更要"的思维模式。而且，原子弹轰炸与和平利用之间的这种关联，在 美国一方的战略性逻辑当中是不存在的。(注二)这种"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我 认为它植根于战后日本得以确立的根本性结构之中——把被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当作了被给予的东西来对待。它已经是发生了的、无可更改的事实，所以不愿再次把它作为讨论的对象，被当作了这样一种先在的东西。在此之上，就开始寻找自初就带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与遭受原子弹轰炸危害的体验之间有怎样的关系。其中包含了一种希望二者之间尽量是亲和性关系的愿望。在这样的追寻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体验就全部被打包、被抽象化了。因为从每一个人被轰炸的个别体验中是很难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极好的事"的道路的。而个别的体验一旦被抽象化为一个遭到原子弹爆炸的普遍化事件，这种抽象就可以与和平利用建立起关联。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这时，把原子弹作为对象来正面面对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弹爆炸的代价是什么为什么会制造出原子弹这种东西为什么在8月6日会有原子弹落下为什么会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谁投下了原子弹是谁做出了原子弹攻击的决定到底那次战争是怎么一回事是谁发动了战争谁是加害者谁是牺牲者、在哪里是牺牲者，等等，进入这些问题的通路都被封闭了。那个时候的"和平利用"也没有被追问其具体的内容，而是作为正面的价值被抽象化。最终，情绪和道德把认识推到了一边。

　　但这也可以算是战后日本的历史经验总结中所特有的模式的一个例子。"战争终于结束了，现在已是和平国家了"，或者是"正因为战争如此悲惨，今天的和平才得来不易"，这样一些抽象的、无法再继续向前推进的命题，将个人具体的体验吸纳于无形，因之阻断了对活着的历史进行总结的道路。"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就是这样一个阻断的装置。对这一逻辑运用到极致的是"正因为在战争中有数百万人的牺牲，才有现在日本的繁荣"，这样的说法不仅是"靖国派"的论客在使用，也是在8·15的政府投降仪式上被宣读的正式文书 等情况下常常被运用的逻辑。"数百万人的牺牲"(A)与"现在的繁荣"(B)之间到底有何种关联，并没有得到说明。但是把肯定性的(B)看作是拜否定性的(A)所赐，就变成了一种应该的道德上的要求强要众人接受。如果要否定二者间的关联，等待着的将是一种"你想冒犯死难的同胞吗"的胁迫。正是这种不以逻辑为媒介的情绪性的结合，成了战后的日本推卸战争责任、免除殖民地责任的最为便利的手段。如果在50年代的日本，能够对投放原子弹等前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认真的追问，那么以投放原子弹而结束的战争的意义——包括日本的加害责任在内、包括使用了原子弹的美国的战争犯罪在内——得到全面揭示的通路就会被打开。紧接而来的就会是追究各自责任的过程。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原子弹的死难者慰灵碑上就不会写上"请安然长眠 过错将不会再重复"这样暧昧其词的话了。在原子弹与 "和平利用"的问题上也就不会出现"正因此……才"的关系了。这里面潜藏着的，是战后日本国家确立的问题性这一秘密。

　　这里有必要对"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一表达稍作思考。这一说法在1950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后虽未变成死语，但似乎已很少被使用了。是从什么时候它的使用频率开始下降的，我并未做过调查。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那就是"和平利用"这一说法是与"军事利用"相对而出现的。正因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弹、然后是氢弹的方式出现的，所以才有必要提出还有不是炸弹、不是"军事利用"的利用方案。这就是所谓的"和平利用"。只有在这个对比之中，"和平利用"这个说法才具有意义。然而这并不是通常的词语用法。谁也不会去说"石油的和平利用"。而石油却是被用作战斗机、战车的燃料、凝固汽油弹的材料，在以一切的形式被用作军事用途。但是在用于暖气、发电以及私家车的燃料等途径的时候，对石油的用途人们却绝不会说"石油的和平利用"。同样的，人们也不会说"铁的和平利用"。其理由就是，石油和铁最初就是具有广泛用途的物质。有很多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同时也可以用于战争的东西。但人们不会一个一个地去说xx 的军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让人们才说"和平利用"，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专用于军事的东西。这一用语揭示了原子能"出身的秘密"，即，用于军事才是原子能本来的利用价值，而"和平利用"、以及作为其中心的用原子炉进行核能发电，其实是原子弹的副产品。

　　"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句话的使用，是从1953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上所 作的知名演讲"原子能用于和平(atoms for peace)"开始的，但这一演讲的题目本身却 很少被提起。"atoms"本来就是用于战争的(for war)。但是今后也可以用于战争以外的 目的(peace)、可以转用于本来的目的之外，这一题目正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宣言才具有意义。

　　那时冷战正酣。苏联已于1949年拥有了原子弹，并于1953年进行了氢弹试验，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英国也开始独立研发核武器，并在1952年进行了原子弹爆炸实验。1950年开始的朝鲜战争在1951年6月差一步就发展为核战争，全世界为之震动。在之后的10年里，再加上远距离导弹的竞相开发，冷战与扩充核军备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人类研制出的核弹头的破坏力总计达到了足以将全体人类杀死数百次的、Ralph Lapp 说的"over kill"的程度。这自然导致了美国、苏联和英国进一步提高了以制造核弹头为目的的原子炉和浓缩设备的生产能力，超出军事需要水平的核物质被大量生产出来。但是既然这些兵器无法被消费(既然不能发动核战争)，那么不管再怎样增加核弹头的储备、再怎样开发新型的武器，也是无法无限制地持续进行下去的。而且这个费用必须要由国家的军事预算来填充。而仅仅靠制造炸弹维持一个生产部门是不可能的。为了能够维持下去，就必须把原子能卖到什么么地方去才行。武谷三男这样写道：

　　"一开始制造的原子炉既笨拙又体形庞大，以制造原子弹所需的钚为主要的目的，当时建造了很多这样的原子炉。在初期时，产生的能源被作为麻烦的副产品，被排到了大气和河川中。原子能受到关注，是在原子弹氢弹的军备过大、材料生产开始过剩之后。(武谷，p39)"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对民营化的原子能产业的培育。英国和美国开始将军用原子炉转用为用于发电的原子炉。艾森豪威尔"和平利用"的提案就是以这种需要为背景提出来的。

　　艾森豪威尔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是美国在失去了对核武器的垄断之后、为了使美国生产的浓缩铀等核物质向国际的转移置于美国支配的国际机构的管理之下、从而使美国支配世界的一个计划。也就是说，它是1950年代美国霸权的战略性构成要素——以核战斗力为主轴的军事霸权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回头重新再看艾森豪威尔在联合国所作的演讲，这是否真的是一个"和平利用"的提案，就显得越发可疑。在演讲的前半部分，是对核武器破坏力的强调和对美国在受到核攻击时消灭对手的能力的夸示。仅在最后的三分之一的部分，才提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主要相关国"要将核分裂物质的一部分交由新成立的国际机构(IAEA)来管理、以及促进"和平利用"的提案。这是与废除核武器及核军缩完全没有关联的"和平利用"。这个"和平利用"，从一提案的时候开始，就不折不扣地是军事利用的附属品。

　　在战后，美国多次提出了意在由处于美国实际支配下的国际机构来进行军备管理的提案——即通常所说的 Baruch 方案——，但都遭到了苏联的否决。这次对于延续了美国一贯意图的艾森豪威尔提案，苏联也是断然否决。于是在东西方冷战的条件之下，"和平利用"就采取了东西方围绕着带有附带条件的原子炉建设进行合围竞争的形式。美国通过在美国的严加控制之下提供原子能技术和浓缩铀的两国协议，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原子能利用同盟，而比美国更早(1954年)地开始了民用原子能开发的苏联，也确立了同样的原子能同盟。"和平利用"的同盟不过是沿着冷战下两个帝国的分割线确立的。

　　到了1960年代，随着法国(1960年)、中国(1964年)相继加入有核国家俱乐部，世界上的核能利用状况也就必须要能适应这种新的情况。已经拥有核武器的美、苏(俄)、英、法、中五国开始着手核不扩散体制的建立，以加强几国的核垄断，阻止新的核武装国的出现，并于1970年签订了核不扩散条约(NPT)。

　　原子能发电的起步以及与军事的新联结

　　原子能发电也于同一时期走向成熟。在60年代中期，"用于发电的轻水炉的订购迎来了世界性的高峰"，吉冈齐因此认为"以此为起爆剂，原子能发电实现了作为一项产业的起飞。"(吉冈，2011)。但是，真的可以认为原子能发电已经从军事中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纯的产业部门吗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脱离"军事利用"的一个普通业务了吗

　　并非如此。原子能发电作为一项产业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从军事中独立出来。发生改变的，只是产业与军事这两个要素的结合样态。在从出发点的原子弹爆炸到后来的原子能发电这个通路之外，又打开了一个新的通路，即从原子能发电通向原子弹爆炸的通路。NPT 自身就是表明两者新的结合关系的条约。这一条约在条约缔约国之间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作为一项权利加以确认(第4条)，对于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禁止其制造和取得核武器(第2条)，并且为了检查这些国家是否严守规定，作为一项义务，要求非核国家接受IAEA的保障措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于发电的原子炉的运转以及铀浓缩和用后燃料的再处理、核物质的保管量、储藏场所等等，这一切都是 IAEA"保障措施"(监察)的对象。也就是把有关原子能发电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为潜在的核武器生产能力来对待。当有转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嫌疑时，就要进行强制监察。从北朝鲜、伊朗的例子来看，由于用于发电等用途的"和平利用"与制造核武器之间的隔断仅取决于国家的政治性决定，因此这一隔断可以在任何时候被撤除。这也就是说，原子炉具有不断的返回原子弹这一起源的遗传倾向。对于牢牢控制世界的特权的核保有国来说，那些在政治上无法掌控的国家所进行的原子能发电，都是潜在的制造原子弹的能力。NPT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创立的制度。

　　这里尝试追问的是，如果没有珍珠港袭击，没有曼哈顿计划，不能制造原子弹，广岛、长崎，不会落下原子弹，现在会有某种的核能发电存在、普及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无论多么对利润敏感的企业会为了发电，想到以如此高的代价与危险入手建设原子反应堆吗这一庞大、复杂、精密、昂贵，而又危险的设备却只是为了将热水煮沸产生蒸汽，从而使叶轮运转起来用于发电。这与用煤烧锅炉的原理没有什么差异，正是非常原始的技术想法。的确，这一发电方法对以长时间连续潜水航行为其生命的潜水艇来说，这样的动力是有意义的。美国1954年起大肆宣传的则是由通用电气制造的最早的核能潜水艇——鹦鹉螺号中搭载了加重水型原子反应堆。之后作为核能发电的榜样，宣传开来。然而商业用的核能发电与鹦鹉螺号的原子反应堆完全不同。不过是给数万家单位，几百万人的日常生活供电而已，为何不得不用这样复杂、且高成本的烧热水的热源呢何况这发生在1973年OPEC攻势之前，英美的石油资本所在的中东支配之下、原油轻松入手的时代，为何会有使用核能进行民用发电的必要性呢原本只有瞬间的大量破坏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的核裂变技术转换成最忌讳瞬间大量破坏的民用发电，这一想法无疑最不合理，那有为何毫不费力地为人接受了呢

　　我并没有分析历史经过，回答这些问题的能力。在战后初期为实现支配世界的浮躁感充斥着的美国，曼哈顿计划所提出的原子弹成为了美国永远繁荣的象征。我推测，这一"美国的世纪=核能"的心理背后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话就会被击退"这一选择。

　　核能发电=原子反应堆的运转与军事从NPT来看的话，直至现在还有连续性。若是如此，核能发电这一连续性的另一端不受军事影响不可能——这样的想法也很自然。在这个意义上，有必要提前确认的是，军队的原则在于遵循杀害、破坏、削弱敌人，保存自我的秩序 。有效杀死敌人是军人的本职，为此会把对方的士兵生命看作必要成本来进行计算。对军人而言，他们必须守护国家这一抽象物，而不是活生生的民众。军队并不关心环境。战争恰恰是最大的破坏环境的行为，也从没有过对环境有利的战争。军队在作战中不会修复破坏了的建筑。军人会固守军事机密，绝不公开核心信息。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从铀的采掘起，由放射线导致的人的生命与环境的破坏就开始了，从始到终从未改变。在制造开发过程中也好，也是以人的生命与环境的破坏作为前提。进行的核武器试验的内华达州、新墨西哥、马歇尔诸岛、塞米巴拉金斯克、罗布泊等周围的居民遭到辐射，尽管缩短寿命，(政府)也不觉羞耻，没有什么处罚，甚至让本国居民注射钚，进行人体试验。美国的医学调查机构ABCC为了给下次核战争收集生体资料，将广岛与长期的被辐射者当作小白鼠一般来对待，比基尼岛氢弹实验中日本渔民受灾时，美国政府首先怀疑渔民是间谍，接着又否认了与实验的因果关系。这中间蕴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哲学——将生命工具化，把漠不关心正当化的犬儒主义哲学。

　　核能发电本身并非军用，然而其技术与使用形态的哲学难道不是继承了军事基因吗 "和平利用核能"的军事起源开始的连续性难道不是伴随着哲学的连续性吗尚不知处理废弃物手段之时来进行核能发电，进行运转的风格。只追求眼前的破坏，不继承其社会的、人的结果，从未想过的核电受害者的生活。核能发电以剥削人的生命的前提，这与军队以士兵战死在战场作为前提组织起来是相通的。核能发电用的铀的采集不可能与原子弹区分开来，侵蚀着环境与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这种对生活的犬儒主义难道不是核能利用从这一起源继承而来的吗

　　尤为特别的是对于放射线的态度。让人难以想象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岛核能发电灾害之际，避开了明确说其最高使命在于面对放射线受害"守护居民安全"。政府在持续使居民处于高强度的放射线中之时，还主张"同时对健康没有影响"，给外部传出伪信息。政府直至今日也没有公开全部信息。长期经过原子弹、核能发电与放射线这样眼睛无法看到的有害源，人体会渐渐遭到侵蚀，被杀死。权力对核这一特有的、必须对其加以警惕的一面并没有多谈，而是将其从人们的视野中隐去。这一倾向无论是在原子弹还是核能发电中都能认识到，并不是偶然。

　　曼哈顿计划的副负责人法莱尔准将于1945年9月率陆军原子弹视察团来到日本，在东京的记者会上对原子弹的射线与热辐射的威力进行宣传，并说"未发现有日本报导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辐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弹在经过长时间后未发现由放射线而死亡的案例，广岛现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对放射线的主张只不过是"宣传"(繁泽, p93)。这与福岛原子发电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与核能御用学者的态度有着奇妙的一致性。双方都对不可无视的放射能无视，或是低估。前者是为了避免战争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则避免对离开人的控制就出问题的核能根本不能用于发电进行根源上的批判，将政权负荷不了的状况隐藏起来。法莱尔否定被射线辐射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则牺牲了民众的安全。这次政权对核能发电的事故与对东京电力的民众的态度中看到了与军队的相似性人难道只有我吗

　　福岛核电站事故以来政府坚守了什么呢文科省从未表示过"坚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将规定数值扩大到臭名昭著的20USV，因为若不如此，福岛县的公共教育则无法维持。这里优守的是遵守学校制度，而不是活着的孩子，这表明给福岛县居民做的健康调查与过去ABCC把原子弹被辐射者当作收集数据对象的"小白鼠"是同样的态度。

　　不过在此暂不深入来谈，而是回到战后日本继续刚才的讨论。

　　美国、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和平利用核能"

　　美国对战后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并非只是"为和平的核能"这样一般性的战略目标，而是为占领后的日本开的特殊处方。这一处方1)以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进行大量虐杀这一事实为背景，2)作为旧的敌对国，保证不再与美国二次敌对，3)利用冷战最前线的日本作为反攻基地进行利用，不得不回应这一特定的必要。

　　这一意义上，对日本而言1954年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前所述，这一年的3月1日， 由于美国的比基尼岛氢弹实验，使第五福龙丸遭难，第二天(3月2日)，改进党的中曾根康弘、稻叶修、齐藤宪三、川崎秀二在国会中提交了核能研究开发预算。虽有其偶然性，但两件事情一直都是带着内在关联而展开的。

　　40 年之后的1994年， NHK 从3月16日起分3次放映题为"引入核能发电的脚本——冷战下的对日核能战略"的纪录片节目。这一出色的节目以对政治充满野心的正力松太郎与美国谍报机关的关系为中心，敏锐地描绘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怎样作为对日本的新的心理战展开的。华盛顿的国家公文档案馆的细致调查，当时仍在世的美国工作人员，日本内部秘密打听"接受"浓缩铀的外务省官僚，通过核能协议与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国核能委员会的原国际部长，日本学术会议中和平利用问题的代表武固三男等人，在这部纪录片中皆有其鲜活的采访，弥足珍贵。这中间虽包括了众多重要的证言与观察，对我印象深刻的则是可以理解面对当时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的高潮而言，美国政府有着怎样的慌乱与恐惧。

　　当时经历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的我所看到的并不是反美运动，人们已了解广岛、长崎的惨状，而且对美国对氢弹试验与强硬否定责任表示愤怒，因此绝不会是亲美运动。从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护孩子的母亲们的活动，再到守护海洋、守护鱼类的渔民、鱼商的活动，进而到占领下压抑着的反对原子弹的呼声的爆发，市井的人们为各种动机(尤其是希望停止试验)所驱使，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对运动进行推进。(藤原，丸浜)

　　然而，美国当局的眼中看到的则是危险——这给了日本走向反美运动、共产主义的可乘之机。1953 年美国虽"给日本知识分子施以影响，迅速支持有意向的人进行军备重赈，迅速促进日本及其它远东自由主义诸国互相理解的心理战——通过快速实施，与中立主义者、 共产主义者与反美情感做斗争的对日心理作战计划。(PSB D-27 1953 年 1 月 30 日)(有马 pp63-4)。这一心理战在比基尼事件中遇挫。有马认为1954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的爆发是"占领日本结束以来最大的心理战的完全失败，是外交上的大污点"(有马 pp71)。NHK 中常引到的 NSC 档《美国关于日本的目标与行动方针》中谈到"日本对核武器的反应的激烈程度是我们对日关系所有方面的一个要素。太平洋中我们与以上试验的联系，以及核能和平使用开发与美国行动的联系中都提出了特定的问题。"这中间有必要对日本心理战略计划进行修正。当时负责日本关系的国务副官沃尔塔·巴德逊 1 寄给驻日大使约翰·阿里逊的书信中谈到第五福龙丸事件时日本的舆论与日本反美的经过，阿里逊的报告指出"有必要有更活跃的心理战计划，至今为止的心理战有缺陷"，说明"心理战计划的必要性在于对现在共产主义者对日本和平攻势在加强。"(有马 p67)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这一新的心理战计划的关键，而且对读卖新闻的正力松太郎—— 代号为"Potam"的CIA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这一"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快捷方式。1955年，在正力的推动下，通用动力公司总经理约翰·霍普金斯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节团来日，读卖新闻展开了华丽的报纸宣传，通过日本电视将这样的信息传向全国，并卷入政界、商界，引起了和平利用的高潮。美国紧接其后，从当年 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览会"，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吸引了35万观众的目光，使日本社会在形象上迈向原子能。而且到第二年，博览会在全国各地巡展，正如前所述，广岛的原子弹数据馆当然也在当时被夺走。

　　和平利用的幻想

　　森泷回想起在广岛召开博览会的1956年，也正是在长崎召开第二次世界禁止原子弹氢弹大会的同一年。这一大会设置了和平利用分会，然而丝毫没有对"和平利用"加以否定，他还说到，"和平利用"是必须为了民众的，而非为了独占大资本。当时只是有很多这样的警戒的声音。"比如意大利代表齐亚萨蒂说为了和平所利用的核能并不能被增加巨大垄断资本所利用，所有劳动者为了能有更多的食物，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好的健康状况与更稳定的工作状态，更多的自由与幸福，期望其成为社会共有财产。"

　　森泷带着自责与悔恨写下了如下的话。

　　在长崎召开的第二次世界大会中，新组织起的日本被辐射者团结协会的大会的宣言中加了"给世界的问候"这一副标题。虽是面向世界讲述被辐射者的痴心，这一联结实际则近似于"我们今日在这里齐声、高声向全世界诉说。人类不可重蹈我们所经历的牺牲与苦难，那只会走向破灭与毁灭的方向，那种放射能决定性地走向人类幸福繁荣的方向，才是我们活着的唯一愿望。"然而，写下这样草案的只有我。

　　森泷就广岛的历史学家今堀诚二的"核弹氢弹爆炸时代"一书谈到，这一观点"最为鲜明地展现出来"森泷继续指出，贯穿其理念主要是"从原子弹氢弹爆炸时代，到核能的时代"。"通过废除核弹氢弹，可以更早一日迎来和平利用核能时代。不单不是否定核能，而且将其评价为由于核能的发现，而将人类从自然的制约中解放出来，带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转机。" "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被辐射者，这很重要，这样的话全人类就不得不意识到都有陆续成为被辐射者的可能。"被辐射的人不能再增加了。"这样的说法成为每个人的说法之时，才是原子弹氢弹时代的结束。核能时代的明光之下裹着的蔷薇色的黄昏已经近了。(《原子弹氢弹时代》(上)后记)

　　今堀是广岛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中行动知识分子的核心，也是一位为人敬重的知识分子活动家。我认为《原子弹氢弹时代》是初期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中最优秀的分析之一。当森泷得知今堀对核能时代予以礼赞之时，表示愕然——"竟然还有今堀!"我也在森泷的文字中感受到这种感觉。而今堀并不是例外。

　　毋宁，从战后的左翼到自由主义进步知识分子，这种关于核能的想法都植根于从社会运动中捕捉到的"常识"——无条件肯定科学技术的发展的近代主义。物理学家虽在军事利用中表示明确的反对，但在由占领军破坏回旋加速器的屈辱经验后，期望再次研究的物理学家在1951年，要求交涉的讲和条约中不包含禁止核能研究(吉冈，1999，p557)。广岛长崎经验背后的50年代中，日本学术会议中对于"和平利用核能"有着强烈抵抗，伏见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抵抗，一度撤回。然而，武谷的方针——原本用于防止军事利用，推进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开"三原则——立即为学术会议所采用。这中间缺少对潜藏于"和平利用核能"自身核心中与军事共通的部分的警戒与批判。"核能已是现实问题"，"若不对核能的和平利用给予足够的注意，就要落后于世界了。"武谷的逻辑是"打破大国独占核武器这一科学中的机密体制是小国的任务之一"，"日本那样被辐射的国家必须采取主导权。""为此，为了明确分开核武器与和平利用，必须确立原则。"(武谷 p8-9)

　　出发点——为了核武装能力，引入核反应堆

　　然而，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核反应堆的状态"和平利用核能"带来的主要势力并不是学者，而是前边所提的正力、中曾根康弘等政治家和其背后的势力。比基尼灾害后第二天，众议院中保守三党突然共同提交提案，为了建造核反应堆，追加科学技术振兴预算3亿3500万日元，此预算很快通过。中曾根这一让热闹讨论的科学家惊愕的突然的动向背后中，有怎样的动机呢不可思议的是，中间完全缺少"和平利用"这种观点。

　　3月4日众议院内部会议进行提案主旨说明的是改进党的小山仓之助，在藤田佑幸来看，这一"主旨说明从开头就之前的军事状况说起，为了处理最新的兵器，有必要进行教育与训练。为了理解核武器，掌握使用能力，因此将核能预算提上议案。"小山至时还说"我认为，对MSA的援助是为了避免借美国旧时的兵器，理解新兵器和现在制造的过程中的某些核武器，此外使用他们的能力是先决条件。"我在读到藤田的《战后日本核政策史》(槌田， 藤田等，2007)之前，并不知道这一提案主旨使用了让人震惊的文言。日本最初的原子能预算基于此主旨的说明，而不是"和平利用"，日本核武装的第一步是引入核反应堆。藤田说"在日本议会以这样单刀直入说原子能与军事的问题，(我相信)这是空前绝后。"

　　中曾根在之后的采访中说："对自己核能的关心是源于为缺少资源的日本能源找出解决方式"。他自传中说，1945年8月6日，他作为在高松的海军主要军官，看到西边蓝色的天空中飘起了白色的云，了解到那是原子弹爆炸。"即使现在，那种白色烟云的形象还留在眼底。那时的冲击是使我走向和平利用核能的动机之一。"然而，中曾根现实中对核能的出发则是在1953年美国谍报机关的安排之下来到美国，参加了哈佛大学基辛格主持的40天的研讨班。很明显，这是当时美国在世界中展开的亲美反共领导培养的一环，研讨班中25国45人聚集一起，连日讨论与学习。这次美国行中，中曾根访问了军校、大学、滞留美国的日本专家等，积极收集核能有关信息，对小型核武器开发表现出了兴趣，尤其对基辛格之后提倡的没有内耗地开展核战争，只限定于使用小型核武器的核战争这一概念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中曾根的"和平利用核能"从最初的改宪、重赈军备、核武装的剧本中就得到了定位， 这一点无可置疑。

　　1954 年以后的几年里，日美核能协议条约(1955年11月)，核能基本法等核能三法公布(1955 年 12 月)，正力担任长官设立核能委员会(1956年1月)，正力担任首位长官设立科学技术办公室(1956年3月)，将东海村选定为核能研究所地点(1956年4月)，快速推进日本的"和平利用核能"的体制准备，由60年代最初的原子能发电的运作引到60年代原子能发电的热潮。这里暂不追究其过程。从上述过程中可以知道，"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背后有三点不同性质的动因在起作用，而且可以确认的是，这些动因在深度上持续规定了围绕核能背后的展开。

　　这里三个原因在于1)作为美国的霸权战略的"和平利用原子能"——尤其是发动日本的反对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心理战略的"和平利用";2)战后保守政治势力迈向改宪·核武装的野心;3)包含科学家在内的战后进步的潮流的科学技术进步志向与近代化意识形态。

　　第三个原因一方面与战后宪法之下和平·民主意识形态相连。其左端是从俄国革命以来对社会主义的支持中而来的亲近感，在肯定的态度中有着连续性。从整体上来说，这一原因作用在于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战后日本"拥抱占领"(John Dower)的亲美环境;2)是不能采取明确的反美自立路线，3)是美国的冷战中霸权支配表现出很强的批判姿态，而对美国苏联类型的自然征服型开发模式则是饱含着憧憬，没有批判。

　　"和平利用核能"的背后的这三个原因，与我所说的组成战后日本国家的三个相互矛盾的原则相呼应。即战后国家自身中插入的1)美国的世界霸权支配的原理;2)战前日本帝国继承性的原理;3)宪法和平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原理。我前后都在论证战后日本国家这一历史的存在可以作为这三个原理，即"绝对矛盾的自我同一"的运动来描述，这些自我矛盾的动因典型体现了战后日本的特征，有必要理解"和平利用核能"计划自身内部运作的部分。

　　将日本放在美国霸权战略中的主要杠杆并不是作为心理战的"和平利用原子能"，而无疑是根据日美安保条约设定的军事同盟关系。那是冷战之下核对抗中美国政策下处于反共最前线的国家的日本与战后日本社会的关系的代表。而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也是到1960年的安保修订为止所采取的反对核武装的立场、与安保进行对决。

　　然而，如我们所知，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围绕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试验、核武装力的政治立场的决定分裂开来。1961年苏联虽单方停止了核试验，召开第七次原子弹氢弹禁止世界大会明明采取了"最初开始核试验的政府是和平之敌"的决议，1962年苏联却再次开始核试验，抑制美国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苏联的核是为了和平——共产党团体对迎向苏联的抗议表示反对，进而计划的中苏对立的直接影响下，围绕 1963年部分核试验禁止条约出现对立，1965年包含总评、社会党的势力在"反对任何国家的核试验"的口号之下开始了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运动在组织上分裂为原子弹氢弹协会与原子弹氢弹禁止协会。

　　从和平运动来看，与原子能发电相关的是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池山)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不光是站在反对所有的国家的核试验这一立场，而是调查了被核试验辐射的太平洋诸岛居民的受害状况，将视野扩展至核带来的放射线导致的人与环境的全体破坏。这中间明确对核能发电采取批判态度的森泷提到"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是从‘核武器的绝对否定’到文字上的‘核的绝对否定’，大约要7、8年的时间"，他写了如下的话。

　　回来看我们对核的认识的变化，我想关键原因大概在于"放射线危害"的认识切实且深刻。核弹爆炸27周年大会(1972年)时喊出"反对引起最大的环境破坏、放射线污染的核能发电与建立再处理工厂"这一口号虽说明我们的核认识已经进展到了这一程度，在国内的"高度经济增长"中，环境破坏和污染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同时，也有 世界上同年6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一背景。

　　在国内，尤其有很多反对设置原子能发电的居民运动，有必要有横向联系的全国联络会议，有必要做"信息中心"，并切实看到了学者、专家合作、帮助的必要性。禁止原子弹氢弹国民会议也从今年开始，做好响应这些必要性的准备工作。

　　原子弹氢弹禁止运动是加深对放射性能源危险的认识，扩展从禁止核武器到反对核能发电这一视野的先驱性和平运动。与此相对立的原子弹氢弹协会则从赞成"和平利用核"的立场，拒绝提出核能发电的问题。一般被理解为和平运动的反核运动的关心重点在核武器上，而原子能发电则着重于抵抗破坏性开发的居民和环境运动这一类居住隔离的课题上。

　　然而就全体而言，1960年代开始的运动分裂削弱了日本社会的反核言论和和平运动的力量。而且日本社会强烈的反对情感——"军事利用"=原子弹氢弹爆炸——也被削弱。将 "军事利用"与"和平利用"对立起来的必然性降低，也不怎么能听到"和平利用核能"这一说法。为原子能发电以外的医疗等的"和平利用"以及围绕巨大的粒子加速器进行的研究则都被归类到医学、物理学的活动中，已不再作为"和平利用核能"的一部分来谈了。

　　接着，替代它的"核能发电"作为主人公登场。说起"核能"，脑中首先浮现出核能发 电的时代出现了。

　　核电体制的形成与国家安全保障

　　1960年代是全球商业核电产业起步的时代。日本用于商业的核电起始于1966年东海村第一号反应堆的启动，在1970年代急速扩张，并作为国家的一大支柱产业而起步。1970年代20台机组，1980年代16台机组，1990年代15台机组，2000年代5台机组，多年来，核电产业几乎以每年增长150万千瓦小时的直线型幅度在增加。(吉冈，2011)50年代"军事利用还是和平利用"的问题已不复存在，核电似乎已滴水不漏地被纳入了国家的能源政策。

　　然而，这意味着某种超越能源政策的事物诞生了。原子能作为一个坚固的结构，出现在国家的核心部分。吉冈把这种围绕核电形成的结构称为"原子能体制"。它的政策特征在于"为了维持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础，在国内保持先进的核技术和核产业的方针"，并为其冠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之名。吉冈指出，在这个前提之下，"在承担开发利用原子能的主管部委指导下，有相关利益关系的各部委、电力部门、政治家和有实力的地方自治体四者为主要成员"，"再加上生产商及核能研究人员六方"构成了复合体。复合体是为了制定"基于内部利害而协调一致政策"。它与"军产复合体"或者政、官、财相勾结的"铁三角"有着同样的结构。最近"原子能村"这一称呼正是指向这种结构。

　　吉冈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定义如下(吉冈，2011)。

　　"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的公理，是日本暂不保有核武装、但须奉行保有足以实现核武装技术与产业潜在能力的方针。这是日本国防安全政策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据此，以持有核武器作为安全保障政策基础的美日两国军事同盟的安全性就有了保障。"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这句话所附带的意思是，拥有先进的核技术及核产业是国家威信的重要源泉，也就是"原子能即国家"。另外，由于二战时期日本特有的历史背景，国家安全保障这一词里也包含了能源安全保障的含义。面对一般国民时，这一含义常常会被强调。从这个公理来看，核技术，尤其是敏感核技术，被赋予了极高的价值。无论如何，在日本，核能政策由于和国家安全保障密切结合在一起，被认为是国家基本政策的一部分。

　　被称作公理真是很绝妙。公理是不需要证明的真理，已经被抹杀了要求证明的权利。在这里，原子能与军事在战后日本以独特方式结合的事实被抽取出来，那就是不以核武器形式出现而作为军事要素的原子能发电。但在面向普通民众时它却是以能源政策被提出来的。311以后的东电、政界、财界以及媒体之中核电维护推动派的核电拥护论，基本上100%都以如果没有核电、电力需求能否被满足、能源是否够用等威胁论构成。这一手法仅仅打开了遮盖原子能体制实质帘幕的一部分，仅仅将能源的面目呈现给公众。从这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保障"的本来面目就无法看到了。

　　有趣的是，这段时间有关原子能利用、类似1954年原子能预算宗旨说明那样露骨的军事意味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核武装论被移植到看上去与核电无关的语境中并复活。那是在解释宪法的脉络之下进行的。开此先河的是岸信介。1957年，刚刚执政的岸就在参议院提出在自卫权的范围内可以保有核能。他还在众议院提出，"一叫做核武器，就被认定是违宪，这样的宪法解释是不正确的。"通过1960年的安保改定，岸信介使日本自发加入了美国的霸权战略。他虽将修改宪法作为自己的政治使命，但也成为第一位提出在现行宪法之下也可保有用于自卫的核武器这种令人惊异的宪法解释的首相。这一立场被之后的历任自民党政府所继承，并被反复认定。但是这一立场被置于与核能产业相剥离的言论空间中。其名与实被分开，被放置在任何时候都能合为一体的位置上。

　　吉冈将原子能体制作为"国家安全保障"的核心。这一视角对于从整体上把握311以后的事态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虽然最近媒体也公然将"原子能村"作为批判的对象，但它们所做的仅是将从电力产业与官僚的沆瀣一气中获利的利益集团捉出来，仅仅将原子能问题作为能源问题来论述，并没有触及"国家安全保障"这一核心问题。

　　对战后日本而言，国家的安全保障是在1)依靠日美安保提供核保护伞、2)拥有发动战争的能力、3)限定非武装的宪法第9条与宪法民主主义这三个要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是一个有着特殊的多元复杂性的领域。这三个要素与前文提及的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原理分别相呼应，但在原理上却相互矛盾。日本的核能力建设是为了实现其中的2)而定位的实体性要素，但又处在2)与1)的相关关系、即与日美安保体制的微妙关系之中。在构成战后日本国家的三大原理中，由于美国的世界战略原理现在仍压倒性地发挥着作用，即便日本想实现核武装，根据自己的判断使用武力，然而这是美国所不愿看到的，因此违逆美国而选择2)，对日本的统治集团而言无异于毫无出路的冒险。况且为了修改宪法所做的中心突破也没有成功，2)仍旧在3)的宪法体制的一定制约下，因此，日本若是退出NPT、选择核武装的道路，则不可避免地会招致国际性的孤立。

　　我们接下来讨论这些矛盾的各种要素是如何相互作用，并且原子能在其间占了什么位置。

　　佐藤政权 ——"核武装牌"及其效果

　　首次将核武装的选项写入政策议案的是佐藤荣作首相。佐藤就任的1964年到1972年7年时间是世界格局、特别是亚洲格局发生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时期也是越南战争及中苏对立的时代，而"核"是左右这场巨变的暗中出场的角色。

　　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美国于1965年开始轰炸北越并向南越大量增派步兵。战争的逐渐升级也引起了世界性抗议侵略的反战运动。另外1950年代末开始与苏联日渐不和的中国于1964年开始进行核实验，成为了第五个核保有国。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全中国都卷入了这场激烈的运动。同时，NPT出现，最初有62个国家于1968年签署了该条约。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在68年的新年攻势后失却了胜利的希望。同时中苏关系发展到69年时出现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中国切实感到了苏联核攻击的危机。应中美双方的需要，71年基辛格国务卿秘密访问中国，72年尼克松总统实施了对华访问。中美关系破冰震惊了全世界。战后的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这个时期，作为首相执政的佐藤在越南战争问题上明确表示支持美国。在日的美军基地成为了出击基地，日本的军事和民间设施也都被动员起来为美军服务，ODA(政府开发援助)也在南越以及周边亲美各个国家展开。冲绳的美军基地成为B52轰炸机的出击基地。韩国不仅向越南增派陆军，还在美国的施压下不得不接受了屈辱的"日韩关系正常化"。1965年，日本在日韩条约上签字，这成为了支配韩国经济的开端。在这期间，佐藤也开始和美国交涉冲绳复归的相关事宜。

　　这个时期也是日本国内对抗国家权力和既成社会秩序的叛乱在全国蔓延的动荡时代。针对美国发起的越南侵略战争，反越战团体及新左翼等反战反安保运动、学生的全共斗运动、女性解放运动及新伤残人士运动、以三里冢及水俣为代表的地区民众运动相继出现，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片动荡局面。反对越战="反对美国战争"成为了当时社会上最为普及的运动基础，也产生了对积极参与战争的佐藤政权以及支持这层关系的日美安保的批判及抗议意识。在直接全面卷入这场美国战争的冲绳，复归运动打起了"无核回归"、"反战复归"的旗帜，向美国统治下遗弃了冲绳的日本政府施压。

　　在此期间，佐藤首相秘密下令对核武器制造和核武装化进行探讨。佐藤内阁打着"冲绳不复归，战后日本无从结束"的口号，与约翰逊政权及之后的尼克松政权开始交涉，终于在1972年根据冲绳协议实现了冲绳施政权的复归。

　　"日本的核武装"在这场交涉中作为暗中的演员登场。佐藤于1965年就任后马上赴美访问，与约翰逊总统进行了会谈。拉斯克国务卿单独询问佐藤日本要如何应对中国保有核能这一状况时，佐藤告诉他，日本人认为日本不应保有核能，但是自己作为个人则认为为了对抗中国的核能，日本也应该保有核武器。藤田幸佑在上述论文中指出，这是佐藤作为日本首相首次"将核武装问题作为外交牌来使用"。

　　从90年代中期起，佐藤内阁进行的日本核武装讨论的经过就开始被特别报道出来。政权更替之后，由于多少已经开始对过去事实进行检验，所以在现在得到了迅速的公开。在此期间，我自己置身于反越战和冲绳复归问题的运动中，对同时期竟然也在进行核武装的过程毫不知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深感愕然。不仅仅是我，当时的运动也没有将这令人恐惧的过程纳入运动射程之内。

　　NHK在2010年10月3日的NHK特别报道"追求核的日本"中，披露了当时的日本外务省与西德外交部之间如何从NPT蒙混过关、就核武装对策进行共同讨论、并在箱根举行秘密会谈的事情。节目采用了当时外务省当事人等人的证言，相当具有冲击性。由此，外务省倍感压力，于11月全部公开了佐藤所任命的"外交政策计划委员会"于1969年9月25号签发的绝密文件《我国的外交政策大纲》及NHK报道的《关于所涉文件的外务省调查报告书》中提到的与核武装相关的100多部文件。这些都是当年佐藤政权针对中国的核保有及加入NPT等，从正面对核保有这一选择进行探讨的证据。

　　藤田详细叙述了在此期间，根据佐藤的指示，关于日本核武装的研究和探讨是如何由内阁、外务省、防卫厅、海上自卫队干部在正式、半正式和私下场合被大力推进的。时任国防会议事务局局长的梅原治及防卫厅中坚干部组成的非正式集团"安全保障调查会"自《日本安全保障系列专题》(朝云新闻发行)开始，从1967年到1970 年间陆续出台了探讨日本核武装在技术、战略、外交、政治方面可能性的研究与提案。《日本安全保障》68年版中收录的长篇论文《我国核武器生产的潜在能力》中针对日本的核能设施转型为核武器生产的可能性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说日本若进行核武装不应该利用浓缩铀制作铀弹，更适合制作钚弹，并且由此得出不可避免要建设废料处理工厂这样的结论。当时针对核武装研究的多数结论都认为马上进行核武装会增加美国的猜疑，导致邻国外交上被孤立，因而对此并不看好。但是这些研究却确认了只要有相关意志，以原子能产业的能力为基础，就能切实保有核武器，这就使得核保有问题由岸信介所展开的法律讨论的抽象层面落实到了制造环节的具体层次。

　　那么到目前为止的研究结果就核武装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前文所提及的《我国外交政策大纲》将关于核保有的讨论过程以如下简短的公式进行了归纳：

　　关于核武器，无论是否参加NPT，虽然目前采取了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但在任何时候都具有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技术潜能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不受到相关牵制。另外，核武器相关的基础政策是基于国际政治、经济方面利害得失的衡量而制定的，这一宗旨要向国民进行普及。

　　这就是保持任何时候都可将原子能用于制造核武器水平的同时，不加入NPT、或者即使加入NPT也能拿出摆脱NPT束缚方案这一立场的宣言。"不保有核武器的政策"限定在"目前"，而且也在向国民灌输：保有核武器与利害得失相关，绝不能说绝对不会保有核武器。在反复讨论了加入的利害之后，日本于1970年签字加入了NPT，但那时政府声明中却特意强调了退出权——"条约第十条中规定‘当各缔约国认定与本条约的对象项目相关的异常事态危害了本国的至高利益时，作为主权的行使，拥有脱离本条约的权利’"。而对此的批准直到1976年才获得通过。

　　藤田所指的"核武装牌"是把这张牌公示以后，以目前不保有核作为让步，并且以"非核三原则"作为保证，作为交换使美国承诺冲绳"无核复归"，进而利用放弃自主持有核来换取美国对日的核保护伞交易的成立。然而实质上并不是这般好事。

　　正如目前为止政府所正式承认的，冲绳交易中因为相互认可在紧急情况下可自由将核带入该区域的秘密约定，所以冲绳的"无核复归"和非核三原则从开始就只是说辞。最重要的施政权返还——将美国军事殖民地的管理交付给日本，是为了让日本政府去面对冲绳民众的抵抗。而1969年佐藤尼克松发表共同声明之时，日本被赋予了全面协助美国维持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远东地区的安全义务，对于美国战略更加忠诚。

　　但是，尽管日本这样对美国曲意奉承，尼克松和基辛格却置日本于不顾，开始展开新的亚洲外交。从71年7月基辛格秘访北京到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和解进程加速。然而美国却没有告知为排除中国加入联合国投下忠诚一票的日本，对于日本政府来说，这无异于迎面一掌。

　　然而日本并不仅仅只是被漠视。1971年两次北京会谈中，基辛格与周恩来把日本作为一个共同话题，双方在对日核武装和对亚洲扩张保持警戒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

　　我们截取部分有冲击性的内容来看一下。(周恩来与基辛格，pp197-8)

　　基辛格博士：对周边而言，独力进行自我防卫的日本已经在客观上成为危险的存在了吧。……因此我坚信现在日本的对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对日本的抑制。……因此我们要对于日本达成互相理解，我们双方有必要对日本表现出一种抑制力。……我们反对日本的核武装。(抑制力，日语译文为"抑制"，"力"为作者所加)

　　周恩来：如果你方并不期待日本的核武器，那么是为了让日本威胁他国，你方才提供防御性的核保护伞吗

　　基辛格博士：虽然很难就这种假设状况展开来谈，不过我对核保护伞适用于日本行为所致的军事冲突这一说法表示怀疑。……就如我方核武器是为了本国而使用一样，当然不会是为了日本而用。……但是日本有能力极其迅速地制造核武器。

　　周恩来：那很可能。

　　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方撤退，根据和平利用核能计划，日本有足够的钚，很容易就能做出核武器。因此取代我方撤退的绝不会是我们所不希望的日本核计划。我们反对这一点。

　　基辛格提出的就是所谓的"瓶盖论"。基辛格访华声明发表一个月以后，尼克松在没有对日本进行事前告知的情况下停止了美元与黄金的兑换。这是来自尼克松的双重打击。自此美国一直怀疑日本的野心，从没有完全放弃过"瓶盖论"。

　　由此，我们大概可以说"核武装牌"的结果适得其反。

　　两个战略性的掩饰——原子能与安保

　　抛开"核武装牌"的效果不谈，原子能体制恰恰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核武装大潮中。日本的核能力沿袭了《我国外交政策大纲》的主旨而生根发展。科学技术厅之下设立了反应堆核燃料开发事业团体，作为未来制造高纯度钚的项目，旨在开发核废料处理工厂与高速增殖炉的技术。为了将作为核武器搬运手段的火箭技术开发统合在国家战略之下，在科学技术厅下又设立了宇宙开发事业团体。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技术及经济潜力"不被识破，"核燃料循环"计划也于这个时期提出。藤田指出，这是为了把"钚开发""作为能源政策的一部分向国内外进行宣传"，而不使人以为这是在为制造核武器做准备。虽说如此，快中子增殖堆也是生产高纯度钚的设备，如果连这也要伪装的话，就有藏头藏不住尾的感觉。

　　如此这般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原子能体制，穿着能源政策的外衣现身，形成了坚固的利益集团，称霸于社会。然而这样的逻辑若一旦成立，核电将不得不在现实中发挥给社会和产业供给商业能源的产业机能。为了"保持制造核武器的经济及技术潜能"的原子能产业这一说法就难以说得过去了。就算是打消了"钚难道不是为了核弹头吗"这样的"怀疑"，也不得不实现核燃料循环，所以在技术上无论多么不合理，都需要建设、运营快中子增殖堆。所保持的核能力也不得不整合为能源政策来进行解释。但事实上，若关闭核燃料循环这一"文殊菩萨"迟迟不动，燃料处理就无从顺利运转，也就没有处理废弃物的成型方案。原子能就这样在作为民营产业都欠缺实现条件的情况下——原本就没考虑善后这一点暴露了核电与军事的共同点——不得不作为国策来推进。原子能也不得不继续被曝光在各种回答不了也不能回答的质问之下。

　　于是对公民社会进行洗脑就成了原子能产业生存的条件。为了将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做到底，就要让多数市民相信"原子能清洁、安全、便宜，是不可或缺的能源"，必须提前封锁质疑，不能给异议留任何机会。为此就产生了依据电源三法，用补助金收买核电站所建地区的社团，不惜重金收买媒体、专家、艺人、知识分子的必要性。作为地区垄断企业，本来没有必要做广告的电力公司却支付着天文数字的广告费用，这一事实自311后东电停止了广告费支出时才被媒体揭露出来。

　　这样的宣传不仅仅掩饰了核能发电对环境、人体的危害，真正想掩饰的是核能发电存在的理由这一秘密，换言之，核能发电并非单纯作为能源产业而存在这一事实。这是硕大的战略性掩饰。

　　这里还有必要关注一下另外一种战略性掩饰。自民党政权从1960年代开始到70年代一直有意识地在政策上从日本本土政治中抹去"安保"这一争议点。

　　对于战后政治来说，"日美安保"是核心的政治议题。1950年代，决定割让冲绳的旧金山和约与确定美军驻留的第一次安保条约的搭配签订，强行将国家舆论分成了两派。旧金山议和意味着美国对日占领结束，那之后以砂川斗争8为始，反基地斗争广泛开展，日本出现了判定安保违宪的伊达判决9，由此美国甚至要直接介入最高法院、企图推翻这一判决。进而在1954年，日本出现了多数草根民众行动起来的废核运动。1959-1960年，日本出现了反对岸政权缔结新安保条约，这也是战后规模最大的政治斗争，甚至激化到美国总统访日被迫取消。无论对美国还是对于把与美国的一体化作为政治支柱的自民党政府，将这一议题从全国政治中抹去是比什么都要好的上策。

　　为此，让民心远离安保政治是十分必要的。接替岸的池田勇人内阁为此打出"收入倍增计划"，由"经济成长"带来的生活质量提高的美梦将民众意识中的"安保"淡化了。

　　但从国内政治中消除安保的最有效方法则是将安保实体——美军基地从本土转移到冲绳。新崎盛晖指出，在1960年的安保改定与1972年的冲绳返还时，日本本土的美军基地大幅缩小，而相应地，在冲绳的美军基地的绝对面积及比例却大幅扩大。在反抗运动蓬勃兴起、新安保条约被冲击的1960年代，本土的美军基地减少到了原来面积的四分之一，但是在冲绳的美军基地面积却增加了两倍。1960年代本土和冲绳的美军基地面积基本相同，但从美军同意返还基地以后的1969年开始，本土的美军基地骤减。到74年，本土美军基地与冲绳基地的比例达到了1：3。今天美军基地的四分之三集中在仅占全国面积0.6%的冲绳，这种局面是伴随着基地返还的过程而形成的。(新崎，2005)

　　由此，6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70年代初，广义上新左翼的政治斗争被镇压并且从内部崩溃后，安保在本土的中央政治斗争中不再是被追究的争议点，但运动和斗争并没有被消灭。80年代面对美苏新冷战的激化，数量多且规模庞大的反核运动又广泛开展起来。反基地斗争也不屈不挠地持续着，组织起针对海湾战争时期向海外派兵、新日美防卫方针等让日本参与战争的抗议行动。然而，在主流媒体那里，安保是不可触碰的禁忌，一旦触碰，则会被当作危险人物或过时人物被孤立。

　　"安保"被强行发配到冲绳，在日本本土几乎不存在了。但是相反在被强加上基地负担的冲绳，"安保"遭到了激烈的持续抵抗。从1995年美军强奸少女案开始全岛出现的抗议行动，到今天冲绳所展开的抵抗运动，都快速具备了直逼美国与大和民族两重殖民地支配核心的性格。安保掩饰结构由此嵌入了深深的裂痕。

　　无论如何，这个时期在这两个战略性掩饰的守卫下，安保、冲绳、原子能这三种要素在强势的美国霸权体制中被矛盾地统合到了国家安全保障的结构中，非核三原则(附加核密约)则起到了将这个危险结构与国内宪法体制进行勉强整合的纽带作用。

　　这三要素的组合方法如下：美国依然将冲绳作为美国可自由使用的军事殖民地，其管理全权委托给日本，因此免去美国的统治责任;日本则将冲绳作为国内殖民地，对冲绳负有(包含基地在内的)统治责任。这种组合的交换条件是，可以得到美国的战略体制(核保护伞)"保护"的保证。并且，日本在其保护下，在强化作为美军战略羽翼之一的自卫队的同时，在核能体制堡垒之下可以保持独立的核武装技术、经济基础，并且可以继续强化这方面能力。这种结构作为日本国家"安全保障"的结构，在冲绳复归时被确立下来。而让人吃惊的是，其中的主体内容持续到了今日。

　　"瓶盖论"，谁作用于谁

　　尽管如此，此后的40年中，日本自身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围绕日本的"国际安全保障"环境也在冷战终结、苏联解体、美国反恐战争、中美关系的霸权等级趋于紧张的变化等转折性事件后出现了剧转。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回顾这四十年。在这里，只围绕日美关系这一条主线来把问题整理一下。

　　那是跟"瓶盖论"有关的一条主线。换言之，是日本与美国在政治军事方面保持距离、开始走自己的路线时美国出现的反应，以及与日本预测美国反应并作出回应有关的问题领域。其中总是会出现"日本核武装"的问题。美国对日本哪怕脱离美国的轨道一步都极为敏感，要采取行动加以阻止，每当此时，美国都会重申美国支配日本的重要性，强调如果日本脱离了美国的遏制，日本就会有进行核武装的危险。在美国的图示中，日本从美国的核保护伞下走出去就等同于日本进行核武装。但现实情况是，日本政治的主流并没有完全脱离美国的核保护伞、有序推进独立核武装。而且如前所述，即便佐藤政权积极追求核武装，也并没有最终走向废除安保和独立核武装项目。

　　《我国外交方针大纲》引用核武装一项前的文字如下。

　　1 关于安保的应施政策

　　(3)可以预计，我国舆论的方向基本上倾向于不希望美军明显存在于我国国土上。因此我国应首先立足于避免现状剧变，确立领先于舆论动向的愿景，并逐渐建起立足于我国主体性的安全保障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国土安全仅在核威慑力以及西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机动的海空攻击力与补给力上依靠美国，除此之外，原则上以拥有自卫能力为目标。关于朝鲜半岛为中心的远东安全，则需完备各项体制，为达成如下目标而服务：在平时作为抑制力，只为美军提供若干有限制的重要基地设施，紧急状态下有效协助美军使用基地和美军行动。

　　(4)从质与量两个方面扩充、完备我国的自我防卫能力，完善、改正国内法律体系并充实行政上的各种体制，采取各种措施以使自卫的实力可以在紧急状态下充分发挥，同时逐渐缩小、整理在日美军基地，原则上自卫队在继承现状的同时，继续留置与日本及韩国国防生死攸关的若干美军基地，以发挥抑制力。

　　《大纲》所言也就是紧急状况驻留论，也可以说是"修正安保"。它意味着这一期待：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维持日美安保关系，减少在日美军基地，增强自卫队，相对降低对美国依赖程度的同时，任何时候都保持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以此作为外交上的抑制力。尽管如此，鉴于佐藤政权时期向获得、扩大持有核武器的具体能力这一课题发出了直接挑战——不光是研究，也包括核能政策的展开——基辛格、周恩来会谈时将日本核武装问题作为现实来讨论并不奇怪，但是佐藤政权的"核武装牌"最终仅落在保持潜在核武装能力上。

　　在佐藤内阁时期，美国对日本就核武装牌的回应越过日本，直接靠向中国，加上基辛格与周恩来会谈所言的日本核武装警戒论，都反映了美国对日本如此程度修正日美关系的尝试都极为敏感，而且反应过激。很难想象此时美国会真的以为日本要废弃安保、独自进行核武装。这时中美共同所表明的对日进行压制的姿态是为了将当时作为经济竞争者崛起的日本紧紧压在美国的臂膀之下所施的恫吓。

　　另一方面，对美国而言，没有显出放弃安保、对美自立的日本的核武装牌则是不痛不痒。基辛格反过来把它变成了让周恩来认可美军驻扎日本的一张牌。同时，那之后40年的2003年1月，布什总统明确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我对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说，如果北朝鲜继续开发核武器，那么也无法阻止日本开发核武器了。"(《读卖新闻》2010.11.10)日本的核武装牌反而被美国用在对中国的时候。"瓶盖论"可谓惊人地长命。

　　不管怎样，直到这个时期，可以判断存在着这样一个方程式。那就是，日本要离开美国的姿态越是明显，日本越是具备核武装潜在能力，日本就越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进一步完全处于美国的支配之下。

　　与这个摇摆方程式相关的1980年里根与中曾根的关系也值得我们进行探讨。拉开开端并不是中曾根，而是以"刺猬国防论"被熟知的"专守防卫论"10论者铃木善幸首相的访美。1981年，铃木访问美国。在与里根总统会谈后，他在新闻发表会上称日美安保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而触怒了美国。尽管铃木已发誓要同美国在"海路"防卫上合作，但美国并未原谅铃木，美日关系也紧张起来。这种紧张表现了修正后的宪法原理(专守防卫)与美国的霸权原理之间的冲突。

　　铃木的继任者中曾根康弘在美国也被当作反美民族主义者，成为警惕的对象。相传中曾根在选举运动时将自己作词作曲的"修改宪法歌"拿给后援会的人传唱。这是一首豪壮的军歌。"呜呼/溃不成军/敌人的军队进驻/民主和平之名下/被强加的占领与宪法/策划着将国家解体/若此宪法仍存/只可无条件降服/守着美式宪法/做美元帅的下臣……"。以我的分类，这一立场是继承大日本帝国原理的榜样。他虽然与铃木完全相反，但彰显了与美国在原理上不能合作的姿势。

　　但是，就任首相后的中曾根在1983年访美之际，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名亲美战士。不，也许是不得不如此吧。在记者招待会上，当着里根的面，中曾根不但宣告"日美命运共同体"，而且称日本列岛是对苏最前线上可以不断射落苏联战斗机的永不沉落的航空母舰。一旦发生状况，日本将封锁宗谷、津轻、对马三个海峡，将苏联太平洋舰队围困在日本海内。当时，有着"新冷战"之称的美苏核对抗已经发展到一个危险的阶段，里根政权强烈要求日本从"海路"防卫开始，强化对苏战略中的军事作用。通过积极响应、夸张示忠，中曾根一举消解了铃木"脱离美国"和其自身反美民族主义者的"传闻"。通过向美国极端尽忠建立起来的"罗(纳德)康(弘)关系"成为了中曾根最大的政治资产。总之，中曾根的反美言语必须用极端忠于美国的表现予以补偿。

　　其后，这种制约日美关系的摇摆方程式依旧存在。

　　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日美关系也面临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转折。当时作为反共冷战产物的日美安保，客观上已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但在日本，很少有借此良机根本性地重新认识日美安保的行动，相反却是在"国际贡献"的大义名分下，借助海湾战争中的自卫队派兵问题，打开了海外派兵的突破口。1993年非自民党的细川联合内阁成立后，细川护熙首相任命朝日啤酒会长樋口广太郎为主席，组成防卫问题座谈会，重新检讨后冷战时代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这一座谈会提交的报告中提出了构筑多边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议。提案主张以日美安保为基轴，推进与亚洲的多角度安全保障体制，可以说并不彻底。但即便如此，美国方面也反应激烈，开始全面反扑。

　　其结果就是1996年日美共同声明做出的"日美安保再定义"，它是对60年安保体制的潜在性修改——变更了目的，却免去了手续。美国的新战略是，冷战后继续维持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不允许出现任何对抗性霸权，全面守住本国的优势。因此，美国要求日本再次效忠于这一新战略。具体而言，1995年冲绳全岛的反基地斗争在决定成败的紧要关头遭到抛弃，日美签订了决定建设边野古新基地的SACO11协议。新日美共同防卫指导方针规定，不但自卫队要参加美军行动，日本基层的社会性、制度性资源也要被动员起来，加入该体制之中。以此为突破口，日本在冷战后一步步直接成为美国世界战略的同谋，911之后，日本参加了布什的反恐战争，2005年的"美军再编"又将日本的军力直接统合到美军的直接指挥之下。

　　美国的对日政策，一直对脱离美国有着警戒心和过度反应。最近，对于民主党2009年竞选公约中提出的"对等的日美关系"的主张、鸠山"将普天间基地移至冲绳县外、日本国外"的提案、鸠山/小泽的"东亚共同体"论调，美国都明确表示了警戒之意。鸠山/小泽路线的反弹，在地震、海啸、核电灾难的"友情作战"中得到了数倍的增强，钟摆在相当大的惯性作用下向右摇摆。本人并非小泽一郎、鸠山由纪夫的支持者，也不是阴谋史观论者，但我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在赶走小泽、鸠山的过程中，日美的隐在势力没有被动员起来。

　　在"日美同盟"下，美国要求日本效忠的水准之高，超于常识。可以明确地说，这种维持高要求、高水准的原因，一半在美国，一半在日本支配集团的主流——外务省、财界、政界、媒体。占领期之后，美国国家维持了与日本国家支配体制之间的有机结合，建立了一个不但可从外部施压，更可从日本内部确保忠诚的结构。美国根据占领期以来的经验，非常清楚只要不是涉及日本财界利益的经济问题，大可通过恫吓手段——只需由"知日派"中级官僚(Japan hands)吓唬吓唬说"亮出底牌!"(show the flag)[11]、"军靴踏在地面上!"(boots on the ground)[12]，就可以无限地提高日本的忠诚度。日本方面对美国表现出对日警戒的姿态，抱有深深的恐怖，甚至认为只要是引起美国警戒的行为本身就值得追究。为了消除美国的警戒，甚至不惜过度服务。(奇怪的是很多日本的右翼，如冷战期反共、蔑视亚洲的右翼由于其出身背景就属于这种潮流)。正如我反复主张的那样，战后日本国家不是将美国作为外交对象的外部，而是作为自身的内部来对待的。

　　过去，日本国内存在着批判美国、批判宪法和平民主主义、批判亲社会主义的"革新阵营"这一有力的反对势力，与亲美、亲财界、修宪的"保守阵营"相对抗。20世纪末社会主义垮台后，这个革新阵营作为"阵营"消灭了，有关国家前进道路的明确的对决战线也消失了。取而代之，丧失了以往政治基础的自民党被赶下台，以政权交替本身为目的的民主党抬头，并于2009年获取政权。这个党并没有统一的政治理念或原则，只是为了有别于自民党，多少显示出偏左的姿态，但从整体上还是一个保守主导的政党，追随美国、修宪派占据多数。但目前保守支配集团还没有成功修宪，因此还没能摆脱宪法第九条的限制，获得自由。于是，主流统治者集团——追随美国派，就处处挖空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快速地推进着与美国战略的一体化。

　　在日本统治集团的内部，确实也存在着主张与美国保持距离的潮流。但是这却并没有使统治集团明确地分裂为亲美派、反美派这样的对立政治阵营，而是形成了一种虽然在其内部包含着鹰派与鸽派，却在倾向上有着靠近美国与靠近中国的差异，但从整体上却是以美国统治为前提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体制。这一追随美国的共识体制的存续使美国确定了其判断根据，即无论怎样要求抬高忠诚度水准，日本都会顺从。作为潜在核武装的"为了保障国家安全的原子能"，就被编制在这种追随美国的共识体制之中，就像没有出场机会的二号演员一样藏身于舞台两侧。

　　那么，如果这个演员跳到舞台中央会怎样不是潜在，而是现实地成为核保有国又会怎样呢如果那样，通过核电积蓄的力量将转化为现实。在理论上，日本确实也可能放弃安保条约、真心实意地脱离美国、自立、退出NPT体制、成为单枪独马的核大国。具有这种意志的政治势力如果掌权，日本的核能设施和技术将被动员用于制造核武器、宇宙开发，电子技术也将被重新用于军事目的。日本已经持有了大量没有用武之地的钚。(铃木，2006)目前，日本有着包容这种可能性的气氛，这也使得现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之类的人物，可以肆无忌惮地称"日本如果没有核是不行的。只要没有核，就不会被平等对待"、"日本的生存之道是成立军事政权。如果不那样，日本就是别人的附属国。可以进行征兵制"。从这点考虑，上述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石原，2010年6月20日，宪政会馆演讲，ANN新闻6月20日)当然，这种选择意味着日本完完全全地国际孤立——美国、中国、俄罗斯、南北朝鲜、东南亚、欧洲都将孤立日本，这是一目了然的。无须赘言，这是一条毫无所获的毁灭之途。而且，历史上日本有过选择孤立、导致毁灭的教训。

　　实际上，这位演员还有一种出场之道。就是日本得到美国认可，或在美国的祝福下进行核武装。2003年北朝鲜核武装的意图明确化之际，美国国内一部分右派政治家就直接提出为对抗北朝鲜的核武装，可以允许日本进行核武装的意见。随着北朝鲜核问题愈加严重，美国国内的"日本核武装论"此起彼伏。《中日新闻》驻华盛顿特派员的报道称，2003年3月16日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在电视节目中说，根据北朝鲜核开发的进展情况，日本有可能进行核武装。(《中日新闻》，2003年2月18日)"麦凯恩议员在接受福克斯电视台的采访时说，他已对中国表示，如果中国不积极参与到解决北朝鲜核开发问题之中的话，那么就必须理解日本只有核武装一条路可以走。"这是2008年总统选举中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的竞争者麦凯恩的话。美国对中国打出了日本核武装的牌。但换一种解读，美国的这一态度也包含着美国越过日本，替代日本做出日本需要核武装的判断，而且它的意思是，自己理所当然地处于可以下判断的立场。这就是一幅美国允许日本进行核武装的构图。

　　1960年安保斗争之后，清水几太郎从反体制派意识形态跳到相反立场。1980年他出版了《日本!成为国家!核的选择》一书，其中对"由于在日美军忙于朝鲜战争，我国自卫队该怎样从承担辅助作用成为真正的国家军队"提出了建议。建议的核心就是核武装。当然，清水的核武装论有一些选择的空间，(1)成为像法国、中国这类的独立核武装国家，(2)日本持有核弹头运输手段，由美国提供核弹头(西德方式)，(3)把持有核运输手段的美国陆军部队招致日本(费用由日本承担)，(4)"由驻日本的美国海军、空军部队公开承认将核带入日本"等选项。清水主张："不管选择哪种手段都有可能"，但必须要修改非核三原则。(清水，pp147-148)这四个选项是否每一个都可作为日本核武装的方案而并列，我对此表示怀疑。选项(1)确实意味着核武装国家日本的出现。但是余下的三个选项跟清水希望日本通过进行核武装而"成为国家"的目标之间有关系吗可以实现自卫队的国家军队化吗只要得到允许碰触核，日本就可以"成为国家"吗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吧。至此我们已经看到美国面对日本在美国支配中的"摇摆"，它如何神经质地应对。美国不但要阻止日本的"摇摆"，而且要以此为跳板，进一步要求日本比以前更效忠，在战略层面夯实对日本的支配。这样，如果日本进行核武装，而且是依靠自身的设备和技术，制造、配备核武器，那么作为承认条件，美国将把对日本的效忠要求提高到怎样的水准洞若观火的是，美国是要把日本的核完全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实行完全的统制。这就需要由美国来直接支配日本中枢的政治决定。还有谁会认为美国是将日本看作一个有权利独自判断投入核战能力的同盟国历经战后六十余年的体验，我们已经领教够了日本不是英国这一事实。共同声明虽然高唱两国共有的价值观，但谁都明白，美国并没有信任日本到可由其自己判断使用核的程度。因此，对美国来说，不单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把日本完全置于自己的框架内，才有可能容许日本保有核武装。

　　在经验层面，我们已经用实证说明了除上述路径外别无他途。以最近的事情举例来说，战后日本右翼的宠儿安倍晋三，在成为首相后高举继承战前帝国的原理，对修宪发出挑战，冲向对北朝鲜提出对决路线，但结果却更进一步深陷美国的手掌之中。这一经过我们都记忆犹新。安倍高呼集体自卫权，投身到"导弹防卫"之中，但这种在日本上空击落从朝鲜半岛、中国飞向美国本土导弹的防卫，却和日本的防卫毫无关系。这预示着日本对核的冲动将在现实结果上使日本进一步加强对美国的从属地位。

　　改变去向——去核电与去安保

　　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失败使核能产业触礁了。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产业与作为能源产业的核能产业本来是一回事。这两种资格都应该予以解体。目前，日本的核能产业正处于解体过程中，我们应该把解体推进到最后。这种解体并不仅仅停留在作为利益集团的"原子能村"解体的阶段。现实向我们昭示：战后日本以美国的核保护伞为依仗，将具有核武器生产能力的原子能组装到"安全保障"体系中，现在这种体系已经彻底崩坏，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了。

　　对于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原子能产业，除了极右的论客，主流的政治精英基本上都对此闭口不言。但是，自民党政调会长石破茂却在电视节目(朝日电视的《报道站》，2011年8月16日播出)中做出了以下发言。他应该是311以后从这一角度公然拥护核电的第一位主流政治家吧。

　　原子能发电本来就源于核潜艇。除日本之外，所有国家的原子能政策都与核政策配套。不过我并不认为日本应该持有核。但同时，日本只要想制造随时都可造出，一年之内就可造出。这是一种抑止力。那么，是否应该放弃这种能力，有必要对此进行彻底的讨论。我认为不应该放弃。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日本周边有俄罗斯、中国、北朝鲜，有美利坚合众国。撇开是否为同盟国不谈，这些环绕着日本的国家全部都是核保有国，而且都有弹道导弹技术。对此日本决不应该忘记。

　　在福岛核电站的破败之后，石破纠缠不放的诉求听起来是如此空洞，甚至带有一些恋恋不舍的惜败的味道。作为抑止力的潜在核保有能力，究竟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针对谁，能发挥什么功能的抑止力自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以来40年的实践已经证明这种抑止力是毫无作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子能不过是石破这类军事崇拜集团的护身符。正是这个护身符，可能使日本列岛社会面临灭顶之灾——并且近邻诸国、乃至地球社会整体都有可能受其危害。继续维持核电群，这些说法是多么的荒诞无稽。

　　实际上，即使没有福岛核电站的破败，日本国家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也因愈演愈烈的内部矛盾而面临被撕裂的局面。在这一体系下，日本国家(1)依存于美国的核保护伞，但却不断对核保护伞只保护美国的利益感到不安，(2)为此，日本的外交愈来愈为了符合美国的利益而效忠，特别是本国对亚洲的外交，沿袭着美国对亚洲的外交路线而展开，损害了与亚洲领国应有的关系，(3)通过大和对冲绳的国内殖民，来支持美国对冲绳的事实上的军事殖民统治，并越来越与美国的世界/亚洲战略一体化，(4)在对美不安和"继承帝国原理"的深层心理下，受大国化冲动的驱使，执着于获得与维持潜在的核武装能力，不但使近邻诸国的不安与日俱增，也为美国的"瓶盖论"打下基础，致使美国不断要求日本提高对美忠诚度。而且(5)从一开始就一目了然的是，这种潜在核能力的维持、强化非但对增强日本外交的抑止力毫无作用，(6)相反却是因在列岛沿岸建立核电站等核设施，使日本列岛处于对外部攻击极端脆弱的境地。

　　所以，首先必须明确承认：福岛的状况标志着日本发展潜在核能力的原子能路线的破产。必须要与包含这一路线的体系完全切断关系。

　　当然，核能推动势力是不会轻易退出的。在各种力量关系的作用下，他们不得不在开发自然新能源或停建新的核电站项目上做出一定的让步，但是对于核能力的核心部分，他们还将严防死守。他们已经发出了威胁：难道可以停止必要的能源供给，使经济发展麻痹吗他们转移政治焦点，使摆脱核能不再成为中心议题，把福岛危机处理为局部的、个别性的灾害。为了使"国民安心"，搞一些诸如放射线污染处理、心理压力测试等表演(他们绝口不谈"为了国民的安全")，并强行重新开放已停止运行的核电站。对于这些动向，许多主流媒体不但不从正面进行对质，反倒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按照这个方向努力塑造舆论。而且，他们当然要使已经确立的"原子能村"整体利益损失最小化。他们中最具政治性的成员，虽然会避开像石破那样的直白表述，但依然会用尽一切手段使作为"国家安全保障核心"的原子能体制不解体。接下来，核电推进派大概会与国际上的核电推进势力共同合作，展开上述事业，并以此寻求合法性的根据。

　　民主党怎么样呢我已指出，通过2009年的政权更替，民主党继承了战后国家的废墟。民主党仅以政权更替作为唯一的目的而结党，作为一个政党，非但不具备如何在废墟之上开展重建的视野、设计、能力，而且其党内就有很强的核电推进势力。只要党内的去核电势力没有明确作为政策主体发出声音，那么民主党整体就存在着被核电推进势力拉着走的可能。

　　但是，现实事态能姑息这样的收场吗日本列岛的居民会愚蠢到可以被"情况看起来稳定些了"之类的大本营发布的消息所欺骗的程度了吗

　　当下，列岛居民只有以应对核电站残局的当事者身份，形成共同意志，彻底清除核电维持势力与其遗留下来的接受核电的社会惰性。所谓摆脱核电，是指完全地停止原子能发电，处理福岛第一核电站危机，取消启动现在已经停止运行的核电站，将所有的核电站用最大限度安全的方法进行废炉处理，停止回收核燃料的计划，废弃掉核燃料处理计划，取消出口核电。而且还要具体明确导致今日事态发生的核能政策的推进者——政财界、大众传媒、专家及其组织的责任，令其承担相应的法律、政治和道义的责任。

　　同时，要完全分解日本核武装的"技术性及产业性潜在能力"，声明日本将来不会进行核武装。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到，原子能产业实际上是将日美安保、冲绳等编制在内的多元立体结构中被掩盖住的核心问题，它的解体不但关系到能源及环境政策，而且将会唤起对日本对外关系、对内关系的大调整，使日本可以选择一条新的前进道路。

　　至今为止，安保体制通过向冲绳输出重负得以维持，现在这种隐性体制也与核电体制一道并行破产了。冲绳的抵抗拒绝了大和国内殖民统治，把日美安保关系的问题再次楔入中央政治，从地下揭示出安保/冲绳与核电这两个问题在深层的联系，这点人人有目共睹。一场有关日本社会整体状况的严峻的政治对决将不可避免。

　　这要求我们对日本列岛社会的未来有一个新的展望。

　　要确立这个新展望，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于通过以对美独立为原则进行交涉。有必要抛弃选择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选择自立(等同于保有核武装)这样业已破产的思考方式。交涉的中心议题之一应该是冲绳美军基地的解体和美军的撤退。我们可以从普天间基地问题中看到，至今美日政府并坐在一方，试图通过强力，压迫着坐在对面的冲绳。因此，首先要做到放弃这种方式，日本政府要和美国政府隔桌对座，恢复应有的国家外交的方式。而且，冲绳民众作为握有决定权的当事者，也要参与到这场交涉之中。从整体上看，这一交涉与明治政府的修改条约相似，带有战略性质，因此进行起来绝非易事。这种关系在占领和战后期间被确立，已经经历了60年岁月。但是，这种关系已经不可能再维持下去，到了需要更新的时期。在此必不可少的是原则性的立场、政治智慧和执着，最重要的是列岛民众的支持。通过这样的交涉，将日美安保条约修改为日美友好条约的目标才可以实现。

　　目前，现实状况还是在按照破产的模式向前演进。眼下美国正处于通货紧缩的边缘，美元体制面临崩溃，在负债14.3兆美元的压力下不得不巨幅缩减年度财政支出。今后，为了维护其全球霸权、特别是针对中国的地区霸权，美国将会进一步要求日本增加贡献(忠诚)。311之后，民主党政权隐身于政治的混乱与低迷之中，用冒险主义的动态防卫力取代以往的基础防卫;在"防卫岛屿"的名目下，站在美国一方，参与到中美有关东海、南海的制海权之争中，并希望借此之便谋取在尖阁[13]等领土、资源问题上的利益。对于不断高涨的冲绳自立之声，民主党政权不但塞耳不闻，甚至还图谋将冲绳作为美日面向南方的新的军事据点。政治军事的紧张将使今后的道路荆棘密布。

　　我们对未来的展望，是非核化、非军事化。我们希望未来亚洲地区的关系整体上是一种非军事化的方向，为此要以来自基层——民众层面——的非战争、非暴力的连带为基础，使日美关系实现非军事化——其关键就是将美军彻底从冲绳撤出——并构建东北亚地区的非核化与多边和平保障关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有必要明确自己的立场，即在中美霸权角逐中不加入任何一方，通过和平的、而非武力威吓的手段为解决领土问题找寻新的方式。

　　与战后日本双重的核依存彻底决裂，迈向摆脱核电、摆脱霸权、非军事化而前行，这才是日本走出311后国家破产局面的出路所在。

　　注释：

　　1此文选自武藤一羊先生著作『潜在的核保有と戦后国家――福岛地点からの総括』，社会评论社，2011年

　　2 东京电力公司的简称。下同。——译者注。

　　3 迈克正冈(Mike Masaru Masaoka)是第二代日裔美籍人，是日裔美籍人市民同盟的领袖，曾经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强制收容的日裔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斡旋工作，提议组建日裔部队。该提议被采用后，他又志愿加入日裔部队第442连队战斗团，参加过在法国、意大利的战斗。战后以日裔美籍人说客的身份进行社会活动。

　　4 根据田中利幸发表在《世界》杂志的论文(田中，2011， p251)，我们知道，在战略立场之外，美国还有一种与日本的"正因为才更要"的逻辑不对称匹配的核电出口论。该论文称，1954年，曾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科学家鲍尔·波特在视察广岛之后，曾与滨井市长会见，并对其说"广岛因为遭受过核弹灾难，所以拥有主张优先享受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权利，而实际上，美国国内已大致具备了接受这一提案的环境"。同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托马斯·马来在美国钢铁工会大会上提议美国援助日本，在日本国内兴建核电站，其理由就是"在广岛、长崎的记忆还历历在目之际，如果能够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建设核电站，不但非常有助于使全体美国人摆脱对两个城市施加杀伤的记忆，而且符合基督教精神"。日本方面"正因为才更要"的反转是受害者体验的反转。与之相对，美国方面的反转则是加害者感觉的反转，即通过将加害反转为恩惠，忘记、埋葬加害行为，并将其正当化，成为遮断追究加害责任的工具。美国所谓"投放原子弹挽救了100万人的生命"的公开表态，也同样是反转、遮断的工具。直到今天，这种帝国的主观生产工具还在发挥着作用。

　　5 指《相互安全保障法》。——译者注。

　　6 面向1958年的第三次世界大会，废核运动将"核武装"列为中心议题，该大会的宣言名为《禁止核武装宣言》。宣言开篇即指出："日本正在由核弹受害国变为加害国"，"将核武器带入冲绳和日本本土、自卫队核武装、设置核弹基地等动向，是与日、韩、台军事同盟计划相关的，是以西德为首的世界性核武装政策的重要的一环"。这里还没有意识到核武装与已经开始引进的原子反应堆之间的关系，"禁止核武器"也没有被置于禁止由本国的原子反应堆生产核弹头的文脉中。"核武装"主要是作为冲绳基地的核装备、美军将核武器带入除冲绳之外的日本本土、自卫队的美国制核导弹装备等问题来把握的。他们意识中的世界性核武装政策的范例，是1957年西德阿蒂纳尔首相提出的西德军队核武装化的提议，与第二年西德议会通过的作为NATO军一环的西德核武装决议。对此，卡尔·腓德里希·富恩等著名物理科学家发表了《哥廷根宣言》，发起了波及全德的反对核弹致死运动。

　　7 指1955年到1977年，发生在东京都北多摩郡砂川町的一系列反对美军扩张立川基地的运动。尤指1957年7月8日，部分反对者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抗议者将警察赶回基地内部，并推倒基地围栏，进入基地数米。警察遂以"冲击美军基地"的名义逮捕了25人，其中7人以违反《刑事特别法》的罪名被起诉。——译者注。

　　8 指1959年3月，东京地方法院对砂川斗争中提出的诉讼做出一审判决，判驻日美军违背宪法第9条，美军作为自卫力量违反了宪法和平主义的原则，而与此配套的法规(安保条约)也因此无效，被告无罪。此判决以主审法官伊达秋雄的名字命名为伊达判决。

　　9 专守防卫(exclusively defensive security policy)，指日本只在本土及周围海域实行防御作战，不对他国领土采取攻势。——译者注。

　　10 指日美特别行动委员会。——译者注。

　　11 意为显示军事力量。——译者注。

　　12 实指部署兵力。——译者注。

　　13 钓鱼岛问题。——译者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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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加纳美纪代「ヒロシマとフクシマの间」インパクション、180号、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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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有马哲夫「原発正力CIA　机密文书で読む昭和里面史」新潮新书、2008

　　12. 吉冈斉「原発と日本の未来　原子力は温暖化対策の切り札か」岩波ブックレット、2011

　　13. 吉冈斉「原子力の社会史―その日本的展开」朝日选书、1999

　　14. 槌田敦、藤田佑幸他「隠して核武装する日本」影书房、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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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周恩来キッシンジャー「机密会谈録」岩波书店、2006

　　17. 日本平和委员会编「平和运动20年数据集」大月书店、1959

　　18. 池山重朗「原爆原発」现代の理论社、1978

　　19. 铃木真奈美「核大国化する日本　平和利用と核武装论」平凡社新书、2006

　　20. 新崎盛晖「冲縄现代史　新版」岩波新书、2005

　　21. 高木仁三郎「原発事故はなぜくりかえすのか」 岩波新书、2000

　　22. 高木仁三郎「原子力神话からの解放　日本を灭ぼす九つの呪缚」 讲谈社、2011

　　23. 原子力资料情报室编「原子力市民年鉴」七つ森书馆、2010

　　（庄娜、张婧、马晓梅、金赢 译）

　　本文选自武藤一羊著作《潜在的核拥有与战后国家》

　　本文标题：为了核武引入核电站｜活着的废墟：福岛核电站——从原子弹爆炸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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