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150周年：回到1871，聆听革命者们自身的言说

　　150年前的今天，1871年3月18日，巴黎市民发动起义，巴黎公社运动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72天中，巴黎的革命者们有序地管理着自己的城市，推行了诸多激进的社会改革，并组织了坚韧的抵抗。本文摘录了从3月20日即开始发行，到公社灭亡时才停刊的《巴黎公社公报》，从当事者们的视角记述这次革命实验。本文也包含一些回忆录、信件等材料，一部分是首次被译为汉语的。

　　但是，我们需要先阐述：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并非仅仅是一场150年前发生的、遥远的社会运动。它是近代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它对之后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演变脉络具有无比重要的理论意义。而巴黎公社的政治原则和实践，对于当代的变革努力也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的借鉴意义。

　　我们先从马克思在著名的《法兰西内战》一文中对巴黎公社的评价开始：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属于国家的全部创议权都已转归公社……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重要的是，马克思并不仅仅是简单赞扬了巴黎公社——公社的实践也给他的革命纲领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使他放弃了"由强力国家主导"的社会模式。在公社失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872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再版序言中明确提出：

　　(《宣言》的)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这个在1848年创作，但在1872年又被否定的纲领是什么呢？《宣言》中列举：

　　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注：加粗与划线由编者所加)

　　上述十条中阐述的理念非常清晰：革命后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国家机器，以集中的总计划来规划生产、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进行控制。但是，24年后，目睹了1848革命和巴黎公社的马克思发现这一国家主义纲领既不可行、也不可取。他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说：

　　(革命)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

　　对照20世纪的各社会主义实践，马克思的上述总结无疑是意义深邃的。

　　与马克思一样，无政府主义者们也对巴黎公社表现出的自由精神赞誉有加。马克思在第一国际中的对手、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的米哈伊尔·巴枯宁说道：

　　我之所以是巴黎公社的拥护者，特别是因为它是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

　　权威主义的集体主义者认为社会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可以根据命令来进行，可以依靠专政或立宪会议来组织，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同这种信念相反，我们的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朋友们认为，社会革命可以由群众、团体和协作社的自发行动来实行和领导。　　

　　可以说，巴枯宁在这里的洞见，与马克思的观点非常相似。尽管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有着种种理论隔阂，他们都认为巴黎公社的伟大实践为未来将会出现的一种基层民主的、有着广泛自由与权利的、由劳动者自主管理的社会提供了一份无比珍贵的蓝图。

　　这一愿景也被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夕完成的重要著作《国家与革命》中再次重申：

　　(巴黎公社)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的确，列宁迅速扬弃国家的理想被革命后惨烈的内战毁灭了，他发现官僚和专制主义侵蚀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自己虽然想要与其斗争(参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论述)却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的确，对列宁式的先锋党模式的威权主义倾向、他的"灌输论"、以及他在俄国内战期间的政策失误，有着各种各样的批评。但是，列宁有一点是正确的：巴黎公社的民主实践、以及马克思(和列宁自己)从公社中汲取的宝贵经验，都确实被许多自诩的社会主义者们"忘得最干净"，甚至被看作为完全"幼稚"的东西，以致当提到"社会主义"一词时，多数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严厉的权力集中、严格的中央计划。但讽刺的是，这种社会模式恰恰是马克思在了解了巴黎公社的革命经验后立即否定、抛弃了的。

　　当然，巴黎公社的精神，即使被边缘化，也从未被完全遗忘。在20世纪数次以基层自我组织、自主管理、广泛赋权为目标的社会革命猛烈爆发的时候，在1905年的莫斯科和1917年的彼得格勒、1918年的柏林和1936年的巴塞罗那、1956年的布达佩斯和1968年的巴黎、还有1927年的上海，人们一次次公开地将巴黎公社作为自己的榜样。而到了2012年，一场以库尔德人为先驱的激进社会革命席卷叙利亚北部并建立了直接民主、民族平等、女性主义、生产合作化的新政权：东北叙利亚自治行政区，延续至今。它的基层自治行政单位的名称正是"公社"——被巴黎公社所启发。

　　同时，我们也需要意识到：经典作家对于巴黎公社的描述和评价并非完全属实，有时也倾向于在史实中"看出"自己预设的结论。比如，马克思声称，公社公务员的工资和普通工人相同，但这并不符合事实：公务员年薪最高为6000法郎，而相比之下工人平均年薪约为1600法郎。(Tombs，1999)这虽然已经十分进步(仅是旧政府工资的一个零头)，但与马克思的愿景仍有距离。公社也从未大规模剥夺私营企业。同时，而巴枯宁认为巴黎公社是对国家的否定的论断也不符合事实，因为公社并未根本变革巴黎市政的税收、财政等部门，军事和政治决策权也从未广泛下放。(Tombs，1999;Gluckstein，2011)。对于这些广泛流传的论断，必须保持一定警惕。

　　如何继承巴黎公社的遗产、重返公社的核心理念，并且在21世纪的新环境中发扬这些理念，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并策划的问题。

　　现在，我们这就来倾听革命的巴黎人民自己的声音。

　　1870年，法军在普法战争中被击败，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在9月4日，温和共和派和保王党人主导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组成了新的"国防政府"。

　　9月19日，普鲁士大军围困巴黎。在长达4个月的围困中，食物变得愈发匮乏，因此贫富的巨大差距血淋淋地呈现出来，占市民大多数的工人阶级的不满越来越加剧。同时，军事失败使得政府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已经有激进的声音提出巴黎应当享有自治权，并在此之上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平等的经济体制。

　　更重要的是，为了抵抗普鲁士军队，国防政府不得不广泛武装巴黎市民，这就造就了一支34万之众的武装组织——"国民自卫军"，其中几乎囊括了所有的成年男性市民，每个大区的国民自卫军都可自己选举基层到顶层的军官。在多数大区，自卫军被日渐激进化的工人主导，选举出了许多激进共和派和有社会主义倾向(布朗基主义、蒲鲁东主义等)的军官，而这些激进思潮在战前的影响力非常小。在巴黎建立一个"公社"的声音越来越响。

　　一位激进共和派在当时评论：　　

　　1871年1月，国防政府与普鲁士协议停火，围城停止。但是巴黎市内的矛盾仍然一触即发。政府新颁布的经济政策又使得刚刚脱离围城的巴黎市民大受打击。而更重要的是，2月的全国普选中，支持波旁王朝复辟的保王党占据了议会多数，这使得坚决拥护共和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关系越发紧张，城内事实上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权力中心。

　　在对普鲁士割地赔款换得和平后，以梯也尔(Thiers)为首的政府决定用严厉手段恢复对巴黎的控制。150年前的今天，3月18日，梯也尔命令政府军去夺取位于蒙马特（Montmartre）高地的隶属于国民自卫军的大炮。目睹此事，附近的国民自卫军以及妇女儿童和政府军展开了战斗并将其击溃，夺回了所有大炮。

　　以此为导火索，全城都爆发了武装起义，梯也尔发现状态失控，便命令所有军队和政府官员撤出巴黎，迁移至城西南的凡尔赛。

　　发现自己突然掌握了权力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19日发布声明：　　

　　这一选举将在27号进行，选出一个市政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巴黎公社。在这里，Commune这个词并不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指代着一种财产普遍公有的的制度，而是对城市的一种直接的、民主的管理，并且"公社"一词因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而带有了重要的革命共和主义的象征意义(Tombs，1999)。不过，在选举日之前，正式宣言中很少使用"公社"一词，因为当时内战仍未打响，还有和凡尔赛政府进行妥协的空间。巴黎革命者普遍期望在确保现有政府将会维持民主共和国的情况下与其保持和平，并在其中取得高度自治的地位。

　　公报这样说：　　

　　我们可以看到，巴黎公社对自我的认知展现了许多身份和意识的重合：他们自认为是巴黎城市自治的捍卫者、也是从保王党和保守派手中挽救共和国的激进共和主义者、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也是反抗"卖国贼"的爱国者、还是推动革命的国际主义者。这样的不同身份在巴黎公社中合为一体，使得这场运动带有了许多面向。

　　比如，3月21日的一篇社论清晰表达了这场革命的无产阶级面向：　　

　　尽管巴黎公社未曾有实现彻底社会和经济变革的机会，但是它工人阶级的、革命的性质是无可争议的。

　　同时，当革命的热潮过去之后，庞大城市的运营成了当务之急。因为凡尔赛政府撤出时将许多公务员卷走，市政因此一片大乱。中央委员会紧急宣布道：

　　由于政府的雇员纷纷逃跑，因此各机关的工作已完全陷于瘫痪。兹规定：各机关雇员在本月25日以后如不返回原来的工作岗位，便予以撤职，永不任用。1871年3月22日，于市政厅。

　　在税收方面，中央委员会驻财政部的代表也及时宣告：

　　入市税将按过去的办法照常征收。凡税收人员不及时按行政系统向中央委员会驻财政部代表处上交所收税款者，将严加惩处。

　　因此，巴黎的秩序很快得到了恢复,这是历史学家们的共识。商店和剧院都开始了营业。但是，这一事实的另外一面是，尽管中央委员会和之后的公社专员掌管着市政部门的决策权、提拔了许多共和派公务员、并且严守了财政公开原则，但在公社存在的两个月内，旧有的市政体系被基本完整地继承下来，也没有在官僚系统里进行任何选举。比如，征收入市税的税警仍在照常工作，大出偷渡客们的意料。(Tombs，1999)这再次提醒了我们巴黎公社政权的短暂性导致了许多变革难以立即实现，以及革命理想与现实难题之间的张力。

　　另一个要务就是组织3月27日的公社选举。《公报》发布了一份口吻激烈但诉求较为温和的选举宣传：　　

　　而国际工人协会(也就是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诉求激进得多，而它也被刊登在了《公报》上：　　

　　这次选举的结果是革命派的一场大胜。在1870年最后一次帝国选举中，革命共和派在巴黎仅仅获得了6000张选票;到了1871年3月，巴黎大多数选民（当时仅为成年男性）投票给了革命派（约19万），温和共和派仅获得了约4万张选票，而保守派抵制了选举。(Tombs，1999)

　　85名代表被选出，其中19名温和主义者很快辞职，余下66名激进共和主义者宣布巴黎公社成立，正式从国民自卫军手中接过了权力。

　　一个在场的保守主义者记录下了宣布公社成立当时的场面：　　

　　这个公社议会由什么样的人组成三分之一的代表是体力劳动者，而其余是学生、职员、政治活动家等等。这和基本由普通劳动者组成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形成了对比。(Gluckstein，2011)他们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松散派别：布朗基派、蒲鲁东派、与新雅各宾派。布朗基派一般认为因为大众的普遍落后，社会主义革命必须由一小群训练有素的革命家发起，并夺取国家机器，并且用武力推行革命。蒲鲁东派则相反，他们强调工人互助、合作社、民主管理和社群主义，反对权力集中。许多蒲鲁东派分子松散地依附于第一国际，但和马克思并没有什么联系。而新雅各宾派，正如法国大革命时代的雅各宾分子一样，试图通过激进的方法，将理性、自由、平等的共和国推广给全国，甚至世界。尽管他们并不通常自称社会主义者，但他们对于教会、贵族和贫富差距的敌意，使得他们也站在激进左翼之列。

　　在巴黎公社运动中这些不同的趋向很大程度上能够找到共识，但下文会告诉我们，有时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公社议会是怎样运作的它坚持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和行政机关分离的立法委员会。它是一个革命政治机构：成员们讨论议题，并且执行决议，每日薪水仅为15法郎。因此，公社议会的成员经常身兼数职。它建立了数个委员会，选出"代表"来领导。不同的政治派别倾向于不同的委员会：布朗基派因为对权力机器的热衷，掌握了公安和司法委员会。而蒲鲁东派和第一国际的支持者掌握了财政和劳动部门。教育等部门则安排了较为中立的行业内人士。(Tombs，1999)

　　红旗在全城的各个角落取代了三色旗，这也象征了公社分子将自己的纲领与温和共和派的信条清晰地区分了开来。一篇社论写道：　　

　　公社保持了惊人的国际主义原则，欢迎外国人担任极端重要的职位。比如说，公社武装总司令是一位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而当公社指派德国犹太人弗兰克尔(马克思的一位战友)担任劳动委员会主席时声明：

　　外国人是否可以参加公社鉴于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委员会认为，外国人可以加入公社，因此建议你们允许弗兰克尔公民参加。

　　弗兰克尔在将巴黎公社的经济政策激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政权首先着手解决进击的民生问题：因为市民在普鲁士围城中耗尽了金钱，在成立后的第二天，它就决议取消年度的房租支付，由国民自卫军护送被房东驱逐的房客回到住所。巴黎的20个大区都享有广泛的自治，市民在行政中参与度非常高。比如，第八区市政为了缓解贫困，在市民组织推动下决议：　　

　　一位社员日后回忆：　　

　　但是，好景不长，3月30日，不承认公社选举结果的凡尔赛政府的军队开始向国民自卫军开火，内战全面爆发。4月2日，凡尔赛部队俘虏并处决了两位自卫军的指挥官。4月3日，被激怒的国民自卫军向凡尔赛发动了一次总攻，但是因为纪律松弛而被击溃了。鉴于此，公社不得不进行全面动员：　　

　　这一服役并不是全职——一周的时间根据需要分配给服役和生产。(Gluckstein，2011) 同时，因为国民自卫军是以大区为基础，许多部队并不会去巴黎的其他地区服役。因此，家庭和邻里的社会压力、以及自卫军的薪资，使得更多原本犹豫的人加入自卫军，但这也限制了大规模作战的能力。重要的是，在强调纪律的同时，军事民主仍然得到了保障：

　　各连应不分军阶地选出3名代表，组成营的军人代表小组。一个区的营军人代表小组，可选出2名代表和各区的营长组成团委员会。

　　每区的团委员会可选出3名代表参加中央委员会。

　　一个区的营长可推选他们中间的1人作为团长，并同时担任中央委员会委员。

　　连队的代表应专门指定1人参加国民自卫军联盟大会，并在会后向委托人汇报大会情况。

　　……

　　国民自卫军对他们所需要的指挥人员的选举，极为关切。军事艺术、毅力和对共和国的信念，是候选人应具有的品德。

　　按这个识别人才的标准选定之后，国民自卫军即应对所选举的人予以信任，对他们所下的命令不妄加评论，永远牢记服从和守纪律就是军队的力量所在，无纪律的部队将变成一盘散沙，一触即溃。

　　发布命令的机关应对所发的命令负责，任何不服从命令的行为，甚至偶尔犹豫，就可能犯罪，损害国民自卫军的荣誉和军事行动的成功。指挥官应稳妥行事，但对一切有可能造成混乱的行为则应坚决镇压。

　　公民的良知将使人们顺利建立相互信任和团结的关系;相互的信任和团结，是国民自卫军的纪律。

　　……

　　我看到我们卑微的出身遭到遗忘，崇尚肩章、袖饰和胸带的可笑的习气开始在我们中间露出苗头，我深感难过。

　　劳动者们，你们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你们的劳动实现了劳工革命，取得了劳动的权利。

　　我们不应忘本，尤其不应因我们的出身卑微而感到羞愧。我们过去是劳动者，现在是劳动者，将来仍然是劳动者。

　　尽管战争消耗了大部分资源，但公社中的社会革命仍然继续燃烧。城内建立了繁多的政治俱乐部，男女市民在其中激烈地讨论社会和政治议题。因为公社委员们必须持续和自己的选民们保持联系并传达诉求，否则就会有被即刻撤换的风险，所以他们也经常出席俱乐部讨论并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我们从教育、世俗化、女性、劳工四个领域来观察公社的激进改革。

　　教育是社会变革的关键之一。早在3月26日，一个公民组织就提出了一份最终得到公社采纳的建议：　　

　　在后来的5月18日，纪念公社革命两个月时，教育委员会规定教师的最低薪水每年为2000法郎(之前仅700法郎)，助理教师为1500法郎，并且做到了男女教师同工同酬。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巴黎公社给法国世俗教育奠定了基础。(Gluckstein，2011)

　　与教育变革关系密切的，是世俗化，这也是大革命以来激进共和派的主要诉求之一。巴黎公社在建立之后立即宣布：　　

　　在内战开始后，以反教会著称的布朗基派利用自己掌握的公安部门逮捕修士和主教，其中包括巴黎大主教。在布朗基派代表里果和一个被捕的耶稣会士之间有一段有名的对话：

　　里果：你是什么职业

　　耶稣会士：神的仆人。

　　里果：你的主人住在哪里

　　耶稣会士：他无处不在。

　　里果：书记，写下来!这个人声称自己是一个仆人。他的主人，一个叫上帝的人，是一个流浪汉。

　　这样的追捕行动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许多追捕宗教人士的布朗基派警察与当地的国民自卫军发生冲突，后者尽管多数也反对教会，但很多并不愿意看到和自己朝夕相处的本地僧侣被监禁。而在4月8号的公社会议中，蒲鲁东派和其他温和派驳回了里果关于允许秘密监禁的提案，迫使其辞去公安委员职位。(Merriman，2014)一位公社成员在会议中说：　　

　　这样的人道精神也体现在：与凡尔赛方面肆意处决犯人不同，公社方面直到最后一刻都并未大规模地处死真实或潜在的敌人。法国大革命时代作为"革命正义"体现的断头台，现在已经被看作了暴政的象征。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

　　公民们：

　　我们获悉，那个已经垮台的臭名昭著的政府新订制的一台断头台……目前正在制造。

　　第十一区委员会分会已下令没收了这些君主统治的奴役工具，并表决要将它们彻底毁灭。

　　为此，特定于1871年4月6日10时在区政府广场(编者注：伏尔泰雕像面前)将它烧毁，

　　使区里景象纯洁，新的自由得到神圣的保障。

　　作为倾向社会主义的政权，工人阶级的解放和自主控制也是巴黎公社的重中之重。相对于国有化和中央计划，深受蒲鲁东影响法国左翼更加看重基层的互助和共同管理。在4月16日，公社经表决后宣布：　　

　　工人自发组织的工会在整个巴黎纷纷出现，开展了互助、合作、自发管理生产的试验，也与弗兰克尔领导的劳动委员会保持着密切的互动。比如机械工人工会声明道：　　

　　卢浮军工厂是自主管理的一个很好的例子：(Gluckstein，2011)

　　负责管理的代表将由工人提名，并在认为他未履行职责时立即可召回...工人会议还提名车间负责人和部门负责人，他们也可以像代表一样被召回... 代表每15天更新一次。

　　这一原则也沿用到了艺术领域。著名现实主义画家库尔贝(Courbet)是巴黎公社的热情拥护者，在他领导下建立了公社的艺术家协会，并且受到了公社领导层的赞助。该协会通告道：　　

　　在库尔贝的协调下，巴黎的艺术展览、博物馆向公众广泛开放，并且面向普通工人组织了多次大型戏剧演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公社从未大规模收缴私人企业，也从未剥夺法兰西银行的资金。许多小中业主积极参与了巴黎公社运动（甚至当选委员），并且公社经常向私人企业订购战争物资。这不仅表现了蒲鲁东主义对财产的相对温和的态度(比如公报经常宣称"劳动的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姊妹)、和巴黎公社的多重政治面向(比如作为巴黎市民的共同市政)，也表现了短暂的巴黎公社政权无法立即作出一切变革。在公开刊登的公社会议记录中，我们发现甚至《公报》本身都算作私人企业：

　　瓦尔兰公民：我认为，每做出一项决定之后，你们应当委托专人执行。在《公报》这个问题上，就是没有这样做。《公报》归哪一个部管

　　奥斯丹公民：归公安部管。

　　瓦尔兰公民：好吧!请责成公安部采取必要的措施，从明天起，每份卖5生丁，至于财政问题，可以在两三天内解决。

　　格鲁塞公民：公民们，我同龙格公民(编者注：马克思日后的女婿，公社委员之一)谈过这个问题，他提请我注意，这个问题不止于此。《公报》是个人财产。在定价5生丁之前，你们要宣布它为公社财产才行……

　　儒尔德公民：《公报》目前属于一个私人企业。你们不能硬性规定将1法郎的报纸只卖5生丁。不过我认为，你们的财政委员会可以同《公报》的主人协商，补偿他可能遭到的损失。

　　在巴黎公社(正如在1789和1848革命中一样)，女性在整个社会变革中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并且尤为可贵的是，女性运动和工人运动呈现了互相强化的合作关系。

　　在4月11日，由一位俄国流亡女性、第一国际成员德米特里叶夫所领导的妇女同盟建立。她在给公社议会的信中展露了激进的态度：　　

　　妇女同盟的诉求在当天就得到了公社的积极响应，并且在工资平等、教育平等、争取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平等的工作中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新的婚姻法提出夫妻在道德和权利上一律平等，而卖淫也被取缔了(尽管对前性工作者的处置并不十分宽容，公社将她们逮捕并关押)。劳动委员弗兰克尔给予妇女同盟每周十万法郎的资金支持，使得它在每一个大区都建立了委员会。建立一个女性工团组织架构的行动也在进行，但是在落实之前巴黎公社就被扼杀了。这些改革在1871年的环境中是巨大的进步。(Gluckerstein,2011)

　　巴黎女性的革命性在凡尔赛一方的记录中也有体现。政府的支持者，著名作家小仲马评论道：

　　为了尊重妇女，我们不想谈巴黎公社的女性，她们只有死后才有几分像个女人。

　　巴黎公社的许多改革，都因为战事的急剧恶化而戛然而止。4月与5月，政府军的兵力在持续增长(普鲁士释放了战俘来帮助凡尔赛军)，但在公社部队的顽强抵抗下未能攻入巴黎。在布朗基派的推动下，公社试图建立一个集中权力的社会拯救委员会以扭转战果，但成效有限。5月21日，借着城内开展游艺会的时机，凡尔赛军从城西攻入巴黎，被称为"流血周"的巷战开始。他们首先占领了城西上流社区，在那里他们受到了一定的欢迎。但是在工人阶级为主的多数区域，战斗十分惨烈。

　　《公报》中充满了近乎绝望的号召：　　

　　5月23日，政府军攻占蒙马特高地，沿途大肆枪杀所有战俘、工人和疑似忠于公社的人。一位政府军的鉴定支持者这样说：　　

　　"绝对不愿劳动"!这句话说得真是十分委婉!

　　23日当晚，面临失败公社领导层下令纵火烧毁巴黎，市政厅、参议院、卢浮宫(部分)等建筑被毁，而巴黎圣母院因为被安排防火的国民自卫军拒绝执行命令得以幸存。一些自卫军部队开始枪决一些俘虏，包括巴黎大主教，数量并未超过100人。而凡尔赛方面估计未经审讯就被枪杀了1-2万人(Tombs，1999;Merriman，2014)，数千人被流放到法属新喀里多尼亚。

　　5月25日，整个塞纳河左岸失陷。

　　5月28日，战斗全部停止。最后一批抵抗者，147名公社战士，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一座墙前被枪杀，后来这座墙被称为"巴黎公社社员墙"。

　　150年前的今天，一群革命者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正如一处纪念碑文所说："他们曾经为一个更公正的社会斗争过，并且拒绝向敌人投降。"而他们的精神和准则，对后世所有有志于此的人，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同样珍贵的，是前印花布职工，在流血周奋战到最后一刻的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埃1871年6月在巴黎城郊躲避搜捕时留下的震撼人心的诗句，它在1888年谱成乐曲后传遍了整个世界：

　　参考文献：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7、33卷

　　《列宁全集》第31卷

　　《巴枯宁言论》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1集)》

　　《巴黎公社公报集(第2集)》

　　《巴黎公社史料辑要》(法)阿尔都尔-阿达莫夫译者 黎星

　　Tombs,R. P. (1999). The Paris Commune: 1871. London: Longman.

　　Merriman,J. M. (2014). Massacre: The life and death of the Paris Commune. NewYork, NY: Basic Books.

　　Gluckstein,D. (2011). The Paris Commune: A Revolution in Democracy. Chicago, IL:Haymarket Books.

　　本文标题：巴黎公社150周年：回到1871，聆听革命者们自身的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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