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后的杂感　　

　　作者： 正宇君　　

　　河北大学学生李启铭在校园酒后驾车，致使一名学生被撞而死，一名学生受重伤，事后不停车，毫无忏悔之意，竟然逍遥而过，并自豪地叫喊：“我的爸爸是李刚，你们告去吧”。此事件，一经网上披露，顿时议论哗然，震惊全国，并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　　

　　尽管如此，开始并没有引起我的多大注意，因为在我看来当今之世，发生这样的事是不足为怪的，我小时候从文学作品里看到的和从老一代人那里听到的旧社会里坏了心的地主老财、土豪劣绅就是这样嚣张的，新时期的官老爷和新一代的土豪劣绅比其上一代富多了，势力大多了，岂不应该更加的张狂？　　

　　不过，时过多日，人们对此话题谈论的热度仍不见减，网上精彩的语录层出不穷，并广泛流传，如果对此事再无知下去，在别人面前似乎就显得有点傻了，这才不得不较认真地关心起此事来。　　

　　昨天我看到一个村民组长那瘦弱的小孩，正在猛烈进攻一个人力搬运车夫的憨厚的大胖小子，理由是他让那个胖小子为他捡东西，他不干，于是，小的紧拽着大个的脸，口里还尖刻的狂吼着：你爸爸不就是个臭拉车的吗？那个大个子涨红着脸，只敢招架，不敢反击，这时大个子的妈妈出来了，拉开了那个瘦小孩，气愤地说：“你厉害什么，难道你爸爸是李刚吗？你爸爸不就是掏钱买了个小小的村民组长吗？”　　

　　我去看朋友，朋友正在电话里教育身在远方上大学的儿子，他说：“你一定要努力学习呀，不要和有钱有权有势人家的孩子比，别忘了，你爸爸不是李刚。”　　

　　发生在身边的事和“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联系起来使我心里酸不唧唧的，触发了许多感想。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深刻的社会意义，远远大于这一事件本身。这一事件的发生，表面看是偶然的，但其背后却有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在当今，类似这样以势欺人的事件比比皆是，或许是没有被媒体披露，或许是没有出现象李刚儿子那样的经典语录，人们司空见惯了，自然就熟视无睹了。　　

　　“我的爸爸是李刚”恐怕在汉语里再也没有比这样的句子再简单的句型了，而大学生李启铭在醉酒中竟能用如此简单的话道中社会的要害问题，形象，具体，生动，无意中成了社会共知的经典语录，并耐人寻味。　　

　　最近媒体频暴宝马车勇撞平民车，公安驾车撞死人逍遥而去，官贵子故意驾车伤人并自觉赔钱以取乐，等等，如此霸道甚至荒唐的事，我过去从未听说过。难道这些都是孤立的偶然的事件吗？肯定不是。它是一系列社会综合问题的具体体现。从这些实例中我们看到的最突出的是社会的腐败，过去被革命革掉的沉渣又在泛起和新的权贵们、豪绅们如此低级而又疯狂的嚣张。　　

　　现在我们不仅能从各种媒体上频繁地获取这样的信息，而且也能经常地在自己的身边看到类似的事情。　　

　　例如，发生在我周围的一件事：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路过一个镇长家门口，他家的狗朝她扑来，慌乱中，老太太举棍自卫，这时镇长太太出来了，大声呵斥：“干什么呀！”老太太住了手，而狗无情地撕破了穷老太太的裤子。可怜的老太太委屈地说：“我没有招惹它，它要咬我。。。。。。”官太太说：“咬一下，就咬一下，怕什么？要坏了，我可以给你治，打坏了狗，你赔得起吗？”　　

　　看到这一幕，我仿佛就在看一部反映解放前地主老财欺压百姓的电影。　　

　　面对现在腐败的社会现象，人们的行为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一些人有了不应该有的狡黠，乃至无赖。网上有这样一个帖子，很能说明问题。　

　　公交车上，一男低声问旁边的人:“你是李刚吗？”答：不是；“你爸是李刚吗？”，“不是”；“你有叫李刚的亲戚朋友吗？”，“没有”；“那你他妈的放开你的脚，你踩着老子了！！！”。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如果只是个偶发的具体事件，那它就算不得什么了，充其量是个交通事故，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和民事责任就行了，但稍有社会责任感 的人就不这样看了，他们把这一事件与我们当前的社会相联系，认为：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孤立的，它是具有深厚的令其产生和生存的社会基础的。这类事件其实正天天不断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身边发生，演绎，但都没有像我们要分析的这一事件那么惹人关注，那样令人深思。“我的爸爸是李刚”言简意赅，深刻地将人们理解的，不理解的，说清的，说不清的，表面显示的和深层次隐含的东西寓意其中，成其载体，铭记在人们心中，震撼人们的灵魂，时刻引人发思，供人发掘，成为可供人持久利用的珍贵材料。　　

　　通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社会正在孕育和成长着一种裂变，这种裂变与人们接受的正统教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并冲击着我们的正面教育，使我们的教育力量减弱，失去威信，失去感召力，甚至直至无效。特别是在伴随着新中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产生了更大的震动，让人迷惑。新的富贵阶层和“贫贱”阶层的出现开始时是让人惊讶，渐渐地趋向于让人习惯、麻木与无奈，我们能不时地透过这些无奈的表层看到深藏在人们心底里的愤怒。　　

　　新的权贵阶层，包括新的剥削者和与其紧密相连的官僚阶层，他们的紧密结合，利用他们的经济地位和手中的权利，在许多领域为自己谋私利，从而损害广大劳动者的利益，这种现象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是必然的，它的产生和存在是既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也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的。　　

　　社会存在的事实与学校所受的正规教育内容的严重脱节促使我们静静的思考，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到了许多社会的本质特征。认真体会一下“我的爸爸是李刚的”含义，也就不难让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贫贱”阶层的含义，体会到了“贫贱”阶层指的到底是哪部分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所说明的我们的社会正日趋发展着的这一种裂变是损害下层劳动者的利益的，是与党的根本宗旨相违背的，是和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背道而驰的。共产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喊出了建立公平正义的、劳动人民享有崇高社会地位的全新的社会理念，这一理念代表了时代的要求、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种理念对广大深受压迫的劳动人民具有无限的魅力，共产党靠着这一理念团结全国各族人民，鼓舞他们为之奋斗。共产党作为这个目标的设计者、策划者、实施的领导者不仅赢得了民心，赢得了天下，也把人们对美好的社会追求的种子深深地植育于人民的心中，成了人们衡量社会是非标准和共产党执政得失的一杆秤，成了一切想成为新的剥削者和压迫者迈向他们目标的一个巨大障碍。　　

　　“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与“我的爸爸是李刚！”这两个不同时期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经典语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在比起其他人更加严格要求自己的儿子时发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经典语言，一个是一个区的小小的公安局副局长的公子为显示他在当今社会上能享受到的特权时发出的具有时代特征的经典语言。透过这两句精炼的语言，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两个不同时期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体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人的特征。昔日中国第一人的儿子像成千上万的普通老百姓的儿子一样为保家卫国牺牲，并身葬异国；今日一个小小官吏的儿子开豪华车因撞死了平民，还能在朗朗天坤之下逍遥而去，虽然在各种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幸”锒铛入狱了，但仍能好好地活着，据说还有人为他能减轻法律的惩处而出谋划策，四处奔波。面对这两种不同情况，怎不诱人深思。　　

　　最近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毛岸英》震撼了不少具有良知的中国人，但仍然有少数人从狭隘的庸俗的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因而怀疑它的真实性，损害了毛泽东的伟大人格;更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带着阴暗的心态，恶意丑化毛泽东和毛岸英的形象，认为毛泽东送毛岸英去朝鲜是为了培养他接班，毛岸英的死导致毛泽东疯狂报复彭德怀，继而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大灾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等等。这些言论如果出于所谓的精英之口是反动的，是有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是为了欺骗民众恶意创造的；如果是被动地接受了这种观点的人，说明这样的人对政治家、对政治家的追求、特别是对真正具有民族大义和远大抱负的政治家的追求是缺乏了解的，把严肃的政治之争、主义之争与狭隘的个人感情完全混为一谈是无知的。面对种种无理的推测和无耻的谎言，真正有头脑，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自有明镜。　　

　　抗美援朝作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民族的巨大正面影响已被历史所证明，是那些无耻之人的无耻之言所诋毁不了的。抗美援朝，作为那一代政治家的集体决策，代表了那一代人对当时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所做的判断，他们的出发点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大义。百废待兴的中国以低劣的装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进行真正意义的现代化战争，是人人共知的危险的事，毛泽东作为一国公认的领袖，以身作则，送自己唯一身体正常的、因为救中国而倍受反动派摧残、很少得到父爱的儿子上前线，这既是在平常百姓之家也是很难做到的。毛岸英牺牲在战火纷飞的前线，这是铁的事实，它体现了一代伟人的伟大胸怀，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整体风貌。毛泽东的行为无论从传统的道德，还是从现在所应提倡的道德精神来讲都是无可挑剔的；作为家长的共同愿望，从如何正确的教育子女在艰苦的环境中成长为不仅能自立于生活而且能为社会作出大的贡献的有用人才来说，也是应该值得我们借鉴的。面对铁的事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总是抹黑光明，丑化他人，其心不是善良的，人格是渺小的。　　

　　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献出了六口人的生命，这是伟人的伟大品格、领袖风范的自然真实的体现，是时代的楷模，人民的榜样。毛岸英只是毛泽东家出现的革命烈士中的一员，也是无数的爱国烈士中的一员，中国人民志愿军之所以有战斗力，正是那个伟大时代孕育的结果。　　

　　现在不少的精英们大谈人性论，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所谓的学识欺骗了不少人。他们讲的所谓的人性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人的本性天生的都是自私的，所以，凡是为他人、为国家的所谓的高贵品质都是虚伪的，骗人的，毛泽东是人，毛泽东的本性也是自私的，所以，毛泽东搞革命，发动文革、送子抗美援朝、牺牲家人也都是为了他自己。毛泽东位高权重，送子参军也是别有用心的，儿子死了，是逮不住耗子，反失把米；因此，说毛泽东送子上战场是为了让儿子接他的班是毫无疑义的，贪官污吏的存在是合理的，是符合人的本性的，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老百姓受贪官污吏的压迫是必然的。按一些所谓精英的逻辑，自然会让人得如此出荒谬的结论。　　

　　贪污腐败，各种特权现象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因素，我想恐怕歪曲地理解人的本质和人的本能的含义，为大多数人们所厌恶的腐败现象的不断滋生蔓延和屡反无果寻找理由，恐怕也是一个原因吧。　　

　　在毛泽东时代，广大干部能在组织的安排下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们的儿子也与广大工农子弟在同一个学校学习，与同学们平等相处，没有丝毫的特权，正相反他们会更加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否则他们就会得到家长、老师和同学的批评，他们以能与广大学生打成一片为荣，老子搞了特权，儿子也会感到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了。当他们为其儿子谋取一个好的工作的时候，也会及时受到人民的监督，受到群众的批评。当年不少在文革中受过委屈的老干部仍然高度评价当时的共产党，高度评价当时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从他们所写的回忆录里，我们能看到他们还是深深怀念那个时代这一光辉的一面的，尽管他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在文革时期也是受到过这样和那样的委屈的。我们还能从当时的许多社会生活的细小末节中，真正体会到共产党领导的那场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包括人的灵魂在内的所有领域内的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是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的。　　

　　现在中央提出了要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鼓舞了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其实，这个社会目标并不是新鲜东西，试想，历朝历代谁不想让他的社会和谐呢？据说建立和谐社会的思想最早就是由几千年前的孔子提出的，借助多年来重塑的孔子形象，这一社会目标就更加深入人心了。但遗憾的是几千年来人们真正理想的和谐社会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孔子的哲学从某种角度上说就是劝世哲学，为了统治阶级政权的长治久安，劝统治者施行“仁政”，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要有节制；劝被统治者要安分守己，因为老百姓天生就是低人一等的，应该学会忍耐，要有修养，要遵守上天定下的等级规范和其它社会规范。在历代存在剥削阶级的社会里，以统治者阶级与被统治者阶级这两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在一定时期内相对比较缓和为标准，那么相对的和谐局面历史上确实存在，但，劳动人民理想中的真正的和谐社会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在剥削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真正的和谐社会是不可能建立的，剥削者的利益与劳动者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一致的，规劝剥削者放弃对劳动者的残酷剥削最终是不会有效的，利用劝劳动人民树立忍耐和服从的品德来建立所谓的和谐社会，那么建立起来的只能是空中楼阁。和谐是一种平衡，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这种平衡和相对的静止状态是矛盾的对立的统一。看看劳动人民权利的每一点改善，社会的每一点进步，除了文化道德品质的提高外，那一项离开了人民的斗争，执法文明程度的提高，禁止暴力强行拆迁政策和法规的出台就是历历在目的实证。　　

　　当代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在充分利用老一代革命家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在各方面打下的坚固基础上，适应新的国际国内形势，在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但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问题，是关系到共产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毛泽东时代许多好的东西没有在适应新的形势下有效的继承下来，甚至，把许多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给予了全盘否定，既抹黑了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也破坏了现在的共产党的形象，损坏了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损害了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合理性。不少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的行为使人们感到党在背离着自己的历史使命，失去了共产党不应该失去的革命精神。世风日下、物欲横流、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特权阶级的出现并日趋稳固使昔日跟随党从事革命的下层百姓深感失望。共产党如果在实际的工作中忘记了自己在革命时期对人民的承诺，失去了为广大劳动人民创造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目标，丧失了为劳动人民赢得真正的平等地位而努力的斗志，丢掉了共产党应有的纲领和主张，打到了一个旧特权阶层，又培养了一个新的特权阶层，那么共产党领导人民从事的那场革命的意义还有多少？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合法性还剩多少？前景又会如何？　　

　　共产党是一切剥削阶级的天敌，从共产党在这个世界上诞生的那一日起就奠定了她不可变更的历史使命和历史地位，失去了这个主张就等于失去了共产党存在的价值。　　

　　一切特权阶层都是仇恨共产党的，即便是名存实亡了，只剩下了她的名字了，也必将如此。日趋成长起来的新的剥削阶级也将是这样的，他们是不会乐意永远和党纲上写着“共产主义”的政党永远同坐在一条船上的。　　

　　实现共产党的最终纲领虽然需要一个过程，需要生产力的极大发展，但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实际生活的基本常识，在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在社会主义制度向共产主义制度的过渡的过程中是应该消灭旧的剥削阶级，同时也不应该再培植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的，是不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的，但是，在世人的眼里，在我们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两极分化程度却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严重得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新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历史责任，党和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是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的，但，中心不等于一切，更不能以经济发展为借口，掩盖社会中业已存在的影响人民生活质量的其它问题和矛盾。经济建设是整个社会运转的基础和基本内容，但不是全部内容，其它方面出了严重问题，也会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所谓的经济建设的目标也会泡汤。社会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社会的富裕和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两大支柱，是人们保证其幸福生活的先决的社会条件。以发展经济为名，放弃其它方面的努力，特别是为贪污腐败现象的存在寻找理由的行为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对一个执政党来说，影响其执政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经济发展长期滞后能亡党亡国，腐败也能亡党亡国。党风问题是一个执政党生死存亡的问题。温总理讲：目前，主要的危险是腐败。一语中的。我们目前社会中存在的许多社会问题，大量的长时间不能解决的问题，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朝历代的衰亡，无不与官员的腐败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消失也不例外，并非象有些伪专家说的只有经济的原因。直接要去打倒这个政权的并不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正相反，是那些当时正是或曾经是的共产党的官员。　　

　　落后就要挨打是真理，但仅仅把落后理解为是经济的落后是荒谬的，如果以此为借口，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为其损害人民的利益、损害社会应有的基本公正打掩护则是无耻的。失去了社会的基本公正，我们这个国家就没有凝聚力，党和政府就会失去号召力，既是我们的国家经济还暂时保持领先地位，我们照样会挨打。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经济发达，但官员腐败、社会腐败招致挨打的例子似乎要远远多于由于经济落后而招致挨打的事例。　　

　　总之，任何打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替目前社会中存在的严重的社会腐败开脱的说法，替腐败存在的合理性寻找理由的人，都是要误党误国的。　　

　　不少外国人认为：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但社会矛盾危机四伏，中国的一切社会问题都被快速发展的经济掩盖着。我们都知道，经济的发展是有自身的规律的，有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于人对这个规律认识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其它复杂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原因，经济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经济一旦出了问题，各种社会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如果由于我们的不重视而造成不应有的后果，那将是一大历史的遗憾。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具有很强的社会象征意义。它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且是一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有时，那些更大的官、更有钱的豪绅的子弟仗势欺人，干了不少的坏事却不一定象李启铭那样直说，但他们的心底里就是有这么一个概念：我就是属于这个社会里享有特权的上等阶层。他们犯法可能被轻判，甚至不了了之，社会实际上为他们上学、就业、买房提供了一定的特权，他们可以吃国家的空饷，上着中学就开始拿国家的工资，事业单位以及行政单位的事业人员几乎成了官二代、富二代的领地，劳动人民的血汗养活着一大批严重超编的人员。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被媒体热炒以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或体味到了那种精英们所说的民间广泛存在的“仇富”、“仇官”心态。其实，这些词汇开始的时候是那些所谓的精英们根据他们的需要创造的贬义词，后来成了非难那些敢于对社会的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和斗争的人的词语。不管那些人怎么定义“仇富”“仇官”这两个词的含义，但不少有良知的中国人对贪官污吏的强烈蔑视，对为富不仁的豪绅们的强烈憎恶是客观存在着的，一方面它表明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另一方面它也标志着我们这个社会里正义的力量还存在。　　

　　多年来愈演愈烈的社会不公和社会腐败现象得不到有效地遏制，孕育了许多社会矛盾，滋生了许多人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特别是培植在知识青年中的不满情绪是社会稳定的极大隐患，是实现建设和谐社会目标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的社会问题。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疏导，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严重危机社会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渴望社会的稳定和和谐，但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社会进行全方位的努力，不能寄希望于精英们拿孔孟之道对下层受损害的百姓进行的劝世哲学的说教上。　　

　　“我的爸爸是李刚”道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充分说明了我们的理论与实际严重的脱节，加上某些理论精英别有用心的“创造”，加深了人们对理论的迷茫、失望，甚至厌倦。人们只有别无选择地加入到日愈激烈的物欲横流之中，一切为了利益，利益就是一切，为了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必然加速世风日下，加深社会矛盾，激化人们对社会的不满情绪。而这一关碍所有人切身利益的问题决不是靠那些伪专家们关起门演绎的空洞的、乃至是荒谬的理论，甚至创造出的骗人的理论所能解决的，也不是一些所谓的精英们利用孔孟之道对老百姓进行单方的道德说教，诸如“宽恕”、“忍耐”等所能解决的。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已经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但是，谈论他的热度仍然未减，我们常常能在网上新发的帖子中看到有关它的内容，在各种学校的考试中，有关它的考题都上了学生的卷子。如何依法、依照党规处理这一案件以及由这一案件引出的其它问题，无数的人正拭目以待。怎样处理这一事件将会不同程度地、直接或间接地反应出公平正义在相当长时间里的命运，反映出我们的政府对声张正义、遏制邪恶势力的勇气和决心。如果此事件仍象现实中其它类似案件的处理方式一样，被金钱和权力中和了，被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那么无疑对重树党在人民心中业已存在过很久的崇高威望，重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良好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也是对广大民众心中存在过的、而又被最近党的许多文件唤醒的对公平正义的美好愿望的又一次沉重打击。　　

　　过去我们能常常听到对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者要严惩，当时人们都感觉到这是党和政府严格要求自己的表现，是很得人心的。据说，现在不让这样提了，凡是严打之类的词都不让提了，理由是这是违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是有损法律的尊严的。　　

　　法律应该有它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但在高喊依法治国几十年的今天，法律的尊严一直不断地遭受到权力和腐败的挑战、戏弄和亵渎；法律面目前人人应该是平等的，昔日这一用来当做批判历史的有力武器，如今已经深入人心的理念在无情的现实面前正遭到人们的质疑。　　

　　在现实中，法律似乎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利于权贵和富豪了。联系现实，人们不难发现官员贪污的数额是越来越大了，官场上的“官链网”变得是越来越紧了，规避法律的能力是越来越强了，人们感觉到官员腐败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人数似乎是越来越多了，落入法网的或遭到党纪处罚的是越来越少了，惩处的力度变得是越来越小了。正当腐败现象在人们的感觉中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有几个所谓的专家提出了一条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建议，建议在法律上取消对贪污罪实施死刑的条款;据说最近婚姻法对财产的继承问题也作了有利于官员包二奶奶的解释。不管这些专家举出多少世界的惯例和所谓的人文理论来，在眼下提出这些观点是不合时宜的，其良知也是容易让人怀疑的。如果在严重的现实情况下，制定法律的人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无疑会让人们怀疑法律本身的公正性，让人感到我们的法律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　　

　　“我的爸爸是李刚事件”是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载体，这一经典语录喊出了我们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怪现状：它首先喊出了李刚之子个人灵魂的丑恶；它喊出了我们这个社会中存在着人与人之间的裂痕，喊出了一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应该存在的所谓的阶层，实际上就是一个特权阶级正在滋生和成熟这一客观事实;它喊出了官员腐败的严重性，通过这一事件引出了李刚以权谋私、家庭收入可疑，以及河北大学校长的一些丑闻，还传出了一些当权者为李刚之子说情的事情；它喊出了我们党风存在的严重问题，喊出了我们的社会在这一方面曾经有过的良好的社会风气遭到的破坏程度；他喊出了我们在对国民、特别是青年人进行美好道德教育的严重缺陷。这个事件后人们的反应表达了广大的下层人民对官僚主义者、对特权阶层的愤怒；表达了善良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们对社会风气的担忧；表达了人们对党和政府的美好期望。　　

　　正是人民对党和政府的期望没有泯灭，才让人们对我们的国家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一定能在新时期继承党光荣的革命传统，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比发达的资本主义更富裕的，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平正义、无愧于共产党的光荣称号的、令世人仰慕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201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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