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读书笔记】（1）1977-1978的情况

　　　一、概述

　　有些人提到这两年就说这是"前进中徘徊的两年"，或者"徘徊中前进的两年"。刘日新明确反对这种含糊不清的说法。按刘日新《新中国经济建设简史》，1977-1978这两年是"洋跃进"的两年，是"生产恢复性增长，基建盲目地冒进"的两年。

　　刘日新列举数据分别论证。

　　1、生产恢复性增长

　　工农业总产值（按1970年不变价），1977/1978分别同比10.7%，12.3%。农业方面，由于受灾较重，粮食到1978年才超过1976年，棉花到1980年才超过1974年。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介绍，1977-1978年，中央曾先后召开农业、计划、铁路等十来个部门的经济会议，部署经济工作。概书的内容与刘日新所述一致。

　　2、基建盲目地冒进

　　1977年7月，国务院提出"国民经济的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开始"。1978年2月，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提出一系列指标，并要求后八年"主要工业产品新增加的产量，大大超过过去28年的综合；财政收入和基本建设投资，都相当于过去28年总和。"并"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有十大钢铁基地，九大有色金属基地，八大煤炭基地，十大油气田，三十个大电站，六条铁路新干线和五个重点港口。"资金来源，一方面靠国内提高积累率，1978年积累率36.5%（仅次于大跃进时期），另一方面更主要是靠引进国外设备和举借外债。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详细介绍了"洋跃进"的情况，可以佐证刘日新的判断。

　　3、1978年我国工业情况

　　整体而言，经过30年发展，我国工业体系比较齐全，内部结构达到较高水平。

　　二、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具体政策

　　1、提高职工工资

　　占全国职工总数的60%（3000多万人）工资得到提高，1978年2月国务院发通知，节假日加班的工人发双倍标准工资。5月再次发通知，实行奖金和计件工资。

　　2、农村免税并提高农产品价格

　　新中国成立20多年来，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了一倍，工业产品零售价格仅上升28%，表明新中国工业建立后开始在不断地反哺农业。但是农村和城镇生活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决定，从1979年夏粮上市起提高收购价20%，超购部分再加价50%。同时规定对农村实行免税或地税政策，大力发展社队企业。

　　这两个措施引发了两方面后果：第一、工人农民收入提高，因此会更倾向于支持改革，或减弱反对改革的抵触情绪。第二、在商品没有增加而货币增加的情况下，引发了严重的通胀（1980年就非常明显了），这成了后续经济调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出国考察和引进外资的初步设想

　　1977-1978年，掀起了出国考察的高潮。主要去的有日本，南斯拉夫，港澳，法德瑞等，先后去了50多个国家。回来后都写报告，建议充分利用大胆引进外资。恰好当时西方出现大规模滞胀，资本过剩急需找出路。谷牧在《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中建议，"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

　　当时中央决策层也是大干快干的想法。总设计师听了另一位考察人员的报告后说，"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贸易补偿，银行贷款。"

　　出国考察极大震动了各级领导干部，外国能搞的，我们为什么不能搞？这是之后引进外资和设立经济特区的思想准备和早期尝试。

　　同期，计委副主任段云考察港澳后汇报，认为香港和澳门发展快主要有五点：一是充裕的资金来源。对外汇没有管制，各国游资大量进入。二是拥有较为廉价的劳动力。三是购进原材料和技术设备比较方便。四是大力发展对外加工工业，利用外资和本地廉价劳动力，进口设备、原料和半成品，加工出口。五是产品适应性强。

　　报告提到一个叫做宝安县的地方，认为这里紧邻港澳，发展出口生产很有利。这个宝安县，就是现在深圳的宝安区，一度是中国农民工最聚集的地方。这里直到现在为止，主要工厂还实行6*12小时工作制，也就是每周至少上六天，每天至少十二小时（8点对8点）。

　　报告还提出，要利用港澳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务。由于港澳成本提升，不少资本家已经提出把产品转到内地加工。报告呼吁，"现在许多西方国家都在利用港澳，工厂、房子、银行、商店越开越多。我们有那么多有利条件，为什么不能干呢？"并且报告还说，过去我们怕这是"资本主义经营"，现在解放思想了，要放手大干。

　　1978年，国务院颁布《开展对外加工装备业务试行办法》，到年底，沿海多省市与外商签订加工装备和补偿贸易合同698项。这时的实验还是比较谨慎的，订单原料和预付资金可以进，外资和外企不能进。1978年社科院经济所还指出，"我们既不允许外国资本家同我们办合资企业，更不允许把领土领海主权租让给外国。" 1978年下半年起了变化，对外开放逐步在决策层达成一致。12月外贸部部长宣布，取消不许外商在中国投资的禁区。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深圳、宝安、蛇口已经在筹划工业区了，这是经济特区的先声。

　　　四、经济管理体制的新思维

　　1978年7-10月，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7月28，胡乔木提出四项主张：推广合同制（经济主体之间，企业和职工之间），发展专业公司，加强银行作用，发展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9月9日，李先念报告，明确指出要搞经济核算，要强调经济效益。

　　10月，各省市领导干部围绕改革讨论九个方面：计划体制，工业体制，基本建设管理，物资管理，财政管理，劳动工资，商业管理，物价和外贸管理。

　　关于计划，大家认为"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也就是说要尽可能放权给地方。地方要结合中央方针，制定地方计划。关于工业管理，全局的工业中央管，其余的企业地方管。江苏山东等提出，公司接受国家计划任务，但又应该独立从事经济活动，包括同国外经济来往。各级公司间，可以是隶属关系，也可以似乎业务指导，或单纯合同关系。

　　这在后来不可避免地导致诸侯经济，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反映出来，即体现为各个地方本身的有计划性和全国的无计划性（地方的计划会破坏全国的计划）的矛盾。后续地方一窝蜂地上各种重合的项目，比如钢铁、彩电，等等，在1997年前形成经济过剩，在1997年后形成产能过剩。当然，1992年后，引发混乱的主体就逐步从地方变为单个资本了。

　　综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已经暗流涌动了。

　　本文标题：【经济史读书笔记】（1）1977-1978的情况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iwen/9878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