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回应有男子倒提婴儿

　　【正文】

　　11月1日，本该是又一个正义得以伸张的日子。

　　可对长期奋战在反拐一线的“民间大神”上官正义来说，这一天却成了心头上的阴影。

　　他带着提前三天准备好的证据，千里奔赴湖南怀化，配合警方成功抓获贩婴团伙、解救三名婴儿。

　　然而就在案件成功后，他本人却在派出所被限制人身自由、被指“钓鱼执法”，一度被看管数小时。

　　这位常年揣着摄像机、带着举报信的“民间打拐大神”，曾在黑暗里蹲守过窝点、在跨国团伙里当过卧底、被悬赏2000万买命却从没想过退缩。可这一次，让他心寒的不是罪犯的威胁，而是本应并肩的“战友”。

　　一、他是谁：十八年“卧底打拐”，现实版孤胆侠客

　　很多人知道上官正义，是因为他微博里那些触目惊心的举报视频：藏在民宅里的被拐婴儿、医院里暗箱操作的出生证明、传销窝点里绝望的年轻人。但在反拐圈，他的名字早已是“希望”的代名词，早已是传奇。

　　2007年，他在广州蹲守三个月，救出4名被迫卖花的孩童；2009年，假扮买家赴福建漳州，当场协助警方抓获贩婴嫌犯；2018年，卧底益阳“代送养”团伙数月，成功解救多名被拐婴儿；2023年，举报多地医院售卖出生证明，揭露“洗白”黑产链；2025年5月，他卧底缅甸拐卖团伙7个月，协助警方抓获14人；截至2025年，他已协助警方救出被拐儿童超130人，解救被骗传销人员2000余名。

　　18年里，他自费跑遍全国20多个省份，相机用坏了12台，举报材料堆起来有半人高。他曾在深夜收到“再多管闲事就让你消失”的威胁短信，家门口被泼过红油漆，甚至有人放话“悬赏2000万买他的命”。结婚第二天，他接到线索就立刻赶往外地办案；孩子出生时，他还在传销窝点外蹲守。可哪怕家人担心、危险重重，他从没想过停下——“多救一个孩子，就少一个破碎的家庭”，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截至2025年，他已协助警方解救被拐儿童超130人，解救被骗传销人员2000余名，可他从未拿过一分钱报酬，连差旅费都是自己承担。

　　二、11月1日：一场“助警抓人”后的意外风波

　　10月30日，上官正义掌握了中介多起婴儿交易证据——支付截图、婴儿照片、聊天记录，一共39页。

　　他计划伪装成“求子者”，与人贩中介见面，同时报警配合抓捕。

　　11月1日上午，他从外地坐高铁赶到怀化。

　　在到达现场前，他连续三次拨打110报警——前两次自动挂断、无人应答，第三次才接通，通话2分4秒。

　　他耐心说明地点、人数、婴儿情况，确保警方能第一时间到场。

　　很快，警车赶到，现场查获1名婴儿、2名男子。

　　他见婴儿被被子盖着，赶紧提醒民警“别捂到孩子头”，还上前帮忙掀开被子，生怕孩子窒息。

　　他想录像固定证据，却被民警制止，只能退到一旁继续观察。

　　中午1点左右，他主动前往城南派出所，递交打印好的举报材料，希望以匿名身份配合。

　　他特意提醒：“这背后还有重要人物。”

　　一名副所长正嚼着槟榔，淡淡回了一句：“知道了。”

　　那种轻描淡写的回应，让他有些不安。

　　下午2点25分，他再次回到接警大厅询问进展，没想到迎来的不是答复，而是斥责。

　　“你这是钓鱼执法！”所长怒声指责，

　　随后上前抢夺他的手机，并让人看管他，

　　不准走动、不准联系外界。

　　上官正义被迫待在派出所内，整整四个小时。

　　期间他被转送到执法办案中心，因封闭闷热出现胸闷呕吐。

　　他请求叫120，被拒绝。

　　直到傍晚6点，手机才被归还。

　　他第一时间报平安，又继续提交更多证据。

　　晚上7点，他在派出所看到另外两名获救婴儿。至此，共有3名孩子脱险。

　　后来，一名局领导陪同他乘高铁离开怀化。

　　高铁站里，所长当面道歉。

　　但那一句“对不起”，已无法抹平那几个小时带来的屈辱。

　　三、问题剖析：当“协助办案”被误读为“钓鱼执法”

　　这一事件，让许多人震惊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处理的荒唐。

　　1. 角色误读：举报者被当“麻烦制造者”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有权利也有义务协助司法机关打击违法犯罪，只要没有引诱他人产生犯罪意图、没有主动制造犯罪条件，就不属于“钓鱼执法”。而上官正义的行为，从提前固定证据、多次报警，到现场指认、后续提交材料，每一步都符合“公民协助执法”的范畴——他没有主动联系贩婴者诱导交易，只是在对方已经明确有犯罪意图的情况下，配合警方抓现行。

　　可城南派出所的所长，却将这种合法的协助行为误判为“钓鱼执法”，本质上是对法律边界的认知模糊。这种认知错位背后，是部分基层执法者长期形成的“权力惯性”：习惯了主导执法过程，对民间力量的介入抱有警惕，甚至把善意的协助当成“越界”，最终导致“友军”被误伤。

　　2. 程序失范：手机被抢、人身受限、医疗被拒

　　依法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应有明确程序与法律依据。

　　而在此事件中，所长当场夺手机、限制行动、拒绝医疗，这些行为均涉嫌程序不当。

　　执法应有尺度，越线一步，便可能伤害一个正义之人。

　　3. 权益真空：民间举报者没有“保护伞”

　　上官正义的遭遇，不是个例。在现实中，很多民间举报者都面临着类似的困境：没有明确的身份认定、没有安全保障措施、没有后续的权益维护渠道。他们像“孤勇者”一样，凭着一腔热血对抗黑暗，却在身后没有任何“保护伞”。

　　就像上官正义，他18年里多次因举报遭报复，却从没有哪个部门为他提供过专门的保护；他协助警方破获多起大案，却连“匿名举报”的需求都难以被尊重。这种权益保障的真空，正在慢慢消磨民间举报者的热情——如果连保护别人的人都得不到保护，谁还敢再站出来？

　　四、结语：别让正义者流血又流泪

　　有人说，上官正义是“现实版的侠客”，可他自己却从不这么认为。“我只是个普通人，只是不想看到孩子被拐、家庭破碎。”他常说，自己做的事，其实每个人都能做，只是需要一点勇气、一点坚持。

　　可这份勇气和坚持，不该被辜负。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个又一个“上官正义”，更需要一套能让“上官正义”们安心前行的制度——明确民间举报者的身份和权利，建立专门的安全保障机制，规范基层执法者对协助行为的处理流程，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尊重，每一次正义的行动都能被保护。

　　就像那句老话：“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当上官正义们在黑暗里追光时，我们该做的，是为他们点亮更多的灯，而不是让他们在本应温暖的地方，遭遇心寒。

　　因为只有当正义者不再孤单，当保护者得到保护，更多的人才会愿意站出来，成为照亮黑暗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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