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万台币

　　那枚硬币躺在我的手心，带着一种陌生的、轻飘飘的金属质感。

　　二十块。

　　新台币。

　　我二舅公，陈建勋，一个只在父亲口中存在了几十年的符号，此刻就站在我面前。他刚从那架延误了两个小时的飞机上下来，一身熨帖的浅色休闲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尽管眼角和脖颈的皮肤已经松弛，但那股劲儿端着，像个老派的绅士。

　　他把那枚硬币“甩”给我，可能这个词有点过分，但那个动作确实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随意。

　　“阿默，是叫阿默吧？”他操着一口软糯又带着奇特咬字的台湾腔普通话，审视着我，像在看一件待估价的古董，“拿着，去买几个茶叶蛋吃，你们这里机场的东西，贵得离谱吧？这个，够你吃三个了。”

　　我爸，林国栋，在我身边激动得有点手足无措，脸上的笑几乎要堆不住。

　　“哎呀，二叔，您太客气了！这怎么好意思……”

　　二舅公摆摆手，打断我爸的客套，眼神依旧停留在我脸上，带着一丝探究和……怜悯？

　　对，是怜悯。

　　我捏着那枚硬币，指尖冰凉。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的中央空调，冷气开得像不要钱。头顶巨大的穹顶下，人来人往，拉杆箱的轮子滑过光洁的地砖，发出持续不断的嗡鸣。一切都现代得不像话，一切都昂贵得明码标价。

　　而我，一个在陆家嘴金融中心上班、月薪足够买下几千个茶叶蛋的所谓“白领”，被我素未谋面的台湾亲戚，当众打赏了二十块新台币。

　　用来买三个茶叶蛋。

　　我突然很想笑。

　　不是开心的笑，也不是愤怒的笑，是一种荒谬到了极点，连生气都觉得多余的笑。

　　我妈在旁边轻轻捅了我一下，压低声音：“阿默，快谢谢二舅公啊。”

　　我抬起头，看着二舅公那张写满“优越感”的脸，努力挤出一个我认为还算得体的微笑。

　　“谢谢二舅公。”

　　我说。

　　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

　　然后我把那枚硬币小心翼翼地放进了我的钱包夹层里，好像那是什么珍贵的纪念品。

　　二舅公似乎对我的“乖巧”很满意，点了点头，终于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开始指挥他身后的儿子和老婆。

　　“文轩，行李看好，不要被人顺走了。”

　　“阿玲，你的包，背在前面。”

　　他儿子，我的表哥陈文轩，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年轻人，有些尴尬地对我笑了笑。他爸的声音不大，但那种警惕和防备，像针一样扎人。

　　这里是上海，不是什么龙潭虎穴。

　　我爸已经热情地迎上去，要接过二舅公手里的一个小行李箱。

　　“二叔，我来我来！一路辛苦了！家里都准备好了，就等您！”

　　二舅公象征性地推让了一下，还是把箱子递给了我爸。

　　“国栋啊，几十年不见，你也老了。”他拍了拍我爸的肩膀，语气里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感慨。

　　我爸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是啊，二叔，您走的时候，我才这么高。”他比划了一下，“我爸到走都念叨您呢。”

　　我爷爷，那个沉默寡言的老木匠，在我十岁那年就去世了。我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总坐在院子里的那张旧藤椅上，对着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发呆。照片上是两个穿着土布军装的年轻人，勾肩搭背，笑得没心没肺。

　　一个是我爷爷，另一个，就是他唯一的弟弟，陈建勋。

　　不，那时候他还叫林建勋。

　　后来，风云变幻，兄弟俩一个留在了大陆，一个跟着溃败的队伍去了海的另一边。从此，一个姓林，一个随了母姓，姓陈。

　　几十年来，只通过几次辗转香港的信件，知道彼此还活着。

　　现在，这个活在传说里的亲戚，终于回来了。

　　带着他的优越感，和二十块新台pe币。

　　我深吸一口气，空气里都是消毒水和香水混合的味道。

　　我对自己说，林默，冷静。

　　他是长辈，是爷爷念叨了一辈子的人。

　　为了你爸。

　　忍。

　　车是我开来的，一辆德系的SUV，不大，但在上海这种地方，也算个体面的代步工具。

　　我爸本来想叫专车的，我觉得没必要，自己家有车，方便。

　　现在我有点后悔了。

　　当我打开后备箱，准备放行李的时候，二舅公又发话了。

　　“哟，国栋，现在混得不错嘛，都开上四个圈了。”他绕着我的车走了一圈，伸手在车门上摸了摸，像在检查漆水的成色，“这车，在你们这里，要不少钱吧？贷款买的？”

　　我爸的脸僵了一下，连忙解释：“不是我的，是阿默的。她自己买的。”

　　“哦？”二舅公的眉毛扬得更高了，重新把目光投向我，那眼神，比刚才更复杂了，“女孩子家家，开这么好的车？你们这里的老板，对员工很大方哦。”

　　这话说的，简直就是淬了毒的棉花。

　　我妈的脸色也变了。

　　我站在后备箱前，手里还提着一个箱子，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往头上涌。

　　什么叫“老板对员工很大方”？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从牙缝里挤出来：“二舅公，我没老板。我自己就是老板。”

　　我跟朋友合伙开了个小小的设计工作室，说老板是抬举自己，但至少，这车，这房，是我一笔一笔画图，一个一个项目熬夜换来的。跟任何“老板”都没关系。

　　空气瞬间凝固了。

　　二舅公愣住了，他大概没想到我会直接顶回来。

　　我爸赶紧打圆场：“哎呀，小孩子家乱说的，什么老板，就是自己搞个小工作室，瞎折腾。”他一边说，一边用力把我往旁边推，自己抢着把行李塞进后备箱，“二叔，二婶，文轩，快上车吧，外面热。”

　　二舅婆，一个看起来很精明干练的女人，从头到尾没怎么说话，只是用一种评估的眼神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此刻她拉了拉二舅公的袖子，低声说了句什么。

　　二舅公“哼”了一声，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一路上，车里的气氛都很诡异。

　　我爸和我妈努力找着话题，从上海的天气，说到台湾的风光，二舅公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但核心思想只有一个：

　　台湾什么都好。

　　“你们这里空气不行啊，灰蒙蒙的，在台北，我们阳明山上的空气，甜的。”

　　“高楼盖得是不少，但看起来都一样，没什么特色。我们的101，那才是地标。”

　　“路这么堵，管理水平要加强啊。我们那里，机车都比你们汽车跑得快。”

　　我爸在一旁赔着笑，不断点头。

　　“是是是，上海人太多了，肯定没法跟台北比。”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指节都发白了。

　　我真想一脚油门踩到底，让他感受一下什么叫大陆的“推背感”。

　　我瞥了一眼后视镜，表哥陈文轩低着头在玩手机，似乎对这场对话毫无兴趣，甚至有点想把自己藏起来。

　　终于，车开进了我们家的小区。

　　一个还算体面的中产小区，绿化做得不错，楼间距也宽。

　　二舅公透过车窗，又开始了他的点评。

　　“这个小区，看起来还行。物业费不便宜吧？”

　　我妈赶紧回答：“还行还行，一个月几百块。”

　　“几百块人民币？”二舅公咂了咂嘴，“那跟我们那边也差不多了。不过你们的收入……”

　　他没说下去，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

　　你们挣那么点钱，还住这么贵的地方，打肿脸充胖C子。

　　我把车停进地下车库，熄了火。

　　车里一片寂静。

　　我爸解开安全带，回头，脸上还是那种近乎讨好的笑。

　　“二叔，到了，我们先回家放行李，晚上我订了馆子，给您和二婶接风洗尘。”

　　晚上的接风宴，我爸下血本订在了黄浦江边的一家本帮菜馆，包厢的窗户正对着陆家嘴的璀璨灯火。

　　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三件套在夜色中闪闪发光，江面上的游船拉着长长的光影，流光溢彩。

　　我以为，这样的景色，总能让他闭嘴了吧。

　　我错了。

　　菜一上来，二舅公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国栋啊，太浪费了，点这么多菜做什么？我们一家人，随便吃点就好。”

　　他嘴上说着浪费，筷子却没停。夹起一块熏鱼，放进嘴里，细细品了品。

　　“味道还行，就是太甜了。我们台湾的菜，讲究的是原味，清淡。”

　　他又夹起一只水晶虾仁。

　　“这个，用的是河虾吧？我们那边都吃海虾的，肉质比较Q弹。”

　　我爸的笑容已经有点挂不住了，只能不停地给他布菜。

　　“二叔，您尝尝这个，蟹粉豆腐，我们上海的特色。”

　　“哦，螃蟹啊。”二舅公放下筷子，喝了口茶，“我们那里的万里蟹，现在正是季节，那个鲜美……唉，不说了，说了你们也没吃过。”

　　我坐在那里，一口菜都吃不下去。

　　胃里像堵了一团火。

　　我只想把桌子掀了。

　　我妈不停地在桌子底下踢我，示意我忍耐。

　　表哥陈文轩倒是吃得挺开心，一边吃还一边小声跟我说：“表姐，这个红烧肉好吃，比我们楼下张伯伯做的好吃。”

　　我看了他一眼，他眼神很真诚，不像他爸。

　　或许，下一代，总会有点不一样。

　　就在这时，二舅公把话题转向了我。

　　“阿默啊，刚刚听你爸说，你自己搞工作室？”

　　我点点头，没说话。

　　“做什么的？设计？”他问。

　　“室内设计。”

　　“哦，装潢嘛。”他用了一个很古早的词，“那很辛苦的，要跑工地，跟工人打交道，女孩子做这个，不容易。”

　　“还好。”我淡淡地说。

　　“一个月，能挣多少啊？”他终于问出了这个最核心的问题。

　　我爸赶紧插话：“哎呀，二叔，问这个干嘛，小孩子家挣点零花钱罢了。”

　　“我问问嘛，关心一下小辈。”二舅公不依不饶地看着我，“在上海这种地方，消费那么高，一个月没个一两万人民币，怕是活不下去吧？”

　　他的语气，仿佛一两万人民币是个天文数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可悲。

　　他不是坏，他只是……被困在了时间的琥珀里。

　　他的认知，他的优越感，都还停留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那个大陆人民吃不起茶叶蛋，台湾人是“台巴子”（此处指有钱的台湾同胞）的年代。

　　他不知道，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时代早就变了。

　　他眼里的“大陆”，还是那个贫穷、落后、需要他来“施舍”二十块钱买茶叶蛋的地方。

　　而我们，早就不是他想象中的样子了。

　　我拿起公筷，给二舅公夹了一块他最看不上的“太甜”的红烧肉，放在他面前的骨碟里。

　　然后我抬起头，看着他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

　　“二舅公，我一个月挣的钱，可能不多。”

　　“也就够在这陆家嘴，买个厕所吧。”

　　我说的是实话，甚至还谦虚了。

　　整个包厢，瞬间鸦雀无声。

　　只剩下窗外黄浦江上，游船的汽笛声，悠长地传来。

　　二舅公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他手里的筷子，“啪”的一声，掉在了地上。

　　那顿饭最终是不欢而散的。

　　我爸的脸色比二舅公还难看。

　　回家的路上，车里死一般的寂静。

　　一进家门，我爸就把客厅的灯全部打开，亮如白昼。

　　他没换鞋，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玄关，指着我。

　　“林默！你今天晚上！是什么态度！”

　　他的声音在发抖，是气的。

　　“你知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我二叔！是你爷爷唯一的弟弟！我们盼了多少年才盼来他！你就是这么给他接风的？”

　　我妈赶紧上来拉他，“国栋，你小点声，邻居都听见了。阿默也不是故意的……”

　　“你给我闭嘴！”我爸一把甩开我妈的手，“就是你惯的！看看她现在像什么样子！有点钱了不起啊？目无尊长！口无遮拦！”

　　我站在那里，看着我爸因为愤怒而扭曲的脸，心里一片冰凉。

　　“我怎么了？”我问，声音很平静，“我说错什么了吗？”

　　“你说错什么了？”我爸气得笑了起来，“你在饭桌上那么说，是想干什么？打你二舅公的脸吗？让他下不来台，你就开心了？”

　　“是他先让我下不来台的。”我说，“从机场开始，他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哪一样是尊重我们了？茶叶蛋？贷款买车？老板大方？爸，你都听见了，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反应？跪下来谢谢他的‘关心’吗？”

　　“他是长辈！他几十年没回来了，他对大陆不了解，说错几句话怎么了？你就不能让着他点吗？你让着他点会死吗！”

　　“我让了。”我说，“在机场，他说茶叶蛋的时候，我让了。在车库，他说我被老板包养的时候，我也让了。在饭桌上，他把我们上海说得一文不值的时候，我还在让。爸，我也是人，我有自尊。我的自尊，就那么不值钱吗？在你眼里，维护一个几十年不见的所谓‘亲戚’的面子，比你女儿的尊严更重要吗？”

　　“你……”我爸被我堵得说不出话来，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那是我亲二叔！”他最后吼了出来，带着一丝绝望，“你爷爷临死前，还拉着我的手，让我一定要找到他！我找到了！我不能让他觉得，我们家，我们大陆这边，都是一群没教养的白眼狼！”

　　我看着他通红的眼睛，忽然明白了。

　　我爸不是在维护二舅公。

　　他是在维护他自己心里那个关于“亲情”的、脆弱的梦。

　　他害怕这个梦碎了。

　　而我，亲手把它敲出了裂缝。

　　“爸，”我的声音软了下来，“我累了，我先回房了。”

　　我转身，不想再跟他争辩。

　　这场战争，没有赢家。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家成了一个低气压中心。

　　二舅公一家住在我家对面的酒店里，我爸本来想让他们住家里的，但二舅公嫌我们家“地方小，不方便”，坚持住了酒店。

　　我爸每天早早地就去酒店“请安”，然后陪着他们到处逛。

　　豫园、城隍庙、新天地、武康路……上海所有能叫得上名字的景点，我爸都跟个导游一样，鞍前马后地陪着。

　　而我，成了这个家里的隐形人。

　　我爸不跟我说话，我妈唉声叹气，想劝又不知道从何劝起。

　　我乐得清静，每天正常去工作室上班，加班，回家。

　　只是，那个家，感觉越来越像一个冰冷的旅馆。

　　周五晚上，我加完班回到家，发现客厅里坐满了人。

　　不光是我爸妈和二舅公一家，还有我大伯、我姑姑他们，满满当当一屋子。

　　气氛很热烈。

　　二舅公坐在沙发的正中央，正在“开坛讲法”。

　　“……所以说啊，我们台湾的健保制度，那是全世界都羡慕的。你们这里看病，很贵吧？我听说，没个几十万，大病都不敢生？”

　　大伯和我姑姑连连点头，脸上带着羡慕和向往。

　　“是啊是啊，现在看病是贵。”

　　“我们这医保，报不了多少。”

　　我换了鞋，想直接溜回自己房间。

　　“阿默回来了？”我爸看见了我，语气生硬地叫住我，“过来，坐。”

　　我没动。

　　“过来！”他加重了语气。

　　我只好不情不愿地走过去，在离他们最远的一个单人沙发上坐下。

　　二舅公的目光扫了我一眼，带着一丝得胜的意味。

　　他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不光是医疗，还有教育。我们台湾的小孩，从幼稚园开始，就接受的是‘爱的教育’，不打不骂，鼓励创造力。所以你们看文轩，虽然内向一点，但很有自己的想法。”

　　他拍了拍坐在旁边的陈文轩。

　　陈文轩的脸红了，把头埋得更低了。

　　我姑姑立刻接话：“可不是嘛！我们这边的小孩，作业多得做不完，天天补课，压力大死了！你看我孙子，才上小学，就戴上眼镜了。”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什么“爱的教育”？台湾的升学压力比大陆有过之而无不及，补习班文化更是盛行了几十年。他说的，是他想象中的台湾，还是他想让我们相信的台湾？

　　我拿出手机，开始刷朋友圈。

　　眼不见为净。

　　“阿默！”我爸又叫我，“长辈说话，你玩什么手机？懂不懂规矩？”

　　我抬起头，迎上他的目光。

　　“爸，我上了十几个小时的班，很累。你们聊，我听着就行。”

　　“你……”

　　“哎，国栋，算了算了。”二舅公假惺惺地出来当和事佬，“年轻人嘛，工作辛苦。阿默啊，你那个设计室，生意好不好啊？”

　　又来了。

　　我深吸一口气，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次。

　　“还行。”

　　“还行是多好啊？”他追问，“要不要二舅公帮你介绍点门路？我在台北认识很多老板，他们在那边都有厂房、办公室，需要‘装潢’的。你去我那边，肯定比在上海有前途。”

　　他看着我，脸上带着“我是在提携你”的恩赐表情。

　　“我们那边，设计师很受尊重的，收入也高。像你这样的，努力一点，一年挣个一百万……新台币，不成问题。”

　　一百万新台币。

　　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万。

　　我工作室一个稍微大点的项目，都不止这个数。

　　客厅里所有亲戚的眼睛都亮了。

　　“哎哟，那敢情好啊！”大伯说，“阿默，快谢谢你二舅公！”

　　“是啊是啊，多好的机会！”姑姑也附和。

　　我爸的脸上也露出了期待的神色。在他看来，这或许是一个我们父女和解的契机。只要我顺着台阶下，接受二舅公的“好意”，这个家就能恢复和平。

　　我看着满屋子亲戚殷切的脸，看着我爸近乎哀求的眼神。

　　我再看看二舅公。

　　他靠在沙发上，嘴角微微上扬，享受着这种众星捧月、掌控一切的感觉。

　　他不是在提携我。

　　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再次证明他的优越，再次把我，把我们这些大陆亲戚，踩在脚下。

　　他要我低头。

　　要我承认，我在这里的奋斗，我的一切，都不如他随口许诺的一个“机会”。

　　那一刻，我心里的最后一根弦，断了。

　　我站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

　　我走到茶几前，从钱包里，拿出了那枚我珍藏了几天的，二十元新台币硬币。

　　我把它放在了茶几的玻璃台面上，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声音不大，但在瞬间安静下来的客厅里，格外刺耳。

　　“二舅公，”我开口，声音不大，但清晰得像冰，“谢谢您的‘好意’。”

　　“这个，还给您。”

　　我指着那枚硬币。

　　“您说，它够我买三个茶叶蛋。”

　　“但是您可能不知道，现在在上海，一个最普通的便利店茶叶蛋，也要三块钱人民币。三个，就是九块。按照今天的汇率，二十块新台币，大概是四块六毛钱人民币。”

　　“所以，这笔钱，连两个茶叶蛋都买不起。”

　　我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客厅里目瞪口呆的亲戚们。

　　“我之所以跟您说这个，不是为了计较几块钱。”

　　“我是想告诉您，您眼里的‘大陆’，可能还停留在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那个时候，我们可能真的吃不起茶叶蛋，台湾在大家眼里，是遍地黄金的天堂。”

　　“但是，二舅公，时代变了。”

　　“您脚下站的这片土地，我长大的这个城市，早就不是您想象中的样子了。我们用移动支付，出门可以不带钱包；我们坐高铁，几个小时就能跨越上千公里；我们有自己的高科技公司，有自己的设计师，有自己的品牌。我们不比任何人差。”

　　“我，林默，”我指着自己，“我在这座城市有房有车，有自己的事业。这一切，都是我自己亲手挣来的。我不辛苦，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也不需要去任何人手下讨生活，尤其是一个连茶叶蛋价格都搞不清楚的人。”

　　我的目光，最后落在我爸那张煞白的脸上。

　　“爸，对不起。”

　　“我不能为了维护您心中那个虚幻的‘亲情’，就扭曲我自己，否定我所生活的这个世界。”

　　“真正的亲情，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上的。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施舍和怜悯。”

　　“如果所谓的‘亲情’，需要我跪着去维持，那我宁可不要。”

　　说完，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不是对二舅公，而是对我所有的长辈。

　　“抱歉，失陪了。”

　　然后，我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关上了门。

　　世界，终于清静了。

　　我靠在门板上，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勇气，说出那番话。

　　我只知道，如果不说，我会憋屈死。

　　门外，一片死寂。

　　过了很久，我听到了我爸压抑的怒吼，我妈的哭劝，还有乱七八糟的脚步声，关门声。

　　他们走了。

　　那天晚上，我爸没有来敲我的门。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的时候，家里空无一人。

　　餐桌上，留着我妈给我做的早饭，已经凉了。

　　我默默地吃完，然后去上班。

　　工作室里，合伙人阿K看我脸色不对，问我怎么了。

　　我摇摇头，说没事。

　　我把自己埋在工作里，画图，改方案，跟客户开会。我试图用忙碌来麻痹自己。

　　但只要一停下来，我爸那张失望到极点的脸，就会浮现在我眼前。

　　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我是不是，太自私，太不孝了？

　　晚上，我收到了表哥陈文轩的微信。

　　他的头像是只可爱的柴犬。

　　“表姐，对不起。”

　　这是他发来的第一句话。

　　我愣了一下，回过去：“你道什么歉？”

　　“为我爸的言行，向你道歉。他那个人……唉，就是老脑筋，被困在过去了，你别往心里去。”

　　“没事。”我回了两个字。

　　“表姐，你今天说得很好。真的。”他很快又发来一条，“其实，我很羡慕你。”

　　羡慕我？

　　“羡慕我什么？”

　　“羡慕你敢说真话，羡慕你活得那么……有底气。不像我，毕业了找不到喜欢的工作，只能在家里公司帮忙，每天被我爸念叨。他说大陆这不好那不好，其实他自己也好几年没拿到什么像样的项目了，全靠以前的老本撑着。这次来，也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

　　我看着屏幕上的字，久久没有回复。

　　原来，那身熨帖的衣服，那端着的架子，那口口声声的优越感背后，是这样的底色。

　　不是强大，而是虚弱。

　　不是自信，而是心虚。

　　他不是来“视察”的，他是来“取经”的，却又放不下那可怜的自尊，只能用攻击和贬低，来维持自己最后的体面。

　　何其可悲。

　　“表姐，我们明天就回去了。机票改签了。”

　　“哦。”

　　“我爸说，他再也不来大陆了。”

　　“……”

　　“但是，表姐，我以后会常来的。我觉得上海很棒，比台北好玩多了。”

　　最后，他发来一个笑脸的表情。

　　我对着那个笑脸，也笑了。

　　或许，这趟天翻地覆的探亲之旅，也不是全无收获。

　　至少，让我认识了一个还算可爱的表弟。

　　第二天，他们走的时候，我没有去送。

　　我爸也没叫我。

　　我们之间的冷战，还在继续。

　　一个星期后，我妈给我打电话，声音疲惫。

　　“阿默，你爸病了。”

　　我心里一咯噔，立刻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怎么了？什么病？严重吗？”

　　“老毛病，高血压犯了，头晕。在医院挂水呢。”

　　我抓起车钥匙就往外冲。

　　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化不开。

　　我爸躺在病床上，闭着眼睛，脸色蜡黄，嘴唇干裂。几天不见，他好像老了十岁。

　　我妈坐在一旁，眼圈红红的。

　　看到我，我爸睁开了眼睛，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我走过去，给他倒了杯水。

　　“爸，喝点水吧。”

　　他没理我。

　　我把水杯放在床头柜上，对我妈说：“妈，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这里我守着。”

　　我妈看了看我爸，又看了看我，叹了口气，点了点头。

　　病房里，只剩下我们父女俩。

　　沉默像一块巨大的石头，压在胸口。

　　过了很久，我爸开口了，声音沙哑。

　　“你二舅公，小时候，对我最好。”

　　我没说话，静静地听着。

　　“那时候家里穷，有什么好吃的，他都偷偷留给我。有人欺负我，他第一个冲上去跟人打架。他走的那天，在码头上，塞给我一把弹珠，那是他赢了一整个夏天的宝贝。他说，等他回来，要给我带巧克力。”

　　“我等了半辈子，没等到他的巧克力，只等到他客死异乡的消息……后来才知道是误传。我找到他的时候，你知道我有多高兴吗？我觉得我对我爸，对死去的爷爷，有个交代了。”

　　他的眼角，有泪滑落。

　　“我只是……我只是想让他高高兴兴地来，高高兴兴地走。我只是想让他看看，我们过得不比他差。我只是想……一家人，和和气气的。”

　　“可是，全被你搞砸了。”

　　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爸，对不起。”

　　我哽咽着说。

　　“我只想着我自己的委屈，我没想过你。”

　　“我以为，你让我忍，是因为你懦弱，是因为你看重那个所谓的‘亲戚’超过我。我不知道，你心里背着这么重的包袱。”

　　我终于明白，那场争吵，我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在说“尊重”，他在说“情义”。

　　我在说“现在”，他在说“过去”。

　　我们都没有错，只是，我们站在了时间的河流的两岸，隔着几十年的岁月，彼此对望，谁也无法真正地理解谁。

　　“爸，是我不好。”我握住他冰凉的手，“我不该那么冲动，不该让您那么难堪。”

　　我爸没有抽回手。

　　他看着天花板，长长地叹了口。

　　“其实，那天晚上，你走了以后。你表哥文轩，跟我说了很多。”

　　“他说，你二舅公的公司，这几年一直亏损。他说，你二舅公在台湾，也经常跟人吹牛，说他在大陆有个多厉害的侄子，多能干的侄女。”

　　“他说，你二舅公这次来，带了所有的积蓄，想在上海投资个小生意，东山再起。所以他才那么……急于证明自己。”

　　我愣住了。

　　那个高高在上，用二十块台币打发我的二舅公，竟然是这样一个外强中干的形象。

　　“他走的时候，托文轩转交给我一个信封。”

　　我爸说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个旧旧的信封。

　　他递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人民币，不厚。

　　还有一张信纸。

　　信纸上，是二舅公那手龙飞凤舞的字。

　　“国栋吾弟：

　　匆匆一别，未能尽言。此次前来，本想光耀门楣，未曾想，徒增笑料。时代变迁，吾辈已老，观念陈腐，望弟及侄女见谅。

　　阿默是个好孩子，有骨气，像当年的大哥。吾心甚慰。

　　信封内薄资，乃二叔一点心意，为你父亲当年医药费，迟到了四十年，聊胜于无。

　　望多保重。

　　兄，建勋。”

　　信的最后，还附了一行小字。

　　“另，那二十元台币，本是想让阿默留作纪念。台湾年轻人现在流行收集特殊年份的硬币。茶叶蛋之说，实乃吾之不当玩笑，切勿当真。”

　　我捏着那张信纸，手在抖。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信纸上，晕开了一团团墨迹。

　　原来，那句最伤人的话，只是一个笨拙的、自以为是的玩笑。

　　原来，那份最刺眼的优越感，只是一层保护色。

　　原来，在那层坚硬的、讨人厌的外壳下，也藏着一颗想要靠近，却又害怕被看穿的、脆弱的心。

　　我哭得泣不成声。

　　我爸拍了拍我的手。

　　“傻孩子。”他说，“一家人，哪有隔夜的仇。”

　　出院那天，我去接我爸。

　　阳光很好，透过车窗洒进来，暖洋洋的。

　　我爸坐在副驾驶，精神好了很多。

　　“阿默，”他突然说，“那二十块钱，还在吗？”

　　我点点头，从钱包夹层里，拿出了那枚硬币。

　　在阳光下，它闪着温润的光。

　　“收好了。”我爸说，“等你二舅公下次来，你再还给他。”

　　“他还来吗？”

　　“来。”我爸笑了，眼角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他说了，下次来，不谈别的，就想尝尝你说的，那个能买下陆家嘴一个厕所的设计，到底是什么味道。”

　　我看着前方宽阔的马路，车流不息。

　　远方，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在阳光下，轮廓分明，直插云霄。

　　我笑了。

　　“好。”

　　我说。

　　本文标题：一百万台币

　　本文链接：http://www.hniuzsjy.cn/yulu/292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