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肥皂的典故

　　1938年7月7日，“七七事变”周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率先发起“七七献金运动”，以实际行动践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唤起全民抗战”的主张，成为国内最早有组织的大规模抗日献金运动。短短数天，运动筹资达100余万元，不仅拉开了大规模抗日献金运动的序幕，更让献金热潮从武汉延伸至全国各地。

　　1943年至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异常艰难的阶段，国家人力、物力和财力消耗巨大，财政收入难以保障巨额的军费开支，抗战面临巨大困境。年过六旬的冯玉祥将军两次深入川西南腹地20余市县，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出命”为号召，推动献金运动在抗战大后方蓬勃开展。笔者根据冯玉祥1944年版《川西南记游》和1946年版《川南游记》两部著作，梳理他在自贡、荣县、富顺三地开展的节约献金救国运动史实，以此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并致敬当年的全民救国热忱。

　　《川西南记游》与《川南游记》书页

　　自贡，全民倾囊铸就全国献金之最

　　1943年11月9日，冯玉祥来到新生的自贡市，眼前“天车林立，枧管纵横”的盐都景象，早已不是他民国初年驻防自流井时的模样——这里不仅是川盐核心产区，更是抗战后方的“经济命脉”，承担着川、康、滇、黔、湘、鄂、陕七省军民的食盐供给。

　　刚在川康盐务局北院招待所安顿妥当，冯玉祥便立刻召集盐政、市政各界负责人，用大白话阐述国家困境：“抗战以来，我们的收入减少，支出增多……打仗就是打钱，我们战前的收入，最大的三项，就是关（税）、盐（税）、统（税）。现在这些收入呢，大都被日本抢去了。”他细数苏联人民4个月献金70.4亿卢布、英国皇后用红笔画线限制自己用三寸洗澡水的故事，句句都在表达“家国一体”的道理。

　　那时的自贡，正被物价飞涨的阴影笼罩着。以冯玉祥的亲身经历为例，1943年11月，内江米价630元一斗，比永川420元高出近50%，猪肉价格也贵25%。自贡盐商更难，面临“成本高涨，原料缺乏（如钢绳），而盐的价格受着严格的管制，常常不敷成本，缺乏资金，往往不得不以高利去借贷”的困境；盐工月薪仅2000余元，刚够买一斗米，勉强撑三口之家的最低生计。

　　即便如此，自贡人的献金热情还是被点燃了。11月13日，蜀光中学的献金竞赛先开了头，校长韩叔信主持活动，各班代表、师生员工挨个走上主席台捐款。“会场空气热烈紧张，每次台上报告员宣布数目后，即闻掌声不绝，各生当仁不让，慷慨解囊”。其中，女高三班最亮眼，人均捐400元，总额达1.2万元；个人第一名为侯季畦，独捐7000元。最终全校凑齐17万元整，师生们高唱《精神总动员歌》，“全场欢声雷动，高呼雀跃，历久始绝”。

　　自贡妇女队献金图（来源于1948年版《抗战建国大画史》）

　　盐工群体的奉献，更显质朴与厚重。在大坟堡盐区，冯玉祥看到盐工们将牛粪贴成圆饼晒在墙上，挂在房梁上，得知这是他们平日里得到“额外的一点好处”，可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积蓄尽数献出。第一次献金时，自流井、贡井两场盐工共捐110万元，约占总金额的一半，成为“出力又出钱”的榜样。1944年7月，在第二次献金活动中，贡井盐工自愿捐出半年“牙祭费”300余万元，自流井盐工则捐出700余万元，合计捐献1030余万元，冯玉祥称“盐工献金是献金运动的发动机”。

　　盐商群体中，有两人的举动格外引人注目。一个是在大安寨深居简出数十年的王德谦，这次打破“向不捐款”的惯例，第一次捐10万元，第二次捐700万元，还承诺长期捐800多石黄谷，加上他在盐业团体中认捐的350万元，前后一共1500万元。他身上穿着布衣破鞋、补丁袜子，住的是歪斜的老屋，跟冯玉祥聊天时却说：“佛经上说布施，连眼耳头脑皆可布施，如此则身外之物，银钱土地算得什么？”另一个是贡井盐商余述怀，一出手就捐1000万元，刷新了当时的献金纪录。消息传出时，自贡两家报纸都专门发行了“号外”。

　　普通民众的行动，更让人心里发热。第二次献金时，78岁的老盐工王金合颤巍巍递上200元，那是他牙缝里省出的养老钱；育英小学9岁女生周泽芳，把攒了许久的190元糖果费全塞进献金箱；育材小学幼稚园的刁成惠、胡雄，各捐了一对银圈；修理钢笔的杨春祥，虽流浪无家，却把一天1135元的收入全捐了；救济院的贫儿没钱，就连夜赶做100双草鞋，拿去义卖后把钱捐了；卖菜的黄俊文老两口，三个儿子都在前线打鬼子，他们自己省吃俭用凑了400元；就连七十岁的乞丐廖德福也递上297元，还附了封信：“希望能因我的这种举动，引起富有者大发宏愿，一致毁家纾难。”

　　最终，自贡献金总额达1.2亿元，还有800只金戒指，不仅位列全国城市献金总额之最，还刷新和创造22项纪录。冯玉祥称这里是“献金运动的发祥地”，赞自贡“在国防经济上却站在第一等的地位”。他还挥毫写下“还我河山”四字，并在《自贡市颂》中高度咏赞了自贡人的爱国热忱和奉献精神：“巍巍自贡市，天然一宝地；既有好盐卤，又有瓦斯气；生产复生产，军民赖供给；文化程度高，个个明大义；献金救国事，输将居第一……不但产盐巴，而且产仁义。巍巍自贡市，贤才多济济；各地都像你，飞机大炮坦克车，样样都能买新的；各地都像你，我们一定打过鸭绿江，还我自由新天地。”

　　荣县，全民聚力形成抗战根基

　　1943年11月16日，冯玉祥经贡井抵达荣县。这座曾因“保路运动”率先起义、为辛亥革命立下汗马功劳的城市，是一个实行新县制的模范县。这里教育发达，全县办了9所中学、50余所小学，保国民小学更是达到每保一所，爱国的基因早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中。

　　在县署稍歇片刻，冯玉祥就去参加了民众欢迎大会，有5896名乡邻挤满会场，静静聆听“节约献金之事”。紧接着，他又去参观中小学，跟各界士绅讲话，为荣县题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动员一切可动员之力量参与献金。时任县长黄希濂当场表态：“荣县人对于任何事情，向不落人后，此次节约献金，定有所表现，我们要为爱国的全国模范。”

　　冯玉祥主持献金讲话（来源于1948年版《抗战建国大画史》）

　　果不其然，在冯玉祥讲话两次以后，为时不过4小时，荣县就捐了150万元。更难得的是，这里还搞起了持续献金机制，即长期献金计划覆盖全县50万民众，每人每月捐2元，一个月就能凑100万元。冯玉祥后来在《给热心救国朋友的第三封信》里感慨：“每人每月节约两元，对己实无所损，对国却有大益，全国各地均能如此发动，不仅救济方面有了办法，于建军方面也可得到大的补助，荣县县长黄希濂同志，一片救国救民的赤诚，实在令人感奋。”

　　在教会学校华英女中讲话时，冯玉祥引用“敌人来在国境内，需吹起号筒”诠释“福音”里的救国担当。他教育学生要“经常宣传敌人的罪行，如现在北平、天津及沦陷区各地在六十岁以上的人就不配给粮食，让活活饿死，这事也应当让后方的人民知道”，还让学生们学美国、英国的“爱国节约的精神”，强调“一个人是省不多少，而全国人民都如此，就省得多了。”中心镇小学是由文昌宫改建的，冯玉祥去时，放学了仍有学生在校中用功，他不禁感叹：“各地小学实在应该改变办法，利用宽敞的庙宇，改为校舍，化无用为有用，为地方多出几个健康的人才，比什么磕头烧香不好得多吗？”

　　荣县人的爱国，更体现在“知行合一”的坚守里。被冯玉祥誉为“写作均为当代第一流名手”的前清翰林、70多岁的赵熙虽视力衰退，仍关切“中日战事”，特意去拜访冯玉祥，了解“目前状况及苏联献金情形”。尤其是全县的国民兵组训，在全川考绩里拿了第一，要是编成部队，足足能凑出4个师，而且各乡镇的队伍两小时内就能全部集合待命。就连开发土产，荣县也没落下，全县煤炭月产量由500吨增加至1万多吨，比给自流井盐场供煤的威远煤矿还多，成为“工业救国”的一个小缩影。

　　回望80年，荣县的献金数额确实没自贡多，可它体现了“全民抗战”的内涵与精神。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有每个人尽一份力的执着。正是这份执着，构筑起了抗战胜利的群众根基。

　　富顺县，捐献总额仅次于自贡

　　1944年10月15日，冯玉祥从自贡到了富顺县。这个有着“金犍为银富顺”之称的千年古县，原本靠盐兴旺，可后来盐区划给了自贡，经济一下陷入困局。但即便这样，富顺人的救国热情一点没减，尤其是25日在县城外罗浮洞草坪举办的献金大会，把全民抗战的精神全显出来了。

　　罗浮洞广场（拍摄于1954年，来源于2016年版《富顺背影·世纪老照片》）

　　大会那天，富顺人用行动体现了“不分老幼、无论贫富”的赤诚。清晨的沱江岸边，到处是“扶老携幼”场景。老人队捐了32石黄谷、1万多元法币；幼稚队的邓钧陶、吴德媛等5位小朋友，把攒了好久的5150元塞进献金箱，那是他们舍不得买糖果的钱；一位叫李家健的小朋友（编者注：即我市著名诗人、作家，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李加建，“李家健”是他1949年参军以前的名字），用40枚镍币缀成“万众一心打日本”的字轴，镍币碰撞的声响，成了最动人的“爱国旋律”。

　　妇女队的贡献，格外夺目。她们把1230只金戒指、6只金膀圈精心缀成中国地图与富顺县图，地图中心绣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命出命”等金字，还带来1.14万双军鞋，外加数目不等的金耳环、玉圈、玉簪、玉牌、玉戒指、银圈、银戒指、宝石戒指等金玉器。等这些实物捐完，她们又当场加献6万元法币、30只金戒指。

　　富顺的献金里，还隐藏着许多平凡人的伟大。杜快乡的乞丐张福成，从乞讨来的钱里攒了100元捐了出去，县参议会议长邓笠塘专门写诗赞他：“献金献到百元多，全从乞丐口中挪，我辈自非张丐比，凭良心说应如何？”琵琶乡的邹筱泉身患重病，却不肯花钱医治，把家里传下来的古瓷瓶拿去义卖，卖的1万多元全捐了；士绅易德尊一个人捐了800石黄谷，是全县捐谷最多的，冯玉祥特意送他一座刻着“还我河山”的钢盾，表彰他“输财救国”的义举。

　　冯玉祥将军肖像（来源于1944年版《川西南记游》）

　　更让人眼眶发热的，是对军人家属的尊崇。冯玉祥提议举办“革命饭”慰劳抗日军属，还准备了十二种慰劳品，包括熟米、白糖、点心、黄豆、红苕、地瓜、葡萄、菜油、猪肉、肥皂、布匹，外加200元法币。慰劳那天，请了100家抗属，每人一碗半斤重的肉、两个鸡蛋，还有粉条白菜，管够干饭。抗属杨老太婆动情地说：“我的儿子叫杨国粱，出去七年了，我并没有发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饭后，釜江镇中心小学的童子军抬着慰问品送抗属回家，沱江岸边又一次呈现老幼相携的身影，成了“军民同心”最温暖的画面。

　　献金大会的高潮，出现在游行环节。数万民众沿着街道行进，商户们从楼窗往献金包里扔钞票，一时满街钱票飞舞，富顺女中的学生捡都捡不过来；十几位抬献金包的先生，累得满头大汗。皮鞋店工人张学儒好不容易挤进来，说他爹1938年就出川打鬼子了，他献了一双新做的黑皮鞋和100元钞票以表心意。冯玉祥一边受捐，一边为他鼓掌，连街道两边看热闹的人都齐声喊好。游行从11时开始，一直至下午4时才结束，光投入献金包的法币就有6万多元。其间，口号声、鞭炮声、叫好声交织，汇成富顺人对胜利的热切期盼。

　　最终，全县共献黄谷3.24万石（折合法币5420余万元）、金戒指1280只、军鞋1.14万双，捐献总额仅次于自贡。这份成绩，来自全县75万人的爱国之心，既是绅民省下的一斗谷、学子捐出的一块零花钱、妇女纳出的一双布鞋，更是无数人“毁家纾难”的赤诚。

　　结语：80年回望，抗战献金精神永存

　　80年光阴流转，自贡的天车仍然矗立在盐都大地，荣县大佛崖壁的“还我河山”题字还依稀可辨，富顺县罗浮洞广场依旧能见证曾经的辉煌。当年冯玉祥将军振臂一呼，自贡、荣县、富顺三地民众以“献金越居人前，爱国不落人后”的实际行动倾囊相授，三地捐献总额占全国献金的三分之一还多，实实在在帮国家和民族熬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为抗战胜利立了大功。三地在节约献金运动中的倾城付出，以及民众毁家纾难、踊跃献金的壮举，不仅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更在世界反法西斯史上写下了辉煌一页。

　　今天，我们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不仅是缅怀前线将士的牺牲，更要致敬自贡、荣县、富顺的后方英雄们。他们是盐工、盐商、学生、乞丐、老人、孩童，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以“舍小家为大家”的选择，为“全民抗战”注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内核，筑起了全民族共御外侮的钢铁长城。这份血脉里的爱国基因，这种众志成城、共赴国难精神，值得我们敬仰、铭记、传承和弘扬，并将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上，续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篇章。

　　本文标题：捡肥皂的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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