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一个很老的夏天，老到空气闻起来都带着一股子铁锈和尘土混合的味道。

　　1986年，我二十六岁，在县城的齿轮厂里当一名技术员。

　　介绍人是我妈单位一个退休的老大姐，电话里把那姑娘夸得天花乱坠，说是她们村里的一枝花，高中毕业，人勤快，模样也周正。

　　我揣着地址，倒了两趟长途车，最后坐上了一辆屁股冒黑烟的拖拉机，才颠簸到那个叫“林家铺子”的小村庄。

　　村子很小，嵌在两座绿得发黑的山坳里。

　　土墙，黑瓦，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都飘着一股子烧柴火的呛人味道。

　　我找到那户人家的时候，太阳正毒，把地上的土烤得发白。

　　院子里晒着干豆角和红辣椒，一只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仔在啄食，看见我这个生人，咯咯咯地叫着跑开了。

　　开门的是个中年妇女，一脸的褶子，笑起来很局促。

　　她就是介绍人说的姑娘的妈。

　　她把我让进屋，屋里很暗，一股子潮湿的霉味和草药味混在一起，眼睛适应了好一会儿，才看清屋里的陈设。

　　一张八仙桌，几条长板凳，墙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主席画像。

　　这就是我要相亲的对象，林兰的家。

　　林兰很快就从里屋出来了。

　　她端着一个豁了口的搪瓷盘，盘子里放着一个缺了半边把手的茶壶和几个粗瓷碗。

　　她确实长得不错，瓜子脸，眼睛大，辫子又粗又长，垂在胸前。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衬衫，很干净。

　　她把茶碗放在我面前，低着头，不敢看我，脸上有点红。

　　她妈在一旁笑着说：“小陈，喝水，山里没什么好招待的。”

　　我端起碗，水是温的，带着一股淡淡的甜味，像是井水。

　　我嗯了一声，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气氛有点尴尬，像一根拉得太紧的弦。

　　我们聊了些有的没的，无非是我在厂里做什么，一个月多少工资，家里几口人。

　　林兰始终低着头，偶尔她妈问一句，她才小声地答一句。

　　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接受审问，浑身不自在。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屋角的一个身影吸引了。

　　那里坐着一个女孩，比林兰看起来要小一些，穿着一件更旧的蓝布褂子，头发有些枯黄，很瘦，几乎没什么存在感。

　　她一直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本书在看，从我进门到现在，她连头都没抬一下。

　　仿佛这个屋子里发生的一切，都和她没有关系。

　　晚饭很简单，一盘炒土豆丝，一盘咸菜，还有一锅玉米糊糊。

　　吃饭的时候，那个角落里的女孩也上了桌，就坐在我对面。

　　她始终低着头，默默地喝着糊糊，筷子都没动一下。

　　我这才看清她的脸。

　　很苍白，没什么血色，但五官很清秀，尤其是那双眼睛，虽然一直垂着，但偶尔抬起来的一瞬间，亮得像藏着星星。

　　“这是我二女儿，林薇。”她妈指了指那个女孩，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uc察的叹息，“身体不大好，人也内向，不爱说话。”

　　我冲她笑了笑，她像是受惊的小鹿，迅速地低下了头，耳朵根都红了。

　　晚饭后，天突然变了。

　　乌云从山后面涌过来，像打翻的墨汁，天色一下子就暗了。

　　紧接着，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噼里啪啦地打在屋顶的瓦片上。

　　风也起来了，呼呼地刮着，把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吹得东倒西歪。

　　林兰的爹，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抽着旱烟，看了看外面的天，瓮声瓮气地说：“今晚走不了了，雨太大了，路都冲了。”

　　她妈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这小小的土屋，一共就两间房，他们老两口一间，林兰和林薇一间。

　　我一个大男人，总不能让我跟他们老两口挤。

　　沉默了半晌，她妈才下定决心似的说：“小陈，委屈你一下。东屋有两张床，你睡外面那张，让薇薇睡里头那张。她睡觉老实，不碍事的。”

　　我愣住了。

　　让我跟她妹妹，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睡一个屋？

　　这在八十年代，是件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连忙摆手：“不了不了，阿姨，我坐着对付一宿就行。”

　　“那哪成！”她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外面那么大的雨，地上潮。就这么定了，薇薇那孩子，你不用管她，就当她不在。”

　　话说到这份上，我再推辞就显得矫情了。

　　林兰的脸红得像块布，她看了我一眼，又飞快地低下了头，端着碗筷进了厨房。

　　就这样，我被安排进了东屋。

　　屋子很小，一张破旧的木板床靠着外墙，另一张更小的床挤在角落里，中间只隔着一个掉了漆的床头柜。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旧书本和艾草混合的气味。

　　我躺在外面的床上，身上盖着一床带着霉味的被子，被子很硬，像盖着一层浆过的布。

　　雨声越来越大，像是天漏了个窟窿。

　　闪电不时地划破夜空，把屋子照得惨白。

　　我能听到隔壁屋里林兰和她父母小声说话的声音，听不清在说什么，但能感觉到一种紧张和不安。

　　我心里也七上八下的，不知道这一家人到底是怎么想的。

　　难道他们就这么放心把女儿跟一个陌生男人放在一个屋里？

　　还是说，他们觉得那个叫林薇的女儿……根本无所谓？

　　过了一会儿，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

　　林薇端着一盏煤油灯走了进来。

　　她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右脚似乎有点跛，走得很慢，很轻，像一只怕惊扰了什么的猫。

　　她把煤油灯放在床头柜上，昏黄的灯光跳动着，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土墙上。

　　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没有害羞，也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近乎透明的平静。

　　然后，她走到自己的小床边，脱下外衣，和衣躺下了，背对着我，一动不动。

　　整个过程，她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屋子里只剩下窗外哗哗的雨声和煤油灯燃烧时发出的细微的“咝咝”声。

　　我睁着眼睛，看着房梁上结的蜘蛛网，怎么也睡不着。

　　这太诡异了。

　　我能感觉到背后那张床上，有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年轻的姑娘，她的呼吸，她的心跳，似乎都能穿透这沉重的黑夜，传到我的耳朵里。

　　我翻了个身，面对着墙壁，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突然听到一阵压抑的、细微的咳嗽声。

　　声音是从林薇那张床上传来的。

　　一声，又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但又拼命地忍着，怕吵醒我。

　　我一下子就清醒了。

　　我坐起身，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到她的身体在被子里蜷缩成一团，微微地颤抖着。

　　“你……没事吧？”我小声地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咳嗽得更厉害了。

　　我有点慌了，连忙下床，走到她的床边。

　　“是不是病了？要不要喝点水？”

　　她这才慢慢地转过身来。

　　灯光下，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却因为咳嗽而泛着一种不正常的红色。

　　她看着我，眼睛里充满了歉意和惊慌。

　　她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然后，她指了指自己的喉咙，又拼命地摇了摇头。

　　那一刻，我心里“咯噔”一下，一个念头闪过。

　　她不会说话。

　　她是个哑巴。

　　这个发现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我心中所有的疑团。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她妈说她“不爱说话”，为什么她爹说“就当她不在”，为什么他们敢把她和一个陌生男人安排在一个屋里。

　　在他们眼里，甚至在整个村子的人眼里，她可能只是一个不完整的、无足轻重的人。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又酸又疼。

　　我倒了一碗水，递到她面前。

　　她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过去，小口小口地喝着。

　　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她也顾不上擦。

　　喝完水，她的咳嗽似乎好了一些。

　　她把碗还给我，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小的、磨得发亮的石板和一个短短的粉笔头。

　　她在石板上写了两个字：谢谢。

　　字迹很娟秀，很干净，就像她的人一样。

　　我摇了摇头，示意没关系。

　　我回到自己的床上，却再也睡不着了。

　　我看着她，看着那个蜷缩在小床上的瘦弱身影，心里五味杂陈。

　　外面的雨还在下，屋子里很静。

　　我们两个人，一个能说，一个不能说，就这样隔着一米不到的距离，分享着同一个被暴雨围困的夜晚。

　　她似乎也睡不着。

　　过了一会儿，她坐了起来，拿起石板，又写了几个字，然后举起来给我看。

　　“吵到你了。”

　　我摇摇头，也从床边的包里拿出纸和笔，写道：“没有。是我自己睡不着。”

　　她好像松了口气，对我露出一个浅浅的笑。

　　那是她第一次对我笑。

　　那个笑容，像是在乌云密布的天空里，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透出了一点点微光。

　　我们就这样，用最原始的方式，开始了一场无声的对话。

　　她问我，城里是什么样的？

　　我告诉她，城里有很高的楼，有跑得很快的汽车，有晚上比白天还亮的电灯。

　　我给她画我们厂里的大机器，画马路上穿梭的自行车洪流，画公园里五颜六色的花。

　　我的画画得很笨拙，像小孩子涂鸦，但她看得很认真。

　　每当我写完一段话，或者画完一个东西，她都会睁大眼睛，眼神里充满了向往和好奇。

　　那是一种我从未在林兰脸上看到过的光芒。

　　然后，她也开始在石板上写她的世界。

　　她写山里的春天，杜鹃花会开满整个山坡，红得像火。

　　她写夏天的夜晚，萤火虫会提着小灯笼在稻田里飞来飞去。

　　她写秋天的柿子树，果实挂在枝头，像一个个小红灯笼。

　　她写冬天的雪，会把整个世界都盖住，白茫茫的一片，干净得让人不忍心去踩。

　　她的文字很简单，却充满了生命力。

　　我仿佛能闻到那杜鹃花的香气，看到那萤火虫的光亮，尝到那柿子的甜美，感受到那雪的柔软。

　　我发现，这个不能说话的女孩，心里藏着一个比谁都丰富的世界。

　　她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木箱，打开来，里面全是书。

　　很多书的封皮都卷了边，纸张也泛黄了，但被她保存得很好。

　　有《红楼梦》，有《简爱》，还有一些我不认识的诗集。

　　她拿起一本泰戈尔的诗集，翻开，指着其中一页给我看。

　　上面用铅笔画了很多横线。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我的心，在那一刻，像是被重重地敲了一下。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双在昏黄灯光下亮得惊人的眼睛，突然觉得，我以前所认识的那些能说会道的姑娘，加起来都不及她万分之一的深刻。

　　她又在石板上写：“我喜欢看书，书里的人会说话。”

　　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我能想象，在无数个孤独的日夜里，是这些不会说话的文字，陪着这个不能说话的女孩，给了她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世界。

　　一只飞蛾扑向了煤油灯的玻璃罩，发出“啪”的一声，挣扎了几下，掉在了桌上。

　　她小心翼翼地伸出手，用两根手指捏起那只飞蛾，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把它放了出去。

　　她回头对我笑笑，又在石板上写：“它只是迷路了。”

　　那一刻，我觉得她不是在说飞蛾，她是在说她自己。

　　一个迷失在无声世界里，却依然对生命抱有最大善意的灵魂。

　　我们聊了很久很久，久到外面的雨声都渐渐小了下去。

　　我们聊书，聊梦想，聊那些遥不可及的未来。

　　我告诉她，我想当一个工程师，造出中国最好的齿轮。

　　她告诉我，她想去看看海。

　　她在石板上画了一片海，有蓝色的波浪，有白色的海鸥，还有一艘扬着帆的小船。

　　她说，她觉得海的声音，一定很好听。

　　我看着那幅画，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

　　我想带她去看海。

　　我想让她听到海的声音。

　　我想保护她，保护她心里那个纯净得一尘不染的世界。

　　天快亮的时候，我们都累了。

　　煤油灯里的油也快烧干了，灯光忽明忽暗。

　　她打了个哈欠，眼睛里有了些血丝。

　　她在石板上写下最后几个字：“天亮了，你就要走了。”

　　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

　　我看着她，心里堵得难受。

　　是啊，天亮了，我就要走了。

　　我只是一个来相亲的过客，我的目标是她的姐姐林兰。

　　天亮之后，我们就会回到各自的轨道上，这个暴雨的夜晚，这场无声的对话，就像一场不真实的梦。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我只能在纸上写：“我还会再来的。”

　　她看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很久。

　　然后，她抬起头，对我用力地点了点头，眼睛里，好像有水光在闪动。

　　那一晚，我几乎没有合眼。

　　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累。

　　我的心里，被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填满了。

　　那不是同情，也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深深的、发自内心的震撼和吸引。

　　我度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

　　第二天一早，雨停了。

　　太阳出来了，把院子里的湿气蒸得升腾起来。

　　林兰的父母对我格外热情，早饭也比昨天丰盛，煮了鸡蛋。

　　林兰也换了一件新衣服，脸上带着羞涩的笑，不停地给我夹菜。

　　我却有些食不知味。

　　我的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飘向坐在角落里的林薇。

　　她还是和昨天一样，低着头，默默地喝着粥，仿佛昨晚的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只是，当我准备告辞的时候，她悄悄地塞给我一个东西。

　　我捏在手心里，是一个用红线穿着的，很小的平安符，上面绣着一朵歪歪扭扭的小花。

　　我抬头看她，她飞快地低下头，脸红了。

　　回去的路上，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一边是家人和介绍人的期许，是林兰那张符合所有人审美的脸，是那个看起来正常、安稳的未来。

　　另一边，是林薇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是她在石板上写下的娟秀文字，是她在那个暴雨夜里，向我敞开的那个丰富而孤独的内心世界。

　　我该怎么选？

　　理智告诉我，应该选择林兰。

　　她健康，正常，能为我生儿育女，操持家务，过最平凡安稳的日子。

　　选择林薇，意味着要面对数不清的困难和流言蜚语。

　　我的父母会同意吗？厂里的同事会怎么看我？我们以后要怎么交流？

　　可是，我的心，却不受控制地偏向了那个无声的角落。

　　回到县城后，我失眠了好几天。

　　眼前总是浮现出林薇的样子。

　　她咳嗽时蜷缩的身体，她写字时专注的眼神，她放走飞蛾时温柔的侧脸，她画的那片蓝色的大海。

　　一个星期后，我做出了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

　　我给林家写了一封信。

　　信里，我没有提林兰，而是很直接地向她的父母，提起了林薇。

　　我说，我想娶她。

　　我不知道这封信会在那个小山村里掀起怎样的轩然大波。

　　我只知道，我必须这么做。

　　如果不这么做，我会后悔一辈子。

　　信寄出去后，是漫长的等待。

　　每一天都像一年那么长。

　　我没有等到林家的回信，却等来了介绍人那个老大姐气冲冲的电话。

　　她在电话里把我骂了个狗血淋头。

　　说我不知好歹，放着好好的大姑娘不要，偏要一个哑巴。

　　说我把林家的脸都丢尽了，让他们在村里抬不起头。

　　说林兰因为这件事，哭了好几天，差点要去寻短见。

　　最后，她恶狠狠地告诉我：“人家爹说了，就算把二女儿打死，也不会嫁给你这种神经病！你死了这条心吧！”

　　电话挂断后，我一个人在宿舍里坐了很久。

　　窗外的天很蓝，阳光很好，我却觉得浑身冰冷。

　　我不甘心。

　　周末，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了七十多公里的山路，再次去了林家铺子。

　　这一次，迎接我的不再是局促的笑脸，而是紧闭的大门和冰冷的拒绝。

　　林兰的爹把我堵在门口，眼睛里冒着火。

　　“你走！我们家不欢迎你！”

　　“叔，你让我见见林薇，我跟她说几句话就走。”

　　“见什么见！她不是你能惦记的人！你赶紧给我滚！”

　　他抄起门边的一把扫帚，就要往我身上打。

　　我没有躲。

　　我只是站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林薇的名字。

　　“林薇！林薇！你出来！”

　　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听见。

　　或许她能听见，但她不敢出来。

　　或许她根本就不在家。

　　邻居们都探出头来看热闹，对着我指指点点。

　　我像一个傻子一样，在他们家门口站了整整一个下午，直到太阳落山。

　　最后，是林兰冲了出来。

　　她眼睛红肿，脸上还挂着泪痕。

　　她死死地瞪着我，声音嘶哑地喊道：“你走啊！你为什么要来害我们！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们家快被全村人笑话死了！我妹妹也因为你，被我爸打了一顿，关在屋里不准出来！”

　　“她……她怎么样了？”我急切地问。

　　“她怎么样都跟你没关系！你滚！你再也不要来了！”

　　她说完，就哭着跑回了屋里，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大门。

　　我站在门外，心如刀割。

　　我没想到，我的冲动，我的所谓爱情，带给她的，竟然是这样的伤害。

　　天黑了，我只能拖着沉重的脚步，骑上车，离开了那个让我魂牵梦绕又让我心碎的地方。

　　回去的路上，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流了很多血。

　　但我一点也感觉不到疼。

　　因为心里的疼，已经盖过了一切。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林家铺子。

　　我把那份感情，连同那个平安符，一起锁进了心底最深的角落。

　　第二年，在家里的安排下，我和一个同厂的女工结了婚。

　　她是个好女人，性格开朗，对我很好。

　　我们按部就班地生活，生了一个儿子，日子过得平淡而安稳。

　　我努力地去做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家庭中，我以为，只要我足够忙碌，就能忘记那个暴雨的夜晚，忘记那个叫林薇的女孩。

　　可是，我做不到。

　　在很多个夜深人静的时刻，我还是会想起她。

　　想起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想起她在石板上画的那片海。

　　我会拿出那个早已褪色的平安符，在手心里摩挲很久。

　　我常常会想，她现在怎么样了？

　　她嫁人了吗？

　　她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人，能看懂她心里的那个世界？

　　时间一晃，就是十年。

　　1996年，厂里组织去沿海城市疗养。

　　我们去了青岛。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海。

　　当无边无际的蓝色在眼前展开，当海浪拍打着沙滩，发出雄浑而温柔的声响时，我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竟然像个孩子一样，站在海边，泪流满面。

　　我想起了她。

　　我想起了她画的那片海，她说，海的声音一定很好听。

　　林薇，你听，这就是海的声音。

　　我对着大海，在心里默默地说。

　　疗养回来后，我鬼使神差地，向一个从林家铺子附近村子嫁过来的同事，打听了林家的消息。

　　同事告诉我，林兰早就嫁人了，嫁到了邻村，生了两个儿子，日子过得还不错。

　　我犹豫了很久，才问出了那个我最想知道，又最害怕知道的名字。

　　“那……她妹妹呢？”

　　同事愣了一下，想了半天，才说：“哦，你说那个哑巴啊。”

　　“哑巴”两个字，像一根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她啊，命不好。”同事叹了口气，“听说，当年因为你那事，名声坏了，一直没人敢要。后来，她爹妈作主，把她嫁给了一个山那边的瘸子，换了三百块钱的彩礼。”

　　我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那个瘸子，脾气不好，爱喝酒，喝多了就打人。她又不会说话，受了欺负也没地方说。没过两年，就……就没了。”

　　“没了？”我感觉自己的声音都在发抖。

　　“嗯，没了。听说是生孩子的时候，大出血，没救过来。唉，也是个可怜人。”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宿舍的。

　　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耳朵里嗡嗡作响。

　　那个在我心里藏了十年的女孩，那个喜欢泰戈尔，想要去看海的女孩，就这么没了？

　　她的人生，就像那只扑向灯火的飞蛾，短暂地挣扎了一下，就消失在了无边的黑暗里。

　　而我，那个曾经发誓要保护她的人，却在她最痛苦无助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做。

　　我甚至，连她嫁给了谁，埋在了哪里，都不知道。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抱着那个平安符，哭得像个傻子。

　　我恨我自己。

　　恨我当年的懦弱和退缩。

　　如果我当初再勇敢一点，再坚持一点，是不是就能改变她的命运？

　　如果我当初不顾一切地把她带走，她是不是就不会死？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我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我欠她的，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提起过她的名字。

　　她成了我心里一个不能触碰的伤口。

　　我把更多的爱，都给了我的妻子和儿子。

　　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做的弥补。

　　我要把我欠林薇的那些温柔和守护，加倍地给我身边的人。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我从一个青年，变成了一个中年人，又从一个中年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老人。

　　我的头发白了，背也驼了，脸上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我的儿子长大了，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孩子。

　　我的妻子，在几年前也先我一步走了。

　　现在的我，一个人住在一间老房子里。

　　孩子们都很孝顺，经常来看我，要接我去他们那里住。

　　但我都拒绝了。

　　我习惯了这里，这里有我和妻子大半辈子的回忆。

　　前几天，我整理妻子的遗物时，在一个上了锁的小木箱里，发现了一沓信。

　　信封已经泛黄，字迹也很陌生。

　　我打开一封，落款的名字，让我浑身一震。

　　林兰。

　　是她写给我妻子的信。

　　整整十几封。

　　时间跨度，从我们结婚后第二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

　　我的手颤抖着，一封一封地读下去。

　　原来，当年我离开后，林兰通过那个介绍人，要到了我单位的地址。

　　她开始给我写信。

　　但那些信，都被我妻子收了起来。

　　我一封也没有见过。

　　在信里，林兰说，她不恨我。

　　她说，她知道我喜欢的是她妹妹。

　　她说，她妹妹其实也喜欢我。

　　在我第二次去找她，被她爹赶走之后，林薇大病了一场，差点没挺过来。

　　病好之后，她就变了，变得比以前更沉默，整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不是看书，就是发呆。

　　后来，家里人逼她嫁给那个瘸子，她反抗过。

　　她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反抗。

　　她绝食，不吃不喝。

　　但最后，还是被她爹娘绑着，塞进了去山那边的牛车里。

　　信里说，林薇出嫁那天，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眼睛一直看着村口的方向。

　　她可能，还在等我。

　　信的最后，林兰写道：“陈大哥，我知道我配不上你。我妹妹才是那个能懂你的人。是我对不起你们。如果有下辈子，我希望你们能在一起。”

　　我拿着那些信，老泪纵横。

　　原来，我一直以为是自己辜負了她。

　　却不知道，她也一直在等我。

　　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世俗的偏见，不只是家人的阻挠，还有一个善良的女人，用她的沉默，为我编织了几十年的安稳生活。

　　我不知道该恨谁。

　　恨林薇的父母吗？他们只是那个年代最普通的农民，思想愚昧，却也只是想让女儿有个归宿。

　　恨林兰吗？她只是一个被时代和命运推着走的普通女孩。

　　恨我的妻子吗？她只是一个想守护自己家庭的女人，她有什么错？

　　或许，谁都没有错。

　　错的，只是那个时代，那段命运。

　　我把那些信，连同那个平安符，一起放进了一个盒子里。

　　这是我心里，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今天，又下雨了。

　　和三十多年前那个夜晚的雨，一样大。

　　我坐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幕，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小小的土屋。

　　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个瘦弱的女孩，她坐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用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看着我，在石板上，一笔一划地，画着一片蓝色的大海。

　　林薇，你看到了吗？

　　我现在住的地方，离海很近。

　　每天都能听到海浪的声音。

　　很好听。

　　真的，很好听。

　　如果真的有下辈子，我一定，一定会在第一时间找到你。

　　我会带你去看海，听海浪唱歌。

　　我会牵着你的手，告诉你，我有多爱你。

　　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好不好？

　　我对着窗外的雨，轻声地说。

　　雨水打在玻璃上，流下一道道水痕，像是我流不尽的眼泪。

　　我的人生，就像齿轮厂里那些被造出来的齿-轮，严丝合缝地，和另一个齿轮咬合在一起，平稳地转动了一辈子。

　　没有出过错，也没有过惊喜。

　　平稳，但也平庸。

　　我常常在想，如果当初我选择了另一条路，会是怎样？

　　如果我没有被那个暴雨的夜晚吓退，如果我再多一点点勇气，哪怕是像个无赖一样，守在林家铺子的村口，不顾所有人的白眼和嘲讽，把她抢出来。

　　我们的人生，会不会是另一番景象？

　　我们可能会很穷，会受很多苦。

　　我会因为这件事，丢掉厂里“技术员”这个铁饭碗。

　　我们会成为别人眼里的笑话，成为父母口中断绝关系的逆子。

　　我们会住在租来的、漏雨的小房子里，每天为了柴米油盐而争吵。

　　她不能说话，我要替她抵挡这个世界所有的恶意和不解。

　　我会很累，很辛苦。

　　但是，只要一回到家，看到她在灯下等我，看到她那双会说话的眼睛，我觉得，一切都值了。

　　我们会有一个孩子，我希望是个女儿，长得像她，有她那样清澈的眼睛。

　　我会教她说话，教她念诗，告诉她，她的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美好的女人。

　　我会努力工作，攒钱，带她去青岛，去厦门，去所有能看到海的地方。

　　我们会坐在沙滩上，看潮起潮落，看日出日落。

　　我会把她的手放在我的喉咙上，让她感受我为她念诗时声带的震动。

　　我会告诉她，我爱她，一遍又一遍，直到她能从我的口型和眼神里，读懂这三个字的全部意义。

　　我们会一起慢慢变老。

　　她的头发会变白，眼角会有皱纹。

　　但她的眼睛，一定还是那么亮。

　　我们会在一个阳光很好的下午，坐在院子里的摇椅上，什么话也不说，只是握着彼此的手。

　　那样的生活，一定很苦。

　　但那样的苦里，一定藏着最深的甜。

　　可是，这一切，都只是我的想象。

　　是我这个垂垂老矣的糟老头子，在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时，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

　　现实是，我过了一个“正常人”该过的生活。

　　我有一个“正常”的妻子，一个“正常”的儿子，一个“正常”的家庭。

　　我的人生履历，写出来，平淡无奇，但挑不出任何毛病。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里，永远缺了一块。

　　那块缺失的地方，住着一个叫林薇的哑巴姑娘。

　　她在我心里，下了一场三十多年的雨。

　　这场雨，从未停过。

　　妻子的那些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也让我看到了故事的另一面。

　　我开始重新审视我的妻子，那个和我同床共枕了近四十年的女人。

　　她叫秀琴，是个嗓门很大，性格像火一样的女人。

　　我们刚结婚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适应的。

　　我觉得她太吵了，太世俗了。

　　她会因为菜市场的小贩少给了一毛钱而跟人吵半天。

　　她会因为邻居家的鸡跑到我们院子里拉了一泡屎而骂骂咧咧。

　　她和我心里那个安静、温柔、充满诗意的林薇，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我曾经一度觉得，我和她的结合，是一个错误。

　　但她对我，是真的好。

　　我胃不好，她就变着法子给我做养胃的粥。

　　我冬天手脚冰凉，她就每年都给我织厚厚的毛衣毛裤。

　　我工作上遇到不顺心，喝多了酒回家，她一边骂我没出息，一边给我煮醒酒汤。

　　她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把儿子教育得知书达理。

　　她就像一棵大树，用她那看似粗糙的方式，为我，为这个家，遮风挡雨。

　　我一直以为，她不知道林薇的存在。

　　我把那段往事藏得很好，从未对任何人提起。

　　现在想来，我真是太天真了。

　　一个女人，怎么会感觉不到自己丈夫心里，还藏着另一个人呢？

　　她一定是在无数个夜晚，看到我对着那个平安符发呆。

　　她一定是在我从青岛回来后，看到我那失魂落魄的样子，猜到了什么。

　　她截下了林兰的信，不是出于嫉妒，而是一种恐惧。

　　她害怕失去我，害怕失去这个她用尽全力去经营的家。

　　她用她的方式，保护了她的婚姻。

　　我能怪她吗？

　　我不能。

　　因为在这段婚姻里，从一开始，不公平的人，就是我。

　　我给了她丈夫的名分，却没能给她一颗完整的心。

　　我欠她的，也一样多。

　　儿子来看我的时候，我把那些信给他看了。

　　儿子已经四十多岁了，是个稳重的男人。

　　他看完信，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抬起头，眼睛红红地对我说：“爸，这些年，你辛苦了。”

　　我又一次没忍住，哭了出来。

　　原来，我心里藏着的那个秘密，那个沉重的枷锁，我的孩子们，其实都隐约感觉到了。

　　只是他们不说，他们用他们的孝顺和懂事，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我这个父亲的尊严。

　　儿子说：“爸，我陪您去看看她吧。”

　　我愣住了。

　　“你知道她在哪？”

　　儿子点点头：“前几年，我托人去打听过。就在山那边的村子，有个无名的坟冢，村里人说，就是她的。”

　　我的心，又一次被狠狠地刺痛了。

　　无名的坟冢。

　　她来这世上一遭，最后，连一个属于自己的名字都没能留下。

　　第二天，儿子开车，带我去了那个地方。

　　山路崎岖，比几十年前更难走。

　　我们找到了那个村子，又在村里一个老人的带领下，爬了很久的山路，才在一片荒草丛中，找到了那个小小的土堆。

　　没有墓碑，只有一个快要被野草淹没的土包。

　　如果不是有人指引，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埋着一个曾经鲜活过的生命。

　　我跪在坟前，用手拨开那些杂草，想让阳光多照一点进来。

　　我的眼泪，一滴一滴地，落在干燥的泥土上。

　　“林薇，我来了。”

　　“我来看你了。”

　　“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把那个平安符，从脖子上取下来，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坟头。

　　红线已经褪色，但上面的那朵小花，还依稀可见。

　　“这个，还给你。”

　　“我带了海螺来，你听，里面有海的声音。”

　　我把一个在青岛海边捡的大海螺，放在了平安符的旁边。

　　风吹过山岗，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谁在哭泣。

　　儿子在旁边，默默地给我烧着纸钱。

　　火光映着我的脸，我仿佛看到了她。

　　她还是那个穿着蓝布褂子的瘦弱女孩，站在不远处，对我浅浅地笑着。

　　她的眼睛里，没有怨，没有恨，只有我熟悉的，那种透明的平静。

　　她张了张嘴，好像在对我说什么。

　　我听不见。

　　但我知道，她一定是在说：

　　“没关系，我不怪你。”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很沉默。

　　儿子问我：“爸，您后悔吗？当年选择了我妈。”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想了很久。

　　“我不后悔选择了你妈。她是个好女人，给了我一个家，给了我你。我只是……只是后悔，当年没有能力，把你们两个都照顾好。”

　　如果我能再强大一点，再勇敢一点，或许，我能给她们各自一个圆满的结局。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在我心里，成了永远的遗憾。一个在我身边，却被我亏欠了一生。

　　回到家，我大病了一场。

　　在医院里躺了半个多月。

　　我常常在做梦。

　　梦里，我又回到了1986年的那个雨夜。

　　屋子里，还是那盏昏黄的煤油灯。

　　林薇就坐在我对面，在石板上写字。

　　我问她，你写了什么？

　　她举起石板，上面写着：

　　“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

　　我醒来的时候，脸上全是泪。

　　我知道，我快要走了。

　　我快要去见我的秀琴，也要去见我的林薇了。

　　我让儿子把我书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打开。

　　里面，是我这些年，偷偷写下的一些东西。

　　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文章，只是一些零零碎碎的句子，一些不成调的诗。

　　那是我和林薇，唯一共通的语言。

　　我把它们整理好，装在一个信封里。

　　我对儿子说：“等我走了，把我烧成灰，一半，和你妈葬在一起。另一半，你帮我送到林薇那里去，就洒在她的坟头。”

　　儿子哭着点头。

　　我又说：“把这些东西，也一起烧给我。告诉她们，我这一辈子，没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也没能让她们过上多好的日子。我能留下的，也就这些了。”

　　“告诉她们，我爱她们。”

　　说完这些，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就轻松了。

　　心里那场下了几十年的雨，好像终于停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我仿佛又闻到了那个夏天，空气里铁锈和尘土的味道。

　　我仿佛又坐上了那辆屁股冒黑烟的拖拉机，颠簸在去往林家铺子的路上。

　　我知道，路的尽头，有两个姑娘在等我。

　　一个，会端着一碗甜甜的井水，羞涩地对我笑。

　　一个，会坐在角落的阴影里，捧着一本书，安静地，像一幅画。

　　这一次，我不会再选错了。

　　这一次，我要告诉她们，你们，都是我生命里，最好的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