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合作换灯泡妻子全程驮着丈夫

　　三十年后，在许静的病床前，她已经长大的儿子小军握着我的手，眼圈通红地对我说：“陈叔，我妈交代了，她说，三十多年前那个晚上，您不是压在她身上，是压在了她心上。”

　　“这一压，就是一辈子。”

　　一辈子。从青丝到白发，从一个壮实的青年电工，到一个步履蹒跚的老头。三十多年的光阴里，我成了许静家里的“编外人员”，是她儿子小军口中无所不能的“陈叔”。换灯泡，修水管，扛煤气罐，甚至是小军打架被请家长，开家长会，我都去过。厂里的人开玩笑，说我陈建国对许静母子，比对我自己亲儿子还要上心。

　　妻子张桂芬为此跟我闹过无数次，摔过碗，拍过桌子，红着眼问我：“陈建国，你跟许静到底算怎么回事？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

　　我无从解释。我能怎么说？说是因为三十多年前一个停电的夏夜，我黑灯瞎火地摔在了她的床上，她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说我只是觉得她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不容易，搭把手而已？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苍白得可笑。我守着一个自己都未能完全勘破的秘密，像一头沉默的犟牛，在岁月的犁沟里，踽踽独行了三十多年。

　　而这一切，都要从1989年那个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夏夜说起。

　　 第一章 停电的夏夜

　　1989年的夏天，我们红星机械厂的生活就像那台上了年纪的二号冲压机，沉重、规律，带着一股子机油和汗水混合的味道。我叫陈建国，是厂里的电工，三十二岁，技术在全厂数一数二。家有贤妻张桂芬，儿子陈刚上了小学，日子过得不好不坏，就像大多数厂里双职工家庭一样，平淡如水。

　　许静是厂里资料室的管理员，比我小两岁。她是个很安静的女人，说话细声细气，总是微微低着头，露出一段白皙的脖颈。厂里的人都知道，她男人是前两年因为肝病走的，留下她和一个刚上幼儿园的儿子小军，日子过得紧巴。

　　同在一个厂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但我们并不熟。只是偶尔在食堂打饭碰到，或者她来车间领资料，我会和她点点头，她也回以一个浅浅的笑。那笑容里总带着一丝挥之不去的愁绪，像江南的梅雨天，潮湿而绵长。

　　出事那天，是个典型的“桑拿天”。空气黏糊糊的，厂区里那几棵老槐树的叶子都打了卷，一动不动。晚饭后，我刚在院子里冲了个凉水澡，正光着膀子，拿着把蒲扇给我儿子陈刚赶蚊子，张桂芬在屋里洗碗，哗啦啦的水声伴着收音机里田连元先生的评书，是我们家夏夜固定的交响乐。

　　突然，整个家属院“啪”地一下，陷入了一片漆黑。

　　“又跳闸了！”院子里立刻响起一片抱怨声。这种事在当年是家常便饭，线路老化，用电量一上来，总保险就得闹脾气。

　　“建国，快去看看！”张桂芬在屋里喊。

　　“知道了！”我应了一声，趿拉上拖鞋，拎起工具包就往外走。这是我的“特权”，也是我的“义务”。谁让整个家属院，就我一个专业电工呢。

　　我熟门熟路地找到总电箱，三下五除二就把闸给推了上去。院子里瞬间恢复了光明和嘈杂。我拍拍手上的灰，正准备回家继续享受我的评书，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陈，陈师傅……”

　　我回头一看，是许静。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旧布拉吉，站在昏暗的楼道口，身影显得格外单薄。她手里牵着儿子小军，小军正睁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我。

　　“是许静啊，怎么了？”我问。

　　“陈师傅，不好意思，我们家……我们家还是没电。”她的声音很小，带着一丝窘迫，“我……我不敢乱动，怕……”

　　“没事儿，估计是你家分闸也跳了。走，我给你去看看。”我没多想，乐于助人是我们那代人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许静的家在一楼最东头，阴暗潮湿。一进门，一股淡淡的霉味和皂角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扑面而来。屋里点着一根蜡烛，豆大的火苗在闷热的空气里摇曳，把母子俩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拉得老长老长。

　　屋子很小，一室一厅的格局，家具都是厂里统一发的旧货，但收拾得很干净。小军很懂事，见我进来，给我搬了个小板凳，脆生生地喊了声：“陈叔叔好。”

　　“诶，小军真乖。”我笑着摸了摸他的头。

　　我打开她家的电箱，一股焦糊味传来。借着手电筒的光，我看到里面的保险丝烧得漆黑，有一根线头也松动了。

　　“问题不大，就是保险丝烧了，顺便帮你把线头紧一紧，以后就没问题了。”我一边说，一边从工具包里拿出新的保险丝和电工胶布。

　　许静站在我身后，给我打着手电。烛光和手电光交织在一起，屋子里的光线忽明忽暗。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就在我耳后，带着一丝温热。空气里除了汗味和焦糊味，似乎还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气息。

　　“陈师傅，谢谢你……这么晚了还麻烦你。”她轻声说。

　　“客气啥，一个厂的，互相帮忙是应该的。”我头也不回地忙活着。心里却有点不自在，这么近的距离，让我一个常年跟机器打交道的大老爷们有点手足无措。

　　就在我接好最后一根线，准备合上电箱盖的时候，毫无征兆地，屋里那根蜡烛“噗”地一下，灭了。

　　整个屋子瞬间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

　　“哎呀！”许静低呼一声，手里的手电筒也因为惊吓，“哐当”一声掉在了地上，光柱在地上滚了两圈，也灭了。

　　“别动！”我下意识地喊了一声，怕她摸黑碰到什么。

　　我当时正半蹲着，突然失去所有光源，眼前一黑，身子下意识地晃了一下，想站起来稳住重心。可脚下不知道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整个人就失去了平衡，直愣愣地朝前扑了过去。

　　我只记得自己惊呼了一声，然后身体就重重地压在了一个柔软的地方。

　　那是一张床。

　　而我的身下，是许静。

　　那一瞬间，时间仿佛静止了。黑暗中，我能清晰地闻到她头发上淡淡的洗发膏香味，能感觉到她身体的温热和微微的颤抖。我的手肘撑在她身侧的床板上，整个身体几乎完全悬空地笼罩着她。

　　我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得像擂鼓。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慌忙想爬起来。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表情，只听到她急促的呼吸声。我以为她会尖叫，会推开我，会骂我流氓。我们那个年代，男女之间这种身体接触，是天大的事。

　　然而，她没有。

　　她只是在我身下，一动不动。过了足足有十几秒，就在我尴尬得快要窒息的时候，一个微弱的、带着颤音的声音，从我胸口下方传来。

　　她说：“陈建国，你压着我心口了。”

　　 第二章 一句听不懂的话

　　“你压着我心口了。”

　　这句话像一颗小石子，投进了1989年那个夏夜的黑暗里，没有激起惊涛骇浪，却在我心里荡开了一圈又一圈，至今未歇的涟漪。

　　当时的我，完全是个榆木疙瘩，根本没听出话里的弦外之音。我的第一反应是生理上的——是不是我刚才摔下去，胳膊肘或者膝盖顶到她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起来！有没有压伤你？”我手忙脚乱地撑着床沿，从她身上翻了下来，因为太急，膝盖还在床头柜上狠狠磕了一下，疼得我龇牙咧嘴。

　　黑暗中，我听到许静也慢慢坐了起来，整理着衣服，呼吸依旧有些急促。

　　“我……我没事。”她的声音听起来比刚才更低了。

　　我摸索着找到掉在地上的手电筒，晃了晃，居然又亮了。我赶紧把光束照向天花板，不敢直接看她。借着那点反光，我看到她坐在床边，低着头，两只手紧紧地攥着衣角，耳根都红透了。小军大概是被刚才的动静吓到了，正睁着大眼睛，迷茫地看着我们。

　　“那个……电好了，我先回去了。”我站起来，感觉自己的脸也烫得厉害，只想赶紧逃离这个让我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的地方。

　　“陈师傅……”她叫住我，还是低着头，“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应该的。”我几乎是落荒而逃。

　　回到家，张桂芬正坐在桌边纳鞋底，看我脑门上都是汗，随口问了句：“怎么去了这么久？她家线路很麻烦？”

　　“没，保险丝烧了，顺手帮她紧了紧线头。”我含糊地应着，拿起桌上的大茶缸子，“咕咚咕咚”灌了好几口凉白开，才感觉心跳平复了一些。

　　“许静也真是不容易，一个女人家家的，男人说没就没了。”张桂芬感叹了一句，手里的针线没停，“以后她家有啥事，你能帮就帮一把，也算咱们积德了。”

　　“嗯，知道了。”我低低地应了一声，心里却乱糟糟的。

　　那一晚，我失眠了。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黑暗中那个柔软的触感，和她那句“你压着我心口了”。我翻来覆去地琢磨，她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真的被我压疼了，还是……我不敢再往下想。我们都是有家室，或者说，我是有家室的人，她是守寡的女人，在那个年代，这种事传出去，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

　　从那以后，我和许静之间的气氛就变得有些微妙。

　　在厂里再碰到，我会下意识地避开她的眼神。而她，似乎比以前更加沉默了，看到我，也只是飞快地瞥一眼，然后迅速低下头，脸颊上泛起一抹不易察觉的红晕。

　　我们谁也没有再提过那个晚上的事，它像一颗被我们共同埋进土里的种子，没有阳光，没有雨露，我们都以为它会就此腐烂、消失。

　　可有些种子，生命力是超乎想象的。

　　大概过了一个多月，厂里发福利，每人两袋面粉，一桶豆油。我下班的时候，看到许静一个人，吃力地把两袋五十斤的面粉往自行车后座上扛。她人本就瘦弱，折腾了半天，面袋子还是歪歪扭扭地要掉下来。

　　我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我来吧。”我说。

　　她吓了一跳，看到是我，脸又红了，“不……不用了，陈师傅，我自己可以。”

　　“你那自行车驮不了两袋，走吧，我帮你送一袋回去。”我不等她拒绝，很自然地就把其中一袋面粉扛上了自己的肩膀。那点重量对我来说，跟玩儿似的。

　　我走在前面，她推着车跟在后面。一路无话，气氛有些尴尬。到了她家门口，我把面粉给她放进厨房。

　　“陈师傅，进来喝口水吧。”她站在门口，有些局促地说。

　　“不了，桂芬还等我回家吃饭呢。”我摆摆手，转身就走。

　　从那次开始，好像就形成了一种默契。许静家里再有什么重活、难活，她不会主动找我，但如果被我碰上了，我总会顺手帮一把。换个蜂窝煤，通个下水道，修个收音机……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张桂芬起初还念叨着“远亲不如近邻”，夸我心善。可时间一长，次数一多，她的眼神就渐渐变了味儿。

　　特别是有一年冬天，小军半夜发高烧，许静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深更半夜的，厂里的卫生所早就关门了。她急得没办法，敲开了我家的门。

　　那天晚上，是我用自行车驮着他们母子，在刺骨的寒风里骑了半个多小时，送到县医院的。挂号、交钱、找医生，我跑前跑后，一直折腾到天快亮，小军的烧才退下去。

　　回去的路上，许静坐在自行车后座，抱着睡着的小军，轻声说了一句：“建国，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

　　她第一次没有叫我“陈师傅”，而是叫了我的名字。

　　我心里咯噔一下，没敢回头，只是闷声说：“快到家了，坐稳了。”

　　这件事，成了我和张桂芬之间第一次大吵的导火索。她觉得我“热心”得过了头，不正常。

　　“陈建国，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看上人家了？”她坐在床沿上，眼睛红红的，“人家是个寡妇，你是个有妇之夫！你这么上赶着，厂里人怎么看我？怎么看我们家陈刚？”

　　“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当时也火了，“人家孤儿寡母的不容易，我帮一把怎么了？你思想怎么那么龌龊！”

　　“我龌龊？陈建国，你敢说你对她一点想法都没有？那你半夜三更地跑出去，连跟我说一声都没有！你心里没鬼你跑什么？”

　　那是我第一次发现，我解释不清楚。

　　我的动机真的那么单纯吗？一开始或许是。但现在呢？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每次看到许静那双带着忧愁又充满感激的眼睛，我就狠不下心拒绝。我好像在不知不觉中，给自己套上了一副枷锁，一副名为“责任”的枷锁。

　　而这副枷锁的钥匙，就是三十多年前那个晚上，她在我耳边说的那句，我当时完全听不懂的话。

　　 第三章 沉默的守护

　　日子就像厂里车间外那条被煤灰染黑的小河，无声无息地流淌。转眼间，几年过去了。陈刚上了初中，小军也上了小学。我依旧是红星厂的电工陈建国，许静依旧是资料室那个安静的管理员。

　　唯一变化的是，我成了许静家名副其实的“壮劳力”和“主心骨”。

　　这种变化是潜移默化的。起初只是些力气活，后来，连小军的学习都成了我的事。许静文化程度不高，小军的数学作业稍微难一点，她就束手无策。有一次我正好去她家修电扇，看到小军对着一道应用题愁眉苦脸，许静在一旁急得直掉眼泪。

　　我看不下去，坐下来三言两语就把题给小军讲明白了。小军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崇拜。从那以后，只要碰到难题，小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来找我这个“陈叔叔”。

　　为了这事，张桂芬没少跟我阴阳怪气。“哟，我们家出了个大教育家啊，自己的儿子不管，上赶着去给别人当爹。”

　　我心里憋屈，却也只能忍着。陈刚学习不错，不用，而且他性格像我，闷，有什么事都自己扛着。而小军不一样，他从小没了父亲，性格敏感，我能从他身上看到一种对父爱的渴望。每次他用亮晶晶的眼睛看着我，喊我“陈叔”的时候，我心里就软得一塌糊涂。

　　我开始不自觉地把对一个父亲角色的想象，投射到小军身上。他开家长会，许静要上班走不开，我去。他跟同学打架，老师叫家长，我去。他想买一双“回力”球鞋，许静舍不得，我偷偷买给塞给他，告诉他是厂里发的劳保。

　　我对小军的好，甚至超过了对陈刚。这件事，像一根刺，深深扎在我和张桂芬的婚姻里。

　　我们之间的争吵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激烈。

　　“陈建国，你一个月工资就那么点，给陈刚买件衣服你都嫌贵，给许静的儿子买鞋你眼睛都不眨一下！你到底把他当什么了？”

　　“孩子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没双好鞋怎么行？再说了，就十几块钱的事，你至于吗？”

　　“我至于？这不是钱的事！是你的心！你的心已经不在这个家了！”张桂芬把手里的毛衣针狠狠摔在桌上，“你要是真那么喜欢他们娘俩，你干脆搬过去跟他们一起过好了！”

　　“你简直不可理喻！”我气得摔门而出。

　　那段时间，家里的气氛降到了冰点。我和张桂芬可以一连几天不说一句话。儿子陈刚也感觉到了什么，变得更加沉默，看我的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疏离和不解。

　　我不是没有想过要退缩，要跟许静母子保持距离。可每次看到许静那欲言又止、充满感激又带着一丝愧疚的眼神，我就做不到。

　　有一次，我帮她修好了漏水的屋顶，累得满头大汗。她给我端来一碗绿豆汤，小声说：“建国，给你和嫂子添麻烦了。以后……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别管了。我不能再因为我们，让你们两口子吵架。”

　　我看着她发红的眼眶，心里一酸，脱口而出：“说什么胡话。你一个女人家，我不帮你谁帮你？”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这话太暧昧，太容易让人误会。

　　果然，许静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没说话，只是捂着嘴，肩膀一抽一抽的。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我们之间，早就不是简单的同事互助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像藤蔓一样，在沉默和守护中，悄悄地生长，把我们三个人，甚至两个家庭，都缠绕在了一起。

　　厂里开始有了一些风言风语。说我陈建国是“活雷锋”，也有人说得更难听，说我图许静什么。这些话传到张桂芬耳朵里，更是火上浇油。

　　最严重的一次，是90年代末，厂里搞改革，要裁员。许静的名字，就在第一批下岗名单上。

　　她一个没技术没文凭的中年妇女，带着个半大的孩子，下了岗，就等于断了活路。拿到通知单那天，许静没哭没闹，只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资料室里，发了一下午的呆。

　　我找到车间主任，找了分管人事的副厂长，跑前跑后，求爷爷告奶奶，甚至把我评上好几次的“先进工作者”证书都拍在了厂长办公桌上。

　　“厂长，许静同志家里情况特殊，她不能下岗。我陈建国技术好，我年轻，让我替她下！”

　　我不知道自己当时是哪儿来的勇气，说出这样的话。厂长愣了半天，最后大概是被我这股子犟劲儿给镇住了，再加上我确实是厂里离不开的技术骨干，最后居然松了口，把许静的名字从名单上划掉了。

　　这件事，彻底引爆了我们家的炸弹。

　　张桂芬知道了，跟我闹了个天翻地覆。她把家里能摔的东西都摔了，指着我的鼻子骂：“陈建国！你疯了！为了一个外人，你连自己的工作都不要了！你对得起我吗？对得起你儿子吗？她许静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没疯！”我冲她吼道，“她要是下岗了，他们娘俩怎么活！”

　　“他们娘俩怎么活关你什么事！你是她男人吗？你凭什么管那么多！”

　　“我……”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我凭什么？

　　我不是她男人，我只是一个帮她修过一次电线的男同事。可为什么，我会把她的事，当成我自己的事？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有责任，要护他们母子一世周全？

　　那个晚上，张桂芬哭着回了娘家。儿子陈刚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不肯出来。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点了一根烟，烟雾缭绕中，我又想起了1989年那个夏夜。

　　黑暗中，她那句带着颤音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

　　“陈建国，你压着我心口了。”

　　也许，从那一刻起，我就真的把这份重量，当成了一辈子的责任。这份责任，沉甸甸的，压得我喘不过气，也压得我的家庭，摇摇欲坠。

　　 第四章 裂痕与成长

　　张桂芬回娘家住了半个多月。

　　那半个多月，家里冷清得像个冰窖。我每天下班回来，对着空荡荡的屋子，自己随便下点面条吃。儿子陈刚正值青春期，本来话就不多，现在更是跟我零交流。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责备和不解，仿佛在看一个背叛了家庭的罪人。

　　我知道，我在他心里的形象，已经崩塌了。

　　那段时间，我过得异常煎熬。一边是妻儿的冷漠，一边是厂里的流言蜚语。走在路上，总感觉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我像个孤魂野鬼，两头不靠岸。

　　许静也听说了我家里闹矛盾的事。她来找过我一次，在车间门口，离我三米远就站住了。

　　“建国，”她眼圈红红的，“对不起。都是因为我。你……你跟嫂子好好解释解释，以后我们家的事，你真的别管了。”

　　我看着她憔pad的脸，和眼神里的愧疚，心里五味杂陈。我能说什么？说这一切都跟你没关系？那不是自欺欺人吗？

　　我只是摇了摇头，声音沙哑地说：“跟你没关系。你好好上班，照顾好小军就行了。”

　　说完，我转身就进了车间，震耳欲聋的机器声，暂时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纷扰。

　　最后，还是我岳父岳母，压着张桂芬回了家。老两口把我叫到一边，语重心长地谈了很久。

　　“建国啊，我们知道你是个老实人，心善。可凡事得有个度。”岳父叹了口气，“桂芬跟了你这么多年，为你生儿育女，操持这个家，不容易。你不能因为一个外人，寒了她的心。”

　　“爸，我知道。”我低着头，心里满是愧疚。

　　“你跟许静，我们不管你们过去有什么，将来有什么。但你得记住，你是有家的人。凡事，多想想桂芬和陈刚。”

　　那天晚上，我和张桂芬进行了一次长谈。没有争吵，没有指责，只有疲惫的沉默和压抑的叹息。

　　“建国，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跟她，到底有没有睡过？”她看着我，眼睛里布满了血丝。

　　“没有。”我回答得斩钉截铁。这是我的底线，也是事实。

　　她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仿佛要看进我的灵魂深处。最后，她像是泄了气的皮球，瘫软在椅子上。“我信你。但是，陈建国，你记住，人言可畏。以后，你们保持距离吧。就当……就当是为了我，为了这个家。”

　　我点了点头。

　　从那以后，我开始刻意地疏远许静。在厂里碰到，我只是点点头，不再多说一句话。她家再有什么事，我也装作不知道。有一次，我看到她一个人吃力地蹬着三轮车，车上拉着一个巨大的旧衣柜，我咬了咬牙，硬是扭过头，从另一条路走了。

　　我能感觉到她看我的眼神，从最初的感激，变成了不解，最后，变成了淡淡的失落和哀怨。

　　而我的生活，似乎也回到了正轨。张桂芬不再跟我吵闹，家里的气氛缓和了许多。但我知道，有些裂痕，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弥合。我和她之间，隔了一层看不见的膜。

　　儿子陈刚跟我，也始终亲近不起来。他考上了外地的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那里工作，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次。每次打电话，也总是跟张桂芬说得多，跟我，就是寥寥几句“爸，你身体好吗？”“嗯，我这边都挺好。”

　　我知道，他还在为当年的事记恨我。在他看来，我是一个为了“外人”而伤害了自己母亲的父亲。

　　时间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我们都老了，红星厂也早就在时代的浪潮中倒闭了。我办了内退，张桂芬也退休了，我们成了最普通的退休老工人。

　　小军长大了，考上了本地的一所大专，毕业后在一家私企上班，后来还结了婚，生了个儿子。他一直把我当亲叔叔一样尊敬，逢年过节都会带着老婆孩子来看我。每次来，他都会提两大包东西，往我手里塞。

　　张桂芬嘴上不说，但脸色总是不太好看。小军也很懂事，每次都会把另一份一模一样的礼物，恭恭敬敬地递到张桂芬面前，甜甜地喊一声：“桂芬婶，这是给您买的。”

　　伸手不打笑脸人，张桂芬的脸色这才缓和一些。

　　许静退休后，身体一直不太好，常年吃药。她变得更沉默了，也更苍老了。每次见到她，我都觉得心里堵得慌。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明明就住在一个家属院，却像是隔了半个世纪。

　　我们都遵守着那个无声的约定，保持着安全的距离。我以为，这个秘密，这份纠结，会一直被我们带进坟墓。

　　直到三年前，许静被查出了肺癌，晚期。

　　这个消息像一颗炸雷，把我平静的退休生活炸得粉碎。

　　我再也顾不上什么约定，什么距离了。我跑到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的许静，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她看到我，浑浊的眼睛里，居然亮起了一丝光。她冲我笑了笑，那笑容，和三十多年前一样，带着一丝羞涩和愁苦。

　　“建国，你来了。”她的声音微弱得像蚊子叫。

　　“我来了。”我握住她冰冷枯瘦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

　　那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泡在医院里。张桂芬出奇地没有反对。她只是默默地每天多做一份饭，装在保温桶里，让我带去医院。

　　有一次，我从医院回来，看到她坐在沙发上织毛衣，电视开着，她却没看。

　　“建国，”她头也不抬地问，“她……还好吗？”

　　“不太好。”我疲惫地说。

　　她手里的动作停顿了一下，然后轻轻地叹了口气：“唉，也是个苦命人。你……多陪陪她吧。都到这个时候了，以前那些事，就让它过去吧。”

　　我看着灯光下，妻子已经花白的头发和眼角的皱纹，心里一阵酸楚。我知道，她不是不怨，不是不恨，只是岁月磨平了她的棱角，让她选择了宽容。

　　她原谅了我，也原谅了这段纠缠了我们半生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第五章 迟到的真相

　　许静的病情恶化得很快。

　　到了最后那段日子，她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睡状态，偶尔清醒过来，也说不出几句完整的话。小军辞掉了工作，全天候地守在医院。我则和张桂芬轮流着，每天给她送饭，帮着小军处理一些杂事。

　　我们三个，形成了一种奇怪又和谐的共存状态。张桂芬会细心地问医生许静的饮食禁忌，然后回家煲一些清淡的汤。她和小军说话，语气里带着长辈的关切和慈爱。她甚至会主动拉着许静的手，跟她说一些家属院里的家长里短，尽管许静根本给不了任何回应。

　　我看着眼前的一幕，常常会感到一阵恍惚。那个曾经因为许静而跟我摔碗砸东西的女人，如今却能如此平静地照顾着她。时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能制造最深的裂痕，也能带来最彻底的和解。

　　一天下午，我送饭过去，小军正在给许静擦拭身体。他做得非常仔细，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爱和耐心。

　　“陈叔，您来了。”他冲我笑了笑，笑容里满是疲惫。

　　“辛苦你了，小军。”我把保温桶放在床头柜上，“今天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小军叹了气，“医生说，可能……可能就这几天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我们俩沉默地坐在病床边，病房里只有仪器发出的“滴滴”声。

　　过了很久，小军突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陈叔，有件事，我妈交代我，一定要告诉您。”

　　我抬起头，看向他。

　　“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桂芬婶，最感激的人，是您。”小军的眼圈红了，“她说，如果没有您，我们娘俩不知道要多吃多少苦，我也不可能长这么大，还能成家立业。”

　　“别这么说，都是一个厂的，应该的。”我摆摆手，心里却堵得难受。

　　“不，不一样。”小军摇了摇头，他看着我，眼神异常认真，“陈叔，您还记得我小时候，您帮我家修电线那次吗？”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那个夏夜，是我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

　　“记得。”

　　“那天晚上，您不小心摔倒了，压在了我妈身上。”小军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讲述一个遥远的故事，“后来，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陈建国，你压着我心口了。’”

　　我浑身一震，难以置信地看着小军。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也猜了一辈子。

　　“陈叔，”小军哽咽了，“我那时候小，不懂。后来我长大了，我妈才跟我解释。她说，那天晚上，您不是压在她身上，是压在了她心上。”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我爸走得早，我妈一个人拉扯我，受了多少白眼和欺负。她是资料室的，人微言轻，厂里但凡有点什么事，谁都能上来踩一脚。她活得小心翼翼，活得没有一点尊严。她说，那个年代，一个寡妇门前是非多，她怕，她真的怕。”

　　“可是那天晚上，您一个全厂闻名的技术骨干，一个有家有室的好男人，在黑暗里，没有占她一点便宜，反而第一时间道歉，慌张得像个做错事的孩子。我妈说，那一瞬间，她觉得您是个顶天立地的好人，是个能让她依靠的人。您那一跤，不是摔在她身上，是摔碎了她一直以来紧紧包裹着自己的那层硬壳，一下子就撞进了她心里去。”

　　小军的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所以，她才说了那句话。‘你压着我心口了’，意思是，你这个人，住进我心里了。可是她不敢说得太明白，她怕吓着您，也怕毁了您。她只能用这种方式，隐晦地告诉您，也告诉她自己，这份感情，就压在心口吧，一辈子，都不要拿出来。”

　　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我单方面地背负了一份沉重的责任。我以为，是我的一厢情愿，让两个家庭陷入了三十多年的纠葛。我愧对张桂芬，也觉得对不住许静。

　　可我从来没有想过，在我默默守护着他们母子的时候，许静也用她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我，守护着我们之间那份不能言说的情感，守护着我的家庭。

　　她把那份沉甸甸的爱，压在心口，一压，就是一辈子。直到生命快要走到尽头，才敢通过儿子的口，把这个秘密告诉我。

　　“我妈说，后来您对我们家的好，她都记在心里。她知道您为了我们，跟桂芬婶吵了多少架，受了多少委屈。她心里疼，又不敢说。她只能更加拼命地工作，教育我好好读书，她说，只有我们娘俩过好了，才对得起您的这份情义。”

　　“陈叔，我妈这辈子，没求过人。临走前，她就一个心愿。”小军站起来，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她希望，下辈子，能早点遇见您。不是在那个停电的夏夜，而是在您和桂芬婶都还没成家的时候。她说，她也想堂堂正正地，为您洗一次衣服，做一顿饭，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欠了您一辈子的情，还不清了。”

　　我再也控制不住，捂着脸，一个年过花甲的老人，在病房里，哭得像个孩子。

　　 第六章 和解与新生

　　许静是在三天后的一个清晨走的。

　　走的时候很安详，小军和我，还有张桂芬，都守在她身边。她脸上没有了病痛的折磨，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不知道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在想些什么。是不是想起了1989年那个夏夜，那个莽撞地摔在她身上的年轻电工。

　　许静的葬礼很简单，但来送行的人不少。都是以前红星厂的老同事、老邻居。大家看着我，看着张桂芬，看着像亲儿子一样忙前忙后的小军，眼神里没有了当年的揣测和非议，只剩下理解和感叹。

　　张桂芬那天异常地平静。她帮着小军的媳妇招呼客人，就像在自己家一样。她还亲手给许静整理了遗容，动作轻柔，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温柔。

　　处理完后事，小军把我们老两口请到他家里，郑重其地从一个上了锁的旧木箱里，拿出一个用红布包裹着的东西。

　　“陈叔，桂芬婶，这是我妈留下的。”

　　打开红布，里面是一个存折。

　　“这里面有三万块钱。”小军说，“是我妈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她说，这些年，您为我们家花了多少钱，她心里都有一本账。她走之前交代，这笔钱，一定要我还给你们。她说，情债还不清了，钱债，不能再欠着。”

　　我看着那个存折，手都在抖。三万块钱，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对于许静这样一个收入微薄的女人来说，几乎是她一生的积蓄。

　　“这钱，我不能要。”我把存折推了回去，“小军，你听我说，我帮，帮你，从来不是为了钱。”

　　“陈叔，我知道。”小军眼眶又红了，“可这是我妈最后的心愿。您要是不收，她在那边，也走得不安心。”

　　一旁的张桂芬，一直没说话。这时，她伸手拿过了那个存折，然后，又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个存折，放在一起，一并推到小军面前。

　　“小军，你陈叔说得对，这钱，我们不能要。”张桂芬的声音很平静，“不容易，你现在也成家了，有了孩子，用钱的地方多着呢。这个存折，是我们老两口的积蓄，不多，也就五万块钱。你拿着，给你儿子当教育基金。就算……就算是我们这两个老的，给孙子的见面礼。”

　　小军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桂芬……”我惊讶地看着她。

　　张桂芬没看我，她看着小军，眼神里满是慈爱：“好孩子，听婶的。走了，以后，我们就是你最亲的人。这个家，就是你的家。常回来看看。”

　　小军再也忍不住，“噗通”一声，跪在了我们面前，泣不成声。

　　那天从不军家回来，我和张桂芬走在夕阳下，两个人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但我的心里，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安宁。

　　回到家，张桂芬从柜子里翻出一个相册，里面都是我们年轻时的照片。她指着一张我穿着蓝色工装，笑得一脸灿烂的照片，说：“建国，你年轻的时候，是挺招人喜欢的。”

　　我笑了笑，没说话。

　　“其实，”她顿了顿，轻声说，“我早就知道，你跟她之间，是清白的。我要是真觉得你们有什么，当年就不会只是回娘家，而是直接跟你离婚了。”

　　我惊讶地看着她。

　　“我就是……就是心里过不去那个坎。”她叹了口气，眼角泛起泪光，“我觉得你对她的好，超过了我。我嫉妒，我吃醋，我怕失去你。我跟你闹，跟你吵，其实就是想让你多看看我，多在乎我一点。”

　　“对不起，桂芬。”我握住她布满皱纹的手，“这些年，委屈你了。”

　　“都过去了。”她摇摇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她也是个好女人，就是命苦了点。建国，我不怪你了，真的。你能为了一个承诺，或者说，为了一份说不清的责任，守护他们母子三十年，说明我没看错人。你陈建国，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

　　那一刻，三十多年的心结，终于彻底解开了。

　　我和妻子，在经历了半生的猜忌、争吵和隔阂之后，终于在暮年，达成了最深刻的和解。

　　后来，儿子陈刚有一次休假回家，我把他叫到书房，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完整地讲述了我和许静的故事。从那个停电的夏夜开始，到许静的临终遗言，再到张桂芬最后的决定。

　　陈刚听完，沉默了很久。

　　他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个迟到了三十年的拥抱。

　　“爸，”他声音沙哑地说，“对不起。我以前……不理解你。”

　　我拍了拍他的背，眼眶湿润了。

　　如今，我和张桂芬都快七十了。我们的生活，平静而幸福。小军一家，就像我们的亲儿子一样，每周都会回来看我们，家里总是充满欢声笑语。陈刚也和我们亲近了许多，电话打得勤了，话也多了。

　　我常常会想起许静。想起她安静的笑容，想起她那句改变了我一生的话。

　　我守了她半生，她也用她的方式，成全了我后半生的圆满。我们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爱情，却有一种比爱情更深沉、更厚重的情义。

　　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就是这么奇妙。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一句无心的话语，就可能在你心里，压上一辈子的重量。

　　而这份重量，最终没有压垮我，反而让我学会了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守护，也让我最终收获了家人的理解和爱。

　　我想，这就够了。

　　本文标题：夫妻合作换灯泡妻子全程驮着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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