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当教师

　　雨沿着站厅的玻璃斜滑下来，白灯把水线切成干净的格子。

　　林晚把我的手机推还到我掌心，她瞟了我一眼，眼底像是刚打磨好的钢面，平整且冷。

　　“常用同行人，备注‘小安’。”她的声音像陈列柜里的标签，“当下说清楚，还是回去签。”

　　我盯着那行字，屏幕在她指尖余温里亮着，像被控的证物。

　　列车进站，钢铁的轰鸣从地面方向席卷上来，站牌震了一下，白光在她肩线旁滑过。

　　我把手机锁屏，深吸气，把舌尖碰到上齿后梢，像是要把一句话卡住。

　　我们没有在站厅动声色。

　　这是我们的约定：不当众撕。

　　时间倒退两天。

　　我生于九一，乡下，临河的村子，屋后是一片石榴树，夏天熟了的时候，果皮涨裂，像笑出牙的孩子。

　　我读的学校离家不远，前后窗能看见山丘的肩线，冬天白霜罩着。

　　大学毕业，我回乡下初中教书，坡道上骑车，晨雾里像是穿行过一个巨大的山洞，黑白交替，很慢的呼吸。

　　那一年我二十四，女友苏晴坐在县城的奶茶店里，用吸管搅动着冰块。

　　她看我：“你就打算这样一直在乡下当老师？”

　　她说“没出息”，说“外面的城有光”，她说她怕我们在某个农忙季节里把青春磨钝成锅底。

　　她分手的时候，阳光正落在她的指甲，粉色的指尖像熟透的桃。

　　我没有挽留，或者，挽留只是沉默，不叫挽留。

　　她离开后我继续教书，继续早上在校门口站着，看孩子们跑进来，鞋底踏出细碎的响声，像一锅面汤刚开口的泡。

　　我不是善良，我是不喜欢脏。

　　我把课讲得干净，把板书写得整齐，把课后笔记夹在灰色的文件夹里，每页标注时间。

　　生活像法庭，处处留证。

　　我把时间当硬币投入，换靠近。

　　县里把我调到初中教务处，我学着做年级规划，和教研员对流程，说话里多了几条规矩词：节点、反馈、评估、风险。

　　林晚在那个时候出现。

　　她是律师，来学校讲一堂“未成年人保护”的法治课，她站在讲台上，走廊白光落在她肩上，面部线条冷而清。

　　她说“法”，一条一条说，像把生活从气味里拎出来，变成可量化的纸张。

　　我们在走廊里第一次对话，她问我：“你觉得克制是什么？”

　　我说：“义务。”

　　她笑了一下，笑里没有温度，像刚烧过的铁忽然被冷水浇上。

　　我们结婚的时候不热闹，她家带来一口旧铁锅，她母亲说炒菜有烟火，家要有烟火。

　　我母亲递给我一枚玉坠，是我祖母留下的，青绿，表面有一条细裂，像雨痕。

　　我们的婚龄不长也不短，四年，房子在县城，客厅的灯泡换了三次，婚姻像房间的灯泡，不亮了就换，不是坏就丢。

　　我们有过不孕既往史。

　　一年半的检查，我看单子上的字密密写着，像某种审判的陈述。

　　她把自己规矩地分配给不同的医生，不抱怨，不哭，偶尔把手指敲在桌面，发出枯木般的响声。

　　她说：“不当众撕。”

　　我答：“知道。”

　　她有一句话常挂嘴边：“生活是合同。”

　　她把我们的婚姻分成条款，每一条都有可视动作和签名。

　　共同财产。

　　重大开支。

　　忠诚义务。

　　违约责任。

　　我并不反感这种做法。

　　我从小在一个规定里生活，清晨跑步，晚上检查作业，生活像一条不宽的路，边上石榴树把路的影子遮住，但路本身一直在。

　　前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苏晴。

　　她的声音仍然是那种甜软，她说她回来了，说她离婚了，说她看到了我这几年的变化，说她想来我们学校做后勤，或者做行政，或者做任何能靠近我的事。

　　她用了一个词：“高攀。”

　　她很坦白，她说她看见我带着一群年轻老师在县里的教研会上发言，她说我站在台上是“明亮”的，她说她想要那种“安全感”。

　　第三者常常用直白的词，她们喜欢把感受摊开，像把一个柠檬切开，酸在空气里发亮。

　　我挂断电话的时候，雨还没下。

　　下午，我去车站给“安蔓”买票。

　　安蔓是我们学校新来的语文老师，九五年，清瘦，眼睛里有那种还没被生活磨掉的光。

　　她叫我“主任”，说她第一次去市里参加培训，紧张，我说我带她，她说好，她在站厅里握着纸杯，手指冒汗。

　　我在手机的购票软件上添加了她的身份证号，备注写了“小安”，因为她来得晚，名字还没在系统里完整登记，我习惯把年轻同事的名字缩成便于辨识的称呼。

　　日常事务很多，我不会把所有细节都播报给林晚，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信息洪水。

　　晚上回家，铁锅里炖着鸡汤，汤面上漂着几朵油花，像灯泡上的尘灰。

　　林晚把汤碗递给我，她问：“明天去市里？”

　　我点头。

　　她看着我的手，“玉坠呢？”

　　我下意识摸了一下胸前，没带。

　　她没说话，只是瞟了一眼挂在门口的风衣。

　　当晚，我们躺在床上，床单上折出几条褶，灯关了，房间黑下来，我听见她在枕边轻轻叹了一下。

　　第二天，站厅。

　　她把我的手机还给我，提醒“常用同行人，备注‘小安’”。

　　她不是脑补的人，她是调查的人。

　　她看见证据，再提出问题。

　　她说：“你要怎样？签还是不签。”

　　她的“签”，是我们之间每次磕碰后的处理方式：写条款，签名。

　　我说：“晚点谈。”

　　她点头，收起嘴角，像把一个句号插入空气。

　　列车开了，我们站在站台口，风混着雨，更冷一点。

　　我带安蔓上车，她坐在窗口，摸着票角，手抖。

　　她小声说：“主任，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

　　我摇头。

　　我没有在车上说很多话。

　　有时候沉默是审讯。

　　到市里，培训结束，我们回程。

　　站厅里灯白，走廊延伸出去，很长，像电影里拉长的镜头。

　　我在白灯下站了一会儿，手机亮了三次。

　　一次是林晚的信息：“回到家谈。”

　　一次是苏晴：“等你下班，我在你们小区门口。”

　　一次是安蔓：“谢谢主任，明天我想把那篇课例再改一版。”

　　我把每条信息都设成“未读”，让它们在屏幕上停着。

　　晚饭后我回到家，铁锅里的汤换成了面，软冷，面条像刚落地的白线。

　　林晚把面端到桌上，她坐下，她把一页纸放在我的右手边。

　　纸上的标题是手写：“婚姻维护附加条款（临时）”。

　　她像一个严谨的法官。

　　她说：“你先听。”

　　她抿唇，喉结滚了一下，然后把手从桌面上撤下来，像把情绪从谈判桌上撤掉。

　　她开始陈述。

　　“我们结婚四年，我们有不孕既往史，我们都在承担生活的硬度。”

　　“你作为教务处主任，有年轻老师需要带，你的工作有公共性。”

　　“我作为律师，我的工作是把私人关系转换成可证据的制度。”

　　“今天，我在你的手机里看见‘常用同行人’备注‘小安’，我不需要你解释你的动机，我需要规则。”

　　她把手指点在纸上。

　　“共同财产，重大开支，忠诚义务，违约责任。”

　　“我们把条款落地到动作。”

　　她看我：“你要怎样？签还是不签。”

　　我在她的问句里听见审问感，听见短句的掷地。

　　她是冷的，她从来不提高音量，她把氛围压成一种墙壁。

　　我拿起那页纸，读。

　　条款一：沟通义务。

　　涉及与异性共同出行、同处场所的行为，提前告知，事后回报。

　　条款二：透明义务。

　　手机与日程在指定时间段开放查看，无条件。

　　条款三：忠诚义务。

　　不得与前任保持模糊联系，任何联系应以公开场合、明确事项为前提。

　　条款四：违约责任。

　　违约第一次，书面警告；第二次，财产分割预设；第三次，启动离婚程序。

　　她写得条理。

　　她像把一锅面里的散丝拎出来，整齐地摆在碗里，再用筷子夹起一段，展示给我。

　　她说：“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

　　我把纸放回桌上。

　　我说：“签。”

　　她看了我一眼，脸上微微松了一下，又在下一秒收紧。

　　“明天，请你安排一个三人会谈。”

　　“我在场，你在场，‘小安’在场。”

　　她说“会谈”而不是“见面”。

　　她把我们生活中的“社交”都制度化成会议。

　　我点头。

　　她起身，把面端到水槽，她说：“我不喜欢脏。”

　　她把碗刷得很干净，水珠在碗壁上滚，像雨在玻璃上抽出乾坤。

　　第二天，我把安蔓叫来教务处。

　　她站在门口，有点怯，手指抱着书，像抱着一个不稳的盆。

　　林晚坐在桌边，放了一个记录本，她把她的笔直直地摆在边上，笔尖朝内。

　　她说：“记录开始。”

　　安蔓看我，眼神里有想逃的意思，又把自己立住。

　　我说：“我们需要厘清关系。”

　　我把事件时间线列给她。

　　她听完，点头，小声说：“我以为主任不需要告诉家里这种事。”

　　她说“家里”，说法很年轻，她把公司单位当成家，把任何组织都认可成温暖的屋檐。

　　她说：“明亮，安全感，这些都是我跟着主任感到的。”

　　她很真诚，她少防御。

　　她把她的感觉坦白出来，像把一个杯子里的水直接倒到桌面，不怕洇。

　　林晚看着她，手指敲了一下笔记本，发出一下轻声。

　　她问：“你为什么备注‘小安’？”

　　安蔓说：“他们都叫我‘安蔓’，但主任可能为了操作方便，记成‘小安’，我没有意见。”

　　林晚点头。

　　她说：“我们不会在公共场合撕扯。”

　　她看我：“你是我的合伙人，不是我的下属。”

　　她看安蔓：“你的职业生涯需要导师，但导师不是你的家庭。”

　　她很冷，她把边界画得像地图上的国界，清晰得没有余地。

　　我提出我们的条款。

　　我说：“以后任何共同出行，提前告知林晚。”

　　我说：“任何私下联系，转化成公共事项。”

　　我说：“签字签名，尊重程序。”

　　我们当场签了那页纸。

　　我的名字的笔画是硬的，林晚的名字更硬，安蔓在旁边签了她的“知悉”，字有点软，末尾上扬。

　　会谈到十点结束，外头黑了，走廊白光照着地面，像把夜划出几块亮面。

　　安蔓走出门，停了一下，回头看我，眼里是感激。

　　她说：“谢谢主任。”

　　她走了，门合上，空气里剩下我们的呼吸。

　　林晚把那页纸折好，像折起一张地图，把信息点收起。

　　她说：“第三者要的是安全感，我们要的是规则。”

　　我说：“我们都要的东西在不同的词里。”

　　她没有笑，她很少笑，她把感情放在可控的容器里，像把汤放进保温壶。

　　我们没有当夜就上床，我们各自洗澡，各自站在瓦槽旁边，把水开到不同的温度。

　　隔天，我去学校安插工作，安排安蔓的课程。

　　中午的时候，苏晴来到学校门口。

　　她穿着白色风衣，站在保安室旁边，白灯从门廊的铁棚往她脸上落，她脸的曲线像被切出来的木纹。

　　她看见我，笑。

　　她说：“我来了。”

　　她说：“你现在很忙，很有光。”

　　她说：“我想来靠靠。”

　　她不躲，她的词很直，她的眼睛亮得像石榴皮下的籽。

　　我带她到办公楼靠里的一间会议室，没有人，窗外雨再下了一会儿，又停。

　　我们坐下，我把水杯递给她，她没有喝，她摸了一下杯沿，手指冷。

　　我说：“你离婚了。”

　　她说：“对。”

　　她说：“他有钱，但家像黑洞，我把时间投进去，只有被吞，吐不出光。”

　　她把“黑洞”说得很既往，她的语域里没有法，只有情感和隐喻。

　　她说：“我八年前说你没出息，是我没出息。”

　　她说：“我要去城里，结果城里把我吞了。”

　　她说：“你留在乡下，把乡下做成了城里。”

　　她想高攀我，她承认，她在问我：“我需要台阶，你能不能给？”

　　我看窗外，走廊白光在地面划出一道线，像一个愿望的边界。

　　我说：“我们先谈规则。”

　　她愣了一下。

　　我拿出一张纸，是空白的，我把笔摆在中间。

　　我说：“你想来我们学校，不是来我们家。”

　　她低头，“对。”

　　我说：“我们学校有新员工招录流程，不因为个人关系变更。”

　　我说：“你和我过去的关系不构成任何优先权。”

　　我说：“你和我现在的关系，只能是申请人和审核人之间的距离。”

　　她听着，嘴角抖了一下，然后稳定。

　　她说：“我可以从最底层做起。”

　　我说：“后勤有岗位，但有竞聘。”

　　她说：“我知道。”

　　她说到这里，眼睛里的光弱了，她把手指扣在杯沿，扣了一下，又一下。

　　她突然抬头：“我想跟她见面。”

　　我知道“她”，是林晚。

　　我琢磨一下。

　　我们不当众撕，但我们可以三人会谈。

　　我给林晚打电话，简洁陈述。

　　她说：“三点，在外面的咖啡店。”

　　咖啡店在车站旁边，玻璃窗透着雨，光白像是剥了皮的鸡蛋。

　　三个人坐下。

　　林晚把她的笔拿出来，像每一次开会。

　　她先声明：“会谈记录仅用于双方关系明确。”

　　她看苏晴，眼里没任何情感的波动，只有倒影里的窗。

　　她说：“你是前任。”

　　她说：“前任不是现在也不是未来。”

　　苏晴点头，咬了一下下唇，喉结滚了一下。

　　她说：“我在你先生之前有过错误判断。”

　　她说：“我以为城里会给我光。”

　　她说：“现在我需要秩序。”

　　她把她的话对齐到了我们的语域里，尝试把情感拉进制度。

　　林晚把她的条款一项一项铺开。

　　“一、家庭边界。”

　　“任何非家庭成员不得以私人的名义出入我们的家庭空间。”

　　“二、工作边界。”

　　“任何曾与家庭成员有过亲密关系的人，不得在其直接管理板块内任职。”

　　“三、沟通边界。”

　　“任何与过去关系相关的交流须公开，且有记录。”

　　她说：“这是生活的合同。”

　　她说：“签还是不签。”

　　苏晴笑了一下，很苦，“你们的婚姻像法庭。”

　　她说：“处处留证。”

　　林晚说：“对，我们不喜欢脏。”

　　她很少把“脏”这个词放在口里，她今天说了。

　　我看着两个人，一个冷，一个柔。

　　我站在中间，像站在两面镜子之间，镜子互相反射，把我的形象无限延伸，延伸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苏晴拿起笔，在纸上签了她的名字，字漂亮，尾笔有点装饰性。

　　她说：“我愿意按你们的规则办。”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她说：“我仍然想高攀你。”

　　她是诚实的，她的诚实让我不安又舒服。

　　我说：“高攀不是跳楼，梯子要稳。”

　　她笑了笑，又马上收起笑，像一个想要的动作被规则绕开。

　　会谈结束，窗外的雨停了，光从白变成了略黄，咖啡店里放着轻的音乐，像锅里汤刚不翻滚。

　　我们各自起身，她离开，林晚收好纸，踩着雨后的地面，鞋底声干净。

　　回到家，她把锅里旧汤倒掉，把清水烧开，放了面。

　　她说：“我们把柠檬做成柠檬水。”

　　她很少用比喻。

　　她的比喻是任务型的，把苦做成可饮用的东西。

　　我站在厨房，看她的侧脸，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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