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立｜第四章 艰苦求学

　　文/沈建立

　　第四章 艰苦求学

　　1.开封市25中干部班

　　正好这时，局干部科通知我，市委组织部和市智力开发办公室为了培养年轻干部，办了脱产两年补习文化的干部班征求我的意见。当得知卢文萍已报名，而且只有两个名额时，我就下定决心，先脱离这个是非之地。

　　经过考试，我被开封市第25中学干部班录取，并被指定为副班长。班长是民政局某科科长王五海，班党支部书记是市委统战部党派科科长黄文卿。1984年9月中旬开学，每天系统的学习初高中课程。第一学期，由于数理化、语文、政治、历史、地理一起学，时间太紧，压力太大，到春节放寒假时，我的双眼胀痛。趁放假时，班上同学杨玲帮我走后门儿去市人民医院眼科做了检查，医生说我眼压太高，可能会导致青光眼。我一听有点儿害怕了，于是跑到郑州，找到爸爸的老部下，带我到省人民医院又做了复查，医生说我是用眼过度，压力太大造成的，以后注意眼部休息，劳逸结合就行了，没什么大问题。这我才放下心来。

　　寒假期间，语文老师布置的家庭作业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是《除夕》。按我们安徽宿县老家的风俗，除夕这天是要给已故亲人上坟扫墓的。幸好我还保留下了这篇纪念我父亲的作文，只是变动了题目，现抄录下来，以示对父亲的纪念。

　　《怀 念》

　　今天是大年三十儿，按我们老家的风俗，要给故去的亲人扫墓。早晨，漫天的大雪还在不停的下着，我在院里采了几枝父亲生前亲手种的腊梅花，扎好花束，骑上车，我独自向烈士陵园缓缓驶去。那束腊梅花的阵阵幽香，直沁我的肺腑。

　　我的父亲离开人世已一年多了，但每当我空暇的时候，他那魁梧的身影和慈祥的笑容就马上浮现在我的眼前，好像和往常一样。记得那是文革开始不久的一天，我和小伙伴们玩儿到很晚才回家。当我蹑手蹑脚地进门以后，发现爸爸还没回来，就心怀侥幸地上床睡去了。一觉醒来，隔窗望去，天已泛白。无意中看见爸爸的房间灯还亮着，只见他斜靠在床头，戴着眼镜，左手捧着一本书，右手拿着红蓝铅笔，正在聚精会神的看着。早饭后，我出于好奇心，就到爸爸的房间看个究竟。只见靠床的桌子上放着那本打开的书，上面红杠杠蓝杠杠画的密密麻麻。我拿到手中仔细一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大标题立刻映入了我的眼帘，这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是毛主席的书使爸爸废寝忘食啊！

　　太阳还被阴云遮着，雪已渐渐地小了，但那凛冽的寒风直吹的透心的凉。自行车把路上的积雪轧的“吱吱…”直响，我一边向前骑着，又不禁想起爸爸遭难后的情景……

　　可怕的一场“风暴”过后，父亲被开除了党籍、军籍，背着“叛徒”的名声，被赶到尉氏林场看苹果园。我也一夜之间由“红五类”变成了“狗崽子”“叛徒的儿子”。处处遭白眼儿，我见人也觉得矮了三分。那时我独自留在开封工作，除了过年很少回家。那是1975年的春节，雪比现在下的还大，风比现在的更刺骨。林场周围高大的杨树林上挂满了树“孝”，苹果园里到处铺满了深深的积雪。只见远处一个人影正站在人字梯上修剪着苹果的枝条，我走近一看，原来是爸爸。他穿着那件带补丁的军棉衣，端正的军帽下，两鬓已开始发白。从嘎吱嘎吱的剪树声中听得出他的手是那样的坚定有力。

　　我猛然想起，他那在十年战争中负伤的双手，连写字吃饭都是用几个残废的手指夹着钢笔和筷子。今天怎么用起大剪刀竟如此熟练？我担心地问道：“爸爸，您的手行吗？”“这也是种锻炼，我已经习惯了。”。他微笑着回答我，我看也帮不上什么忙，便把自己的围巾去下，替爸爸围在了脖子上。我默默地回到那两间原是小仓库的家里，无聊地翻着桌上的《园林》杂志。突然，在一行《论苹果炭疽病的防治》的标题下面，清清楚楚的看到了爸爸的名字。当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论文的时候，不觉得竟怀疑它是出自一位枪林弹雨、南征北战的军人之手。我双手捧着杂志，久久地站在那里……

　　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到了，通向无名烈士公墓大道旁的冬青整齐地排列在两边，像威武的战士手持钢枪列队守卫在那里。冬青的后面是整齐划一的松林，松树上厚厚的雪并没有压弯松枝，反而更衬托出青松那傲风雪、抗严寒的气质。此时，陈老总的诗句在我耳边回荡，“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看着那高傲挺拔的青松，不由得又想起了父亲病故前的事情……

　　上级党委给爸爸平反后，他又重新穿上了军装，戴上了红领章、红帽徽，可是由于身心创伤，没有工作几年就病倒了。离休以后，他还坚持每天看书学习，锻炼身体。特别是他病故的前两年，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夜以继日地撰写革命回忆录，直到病故住院的前三天，还在修改刚刚完成的稿件，直到深夜……

　　登记完，我走进了革命干部骨灰堂。虽说是隆冬季节，但大厅里的君子兰正在昂首怒放，与万年青的簇簇绿叶相映成辉。这里正是春意盎然，仿佛是人间天堂。我双手捧着腊梅花，轻轻地放在父亲的骨灰盒前。此刻，我的心像灌满了铅，阵阵沉痛，眼睛阵阵发酸。我用力咬着嘴唇，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情感，慢慢低下头，向父亲行礼。我默默地重复着，在爸爸追悼会上我的誓言，我将踏着您的足迹，沿着党指引的道路永远前进，去完成你们老一辈革命者没有完成的事业，在建设祖国、建设四化的大业中，贡献我的全部力量，亲爱的爸爸安息吧！

　　当我步出大厅，雪已停了，风也渐渐的小了，太阳透过云层射出万道霞光，我抬头望着天边，又想起了父亲生前喜欢的一副对联“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两年愉快的学生生活很快结束了。两年中我系统地学习了初高中文化，地理课学的最好，语文程度也有了明显的提高。毕业考试后，我报考了外贸大专的函授班，是想回单位后，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外贸专业知识。1986年成人高考的录取分数线280分，由于我系统地补习了初高中的课程，以343.5的分数。超出录取分数线60多分的成绩被录取了。

　　由于我报考的是外贸专业，所以必须加试外语。考试英语的那一天，一共只有四个考生应试。开考不到20分钟，考场上只剩下我和邻桌的一个女考生，按我当时的英语水平，只会答前面几个简单的题目，最多就是十分八分的水平。可我并不甘心，就坐在教室里熬时间。这时，监考的两个年轻女老师一看，考场上没什么人，就躲在教桌后，不知说着什么。我一看机会来了，就向邻桌的女同学递了个眼色，示意她把考卷翻到我能看到的地方。由于英语考试很多是标准题，只需要在答案处打对号或错号即可，所以我就把能偷看到的对号和错号，赶紧按她的对错比葫芦画瓢答了上去。

　　走出考场我问她，为什么你也加试英语？她说他是河大外语系刚毕业的专科生，要考本校的地理本科，所以加试了外语。他还说这次考卷有相当的难度，按她刚毕业的外语水平，也只能考八十多分。可能是苍天有眼，还是命中注定让我在想上大学的关键时刻，遇到了这么一位贵人，这次加试英语舞弊的事儿一直压在我心头，多年后才敢向我在北京上学的同学提及。

　　在等待录取的两个月时间里，我回到公司上班，正好赶上是收获大蒜的季节，我就赶到收购第一线，长驻在出口大蒜基地的杞县外贸局。那段时间，我几乎跑遍了杞县的各个公社，和杞县外贸局的干部和职工一起忙碌在各个收购点上，严把质量关。那一年好像创纪录的出口了2000多吨，为国家创汇做了一点自己的工作。

　　1986年八月中下旬的一天，刚上班，我正参加杞县外贸局的干部职工大会，突然接到了市局组干科的电话，征询我是否同意去上海外贸职工大学上学。事发突然，我迫不及待地赶回了市里。到了局组干科，我才知道，那年，上海外贸职工大学给了河南省外贸十个上学名额，但是必须符合全国成人高招的条件。经外贸局人事处的统计，全省各地市外贸系统只有九人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名额还差一人，正好我符合录取条件。所以特来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当然同意上大学了，这是我多年梦寐以求的事啊！

　　那一年，河南省成人高招办公室设在了开封20军招待所。省外贸人事处的许志礼同志也来到开封参加招收工作。我知道后，就去红洋楼招待所找到了他。他给我说，北京外贸管理干部学院也给河南了四个名额，可是全河南外贸系统够分数线的已经没有了。如果你想去北京上学，我可以帮你办理。并说北京是外贸管理专业两年制，上海是外贸业务专业三年制。

　　我想我已经34岁了，而且刚刚补习了文化上了两年，就决定去北京。正好这时，我找到了宿县老乡王金会，他正好是20军的管理处长，招待所就归他管。于是我就向他借了一辆军用吉普车，第二天，带着小许在开封各名胜古迹玩儿了一天，中午在家里还特意招待他吃了顿饭。就这样，我顺利地考入了北京经贸管理干部学院第六届外贸管理大专班。

　　2.北京经贸管理干部学院

　　在去学校报到的前几天，带着妻儿在北京玩儿了几天，我们全家一起游览了长城、故宫等名胜古迹，并一起在天安门广场留了影。该学校的前身是外贸部的职工大学，位于昌平县小汤山的南边，学校北边有一条沙河，学校的环境优美，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好去处。

　　初到学校，就感觉到和同学们有差距，特别是英语口语，他们有的是单位的翻译，有的是在部队时的监听员，更有大多数的同学是省级外贸中专的毕业生，就是来北京拿一张大专文凭。外贸专业的主课是英语，每天都有基础英语和口语的课程。

　　第一堂英语课，老师要摸底测试全班的英语水平，就拿出了一篇尼克松访华时在飞机场的演讲稿，让全班同学听写。乖乖，这叫啥摸底？我们要是能听懂并写出这演讲稿，还来你这儿上什么大学？班上近1/3的同学都只写了一些单词，我更几乎交了白卷，别说是写，就连听也没听懂几个单词。由于班上同学们的英语水平参差不齐，我们几个年龄偏大的、英语基础不好的同学强烈要求学校给我们分成快慢两个班。由于班上总共只有26名同学，最后学校也没有同意分班，就在这种氛围中开始了我的北京大学梦。

　　基础英语课本用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新概念》。不学第一册，从第二册的小故事开始学起，老师说会的同学可以按课文内容自述小故事，不会的同学要全篇背诵课文。

　　这下好了，开学头一个月，每天晚上我都要熬夜至后半夜一点左右，查完生词背会了课文才敢睡觉。由于学习太紧张，自我压力太大，快到国庆节时，我明显感觉有些厌食，中午从食堂打来的鸡蛋炒番茄，看着却怎么也吃不下。一位在部队当过卫生员的同学说，去检查一下吧，别是得了肝炎。

　　国庆放假期间，我去北京市里找了父亲的老部下巩暑叔叔。他是北京市友谊医院的原党委书记，刚离休不久。上班后，他特意带我去友谊医院做了各方面的检查，结果是没什么问题。回他家后，我向巩叔叔说了，在学校英语跟不上，压力太大有退学的想法。谁知他劈头盖脸地训了我一顿，说你父亲在那样惨烈的战争年代，身上多处负伤，从来没有退缩的念头，今天你在这么好的环境中学习和生活，遇到一点儿困难就受不了了？哪像你父亲的儿子？有啥病咱们可以治，但学习一定要坚持到底。在巩叔叔的鼓励和关怀下，我重新树立了信心，又回到学校坚持学习。

　　第一个学期，在非常不适应的情况下，终于坚持下来了。寒假回开封过了个愉快的春节。第二学期到北京就基本适应了紧张的学习环境，除了英语咬牙坚持着，别的几门功课我都学的不错。

　　学校五届有两个班，光河南各地的老乡就有十几名，他们告诉我，大学校门难进易出，只要坚持下去都能毕业。他们的外语水平普遍不高，但都在坚持着学。有了老乡和同学们的帮助，就更加强了我的学习信心。每天一早起床后围着校园跑一圈，早饭后精神充沛的上完上午四节课，午休后跑到学校北面的沙河来回一趟。满身大汗擦洗一下，找个僻静的地方读英语课文，晚饭后和同学们散一会儿步，回来洗个热水澡，就安静地坐在宿舍预习第二天的课程。

　　英语老师知道我的基础差，也不为难我，只要一上课，就先让我把今天的课文读一遍就行了，读后坐在座位上就没我什么事儿了。他们用英语侃什么就与我无关了，听懂就听一点，听不懂也无所谓。就这样坚持完成了头一年的学业。

　　暑假回到家，妈妈先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那天，妈妈买了好多水果和一些其他礼物，让我去看望一对不认识的老夫妻。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年莉英在群英幼儿园当小班班长，有一个叫赵佳的女小朋友刚进幼儿园，不适应环境，每天中午不休息，哭闹得整个幼儿园不得安生。时间已持续了很长时间，园领导经过研究，决定把小赵佳调换到莉英的班上。可是同班的另两位老师坚决反对，怕管理不好影响班里年终评先。谁知孩子一送到莉英怀里，只经过很短时间，便哄得她不哭了。就这样，莉英天天把小赵佳带在身边，她也很听话，再也不哭闹了。

　　此事感动了赵佳的爷爷奶奶，他们决定要买些礼物报答蒲老师。他们打听并去了好几个干休所都没有找到，最后终于找到了我家，表示了谢意。这就是妈妈让我去看望老俩口的原因。我找到了电业局的家属院，见到了老两口，才知道原来赵佳的爸爸在一次野外施工中不幸以身殉职了，以后她的妈妈也改嫁了，所以就由老两口带着赵佳生活。因为小赵佳失去了父母，所以老两口就非常溺爱此女，因此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这就发生了小赵佳刚到幼儿园不习惯的事情。

　　那时莉英确实在幼儿园表现不错，以后我还多次在开封电视台播放群英幼儿园的节目里看到她的身影。这也是妈妈对儿媳最满意的一件事，还常常在别人面前夸奖她。

　　第二年暑假过完，回到北京，班支部书记王东晓找到我，动员我接替班长的职务，以前都是英语最好的两位同学，每人一学期的轮流当。这次叫我当班长，我自然有顾虑，自己的英语差，占用业余时间多，怕没时间管理班上的行政事务。

　　东晓还是坚持让我当班长，说对我有好处。当时我也没有理解他的用意，就勉强地接过了班长的职务。认识我的人大都知道我是个很认真的人，一旦答应做的事儿，就非要做好不可。所以我就认真负责地履行了班长的职责。一个学期很快地结束了，寒假回到学校后就剩下最后一个学期了。谁知一开学，支部书记王东晓就给我谈话了，说经过一年多班支部对我的考察，已报学校党委准备接收我为预备党员。鉴于班上的具体情况，还希望我继续做好班长的工作。既然班党支部的同志们这样相信我，我就责无旁贷地干好班长就是了。

　　1988年六月份，在我毕业的前夕，我被校党委批准成为了一名共产党预备党员。我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那年我已36岁，终于完成学业，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学校六届班中唯一入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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