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校 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

　　我（十三）班里的小帮派

　　从三间头到二溪桥这所容纳四个大队学生的大学校，感觉就像从小溪流淌进了大河汊。水面看似平静，底下都暗流涌动。

　　班级里，地域的界限泾渭分明。来自哪个大队，就成了天然的标签和阵营。二溪桥本村的、我们王村的、还有梅湾村、长岙村的，各自抱团。

　　体育课上，同村的孩子凑在一起踢毽子、跳房子；课间休息，也是各村围成小圈子，用带着细微差别的乡音说笑打闹。倘若两个不同村的孩子起了争执，那便不只是两个人的事了，常常会演变成两个小帮派之间的龃龉和对峙，互相帮腔，推来搡去。

　　我们的班主任周老师，是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清瘦，白净，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话轻声细语，带着未脱的书卷气。

　　他文静、腼腆，甚至有些内向，站在讲台上说文解字尚可，面对底下这群来自不同山头，野性未驯的小牛犊子们暗中的较劲，渐渐就显得力不从心。

　　他试图讲道理，声音却被底下的嗡嗡声盖过；他想要维持秩序，目光扫过，那些调皮孩子也只是暂时收敛，等他背过身去，一切照旧。我们都能感觉到，周老师那温和的权威，像春天阳光下的薄冰，正在一点点消融。

　　班里有个人物，叫建灿，是二溪桥本村的。他出名，是因为偷摘大队果园里的黄花梨被护林员当场逮住，挨了顿训，还扣了他家工分。在那个年代，孩子们偷个瓜摸个枣，其实算不得什么，谁家娃儿没干过几件？村里大人说起来，多半笑骂一句也就过去了。可建灿的“贼骨头”臭名，却格外响亮，久久不散。根子，出在他娘身上。

　　建灿家的情况，和炜炎家有点像，父亲长年在外地做木匠，一年回不来几次。不一样的是，他娘耐不住长年独守空房的寂寞，红杏出墙，与村里一些男人拉拉扯扯。这在守旧的乡村，是最触犯众怒的丑事。

　　那些自觉被偷了汉子的婆娘，恨死了她，各种污言秽语、编排诋毁，像山道边癞皮狗娘的籽叶，没完没了地往她身上粘。

　　这股恨意，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她儿子建灿身上。大人们鄙夷的眼神，孩子们有样学样的孤立和辱骂，让建灿早早地背上了沉重的枷锁。他变得沉默、阴郁，眼神里时常带着一股不服输又深藏屈辱的倔强。

　　那天的风波，起因很小。

　　我的同桌冬梅丢了一个卷笔刀，那是她当兵的表哥探亲时给她买的，绿塑料壳，带着小摇柄。她急得直抹眼泪。本来大家帮着找找也就是了，可二溪桥村那几个平日里就爱挑事的男生，立刻把矛头指向了建灿。

　　“肯定是他！贼骨头，手还能干净？”

　　“搜他书包！准在他那儿！”

　　建灿瞬间炸了毛，脸涨得通红，梗着脖子吼：“放屁！老子没拿！”

　　“没拿你急啥？心虚！”

　　言语迅速升级为推搡，不知谁先动了手，顷刻间，二溪桥村的五六个男生一拥而上，把建灿围在中间拳打脚踢。建灿拼命反抗，但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就被打倒在地，鼻子嘴角都流出血来，在已经发黑的白衬衫上洇开刺目的红。

　　周老师闻讯赶来，脸都白了。

　　他冲进战团，试图用身体隔开，嘴里喊着：“别打了！住手！住手！” 可他瘦弱的身子根本挡不住那些打红了眼的半大小子，混乱中，不知谁的拳头还是肘子蹭到了他，崭新的衬衫上顿时溅上了好几处血污。劝架不成，反惹了一身狼狈。这场面，彻底压垮了周老师。

　　别的老师闻声赶来，强行分开了扭打在一起的学生。

　　建灿满脸是血，被人扶去了卫生所。

　　周老师呆呆地站在一片狼藉的教室中央，看着自己衣服上的血迹，又看看底下或愤怒、或惶恐、或事不关己的一张张面孔，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说不出。他默默地转身，回到教师办公室。

　　有路过办公室门口的同学后来悄悄说，周老师在不断的拭眼泪。

　　周老师病倒了，听说发了高烧。学校不得不为我们班调换了班主任。

　　新来的徐老师，四十出头，身材瘦小，脸色干瘦发黄，有些弱不禁风。可他一站上讲台，目光像两把冰冷的锥子，缓缓扫过全班，刚才还窃窃私语的教室，瞬间鸦雀无声。

　　他没有急着上课，而是让那天所有参与打架的男生，一个个自己站出来，走到讲台前。有人磨蹭，有人低头装没听见。

　　徐老师不说话，直接走下讲台，走到那个最不服气的带头男生面前，抬手，不是打脸，而是用掌心照着他头顶，啪地一声，干脆利落地拍了下去。声音不很响，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震慑力。那男生浑身一抖，瘪着嘴，老老实实走上了讲台。其他人见状，再不敢迟疑，灰溜溜地都站了上去。徐老师让他们面朝全班，站着，一直站到下课铃响。

　　“在我的班上，拳头比我硬的站出来，别装熊。”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像钉子，敲进我们心里，“谁再敢拉帮结派欺负同学，就不是站一节课这么简单了。”

　　他挥了挥干瘦的手，恶人自有恶人磨！

　　紧接着，徐老师宣布重新选举班干部。他大概听说了我的成绩，也可能看到我身上有种不同于那些野小子的安静，他直接指定：“王炜同学，你来当班长。”

　　全班的目光都聚焦到我身上。

　　我愣住了，随即感到一阵慌乱，脸腾地烧了起来。

　　在三间头的时候，上头总有年纪更大的学长顶着，我乐得轻松，可以一心一意钻进书本里，沉浸在《水浒》《三国》的世界。我习惯了做一个安静的观察者和学习者，而不是发号施令者。那种站在人前，需要协调关系，处理纠纷的位置，让我本能地感到抗拒和压力。

　　我低下头，避开徐老师期待的目光，用几乎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老师……我当不好。”

　　徐老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那目光似乎能穿透我。他也没有勉强，只是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点了另一个同学的名字。

　　我知道这不是个好习惯，缺乏担当，也错过了锻炼的机会。

　　这种“无为而治”，远离纷争的倾向，或许暗合了后来读到的老庄思想里某些消极避世的影子。当我长大成人，走入更复杂的社会，这种性格演化成了某种优柔寡断，在面对抉择和需要展现魄力的时刻，常常显得迟疑不前，确实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过不少困扰。但在当时，我只想躲进知识的壳里，图个清净。

　　我的学习成绩依然鹤立鸡群。这让我在班级里获得了一种奇特的，超然的位置。

　　不管哪个村派的孩子，对我都有几分基本的尊重，毕竟作业和考试都是硬实力，难题有时还需要请教我。

　　而我对人，也尽力做到一视同仁，尤其是对那些明显的“弱势者”。比如总是默默缩在角落的炜炎；比如身上带着洗不净的污名，眼神凶狠又自卑的建灿。我会在没人愿意和他一组时，自然地站到建灿旁边；会在空闲的时间和炜炎厮混。

　　还有来自梅湾村的契盛。

　　他是地主的儿子，这个成分在那个年代，是比任何调皮捣蛋都更沉重的原罪。

　　他总是一个人，郁郁寡欢，像一抹安静的影子，与所有人保持着清晰的距离。大家似乎也约定俗成地不与他亲近，仿佛那会沾染什么不祥。

　　只有我，觉得他和我们没什么本质的不同。

　　有一次，我甚至把那份来之不易的《林海雪原》借给他看。他接过书的那一刻，手有些抖，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极其复杂，有惊讶，有感激，也有深深的惶惑。他没说谢谢，只是把书小心翼翼地塞进了怀里。

　　那段时间的课堂，其实是最为乏味空洞的。

　　学校整天进行着“批林批孔批周公”，后来又加上“评《水浒》，批宋江”，要“尊法反儒”。

　　写的作文全是千篇一律的批判稿，开头必是“东风吹，战鼓擂”，接着罗列罪状，结尾高呼口号，除了燃烧政治热情，嗅不到半点生活气息和人性的温度。

　　就连嗜书如命的惠堂伯伯，也变得格外谨慎。我再去寻他，想重温《水浒》里好汉们的快意恩仇时，他紧紧关着门，隔着门缝，声音带着惊惶：“娃啊，那书……那书惹祸哩，不敢看了，不敢借了，你快回去吧。”

　　我站在他紧闭的门外，看着门板上岁月裂开的细纹，第一次清晰地感到，那股曾经烧毁我家古籍，涂黑我们课本的无形力量，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个缝隙，连老人心里最后一点守护，也快要被冻结了。

　　班级里的小帮派，在徐老师铁腕之下，表面上偃旗息鼓了。但那些因出身、家庭、流言而划出的无形沟壑，却依然静静地横亘在许多人的心里，比地域的界限更深，更难以跨越。

　　我们就在这样一种表面平静、底下暗礁丛生的氛围里，继续着我们的学业，也懵懂地经历着那个年代特有的、混合着荒诞与沉重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