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书”生活：读书、写书与讲书

　　“如果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昨天我可能还是在读书、写书和讲书。”

　　不记得哪一天了，在和朋友聊天时，谈到书在我生命中的价值，我对朋友这样说。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对书的热爱，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强烈。这种强烈的热爱，一直保持到了知天命之年，并且肯定会还一直保持下去。

　　读书：滋养生命

　　在很小的时候，我就热爱读书。这与父亲的教育方法有极大关系。每当夜幕降临，下班回家后的父亲，总会满上一壶酒，一边小酌，一边给我和哥哥姐姐们讲书。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讲的大多是古典文学名著，比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等。他讲书绘声绘色，特别会“卖关子”，每每讲到精彩处，他就突然刹车，害得我们央求着他继续讲。

　　可父亲却偏偏就是不讲了，慢悠悠吃花生米，小口小口品酒。这时，急得抓耳挠腮的我们，只好自己去找来书读。我的年龄最小，识字最少，却也像哥哥姐姐们一样，捧着书有滋有味地读。书中的世界，真是太有意思了，往往读得我们真正废寝忘食，就连梦中也还是追寻着书中的故事。

　　在河南读大学时，我宿舍里的书，至少算是全班最多的。这些书，很多是我从旧书摊上买来的。买书的钱，一半是我省下的饭钱，另一半是我当家教和“枪手”赚来的。说起当“枪手”，倒有一个有趣的插曲。

　　大二时，同学们纷纷去当家教赚钱。我也当了一段时间家教，但感觉赚钱不够爽。于是，在同学们举着“家教”牌，站在城市街头“找工作”时，我则举起了“写作”牌。可能是命好吧，我还真被一位书商看上了，从此，我便走上了当“枪手”的写作路。从大二到大四，我居然一口气写了多部长篇武侠、言情小说，赚了不少稿费。当然，这些书全都没署我的名字，因为我只是“枪手”。

　　等到北京工作之后，有一次，和一位印刷厂老板聊天，谈起年轻时的读书爱好，他说自己特别喜欢读武侠小说。当他说出自己喜欢的某部作品的名字时，我“扑哧”一声笑了。因为那正是我当“枪手”的作品。这位老板很激动，当即请我喝了一瓶他存了三十年的老酒，还免了我作品的印刷费。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大学毕业时，我选择到平顶山理工学校当教师。之所以选这所学校，是因为我听已经在这里工作的师兄说，学校附近有座高山，门前有条小溪。啊，这简直太诗意了！当然，真正来了之后，我才失望地发现，山没那么高，而小溪里全是煤污水。在我还没到学校报到时，当时的李法宗校长，就先把我的书拉到了学校，他对学校的老师们说：“学校招了个好苗子，光他的书就拉了一车。”

　　在平顶山理工学校，我先是住平房，后来住楼房。不管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最多、最值钱的东西，除了书就没别的。等我离开平顶山，到郑州《教育时报》工作时，拉走最多的东西，也还是书。我记得，当时拉了整整一卡车。直到现在，《教育时报》的老同事见我还打趣说，当年给你搬书，可累死人了。

　　再后来，我又离开郑州，到北京工作，进入《新京报》，担任首席评论员。2014年，我离开《新京报》，开始走上创业之路。一路走到现在，始终陪伴我的，还是满屋子的书，不管是家里，还是办公室，都是顶天立地的书架。我曾对朋友们说，我的办公室就不像办公室，而更像一座小型图书馆。

　　在这样的“图书馆”里，我尽可能挤出时间读书。而读书，也确实源源不断滋养了我的生命。这滋养，比酒更浓，比烟更熏，比肉更香。事实上，也正因为热爱读书，让我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思维，不断以创新性创业的热情与能量，应对创业路上的各种艰辛。在创业之路上，无论路有多难走，我总能从坑坑洼洼里爬出来，抹掉脸上的泥污，迅速调整自己，找到继续前行的方向，坚韧地走下去。2014年时，我曾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总有一条路》。

　　写书：饱满生命

　　读书多了，就会忍不住想表达，而表达的最好方式，除了讲演，就是写作。我先是大量写作文章，向全国各地的媒体投稿，新闻评论、学术研究、散文小说、随笔杂文、童话诗歌等，有了灵感就写一写，是否发表倒没放在心上。

　　读初中时，我就开始发表文章，那时发表的作品以散文、诗歌居多。到了高中，虽然学习很紧张，但我仍然在学校组织成立了文学社，并自任社长。好玩儿的是，文学社社员的作品，大多发表在学校办公楼和教学楼的墙上——用毛笔写在大红纸上，拿饭汁当浆糊，贴在墙上；一小部分发表在油印的刊物上。

　　我记得，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写了一首1000多行的叙事历史题材诗歌《火之谣》，讲述楚霸王项羽的英雄故事。我用这首诗参加了全国的新概念作文比赛，没想到获得了佳作奖，不仅得了一笔稿费，长诗还被正式出版了。这成了我高中时期的骄傲。等到读了大学，我又写作了不少叙事历史题材诗歌，这也大大培养了我对历史、诗歌的爱好。大二时，我被评为河南省十大青年诗人，就源于此。

　　大学毕业后，我一边写零散的文章，一边构思完整的作品。我记得，当时我开了三个专栏，一个是《平顶山晚报》的“民族文化漫笔”，一个是《教育时报》的“名人漫话”，一个是《河南教育》的“心理热线”。这三个专栏的文章，后来也都结集出了同名图书。在平顶山理工学校工作时，我也曾写了两部以职业教育为题材的作品，可惜后来电脑中毒，这两部已经完成的作品，都归了零。

　　离开学校，进了媒体，我开始了职业写作。特别是在《新京报》工作，和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等媒体兼职工作时，我给自己定了个规矩：要发表针对某个领域的评论观点，先要写一部和这个领域相关的学术专著。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至少不能发表不符合专业常识的观点。毕竟，我所在的都是中国国内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新闻媒体，如果观点错误，很可能误导无数人，也很可能会给某个行业造成巨大损失。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没想到，我给自己定的这个规矩，竟然陆陆续续让我研究了23个领域，截至2025年年底，我已经先后出版了80多部学术专著和文学作品，还荣获了一系列图书奖。比如，长篇儿童小说《快跑，妈妈牛》荣获“冰心儿童文学图书奖”；长篇儿童小说《草根儿》荣获《中国青年报》“最受青少年欢迎图书奖”；教育专著《直击中国教育底线》荣获“最受教师欢迎的十佳图书”；教育专著《让电影陪伴孩子成长》荣获“新浪中国好书奖”，并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教师暑期阅读推荐图书；生态环保学著作《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中国故事》，社会学著作《中国社会建设》等，被翻译成英文、俄罗斯文、西班牙文等多种国际语言。由于我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国际社会出版，2015年时我被国际权威机构评为“2015年度影响全球的100位华人公共知识分子”。

　　2026年1月，我和大学同学回母校看望恩师。聊起大学的校友，我同学对恩师说：“保印出版的作品，可能不是校友中水平最高的，但一定是校友中出版作品数量最多的。”我不知道他的这种说法是不是对，但我确实会向着这个目标努力，因为我给自己的写作计划是：退休之后潜心写作，完成一个系列性的写作工程。这个工程的数量巨大，暂且不在这里透露吧。

　　说到写作饱满生命，我还要讲一个特别的故事：我通过公益活动，引导100多位6岁到14岁的孩子，完成了100多部长篇作品的写作。尽管平时工作特别忙，但我还是抽出专门时间，用公益的形式，和女儿一起，给底层贫困儿童、山区儿童讲授阅读和写作课。我的女儿曹天健，已经远赴英国读书，她在8岁时，就创作出了长篇童话《小猪吃十彩》，并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我的底层儿童阅读与写作公益课程，分别在河南、上海、北京、湖北等地展开。在公益课堂上，我给孩子们讲读书的幸福、写作的快乐，引导他们热爱读书和写作。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只要教育得法，引导得当，他们每个人都能写出属于自己的长篇作品。在我的教育和引导下，仅用了五至七天的时间，孩子们就都写出了属于自己的长篇作品，最短的三万多字，最长的十万多字。

　　当印刷出来的作品，被颁发到孩子们手上时，孩子们的眼眶湿了，我也落了泪。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在教育引导孩子们写书上，我做到了因材施教。其实，虽然离开了学校多年，但在我的骨子里，还是深藏着教育的情怀。

　　讲书：享受生命

　　现在，很多人知道我曾在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权威媒体担当新闻观察员、新闻评论员和主持人，但他们并不知道的是，我曾是严重的口吃症患者。只要一紧张，我就会说不出话来，以至于初中语文老师曾因为我读不好完整的课文，而把我赶出教室。这种口吃的毛病，大学时依然没改掉，直到走上平顶山理工学校的讲台，才算彻底改掉了。为此，我终生感激这所学校，终生感谢我课堂里的学生们。实际上，我经常梦回课堂，这就是教育情结吧。

　　对我来说，讲书是另一种形式的写书。我在平顶山理工学校、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讲过书，也在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政法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讲过书，还被多所高校聘请为特邀教授、客座教授，担任硕士生导师。同时，我还在互联网上讲书。我曾开办中国第一家互联网电视台CAOTV，也曾在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腾讯网、第一视频网等主持新闻评论节目，粉丝最多时达到3600多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粉丝被强制清零，但现在，经过努力，我的全网粉丝，依然保持在600万以上。

　　我曾出版过一部80多万字的作品，书名叫《我不信》。这部作品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版的。它的特殊性在于，这完全是我口述的作品。也就是说，它是根据我的视频作品内容，整理出的文字作品。由于这部口述作品的经验积累，此后我的多部作品，包括《好律师的标准》《什么是好律师》《冤案的秘密》《曹老师教你打官司》等法律专著，都是通过这种形式完成的。中华书局的一位编辑朋友曾对我说，这种口述性作品的可读性，有时候比书面性作品的可读性更强。

　　现在，我的讲书，除了线下的大学课堂、公益讲堂、企业家培训班等，更多的是通过短视频的方式进行。我发现，在互联网的时代，发表短视频，就像传统的发表文章性质一样，但前者更方便，更自由，更随意，而阅读的人数却未必比后者更少。事实上，我的短视频作品，年度最低总点击量也早就过了亿人次，单篇作品最少的点击量也过千人次，最多的点击量早已超过数百万人次。

　　（北京国咨律师事务所律师拍摄）

　　有一次，我曾对朋友笑谈，等退休后，我要建一座书院，也像孔老夫子那样，至少收三千弟子，培养出七十二位贤人。是的，这也确实是我的理想。读到这里，可能读这篇文章的人，会觉得可笑：这都什么时代了，你又都什么年龄了，居然还奢谈什么理想，不觉得可笑和幼稚吗？现在，连年轻人都不屑谈理想了。

　　说真的，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可笑，我甚至觉得它很神圣：理想，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生命的哪个阶段，它都永远是指路的明灯。有理想，并且为理想而努力奋斗的人，永远是幸福的、年轻的、不空虚的。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对朋友讲：“如果我今天离开这个世界，那么，昨天我可能还是在读书、写书和讲书。”我这样做，正是为了坚持追求自己的理想，哪怕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如今，在互联网上讲书的人、卖课的人越来越多，仿佛只要有一张嘴，就都可以成为传播知识与信仰的人。这是好事，也是坏事。好事，是在于课堂没有了围墙，思想可以尽情表达；坏事，是在于课堂没有了神圣和秩序，天地君亲师都成了笑话。这并不正常。怎么办？我的信念是，要想让土地不长杂草，那就好好去种上庄稼。所以，我决心在读书和写书之余，力所能及地讲书，传播传播知识，阐释阐释信仰，把真正美好的种子，播撒在人们心中，然后静待岁月花开。

　　为此，我不断购进新书，不断认真阅读，不断撰写提纲，不断策划节目，在一系列的“不断”中，我感受到了互联网时代难得的饱满与充实，也感受到了佛教所谓“传灯”的神圣与庄严。是的，不断地讲书，无论线上还是线下，是这个时代有意义也有趣的事，也是我自己这个生命体欣然也安然的事。

　　我的“三书”生活就是这样，可能有的人觉得有趣，但也必然会有人觉得无趣。对我来说，有趣也好，无趣也罢，我自己并不放在心上，我只享受自己的泰然。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只要，我自己享受到了路上的风景，也让自己变成了别人眼里的风景，就好。

　　作者：曹保印

　　2026年1月3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