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我转业到供销社任职，因触犯人被调到工商局，命运由此改变

　　许多年后，当我坐在工商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车水马龙，偶尔还是会闻到一股错觉里的味道——那是桐油、麻绳、酱菜和煤油混合在一起的气味，是1978年供销社仓库里独有的味道。那味道，是我命运转折的序章，每一次闻到，都像是在提醒我，那个秋天，我如何因为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将自己的人生，扳上了另一条完全陌生的轨道。

　　人们都说，我这辈子最大的优点是正直，最大的缺点是太正直。从部队转业到地方，我把军营里那套“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准则，像我的军用水壶一样，原封不动地带到了供销社的柜台上。我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然而，生活却用一场无声的调动告诉我，有时候，水壶里装的不仅仅是水，还可能是人情，是世故，是那些我看不懂，也学不会的弯弯绕绕。

　　这一切，都要从1978年那个金色的秋天说起，我叫林向东，刚刚脱下军装，满怀希望地走进了县供销社的大门。

　　 第1章 新的岗位

　　1978年的秋天，天高云淡，空气里带着庄稼成熟的香气。我，林向东，三十岁，刚刚结束了十二年的军旅生涯，作为一名正连级转业干部，被分配到了县供销社，担任采购股的副股长。在那个年代，供销社是个人人羡慕的“铁饭碗”，能进去，不亚于鲤鱼跳了龙门。我揣着县武装部开的介绍信，心里那份激动和自豪，比当年第一次戴上领章帽徽时还要强烈。

　　供销社是一栋青砖灰瓦的两层小楼，门口挂着“为人民服务”的木匾，字迹已经有些斑驳。一楼是门市部，柜台擦得锃亮，货架上整齐地码放着从针头线脑到化肥农药的各式商品。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独特的味道，酱油的咸香、布料的浆气、旱烟的辛辣，混杂在一起，构成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富足”气息。

　　我的办公室在二楼，一间向阳的小屋子，窗外正对着供销社后院的仓库。股长姓马，大家都叫他老马，是个快五十岁的“老供销”了，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总是挂着一副和气的笑容。他拍着我的肩膀，热情地说：“小林，欢迎你！以后咱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

　　我用力地点点头，立正站好，响亮地回答：“马股长，我一定好好干，绝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我的声音太大，震得窗户上的玻璃都嗡嗡作响，引得隔壁办公室的人都探出头来看。老马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摆摆手说：“哎，向东同志，到了地方上，不用这么紧张，放松，放松点。”

　　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但身体还是不自觉地绷得笔直。十二年的军营生活，已经把纪律和服从刻进了我的骨子里。我将随身带来的军用水壶放在办公桌的一角，仔细地擦了擦上面的五角星，仿佛那是我身份的最后一道印记。

　　采购股的工作，说复杂不复杂，说简单也不简单。主要是负责全县各类物资的采购、调配和库存管理。老马对我很照顾，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看账本，如何打算盘，如何跟各个乡镇的代销点打交道。我学得很快，尤其是对仓库的管理，我几乎是把部队管理军火库那套标准搬了过来。

　　我要求所有货物必须按类别、按日期码放整齐，标签清晰，先进先出。每天下班前，我都要亲自去仓库盘点一遍，核对账目，确保账实相符。刚开始，仓库的几个老职工还嫌我多事，觉得我这个“当兵的”管得太宽。但几次下来，他们发现仓库变得井井有条，找东西再也不用翻箱倒柜，月底盘点也轻松了不少，便渐渐地接受了我的“军事化管理”。

　　老马看在眼里，不止一次地在开会时表扬我：“向东同志真是我们供销社的宝贝，有他这股子认真劲儿，我们仓库的管理水平，一下子就上了一个大台阶！”

　　我听着表扬，心里是踏实的。我觉得，工作就该这么干，无论是在部队保家卫国，还是在供销社为人民服务，道理都是一样的：认真、负责、守规矩。

　　我的妻子淑梅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她总说我这人太“一根筋”，不懂得变通。晚饭时，她一边给我盛汤，一边柔声劝我：“向东，在单位里，工作干好是本分，但人情世故也得懂一些。别把人际关系搞得太僵，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啊。”

　　我喝了一口热汤，浑身都暖洋洋的，嘴上却不以为然：“什么人情世故？咱们是社会主义单位，讲的是原则，是纪律。只要我把工作干好了，谁也说不出什么来。再说了，我一个管仓库的，能有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

　　淑梅看着我，欲言又止，最后只是轻轻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她知道我的脾气，一旦认准了理，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那段时间，我确实干得顺风顺水，甚至有些自得。我觉得自己就像一颗上紧了发条的螺丝钉，在供销社这个巨大的机器上，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并且运转得非常出色。我每天把仓库的地面扫得干干净净，货架擦得一尘不染，账本记得清清楚楚。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物资，在我的管理下井然有序，我心中充满了成就感。

　　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台巨大的机器，除了齿轮和螺丝钉，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润滑油。而我，恰恰是最排斥那些“润滑油”的人。平静的水面下，暗流早已开始涌动，只是我这个习惯了直来直去的军人，完全没有察觉到一丝一毫的异样。我以为我是在为人民服务，却不知道，在有些人眼里，我守着的那个仓库，不仅仅是人民的仓库，更是他们予取予求的私人宝库。

　　 第2章 格格不入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去冬来。我在供销社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但也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形的隔阂。同事们对我客气，甚至有些敬畏，但那种客气里，总带着一丝疏离。他们休息时凑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一走过去，他们就会很自然地岔开话题，或者干脆散开。

　　我起初以为是自己不抽烟不喝酒，和他们没有共同话题。老马看出了我的困惑，有一次下班，他特意把我留了下来。

　　“向东啊，”他给我泡了杯热茶，语重心长地说，“你工作干得没话说，全社上下，没人不佩服你这股劲儿。但是，有些事，不能光凭一股劲儿。”

　　我有些不解：“马股长，您指的是什么？”

　　老马嘬了一口茶，缓缓说道：“就拿仓库里的那些紧俏货来说吧。比如那的确良布、飞鸽牌的缝纫机、还有上海牌的手表……这些东西，谁不想要？可货就那么多，票就那么几张，怎么分？这里面就有学问了。”

　　“按规定分啊，”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谁有票，谁符合条件，就给谁。这还有什么学问？”

　　老马苦笑着摇了摇头：“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县里领导的亲戚、各个部门打招呼的条子……你都按规定办，那不是把人都得罪光了吗？咱们供销社，开门做生意，迎来送往的，不能太死板。”

　　我皱起了眉头，心里很不舒服：“马股长，您的意思是，可以搞特殊化？这不符合原则。”

　　“不是搞特殊化，”老马连忙摆手，“是讲究个方式方法。比如，东西可以先给他留着，票让他后补。或者，仓库里有些包装破损、但不影响使用的处理品，可以优先照顾一下这些有关系的。这不叫违反原则，叫灵活处理。”

　　我沉默了。老马说的这些“潜规则”，我不是不知道，只是从心底里抵触。在部队，纪律就是铁，谁敢拿规定当儿戏？我看着桌上那个绿色的军用水壶，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马股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但是，我做不到。”我站起身，很认真地对老马说，“部队教会我，规矩就是规矩。如果这个口子一开，以后还怎么管？对那些老老实实排队等票的老百姓，公平吗？”

　　老马看着我，眼神复杂，既有赞许，又有担忧。他叹了口气，说：“你呀，真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算了，我言尽于此，你自己好自为之吧。”

　　那次谈话后，我依然我行我素。没过多久，麻烦就主动找上了门。

　　那天下午，供销社主任王德海的爱人，提着个篮子直接进了仓库。她径直走到堆放暖水瓶的货架前，挑了两个最新款式的，转身就要走。

　　我正在核对入库单，看到这一幕，立刻上前拦住了她：“嫂子，这暖水瓶得去前面柜台凭票购买，不能直接从仓库拿。”

　　王主任的爱人显然没料到我会拦她，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小林股长啊，我就是王德海的爱人。家里正好缺两个暖水瓶，我拿回去用，回头让他把钱和票给你送来。”

　　“不行，”我摇了摇头，语气坚定，“规定就是规定，必须先开票，再提货。您现在去门市部办手续，我马上给您拿。”

　　她的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把暖水瓶重重地往货架上一放，发出“哐当”一声巨响。“你这是什么意思？信不过我？还是信不过你们王主任？”

　　仓库里的其他几个职工都吓得不敢出声，远远地躲开了。我站在她面前，不卑不亢地说：“嫂子，我不是信不过您，我是要对仓库里的每一件货物负责。这是我的工作职责。”

　　“好，好一个工作职责！”她气得手指着我，嘴唇都在发抖，“林向东，我记住你了！你给我等着！”

　　说完，她扭头就走，高跟鞋把水泥地踩得“蹬蹬”作响。

　　看着她怒气冲冲的背影，我心里没有一丝畏惧，反而有一种坚守原则后的坦然。可我知道，这事没完。

　　果然，第二天上班，王主任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没有发火，只是阴沉着脸，把一沓暖水瓶票和钱拍在桌子上。“林股长，这是我家属昨天拿的两个暖水瓶的钱和票。你点点。”

　　“王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试图解释。

　　“你不用解释！”他打断了我，“你做得对，你坚持原则，你做得很好！我们供销社就需要你这样铁面无私的好同志！”

　　他嘴上说着“好”，但那语气里的嘲讽和冰冷，谁都听得出来。我知道，我把主任彻底得罪了。

　　这件事像一阵风，很快传遍了整个供销社。同事们看我的眼神更加复杂了，有佩服的，有看笑话的，但更多的是敬而远之。我成了一个“不好惹”的刺头，一个不懂人情世故的怪物。

　　晚上回家，淑梅知道了这件事，急得直跺脚。“向东啊，你怎么这么傻！那是主任的爱人，你让她拿两个暖水瓶怎么了？就算当时没票，事后补上不就行了？你这样当面驳人家的面子，以后还怎么在单位待下去？”

　　我闷着头吃饭，一言不发。淑梅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难道不知道得罪领导没好果子吃吗？可我就是过不了自己心里那道坎。军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不允许我向任何人妥协。

　　“淑梅，你别说了。”我放下碗筷，看着她，“如果人人都这样‘通融’，那还要规章制度干什么？今天他爱人拿两个暖水瓶，明天李局长的亲戚是不是就能搬一台缝纫机？这个口子，绝不能开。”

　　“可你一个人，能改变什么？”淑梅的眼圈红了，“你改变不了这个世界，最后只会把自己碰得头破血流！”

　　“我没想改变世界，”我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漆黑的夜空，“我只想对得起我这身曾经的军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那晚，我和淑梅第一次因为工作上的事发生了争吵。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我一个人在客厅坐了很久，桌上的军用水壶在月光下泛着清冷的光。我拿起它，摩挲着上面冰凉的金属外壳，心里一片茫然。我开始怀疑，我坚持的这一切，到底是对是错？

　　 第3章 导火索

　　得罪了王主任之后，我的日子明显难过起来。工作上，他倒没有明着给我穿小鞋，但那种无形的压力却时时存在。开会时，他不再点名表扬我，甚至对我提交的仓库管理改进方案也视而不见。老马看我的眼神里，总是充满了同情和无奈。我知道，我在供销社已经被孤立了。

　　然而，真正将我推向深渊的，是那辆永久牌自行车。

　　七十年代末，自行车是绝对的“大件”，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辆永久牌或凤凰牌的自行车，比现在开一辆奔驰宝马还要风光。县供销社每个季度，只能从市里分到十几辆自行车，而想要的人，能从供销社门口排到县政府大楼。因此，每一张自行车票，都金贵得不得了。

　　那年冬天，最后一批计划内的十辆永久牌自行车运到了仓库。我按照规定，仔细检查了每一辆车，核对好编号，然后登记入库，锁进了专门存放贵重物品的小仓库里。

　　就在自行车到货的第二天，一个叫钱胜的年轻人找到了我。他大概二十五六岁，穿着一身时髦的蓝色卡其布中山装，头发抹得油光锃亮，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他是王主任的小舅子，在县里的纺织厂上班，是出了名的游手好闲。

　　“你就是林向东？”他斜着眼睛看我，嘴里叼着一根烟，连声“林股长”都懒得叫。

　　我点了点头：“有事吗？”

　　“那批新到的永久自行车，给我提一辆。”他把一张纸条拍在我的桌子上，语气像是命令。

　　我拿起纸条看了一眼，上面没有盖公章，只有王主任龙飞凤舞的签名，写着“调拨自行车一辆”。这根本不符合手续，正规的提货单，必须要有门市部开的发货票和财务科盖的章。

　　“对不起，手续不全，不能提货。”我把纸条推了回去。

　　钱胜的脸立刻就拉了下来：“你什么意思？没看到这是我姐夫批的条子吗？”

　　“王主任批的也不行，”我平静地说，“制度就是制度，必须有正规的提货单。你拿着这张条子，去门市部和财务科把手续办齐了，我马上给你车。”

　　“办手续？老子提辆车还要自己跑腿？”钱胜一拍桌子，站了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林向东，你别给脸不要脸！我姐夫都发话了，你算个什么东西，敢拦着我？”

　　我最恨别人指着我的鼻子。在部队里，这是最大的挑衅。我霍地一下也站了起来，身体因为愤怒而微微颤抖。我盯着他，一字一句地说：“我再说一遍，按规定办事。你要是再在这里胡搅蛮缠，我就叫保卫科了。”

　　我的眼神里或许还带着军人的杀气，钱胜被我镇住了。他后退了一步，但嘴上依然不饶人：“好，你有种！林向东，你给我等着，有你哭的时候！”

　　他撂下狠话，气冲冲地走了。

　　我知道，这次我捅的篓子，比上次得罪王主任的爱人要大得多。钱胜是王主任唯一的内弟，从小娇生惯养，是王主任夫妇的心头肉。我这样不给他面子，等于是在王主任的脸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

　　果然，不到半个小时，王主任的电话就打到了我的办公室。电话里，他的声音压抑着怒火：“林向东，你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我走进主任办公室时，王主任正背着手在屋里踱步，脸色铁青。他见我进来，停下脚步，死死地盯着我。

　　“林向东，我问你，我那个条子，为什么不能提车？”

　　“王主任，手续不全。”我依然坚持我的理由。

　　“手续不全？”他冷笑一声，“我这个供销社主任批的条子，在你眼里就是一张废纸？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供销社，你林向东说了算？”

　　“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执行规定。”

　　“规定，规定！你满脑子除了规定还有什么？”王主任终于爆发了，他把桌上的一个搪瓷杯狠狠地摔在地上，发出刺耳的巨响，“林向东，我告诉你，这里是供销社，不是你的部队！在这里，我王德海说的话，就是规定！”

　　我沉默地站着，没有说话。我知道，任何解释在此时都是苍白的。在王主任看来，我不是在坚持原则，而是在挑战他的权威。

　　“你给我听好了，”王主任指着我，喘着粗气说，“那辆车，今天钱胜必须提走！你要是还想在这个岗位上干下去，就立马去把车给他！否则，后果自负！”

　　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心在剧烈地跳动。我知道，这是最后的通牒。只要我点一下头，服个软，这件事也许就能过去。可我脑海里浮现出的，却是那些在寒风中排队等候自行车票的普通百姓的脸，是他们眼中那种期盼的目光。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起头，迎着王主任愤怒的目光，清晰而坚定地说：“王主任，对不起。只要我还在这里当一天副股长，没有正规手续，谁也别想从仓库里提走一针一线。这辆车，我不能给。”

　　王主任的眼睛瞬间瞪圆了，他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看着我，足足有半分钟没有说话，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扭曲。最后，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好……好……林向东，你给我滚出去！”

　　我转身，默默地走出了主任办公室。我知道，我的供销社生涯，到此结束了。

　　 第4章 回忆的锚点

　　走出王主任办公室的那一刻，我心里 strangely平静。没有愤怒，没有恐惧，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疲惫。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默默地看着桌角那个熟悉的军用水壶。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上面，反射出冰冷而坚硬的光。我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了许多年前，那个大雪纷飞的边境线上。

　　那是我当排长的第二年，我们连队奉命驻守在一个极其偏远和艰苦的哨所。冬天的大雪能封山半年，补给全靠入冬前运进来的一次。其中，最重要的补给之一，就是取暖用的煤。按照规定，每个班每天的用煤量是定额的，必须严格控制，否则撑不过漫长的冬季。

　　我手下有个兵，叫李根，是个从农村来的小伙子，为人老实，能吃苦，和我关系特别好。我们是老乡，他总爱跟在我屁股后面，“排长排长”地叫个不停。那年冬天特别冷，滴水成冰。李根他们班的煤，因为几个新兵蛋子没经验，烧得快了些，眼看就要见底。

　　一天深夜，李根偷偷摸摸地找到我，冻得嘴唇发紫，搓着手，一脸为难地对我说：“排长，我们班的煤……快没了。晚上站岗回来，屋里跟冰窖一样，弟兄们都快扛不住了。您看……能不能从连部仓库里，先匀我们几袋？”

　　我看着他冻得通红的脸，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知道他说的是实话，那种刺骨的寒冷，足以摧毁一个人的意志。可是，仓库里的煤，是全连的命根子，是严格按照人头和天数计算的，一袋都不能多，一袋也不能少。这是铁的纪律。

　　我的内心在激烈地斗争。一边是情同手足的战友，一边是雷打不动的军纪。我只要点点头，签个字，就能让我的兵暖和过来。这似乎是一件理所应当、充满人情味的事情。可是，我的老连长，一个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在我上任时曾反复叮嘱我：“向东，记住，在战场上，任何时候，纪律都大于人情。你今天为一个兵破一次例，明天就可能为了一场战斗的胜利埋下祸根。”

　　老连长的话，像烙印一样刻在我心里。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狠下心，摇了摇头。

　　“不行，李根。”我的声音有些干涩，“规定就是规定。你们班的煤不够，是你们自己没有计划好。现在，你们要做的，不是来找我要煤，而是想办法怎么用剩下的煤撑下去。可以几个人挤一个被窝，可以多穿点衣服。办法总比困难多。”

　　李根的眼睛里，瞬间充满了失望和不解。他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敬了个军礼，转身走进了风雪里。他那个落寞的背影，像一根针，深深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那晚，我一夜没睡。我披着大衣，在仓库门口站了一夜。我心里在反复问自己，我做得对吗？我是不是太冷酷，太不近人情了？为了那所谓的纪律，难道就可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兵受冻吗？

　　然而，半个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将我们和外界的联系彻底切断了。原定的补给无法按时送达，封山期整整延长了一个月。连队里所有的煤都开始告急。正是因为我当初的坚持，仓库里那批备用煤原封不动，成了全连的救命稻草。靠着那批煤，我们熬过了最艰难的一个月，没有一个人因为严寒而倒下。

　　后来，李根在一次班务会上，主动站起来做了检讨。他当着全班的面说：“我当初怨恨排长不近人情，现在我才知道，他救了我们全班，甚至全连的命。纪律，在关键时刻，就是我们的生命线。”

　　从那以后，我更加坚信，规则和纪律，不是用来束缚人的，而是用来保护人的。它保护的是集体的利益，是长远的利益，是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的利益。这种信念，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成为了我行为的准则。

　　所以，当钱胜拿着一张白条来提自行车时，我看到的不是王主任的小舅子，而是那个试图破坏规则的缺口。我拒绝他，就像当年拒绝李根一样。我知道这会得罪人，会让我陷入困境，但我别无选择。因为在我心里，供销社的仓库，和当年部队的军火库、煤料库一样，神圣不可侵犯。里面的每一件物资，都是公家的，是人民的，不是谁的私产。

　　我从回忆中回过神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心中的迷茫和纠结，在这一刻烟消云散。或许，我真的不适合供销社这个地方。或许，我这块“茅坑里的石头”，注定要被扔到别的地方去。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但我知道，我没有做错。我只是，做回了那个在风雪中坚守仓库的年轻排长。

　　 第5章 无声的宣判

　　接下来的几天，供销社的气氛变得异常诡异。王主任没有再找我，钱胜也没有再出现。但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我。我成了办公室里的一个透明人，没人跟我说话，没人跟我打招呼。我像一座孤岛，被整个世界遗弃了。

　　我知道，这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宣判，随时都可能到来。

　　果然，一个星期后，县人事局的一纸调令，送到了王主任的办公桌上。那天下午，老马表情复杂地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低声说：“向东，主任让你过去一趟。”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我整理了一下衣领，挺直了腰板，走进了那间我曾经无比熟悉的办公室。

　　王主任坐在他的大班椅上，没有看我，只是低头摆弄着一份文件。他的语气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林向东同志，组织上考虑到你的个人特长和工作能力，决定将你调到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担任市场管理科的科员。调令已经下来了，明天就去报到吧。”

　　工商局。在那个年代，工商局还是个清水衙门，远不如供销社这种手握物资大权的单位吃香。从一个实权的副股长，调到一个普通科员，这明摆着是降级使用，是惩罚。

　　这场宣判，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愤怒的指责，只有这几句冰冷、客套的官样文章。然而，这种无声的惩罚，比任何痛骂都更让人心寒。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看着王主任那张毫无表情的脸，心里五味杂陈。我没有为自己辩解，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我知道，一切都已成定局。

　　“好，我服从组织安排。”我平静地回答。

　　王主任似乎有些意外，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或许在他看来，我应该会大吵大闹，或者至少会请求他高抬贵手。但他看到的，只是一个平静接受命运的军人。

　　“嗯，”他点了点头，又低下头去，“供销社这边的工作，你跟老马交接一下吧。”

　　“是。”我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虽然我已经脱下了军装。然后，我转身，离开了这间决定我命运的办公室。

　　交接工作进行得很快，几乎没有什么可交接的。我的办公桌上，除了几本账册，就只有那个军用水壶。我把账册交给老马，他接过时，手有些抖。

　　“向东，对不住……”他低着头，不敢看我的眼睛。

　　“马股长，这不关你的事。”我笑了笑，笑容里可能带着几分苦涩，“您多保重。”

　　我收拾好水壶，准备离开。走到门口时，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我工作了不到半年的地方。同事们都低着头，假装在忙碌，没有一个人抬头看我，没有一句告别的话。那一刻，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什么叫人情冷暖。

　　那天晚上，我约了我的老战友赵卫国一起喝酒。他是县公安局的副队长，是我在部队里最好的兄弟。我们在县城唯一一家小饭馆里，点了一盘花生米，一盘猪头肉，要了两瓶白干。

　　酒过三巡，我把憋在心里所有的委屈和不甘，都倒了出来。我红着眼睛，攥着酒杯，声音沙哑地问他：“卫国，你说，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坚持原则，有错吗？我维护集体利益，有错吗？为什么到头来，被处理的却是我？”

　　赵卫国沉默地听着，一杯接一杯地给我倒酒。等我发泄完了，他才重重地叹了口气，说：“向东，你没错。你坚持原则没错，你一身正气也没错。你错就错在，把地方当成了部队，把同事当成了可以托付后背的战友。”

　　他夹了一筷子花生米，放进嘴里，慢慢地嚼着。“在部队，咱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打胜仗。一个锅里吃饭，一个坑里睡觉，纪律是所有人的生命线。可是在地方单位不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有自己的利益和关系网。你挡了别人的路，动了别人的蛋糕，不管你多有理，你都是错的。”

　　“你那套黑白分明的尺子，量不了地方上这些五颜六色的人心。你以为你是在维护规定，在他们看来，你就是个不懂变通，不给人留情面的傻子。王德海不把你弄走，他那个主任的威信往哪儿放？他那个小舅子的面子往哪儿搁？”

　　赵卫国的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剖开了我一直不愿面对的现实。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是啊，我一直活在自己构建的理想世界里，以为只要自己行得正、坐得端，就能无所畏惧。可我忘了，这个世界，并不是非黑即白的。

　　“那我就只能这么认了？”我不甘心地问。

　　“不认又能怎么样？”赵卫国给我满上酒，“去工商局，未必是坏事。那个地方虽然清闲，但规矩也多。你这脾气，说不定在那儿还真能派上用场。是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的。别灰心，兄弟。”

　　那一晚，我喝得酩酊大醉。我抱着赵卫国，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哭我逝去的军旅生涯，哭我破碎的职业理想，哭我那无处安放的、不合时宜的正直。

　　第二天，我顶着宿醉的头痛，拿着那纸调令，走进了县工商局的大门。阳光刺眼，我眯着眼睛，看着那块崭新的“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牌子，心里一片茫然。我知道，我人生的另一片战场，已经开始了。只是这一次，我不知道我的敌人是谁，我的武器，又该是什么。

　　 第6章 另一片战场

　　工商局的办公楼比供销社要小，也冷清得多。我被分到了市场管理科，科长老孙是个和蔼的小老头，说话慢条斯理。他给我安排了一张靠窗的办公桌，桌上已经积了一层薄薄的灰。科里加上我，一共就四个人，除了老孙，还有两个年轻人，整天无所事事地看报纸喝茶。

　　这里的工作节奏，和供销社完全是两个世界。没有堆积如山的货物，没有络绎不绝的，只有一摞摞发黄的档案和文件。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跟着老孙他们，偶尔去集市上转转，检查一下商贩的执照，调解一些买卖纠纷。大部分时间，就是坐在办公室里，无事可做。

　　从一个忙碌的、手握实权的副股长，到一个无所事事的科员，巨大的落差让我感到窒息。我每天最早来，最晚走，把办公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条，但心里却是空的。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被摔碎的搪瓷杯，虽然还在这里，但已经失去了价值。

　　淑梅看出了我的消沉，每天下班回家，都变着法地开导我。她不再提供销社的是是非非，只是默默地为我做好热腾腾的饭菜，在我看报纸的时候，给我递上一杯热茶。她的温柔和体贴，是我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唯一的光。

　　“向东，别想那么多了。在哪儿不是为人民服务？”她轻轻地给我揉着肩膀，“工商局清闲，正好可以多看看书，学习学习。国家现在不是提倡改革开放吗？以后经济肯定会越来越活，工商局的工作，早晚会重要起来的。”

　　我握住她的手，心里充满了感激和愧疚。我知道，因为我的“一根筋”，让她也跟着受了不少委屈。我不能再这样消沉下去。

　　转机，发生在一个月后。

　　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个体户开始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县城里也出现了第一批摆地摊、做小买卖的人。随之而来的，就是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当时，市面上出现了一批劣质白酒，用工业酒精勾兑，喝了会严重损害健康，甚至致人死亡。县里接连发生了几起中毒事件，引起了县领导的高度重视，要求工商局严查。

　　这个任务，落到了我们市场管理科的头上。老孙年纪大了，跑不动，两个年轻人又没什么经验。我这个“当兵的”，自然成了主力。

　　局长亲自找我谈话，他姓刘，也是个转业军人，看我的眼神里带着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小林，听说你在部队是侦察连出身？”

　　我点了点头：“报告刘局长，我是步兵连的，但参加过师里的侦察兵集训。”

　　“好！”刘局长一拍大腿，“这次查处假酒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人手不够，我给你特批，你可以从其他科室抽调人手。需要公安配合，我亲自去跟赵卫国打招呼。只有一个要求，必须把源头给我挖出来，把这伙害人的东西，一网打尽！”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体内的血液，又重新开始沸腾了。这不仅仅是一项工作任务，这更像是一场战斗！我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军营，接到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作战命令。

　　我立刻行动起来。我找到了赵卫国，他二话不说，派了两个最得力的便衣警察配合我。我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去市场上挨家挨户地查，因为我知道那样只会打草惊蛇。我运用了部队里学到的侦察和伪装技巧，和两个便衣警察换上普通老百姓的衣服，在几个最大的集市上，装作买酒的顾客，暗中摸排。

　　我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终于锁定了一个姓王的批发商，他手里的假酒最多。但是，王某非常狡猾，他的货都是从一个神秘的上家那里拿的，交易地点和时间都不固定。

　　为了揪出这个上家，我决定冒险。我让赵卫国那边准备好人手，然后我亲自出马，伪装成一个外地来的大客商，通过王某的熟人搭上了线，说要大批量进货。

　　交易的地点，定在城郊一个废弃的砖窑里。那天晚上，我一个人，揣着一个装满旧报纸的皮包，走进了那个阴森森的砖窑。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但我知道，我身后有我的战友，有赵卫国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

　　制假酒的团伙头目是个外号叫“刀疤脸”的男人，凶神恶煞。他验货的时候，发现包里是报纸，立刻就翻了脸，掏出了一把匕首。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我一个标准的擒拿动作，将他制服在地。与此同时，埋伏在四周的公安干警一拥而上，将整个制假团伙一网打尽。

　　那场行动，我们缴获了上千箱假酒，捣毁了一个横跨两市三县的特大制假售假网络。县电视台还专门对此事进行了报道，虽然没有提我的名字，但工商局市场管理科，第一次在全县人民面前，露了一个大脸。

　　回到局里，刘局长亲自在门口迎接我，他用力地拍着我的肩膀，眼睛里满是赞许：“好样的，向东！我就知道，你这块料，放在哪里都错不了！你给咱们工商局立了大功！”

　　那一刻，我所有的委屈和压抑，都烟消云散了。我发现，我并没有被抛弃。我只是换了一个战场。在这个新的战场上，我的正直，我的严谨，我的军事素养，不再是格格不入的缺点，而是最锋利的武器。

　　从那以后，我在工商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我成了市场管理科的一把尖刀，专门负责查处各种疑难案件。无论是假化肥、假种子，还是投机倒把、欺行霸市，只要是我林向东接手的案子，就没有办不成的。我得罪的人更多了，收到的威胁信也堆了厚厚一沓，但我不在乎。因为我知道，我身后站着的是法律，是正义，是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我不再是供销社那个孤独的仓库管理员，我成了一名真正的经济卫士。我手里的武器，不再是步枪，而是国家的法律法规。我的战场，不再是边境线，而是纷繁复杂的市场。

　　我依然用着那个军用水壶，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它擦得锃亮。它时刻提醒着我，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原则和底线，又在哪里。

　　 第7章 岁月的尘埃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间，十几年过去了。

　　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了每一个角落，曾经不可一世的供销社，渐渐地没落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各样的个体商店、私营企业和大型超市。而工商局，则从一个无人问津的清水衙门，变成了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核心部门，变得越来越重要。

　　我也从一个普通的科员，凭着一股子拼劲和过硬的业务能力，一步步被提拔为副科长、科长。我鬓角已经染上了风霜，但腰板依然挺得笔直。我手下带出了一批精明强干的年轻人，他们都敬畏地叫我“林科长”，私下里，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黑脸包公”。

　　这些年，我查处的案子不计其数，得罪的人也如过江之鲫。有半夜往我家窗户扔石头的，有写匿名信威胁我家人的，甚至还有人当面把一沓钱摔在我桌子上。但我从未动摇过。淑梅也从最初的担惊受怕，变得越来越从容。她总说：“我相信你。你做的是对的事，邪不压正。”

　　有了她的支持，我便无所畏惧。

　　而关于供销社的那些往事，早已被我封存在了记忆的角落，如同那本已经泛黄的调令。王德海主任，听说后来因为经济问题被免了职，提前退了休。而老马，则在供销社改制的大潮中，办理了内退，回家抱孙子去了。我们偶尔在街上碰到，也只是客气地点点头，再无多余的话。

　　我以为，我和钱胜，这辈子都不会再有交集。直到那一天。

　　那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审阅一份关于打击传销的案卷，秘书敲门进来，说：“林科长，外面有个人找您，说是您的旧识，叫钱胜。”

　　听到这个名字，我的手不由得顿了一下。十几年的岁月，几乎已经磨平了我对这个名字的所有情绪。我抬起头，平静地说：“让他进来吧。”

　　门开了，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他比我记忆中胖了许多，头发也有些稀疏，穿着一身不太合身的西装，脸上堆着谦卑而局促的笑容。他手里提着一个果篮，小心翼翼地放在我的桌角。

　　“林……林科长，您好，您好。”他搓着手，腰微微弯着，再也没有了当年那副不可一世的模样。

　　我看着他，一时间竟有些恍惚。岁月真是一把无情的刻刀，把每个人都雕刻成了陌生的样子。

　　“是你啊，”我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找我有什么事？”

　　“哎，哎。”他拘谨地坐下，只敢坐半个屁股。“林科长，我……我是来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的。想开个小饭馆。听说这事儿归您管，就……就想着过来拜访一下您。”

　　他说着，眼神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

　　我明白了。他这是怕我记仇，给他穿小鞋。我拿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水，淡淡地说：“办执照，有专门的窗口，按程序走就行了。只要你的材料齐全，符合规定，谁也不会为难你。”

　　我的语气很平淡，不带任何个人感情。我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钱胜的脸上，露出了极其复杂的表情。有尴尬，有羞愧，还有一丝如释重负。他沉默了半晌，才抬起头，看着我，鼓起勇气说：“林科长……当年的事，是我不对。我年轻气盛，不懂事，给您……给您添麻烦了。”

　　这是我从未想过的道歉。迟到了十几年的道歉。

　　我看着他，心里没有一丝报复的快感，也没有原谅后的释然。只有一种淡淡的沧桑。当年的那场风波，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同样在他的生命里，留下了印记。

　　“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摆了摆手，“人总要往前看。你开饭馆，是自食其力，是好事。只要你合法经营，诚信为本，工商局不仅不会为难你，还会支持你。”

　　说完，我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通了注册大厅的号码：“小王吗？外面有个叫钱胜的同志要办执照，你接待一下，按照规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把政策给他讲清楚。”

　　挂了电话，我对钱胜说：“去吧。有什么不明白的，就去问窗口的同志。”

　　钱胜站起身，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谢谢您，林科长。谢谢您的大人大量。”

　　我没有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他走到门口，又回过头，犹豫了一下，说：“林科长，我姐夫……他前几年中风了，现在半身不遂，话也说不清楚了。他时常念叨，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地刺了一下。那个曾经意气风发，把我骂得狗血淋头的王主任，如今也只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知道了。”我低声说。

　　钱胜走了，办公室里又恢复了安静。我看着窗外，夕阳正缓缓落下，给这座小城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金色。当年的恩恩怨怨，在十几年的岁月尘埃中，早已变得模糊不清。谁对谁错，似乎已经不再重要。我们都只是被时代洪流裹挟着前进的普通人，在各自的命运轨道上，留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

　　那辆永久牌自行车，最终也不知道卖给了谁。但它却像一个命运的扳道工，把我的人生，引向了一个更适合我的方向。现在想来，我或许，还应该感谢它。

　　 第8章 那壶老酒

　　一晃，就到了我退休的日子。

　　局里给我办了一个简单的欢送会，刘局长已经退居二线，新上任的年轻局长握着我的手，说了许多感谢和挽留的话。同事们围着我，说着祝福，眼神里满是真诚的敬意。我看着这些朝夕相处的面孔，心里充满了温暖和不舍。

　　我把办公室里所有的文件都整理好，分门别类地交给了接替我工作的年轻人。最后，我拿起桌上那个已经跟随我几十年的军用水壶，用一块软布，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壶身上的绿漆已经斑驳脱落，露出了金属的底色，但那颗红色的五角星，依然鲜艳。

　　抱着水壶走出工商局大门的那一刻，我回头望了一眼这栋我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办公楼。阳光正好，金色的光辉洒在“为人民服务”几个大字上，熠熠生辉。我突然觉得，我这一辈子，虽然有过波折，有过委屈，但终究是没有辜负这五个字。

　　回到家，淑梅已经准备好了一桌丰盛的饭菜。她没有说什么祝贺我退休的话，只是像往常一样，给我盛好饭，递到我手里。

　　“尝尝这个红烧鱼，今天买的特别新鲜。”她笑着说。

　　我吃了一口，点了点头：“好吃。”

　　我们俩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吃着饭，像过去的几十年一样。吃完饭，我主动收拾了碗筷。淑梅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忙碌的背影，忽然开口道：“向东，你后悔过吗？”

　　我洗碗的手停了下来，水流哗哗地响着。我知道她问的是什么。

　　“后悔什么？”我转过头，看着她。

　　“后悔当年在供销社，为了那辆自行车，得罪了那么多人，把自己弄得那么狼狈。”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心疼。

　　我关掉水龙头，擦干了手，走到她身边坐下。我拿起那个放在茶几上的军用水壶，摩挲着它冰凉的表面。

　　“说实话，当时是挺难受的。”我缓缓地说，“感觉自己被全世界抛弃了。也曾怀疑过，自己坚持的那些东西，是不是一文不值。”

　　我顿了顿，看着淑梅的眼睛，继续说道：“但是，现在回头看，我不后悔。一点也不。如果时间倒流，回到那天下午，面对钱胜的白条，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因为，如果我那天退缩了，妥协了，我就不再是我林向东了。我可能会在供销社安安稳稳地干到退休，或许还能当个不大不小的领导。但是，我心里这根弦，就断了。我晚上睡觉，可能就再也睡不安稳了。”

　　“是那件事，让我真正看清了自己。也正是因为被调离了那个不适合我的地方，我才在工商局找到了真正能发挥我价值的战场。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它给你关上一扇门，往往是为了给你打开一扇更合适的窗。”

　　我把水壶递给淑梅，说：“你看它，跟了我一辈子。它装过井水，也装过茶水。它在部队里，代表的是纪律和生命。到了地方，它提醒我，做人要有原则，要有底线。它就像我这个人一样，外表磕磕碰碰，不好看，但里面是干净的，是正直的。这就够了。”

　　淑梅接过水壶，紧紧地抱在怀里。她的眼眶湿润了，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向东，”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你就是我这辈子，最骄傲的选择。”

　　窗外，夜幕已经降临，华灯初上。我搂着淑梅，心里一片宁静。

　　我的一生，就像这壶老酒，初尝时辛辣苦涩，甚至有些呛人。但经过岁月的沉淀，再细细品味，却能感受到那份醇厚、那份甘甜，那份坚持原则后的无愧于心。

　　1978年的那场调动，确实改变了我的命运。但它没有改变的，是我作为一个军人、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这就够了。

　　本文标题：1978年我转业到供销社任职，因触犯人被调到工商局，命运由此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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