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站厅看见他的时候，雨还在玻璃顶上轻轻落着，走廊的白光像被水稀释，亮得冷。

　　他推着自行车，灰蓝色的雨披把肩膀遮成一个小小的山，水顺着帽檐往下跳，鞋口泥色，眼里是一路风里留下的红血丝。

　　他没看见我，先看门口那台自动售票机，像这是城市里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可能给他一个问题的地方。

　　我叫了一声“爸”。

　　他哆嗦了一下，像有人把他的肩膀从另一个风里拉回来，抬头的时候眼神不好意思又坚定，像走了一段路不上不下的心终于到了一个台阶。

　　“你怎么过来了？”我问。

　　他把雨披掀开了一角，我看见自行车后座捆着一个旧布袋，袋口露出一点白色的纸角，像是被雨咬过的牙印。

　　“骑过来的，”他像报告一个成绩，“六十里。”

　　我没说别的，往前两步，把他自行车的把手接过来，停在站厅玻璃墙下。

　　他看着我的动作，手在雨披里找一个像钥匙一样的东西，找半天没找到，最后把布袋提起来放在地上。

　　“我想让你们帮个忙，”他说，声音压得很低，“借点钱。”

　　我没有马上问多少，站厅里一列车刚进站，轰鸣像从地下拐角抬起一口沉锅，不爆，只是沉。

　　我朝旁边柜台比了一下，示意他先坐。

　　他坐下的时候雨披碰到椅子的塑料边，那一下被高音烫了一下，轻巧而脆。

　　“两万五，”他说，把布袋拉开，里面是一个用旧报纸包起来的木盒，盒子上贴着透明胶带，胶带下压着一张窗口取号的号码纸，“不是给我用，有急事。”

　　我没问急事是什么，拉过来一张纸巾放在他手边。

　　他抿了一下嘴，喉结滚了一下，像吞下一口没彻底咬碎的东西。

　　“别怪我来找你，”他说，“小江他那边我不想叫他难堪。”

　　我看着他湿的鞋子，水顺着鞋边往地砖上淌，一条小小的河，一会儿就能被隐形地拖把吃掉。

　　“你先把雨披拿下来，喝点热水，”我说，“钱我有。”

　　他手抖了一下，动作像被一句话捏住了某种肌肉。

　　他说“我知道你们日子也不宽裕”，声音里突然有一个皱褶，像旧裤腿膝盖位置那道一辈子也抚不平的折。

　　我没有回应他的评估，打开包，取出便携保温杯，拧开，水汽淡淡飘上来，掺进站厅的冷里，像给一片白光里滴了一点汤。

　　两天前，我在小江的手机里看到“常用同行人”的名单，他备注了一个叫“小安”的名字。

　　那是一个车票平台的页面，一列列姓名像数据库里的细胞，“小安”的名字前面有一个星标，系统自己生成的，代表频率高到可以被算法记住。

　　我没有马上质问，只是把那个页面拍下来，像在无声的法庭上把一张照片放进证据夹。

　　我不是善良，我是不喜欢脏。

　　我把时间当硬币投入，换靠近；如果投过去发现那口井是黑洞，我会拿回硬币，拿回我的木盒，拿回我自己。

　　那天夜里，雨也在下，但我没有开灯，客厅的走廊白光从厨房门缝溢出来，像一个黑白交替的山洞，外面是雨的黑，里面是冰箱亮灯的白。

　　他回来得很晚，门开的时候手上有酒味，酒是小餐馆里那种便宜的高粱，闻起来有一股火焰被水冲弱的味道。

　　“加班？”我问。

　　他把外套挂在椅背上，肩线弧度像一条不太愿意被看见的曲线。

　　他说“客户饭局”，拿出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亮起来，显示今天的步数，数字比平常多出一个小峦。

　　我没有问客户是谁，也没有问饭局和谁，沉默是审讯，沉默是我给他保留脸面以便他自己把脸放到桌上来。

　　他习惯在这种场景里主动提供一个信息，不是完全诚实，但也不完全撒谎，这是他维护家庭秩序的方式。

　　“我们项目组新来的一个小朋友，”他说，“叫小安。”

　　我的喉咙里有一个小小的笑，没发出来，像把柠檬挤成汁之前先在手里滚一滚。

　　“你常跟她一起出差？”我把眼睛落在他的手机屏幕上，没有动作，只有两个字的重量。

　　他看了一下我，像在对一个审问做出应对：“都在一个组。”

　　我把拍下的页面打开，给他看，“常用同行人，小安”，名字旁边的星像在屏幕里炸了一个小小的光点，又很快被我的冷眼压下。

　　他不说话，喉结哽了一下，眼睛往左下角偏了偏，碰了一下茶几角的反光。

　　“说清楚，”我说，“我不当众撕，但你别把纸面变成抹布。”

　　他的手摸了一下手机边缘，像那是一个安全栏杆。

　　他终于承认：“她跟我坐一个车次，方便。”

　　“方便是什么单位？”我问，“省几分钟，还是省油钱？”

　　他没有给出单位，像一个没有量纲的词，漂在空里，没有重量。

　　雨打着窗，唰唰的声音像一列慢车。

　　我们结婚九年。

　　婚龄是一个数字，但每一年的切面都不同，有的面是甜的，有的面是苦的，有的一面被水泡过，拿起来的时候软得毫无骨头。

　　我们没有孩子。

　　不孕这个词从医院出来，落在家里是一个质问，我们把这个质问用生活塞满，锅里的面，碗里的汤，柜子里的石榴，用物走过那些空着的日子。

　　他也知道这个空，他在里头跑过很多次，一直没能跑出那个黑洞。

　　“她跟你在一起是安全感？”我问，用第三者的词，让这个词自我审判。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一个短暂的亮点，像有人在山洞里突然拿起了一个手电，照到一块湿石。

　　“她说我跟她说话像灯，”他说，“不刺眼，又看得清。”

　　我笑了一下，但不是嘲笑，是在想灯这个比喻，灯泡不歪它就不闪，婚姻像房间的灯泡，别人来借光，借到的都是不付电费的部分。

　　我低头，拿起手机，把合同模板打开，那是一个我常用的工作文件，合同不上桌，心就散。

　　“晚上十一点你才回来，”我说，“明天上午你跟我一起去公司，就把这件事说清，我在场。”

　　他愣了一下，像被喊集合。

　　“你要怎样？”他问。

　　“这不是怎样，”我说，“这是规则：公开呈现，冷对峙，三人会谈，价值宣示。”

　　他沉默了几秒，肩膀放下来一点，像把一个背着的包卸到地上。

　　“我没做错什么，”他说，“就是同事。”

　　“你要签还是不签，”我说，“签的是你对家庭的忠诚和边界。”

　　第二天我煮了面，鸡蛋在锅里一圈一圈地转，水开的时候泡把边缘薄薄地亲了一下。

　　桌上有一盘石榴，我把它掰开，红色的籽像一颗颗放在碗里的灯，灯泡小，灯光多。

　　他拿起筷子，筷子头在碗里停了一下，像要敲一个节拍但不敢。

　　我把一张纸放在桌上，A4纸，白得冷。

　　“忠诚义务，”我说，“共同财产，重大开支，违约责任。”

　　他看着纸，像看着一面镜子，镜子里是他和他用力维护的那点柔软。

　　“你做法务，”他说，“连家也要签合同？”

　　“生活像法庭，处处留证，”我说，“我不是把私事公有化，是把边界可证据。”

　　他夹了一口面，面上的汤在筷子上滴下来，滴到桌子上印出一个小小的圆。

　　“我去公司跟你见她，”他终于说，“你别为难她。”

　　“克制不是恩赐，是义务，”我说，“我不会当众撕，我只问三件事：频率，开支，边界。”

　　公司的咖啡区，灯很亮，但不刺眼，走廊的白光在玻璃上反射，像一条强光的河。

　　小安来了，她穿浅色的衬衫，头发扎成一个低低的马尾，眼睛里有那种刚入职场对光的好奇与警惕。

　　她坐下之前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小江，眼睛里的亮是“明亮”，不是“闪躲”。

　　“我叫江太太，”我说，“你可以叫我姐姐。”

　　她点头，手指在杯子上碰了一下，像是把手放到一个温度可知的地方。

　　“我们先讲清对象，”我说，“你和小江，工作关系还是生活关系。”

　　她抿了一下嘴，很短的一个动作，像把一个词快速从舌尖送到喉咙。

　　“工作关系，”她说，“但我在他身边有安全感。”

　　她坦白，我欣赏坦白，坦白是线，不乱。

　　“安全感来自什么？”我问，“灯？”

　　她微微笑了一下，像让这句话落地，“他说话的时候不急，不压人。”

　　“你们常一起出差，”我拿出纸片，“平台的常用同行人，把你标成星。”

　　她看了一眼，是惊讶，又是真诚的不好意思，“系统会记。”

　　“系统会记，家庭也要记，”我说，“你们一起的出差，费用如何分摊？酒店怎么安排？有无私人开支？”

　　她没有躲，“都按公司报销。”

　　“有没有私人支付，餐饮之外？”我问，“比如礼物。”

　　她摇头。

　　小江开口了，“我没给她买东西。”

　　我记下，“频率事实，开支事实，边界事实。”

　　边界是什么？我看着小安，“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你们是否共处私空间？”

　　她摇头，眼神干净，“没有，我住女同事房间。”

　　她再看我，“江哥对我来说像一个在黑的地方的白光，站在一起就有方向。”

　　她的词是年轻的，是明亮的，我把它们放在我的笔记里，用另一种语言译过去：合理的职场心理依赖，风险控制点是频次和私下接触。

　　小江看着我，像在求一个裁决：别把灯拆了。

　　我把纸推过去，“合同不是拆灯，是换灯泡，如果它开始闪。”

　　“条款，”我说，“共同财产，重大开支，忠诚义务，违约责任。”

　　“忠诚的定义是——不与第三者建立超越职场的亲密关系，不隐匿与第三者的频繁接触。”

　　“违约的后果是——财务处分，婚内分居，公开解释。”

　　小安看着纸，眼睛里有一种对成人世界的严肃的敬畏，“我明白。”

　　我没有要求她在纸上签字，这是我们夫妻之间的合同，但她的在场是证人，她的诚实是我们的初期修复。

　　我用这三人会谈搭了一个架子，把这个事情从“情绪”的河，架到“规则”的桥上。

　　我不是善良，我是不喜欢脏。

　　咖啡区的门开了一下，外面走过一个送文件的小伙子，鞋跟在地砖上敲了两下，像提示该结束。

　　我和小安交换了一个礼貌的微笑，礼貌是城市人之间的安全绳，不解绳，但也不缠。

　　“谢谢你来，”我对她说，“以后出差，你可以和女同事一起安排，不必跟小江同车。”

　　她点头，像是从一个密度高的空气中松了一下。

　　我和小江坐在车里回家，雨停了，路灯把水上的影子拉成长长的亮线。

　　他握方向盘的手指松了又紧，整车的音乐很低，像一个心跳被车速调慢了。

　　“你是把爱情写成合同的人，”他忽然笑，笑里有一点无奈。

　　“我不写爱情，”我说，“我写边界，爱情乱，边界清。”

　　“你会不会把家变成法庭？”他问。

　　“家本来就是法庭，”我说，“处处留证，锅可以是证据，面可以是证据。”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累。”

　　这句“我累”是他这几年常用的沮丧词，负担，黑洞，我都听过。

　　“累不是许可，”我说，“累不是违规的通行证。”

　　他没有说话。

　　晚上我煮了汤，骨头汤，白菜和粉丝，汤色清，暖。

　　他吃了一小碗，眼睛里那种浮着的疲惫，像汤面上那层薄薄的油，白光里可以看见。

　　“明天爸可能来城里，”他说，“电话里说要办点事。”

　　我看着他，“他说了什么？”

　　“没说具体，”他转头看着窗外，“就是有急事。”

　　第二天的中午，我收到他的父亲的电话，声音在电话里有一种风过麦子的沙沙。

　　“我骑过来，”他说，“在站厅。”

　　我去站厅的时候雨刚刚下过，屋顶在滴。

　　他坐下，喝了水，他把那张借条拿出来，是一张用老式收据纸写的借款说明，字是他自己写的，笔画很直，每一笔都是从头到尾的老秧。

　　“两万五，”他重复了一遍，像把这个数字讲给自己听，“你有就先借给我，回头我再还。”

　　“你先讲用途，”我说，“我给钱也要知道去向。”

　　他把盒子里的证券夹打开，里面是一张医院收费单，一张诊断书，还有一张乡里政府的通知单。

　　“邻村的老杨媳妇得了肿瘤，钱不够，”他说，“我想先借给他们周转。”

　　我愣了一下。

　　我的第一反应是“动机”。不是他需要，是他借给别人，这是一种代际的“面子和道义”。

　　“你自己呢？”我问，“你骑六十里来，是为了别人？”

　　“他们家男的在外地打工，”他说，“老太太没有关系，我跟她打过招呼，都是一个队出的，不能看着她没人帮。”

　　我看着他胸前的玉坠，玉坠是他年轻时上城里打工那个年月买的，圆，不值多少钱，但一直挂着。

　　那块玉坠在站厅白光里反射了一点光，像把他身上那点古老的秩序照了出来。

　　我把借条拿过来看了一眼，纸上的“二五零零零”字清清楚楚，旁边还有“若逾期，每月按银行利率加收利息”的字样，是他去镇上的人家借款常用的格式。

　　“你带钱袋了吗？”我问。

　　他摇头，“没有，我以为你可能没有这么多。”

　　我打开包，取出我的银行卡，转账两万五给他，在图标上按守则输入密码，屏幕上那一串数字从冷白变成一条绿色的线。

　　他看着那条线，眼睛里有一种突然亮起来的东西，老泪在眼眶里转，像有雨要把眼里那条河填满。

　　“我不是来骗你们，”他说，声音很细，“我往来都是公开的。”

　　我把手机放起来，“我给，你要出具借条。”

　　他点头，手在袋子里摸纸笔，手抖得厉害，笔还没碰到纸，眼泪先掉了下来，在纸上落了一个圆，很快扩散成一个浅色的花。

　　他抬起手背擦了一下眼睛，“老了，眼睛不争气。”

　　我把纸拿到手里，“我来写，您签字。”

　　借条很简单，借款金额，用途，借期，利率，双方签名。

　　我把用途写成“用于慈善性救助周转”，把借期定在三个月，把利率写成“零”。

　　他看着“零”，摇头，“不能零，规矩是规矩。”

　　我抬眼看他，“爸，这不是规矩，这是家。”

　　他把口袋里的印章拿出来，是一个小小的橡皮章，他自己做的，按上去的时候手才稳定了一点。

　　印章红色，纸上一个红的圆，像石榴籽。

　　他签下自己的名字，笔画还是直，每一笔都是一个老人的坚持。

　　我让他把卡里的钱取出来放进盒子，他把盒子放回布袋，动作很慢，像把一个心放回一个老箱子。

　　“我这辈子见过许多钱走来走去，没见过钱这样走，”他说，“不吵，不闹。”

　　我笑了一下，“钱少一点声音才干净。”

　　他看着我，“你这孩子干净。”

　　我没有接这个词，我不是善良，我是不喜欢脏。

　　回家的路上，雨停了，阳光把路边的水洼照得像碎玻璃，发光但不刺。

　　我在公交车上感到一个短信震了一下，是小江发的，“你见到爸了吗？”

　　我回“见到了”。

　　他立刻又发一个，“他借钱是啥事？”

　　我把来回的内容简简单单说了一句，“周转救助。”

　　他没有再发。

　　晚上，他回家，带了一袋馄饨。

　　他把馄饨放进锅里，锅里水开的时候声音像列车进站的低语，雾气上去，灯泡的光就软了。

　　我们坐下吃，桌上有一盘石榴，红得很实在。

　　他夹了一个馄饨放在我的碗里，“你今天做得好。”

　　我抬头看他，“贷款不是奖牌。”

　　他知道我的语域，知道这句话里有一道隐藏的刀锋。

　　他低头，“我是说你处理得干净。”

　　“干净不是对外，是对内，”我说，“我们家有自己的规则。”

　　他点头。

　　“那件事，”他说，又把话题拉到小安，“今天公司有人看见我们谈话，有说法传出去。”

　　“什么说法？”我问。

　　“说你来公司给我上家法，”他笑了一下，笑里有一点苦，“你成了法务的样子。”

　　“我就是法务，”我说，“克制是义务。”

　　他夹了两个馄饨，筷子换了一下位置，手背上的筋像一条条细绳。

　　“她给我发消息，”他突然说，“说谢谢。”

　　“她用的词？”我问。

　　“明亮，”他说，“她说你讲话让她明白什么是边界。”

　　我点头，“年轻人要知道灯泡的瓦数。”

　　“你需要签字，”我把合同拿出来，“我们昨天说的，今天落地。”

　　他把手擦干，拿起笔。

　　“共同财产，”我读出，“重大开支——超过一千需双方商议；忠诚义务——不与第三者建立超越职场的亲密关系；违约责任——公开解释，书面承诺，财务处分。”

　　他写下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在纸上不像他父亲那样直，笔画有一些圆，像这人只有到某个时候才直。

　　我也签了我的。

　　这不是仪式，这是工具。

　　签字之后，空气里那种紧张的拉丝突然断了一下，又在另一个地方接起来，一条看得见的绳子。

　　第二天，他的手机一早发来一个截图，是平台的“常用同行人”页面，星标取消，他自己加了备注“避免误会”。

　　“这样像在惩罚她，”我回，“别过度。”

　　“我也要给你证据，”他回，“行为改变是可观察的。”

　　我在公司忙到午后，收到父亲的一条短信，“钱到了。”

　　后面是一串简短的描述，“他们家已经安排住院，感谢。”

　　我忽然想起他借款时的红色印章，石榴籽一样的红，像在一个老农民的胸膛里亮了一下。

　　晚上我们去看父亲，他坐在窗边别的屋里，窗外的灯把他脸照成两半，一半明，一半暗。

　　他拿出一个玉坠，是他一直挂的那块，“你们还记得它？”

　　“记得，”我说，“年轻时买的。”

　　“今天路上它帮了我，”他笑了一下，“我遇到一段下坡，车轮有沙，它滑了一下，我把手按在坠子上，像按住了不稳的心。”

　　我们没笑他的比喻，我们家的语言里，物是可用的句子。

　　他又说，“我那会儿想，你们这代人规矩多，我们那代人面子多，面子是规矩的表面。”

　　我点头，“代际不同，底色一样。”

　　他看着小江，“你们之间的事我不懂，你们不要吵，站在那些白灯下面，把话说清。”

　　我们的家在这些灯下面，灯白，白有时候冷，但也明。

　　一周后，小江的工作上变化，他被调去另外一个项目组，频率降低，出差也变得少。

　　他发来日程，发来报销单，发来每一次晚饭的收据图，像他在给我一个记账本。

　　我没有每一次都回复，只在某些节点给一个“收到”。

　　某天夜里，他在厨房把锅洗得很干净，锅面亮得像镜子，他看着那面，像在看一个不怎么会说话的东西，却理解了它无声的诚实。

　　他拿出一个小盒子，里面是一个细细的银戒，简单，没有花。

　　“这个不是求婚，”他说，“是说明书。”

　　我看着他，“说明书是什么？”

　　“我处理我的黑洞，”他说，“我现在不是跑，它是坑，我先围起来。”

　　这不是诗，这是他的真实，我听懂了。

　　我们这样修复，不是用甜蜜，是用条款，是用面，是用汤。

　　父亲打来电话，他的救助对象家属送了他两条土鸡作为感谢，他在电话里笑，“鸡跑得快，我追不过，它们以为我要抓它们吃。”

　　我们笑了。

　　“你们来吃吗？”他问，“我做汤。”

　　汤，这个词在我们家是一个旧的灯，每次亮都不刺眼。

　　我们去他家，土鸡汤清，汤锅在灶上滚，白雾掀起来，像列车开过一个小坡。

　　他把玉坠解下来，把它挂在灶旁的钩上，小心。

　　“不要让油溅到它，”他说，“它有灵。”

　　我搬一把椅子坐在门槛上，看雨从屋檐下跳下去，一颗一颗，像石榴被掰开，籽掉在地上又无声。

　　“借条你放好了？”我问。

　　他点头，“盒里。”

　　小江坐在灶旁，他把火调小，火色红，像一串细的石榴籽。

　　饭后我们回家，路上有一段黑的路，没有路灯，像一个山洞。

　　小江在我身边，肩线不再像那段紧张的弧线，它放下来，正常，像一个城市里的桥的弧度。

　　“你觉得我们开始好了？”他问。

　　“开始不是好了，是开始遵守，”我说，“规则是我们共同的灯泡。”

　　他笑，“你这人一直在讲灯泡。”

　　“灯泡可更换，”我说，“夫妻关系的灯泡，如果坏，就换，不是拆掉房间。”

　　他突然握我手，很轻，像怕惊动什么东西。

　　“谢谢你受我，”他说。

　　“不是受，”我说，“是一起撑建筑。”

　　那天晚上我收到一条短信，号码陌生。

　　“江太太，我是小安，”短信简单，“我辞职了。”

　　我盯着那三个字，“辞职了”，它们在黑色的屏幕上像三粒白的石榴籽，简单，干净。

　　“祝你顺利，”我回。

　　她很快又发一条，“感谢你教我边界。”

　　我没说别的，关掉手机，让黑溶进房间的白。

　　第二天清晨，我收拾床头柜的时候看到小江放在那里的一颗玉坠，是父亲以前送他的，一直没挂。

　　“你什么时候挂这个？”我问。

　　他看了一眼，“今早开始。”

　　玉在他的胸前震了一下，像一个老秩序被一个新规则贴在了人身上。

　　一段时间过去，行为改变的证据我收集得很平静。

　　他每一次开支超过一千，都会在群里发票据，我看一眼，然后在清单上打一个点，点连起来，像把一个路线从地图上画出来。

　　他从某个晚上开始主动在餐桌上问我，“明天你要不要汤？”

　　汤这个词在我们家变成一个密码，它不是问天气，是问关系的温度。

　　父亲来一次城里，他坐在我们家沙发上，敲着他的腿，手背上的静脉像一条老河。

　　“那借的两万五，”他说，“对方家已经还了一万，剩下的他们说慢慢来。”

　　“慢慢来，”我说，“可以。”

　　他拿出一张新的收据贴在我的手上，“你要不要复印保存？”

　　我笑了，“我会拍照。”

　　他问我，“你们现在好？”

　　小江看我，我看他，我们都点头。

　　父亲忽然说，“我走六十里来找你借钱那天，我心里像把石榴掰开，一半是酸，一半是甜。”

　　“酸的是怕你们觉得我不当，甜的是我知道你们会给。”

　　我看他，“这两个半在一起是生活。”

　　父亲笑了他的古老的笑。

　　一天夜里，他打电话，说他在哪里摔了一跤，车滑掉一条皮，他站起来，拍拍屁股。

　　“没事，”他笑，“这条路我走多了。”

　　我们笑，但心里紧了一下，路的黑有时候不看脸。

　　他又说，“小江，你妈叫你回去一趟，家里有点事。”

　　我们第二天就回，他妈拿出一个旧的箱子，里面是父亲年轻时的票据，粮票，油票，几十年的纸的脑。

　　她把那箱子放在桌上，像把一个时间的锅端到我们面前。

　　她说，“这些东西现在没用了。”

　　我把箱子翻了一下，看见里头有一张很旧的病历卡，有一个名字，旁边写着一个难字。

　　“谁的？”我问。

　　母亲说，“你的。”

　　我抬头，“我的？”

　　她笑，“你小时候名字写错了一次，医生把你的病卡里写了一个难词，我一直留着。”

　　我们笑。

　　箱子里还有几张借条，几十年，父亲一直借，一直还，一直给人借。

　　那天夜里，大家坐在屋里，灯泡白，白得像饭的米。

　　我们用这些纸讲了很多故事，故事里有面，有泪，有汤。

　　一切变得缓和，这是规律。

　　在最易爆点，我学会沉默与旁观，沉默不是逃，是我的审讯；旁观不是冷，是我的温。

　　那天之后四个星期，行为改变的证据更多了，他开始把他每一次出差的同行名单发给我，写上“不与陌生女性同车”，不是我要求的，是他自己加的条款。

　　我们家里的锅也开始有了新的声音，他下班回来把锅洗了，锅面的亮在白灯下像一个正常的星。

　　他开始把买石榴的频率下降，理由是“牙有点疼”，我笑，说“牙疼不是生活不甜的借口。”

　　我们这样过。

　　尾声来的那一天，是一个有雨的夜，站厅又一次有风从玻璃顶下来的响。

　　我收到一个短信通知，是某平台的推送，“常用同行人更新”。

　　我点开，名字一列，星标在一个名字旁边亮起。

　　标注——“小安”。

　　我看着那颗星，心里没有惊慌。

　　我打给小江，“你出差了？”

　　他在电话那头护栏边，风声里有车声，他说，“我们这次去的是不同的城市，系统错误把她也标了我的。”

　　“你在飞机上？”我问。

　　“刚下，”他答。

　　“我在家，”我说，“合同生效，违约责任，公开解释。”

　　他停了两秒，“我明天把行程发给你，把她的行程发给你，公开透明。”

　　“好的，”我说。

　　我挂了电话，坐在窗边，雨把玻璃上的灯拖成一条条的光带，像列车把夜拉长。

　　手机又震了一下。

　　是一个陌生号码，文字很短。

　　“江太太，我换工作去你们公司的上游供应商了。”

　　后面一个笑的表情。

　　“我们会再见。”

　　本文标题：65岁父亲骑60里车向儿子借钱，儿媳给25000元，他感动的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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