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幕上的梧桐区，弄堂里的马桶，《菜肉馄饨》里的上海，你认得不

　　文 |洛神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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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初冬，我接到个挺有意思的电话。

　　大学死党老周在电话那头喊，“哥们儿，你那本《人生，就是吃好每一碗馄饨》借我用用，我们拍电影当道具！”他说新片叫《菜肉馄饨》，讲上海爷俩的故事，正缺本有生活气的书当背景。

　　我二话不说把书寄了过去，心里还琢磨，这书要是能在银幕上露个脸，也算跟上海的馄饨缘分不浅。

　　电影上映后我特意去看了，银幕上老汪和小汪蹲在厨房包馄饨，水汽氤氲里，碗柜上摆着块蜂花檀香皂，那是老汪亡妻素娟生前常用的。

　　看到这一幕我鼻子有点酸，素娟的戏份不多，但这块香皂像个沉默的信使，把夫妻俩的感情全兜住了。

　　后来主创访谈里，金莹说，“上海人表达感情就像馄饨，馅儿藏在皮里，汤里才有味道。”

　　这话我信，就像小汪给邻居高医生送馄饨，没说谢，可那碗热汤就是“自家人”的暗号。

　　上海人对馄饨的感情，真不是随便说说的。

　　查过上海档案馆的老报纸，1950年代的《新民报》写过，那会儿弄堂里常有馄饨担晃悠，竹梆子一敲，“馄饨，热乎的，”能把半条街的馋虫勾出来。

　　冬至夜全家围坐包馄饨，是老规矩，谁家有红白事，端碗馄饨过去，比说啥客套话都管用。

　　电影里老汪调馄饨馅，虾皮要选金钩的，葱姜水得分三次打进去，连小汪都嫌他“讲究”。

　　其实这讲究里藏着上海人的“灵子”，就像送馄饨给高医生，不能多送，一碗正好，汤里要卧个蛋，是“搭把手”的意思。

　　我想起小时候住弄堂，张阿姨借酱油总还新瓶，李伯伯帮修自行车，妈妈下次包馄饨准给他多放两个虾仁。

　　这种不用明说的默契，就是上海人常说的“拎得清”。

　　金莹说“馄饨不上台面却重情义”，太对了。

　　比起生煎的热闹、小笼的精致，馄饨更像上海人的底色，不张扬，但实在。

　　你去看电影里小汪失恋，老汪啥也没说，煮碗馄饨往他面前一推，汤里飘着葱花。

　　那碗馄饨下肚，心里再大的疙瘩，好像也能顺下去。

　　这就是上海人的温柔，藏在烟火气里，不声不响。

　　前阵子跟老周吃饭，聊起我那本遗失的书。

　　他挠着头说，“道具组搬家时弄丢了，实在对不住。”我倒没生气，反而觉得挺有意思。

　　电影拍的是上海故事，可上海本身就是本没写完的书，少一页两页，反而留了念想。

　　就像银幕上的上海，总在梧桐区的光影里晃悠，可真实的上海，不止有咖啡馆和老洋房。

　　银幕内外的上海

　　电影里老汪和素娟的婚礼在国际饭店拍的，水晶灯亮得晃眼。

　　可2018年上海台拍过个纪录片，镜头扫过进贤路的老弄堂，大清早阿姨妈妈们端着马桶往公厕走，木盆碰撞的声音能传老远。

　　这俩画面放一块儿，才是完整的上海。

　　查过上海市水务局的数据，2022年底中心城区还有3万多户用公用卫生设施。

　　我奶奶家以前就那样，早上倒马桶，晚上在煤炉上煮馄饨，日子过得紧巴，可邻里间借块生姜、递碗热汤，倒比现在住高楼热闹。

　　电影里老汪家有抽水马桶，那是导演的“理想上海”，弄堂里倒马桶的清晨，才是刻在骨子里的“真实上海”。

　　最有意思的是观众反应，影院里阿姨妈妈们打扮得比主角还时髦，讨论茅善玉当年唱沪剧的样子，指着银幕上的蒙德里安玻璃杯说，“我家也有个差不多的！”

　　猫眼数据说上海45岁以上观众占了62%，她们哪是看电影，是在银幕上找自己的青春啊。

　　沪语台词也成了热点，浦东观众吵“鳝鱼骨头”该叫“黄鳝骨头”，浦西的说“死鱼眼”得念“木知木觉”。

　　上海社科院去年报告说，现在小囡能流利说沪语的不多，可电影沪语版票房愣是超过了普通话版。

　　你看，不是上海人不爱说上海话，是缺个能让他们“说出口”的由头，比如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

　　电影散场时，后排阿姨说，“要是多拍点弄堂长镜头就好了。

　　”我倒觉得，留点遗憾挺好。

　　就像我那本遗失的书，虽然没上银幕，可它让我想起老周说的，“上海就像碗馄饨，汤凉了能再热，可味道永远回不到第一口。”

　　现在路过弄堂口的馄饨摊，我还会停下来要碗菜肉馄饨。

　　老板一边包一边哼老调子，竹筷在碗里一搅，虾皮、紫菜、蛋丝都浮起来。

　　这时候就明白，为啥《菜肉馄饨》能让那么多人共情，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碗自己的馄饨，藏着弄堂的吆喝、妈妈的手艺，还有那些舍不得被遗忘的上海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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