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诸君所看到的这篇宣言是由北大、人大、北师大文史哲等专业三十位博士联名签署，由北大学子执笔的大陆版《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是以，本文选择北大BBS哲学版作为首发地，不仅是出于对母校的尊重和敬意，也是对于北大哲学系光荣学统的继承与宏扬。 五十年前，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不久，在台湾的所谓“现代新儒家”发表了一份《为中华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此宣言由海外大儒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联名签署，执笔为唐君毅。这几位抱残守缺的老先生， 妄图挟洋自重，别子为宗，以所谓“存台湾以保中华”自许，故有此举。然而，其时的台湾被美国战略家公然称之为“美属福摩萨”，这份宣言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也就颇为令人怀疑，故而那也是一份苍白无力的宣言，与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隆隆炮声相比，与彭德怀元帅那一句“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的豪言壮语相比，与人民志愿军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视死如归的精神相比，这份所谓的“宣言”软绵绵的，假仁假义，倒像是几条哈巴狗在向洋大人摇尾乞怜。最近五十年来，中华精神太忙碌于现实，为了保国保种，为了反殖反帝，为了生存竞争，而忘却了返回自身，发明本心。而今，由于物质生活的改善，中华民族开始有了自由的心情来追求崇高的内心生活和比较纯粹的精神活动，一切天上人间的事物都将在中华精神回归自我的进程中被理性的网罗所覆盖。中华精神的自我回归，意味着一个新的黄金世纪的降临，接下来的一千年，人类将在中华轴心——这一神圣不二的三一体的牵引下，迈向天下大同的征程。任何类似于新近发生的阻挡她的企图，都将似螳臂挡车一般，在这一伟大的世界历史进程的车轮下被碾成粉碎！子曾经曰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大的名不正言不顺，莫过于我们的名字了，过去的两百年间，在一个中华轴心消逝的时代里，我们反而更加执着地自称我们为中华民族，自称我们为中国人，没有比这种名不符实更令人难堪的事了。这种难堪体现着我们民族的自负与自卑，今日的中国人无不带着这种深深地自负与自卑——自负是列祖列宗留给我们的，无可逃循于天地间，自卑是我们自己的，亦无可逃循于天地间。我们注定要在自负与自卑的矛盾中痛苦地崛起，打开这百年心灵的枷锁，在重建中华轴心的进程中，重拾自信与辉煌。中华精神的复归，就是自己为自己正名，中华精神将通过我们这一代人而复归于自身，而我们这一代人也将在精神上回归中华，用我们的一切一切来为中华正名，在重建中华轴心的进程中，达成自我的升华。中华精神以儒为宗，以道为本，而儒学之根在大陆，儒学之正统亦在大陆，而北大作为中国的最高学府，所传承的乃是数千年来太学之正脉，乃是中华学统之嫡传。从上世纪末的“炸馆”抗美事件到“四一六”反日大游行，再到最近的“圣火门”排欧事件，宣示着跨世纪的一代中国青年正在进入历史的舞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过去侵华之日，美日欧一个都不少，今天反华之时，也同样一个都不少，我们的力量将在抗美、反日、排欧的事业中不断地喷涌而出。然而，光有爱国的激情是远远不够的，如何让我们理性的声音传遍世界，才是至关重要的，才是真正有力的。我们，作为北大的哲学博士，作为在中国之最高学府攻读最高学问之最高学位者，将代表跨世纪的一代中国知识青年向祖国和世界宣告我们的追求和梦想，宣告我们振兴中华的决心和意志，宣告我们将不再满足于做一个游行示威的愤青，宣告我们一旦进入中国历史的舞台，我们便要做它的主角，而不是去给别人跑龙套。我们所代表的乃是一少年之中国，青春之中华，我们的力量，我们声音，四万万中华青年，决非五十年前台湾的那几个朽儒可同日而语。本宣言与其说是大陆版之《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宣言》，勿宁说是要吹响中华崛起之集结号，来唤起四万万中国青年之中华意识与中华梦；与其说是为中华文化向西洋人发生任何软绵绵的恳求与呼吁，勿宁说是向西方同龄人发出我们强有力的战斗檄文和世纪挑战书；与其说是为奥运圣火而发，勿宁说是为中华盛世而发。我们将要发出的是理性思辨与爱国激情交融在一起中华交响曲，是残酷现实与光荣梦想纠缠一起的历史进行曲，我们将踏着它的节奏前进，我们将踏着它的节奏热舞，我们将踏着它的节奏战斗。最后，本宣言共分三节，首以回家之隐喻开篇，回家只是一个隐喻，我们这一代人将要寻根追梦，认祖归宗，回归失落的中华家园，以求灵魂的安顿和人生的意义。我们就从这样一个隐喻开始我们的叙事，我们要回的家乃是中华，乃是我们的根，乃是我们灵魂安息的地方。次释中华三义，即中华之所以为中华乃在于她是人类社会之历史轴心、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这三者的统一构成了中华这一神圣三一体，此乃中华之真谛。次论重建中华，论我们这一代人将在重建中华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和使命，未来的中华轴心将以什么样的面目降临人世间。本宣言虽然如裹脚布一般又臭又长，然其要义无非中华二字，诸君观后，但知何谓中华，中华之所以为中华，吾辈又如何做一个真正的中华人，如是，便达到了本宣言的目的。

　　第一节回家感觉真好

　　中国的圣贤们从来不屑于标新立异制造出一些空洞的名词来忽悠普罗大众，也不汲汲于发明概念的游戏来获取思想的特权，他们总是亲切地将历史的故事和传说，做人的道理和原则，用朴素而优雅的语言，娓娓动听地向民众道来，四书五经是人世间最好的说教，有教无类是他们最好的标签。因为他们深知，一种思想、一种学说只有真正掌握了群众才成其为有力量的思想，否则就什么也不是，至多不过是痴人梦呓、自言自语罢了。这就是为什么时隔数千年以后，当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真的静下心来，认真阅读四书五经或是二十五史时，会在内心深处升腾起一种精神家园和历史家园的感觉，它是那么亲切，那么熟悉，仿佛一个中国人，当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这些文化的基因就已经被植入到我们的灵魂当中，我们并不缺乏它，我们只是没有感觉到它，没有发现它而已，它就像空气一样看不见摸不着，默默地存在于我们的生命之中。这种历史的根基感，这种精神的充实感，在世界上其它的民族那里是找不到的。正是有了这种根基感和充实感，我们的民族才没有宗教徒末日感的恐慌，才没有迷失于欲望的、存在着的虚无感。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近年来持久不衰的真实原因，国学和传统文化并未消失，只是被我们忽略了而已，从万事不如人的自卑感，到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豪情壮志，随着我们越来越自信，我们还会源源不断地发现它、理解它、创造它，从文化上回归自我，回归家园，回归中华，重新安顿我们的民族身心。其实，真要说起来，根本不存在什么国学热，也不存在什么传统文化热，甚至于我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华复兴、中华崛起等等也只是假大空的话题，我们所正在做的一切归根到底，勿宁就只有一件事——回家。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回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一种复杂而莫名的感觉，每年的春节，如果有心去车站、机场、码头去观察川流不息的中国人的脸，我们就会发现回家的感觉，写在每个人的脸上，都不一样，惟一相同的是他们都踏上了回家的归途，不管怀着什么样的心情，背着什么样的行囊，踏上什么样的行程，回家的感觉是一种真正幸福的感觉。那种亲情的召唤，那种自我的回归，那种灵魂的安顿，是任何金钱、物欲都不可替代的。而今天，我们整个民族都行进在回家的路上，不管我们是自觉地还是不自觉地，我们都被卷入到了这股历史的洪流之中。我们所要回归的那个家，是我们列祖列宗用自己的勤劳、智慧和血汗浇灌了数千年的美丽家园，这个家园就像那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一样，不但是人世间最美好的地方，也是一座历史的家园，一座精神的家园，是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安身立命的地方，它不是彼岸的虚设，而是实实在在的乐土，它不是虚幻的天国，而是人世间的天堂。它是独一无二的，它是无与伦比的，它的名字叫中华。作为历史家园的中华，它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这个永不消亡，从未间断的轴心，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中轴线，这个中轴线只有在我们的民族历史中才可以找到，从起点到现在，源起于文明的最初，贯穿于二十五史，承载于夏商周直至元明清的文化古迹，也必将要延伸到无限久远的将来。只有用中华这个历史轴心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坐标，我们才能写出真正的世界历史，才能真正的理解世界历史，才能写出真正的人类文明发展史，才能理解人类文明的进步史。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不会把发动所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名扣在德国人的头上，我们就不会把欧洲列强那场“狗咬狗”的战争叫做世界大战，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不会陷入历史的迷雾中不能自拔。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会发现把人类历史划分为所谓的“五朵金花”，是多么的荒谬，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会发现西方人把人类历史凭空从1500年载为两断是多么地用心良苦，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会对人类的前途和命运充满希望和信心，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会看明白中华巨轮的航程将要指向何方，有了这个历史坐标，我们就可以引领人类历史的潮流，为全人类导航。作为精神家园的中华，它是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这个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理性轴心，构成了人类理性的中轴线，这根中轴线也只有在中华文化中才能找到。这条由四书五经铺就的大道，在无数圣贤的心灵中展开，直达亿万先民的灵魂之中，它的名字叫道德理性主义。这种道德理性主义不同于源自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主义，也不同于盛行于世界各个民族的宗教理性主义，但是它却可以联结这两种理性主义，融摄这两种理性主义，超越这两种理性主义。这种道德理性主义是21世纪人类的救命稻草，是中华民族用几千年的智慧造就的医治当今世界种种问题和危机的良药，没有它，人类将在新千年中坠入黑暗的轮回。这种正在重建中的道德理性主义将不仅仅对中华民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整个人类来说，也是一个最后的希望。这种道德理性主义将成为人类社会的终极正义，成为人类良知的最高法院，一切过往的邪恶都将要在这里接受最后的审判，从第一个国际恐怖分子达-伽马到最新的大战犯小布什，从印第安人的种族大灭绝到史无前例的奴隶贸易，从鸦片贸易与战争到石油贸易与战争，这一切在西方所谓“国际法廷”宣告无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行，都将被上诉至道德理性的最高法院，接受最终的、最庄严的审判。科学理性主义可以为自然立法，宗教理性主义可以为灵魂立法，但只有道德理性主义才能为人类社会立法。作为地理家园的中华，它是人类社会的地缘轴心。这个地缘轴心就像一颗恒星，像太阳一样放射出文明的光芒，环绕在她周围的是一颗颗以她为轴心运转的行星。自华夏族立夏朝至于鸦片战争前的晚清，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这个历史性的世界记录，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可以挑战。中华——正如它的名字所界定的那样，是地处世界的中央而又最为繁华的地域。虽然，在过去的200年里，伴随着西方工业文明的兴起，这个地缘轴心先后逐步地向英国和美国转移。但是，在新世纪的今天，中华大地上所掀起的人类史上无与伦比的工业化浪潮，正在推动着中国向着地缘轴心的复归。人类社会的地缘轴心将跨越太平洋向中国转移，这已经不是一个会不会发生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何时将发生的问题，而是一个指日可待的问题，仅仅只需要一代人的努力，便已经足够。这个就连世界上最大的海洋都无法阻断的世界历史进程，又有什么人世间的力量可以阻止呢？当中华回归于地缘轴心之日，就将是中华文明的盛世光芒再次普照人间之时，与新千年的旭日一同升起的这一轮中华盛世必将远远超越以前的任何一个世纪，任何一个朝代。有朝一日，地球的每一个角落都将沐浴在中华文明的荣光之下，在它的巨大的牵引力作用下，向着人类社会的终极理想，向着天下大同或曰共产主义的彼岸，破浪前行。作为历史轴心、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的那个——中华，就是我们将要回归的那个家，这个家构成了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这个命名为中华的神圣轴心体，她在人类历史、精神和地缘的交汇处，散发出永远的清香，放射出永恒的光芒。自古及今，无数的人们倾慕于它的美丽，不远万里，前来朝圣或为客，我们总是慷慨大方的主人，礼仪之邦，只闻来学，不闻往教。也有无数的人带着一颗贪婪的狼子野心前来，想要夺取我们的家园，对于这些豺狼，迎接他们的不仅有那条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还有那修筑在我们内心深处、永远也不倒下的道德理性的长城。然而，他们都不知道，这个家园不仅仅是在建筑在那块神州地域之上的家园，而且是建筑在历史的轴心和理性的轴心之上的家园，这个家园是不可剥夺的，它可以被占据，可以被篡夺，但是它的最终所有权永远是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一旦我们真的下定决心要回家的时候，那些篡夺者将会发现，除了灰溜溜地让位之外，别无选择。过去两百年的历史，前一百年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步一步地被西方列强驱除出这个家园的历史，而后一百年是我们民族的无数仁人志士率领亿万人民奋起抗争，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回归这一家园的历史。在1800年的时候，西方列强已经用坚船利炮征服了中华民族以外的整个世界，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力量将我们驱逐出我们生存了数千年的家园，大中华帝国这个庞然大物，并不像四分五裂的印度那样软弱可欺，更不像非洲、拉美那样可以任意宰割，她构成了亚欧大陆、东方世界最坚固、最顽强的文明堡垒，作为一个道德理性主义的善良轴心，与扩张中的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所构成的邪恶轴心，在地球的东方与西方，相对而立。赖着上帝的福音，盛开的罌粟花帮了他们的大忙，西方人先是用鸦片的迷魂香麻醉了我们的祖先，然后是用枪炮驱逐他们，最后是用刀笔彻底地放逐了他们，中国这个历史的轴心被压缩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点——历史的起点，中国这个理性的轴心变成了专制野蛮的轴心，中国这个地缘轴心变成了被瓜分的轴心，就这样我们被放逐出了历史、精神和地缘的家园，中华不再成其为中华，鸦片的迷香、圆明园的火光、黄海的波涛、外兴安岭被切割的鸡冠，不仅仅是我们民族的切肤之痛，更是民族心灵深处的永恒创伤。也正是从那个时代开始，西方人凭空将世界历史从1500年左右拦腰截作两段，自己为自己加冕，将历史轴心的皇袍披在了自己的身上，建构了西方中心史观，以及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神话。与此同时，他们也不忘将理性轴心的殊荣加在自己身上，凭着从世界各地掠夺而来的巨额财富，西方人一下子从野蛮人变成了暴发户，最后从地底下挖出来一对名叫希腊、罗马的奸夫淫妇，认作干爹干妈，又从暴发户摇身一变而成了贵族，坐上了理性轴心的龙椅。至少从拿破仑时代开始，西方人对于中国这头沉睡的雄狮怀着深深地恐惧，因为西方人要窃取原本属于我们的东西，人世间最可宝贵的东西，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轴心、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这个神圣三一体的地位和权利。这一切都是在鸦片的迷雾中悄悄地准备，悄悄地进行着。如同每一个篡夺者都知道斩草除根的好处，除不尽便是养虎为患。征服、分裂、肢解中国的阴谋一次一次地摆上了西方列强的议事日程，直到义和团的抗争让他们意识到没有人能够用武力征服这占人类四分之一的生灵，觉醒的中国开始了回归家园的历程。但是也必须指出，迄今为止，西方列强仍未放弃分裂、肢解中国的阴谋。带着《辛丑条约》的枷锁，带着《马关条约》的脚镣，带着被折断的翅膀，带着累累伤痕，在孙中山、毛泽东等革命先辈的领导下，中国人开始了命运的抗争，向着失落的家园，向着中华的轴心，开始了漫长岁月的长征，回家的路程虽然历尽艰辛，困难重重，豺狼环伺，但是，赖着马列的利剑为我们披荆斩棘，降妖除魔，我们终究还是冲出了重重包围。伴着新世纪的曙光，我们终于发现，我们的家园已经不再遥远，胜利就在眼前，希望只在明天。今日的中国正处于回家之旅中最美好的时刻，我们还没有到家，但是却远远地望见了自己的家门！花未全开月未圆，这种幸福的感觉，这种快乐的期待，就是我们今日中国人最强烈的情绪。当然，行百里者半九十九，最后一段的旅程往往也是最艰难、最凶险的一段，我们切不可沽名学霸王，而是要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有“奋百年之余烈，策中华之雄风，荡九州之生气，开万世之太平”的雄心壮志。这是最后的斗争，尤如烧到99度的水，火灭了，一切前功尽弃，再加一把薪火火，激动人心的沸点也就来临了，这把薪火就是跨世纪一代的中国青年。从2008到2020年以前，这将是我们与西方列强最艰难、最关键的战略决战时期，能不能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打好这一仗，打开自己的家门，重建中华轴心，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考验，是对十三亿士商工农的考验。一百年的屈辱，一百年的奋斗，多少喜怒哀乐，多少恩怨情仇，都将在开启家门的那一刹那，化作一声发自灵魂最深处的声音——回家感觉真好！

　　第二节：何谓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

　　从上世纪末迄今，国人都在谈论中华文化、中华崛起、中华复兴，全世界也在附合我们的声音。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我们对于中华这两个字眼是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它作为我们这个共同体存在的象征与符号，饱含着我们真挚的情感，我们坚定的信仰，然而却似乎很少有人在内心真正地追问到底什么是中华？中华这个名称，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不单纯是一个概念的名与实的问题，这恰恰是当今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源所在。如果我们要对今日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求一个根本的解决和出路，而不是抱着实用主义的态度，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必须抓住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只要我们抓住了中华这个概念，认清了中华的含义是什么，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切问题也就纲举目张，迎刃而解了。中华，这两个神圣的字眼，是我们民族和文化的标签，它是一个象征，它是一个符号，也是一种至上的理想和信念，它是一个宣言，它是一个承诺，也是一个伟大的梦想和追求，这个梦我们的祖先追逐了数千年。这是一个协和万邦，为人类开万世太平的梦想，这是一个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梦想，这是一个无极而太极，后其身而身先、无为而无不为的伟大梦想。在我看来，一言以蔽之，所谓中华的含义即是指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那么什么是三位一体的中华轴心呢？其实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要回归的那个家，那个中华，是作为历史家园、精神家园和地缘家园的统一体，历史家园、精神家园和地缘家园，或者说历史轴心、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这三者的统一即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华轴心。三位一体或又译作三一体，是基督教牵强附会地用来指称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合为一体的概念，因而具备了宗教中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笔者借用此一术语，正是为了彰显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轴心、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之中华轴心的神圣性，重建我们民族的理想和信念，以及一种“旧邦新命”的中华世界观、价值观。那么，到底什么是历史轴心？什么是理性轴心？什么是地缘轴心？中华又何以成为人类社会之历史轴心、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呢？

　　一、论中华之为人类社会地缘轴心

　　中华二字，其字源意义上最初的含义，显然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概念，简而言之，大约就是处于大地的中央而又最为繁华的地方，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源自于我们先民们天圆地方的世界观，源自于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皆建都中原的历史现实。这种中华的理念，表现在《尚书》中“协和万邦”的追求、《春秋》中的“华夷之辨”、《周官》“五服”的礼制以及后来的朝贡体系当中。这种地理意义上的中华，它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它是一个地理轴心，也就是说它是整个大地的中央所在。第二层意义是它是一个地缘轴心，也就是说，它是整个天下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所在。作为地理轴心的中华随着天圆地方的世界观的崩溃而无法成立了，因为地球毕竟是圆的，也就是说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说自己是地球的地理轴心，所以作为地理轴心的中华，已经随着科学的进步而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而那作为地缘中心的中华也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先后让位于英国和美国，中国至少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失去了其作为人类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地位。但是地缘轴心毕竟不同于地理轴心，地理的轴心一旦当地球被证实是一个圆球，那我们就永远也无法重新建立起来了，这种纯粹自然意义上的、地理轴心的中华理念之崩溃已经无可挽回了。但是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上的地缘轴心的中华却是可以重建的，而且是早晚要重新建立起来的，尽管现在这个地缘轴心还在太平洋对面的美国，然而人类社会的地缘轴心正在加速度地向中华大地转移同样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地理轴心和地缘轴心意义上的中华，是中华的原意，是第一义的中华，它是一种自然空间的存在，一种自然地理的存在，但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文化空间的存在，一种社会地理的存在。如果我们将人类社会的地缘轴心界定为人类社会唯一或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轴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的几乎整个农业文明时代，中华都雄据于世界上最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实体之宝座，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地缘轴心，也就是说中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是名符其实的。或许我们可以找出若干个在某一时期内堪与中华相提并论的区域性地缘轴心，比如古代波斯、亚历山大的肴腊、罗马帝国、孔雀王朝的印度等等，但是即便是与其中最为强大和持久的罗马帝国相比，中国同时代的秦汉王朝也要略胜一筹，更不必说后来的大唐盛世了。汉朝的使节曾经抵达地中海，中国的华丽丝绸曾经让凯撒大帝出尽风头，而最重要的是，被汉武大帝赶鸭子一样所驱除的匈奴人，又像赶牛羊一样驱赶着日耳曼诸蛮族，毁灭了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这一比较当然是高下立判。而今日的英、美、俄这些西方世界的超级选手，无一不以古罗马的继承者自居，而究其实，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也从未达到过罗马盛世时对于西方世界的绝对支配地位，即使是二战后的美国，戴着“美国世纪”的光环，亦不曾做到，也还有个老大的苏联跟他对着干。因之，西方世界所建立起来的地缘轴心，从未超越历史上的中华——作为地缘轴心所达到的那种高度和深度，诚如一个美国人切斯特所言：“在闭关自守受到冲击之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一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她成为了核心人物，是世界的最终支配力量。她是一个强有力的、文明开化的帝国，如同一颗恒星，连同环绕在在她周围的的令人羡慕的卫星国一起，形成了一个体系，一个世界。在这个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里，其它卫星国用所有最美妙的阿谀奉承式的模仿来使她称心如意。他们完全照搬她的文明，借用她的宗教，甚至连政府体制也以她为蓝本。有几个国家还采用了汉语，从汉语中汲取文学和艺术养分。所有卫星国都将她视为东方世界中最权威、最尊贵的霸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争端，她都以仲裁者的身份不断用武力帮助他们镇压起义和暴动。她自奉为也被公认为是他人的保护神，她是如此地至高无上”。虽然这个美国人在用词记谴句方面不乏偏见与误解，然而他确实看到了问题的实质：古老的中华帝国在漫长的历史中所达到的这种地缘轴心的高度和深度，所形成的对于东方世界的绝对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支配地位显然是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不曾达到的，包括不可一世的古代罗马帝国。如果我们认识到这番话是写在甲午战争之后的1895年，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见，中华作为地缘轴心的崩溃，虽然从1800年便已经开始，但一直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才真正彻底地成为现实。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标志着中华作为地缘轴心的彻底崩溃和沉沦，成为了被瓜分的轴心。这杯苦酒之酿就，一方面固然是西方文明数百年突飞猛进、奋勇追赶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中国自身王朝轮回的宿命，尤其是中国家天下之体制盛极而衰的天命。此后的一百余年的时间里，中华民族绝地反击，置之于死地而后生，以四万万之众，履旧邦之新命，奋百年之余烈，开展了波澜壮阔地重建中华地缘轴心的新长征。20世纪中国革命的雄伟史诗，所经历的时间之长，所牵涉的范围之广，所变革道器之剧烈，在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它让一切过往的革命，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革命、德国的卑斯麦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俄国的十月革命都相形见绌，更不必说印度等国的非暴力不合作革命了，如果那也算是革命的话。这个继大夏立家天下之后的又一次开天辟地的社会革命，以新中国的出现作为标志，像征着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的诞生，一个全新的中华轴心的萌芽已经在这个伟大的“利维坦”降生的那一天来到了人间，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它一样在自己仅仅一岁的时候就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美国及其十六国盟军开战，并最终达成了自己的意志。以史鉴今，由此可知，不管什么样的劫难，不管什么样的艰险，已然无法阻止这一神圣轴心体的成长，浴火重生的中华，凤凰涅盘的中华，愈挫愈奋的中华，迄今终于发育成熟、脱胎换骨了。如果说日本和四小龙的奇迹，是一颗颗被历史老人引爆的原子弹，是日未出之星光，那么中华轴心的日出，就是一颗威力无比的氢弹。这一轮在东方冉冉升起的红日，正在有条不紊地将它巨大的能量转化为一个不可抗拒的引力场，无论天下诸国乐意不乐意，情愿不情愿，都将要像行星环绕太阳运转一样，围绕着这个全新的中华轴心，这个神圣不二的三一体，奏出新千年宇宙和谐的新乐章，一切不和谐的音符都将在新世界秩序的光芒下消亡。

　　二、论中华之为人类社会历史轴心

　　第二义的中华就是作为历史轴心的中华。自从有了人，就有了历史，在这个地球上曾经有千千万万的人类社群和民族繁衍生息，各种各样的文化也伴随着他们的存在而被创造出来。在这种种历史的存在中，有一个历史轴心的存在。那么，谁可以配得上历史轴心这个称号呢？我们可以用两个方法来寻找这个历史的轴心，一种是往回看，也就是说我们假定作为现实的地缘轴心的国家或文明实体即是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如果我们是从现在往回看，首先，我们可能会想到美国，这个国家正处于世界的中心，构成了全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轴心，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地缘轴心。然而，这个国家却是一个几乎没有历史的国家，一个移民的国度，从建国到现在也只有两百多年，相对于人类漫长的文明史而言，这个年轻国家的历史几乎是微不足道的，显然，这样一个国家是无法成其为历史轴心的。那么，在美国之前，英国也一度夺得了人类社会地缘轴心的称号，似乎这个“日不落帝国”也可能构成一个历史的轴心，然而，历史又会跟我们开一个大大的玩笑，英国这个国家的人民在五百年前还不会使用刀叉，用手抓饭吃，还在使用法语作为自己的官方语言，这个长期被英吉利海峡阻隔于亚欧大陆文明之外的荒蛮小岛，弹丸之地，显然亦不足以构成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它的崛起和衰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一段小小的插曲而已。接下来，在英、美之前，我们还可以找到希腊、罗马，英美两国似乎也常常是以希腊、罗马的继承者自居的，然而，即使我们翻烂了史册，我们恐怕也找不到英美两国与希腊、罗马之间的任何血缘关系，不管他们叫爹叫妈叫得多么亲热，也不敢去做DNA鉴定吧？干爹毕竟只是干爹，干妈也毕竟只是干妈。那么，早已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的希腊、罗马是否足以构成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呢？如果这两个死灵魂可以构成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那么古埃及、巴比伦和波斯等等，又有谁不能成为历史的轴心呢？英美、希腊罗马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它的西方豪门了。显而易见，正如西方人自己的神话所泄露出来的天机那样，欧罗巴人只不过是那位大名鼎鼎的腓尼基公主与一头据说名叫“宙斯”的公牛所播下来的野种而已，把历史轴心的殊荣加诸于他们身上，乃是对文明的亵赎。这样的回眸显然是浪费心情，白费功夫，蓦然回首，那人却不在灯火澜姗处也。不过，倒也擢穿了西洋镜，让我们看清楚了所谓西方中心史观的本来面目。我们再反过来，用第二种方法来寻找，从历史的源头看过来。我们会发现，在西亚的两河流域、埃及的尼罗河流域和地中海、印度的恒河流域，以及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这七河一海，产生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在这七河一海所构成的文明起源地中，都发现了一万年前左右的农耕文明，以及至少五千年前的城市，如埃及有3500年前的王朝，苏美尔的王朝则更为古老，而中国虽然最古老的统一王朝——夏出现在公元前22世纪，但是谁也不知道是否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过区域性的王朝或古国，因为湖南城头山的古城至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了，既然有了城市，那么国家的出现也就不是什么奇谈怪论了，毕竟按照希腊人的城邦国家的概念，城头山这样的城市，似乎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城邦国家之一了。而且，最重要的是，至少我们目前似乎还找不出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中华文明的源头要晚于上述的三大文明古国。这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源起是与人类文化的源起同步的，从一开始，我们就站在人类历史最初的起跑线上，自强不息的中国人，在古代不曾落后于人。今天，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应该为他们思想的贫困而感到羞愧。我不想责备他们就像是寓言里面那个拿着金饭碗去讨饭吃的白痴，尽管他们所做的正是如此。谁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呢？看看西方的历史学家们吧，他们是如何用贫乏的史料来为全人类画饼充饥的。当今世界，历史学的概念、范式、理论有多少不是由西方人所编造出来的，他们是多么巧妙地用写出来的历史遮蔽了真实的历史！在西方人的历史世界里，无论是唯物的历史世界也好，还是唯心的历史世界也好，我们都是无法找到一个作为历史轴心的中华的，中华要么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可有可无的历史的起点，要么就是一具等着西方来改造和拯救的、活着的木乃依，虽然比起埃及那具已死亡的木乃依要体面些。在西方人所建构的历史学里面，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近现代的这样一个虚构的历史世界，在这样一个虚构的历史世界里，西方人自己为自己加冕，自己给自己披上了皇帝的新装。今天的西方人对中国历史的无知，更甚于200年前的中国人对西方的无知。然而，正应了那句老话，无知者无畏，正是这种有意或无意的无知，使得西方人心安理得的建构起了自己的西方中心史观，去做他们重建千年新罗马帝国的美梦。古罗马的死灵魂首先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跳梁小丑身上复活了，接着是英吉利和荷兰，然后是法国和德国，再后来是苏联和美国。他们都以邪恶的古罗马的继承者自居，妄图重建新千年帝国，将全世界人民纳入他们的奴役之下，然而到底不过是你方唱罢我登台，成为历史的过眼云烟罢了，又何尝真正成为人类社会的不朽的历史轴心呢？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世界里面，轴心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华，如果他们看到了或者说承认了中华这个历史轴心，那么西方中心史观又何以成立呢？所以，对于西方人而言，唯一的选择就是抹杀和消除中华这个历史的轴心，来为他们奴役世界的邪恶事业张目。中国的历史学家应该为在观念的领域里重新建立作为历史轴心的中华而努力，在一些重大的历史理论问题上不能让西方人牵着鼻子走。须知，当我们搜寻人类社会前进的历史足迹，我们将会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这个世界上最具有历史性的民族，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民族在种族上的古老与连续性，也同样体现在我们在文化上的古老和连续性。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存在就是历史本身，我们的存在就是历史的意义，我们不是上帝的选民，我们是历史的选民，我们是为了一种神圣的、天赋的历史使命而降临于人世间的。惜乎，20世纪的中国史学大师们打破了一个旧的中华历史世界，但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新的中华历史世界，在20世纪的中国历史神庙里面，不断地供奉着从西方搬过来的形形色色的神像，上演着千奇百怪的历史神话，而我们自己的神像却只能躲在一边，像那个暗自垂泪的“快乐王子”。但是我们有一个事实，即使是佛祖和上帝也无法改变的，那就是——每当我们打开一座历史的坟墓时，我们将会发现，那里埋藏着的绝对不会是别人的祖先！在中华民族的祖坟里，永远也不可能埋葬着别人的祖先！这是我们永恒的信念！那埋葬在我们的祖坟里的列祖列宗的英灵，早晚要回归到我们的历史神庙里，享用本应属于他们的香火和祭品。认祖归宗，戳穿西洋镜，打破西方中心史观，走出历史的迷雾，重建中华史观是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必须履行的神圣历史使命。须知，当今世界的分工和分配体系，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而不是突然出现的，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当我们在中华民族的历史神庙里，将香火和祭品供奉给西方的鬼魂，而不是我们自己列祖列宗之英灵的时候，我们怎么能指望，我们在这个现实的、弱肉强食的世界体系里，得到更好的分工和更多的分配呢？历史不仅仅是一种真实，同时也是一种信仰，历史不仅仅是一门学问，还是一种利益，甚至是一种最大、最高的利益。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能让全世界接受真实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日本人发动的，而不是德国，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利益？如果我们的历史学家能够让全人类接受，只有我们中华民族才是历史的轴心，历史的选民，那将为我们带来多大的利益？然而，我们今天的某些历史学家所做的正是与此相反的事，他们不是在认祖归宗，而是在挖我们的祖坟。比如说最近社科院就出了一个挖祖坟的疯子，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最高机构，居然培养出了这种败家子儿，真是国之大不幸，民族之大不幸。须知，我们的民族拥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家园，这个历史家园是我们的列祖列宗，无数的圣贤和先民们用他们的勤劳、智慧和血汗浇灌出来的人类社会最美好的历史家园。在这个历史家园里面，透过历史的尘埃，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世界上最早的稻谷，最古老的城堡，最早的纸币等等；在这里，曾经创造出了作为现代文明之源泉的四大发明，曾经创造出来世界上最完善的政治制度，曾经创造出并保持了数千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曾经创造出世界上最强大的王朝和军队；在这里，曾经创造出最优美的陶瓷、最华丽的丝绸，最夺目的漆器，最绚烂的烟花，最雄伟的宫殿等等美好的器物；在这里，曾经创造出神奇的书画，瑰丽的文艺，美妙的音乐，至善的道德，博大的智慧等等精神的瑰宝。总之一句话，翻开人类历史的画卷，我们找不到哪个民族的历史家园足以与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家园相媲美的。中华，是人类历史世界里，是当之无愧的轴心王国。须知，今日西方世界高踞于人类社会金字塔的塔尖，正是以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人民的被压迫和被剥夺为代价的。虽然五百年来，这种压迫和剥夺的形式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然而其本质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丛林法则。这种法则与我们所倡导的和平与发展的新秩序截然不同，而这种不同的世界观是由我们的历史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当今世界的秩序之维持，事实上是以我们的牺牲、妥协和让步为前提的，但是这种牺牲、妥协和让步不可能是永远的，就好像鸦片战争以后我们的牺牲、妥协和让步是一个逐渐加大的过程一样，我们现在所能作的牺牲、妥协和让步只能是一个不断缩小的过程。这是历史给予我们的启示，从前我们是被逼地牺牲、妥协和让步，而现在是我们主动地牺牲、妥协和让步，这种牺牲、妥协和让步，正如老子所说的将予取之，必先予之！当我们重建中华历史轴心之时，也就是这种牺牲、妥协和让步终结之日。如果，人们需要更精确地表述，那么，我可以这么说：在我看来，作为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它必须具备如下条件：第一，它的文化是从最初的文明时代开始的。也就是说它是从人类的源头走过来的，必须是从人类文明的起点延续下来的。符合这一条件的文化实体，只有发源于七河一海的中华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和古代埃及文明，也就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当然这里用文明古国从逻辑上来讲或许不如文明实体来得贴切，但是既然是约定俗成的称谓，就没有必要再去咬文爵字，钻牛角尖了，古代社会对于国家的观念原本就与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截然不同，我们不必以今截古。第二，它必须拥有连续和发展着的历史。也就是说它的文化是伴随着人类发展的各个阶段而发展着的，不仅没有中断或消失，一直保存至今，而且还经历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也就是说它不是一条干涸的、断流的或消失了的河流，而是一条越走越宽，越来越大的、源远流更长的河流。第三、它必须是对人类社会产生过巨大影响和推动力的文明实体。符合这一条件的文明实体有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和古代希腊罗马文明等等。第四，它必须是同文同种、自根自植的，这一点也是最重要的。说它是同文同种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民族，它不依赖于吸取异族的文化而发展，作为一种文化，它不依赖于异族而得到传承和宏扬，是不断发展着的文化与民族的统一体。说它是自根自植的，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的最初，即产生了自己的源头和根基，而不是依赖于它域文化的教化方进入文明时代，也就是说不需要其它的文化来为自己启蒙。比如希腊、罗马、日本、英、美等都可以说是受到其它文化启蒙的产物，这种文化也就不能算是一种自本自根的文化。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其它的几种最古老的文化。埃及文化在几千年前便被消灭了，成了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的木乃依，苏美尔的文化亦是如此，印度的土著虽然也保存至今，然而今日印度的文化早而变成了雅利安人等前赴后继的入侵者的文化，尤如今日美洲的文化早已不再是印第安人的文化，而是成了欧洲移民的文化了。所以，在所有的这些文化当中，只有中华文化构成了人类的历史轴心，这是同文同种的、自本自根的，从文明的最初顽强存活到现在，而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时期都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干，如果不是文化的领袖的话。所以，在这里，历史轴心不仅仅是指时间上的存在，时间上的古老，更包括发展的阶段，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从采集渔猎时代到农业时代，再到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贯穿于这些阶段的、发展着的历史存在。综上所述，按照这四个条件而言，很显然，这样一个历史轴心只有在中华文化中才能找到，只有中华民族和她所创造的中华文化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轴心。而作为历史轴心的中华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家园，这个历史家园是无与伦比的历史之家，这个历史之家是真实的存在着的，而不是一个神话或传说，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是要把这真实的存在，同时化为思想的存在，把真实的历史变为写出来的历史，这又有什么难的？把活人说成死难，还是把死人说成活人难呢？这个道理不是再浅显不过了么。所以，与西方的历史学家相比，我们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先天优势是不可模仿的，而后天之不作为，是可羞愧的。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古代埃及、苏美尔、印度那些跟我们一起同路的兄弟都不在了呢？为什么在人类文明最初起跑线上展开的四条斑马线，如今只剩下中华这一条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终于相信，一切溟溟之中自有天意，之所以只留下中华这一条历史的中轴线，乃是因为人类社会只需要一个历史的轴心，而不是很多。那些民族、那些文明都经不起上天的考验，所以失去了成为历史选民的机会。而只有我们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时间里，敬天法祖、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所以留存至今。留下了人类社会这唯一的、从历史的起点留传下来的薪火相传、同文同种的文明圣火，留下了这一条不绝如缕的历史中轴线，这条历史的中轴线注定了就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坐标，人类将要用它的历史理性之光芒来照亮前进的道路，用它作为历史的指南针，来为我们这个迷茫的世界指点迷津，为沉沦于欲望海洋的人类社会的诺亚方舟导航。

　　三、论中华之为人类社会理性轴心

　　中华，作为历史轴心和地缘轴心，只要我们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历史文化有一个客观的认知，不抱任何偏见，是容易被理解和接受的。但是为什么说中华是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呢？什么是理性轴心呢？这个问题普通人是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但是我相信，看了下面的分析和论述，任何一个对于哲学史和中西方文化史有一个大概了解的人，也是不难理解和接受这一点的。要知道什么是理性轴心，我们就首先知道什么是理性。理性是什么？这是一个难题，因为古今中外的许多哲人对于理性都有太多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定义，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越是最基本的、最常见的哲学概念，往往越难以得到公认的定义，比如什么是人，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哲学，莫不如此。理性，在我看来，它既是一个实体的范畴，又是一个属性的范畴。作为实体范畴，理性接近于心，接近于大脑，是人类思维的器官，也是人区别于其它动物的根本所在。而作为一个属性范畴，理性又包含了心或大脑所不具备的含义，也就是说它同时即意味着心或大脑的机能，是专属于人的一种本性。用二程的话来说，理即性也。理性是兼具实体和属性的双重范畴。人性是理性和欲望的矛盾体，它的物质基础是人体，人体是人性的载体，我们可以大致地说大脑是理性的载体，肉身是欲望的载体，人有头脑，有躯体，是这两个不同而相互矛盾的组成部分的有机统一体，人的头脑构成了人的理性，而人的躯体构成了人的欲望，或者说构成了人的动物性或自然性。然而，正如人的大脑与肉身是不可分割的完整统一体一样，理性和欲望也是密不可分的，船山所谓天理即是人欲也。理性和欲望，大脑与躯体，这两者的矛盾统一构成了人本身，理性是人的本能，欲望也是人的本能，甚至是更强烈的本能。因此人性也就自然地包括了理性和欲望这两个维度，它们既对立又统一，人，无时不刻不生活在这理性与欲望的矛盾中，用卢梭的话来说，人生而自由，却又无时无处不在桎梏之中。自由是理性的本质，而这种自由无时无刻都要受到欲望的禁锢。理性和欲望的矛盾，构成人性中最基本的矛盾，也构成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原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便是理性的扩张和欲望的膨胀。而在这个矛盾体当中，理性又始终是这个矛盾体的主要因素，人性的进化，归根到底又在于大脑的进化，理性的进化，理性作为宇宙间唯一的思维物，它的自在自为的进化，就是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源动力。那么在这里，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那就是“我是什么”的问题？那么，按照一般的理解，我当然是指人，人类的个体自称为“我”。然而，人这个我，是一个矛盾体，在这个矛盾体中，理性和欲望，或头脑与躯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我？而且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类又进而创造出了一个“人化的自然”，这就使得“我是什么”这个问题更加地复杂化了，因为，我的外化或曰物化又造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我”的存在，所以，更有必要对于自我进行一个更深入的分析。我是什么？我从哪里来？我将去哪里？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哪里？这些问题构成了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命题，一切其它的哲学问题都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如果说无数的哲学体系是一个个的同心圆，那么这些问题就构成了这些个同心圆的圆心。在这里，因为篇幅的关系，只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其他问题在此略过。在我看来，自我包含了三个维度的意义，也就是说自我有三重身份，第一种意义上的自我即是理性或曰大脑，作为一个人剥去他的肉身，那么它就成了一个被我们称之为大脑或理性的思维体，此种意义上的自我，乃是自我的本质，是自我存在的本根，故而可以命名为本我。一个没有头脑或者说头脑没有机能或丧失了头脑机能的人，仍然可以称之为人，但是却不可以称之为本我，因为它失去了理性，不具备思维的功能。第二种意义上的自我即是人，是指人的整个的身体，包括人的头脑和躯体，理性和欲望。这种意义上的自我，是真实的自我，因为它包括了理性和欲望，是可以真实地、独立地存在着的自我，可以命名为真我。真我包含了本我，本我不能脱离真我而存在，大脑不能脱离躯体而存在，理性不能脱离人的欲望而存在。但是本我和真我还是完整意义上的自我，真正完整意义上的自我应该是物我，这是第三层意义上的自我。物我，不仅包括了本我和真我，而且包括了被本我与真我所改变了的那些物化了的“我”，一个画家画出了一幅画，这画就成了他的“物我”的一部分，同样，一个作家写了一本书，一个音乐写出一个乐谱，这书和乐谱也就构成了作家和音乐家的“物我”。总而言之，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成果，都从属于物我。物我即是广义的文化，是人心之外化，是人性之物化，是本我与真我之物化。本我、真我和物我，构成了自我的三个维度，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自我，而所有的自我的总和即构成了人类社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不是通过本我和真我表现出来的，而是通过它们所创造的物我表现出来的。物我是本我和真我的呈现，当然，归根到底是本我的呈现，不同的本我创造出不同的物我。而本我或曰理性，作为一个实体，它又内在地包含了三种不同的基本倾向或属性，一曰知性或科学理性，二曰德性或道德理性，三曰神性或宗教理性或信仰理性。这三种理性是健全的人都具备的，它们构成了本我或曰理性的三个向度，并且伴随着人生的过程和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地扩展或收缩。知性、德性、神性这三种理性的维度，它们与欲望的关系是逐渐递减的，知性和欲望最为接近，多知多欲，这是人的本性，它倾向于放纵和最大限度的满足人的欲望。其次是德性，德性并不禁欲，但要求按照道德的法则对欲望进行必要的约束，即所谓克己复礼是也，它中和人的理性与欲望，使人性和谐的、可持续地发展。而神性则不同，它是与欲望根本矛盾的，禁欲是神性的本质体现，神性最大的体现就是要人超越肉身的欲望，而求得灵魂的解脱，将人的物欲降低到最低限度，以达到无知无欲之境，而实现理性对欲望的征服和超越，这就是所谓的宗教中的超越性。这三种理性不仅与欲望的关系不同，它们所处理的问题领域和追求的旨趣也是大不相同的。科学理性所着重处理的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是求真的，求真乃是知性的本能，是知性之所以为知性之所在。而道德理性所着重处理的乃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是求善的，求善乃是德性之本能，是德性之所以为德性之所在。宗教理性所处理的乃是灵与肉的关系问题，所以它是求信的，求信仰乃是神性的本能，是神性之所以为神性所在。所有健全的人都具有理性，所有理性都要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灵与肉的关系问题，面对真、善、信的问题。是以，所有人都必定具有知性、德性和神性。但是这几种理性在每个人身上拓展出来的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故而人性呈现出了千姿百态的形态。大而言之，每个民族或每一种文化，其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也是各有不同的，这种差别又构成了人类文化之绚丽多彩。自古及今，从人类理性的这三种基本倾向中，发展出来了三种不同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一种是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主义，一种是起源于中华的道德理性主义，还有一种是起源于印度和西亚的宗教理性主义。这三种伟大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人类文化的主体，他们的每一次碰撞和交融，都极大的推进了人类理性的进步，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当这三种理性主义的传统首先在西欧交汇之际，产生了伟大的工业革命，揭开了人类现代化的序幕，并一直沿续至今，这或许是对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的最好的解释了吧。对于这三种理性主义的起源，或者说为什么科学理性主义会起源于古代希腊罗马，而宗教理性主义又为什么会起源于印度、西亚，道德理性主义又为什么会出现于中华，以及这三种理性主义各有什么特征，这仍然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局限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述及，在此，仅略述其要，抛砖引玉。在我看来，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是把拓展人的科学理性作为第一要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之中，简单地说就是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求知乃是人的本性。这种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哲学、科学、法律和艺术的各个方面，也体现在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迄今为止，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一个是在古代希腊罗马时期，还有就是起源于近代欧美并盛行于世界的现代科学理性主义，这种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在当今世界处于一种绝对主流地位。至于科学理性主义之所以产生于古代希腊罗马，最根本的原因或许在于，古代希腊文化并不是一种自本自根的文化，由于希腊诸民族在原始野蛮的状态之时，其周边的埃及、中东诸文化便已经相当地发达，希腊人在与周边先进文化接触时，首先发现的无疑便是自己的无知，因而不断地输入其它各民族的科学文化知识，而主要不是它们的道德和宗教，由于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面对选进文化所带来的强烈的冲击和震憾，故而极大地扩充了希腊人的知性领域，而这种知性拓展的惯性又使得希腊人不止步于已经获得的异域的知识，而是大踏步地再向前一步，对于所吸收到的各种知识素养，进行加工和综合创新，从而发展出了一种异常发达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和支撑这种文化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西欧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出现，也如出一辙，中世纪的欧洲是各大文明体系中最为野蛮和落后的，最先是阿拉伯文明（包括它所保存下来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然后是中华文明的输入，让西方人感觉到了自己的无知和愚昧，从而有了所谓文艺复兴、地理发现、宗教改革、阶级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一系列标志现代科学理性主义复兴的历史事件。这一切几乎可以说是古希腊罗马历史的重演。而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是把拓展人的道德理性作为第一要义的文化，这种文化精神最集中地体现在古代中国华夏族的文化传统之中。这是一种为善而善的精神，为道德而道德的精神。正如《大学》所言的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此种道德理性主义的精神也同样体现在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华文化和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迄今为止，这种道德理性主义也经历了两个两个发展阶段，从三皇五帝到晚清是为第一阶段，从晚清到现在是第二阶段，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发展尚处于一个草创的、远未实现和完成的阶段，大约相当于启蒙运动之前的西方第二代科学理性主义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要完全确立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也意味着中国文化尚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不像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文化已经走向了“历史的终结”，已经失去了在启蒙运动时期那种生机勃勃的气象。至于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为什么起源于中国？我想大约不外乎如下几种原因。首先，因为中国文化是自本自根的，在早期与周边的其它民族文化相比，一直都是遥遥领先的。它没有也不可能像希腊那样从与别的文化中吸取多少知识成果。其次，中国地大物博，故而中国之先民们更追求的是人自身的境界的提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而不是征服自然的物欲。并因之而发展出来了内圣外王的理性主义的传统。其三，中国文化它是同文同种的，这使得它的家族关系和血缘关系与文化的传承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使得人性本善，社会和谐得以可能，限制了性恶论和个人自由主义的扩张，使得诸如奴隶制、殖民主义之类的东西难以成长起来。也使得中国人不像各宗教民族一样寄望于神灵的救赎。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是以拓展人的神性作为第一义的文化传统，它是一种为信仰而信仰的精神，为牺牲而牺牲的精神。这种宗教理性主义追求人与上帝或其它的最高神灵的同一，与科学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所体现出来的相对统一性不同，宗教理性主义文化乃是一个四分五裂的王国，流派纷呈，门户森严。就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情况来看，莫不如此。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流行，现代人对于宗教理性主义不乏偏见和批判。须知，西方文化号称两希传统即希腊和希伯来传统。希腊传统是科学理性主义，而希伯来的基督教传统是宗教理性主义的，这两种传统始终处于斗争之中，而且由于这两种传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因此，基督教与科学理性主义的斗争构成西方文化的主线。从从文化复兴到启蒙运动，一波又一波科学理性主义思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出了基督教的千年禁锢。故而基督教自然不能期望在近代科学理性主义者那里得到好评，像马克思、弗洛伊德、尼采等等都对基督教大加批判。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科学理性主义对基督教的批判而否定宗教理性主义作为一种伟大的文化传统的价值和意义。至于宗教理性主义为什么会起源于南亚和西亚，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由于我对这些宗教的起源没有研究，不敢妄自推断，但是可以肯定是这应该与这两个地方生存环境之恶劣有关系。关于这三种理性主义传统的关系是极其复杂的，正如人性本身就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一样，要详细说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几乎不是哪一个人可以做得到的。但是我们可以尝试从两个最基本的方面来说明一下三种文化精神的区别。一个是他们所着重处理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知道哲学有三个基本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处理三种最基本的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灵与肉的关系。科学理性所处理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故而要求真；道德理性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故而要求善；宗教理性主要处理灵与肉的关系，故而要求信。或者说，科学理性是为自然立法的，道德理性是为人类社会立法的，而宗教理性是为人的灵魂立法的。科学理性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求真，它所关注的重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把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是把作为个体的自我，与非我对立起来了，构成了所谓的主体与客体，主观与客观。而且，科学理性主义者往往把这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智慧，用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灵与肉的关系。所以在政治上，发展出来了奴隶制和现代的奴隶制即资本主义制度，在文化上表现为个人主义，在经济上表现为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奴役和剥削，总之它把自然的丛林法则运用到了社会的领域和灵魂的领域，产生主奴意识和主奴制度与主奴经济，我们现在所称呼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即所谓的“物竞天泽，适者生存”，其实并不是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出现以后才有的，事实上它早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包括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奴隶制度这些东西，以及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东西都是从古希腊罗马时代便早已产生了，近现代以来的西方文化的主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古希腊罗马的亡灵的复活而已，如果这种文化继续在21世纪主导人类的发展，势必将人类带入毁灭的深渊，留下新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废墟。当然，这种黑暗的前景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人类还有另外两种伟大的理性主义文化足以制约和消除它的负面作用，正如历史上的基督教曾经挽救了陷入绝境中的欧罗巴人一样。道德理性主义的精神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求善，它相信人性是善，这种善根源于天地自然万物。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求得人与人之间的和平相处，和谐共生。并把这种和谐的理念推及人与自然，灵与肉的关系。至于前者，我们可以从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略见一斑，这种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始终是中国人永恒的追求，最能体现出来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是中国建筑和文化艺术，中国的传统建筑讲究风水，依山傍水，让人觉得浑然与自然一体，巧夺天工，不会让人觉得是与自然别为一物的，也就是说人化的自然与天然的自然是合而为一的。这一点也体现在中国人绘画书法等艺术里面，中国人的绘画讲求的是神似而不是形似，求的不是形的逼真，而是神的逼真，形的逼真再真实，也是生硬的，没有生命的，不像神似的逼真，是栩栩如生的。在政治上，中国人建立起来的是家天下的政体，是士农工商四大阶层的和谐共处，在经济上体现为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以家族伦理为中心的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体系，综观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能像中华那样被治理得如此之好。而宗教理性主义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求信。它所擅长处理的是灵魂与肉体的关系，求得灵魂对于肉体的战胜与超越。信仰理性是最高的理性，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佛教言佛法无边，基督教言上帝全知全能等等，神性意味着人的理性的极致。虽然宗教理性主义的信仰体系带有普遍的虚设性和迷信的成分，然而，作为一种信仰理性，它引导人类穿越无尽的苦难，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创造出各自独特的文化体系，这本身就是对于人类社会的巨大贡献。宗教理性主义拓展了人类的神性领域，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安顿灵魂的场所，使人类不至于被苦难所吓倒，不至于被欲望的海洋所吞没，使人类追求永恒的崇高与希望，它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中的地位决不是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或精神的麻醉剂就可以抹杀得掉的。除此之外，窃以为，科学理性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宗教理性主义这三种文化的另一个根本的不同，体现在他们的生死观上，也就是说体现在他们对于人生的终极意义之看法的区别上。生死观是一切哲学和宗教的核心问题之一，无论是对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还是对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或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来讲，都是一样的。在希腊罗马人那里，人的生命仅仅意味着此生此世，故而他的人生观是个人主义的、享乐主义的，人生短暂，及时行乐，前生来世，子孙万代，都没有自己今生今世的幸福和快乐重要，所以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是一种现世主义的精神，一种世俗主义的精神。这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在希腊罗马时代是占统治地位的，就连希腊罗马的神也只是这样一种人生观的反映，希腊的众神，有情有欲，除了法力广大以外，与人间的人没有什么两样。这种文化精神是古代希腊罗马兴起和衰亡的内在原因，也是近代以来西方各个大国崛起和相继衰落的内在原因，因为靠着邪恶的、欲望的力量支撑起来的强大力量终究是不可持久的，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与纯粹的宗教理性主义相比，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也是一种现世的、世俗主义的人生观，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不相信来世，不相信前生，不相信彼岸，天堂和地狱。但是，道德理性主义又和科学理性主义存在着本质差别，因为在中国人看来，个人的生命虽然是有限的，但是个人可以通过家族的繁衍，通过血脉的存续而实现生命的永恒，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不是个人主义的，乃是家族主义的，或者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以家族为本位的。这种人生观从“愚公移山”那个著名的成语可以略见一斑，从中国人的孝道和祖先崇拜中可以略见一斑。中国人与一切信仰宗教的人一样，追求生命的永恒，但是与宗教徒不一样，中国人不是将永恒寄托于虚幻的上帝天国，佛祖乐土，而是寄托于子孙万代。所以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为什么无后为大？因为祖宗几千年、几万年留下来的一根血脉，到了你手里就断了，你的祖宗十八代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等于虚无了。所以中国古人犯大罪要灭九族，为什么灭九族？原因也在这里，因为它击中了中国人最大的弱点，灭九族就等于摧毁了一个家族存在的希望，所以是最有威慑力的，这与西方法律则重于对个人的惩罚是不一样的。当然，也许会有人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为了防止复仇，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在古代别说向皇帝复仇的成功率是极低的，就算是起一个对帝王复仇之心的机率也是极低的，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中国人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人生观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通过人类自身的繁衍来达成人性的永恒，用有限的人生堆积成无限的人类社会，这种永恒才是真正现实的、可达成的永恒，这也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同文同种，薪火相传，血脉不断的最重要原因。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精神在生死观上，与科学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都不一样，他们既否定今生的欲望和幸福，又并不把子孙万代的存在当成是自己的永生，他们把皈依神或佛等等当成是生命最大的意义，把死后进入天堂当成是自己的永生，以此来为自己的生命提供终极的支撑。但是这种永恒、这种永生是虚幻的，不真实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确实是人生的鸦片，是精神的麻醉剂，使人忘掉自己的孤苦，忘掉人生的短暂，忘掉种种的苦难。但是，与道德理性主义的集体主义或家庭主义的人生观相比，就生死观而言，科学理性主义与宗教理性主义其实是有相通之处的，他们都抱有一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唯一的不同是宗教理性主义是禁欲的，而科学理性主义是纵欲的，西方人往往会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信仰与迷失，存在与虚无是生活于两希传统中的西方人永远也无法摆脱的两难处境。人类社会自有史以来，所产生的这三种理性主义的文化，理性主义的精神，都是人类社会的宝贵的财富。而在这三种理性主义中，道德理性主义处于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之间，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从人类历史来看，正是这三种伟大的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构成了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的主体，正是它们在欧洲大地上的第一次交汇，将人类推出了农业文明的地平线，迎来了工业文明的曙光。现代人往往多站在科学理性主义的立场上将现代文明的成就，将现代进程的原动力，仅仅归结为古希腊罗马科学理性主义的复兴，这是一种致命的自负，是贪天功为己功。如果没有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宗教理性主义的拯救，古希腊罗马的亡灵早已魂飞魄散，而如果没有自马可-波罗时代开始的中华道德理性主义文化——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文化的西传，调和了科学理性主义与宗教理性主义在欧陆大地的千年交战，现代化的进程是不可想象的。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工业革命、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无一不是中华文化在背后推动的结果，西方文化在其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之受惠于中华文化，丝毫不逊色于中华文化自近代以来从西方文化中吸收的养分，而最为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西传乃是以一种和平与温和手段传播的，而不是像西方文化的传播那样伴随着铁与火的血腥。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论是十分必要的：现代文明、工业革命的出现，归根到底是三种伟大的文化传统交汇的结果，是全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晶，我敢说，这是千古不易之论。伟大文化的交汇，所产生出来的伟力，胜过任何神力和发明，因为他们的每一次矛盾、冲突和融合，都意味着人类理性的突破，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古代地中海，基督教与希腊文明的交汇，维持了罗马帝国的千年辉煌；在古代中国，佛教的传入，在中华大地，实现了道德理性主义与宗教理性主义的结合，产生唐宋元明清的千年辉煌。而近代以来，第二代科学理性主义，特别是逻辑学和科学方法的传入，使得人类社会这三种理性主义的文化首次在中华大地上交汇。在今天的中华大地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这三种理性主义文化的交战、融合与冲撞，这既是我们一百余年来一切苦难的源泉，也是我们一切进步的动力。我们中华民族的未来之不可限量，正是因为我们中华文化乃是最具有生命力、包容力和同化力的文化，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文化，是处在人类社会之理性轴心的文化，它具有兼容和融摄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文化的能力。这三种伟大文化传统在中华大地的神圣交汇，必然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和变革，其程度将远远超越它们数百年前在欧洲的那一次交汇，人类必将在中华文化的引导下步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一个更加美好与繁荣， 更加自由与辉煌的时代，更加理性与进步的时代，更加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由此，我们可以把马克斯-韦伯之流的现代化理论扔到一边了，中国决不缺乏如新教伦理那样的世俗伦理，也不缺乏商业精神，勿宁说所谓的“新教伦理”乃是基督教受到了来自中国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影响的产物。现代化之所以未首先出现在中国，乃是因为中国缺乏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在此之前，中国吸收了佛教——这一最先进的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而今，它又吸收和同化了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这才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谓“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或者说20世纪中国社会所取得的伟大进步的根本原因。由此，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必须重写，20世纪的人类历史就是作为反殖反帝轴心的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轴心的斗争，是道德理性轴心与科学理性轴心之间的斗争，中国之所以走上了共产革命的道路表面看起来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而究其实，乃是中华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五千年中华政道之传承，一言一蔽之，即是从家天下到党天下的轮回，是从大同到小康再向大同回归的历史性转折。综上所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道德立国，作为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中华文化，构成了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而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因其各有所偏，皆不足以成为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而作为理性轴心的中华，与作为历史轴心和地缘轴心的中华共同构成了人类社会神圣不二的三一体。这就是中华，这就是中华的含义，这就是我们的中华，这就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历史家园、地缘家园和精神家园。我们既然知道中华之所以为中华，我们便要为中华正名，而为中华正名，重建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便是我们一切事业的纲领，纲举则目张，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将在重建中华的伟业中得到解决。而今，我们正行进在回家的路上，我们的一切事业就是回家。

　　第三节：收拾精神、自作主宰——重建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

　　吾国吾民以五千年之文明史，十三亿之众，巍然屹立于世，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却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普遍缺乏自信？各界精英和普罗大众盲目地崇洋媚外，自我矮化，自我丑化，原因何在？这一切归根结底，就在于中华轴心自晚清崩溃以来，尚未真正地重新建立起来。关于中华的意识、中华的精神、中华的信仰尚未在亿万国民的心中重新确立起来。所以，当前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最大的任务就是要收拾精神，自作产宰，重建中华轴心——这一人类社会的神圣三一体。我们要重建中华轴心，首先就是要重新确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收拾精神，自作主宰。而要确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性，我们首先要打破民主、科学、自由、人权这四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性神话，消除普遍流行的庸儒意识、庸马意识和洋奴意识这三种庸俗意识。然而，要打破来自西方的四种神话和消除这三种普遍的庸俗意识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认清楚，中国社会自晚清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革，其力量的源泉来自哪里？到底是外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还是内因在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明断。因为上述的四个神话和三种意识都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我们要消除它，就必须首先找到它的历史根源，这样方可斩草除根，从源头上消灭它。毛主席说得好，客观事物的变化，外因是条件，内因是关键。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亦是如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革命的动力关键还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西方文化的输入只是起到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就好像中国文化自马可-波罗时代以后的数百年里，对于西方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变革也起到了同样重要的催化剂作用一样。如果说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犹如一桶熊熊燃烧的大火，人们只看到了火光，却没有看到火光下面的油，那火就是西方文化，那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如果那桶里装的不是油，而是水，就凭借来的西方文化那一点火星，是燃烧不起熊熊大火的。我们以前总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才有了后来的共产革命。如今，苏联早已消失多年，苏共丧失政权十余年来再也无法翻身。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却没有随之倒下，反而越来越巩固，党员队伍也越来越庞大。这个对比，可以让我们看清楚，中国之所以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究竟是因为苏联影响的结果还是中国自身发展的规律所决定的结果？首先，我们来看内因。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道德理性主义，它的主干是儒家，我们这里所取的儒家的含义是指广义的儒家，而不与诸子百家中那个儒家。中国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最初是一统的，从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皆莫如此，这种道德理性主义也就是所谓的内圣外王之道，这种内圣外王之道就是儒家思想的根源，当然也是所有诸子百家的思想根源。一直到春秋战国，出现了庄子所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内圣外王之道分裂为诸子百家，其中又以儒道法墨影响最大。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虽然各个流派之间各有消长，儒学取得过独尊的地位，但是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并没有完全改变。及至佛教传入，历经千年，中国文化方才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终于在宋代再次实现了道术将为天下一的局面，从而使中国固有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就是新儒学。新儒学就是这种“道通为一”的产物，在它那里，诸子百家中的其它各家完全被儒家所融化和吸收，融为一炉，大一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得以重新建立，此后自元明清三代之轮替及晚清至新中国之建立，再无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之乱象，于此，“道术将为天下一”的新儒学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所以，我们现在通常所谓的儒家，早已不是原初意义上的、诸子百家中的那个儒家，而是作为中华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之代表与主干的儒家。由是观之，中华文化作为一种道德理性主义，在古代社会，它主要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一个是“道术将为天下一”的初创阶段，这一阶段包括了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的数千年间，在这一阶段，内圣外王之道合而为一，没有什么百家争鸣，流派纷呈的问题。自春秋战国一直到汉唐，这是中华文化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是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时期，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经过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秦汉、隋唐，中国的内圣外王之道表现出统一的倾向，但是从来没有彻底成功过。从两宋到元明清，因为新儒家的出现，内圣外王之道重新合而为一，这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归结起来，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进程，第一个阶段的道术将为天下一是肯定，第二个阶段的道术将为天下裂是否定，第三个阶段的道术将为天下一是一个否定之否定，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向原初的道德理性主义精神的回归。在两个道术将为天下一的阶段，由于政统与学统的合一，家天下的中国形成了两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前者是夏商周，后者是元明清。前一阶段的超稳定结构似乎预示着中国社会将要进入漫长的家天下的峡谷，后而者则意味着中国社会要走出家天下社会的大峡谷，将要充满了几多悲壮和艰辛。而处在这两个谷口之间的时代，即从春秋战国到两宋，由于学统与政统的分离，中国社会处于一种相对比较动荡的次稳定结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家天下的中国古代社会，即便是在次稳定的时代里，也远远较其它国家和地区更为稳定与和平。而中华政道之发展，则是一个从大同到小康再到大同的历史进程。三皇五帝之前，中国社会尚处于原始的大同社会，或者按照流行的说法，就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是中国从原始大同社会向小康社会转变的阶段，这一阶段形成了炎黄联盟，发生了绝地天通，成就了大禹治水，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大同社会走向解体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家天下时代的小康社会的里程碑。最终，大禹之子夏启挟乃父治水之功终结了部落联盟的禅让制，建立了家天下的夏王朝，从而成为中国社会进入了家天下的小康时代之标志。夏商周三代，是家天下社会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实行的是封建制。但是必须指出中国的封建制不同于西方的封建制度，它是建立在家天下这个大制度框架基础之上的封建制，它有一个统一的王朝，唯一的国君或天子，有一个第一家庭——王家来代表全天下的家庭占有和支配全天下所有的土地和财富，即《诗经》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封建制是一个井然有序的金字塔般的朝贡体系，而不是像西方封建社会那样彻底地四分五裂，始终是群雄逐鹿，头上只有一个虚虚实实的教皇，而一切土地和财富皆归于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这种封建制的家天下起始于夏后，发展于殷商，成熟于西周，而解体于春秋战国。从秦朝开始，中国全面进入了郡县制的家天下社会，虽然两汉以后历朝历代还尚存封建制之余波，然而，与郡县制之大潮相比，终究是微不足道的。郡县制家天下社会与封建制家天下社会之根本的不同，就在于在郡县制下有一个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士阶层，这个阶层与封建制家天下社会的有恒产而有恒心的、由封建世袭贵族所组成的士阶层不同，它也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无产阶级。这是一个不断地超向于开放和流动的阶层，一个不断地发展壮大的阶层，他们构成了中国文教与政治的核心力量，他们也是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中国古代社会之政统与学统的真正主宰者和支配者。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找出几个大的历史事实，首先，中国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经受住了宗教理性主义的挑战，并且最终同化和吸收了佛教——这一世界上最为理性的宗教文化，故而同样具备了吸收和同化其它宗教文化的能力，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后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包括其前身景教）等宗教文化也无一不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这就证明了作为道德理性主义的中华文化相对于作为科学理性主义的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具有更强的融摄力和同化力，同样是受到宗教理性主义文化的冲击，古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在基督教面前溃不成军，几近灭亡，如果不是阿拉伯人的保存之功和蒙元时代以来数百年间，中华文化的源源不断的西传，很难想像西方人能重建立科学理性主义，并将其发展到第二代。其二，中国的家天下社会，从夏商周到元明清，恰恰实现了一个完满的圆圈，也就是说，在两个道术将为天下一的大一统时期，都各自只经历了三个强大的王朝，即夏商周和元明清，这两个时代作为两个超稳定结构，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家天下大峡谷的历史进口和出口。其三，中国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内在地包含了现实性和理想性两个层面，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是道德理性主义的最高理想，大道既隐，君臣父子，三纲五常，这种小康社会是道德理性主义的现实层面。唯理想不能不超脱现实，唯现实不能不超越理想。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从一开始就把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以托古的形式注入到自己的文化生命里，这或许是因为中华民族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民族，原始共产主义的理想，从一开始就保存了下来。家天下的小康社会之所以否定了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进入了家天下的大峡谷，乃是因为私有制、家天下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不经历这个漫长的历史大峡谷，中华民族就不能率领全人类进入一个更高的大同社会，就不能把源起于原始时代之大同理想的火种薪火相传到21世纪的今天。在西方虽然自柏拉图的理想国以后，也曾时断时续地出现过天下大同的理想，然而那只是时熄时灭的火花，并不足以照亮人类迈入共产主义的征程。所以，虽然家天下在中国出现了，但是在这种家天下社会所赖以生存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中，却包含了天下大同的理想，这就是说中国社会发展史实际上可以描述为大同与小康这两个理念的交锋，一个代表着理想的理念——大同，与一个代表着现实的理念——小康，这两者之间数千年的决斗，它们的矛盾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这是一个不断地从小康走向大同，从现实走向理想的伟大历史进程。其四，中国社会按职业分途，有士农工商四大阶层，这就使得家天下的中国呈现出根本不同于西方历史的特征，西方社会历来是分立为两个主要的阶级，从古希腊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的对立，到中世纪西欧的封建主与农奴阶级的对立，再到近代以来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阶级斗争构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一条主线。然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士农工商四大阶层一直存在着，并且无论是在封建制时代还是郡县制时代，士阶层均处于绝对的领导和支配地位，早期是以世袭贵族的形式，而后期是以官僚制的形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官僚制下的士阶层事实上构成了中国的古代无恒产而有恒心的“无产阶级”，它是一个流动和包容的阶层，是用道德理性主义武装起来的阶层。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真正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主力军，正是这个“无产阶级”。因此，在我看来，中国社会革命的内在动力，一个是家天下的王朝轮回的结果，一个是大同理念与小康理念交锋的结果。首先，就王朝轮回而言，夏商周与元明清，恰恰并肩耸立于家天下这个历史大峡谷的两端，前者作为历史的进口，作为一个超稳定的结构，它标志着中国社会一旦走进家天下时代，就必须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王朝的兴替，一代又一代的艰苦跋涉，方能走出这个大峡谷。而后者作为另一个超稳定结构的出现，也同样意味着中国社会终于找到了自己将要走出家天下社会这个历史峡谷的出口，而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轮回，开始一个暂新的历史征程，这就是党天下社会的出现。而西方文化之大规模的入侵恰恰发生在清王朝的中晚期，确切无疑地表明，这正是历史的天意，假西方文化之手，使中国社会破茧成蝶，飞出了四千年漫长的家天下社会之大峡谷，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其次，家天下社会的小康理念，事实上在明末清初已经在观念上被王船山等启蒙思想家所解构，及至后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和康有为著《大同书》、谭嗣同著《仁学》，更标志着大同理念在观念上的新开展，在观念上对于小康理念的胜利，这才是中国走向共产革命道路最根本的内在动力。这也是为什么五四以后，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义无反顾地拥抱了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作为西方主流文化的自由主义之根本的原因，因为怀抱道德理性主义的中国士阶层，是不可能真正接受作为商人阶层之文化哲学的个人自由主义的。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百年变革的历史进程，就是大同理想不断地战胜小康现实而得以实现的历史进程，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同时也就是人类社会走向共产主义的进程，只有中国这条从远古以来一直怀抱着大同理想的巨龙才具有将人类带入共产主义的能量和毅力。我们再来看外因。明季以来的基督教在华传播史表明，真正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可以肯定不是基督教，也就是说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理性主义并不具备挑战和取代佛教的优越性，更不用说新儒学了。那么，总体来看，对于革命进程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两种外因。一个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有一个是科学理性主义的输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最早发生在明末，即荷兰人对于台湾的侵略，但是其时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力量并不强大，因为工业革命尚未发生，荷兰虽然号称17世纪的世界霸主，海上马车夫，然而结果却屡次被郑芝龙和郑成功父子的海盗集团所击败，明末清初，郑氏集团牢牢地掌控了中国东海和南海的船海权。这已经充分说明了如果不是因为工业革命的出现，中国即便是在一个王朝将要灭亡之时，仍然有力量战胜远道而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自郑氏收复台湾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近两百年无法染指中国的领土，一直等到鸦片战争，大英帝国挟全新的工业文明之利器，方才以坚船利炮攻破了中国的国门。而且这一切如果是发生在一个朝气勃勃的中国王朝的早期，我们很难想像，中华民族会承受一百年的屈辱。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突显出了中国家天下社会的危机，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正因为这种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出现，国难当头，为了保国保种保教，促使中国士阶层中的先进人士开始向西方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即实践魏源所提倡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同时也使得中国坚持道德理性主义的保守派对西方的一切深恶痛绝，排斥西方文化。由于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与西方现代科学理性主义文化的输入并存于同一进程，使问题变得十分复杂，这就使得我们如何看待晚清以来西方世界对于中华文化之影响方面，存在着种种分歧。就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而言，一方面它使中国士阶层当中少数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感觉到了危机，产生了变革的动力，但与此同时，它也使中国士阶层中更多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产生了排斥的心理，从而阻碍了西方科学理性主义文化的输入。而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于中国的侵略和掠夺也使得中国社会有机体出现了大量的失血，从而阻碍和延缓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就西方文化的输入而言，一方面它确实使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促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西方文化的输入也使得中国传统的道德理性主义发生了动摇，中国人的价值观和文化体系出现了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至今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病态的被殖民意识残余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中国国民的心中。虽然历经20世纪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共同努力，我们在打破一个旧世界的事业上取得了成功，但是我们在建立一种新文化，即将与家天下时代相适应的第一代道德理性主义文化发展到与党天下相适应的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文化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没有取得最终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时至今日，当我们的国家在政治、经济诸领域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却越来越脆弱，在中华大地上处处弥漫着危机感、焦虑感和迷惘感，民无信不立，一个失去了信仰的国家和民族是可悲的。而要重建信仰体系，摆脱目前的危机感、焦虑感和迷惘感，我们就必须重建道德理性主义。而中国社会在面对形形色色传入中国的意识形态中，之所以最终接受了马列主义，原因也在这里，首先在于马列主义包含了大同的理想，有道德理想主义的因子，其次它是非宗教的，具有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再次，它是反殖、反帝的。这种大同的理想、非宗教的精神和反殖、反帝的精神均符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也与中国文化传统相契合，而马列主义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又恰恰代表了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极高成就，是西方文化之精华，满足了中华文化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需要，所以马克思主义事实是作为一种优良且无害的西方文化嫁接到中国文化之树上的，并且开花结果，开出了共产革命的花，结出了党天下的果。事实上，按照英国人李约瑟的说法，辩证唯物主义乃是新儒学自蒙元世纪以降传播到西方以后，与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乃是一种科学化了的新儒学，然后又传回到中国的。也就是说，在新儒学与马克思主义之间，事实上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亲缘关系，新儒学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哲学思想被嫁接到西方文化之树上，最终结出马克思主义的硕果。鉴于新儒学乃是宋元明清八百年间在中国居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官方哲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打着马列主义旗号的中国共产党能够以数十人的小党，在短短28年的时间里，成为中国的执政党。套用易传的话来说，共产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一场伟大革命，因为它是中国社会潜在了数千年的大同理念的实现。如果用辩证法来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大变革，事实上是中华文化自我否定、自我扬弃、自我发展的结果，西方文化只不过与佛教一样，起到了他山之石的作用。中华文化自晚清以来的历程，是道德理想对道德现实的的否定，是对三纲五常的扬弃，是从家天下社会向党天下社会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作为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的中华文化还远未建立起来，虽然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但是我们在经济和文化上，还远未做到独立自主，甚至由于改革开放的缘故，我们反倒在经济、文化上更加依赖于西方，失去了本该有的主体性。当然，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现实社会的变革必然将会在观念上反映出来，西方社会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产生了第二代的科学理性主义，同样，在我们的现代化事业中，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也必然将要横空出世。这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在经历近代百年血与火的磨砺而出的王者之剑，必将在其出鞘那一刻挟初研之锋，在新的世纪射出万丈光芒。大同社会的理念化为现实的过程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并未因为西方的入侵而被打断，而勿宁是加速了，事实上它也是中国历史自身的延续，所以决不存在什么文化断裂的问题，中国文化也从未成为所谓的木乃依，即便是在西方文化峰涌而至的民国，中国出版流行最广泛的书，也还是传统的启蒙书，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等等，而且由于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更注重于实践，所以，道德理性的精神依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生命。包括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各种成就，如果我们忽略了传统文化的因素，我们是无法解释的，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的民族和国家比我们更开放，却没有取得应有的成就。而唯有在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取得了成功。

　　一、打破四种神话——民主、科学、自由、人权

　　通过以上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回顾和分析，我们便有了底气和信心来破除当今世界流行的四种来自于西方的神话，即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的神话。我们今天的许多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就高论阔论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但是我敢说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他们勿宁是在玩弄一些概念的游戏，在堆砌一些华丽的词藻，他们从来就缺乏健全的理性和足够的智慧去洞察这些抽象概念背后所隐藏的真理。他们勿宁是一群令人讨厌的苍蝇，一群学舌的鹦鹉，一群效颦的东施，一群学步的邯郸，陷入西方人所设下的概念游戏的陷阱中无法自拔，在西方人所建构的学术话语的迷宫中尖叫着自己也不明白的胡言乱语。一个不懂得东西方历史、世界历史的学者是不配奢谈什么民主、科学、自由、人权这些抽象概念的，一个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缺乏同情地理解的学者专家也是没有资格探讨所谓民主、科学、自由、人权这些理论问题的。任何一种概念的形成，都是历史的产物，自由、民主、科学、人权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是在历史中产生，在历史中发展，在历史中变化的事物。它从来就不是那一个民族专有的，也不专属于哪一种文化，这些东西都是普遍的人性的呈现，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不断地喷涌出来的智慧之泉，并且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在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中，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形态来，它们从来就不是一个僵死的木乃依，而是活生生，活泼泼的是人类精神生命力量的充分流露和不断呈现。

　　1、打破民主神话

　　英美两国雄居今日世界文化的主流，据说他们是世界上的民主领袖，他们的社会是最民主的社会。而且，据说英美这两个国家，正是古代希腊罗马的隔代传人，是他们的民主精神的衣钵传人，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是他们的老祖宗。据说民主在他们那里发展到了最完善的境地，他们国家的一切人民的福祉、科学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全有赖于此种民主制度的赐福。如同所有的神话一样，我们不知道这个民主的神话是何时炮制出来的，又是如何像瘟疫一样散布到全世界的。我们只知道伊拉克的人民正在承受着这种民主神话与谎言带给他们的巨大创伤，承受着人类进入新世纪以来最大的战争苦难。明明是为了石油而战，却要冠冕堂皇地打着民主的旗帜，由此可见，在国家利益与阶级利益面前，民主只不过是一块廉价的遮羞布而已。在那些鼓吹和宣扬民主神话的国际民主斗士和国内的自由民主派眼里，伊拉克人民为了民主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牺牲是微不足道，是他们心甘情愿的。然而，即便伊拉克人民对于民主灾难的拥抱，是他们自己自由选择的结果，尽管是在英美大军的飞机大炮之下的自由选择的结果，他们的苦难是不值得同情的，这也并不能自然地证明英美用战争输出“民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在这里有一些问题可以问问那些传播民主神话的天使们。既然民主政体是那么的伟大与美好，为什么罗马共和国会让位于罗马帝国呢？为什么自由、民主的古希腊罗马会灭亡于日耳曼诸蛮族之手呢？为什么中世纪“野蛮”的封建制反倒会取代希腊罗马自由的民主制？为什么被视为极其野蛮、专制和残暴的中国家天下的政体却能沿续四千年，并且成功的抵御了草原游牧民族的攻击，进而同化了他们呢？而号称民主的古希腊罗马所面对的那些蛮族其实要远较中国面对的游牧民族更加弱小，却何以丧国亡族呢？为什么是那些在“极权”的儒家思想中浸泡了四千年的东亚社会会在赶超西方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了东亚奇迹呢？为什么民主神话在亚非拉和东欧的传播，带去的不是福音而是瘟疫呢？显然这些问题是那些国际民主斗士们，那些民主神话的鼓吹者们所无法解释的，或者说故意逃避的。更不用说国内的自由派了。民主本身作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形态，它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当中，它有具体形态的差别，有发展程度的高低，这是历史的事实，是与其社会发展状况相联系的，事实上西方的民主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一种社会发展的水平高，它的民主程度自然就会提升，因为只有当它的国民具有足够的理性和智慧来当家作主，参与社会政治事务，这样的民主才是真实的，可能的，否则就是空洞的、花拳绣腿式的民主。所以，民主政治不是由哪一家说了算的，当某一个民族或某一个文化可以垄断民主的时候，这本身就已经走到了民主的反面，就是不民主的，就是思想文化的独裁和专制。因为民主这个概念本身就必然地要反对任何一言堂，反对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别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英美，甚至可以说在整个西方世界，无一例外，国内政治最终体现出来的都只是少数人的意志，而国际政治最终体现出来的也只是少数大国的意志，就如同在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中，拥有民主权利的只是那些占人口少数的公民，而大多数的奴隶和妇女们是没有民主权利的。因为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那些奴隶也拥有了和主人一样多的民主权利，那么这种民主政体也就无法维持下去了，所以它被更加平等的封建制所代替了。今日的世界也是一样，英美等国到处宣扬民主的神话，来引诱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患上民主饥渴症，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停止贪婪地从其它国家人民那里抽血的话，这种民主神话就将是虚幻的。但是他们显然不会停止，因为假如没有其它国家人民给他们输血，他们的民主政体是一刻也维持不下去的，就像古希腊罗马一样，没有奴隶的输血，奴隶主的民主就无从谈起。故而，就他们给人类带来的奴役和灾难而言，他们事实上不是民主的主人，而是民主的大敌，因为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奴役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人民，而且企图永远这样下去。所以，英美式的民主决非是什么普世的价值观，事实上也是永远也无法普世的，因为如果只是这种民主的形式得以在世界范围内普及，那么发展中国将成一盘散沙，将在民主瘟疫中为生存挣扎。而一旦他们得了民主的真传，真的想要站起来当家作主的时候，就会对英美和整个西方世界构成威胁，可不是么，萨达姆的伊拉克和他的邻国伊朗难道不是中东最为民主的国家之一吗？可是他们的下场是什么呢？历史的事实勿宁是，民主与集权存在于所有的社会中，只不过形态不同，发展程度不一样而已。如果将民主仅仅界定为选票中的多数决定少数的制度，那么，我们可以说当英国殖民者进入美洲大陆时，他们事实上并不比美洲的印第安人更民主，美国人所津津乐道的五月花的契约，所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在这一点上并不比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印第安人更高明。印第安人由于尚处在原始共同体生活中，他们对于所有关涉本氏族或部落的重大事项，均采取全体一致通过的原则，也就是说，他们的民主在形式上实在是最完美、最完善的民主，达到了民主的极致，因为我们实在找不出别的民主形式能够达到全票表决通过重大政治事务的情况——百分之一百的民主。五月花的契约所体现出来的民主精神本身就是这种原始共同体的民主精神的摹本，因为当那一群逃亡的群氓来到美洲的时候，他们本身即构成了一个命运的共同体，所以他们能够一致地通过一项契约，今天的美国人还能全体一致地通过某一契约或法案么？这毫无疑问是做不到的。然而，就是这些不那么民主的人们举起了屠刀，将那些最民主的印第安人赶尽杀绝，上演了一场农夫与蛇的故事。那些真正的民主斗士，为了捍卫自己的民主、自由与人权而不惜付出种族灭绝之代价的印第安人，在这个民主神话中是从未出现过的，因为屠杀了这些民主英雄的正是那些宣扬民主神话的人们。民主与集权是任何政治战车的双轮，民主多一点还是集权多一点，要根据这辆战车自身的需要，量体裁衣才是一种好的政体。那些鼓吹民主神话的人们对于阿克顿的名言“绝对权利，绝对腐败”津津乐道，这句话似乎确实是刺向所谓“极权”政治的一把利剑，然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绝对民主，绝对混乱”，一个绝对混乱的社会好，还是一个绝对腐败的社会好呢？即便是古希腊的两位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于古希腊的民主也是持批判态度的，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用说了，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政体是君主制（开明的），这无疑为罗马共和国走向罗马帝国打下了最好的理论注解，而另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更冤死于民主之手。为什么生活在民主制下的大思想家会渴望“极权”政体呢？这显然是那些鼓吹民主肥皂泡的民主斗士们所无法解释的，或者说不愿解释的。民主与集权绝对不是简单地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他们是内在地统一在一起的，集权必然是要建立在民主之上的，没有民主，谈何集权？而民主也必须通过集权体现出来，没有集权，又谈何民主？对于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从原始社会开始，没有哪一个社会里面，不同时存在民主与集权的，因为在任何政治共同体中，注定只有少数人的意志能够成为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意志，而绝对不是所有人的意志都可以化为共同体的意志。今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某些学者专家，陶醉于民主的神话中，忘乎所以，甚至于不惜陷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地，惘顾前苏联的前车之鉴，一谈起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就崇拜得不得了，随时准备在中华大地上演一曲民主神话的大戏。这些人岂止是不懂中国的国情，如果不是利欲熏心（即被收买）的话，他们简直也不懂得自己的身份与利益之所在，也不懂得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所在，更不清楚民主化的后果是什么。既然近代中国没有走向代议制民主政体，而苏联的“民主化”，又给苏联人民带来了那么大的创伤，伊拉克的民主更是苦难的深渊，我们怎么能指望中国重蹈覆辙呢？而更重要的是，中国之不可能走向西方式的代议制民主政治，乃是由中国的传统和国情所决定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同于西方，几千年来，中国的统治阶层是就是士阶层，就今日中国而言，这个阶层已经基本上演化到了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程度，就现阶段而言，中国士阶层简单地说，就是包括从事科教文卫体育事业、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的科研管理人员、党政群团机关干部和国防军队的全体成员。正是这个士阶层而不是商人阶层掌握着中国社会。西方社会虽然也不乏这些职业，但是在西方从事这些行业的人并不能构成一个统治阶层，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将士阶层组织团结在一起的执政党和相应的理念体系。西方社会的统治阶层是商人，公务员和军队只是商人阶层共同的雇员，其它如教师、医生、白领等更是商人们直接的雇员，这是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差别之所在。西方政治学，无论是所谓契约论也好，功利主义也好，权威主义也好，归根结底无非是商人的政治哲学。但是在中国从来没有这样一种强大的商业文化的传统，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之所以牢不可破，就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用共同的价值理念体系凝聚在一起的、强大的士阶层。当前，中国政治生态面临的危机在于，由于马克思主义在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下陷入崩溃的境地，我们中国的士阶层缺乏一种强大的文化体系来团结和动员13亿的人民，来领导他们创造更辉煌的成就。士阶层内部的分裂和分化，才是我党这个牢不可破的堡垒所面临的最大政治危机。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我们面临的政治危机事实上根源在于文化，一旦我们把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完全建立起来，那么中国的政治危机也就迎刃而解了。在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框架内，中国的民主政治自然要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实现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超越。在我看来中国未来的民主之路应该是这样的：它能够平衡民主与集权的关系，它能够普遍地体现民意，它不应该导致士阶层和整个社会的分裂或破碎化。故而中国未来的民主道路将与西方截然不同，窃以为中国将要走上这样一条民主的道路，即“党政合一、中央集权、地方民主、六权分立、全民普选”。这将是一条否定式的民主道路，也就是说人民对于政府拥有否决权，如果各级党的领导不能获得半数以上的多数选民的选票，那么他就应该下台走人。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不应该害怕形式上的民主的，因为只要我们能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的党就能深深扎根于人民大众之中。

　　2、打破科学的神话

　　科学技术是人类知性拓展所积淀的光辉结晶，是科学理性之树盛开的绚丽花朵，它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些人的专利，它只属于那些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每一个人都有成为科学家的潜质，只要具备足够的训练和勤奋的努力，因为知性与德性一样都是理性的倾向而已。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科学理性之提升，科技的进步和发展，最需要的是集体的协作和奉献的精神，而这在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中更容易得以实现，我们看到日本、苏联和东亚国家在科技进步方面的速度其实是相当快的，尤其是在技术层面。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作为人类道德理性轴心的中华，在农业社会的时代里，中国的科技一直都遥遥领先于世界，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或者说中国科学不如人的思想观念都是错误的。中国文化中所缺少只是逻辑学不够发达，科学精神不够强烈，和科学方法不够严谨。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起源于古希腊罗马固然不错，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性主义勿宁只是单开花不结果的、纯粹思辨的科学理性主义，尽管在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逻辑学上，古希腊罗马达到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他们的技术水平着实低得可怜，备受阿拉伯人的讥讽。由于古希腊实行奴隶制的缘故，那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均不事生产，脱离实际，在理论知识上达到了很高的成就，尤其是逻辑学在诡辨的社会风气之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应用技术上却是相当的落后，与古代中国相比，差距甚远。现在西方人总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许多国内的学者也跟着瞎嚷嚷，不错，中国古代确实没有按照严格地逻辑体系建立起来的理论科学体系，就像《几何原理》所做的那样。但要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科学，那是妄自菲薄，科学只是人类知性的呈现，所有人对自然或者将社会人生当作客观自然物一样来加以认识的知识成果都可以说是科学。事实上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都是领先于世界的，只是到近代以后才落后于西方。更为重要的是，如果不是中国科技的大规模传入，特别是四大发明的输入，我们很难想像西方会出现第二代的科学理性主义，会有近现代以来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会有现代科技的日新月异。当然，这不是说要否定第二代科学理性主义在推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于它实现了科学理论与应用技术的结合的缘故，使得人类的知性达到了一个空前发达的程度，在过去的三百多年里，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的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善了人类的生存境况，西方的第二代科学理性主义在推进科学技术进步的贡献是万万不能抹杀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相信“科学万能”的神话，因为知性毕竟只是理性的一个方面，人类的幸福不仅仅依赖于知性的拓展，同样有赖于德性和神性的进化。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自近代以来西方诞生了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就认为我们中国人缺乏科学精神，就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限制了科学的发展，我们的民族出不了伟大的科学家。事实勿宁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但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就是在近现代以来也曾现过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虽然20世纪中国的科学家没有拿到诺贝尔奖，但是这并不能意味着中国的科学家和中国的科技水平就不配这一殊荣，事实上诺贝尔奖与奥运一样，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东西，它们不可避免地打下了西方价值观的标签和政治的偏见。毫无疑问，西方科学理性主义文化的输入，是中华文化自佛教这一宗教理性主义文化传入以后中华文化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但是事实也同样证明，我们是有能力战胜这种挑战的，我们花了一千多年才吸收、融摄佛教文化，但是我们只花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便吸收消化了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这是因为科学理性在人类的三种理性倾向中，相对于道德理性和宗教理性而言，原本就是最低层次的，尤其是对于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国家而言，吸收科学理性主义文化是相对比较容易和轻松的。而宗教理性主义文化，由于它本能地具有排斥科学理性的倾向，所以，对于科学理性主义文化的吸收是相对艰难的。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几乎彻底摧毁了源自于古代希腊罗马的科学理性主义文化，这就是中世纪为什么会在现代科学理性主义的话语体系中被视为“千年黑暗”的原因，同时也是其它被宗教理性主义文化所支配的国家和民族至今无法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的根本原因。一直等阿拉伯文化中保存的古希腊罗马科学理性主义文化的回归和中华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西传，西方才有了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宗教改革和工业革命，西方第二代科学理性主义的繁荣，归根到底是人类三大理性主义文化历史性交汇的结晶，明白了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打破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迷信，不至于把西方人在近代以来创造的科学技术的奇迹当成是一种“神话”来崇拜。对于我们今日的中国来说，在应用技术方面，我们要赶超西方那是早晚的事，事实上在某些领域我们已经实现了对于西方的超越，因为在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下，我们天然地具有发展应用技术的优势。日本、韩国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足以证明在应用工艺和技术领域，拥有深厚道德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和民族，由于精益求精、技进乎道而止于至善的精神，由于尊纪守法、团结协作、敢于奉献的精神，是可以这些方面达到世界最领先水平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我们的优势相对于日本人来说更加突出，首先我们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传统要比日本人更加深厚，日本人学到的只是我们的一些皮毛，真正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轴心是中华。其次我们人口众多，十倍于日本，这就使得我们具有巨大的规模优势，我们可以投入到更多领域，开拓更多的产业，培养更多的工程技术人才，积累更多的资金，更大的生产规模和低廉得多的规模成本，这种整体的优势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故而，我们要成为世界应用技术和工艺领域的王者，那是早晚的事儿。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最艰难的是要培养一批杰出的理论科学家，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杰出的理论科学家，这恐怕才是我们在新世纪里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我们中国新一代青年人会在这个领域涌现出一大批的优秀科学家，21世纪中国科学的天空，也必将会出现像牛顿、爱因斯坦那样的科学巨星。因为作为科学理性主义之核心的逻辑学、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已经在20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在中国札下了根，任何一种强大的文化体系在吸收其它民族的文化成果时都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综合创新，从而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如同西方人吸收了我们的科举制度而开创了现代公务员制度一样，我们在理论科学的领域里也必将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总而言之，这个“科学神话”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西方人才是科学的主人，另一面是科学万能。正是这个科学的神话，这个霸权话语体系，为西方世界的统治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但是，这个神话与民主的神话一样，是不真实的。首先，科学已经被证明并不是万能的，科学理性只是人类理性的一个维度，科学理性主义文化也只是人类三大文化中的一支，它当然、也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人类同时需要道德理性和宗教理性来制衡科学理性，需要道德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体系。这样，科技这匹狂奔的野马才不至于踢伤它的主人。其次，西方人用自然科学方法所建构起来的社会科学体系，远非是什么普遍的真理，我们永远也不能像相信自然科学那样相信西方的社会科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许多社会科学不仅很早就是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而且很多就是因此而生的。最后，我们要相信西方人并非一切科学的主人，只不过由于历史的机缘，他们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可以实现对于他们的赶超，我们不但要有这个信心，而且要用行动来证明这一点。

　　3、打破自由的神话

　　自由是西方人自近代以来制造的又一个神话。自由是自我的本性，然而自由这个东西确实难言。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又无处不在桎梏之中。可见，自由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在人生与社会的发展进步中不断地变化和发展的，古人的自由不同于今人的自由，老人的自由不同于小孩的自由，男人的自由不同于女人的自由，东方的自由不同于西方的自由。如果我们脱离实际而空谈自由，那么自由就会成为空言，正如腐儒袖手谈心性，玄学清谈一般，没有意义。窃以为，自由是本我之天性，是真我之内在超越和外在超越的统一，质言之，自由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是内在的超越，外王即是外在的超越。内在的超越是知性、德性和神性的全面发展，而外在的超越是真我之知性、德性和神性之外化，开物成务，厚生利用，修齐治平，皆可以谓之外在超越。内在超越必须通过外在超越体现出来，这是因为本我寓于真我与物我之中，所以本我的自由必须通过真我与物我呈现出来。故而，真正的自由是建立在三位一体的理性基础之上的欲望的满足，是自我的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之统一.。内圣外王之道即是以道德理性统合科学理性与宗教理性，实现理性之全面协调发展，合理地、可持续地满足人类的欲望。所以，自由不是什么外在的东西，而是天赋的，我即自由，自由即我。自我存在的历史就是自我追求自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历史。所以自由只能是相对的，是历史的发展中不断呈现出来的东西。生存是自我的第一自由，但是生存不是自由的目的，自由的目的是发展、是自我的实现，所以人之异于动物正在于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皆是“不自由，勿宁死”，因为，人是有目的性的动物，如果人生失去了目标，那么生存也就失去了意义。当今世界，西方国家的人民确实要比其它国家的人民享有更多的自由。那是因为他们作为发达国家，享有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高踞于全球分工和分配体系的顶部，这样他们就有更多的条件享受更高的自由。他们不仅没有生存之忧，相反，具有更多自由的发展空间。但是他们的自由是否意味着自由的终结？是否他们所达到的自由就是人类的终极自由？这显然是荒唐的。自由是无止境的，无论对于个人、民族或人类而言，皆莫如此。人类理性所蕴含的潜能永远也不是我们所能够估量的，心有多宽广，自由就有多大，所以，周子“无极而太极”一句，概括了内圣外王之道，也概括了自由的本质，自由即是道，即是理，即是心，即是性，即是无极而太极。自由确实是一个神话，人类所创造的一切奇迹皆归功于她追求自由的本性。然而，如果某一些人或者某一些国家和民族将自己的自由凌驾于其他人、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以此来制造一个自由的神话，那么这个神话的面具早晚是要被揭穿的。西方式的自由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了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他的自由是要受到社会发展程度的所制约的。西方人将自己的自由标准强加于人，就如同于一个百万富翁强迫一个饥寒交迫的工人去买一辆奔驰宝马一样，是非份的要求。事实上，西方人从来不就不是第三世界人民之自由的慷慨的施予者，而勿宁是对他们自由的最大侵犯者和剥夺者。

　　4、打破人权的神话

　　人权是西方人制造出来的又一个神话。这是所有西方人制造出来的神话中最厚颜无耻、最至贱无敌的一个神话。自从达-伽马航海以来，直到伊拉克战争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世界人权的侵犯就是一个漫长的罪行录，这些罪行录如果按照美国司法程序中冗长的档案那样打印下来足以包裹住我们的地球，数以亿计的生命权被剥夺，数在十亿计人的财产权被剥夺，数以千百计的民族被灭绝。令人“钦佩”的是，西方人居然将这些践踏人权的罪行录制造成了一个人权的神话，而基于这个人权神话基础之上的人权话语权，居然又反过来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正如他们在科索沃、伊拉克所做的那样。所以，西方式的人权神话事实上正在于它的反面，即正是一个反人权的神话。人之为人的权利，自古及今，固然是千差万别，只是对于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而言，这种人之为人的权利，是日用而不知的，是生命本身的题中之义，虽然天赋人权的观念是西方人率先提出来的，但是对于其它国家的人民而言，这种天赋人权则是现实的，活活地呈现于他们的生命历程之中的，古代中国对于人道的追求，将天地人视为同等的一体，即是如此。然而，把人权提高如此重要的政治高度，却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是“人权”战胜“神权”，是科学理性主义战胜和超越基督教宗教理性主义的产物，只不过这种历史并不具有普遍性的意义而已。故而，人权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西方社会在与神权斗争中的产物，它是在西方的现代化进程中才出现的话语。但是可悲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用用人权的武器，打倒了站在神权背后的封建主阶级和教会，却又用人权这个武器，铸造成一柄达摩斯之利，高悬于其它非西方国家和人民的头上，随时准备为了上帝的黄金奖赏而斩下他们的头颅。在过去，他们几乎可以肆无忌惮地运用这柄宝剑，血流成流，横尸百万，也不过是小菜一碟，而现在，由于世界殖民体系和帝国主义体系的解体，第三世界人民的觉醒，他们只能将它作为一把杀人不见血的刀来使用了，这柄刀就是人权话语。这确实是一个历史性的大笑话，西方人，那些强盗的子孙，在全世界杀人放火，犯下了一切可以犯下的罪行，侵犯了一切可以侵犯的人权，将人类数百年的历史淹没在血风腥雨之中。时至今日，他们不仅不曾为他们侵犯人权的罪行忏悔反思，反倒肆无忌惮地对非西方国家的人权问题说三道四。时至今日，尚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就他们侵略中国的罪行向中国道过谦，也还没有哪个国家向中国就战争损害赔过款，还没有哪个国家主动将他们从中国掠夺的财物和文物归还给中国，还没有哪个国家将他们从中国侵略过去的领土归还给中国过。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弱小的第三世界国家了。真不知道西方人何以胆敢厚颜无耻地指责世界各国没有人权。须知，西方人的高度人权，正是建立在对其它国家人民之人权的剥夺上的。正如古代希借罗马公民的人权是建立在奴隶们的人权被剥夺的基础之上的一样。在过去的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殖民者剥夺了数以亿计的亚非拉各国人民的生命权和财产权，而今，西方又利用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教、科技诸方面的优势，通过不公平贸易和各种阴谋阳谋，乃至于赤裸裸地侵略，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第三世界国家，掠夺和奴役各国人民。这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对第三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利的侵犯，然而，正是那些过去、现在和未来仍将侵略各国人民人权的人，却在那里伪善地指责各国政府不保障人权，以此来谋求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侵略更多的人权，真是贼感作贼，何其无耻。事实是显而易见的，以人类现有的资源和财富，根本就不可能让全世界人民享受到跟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等西方世界国家人民一样多的人权，一个拥有汽车的家庭和一个连饭都吃不饱的家庭，怎么可能拥有同样的人权呢？一个拥有高等学历的人怎么可能与一个文盲拥有同等的言论自由、结社选举等人权呢？西方人并非不明白这一点，也不是不知道，把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它各国，乃是一种邪恶的行为，然而，为什么他们还要乐不彼呢？我们当然不排除在西方世界里还有一些抱着天真的幻想和善良的意愿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也能享受更多的人权的人们，但是，支撑西方人权话语霸权的最主要的因素，恐怕还是利益考量，因为他们可以用人权话语武器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索取更多的权利和利益。如果他们能够放弃一点自己的人权，少一些剥削，少一些不公平贸易，少一些阴谋阳谋，少一些武力干涉，自然便能极大的促进第三世界人民的人权，然而，他们显然不会那样做的，因为他们高喊人权的口号本身就是为了侵犯更多的人权。但是，西方世界早晚是为他们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侵犯人权的历史罪行付出自己的代价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只不过时候未到而已。西方人所制造出来的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的种种神话，作为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发挥着对第三世界人民攻心的作用，是为他们奴役第三世界人民的事业张目的，起到了核武器都不能起到的作用。西方人以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的主人自居，利用他们数百年来以种种方式积累起来的强势地位，将西方式的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向全世界廉价地倾销，以此来占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识领域，奴化各国人民，剥夺他们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的权利，是值得我们警惕和批判的，我们不能被这些神话所迷惑，而心愿情愿地向魔鬼的祭坛献出我们的思想和灵魂，为了他们的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而牺牲我们自己的探索和发展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的权利，我们要始终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不为幻象所惑，不要东施效颦，坚持走自己的路，不管西方人怎么说。对于西方世界所宣扬的民主、科学、自由和人权的神话，我们首先要在观念打破这四种神话，然后我们要在行动上打破这些神话，我们只有首先在观念上打破这些话，我们才能在行动中、在实践中打破这些神话。我们要破除对于西方民主的迷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真地根据我们的国情建立比西方民主更加进步的民主政治，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来证明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民主政治”的楷模，是真正的礼仪之邦，只闻来学，不闻往教。我们要破除对于科学神话的迷信，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类科学进步的伟大征程中勇攀高峰，创造出远远超越西方近代所达到的科技成就，而与此同时，用我们的固有的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将科学的发展和运用限制在一个恰当的范围之内。避免西方社会由于科学理性主义过度扩张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与弊病。我们要破除对于西方自由神话的迷信，将我们固有的内圣外王之道发扬光大，在实现天下大同的宏伟事业中，在内在超越中穷极心灵之宇，在外在超越中开拓万里空疆，成为人类社会迈向信息社会和太空社会的领军者，将人类自由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我们要打破人权的神话，在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罪行的历史总清算中，打破西方对于人权话语的垄断，用道德理性主义为人类社会立法，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行放到人类道德理性法庭上进行庄严的审判，为促进人类发展和进步的权利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消除三种意识——庸马意识、庸儒意识、洋奴意识

　　我们今日的中华民族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宰，光破除来自西方的四种神话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消除三种根深蒂固的庸俗意识，即庸马意识、庸儒意识和洋奴意识。我们说要消除庸马意识、庸儒意识、洋奴意识，并不是说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儒学、反对西洋文化，而是要反对那些对于它们的庸俗的、有害的理解和误读，反对对于它们的未经任何理性思考之怀疑与批判地盲目接受和崇拜。首先，我们要消除的是庸马意识。我们理解和信仰马克思主义，必须牢记一个前提，那就是马克思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宏愿，要为全人类谋永福。要记住，马克思所立下的这个最高理想就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脱离的前提，必须站在这个前提下，用这个理想和信念来理解和诠释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拿着马列经典当枕头，高枕无忧，弗思弗虑，照本宣科，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在我们党的发展史上没有少吃这种庸马意识的亏，王明路线，立三路线，大跃进路线、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等等，都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和教条主义的结果，这种打着马列的旗号，而实质上违背了马列宗旨的庸俗意识就是庸马意识。这种庸马意识普遍存在于我们的思想当中，社会意识当中，这种庸马意识把马列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例如，马克思说了一句“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于是宗教就成了一切罪恶的源泉。究其实，马克思的这句话，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精神对于宗教理性主义的胜利，对宗教的批判不只是马克思一个，像弗洛伊德、尼采等人对于宗教的批判也丝毫不比马克思逊色，弗氏说宗教是精神的麻醉剂，与马克思如出一辙，尼采更是诅咒“上帝死了”，要重估一切价值。这些言论事实上是西方社会两千年来，两希传统既统一又斗争的结果，如果脱离这个历史的具体事实，而把宗教一棍子打死，那是不公正的，是教条主义的。事实上，宗教理性主义与科学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一样，是一种崇高的理性精神，而且，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佛教与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之间有着更为接近的关系，这也是为什么近代以来，中国众多的革命者都对佛学情有独衷的原因所在。又如，马克思讲要消除城乡差别，脑体差别，于是就有了知青下乡运动，结果使我们的国家错过了大好的发展机遇，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马克思根据西方的历史将人类发展的动力归结为阶级斗争，于是我们便不顾自己的历史和国情，酿成了文革十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悲剧。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多次的思想解放运动，然而必须指出，类似的这些种种庸马意识并未消亡，而是仍然普遍存在的。有一个问题值得那些怀抱庸马意识的人深刻反思，既然连马克思自己都将“怀疑一切、批判一切”作为自己的人生格言，我们有什么理由对马、恩、列、斯、毛的话全盘肯定，照单全收呢？如果只要照着他们的话去做，共产主义便可实现，那还要我们这些活人干什么？弄一批电脑来执行他们的指令就成了。我们必须牢记，今天的世界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生活的时代已经截然不同，并且马列主义原本就是为了医治西方的社会病而开出的药方，并非为我们中国人所创，我们接受了马列主义只是历史的机缘，是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大同理想假马列之名而开花结果，如果我们执着于马恩列斯毛的只言片语，那么我们就会常常犯下刻舟求剑式的错误。所以，对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最重要的是，我们要牢记共产主义的信仰，要牢记他们为人类谋永福的精神。这种信仰和精神才是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才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精神支柱。反之，照搬经典条文，把马列主义当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真理来使用，把真理当成是现成的硬币来使用，不顾本国的具体实际情况，不仅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有危害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一遇挫折便会动摇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苏联就是这样崩溃的。我们要知道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永远也不存在绝对的真理，人是宇宙间最为高级和复杂的东西，人性也要远比自然界复杂得多，绝不能把人文社会科学的真理简单化。马恩列斯毛都不是神，他们也都只是普通的人，具有常人的生活和健全的理智，只不过由于他们的人生际缘和崇高的理想追求，而成为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导师和领袖，我们不能神化他们，不能把他们的话当成是不可违背的神旨、教条来看待。我们还必须把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分开来，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能划等号，马列主义只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一种，是共产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过去之所以突出和强调马列主义，乃是为了在社会主义的阵营中争得一席之地，正是这种争夺正统的斗争，使得社会主义陷入分裂，也窒息了共产主义的发展。任何理论家都不可能不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性，恩格斯关于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的理论已经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只有把马列主义与共产主义脱钩，我们才能发展出中国的共产主义，将共产主义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难道西方文化可以孕育出马列那样的共产主义导师，我们中国文化就不能孕育出自己的共产主义精神领袖么？超越马克思才是真正地贯彻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中国人对于人类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的伟大贡献。其次，我们要消除的是庸儒意识。魏源曾经批评说，学黄老之书，而用以杀人，是谓庸医，读周孔之书，用以而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魏源对于庸儒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世俗之庸儒，穷首皓经，食古不化，上不足以经世致用，下不足以安贫乐道，或溺于词章，或溺于功名，或溺于利禄，或溺于辨讼，流弊之下，或误人子弟，或以理杀人，或自误家邦，乃至卖国求荣，五千年来，何其多哉？尤以晚清以来为甚，时当清庭日益腐朽坠落，而有一班庸儒为其卖命，而得以苟延残喘；袁世凯、张勋复辟，亦自有一班庸儒为走狗鹰犬，而粉墨登场；伪满州国、汪伪政权亦自有一班庸儒为其效犬马之劳，而得以为虎作胀；蒋家王朝亦自有一班庸儒为其看家护院，而得以祸国殃民。由此可见，学周孔之书而误天下者，历代虽不乏其人，然以晚清以来为尤烈，置生民于水火之中，而犹自麻木不仁，抱残守缺，假仁假义，庸儒遍及天下。唯有共产党人不以儒自命，然其师夷长技以制夷，救生民于水火之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保国保种，兴共产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此乃儒学真生命之自然流露，发而为天地之正气，充塞宇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理性主义的精神，勋追三皇，功盖五帝，其开天辟地，再造中华，反殖反帝、解放人类之伟业，适足以与天地参而泣鬼神也。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缘三皇五帝而立教，尊孔子为至圣，以四书五经为载体，以二十五史为展开，以诸子文章为辅翼，是中华道德理性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在数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发展演变而成为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将道德理性的精神深深地植根于我们国民的心灵，构成了我们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的潜意识。它既不是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又不是科学理性主义的文化，然而它最具有融摄、同化宗教理性主义与科学理性主义的能力，当儒学真正实现了对于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的同化的时候，实现了从小康之儒向大同之儒的转化的时候，实现中华文化从第一代道德理性主义向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转化的时候，更新换代的儒学将重新成为中华巨轮的发动机，人类将在它巨大无比的牵引力下，驶向天下大同的彼岸。今日中华大地，儒风虽劲，然得道之真儒实少，以今日之世界，不识大同者，不足与言儒。四千年中华政道之传承，一言以蔽之，从家天下到党天下，四千年中华学统之传承，亦一言以蔽之，从小康之儒到大同之儒，不识此大道者，皆是庸儒。由是而观之，庸儒意识至今亦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意识当中。欲复兴儒学，重建中华道德理性主义，必先尽去庸儒意识乃可，儒学的真生命方能流露出来。儒家之道，广大悉备，与时偕行，兼容并包，海纳百川，厚德载物，自强不息，敬天命而尽人事，修内圣而达外王，极高明而道中庸，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修名教而法自然，穷独达兼，居敬持事齐家治国，正心诚意，安乐逍遥神游万物，本家庭之人伦而小康，追天地之至公而大同，缘仁义礼智而立信，文道千古而立诚，协和万邦而立威，无极而太极，天理而人欲，为生民而立命，为天地而立心，为往圣而续绝学，为万世而开太平，积诸子百家道德理性之精华，传五千年华夏文明之薪火，立德、言、功不朽之三教，卒使中华之精魂，民族之气魄，引上古涓涓之细流，而成今日汪洋之大海，如此之大道，岂易见乎？今日之儒道，正如潜龙之在渊，厚积而薄发，一旦流行，便一发不可收拾，如春风之席卷大地，如暖日之普照人间，儒道之伸屈，自有天意在焉！第三种必须消除的意识是洋奴意识，这也是我们社会中流传最广、危害最大的意识病毒。虽然中国并非洋奴意识为害最烈的国家，与印度、非洲、拉美各国相比，我们的主体性犹存。然而，各种各样的洋奴意识流行泛滥于今日中国社会，这种由于后殖民时代而留下来的洋奴意识乃是当今危害最大的意识病。众所周知，自所谓达伽马发现印度以来，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者出于奴役世界各国人民的需要，不仅仅使用了坚船利炮来攻城掠地，同时也炮制了各种各样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攻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尤其是精英阶层灌输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奴隶意识，这是洋奴意识的根源。而这种主奴意识的根源要追溯到古代希腊罗马，黑格尔对于这种主奴意识有过最经典的论述和辩护。西方世界历经数百年的扩张，不仅仅是武力和政治的扩张，同时也是经济与文化的扩张，他们用从世界各地掠夺的财富，桊养了一大批知识打手，从事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工作，各种主奴意识由此而被制造了出来，像瘟疫一样散播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在这三种庸俗意识当中，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洋奴意识，庸马意识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洋奴意识。洋奴意识是最可怕的意识病，因为它是一种失去自我的意识，是一种奴隶意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中华民族的主体精神曾经挺立于世界，是唯一敢于向两个超级大叫板的国家，在促进亚非拉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这种历史性的贡献至今让我们受益菲浅。然而，改革开放以来，洋奴意识伴随着西方资本、技术和文化的输入而一并涌入中国，用老百姓的话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转眼回到解放前”，洋奴意识的流行和新买办阶层的重新崛起，致使今日中国沦为西方世界经济与文化的半殖民地，数以亿计的农民和工人正在承受着全世界资产阶级最残酷地剥削，沿海各地的“血汗工厂”便是对于这种洋奴意识的无声的控诉。洋奴意识作为一种后殖民意识，是国人被西方意识形态洗脑的后遗症。就如同被鲁滨逊洗脑的“星期五”一样，那个被殖民者美化了的童话，歪曲地告诉了我们洋奴意识是如何产生的，殖民是如何可能的，不仅仅靠坚船利炮，还有一整套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后盾。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世界的国家虽然取得了政治和军事上的独立，却依然只是西方世界经济和文化附庸的原因。八十年代，甚至有人说出了殖民三百年中国就会实现现代化，中国死几亿人就会富裕起来的混帐话，九十年代又盛行所谓廉价劳动力论，与国际接轨论，比较优势论等等不一而足。由此可见洋奴意识之可怕，面目之狰狞，吃人不吐骨头。洋奴意识之种种体现，或曰拿来主义，或曰依赖意识，或曰挟洋自重、或曰崇洋媚外，凡是西洋的东西都是好的，都是值得我们模仿和学习的，一切皆以西洋之是非为是非。而事实是，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与不足，中国文化如此，西洋文化亦是如此，自古文化之交流，犹如吞食与反噬，吞食太多，消化不良，便被反噬，犯下吾丧我之病，洋奴意识由此而生。自近代以来，吾国吾民，吞食之西学，着实不少，而消化不良者亦多，洋奴意识亦因之流行于中国。今日之中国，愈是所谓精英名流，愈是难以掩饰其洋奴嘴脸，洋奴意识在某些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使我们失去了主体性，失去了独立思考、怀疑批判的能力，而这恰恰是我们最应该向西方人学习的地方。无论是庸马意识、庸儒意识还是洋奴意识，这三种庸俗意识的要害在于让人失去主体性，因之，同一个人可能同时具有此两种乃至三种庸俗意识，那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失去了主体性的人自然便会人云亦云，缺乏自己的断见了。比如所谓的海外新儒家，便是既具庸儒意识，又具洋奴意识，既执着于空谈心性，又兹兹以求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凄凄然有如丧家之犬。子曾经曰过：“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曰：“涂之人可以为大禹”，由此可见先圣对于人之主体性的重视，孔孟荀所言虽殊，然其教人自立自主，不囿于他人之牢笼，则一也。我们要重建中华，实现民族的振兴，就要敢于戳穿来自西方的种种神话，大力扫荡三种庸俗意识，反躬自省，反求诸己，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为重建中华轴心铺平道路，作好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

　　三、迎接黄金世纪的千年轮回和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腾飞

　　21世纪的中华正在迎来一个黄金世纪的千年轮回和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腾飞。何谓黄金世纪的千年轮回？在公元11世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个文化繁荣的黄金世纪，在这一个世纪里所诞生的文化不仅奠定了此后一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而且对整个东亚和西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接点燃了人类现代化的圣火。对于这个黄金世纪，我们当代人还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同情地理解，相反却对西方所谓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津津乐道。因此，人们也看不到这样一个黄金世纪将要在一千以后重新降临中华大地，但是迈过新千年的地平线，透过新世纪的曙光，我看到了一个黄金世纪的千年轮回，正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上冉冉升起。为什么说我们正在迎来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腾飞？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曾经历过四次伟大的腾飞，第一次是夏王朝的建立，第二次秦王朝的建立，第三次是元王朝的建立。第四次就是新中国的建立。夏王朝，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统一”王朝，它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民族从此进入了家天下时代——这个漫长的历史大峡谷，这是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它的第一次腾飞，这一次腾飞始于夏，继航于殷商，极盛于两周。第二次腾飞是秦王朝的建立，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郡县制的家天下，在这种先进的制度下，中华巨龙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远远将其它国家和民族抛在后面，一骑绝尘，进入了发达的农业社会时代，出现了秦汉、隋唐两个巍峨的高峰。第三次是蒙元王朝的建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它充分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胸怀，它也标志着中华终于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它所拥有的辽阔疆域至今无人能及，它还标志着中华文化成为世界性的文化，它把中华文明的火种播洒在整个亚欧大陆，中华精神在蒙元世纪成为了真正的世界精神，直接启蒙了欧亚两大洲，此后五百年欧洲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进步皆与此相关。当然，对于我们中国自身而言，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它标志着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走出家天下大峡谷的历史出口，历经元明清三代，中国社会终于走出了漫长的家天下时代。第四次腾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它标志着中华民族自晚清以来，经过几代人百余年的努力，终于破茧成蝶，飞出了家天下大峡谷，四千年漫长的小康时代终于结束了，进入了走向大同的时代，党天下的时代。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并且开始率领中华民族迈向新的伟大征程，即将人类带入天下大同的新天命。这一次伟大的腾飞，其意义远超秦、元两代，足以与夏王朝的建立相媲美，所谓开天辟地是也，可以说在人类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建立具有与新中国之降生那样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说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胜利标志着这个腾飞的第一阶段，即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与辉煌，那么，迈入新千年的中国正处于这个历史性腾飞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与文化腾飞的阶段，而这一切适与黄金世纪的千年轮回相重合。

　　1、黄金世纪的千年轮回

　　今日中国的许多学者精英，言必称希腊。例如，他们许多人对于雅斯贝尔斯所杜撰的轴心时代的理论推崇备至，趋之若鹜。然而，所谓的轴心时代仍然只是一种“贴牌”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只不过拿着西方的尺子来量度其它文明罢了。因为无论是在西亚、印度还是中国，轴心时代固然出现了文化的繁荣期，然而它们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中国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西亚、印度的宗教理性主义文化之诞生都远远早于古代希腊罗马，希腊罗马所诞生的科学理性主义文化乃是人类三大文化体系中诞生最晚的，因为它本身就不是自根自植的，有赖于其它文化的输入和剌激方才产生的。以科学理性主义的诞生来量度其它文化，将人类文化发展的精神方向界定在所谓的“轴心时代”，夸大轴心时代的历史意义，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观，这也表明了西方学者对于其它文化的无知和轻视，而与此同时，世界其它国家学者对这一理论的追捧，也说明了他们对于自己文化缺乏同情的理解和充分的自信。今日的中国学者对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西方文化发展的里程碑记忆犹新，而对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所出现的文化繁荣时代却缺乏足够的理解和同情。中华文化固然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滔滔洪流，不似西方文化那样时断时续，呈现出一个又一个质的突破与萎缩的怪圈。然而，中华文化在其绵延不断的发展历程中，潮起潮落，也有高潮和低潮，有辉煌灿烂，也有花果飘零的时候。公元十一世纪就是一个中华文化的光辉灿烂的时期，然而，我们今天却很少有人像关注到文艺复兴那样，深刻地认识和发现这个中华文化的黄金世纪，在我们呼喊中华文化复兴的今天，让我们回眸往圣的足迹，应该有助于我们吸取前人的经验、智慧和力量，去开创中华文化的新天地。请先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千年前的中华，那是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中华，刚刚结束唐末五季之乱的中华，那是北宋王朝崛起的中华，那是一个在我们今日的中国人眼里，不是被视为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华，就是把它视为封建社会衰落期之始的中华。然而，事实果真的是这样吗？对于一个以文化为荣，以文化立国的民族而言，政治与军事上的弱势，并不能成为判断她的强盛与否的标志。按照固有的以文化为导向的价值观来判断，我们就会发现，事实恰恰相反，一千年前的那一个世纪，正是中华民族史和中华文化史上的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世纪，一个圣贤辈出，群星争辉，成就斐然的梦幻般的世纪，那一个世纪在各个领域所诞生的众多思想文化的巨匠，宛如一颗颗列星骤然升起在中华历史的天空，照亮了此后千年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也照亮了人类社会的星空，那一个世纪，中华的天空是地球上最灿烂的夜空，那一个世纪中国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成果达到了人类在农业时代所能达到的极限。总而言之，中华民族在那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文化成果，涌现了现代文明的一切雏形，奠定了此后一千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基石，同时也最先点亮了人类迈向现代社会的文明火种！公元11世纪，时值北宋中期，自宋真宗至宋哲宗（公元998-1099年）的这一个世纪，中国社会在文化、经济和科学方面取代的巨大成就可以说是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从文化上来讲，宋代知识分子在文史哲诸领域均有重大建树。以宋初三先生和北宋五子（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等为代表的大儒相继而起，返本开新，最终吸收和同化了外来的佛学，开创了新儒学，即宋明理学，捍卫了中华文化的本土地位，重建了“道通为一”的道德理性主义——“道学”，使中华民族避免了被外来的佛教文化所异化的命运。从文学上而言，出现了诗文革新运动，涌现了号称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曾巩等，把古文运动推向了高潮，古文运动虽源起于中唐之韩柳，而实兴旺于北宋，除了古文以外，宋人既承唐诗之余绪，又别开生面，创立了堪于唐诗媲美的宋词，众多杰出的词人也都生活在这个世纪；就史学而言，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是后世唯一堪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提并论史学巨著，欧阳修、宋祁等修《新五代史》和《新唐史》也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大的价值。在文献编辑和出版方面，此一世纪编修了《太平御览》《道藏》《册府元龟》等具有首创性的大型学术丛书或类书。在文化教育方面，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书院制度的草创和大发展时期，正是赵宋王朝的奖励学术政策和书院教育的繁荣为这个黄金世纪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科学技术领域，亦是一样地突飞猛进，除了众所周知的活字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这三大发明以外。在建筑学领域，不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重大突破，李诫的《营造法式》是世界上最早的建筑学专著，泉州洛阳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奇迹，应县木塔是现存世界上木结构最高建筑等等。数学家贾宪最早发现了“二项式系数法则”和“贾宪三角”（欧洲称之为“巴斯加三角”），比法国数学家巴斯加早了四百多年；在医学方面，除了代表了当时医药学最高成就、号称11世纪中国百科全书的《证类本草》之外，还有《嘉偌本草》和《图经本草》等，成为李时珍编撰《本草纲目》的重要来源。在天文学领域，由苏颂等研制的水运仪象台不仅是当时天文仪器方面的杰作，更反映了中国在精密机械制度领域所达到的辉煌成就。此外，大科学家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也是一部科学史上的巨著。经济上，由于实行了两税法、代役制和租佃制等新经济制度，从而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人口和耕地大量增加，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的不断改进，农作物的种类和产量都取得了成倍的增长。而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工商业的极大繁荣。北宋的造船、矿冶、纺织、染色、造纸、制瓷等工业，在生产规模和技术上都超过了前代，以造船工业为例，各州年造船数可达数千艘，且种类繁多，大的内河运粮船可载上万石，而远洋的“客舟”和“神舟”更是可运载数千斛粮食，海上丝绸之路由此而繁荣起来。商业市场打破了旧的格局大小城镇交通贸易发达，盛况空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此时中国的一个小镇也要比伦敦、巴黎今天这样的欧洲大城市还要繁荣。而作为这种经济繁荣之象征的，是11世纪初在四川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这一发明无疑更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此外，政治上有以范仲淹所掀起的庆历新政和王安石改革，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不甚成功，但无疑体现了中国人探索制度创新勇气的决心。总而言之，这个世纪所产生的文化科技成就自蒙元世纪开始向全世界不断的传播，启蒙了整个欧亚大陆，直接点燃了现代文明的薪火，当我们谈论所谓现代性与现代化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中国的11世纪。这样一个伟大的黄金世纪，缘何至今没有引起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呢？这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传入，使我们的价值观体系发生了巨大的歧变，在物竟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下，我们自然很难对文弱的宋王朝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因为从政治和军事上讲，宋王朝确实是一个积弱的时代。但是，但是这并不能掩盖宋王朝在经济、文化、科技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最为重要的是，由于宋明理学的出现，中华文化实现了对佛教的同化，再一次实现了政统与学统的合一，实现道术将为天下一，同时这也预示着中华民族终于找到了穿越家天下大峡谷的出口。时至今日，这个黄金世纪的光辉仍然被掩盖在历史的尘埃中，反观中外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著作汗牛充栋，确实应该令当代的中国学者汗颜，如何发掘这个黄金世纪的文化资源，从中吸取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智慧是摆在当代学者面前的重大课题。今天，在跨越千年之后，我们中华民族正在迎来一个新的黄金世纪的轮回，在重建中华轴心的过程中，我们中华民族必将创造远胜于以往任何时代的伟大文化成就，这是因为今日的中华大地，正值人类社会的三种理性主义文化传统有史以来最快速的、最大规模的交汇，它所产生的伟力是任何精明的头脑和最新超级计算机也无法估量的。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知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涌入如此之多而又如此年轻的人们的头脑里面，它将要引爆的将是一颗威力无比的巨大的氢弹，在它面前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奇迹，美国和欧洲的奇迹，统统都要相形见绌。而我们——跨世纪的一代中国青年，作为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最优秀的、受到最良好教育的一代人，作为人数最为广众的一代人，同时也是人类社会最大的青年群体，我们的使命远胜于前人，我们被寄予的厚望亦远胜于前人，我们不但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我们也是共产主义的拯救者和复兴者，我们不但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文化的传承人，我们同时也是中华文化伟大复兴的开拓者。我们不但将要见证一个黄金世纪的诞生，我们更将创造一个全新的黄金世纪。21世纪必将作为中华民族在新千年的又一个黄金世纪而载入史册，我们的民族在这一个世纪所取得的文明成果，将要引导人类在新千年的航程，我们当中的思想英雄将躬耕于方寸之间，而决胜于千年之外。

　　2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腾飞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有质的突破，这就是社会发展的量变与质变的辨证法。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史上有高潮也有低潮，有收缩，也有腾飞。关于夏王朝和秦王朝的建立是中华民族的腾飞，我想应该没有异议的。那么将元朝的建立视为一次腾飞，可能会引起非议，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了的那样，元朝的建立至少具有如下重大意义：第一，它帮助中国找到了家天下的出口，这一点非常重要。赵宋王朝的灭亡，和中国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一王朝的建立，使家天下在观念上受到极大的打击，但是与此同时，元王朝却又继承了晚宋的做法，立新儒学为国学，开科取士，从而又将家天下的政体发展到了极致，从而形成了元明清三代的超稳定结构。第二，它也标志着中华文化成为了真正的世界性的文化。蒙元世纪亚欧交通空前频繁，先进的汉文化假蒙古人之手而传播于欧亚大陆，中华文化在蒙元世界变成真正的世界精神，黑格尔说拿破仑是马背上的世界精神，照此看来成吉思汗便是一个更了不起的马背上的世界精神。在拿破仑的背后，站立着的是法国启蒙思想家，而在成吉思汗背后，站立的则是“北宋五子”等思想的英雄。没有他们的启蒙，西方便不知要到何时才会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第三、蒙元王朝绝对不是所谓中国封建社会衰落期的开始，相反，元明清三代的中国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王朝，更是有资格跻身于人类历史上最为强大的王朝之列，它们的文治武功都要远远超越汉唐，不能因为晚清王朝的暂时落后于西方，就将元明清的中华文化一棍子打死。元明清三代将中国的家天下体制发展到了极限，同时也为中国走出家天下社会作好了历史性的准备。共产革命的成功和新中国的建立无疑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它是继夏朝立国建立家天下来以来，我们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最大的观念和制度的革新。新中国的建立，来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第四次腾飞，这一次腾飞就它的质的因素而言，要远超秦、元王朝，如果说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家天下社会，那么新中国的建立则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党天下的社会，从家天下到党天下，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伟大变革。中国的党天下的政体虽然还不完善，但正因为如此，意味着它还有更远大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生命力。西方世界将我们的党天下政体攻击为“极权主义”，不是对历史和现实的无知，就是一个不可告人的阴谋。在所有受到儒学浸染的东亚国家里，几乎都是党天下的政体，只不过没有中国这么纯粹罢了。战后的日本基本上是自民党一党执政，台湾、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亦无不是党天下的政体，朝鲜越南自不必多说了。或许韩国和泰国是例外，但是韩国的经济基础是在独裁强人的统治时期打下的。总之，考诸东亚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多党民主的条件下实现了经济繁荣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菲律宾，这个“亚州民主”的早产儿，没有走上党天下之路，实在是大大地不幸。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和朝鲜战争的胜利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自近代以来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辉煌与腾飞，那么，在新世纪的今天，我们正在迎来的将是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腾飞。而我们这一代人就将是这一轮经济与文化腾飞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一次腾飞较之于日本和四小龙，犹如庄子所言的鲲鹏与蜩与学鸠，它将要掀起的风云将要彻底地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它将以史无前例的伟力，牵引着人类社会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

　　四、我们的天命——重建中华轴心

　　1、我们是谁？既曰“我们”的天命，首先即要明了“我们是谁”，也就是说“我们”所指称的对象，在这里的“我们”即是指跨世纪的一代中国青年。我们这一代人是作为共产主义的接班人来培养的，也是中华道统之天然的、理所当然的继承者。窃以为我们——跨世纪一代中国青年具有不同于前代的三个根本特征：第一、我们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人数最众、人丁最旺的一代。如果我们将跨世纪一代中国青年界定为出生于七0和八0年代的中国青年，那么，由于这两个年代正值中国生育高峰的缘故，我们这一代的总人数将超过四亿，也就是说比世界第三人口大国美国的总人口还要多出一亿有余。仅仅从人数上来讲，四万万中国青年便是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试想，当四万万人向着一目标迈进的时候，有谁可以阻止他们前赴后继的步伐呢？只要有一个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将我们团结在一起，那么就没有我们不可战胜的困难，就没有我们实现不了的使命。第二、我们这一代人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受到最良好教育的一代。尤其是当我们与我们的父辈——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相比较而言，由于文革等原因，他们所受教育的规模和程度远远逊色于我们。更可以突显出我们这一代人所达到的文化素质之高，在我们这一代人中受到中等和高等教育以上的人数是我们的父辈的数十倍乃至上百倍，而且教育的质量也要远胜于往昔。可以大胆地说，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之多的文化知识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被灌输到如此之多的年轻的头脑中，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掀起的教育革命，虽然存在种种问题，但是它毫无疑问已经铸就并且正在铸就一代新人——中华民族五千年以来最优秀的一代人。第三、我们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自由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是唯一真正可以自由地拥抱科学理性主义、道德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这三大理性主义的一代人，我们可以自由的吸收和学习这三种理性主义，而不必受到任何限制，没有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也没有危胁我们生存的冷战，更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没有任何神圣的权威，这一点也使我们具有了比世界其它地区青年更大的优势。同时，由于信息时代的出现，使得我们这一切人成为同时跨越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的一群人，这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这一切都让我们拥有比前代人或发达国家的青年，具有更加广阔的自由时空，借助于现代教育、传媒、交通，特别是网络的出现，我们所拥有的知识、文化、视野均要远远超过我们的父辈。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是依靠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创新而发展起来的，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民族共同体。由于上述的三个特征决定了我们这一代人将是史无前例的崛起的一代人，不仅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代人，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支生力军，我们是有力量、有信心、有决心把中华崛起变成现实的一代人，我们将是实现重建中华轴心的一代人。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对着历史立下宏愿，我们将在所有的领域赶超西方，赶超世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如果说过去的两个世纪是西方人用科学理性主义为自然立法的时代，那么，21世纪将是我们中华民族用道德理性主义为人类社会立法的时代了。我们将不仅决定中华民族的未来，我们还将决定人类社会的命运，我们将在重建中华轴心的历史使命中实现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将不仅打开中华民族新的一页，我们还将打开人类社会新的画卷。 2、我们的天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此乃小天命，个人之天命也。吾今所谓天命，乃天命之大者也，奋百年之余烈，策中华之雄风，荡九洲之生气，开万世之太平，建极宇宙，领袖人伦，协和万邦，号令天下，会盟诸侯，此乃中华之新天命也，大天命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新命，重建三位一体的中华轴心，即是我们对于21世纪的历史承诺。

　　（一）重建中华理性轴心或曰文化轴心

　　重建中华轴心的第一要义便是要重建道德理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在人类的三大理性主义文化传统中，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各有所偏，皆不如道德理性主义之极高明而道中庸，我们要执两用中，即执科学理性主义与宗教理性主义之两端而取中道，发展出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以此来吸收、融摄和包容一切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撒切尔夫人说过一句极其无知的名言：“中国永远也不可能成为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不出口思想和价值观”。这个女人对于中国历史实在太无知了，她不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文化立国，真要搞起文化战争来，世界诸国无人能敌。其要害就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强大的、作为四民之首的士阶层，有源起于文明最初的、以五经为载体的道德理性主义文化。但是与此同时，她也说出一个真理，（虽然她未必深信）那就是在21世纪的今天，决定一切的力量将不再是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力量，而是思想文化。我们的往圣先贤自古就明白，无论是政治、经济上的扩张还是军事上的攻城掠地，都不如文化上的攻心来得直接和高明。文化之战，意识形态之争，才是真正的王者之剑，所以我们的列祖列宗为我们打造了一柄大道无形、仁者无敌的宝剑，这就是道德理性主义。事实上，西方社会之所以能在战后依然控制整个世界，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吸收了我们中华文化的成果，在十九世纪末将我们的科举制度转化为现代公务员制度，从而培育出一个强大的官僚阶层，作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而掌握着西方社会，与此相应的是大批公共知识分子的涌现和职业经理人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他们可以视为西方式的士阶层。正是这个阶层取代了以往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军队和商人实施对世界的支配，使西方对其它国家和民族由直接控制而转为间接地控制。所谓的冷战，其实就是一场文化之战，意识形态之战，表面上是美苏争霸，而实际上是美苏共治全球，分别利用其科学理性主义的学术文化体系，实施对于全世界的思想文化的控制，将全世界人民置于一个无形的牢笼之中，前者伪善地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来掩饰自己的狼子野心，不仅对于沙俄的一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辉煌战果全部照单全收，而且从不满足于在雅尔塔体系中的既得利益；而后者则虚构一整套所谓“普世价值”的自由、民主、科学和人权的神话，传播一整套消费主义的文化，使各国人民“快乐地”接受他们的奴役。唯有重建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我们才能用这柄千锤百炼、浴火重新的王者之剑剌破这无形的牢笼，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各个领域实现对于西方的超越，用我们的价值观为人类社会立法，制定未来社会的游戏规则，将人类带入一个更加美好与繁荣的世界。这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叫中国式共产主义也好，叫共产主义新儒学也好，叫大同新儒学也罢，它将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它首先包含了追求天下大同或曰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将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与第一代区分开来的根本特征。大同将取代小康，共产、共享、共治的新三纲将取代君臣父子夫妇的旧三纲，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博爱的新五常将取代旧的五常。一切人与人之间的界限将在天下大同的熔炉中归于消亡。（如康有为所言的“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九界皆破）。与此同时它也将与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马列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理想信念无疑是具有永恒的价值的，但是如果将它视为一种科学的体系，一种指导我们一切事业的意识形态，无疑已经落后于时代了。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打破在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划等号的陈规陋习，将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共产主义只会窒息共产主义的发展，并最终导致共产主义事业的挫折。苏联发生的一切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共产主义，是打上了科学理性主义烙印的共产主义，是第一代的共产主义，那么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就是东方的共产主义，就是第二代的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本身只是一种道德的理想和世俗的信仰，而不是一门科学。第二、道通为一，融天下文化于一家的综合创新精神。儒家之道，执两用中，故而具有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博大气象，只要融摄了科学理性主义和道德理性主义，那么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便尽入吾国吾民之头脑，为我所用。我们的祖先既能用第一代道德理性主义便融摄了佛教这一宗教理性主义，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用它来融摄科学理性主义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又一个“一个道术将为天下一”的时代，窃以为当今中国一切有志于文化创新的仁人志士，第一要务当学宋明理学，从理学巨子融摄佛教的旧途径中走出一条融摄科学理性主义的新路来。儒化马列主义、儒化自由主义，儒化西方文化，建构一种可以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与挑战的价值体系，来为人类社会立法，像横渠四句教所讲的那样“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续绝学，开万世之太平”。第三是诠释中创新的精神，也就是所谓六经注我的精神。中国哲学和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不受形式逻辑所囿，故而具有无限可诠释性，中华五千年文化皆是六经之注脚，而六经所注又无非是道德二字，而道德又无非是人心之注解，一切文化皆为人心所化。中国文化既是一种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它便不同于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和宗教理性主义的文化，它不受形式逻辑的限制，也不为上帝神意所缚，可以常变常新，既可以我注六经，也可以六经注我，它是可以通过对于原典的不断诠注而向前发展的，如果说西方文化是一座座的山峰，那么中国文化就是一条包括众多支流的大河。山是无源的，而河是有源的。如本文所言甚多，然其要义不外乎诠释“中华”二字而已。马列主义千言万语，所言虽多，其要义实事求是地讲，亦不过是“共产共妻”四个字而已，《共产党宣言》说到底就是“共产共妻”的宣言。正是这种对于道的追求，对于悟性的讲究，使我们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聪明、智商最高的人，因而这种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也更有助于传播，更有助于武装我们的人民。第四是彻底的反殖、反帝的精神。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是霸道，这与道德理性主义所提倡的王道是根本不相容的。近五百年来，西方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给人类带来的浩劫，罄竹难书，这笔历史的帐，总是需要有人来清算的。历史摆在那里，想赖帐没那么容易。我们要重建道德理性主义，重建人类社会的理性轴心，就不仅要清算西方国家的侵华罪行，而是要为所有受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害的人民主持正义，将一切过往的邪恶放到人类道德理性的法庭进行庄严地审判。该道谦的要道谦，该赔偿的要赔偿，该归还的要归还，该惩罚的要惩罚，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有中华轴心替天行道，西方人别想逍遥法外。在我们重建中华轴心的征程中，我们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要重建道德理性主义，以此来结束当前我国人心混乱、信仰迷失、价值崩溃的局面，终结我们自近代以来所无法逃避、悬而未决的文化危机。保国保种，革命先烈们已经替我们完成了，保教兴教则是我们当代人的使命，教之不存，国与种亦失去意义。而保教护教的第一义不是韩愈所倡导的那样“人其人，火其书”，而是要修其本而胜之，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本土文化的创新来实现对外来文化的超越，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人类的三种理性主义文化中，当前处于最低潮的便是处于新旧交替之际的道德理性主义，然而新的时代最需要的恰恰是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重建道德理性主义，是吾辈中华青年义不容辞的义务。中华文化将在重建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重建中华理性轴心的历史中得到最宏大的复兴，道德理性主义的复兴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头等大事，当中华这一理性轴心重新升起在新千年的地平线时，人类未来的航程便要受它的支配和牵引，并从中获得可持续的、源源不断地发展动力，实现三种理性主义文化的大融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吾人可以大胆地预言，人类在本世纪所取得的文明成就将远超以往所有世纪的总和。（二）重建中华地缘轴心中华轴心自晚清崩溃以来，先后有两个国家获得了地缘轴心的地位。一个是英帝国，它由于最早成为了“世界工厂”，建立了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联邦，在19世纪逐步成为了全球政治经济的中心。还有一个是美帝国，它通过两次世界大战而获得了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直到今天。但是他们作为地缘轴心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从控制力的程度上，都是不能与作为地缘轴心的中华相媲美的，无论是英帝国时代还是美帝国时代，他们都曾面对强有力的竞争者，法国、德国、日本、苏联、意大利等等都曾对他们的轴心地位发起过挑战。今天的世界，美国的地位毫无疑问由于冷战的胜利而被夸大了，所谓二十世纪成了美国的世纪，就是一个夸张的神话，照这个逻辑，我们可以说自夏朝立国到晚清以降，人类社会的所有世纪都可以叫中华世纪。冷战时期，毛主席曾经提出过“三个世界”的思想，此一“三个世界”的思想经邓小平之口在联合国大会上公之于众，遂为世人所接受，因而成为众所周知的了。然而由于冷战的结束，旧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社会正在加速形成新的三个世界，即以中-印-东盟为轴心，包括中亚、阿拉伯国家、朝鲜半岛在内的东方世界；以欧、美-日为轴心的，包括澳洲、加拿大、俄罗斯等在内的西方世界，和以整个拉美-非洲为轴心的，界于东方和西方之间的第三世界。这里需要说明一下，日本自古以来就属于东方世界，但是它现在是属于西方世界，俄国自古就属于西方世界，但他现在跟东方世界站在一起，这两个国家早晚都要被打回原形，也就是说俄国最终将成为西方国家，日本将成为东方国家。在这三个世界中，东方世界的复兴将是一条历史的主线，是本世纪的头等大事。东方诸国，印度、东盟、中亚、阿拉伯国家，将在中国的引领下，走向伟大复兴的道路，占据人类一半人口以上的东方世界的复兴将是一股不可阻档的历史洪流，而中华正是这股洪流的中流砥柱。东方世界历来处在三个世界的中心，而中国又处在东方世界的核心地位，并且与第三世界各国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中华地缘轴心将以此为依托而重新建立起来，恢复她中央王国应有的往日风范。以下将从政治、经济、军事分而论之。1、论中华之为政治轴心中华既为大国，便须重内政而轻外交，大国之政，内政重于泰山，外交轻如鸿毛。所有大国皆莫如此，英国崛起之前有所谓均势外交，美国崛起之前有所谓孤立主义，即是如此。反观吾国所修二十五史之中，四夷列传只占极少篇幅，而关于中国内政的记载则至为详尽。惟内圣方可言外王，自家国事治不好，又何谈平天下？内政搞好了，我们才有自信，腰杆才能硬起来，我们现在之所以还会对西方心存畏惧，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所以，我们中华既要成为21世纪的领袖国家，便要集中精力，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探索和发展出一套全新的，足以为世界后进国家所能学习借鉴和模仿的政治体制。今日中国之政治体制显然已经不适应于新的形势的要求，但是在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形成之前，我们应当继续维持现有之政体，缺乏正确理论指导的政体改革将是致命的，苏联前车之鉴，不可不防。吾今之所以言中国的国体与政体已经不适应于新形势，乃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向传统社会的回归，即重新出现了士、商、工、农四大阶层并立的局面。而我们在建国之初所制定的宪法囿于马列主义和苏联模式，只承认工农两大阶层的合法性，商人阶层被完全消灭，士阶层虽未消灭，然而却被视为工人阶层的一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前，这种国体、政体是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也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相适应的。然而，由于市场经济的改革，士阶层和商人阶层的重新崛起，我们的国体、政体和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与社会现状构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正是我们为什么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我们的政治危机、社会危机却越来越深重的根本原因。所以中国的政体、国体的改革势在必行，但是它必须有待于适应当今中国社会现状之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或曰第二代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建立和完善方可实施。中国当代的士阶层依然保持了自古以来的传统地位，作为政治、经济和文教、军事的核心领导力量，而掌控着中国社会。当代士阶层的主体可以分为四块，一是从事于教科文卫体等社会事业的知识分子，二是国营或集体所有的企业管理和科研人员，三是党政群团机关干部，四是军队和国防工作者。这个也称为“体制内”的阶层构成了士阶层的主体，其他的私营部门的企业管理和科研人员以及自由职业者也应该视为士阶层的一部分，是他的同盟军。这个阶层是中国社会最具有组织性、政治性和觉悟性的阶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严密的组织系统集合在一起。当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由于以马列主义为代表的第一代共产主义的崩溃，当代中国社会失去了统一的价值观，士阶层内部在思想上、利益上的分化已经达到了可怕的地步，权力阶层腐化坠落盛行，这种内部的分裂和破碎化才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安全隐患，是一切不稳定的根源所在。改革开放以来，商人阶层这一中国古老的阶层在经历了短暂的历史性消失之后，由于市场经济的需要而被快速地制造了出来。由于我们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个阶层的产生便带有“合理而不合法”的总体特征。当代中国的商人阶层在短短的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所积累的财富便已经超过历史上数千年的总和，也超过了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可能仅仅逊色于美国的商人阶层，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样一种原始积累的速度自然不可能是通过勤劳致富的合法而正当的手段来实现的。越来越强大的中国商人阶层是否满足于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政治地位，或者说他们是愿意按照传统社会的惯例，服从于士阶层的领导，还是企图借助于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自己越来越多的财富来夺取中国士阶层的政治权利，这是中国社会所面临的第二大政治风险。中国工人阶层自改革开放以来，在规模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壮大，由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数以亿计的农民告别土地，以农民工的形式加入了工人阶层的队伍。它在人数上仅次于农民，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很快超过农民阶层。在过去三十年，中国的工人，尤其是民工承受了国内外商人阶层的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剩余价值，由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和分工体系，这些剩余价值的相当大部分被转移到了国外。可以说，西方资产阶层在过去三十年从中国所获得的财富要远远超过他们在历史上从中国掠夺的总和，正是依赖于中国这头巨大的奶牛所提供的源源不断、无法计量的鲜奶，冷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繁荣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撑。如何面对一个规模越来越大，素质越来越高，在政治上越为越觉悟的工人阶层，对于中国的士阶层和商人阶层来说都是一个严重的挑战，这是中国的又一大政治风险。中国的农民阶层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由于工业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快速发展，他们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向工人阶层、商人阶层和士阶层转移了出去，然而由于计划生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户籍制这三大套在他们身上的枷锁的缘故，他们的总体人数并未减少，反而越来越多，而且由于现代化进程中对他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的残酷剥夺，也越来越相对贫困化。由于中国本身人多地少，人均耕地面积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又由于家庭承包经营，无法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会经营，再加上计划生育政策迫使他们承担了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口生产的重任，农民阶层的相对贫困是无法避免的现象。解决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就在于打破套在农民身上的三大枷锁，加快农民转移的步伐，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村生育率。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阶层这一中国五千年来苦难深重的阶层，使越来越多的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为中国的士、商、工人阶层被充源源不断地新鲜血液，而与此同时又要保障农业的现代化，保持农产品基本的自给自足，是摆在我国党和政府面前的又一项重大挑战。中国社会依士商工农职业分途的四大阶层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被证明是最为合理的社会结构，正是他们的齐心协力，创造了人类社会无与伦比的农业文明。在新的时代，在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今天，我们如何让此种社会结构再次发挥他的优越性，如何充分平衡他们的权利和利益关系，化解他们之间潜在的矛盾和冲突，充分调动他们积极性和创造性，使社会人口和财富在这四个阶层之间科学、有序、公平地流动，便是我们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也是我们的第一内政。一旦第二代的道德理性主义得以在中国确立起来，中国士阶层以此种价值观和信仰体系团结和凝聚在一起，我们便可以全面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按照“党政合一、六权分立、中央集权、地方民主、全民普选”的原则推行政治制度的改革，走否定式民主的道路，建立一个既适合中国国情，实现士商工农的大融和、大团结，又比西方代议制政体更加自由、民主、科学、平等的政治体制，实现对西方政治文明的超越。首先，“党政合一”的党天下政体符合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的需要。西方之所以实行多党制度，乃是西方是由商人阶层所支配的社会，他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和意识形态，无论是契约论也好、功利主义也罢，说到底都是商人的政治哲学，他们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度是为了在各个商业集团之间达成利益的平衡。而中国过去和现在都是由一个统一的士阶层来领导的，自古不分政教，他也有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那就是儒学。党政合一可以实现精兵简政、提高治理能力、效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第二，六权分立，首先是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分立，将党的中央委员会、人大、政协改组为立法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其次拆分国务院，依照士阶层的四大类分别设置教科文卫委员会、经济贸易委员、行政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这样有利于我们对社会进行科学治理和服务，权责分明。第三，中央集权是中国的传统，也是保持国家大一统的需要，国家领袖由党内选举产生，然后交付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如果能得到半数以上选票，则成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否则就是被人民否决掉了，推倒重来，这是一条无差额的、否定式的民主道路，即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拥有否决权。第四、地方民主，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人可以实行差额制公平竞选，候选人由主要由党内（各级代表大会）推选，贤能的党员也可以自行参选，在公平、公开的原则下，提出自己的竞选纲领，发布竞选演说，争取民众支持，接受人民的挑选，这样可以防止腐败，充分调动各个地方内部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建设更美好的家园。第五、全民普选，西方国家花了几百年时间才最终实现全民普选，而且即便是民主领袖的美国也至今尚未实现直接的全民普选。而我们的政改要实现的将是真正的、直接的全民普选。不仅党和国家的最高领袖要由全体公民表决产生，所有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也要由所在区域的所有成年公民选举产生。理论创新和体制改革，即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的建立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改革是重建立中华轴心的第一要务。西方社会普遍盛行经济决定论，事实上文化和政治比经济更重要。一旦中国社会实现了理论创新和体制改革，那么巨大的能量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释放出来，为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中国共产党是我们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但是它从来就并非像马列主义所说的那样是中国工人阶层的先锋队，而是由中国士阶层领导的革命政党。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将不是缩小，而是要巩固和扩大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未来的中国共产党将是以士阶层为主体的，包括士商工农当中一切信仰共产主义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政党，党应该把它的触角伸展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社会组织、团体，它应该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实体。其次，中国未来外交的核心使命就是要建立一个以中华为政治轴心的、以永久和平为目标的“现代朝贡体系”，来取代作为帝国主义战争产物的雅尔塔体系，也就是说要取代联合国、八国集团、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奥运会之类官方或非官方的西方统治世界的工具，建立一个基于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的、真正和平、公平、正义的世界新秩序。故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第一要义便是反殖、反帝。我们不要以为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消亡了，伊战和此次西藏事件告诉我们，他们随时准备复活，唯有用道德理性主义的王者之剑方能从根本上降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妖魔。我们不能承认1840年以后，殖民主义者所强加给中国的任何领土和主权的变更，这是不可妥协的，任何与中国有领土纠纷的国家，都必须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后方可谈论永久和平，台湾要回归，蒙古要回归，所有被侵占和分裂的领土统统都应当回到新中国的怀抱。任何侵略过中国的国家都必须向中国道谦，都必须向中国赔款，都必须归还从中国掠夺的文物。否则我们将保留复仇的“天赋国权”。西方列强不但对中国要如此，对于其它被害国也要如此。一个永久和平的世界新秩序只有在清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行中才能得以建立。这个永久和平体系的建立将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我们可视时机发展而定，通过双边或多边协定，不断地拓展我们的永久和平体系，我们首先要与朝鲜、越南、缅甸、泰国、巴基斯坦和东盟诸国签署永久和平协议。其次是非洲国家、中亚和阿拉伯国家，然后是印度、拉美诸国，而那些与我国存在历史纠纷的、尤其是侵华的国家无疑将要留待最后。过去五百年的历史证明，基于科学理性主义之上的西方文化不可能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自私自利的个人和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永久和平的繁荣与发展。我们坚信，由中华所主导的永久和平体系必须要取代雅尔塔体系，因为只有在中华文明的道德理性光芒普照之下，才会有人类的永久和平。而这正是全世界人民所期盼的。2、论中华之为经济轴心一个政治轴心的中华将与作为一个经济轴心的中华比翼齐飞。近代以来，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人们普遍接受了经济决定论。然而，事实上这是不恰当的，经济反映出来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也就是人改造自然的能力，即所谓生产力。而政治反映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治理社会的能力，即所谓生产关系。在中国的传统中，政治始终居于对经济的支配地位，政治是决定经济的，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人与人的关系要比人与物的关系更重要。这一点是衡量科学理性主义与道德理主义的一个重要的试金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当中，除了欧美先进的发达国家以外，在世界各地，真正实现了对于欧美之赶超的仅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这些地区正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具有道德理性主义传统的国家。东亚的经济奇迹归根到底在于它们的儒家伦理和士农工商四大阶层协同作战的结果。因为事实显而易见，西方科技传播到的地方涵盖了整个世界，如果说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有什么区别于他国的特质的话，无非就是这一点。那么，人们会问：为什么作为道德理性主义文化的母国，作为最具有道德理性精神的中国，为什么会在经济现代化中落后于日本和四小龙呢？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就好像问一种美味为何不是皇帝先吃，反倒让太监先品尝了？答案自然是因为皇帝的命比较金贵，所以得让下人尝尝无毒之后，他才下口。如果说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是一颗颗的原子弹的话，那么中国经济就是一颗威力无比的氢弹，而氢弹是需要用原子弹来引爆的。中国社会在过去一百余年里，已经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大变革，中国革命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为彻底的革命，这预示着它已经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变革铺平了道路。今天的人们都在谈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经济奇迹，然而在我看来过去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根本不能算是什么奇迹，既不比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成就更大，也并不比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时期的成就更大。摸着石头过河摸出来的奇迹是不能算是奇迹的。中国经济的奇迹勿宁才刚刚开始，中国经济的真正腾飞将在2010年开始，一直到2050年，中国经济将保持超过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而且是高质量的、飞跃式的增长，到建国一百周年时，中国经济的规模将可能达到世界经济的一半以上。尤其是等2020年以后，中国新一代跨世纪的青年一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中国社会的理论创新和体制改革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将迎来质的突破，实现从赶超型到创新型发展的历史性转折，成为世界经济强有力的引擎，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质量上成为人类经济新的导航者。如果不发生意外（世界大战或不可抗拒的天灾）的话，按照目前的趋势演化下去，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而且由于中国经济的速度远远高于美国的缘故，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数倍于美国，因为按照物理学的定律，如果两个物体拥有相同的质量，而速度不同的话，那么他们的作用力也是不同的，中国经济完全可能在未来50年左右的时间里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增长速度，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无法做得到的，所以等到202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将等于或超过美、日、欧加起来的总和。界时将标志着中华作为人类社会经济轴心的基本形成。人们将会看到无数的新科技、新发明在中华大地降生，无数新的领域和新的职业将在这里开花结果。无数新的产品，奇珍异物从这里走向世界。无数的跨国公司将从这里崛起，成世界经济的弄潮儿。毫无疑问，城市化和信息化是未来中国发展的双翼，然而无论是城市化和信息在中国都还有一个巨大的发展空间存在。而这正是中国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是信息化意味着通过高等教育，将中国庞大的人口直接从农民阶层或工人阶层转移到士商阶层，跨越工业化，直接从农业时代进入信息时代。3、论中华之为安全轴心或曰和平轴心安全如同饮食男女一样，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之一。国家之有军队和警察都是出于此种需要。我们要重建中华政治轴心和经济轴心，我们要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保证中国政治的稳定，保证永久和平的世界体系的建立，就不能没有一支与之相应的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它的坚强后盾。道德理性有柔性与刚性之别，用道德理性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仁义之师，充分显示了道德理性主义之刚柔相济的一面，柔之至可以为人民鞠躬尽粹死而后已，刚之至者可以在战场上奋不顾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拥有光荣传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承担起作为人类社会安全轴心或曰和平轴心的历史使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内政外交的进步，我们将不仅有取之不尽的兵源，而且还将拥有越来越多的物力和财力来发展我们的国防事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取代美帝国的军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成为人类和平的终极捍卫者，在21世纪接下来的岁月里，将没有一支军队可以挑战和打败这支英勇的军队。重建作为政治轴心的中华与作为经济轴心的中华、作为安全轴心的中华，都是重建中华地缘轴心的同一进程，在作为地缘轴心的中华基本确立以后，如下事实将是我们必定会看到的：第一、中国越来越庞大的、年轻而充满活力的、用第二代道德理性主义武装起来的士阶层，将不仅为中国社会立法，而且将为人类社会立法。他们，将成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杰出的全球治理者。第二、中国同样越来越庞大的、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商业精英，将在中国士阶层的指导下，成为全球商界的领袖，以最优的方式配置全球自然资源和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实现劳动力、商品、劳务、资源、技术的自由流通，实现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普遍繁荣与共同富裕。第三、十年以后，上海这座东方之都，由于人口、产业、交通各个领域迅速扩张，将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中心，成为全世界的经济心脏，在未来的时代里，全世界都将随着她的脚步漫舞，全中国的商业精英和企业总部将不断汇聚在这里，世界经济的话语权将向这里集中。第四、人民币或华元将成为永久性的世界通用货币。由于中国社会并非由商人所支配，中国政府将制订长远而合理的内政外交政策来保障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不因为资本逐利的冲动而崩溃，亦不会将自己的国家利益凌驾于人类的普遍的、长久利益之上。由于中国人口众多，经济规模巨大而又保持可持续地发展，故而华元未来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将是永久的，绝非英镑和美元所能同日而语。必须指出，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干净的钱。第五、汉语或将成为永久性世界通用语言。中国无与伦比的历史典籍和文化资源，超强的士阶层所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张的强大知识文化的生产、加工、创新能力，将使中国成为人类学术文化的中心，再加上汉语作为最古老的语言以及它所积淀下来的数千年的文化智慧，它的独特魅力和优美，是任何其它语言都无法比拟的，汉语作为世界未来通用语言的地位将远远超越英语所达到的那种普遍性和持久性。第六、中国将成为全球和平的终极捍卫者。战争的存在虽然有种种的原因，但是归根到底是利益的冲突，是人类最利欲薰心、利令智昏的表现。其它的各种冲突事实上都是可以用文明的形式得以解决的，唯有利益的冲突，不得不付诸武力。中国在传统上并不倾向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扩张，在于它有道德理性主义的文化，在于他有士阶层的统治，这与西方的科学理性主义文化和奴隶主、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统治根本不同。全世界商人阶层逐利的冲动所导致的战争风险将在这里得到制约，西方帝国主义想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其他侵略性战争的任何企图都将被无情地粉碎。第七、中国将为人类开辟通往信息社会和太空社会的天路。共产主义的根本特征就是信息社会和太空社会，信息社会将使所有的劳力者为机器所代替，所有人都将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成为劳心者，士、农、工、商的阶层区分将最终成为历史。中国将引领人类将走向太空社会，去开拓万里碧空，在不久的将来，地球将仅仅是人类社会在太空中的一个基地，人类在太空中的旅行将如同今日乘坐飞机在各城市之间的旅行一样便捷。（三）重建中华历史轴心一旦我们重新建立起了作为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的中华，那么作为历史轴心的中华之重新确立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历史的轴心，我们原本就是历史的选民，我们就是与历史合而为一的民族，我们的存在就是历史的意义。只不过这一切需要得到世人的承认罢了，有了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的重新建立，人们将无法否认中华作为人类社会唯一历史轴心的地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抹杀作为历史轴心的中华。我们要重建历史轴心的优势是明显的，这有赖于我们的历史学家和各行各业人士的齐心协力，尤其是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在建设理性轴心和地缘轴心的进程中，一个历史轴心的中华也必将在不久的将来牢牢地树立在世人的心目中。首先，我们要拥有比西方丰富得多的历史典籍。众所周知，由于印刷术和造纸术皆为中国人所发明，同时也由于中国文化特别发达的缘故，中国现存的古代的典籍虽然在近代历尽千千劫难和破坏，却仍然是世界各国中最多的。由于这些原典都是道德理性主义的，具有无限可诠释的空间，如果我们运用西方的科学方法，假以时日，以我国庞大的人力、物力加以重新诠释，推陈出新，结合现代的传播媒介，那么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所展示出来人性光辉和道德力量，将是所向无敌的。我们将会很快看到，中国文化的出版物将成为世界上最多的，也将成为出口最多的，中华文化的输出将会使世界文化产业的格局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其次，我们拥有丰富得多的文化古迹。文化遗址是历史最有力的语言，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无与伦比的文明成就，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掩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国的城市大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具有深远的文化价值和历史遗迹。并且不单单是城市，各种文化古迹遍及山野林泉和闹市城郭，地下的坟墓，在向我们倾诉着一个民族的古老，地上的寺庙，在向我们倾诉着一种传统的古老。这些文化古迹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者，将因为有我们这些活着的继承者的存在，而有力地向世人证明一个伟大历史轴心的存在着价值和意义。再次，我们拥有丰富得多的文化传统。我们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不同的传统习俗、节日服饰、文化艺术等等，这些东西由于我们民族的连续性，都得到了比较好的保存，构成了中华文化博大的层面。这些东西都是宝贵的无形财富，是人类非物质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我们在新的时代，借助于新的体制和传播工具，那么这些文化传统将会随着中国影响力的与日俱增而不断地向全世界扩展。而且，由于它们都经历了漫长岁月的考验，是历史之流所积淀下来的结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便不会如现代摇滚之类的流行音乐一样，只是天空中划过的一道流星，而勿宁是要上升为历史天空中的灿烂的恒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丰富得多的正义资源来重建中华史观。我们没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负担，从达-伽马的血腥海盗船到小布什在伊拉克的赫赫武功，那些不光彩的历史早晚会让西方中心史观打入十八层地狱。撒切尔夫人说中国不输出思想和价值观，她应该为此感到庆幸，至少在她当权的年代里，中国的思想和价值观还没有让她下不了台。自然，中国人并不倾向于像西方人那样热衷于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来获取“思想的红利”。作为礼仪之邦，中国人固守着“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传统，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往往能后其身而身先，获得最大的“思想红利”。西方的那些价值观，那些神话，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某些人，可是绝不可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如果说郑和的远航是中华民族古代在海洋发展的极盛，那么达-伽马发现印度，就是西方扩张的开始。我们可以从这两位航海家身上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天使和海盗的价值观。前者代表着道德理性主义，而后者代表的是科学理性主义。从那以后，代表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邪恶轴心开始向代表着人类终极正义的善良轴心的中华发起挑战。这一次来自海洋的挑战是比草原游牧民族更强有力的挑战。尽管我们习惯了应付来自北部草原民族的挑战，对于这种来自海洋的挑战掉以轻心，缺乏准备，终于酿成百年国难。然而我们最终仍然被历史所证明是有能力迎接和战胜他们的挑战的。从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我们从花钱消灾打发英国强盗，反而更剌激了列强的贪欲，到奋力一击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十六国联军，坚定地粉碎了欧美侵华的美梦。前后这一个多世纪，是道德理性主义从柔恶到刚善的进步，也是善良轴心从忍让到还击的开始。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真诚地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新中国的成立像闪电一样击破了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极大的支持了亚非拉人民的解放事业，因为中国作为道德理性主义的母国，它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势不两立的。中国不是没有可供输出的价值观，而是中国人相信自己的价值观是不需要主动输出的，所谓言教不如身教，只要我们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其它国家和人民自然会前来学习。伊拉克战争或许还有伊朗的战争，标志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这将是西方世界所能发动的最后一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将无力再发动另外一场侵略战争。因为，中华这个善良的历史轴心即将重新确立起来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将在中华轴心重建的同时被扫入历史的垃圾桶，五百年前在比利牛斯山脚下所形成的邪恶轴心将魂飞魄散，化为历史的烟云。从达-伽马的海盗横扫阿拉伯海，到伊拉克战争，分别是西方世界对于东方世界和第三世界长达五百年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扩张运动起点和终点，殖民主义扩张史从中东开始，而又在中东走向终结，这显示了历史的宿命，而葡萄牙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殖民主义帝国和美国作为最后一个西方帝国，已经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葡萄牙、西班牙、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俄罗斯、小日本，一个又一个的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列强崛起而又衰落，美利坚这最后的帝国，孤独的超级大国，它的崩溃又还能等多久呢？多行不义必自毙，美国将步列强之后尘，它的衰落将是无可逃脱的宿命。美帝国主义者新千年罗马帝国的美梦，将在中华崛起的巨轮下，被碾成粉碎。中国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应该好好利用这些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用我们的历史典籍，用我们的文化古迹，用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我们的正义资源，来打破西方历史学家所虚构的西方中心史观，为重建中华历史轴心而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必须明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时代已经结束了，现在是到了我们中华民族收拾精神自作主宰的时候了。我们对于西方文化以学习和吸收为主的阶段已告终结，现在是到了我们批判和超越西方文化的时候了。结语：重建中华轴心将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崇高、最壮丽的事业，重建中华轴心就是重建共产主义，过去我们讲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现在我们应该反过来讲，只有中国才能救共产主义，自苏东剧变以后，这一人类最伟大、最壮丽的事业已经被那些可耻的叛徒败坏了名声，他们早晚是应该受到历史的惩罚的。而中华民族作为历史的选民，作为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的创建者和载体，将勇敢地承担起把人类社会带入大同社会的终极使命，这是中华民族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命之所在。重建中华轴心将是一场弥漫于整个21世纪上半叶的持久战。中华轴心之重建与崛起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以美国、日本、欧洲为代表的西方世界是绝对不会甘心情愿地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现在他们之所以没有联合在一起来绞杀我们，只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尚未构成真正的挑战，同时也是因为他们从我们这里获取了大量的好处，还有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对于和平演变中国尚存幻想。以美日欧为代表的整个西方世界将是我们的战略对手，我们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联合起来用知识产权这一“当代鸦片”来勒索我们，未来他们将会有更多的反华举措。对此，我们要作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如果说上个世纪末的20年是我们采取战略撤退而西方不断进逼的阶段，那么本世纪初的二十年，就是战略相持阶段，而从2020年开始到建国一百周年，我们将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所以，未来十二年将是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至关重要的十二年，如果我们冲出了西方世界的重重包围，那么中华轴心的确立将永久性地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西方世界将在我们强有力的反攻之下分崩离析，崩不成军。在战略相持阶段，东方世界的印度、东盟、巴基斯坦、中亚、阿盟诸国是我们天然的盟友，第三世界的拉美和非洲诸国也大多是可以争取得到的同盟军，而西方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俄国和日本是最大的变数，澳大利亚、东欧、北欧、中欧诸国也并非唯英美马首是瞩。所以，我们的战略应该是，立足于东方世界，团结第三世界，利用和分化西方世界，同时作好与西方世界作殊死搏斗的准备，绝不能排除西方世界铤而走险，对我发动联合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牢记，外部的对手再强大也是有限的，我们真正的对手并不是西方世界，而是我们民族自身，最主要不是战胜外部的敌人，而是要战胜内部的敌人，战胜自我的敌人，我们要战胜骄傲、奢侈、懒惰、恐惧、腐败等等人性的弱点，实现中华民族自我的提升与超越，自强不息，这才是决定我们能否重建中华轴心的关键因素。重建中华轴心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战。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可以想见未来全面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已经很小了，所以军事战争将不会是这场整体战的主要战场。它的主要战场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各个领域展开，也就是说这是一场文化之战，意识形态之战，经济之战和政治之战。故而这种全面的整体战，事实上就构成了“新型的人民战争”，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团体、每一个阶层都将卷入其中，13亿士商工农将荣辱与共。既然重建中华轴心是一场整体战，就不仅需要每一个中华国民的参与，同时也必然要求我们在人类文明的所有领域向西方人发起挑战，这也是对于我们自己本身的不断挑战与超越。而在这场整体战中，最主要的战场将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最重要的主力军将是跨世纪一代的中国青年，最能决定胜负的武器将是学校，我们的学校用什么东西，用什么方式来武装我们的国民，是决定一切的关键所在。是以，我们应该像帝国主义当年扩军备战一样扩充我们的教育事业，提升教育的质量和规模，源源不断地为这场整体战提供更多的、高质量的生力军。我们必须要记住毛主席当年说过的话，我们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多力量大”。

　　本文标题：为中华正名——重建人类社会三位一体之中华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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