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18岁,漂亮的女知青拉我到草垛后,她说:姐教你点新东西
直到很多年后,我才真正明白,1979年那个燥热的夏天,林晚晴在草垛后教给我的,究竟是什么。那不是知识,也不是情爱,而是一堂早了二十年的社会课,一堂关于人性和现实的,残酷启蒙。
那年我十八岁,是红旗生产大队土生土长的陈更生,浑身有使不完的牛劲,脑子里却干净得像被雨水冲刷过的天空。而林晚晴,她是从大上海来的知青,像画报里走出来的人,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在灰扑扑的村子里,也白得晃眼。
我们大队知青点的人来了又走,只有她,像一株被错种在此的娇嫩兰花,熬了快十年,依然带着一股不属于这片土地的清冷香气。
故事,就从那个麦子熟透的午后开始。
第1章 麦浪里的白衬衫
1979年的风,吹在身上已经带了点不一样的味道。村头的大喇叭里不再天天喊着“抓革命,促生产”,而是开始放一些软绵绵的歌曲,听得人骨头都酥了。大人们说,世道要变了。可对我陈更生来说,唯一的变化,就是地里的活儿似乎更重了,而我心里那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念想,也随着疯长的庄稼,一并茂盛起来。
这念想,就叫林晚晴。
她比我大六岁,二十四了,在我们村里,这岁数的姑娘孩子都能满地跑了。可她不一样,她是城里人,是喝黄浦江水长大的,一举一动都透着我们这些泥腿子学不来的文雅。她不像别的女知青那样,为了几个工分跟村里妇女抢着去薅猪草,也不爱在人堆里扎着说东家长西家短。大多数时候,她都一个人抱着本书,坐在知青点门口那棵老槐树下,一看就是一下午。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她身上,让她整个人都像在发光。
我爹是村里的党支部书记陈栓柱,一个在村里说一不二的男人。因为这层关系,知青点的活儿,我总能搭上把手。送个粮、挑个水,我总是抢着去。其实我心里清楚,我不是图那几个表扬,就是想多看林晚晴几眼。
她很少正眼看我,眼神总是飘忽忽的,像是在看我,又像是在透过我看很远的地方。我知道,她看的是上海。每个从镇上邮递员手里接过信的知青,脸上都会有不一样的神采,有的哭,有的笑。只有林晚晴,每次拿到信,都只是攥在手里,回到屋里,半天不出来。我猜,她家的消息,大概总是不好不坏,吊着她的心。
那个夏天特别热,麦收开始得早。金黄的麦浪在风里起伏,一眼望不到头。镰刀划过麦秆的声音,混着人们的号子声、汗水滴落的噼啪声,成了七月的主旋律。女人们都用头巾把脸包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只有林晚晴,她大概是怕热,只戴了顶草帽,汗水顺着她光洁的额头往下淌,几缕湿透的头发粘在脸颊上,让她看起来有种说不出的脆弱。
我看见她割麦的姿势很笨拙,手腕上很快就磨出了一道红印。好几次,她都因为体力不支,扶着膝盖蹲在田埂上大口喘气,脸色白得像纸。
我心里发紧,趁着我爹不注意,就偷偷凑过去,压低声音说:“林姐,你歇会儿,我帮你割。”
她抬起头,那双总是带着忧郁的眼睛里,第一次清晰地映出了我的样子。那眼神很复杂,有一点惊讶,一点感激,还有一点我当时看不懂的审视。她没说话,只是轻轻点了点头,把镰刀递给了我。
她的镰刀比我的小巧,木柄被手汗浸得油光水滑。我握在手里,仿佛还能感受到她手心的温度。我没敢再看她,埋着头,抡圆了胳膊,像头不知疲倦的牛,哗啦哗啦地往前割。我身后的麦子成片地倒下,整整齐齐。我能感觉到,她的目光一直落在我被太阳晒得黝黑的背上,火辣辣的。
那天收工,我的肩膀像灌了铅一样沉。我爹拍了拍我的后背,难得地夸了我一句:“更生,长大了,是干活的样了。”
我咧嘴傻笑,心里却想着,爹,你不知道,我今天割的,是我这辈子最带劲儿的一片麦子。
晚上,我正就着一碗高粱米粥呼噜呼噜地喝,我娘端着个碗从外面进来,神神秘秘地说:“更生,给你。”
我一看,碗里是两个卧得整整齐齐的红糖鸡蛋。这在当时可是稀罕物,只有家里来了顶尊贵的客,或者谁生了病,才舍得吃。
“娘,我没病,你吃。”我赶紧推过去。
我娘瞪我一眼:“傻小子,不是给你的。是林知青托我煮的,说是谢谢你今天帮她干活。人家姑娘家家的,心细,特地拿了鸡蛋和红糖票过来,让我给你补补。”
我的心“咚”地一下,像被人用鼓槌重重敲了一下。一股热流从胸口涌上来,烧得我脸都红了。我端着那碗还冒着热气的红糖鸡蛋,半天没动。鸡蛋的甜香混着红糖特有的焦香,钻进鼻孔,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变得不真实起来。
我爹在一旁抽着他的旱烟,烟雾缭绕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嘬了一口烟,慢悠悠地开了口,话却是对我娘说的:“老婆子,以后知青点的事,你少掺和。人家城里人,心思多,跟咱们不是一条道上的。”
我娘不乐意了:“你这老头子,说啥呢。我看晚晴那闺女就挺好,文文静静的,不像别人咋咋呼呼。更生帮了人家,人家知道感谢,多好的事。”
“好?”我爹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落在地上,“哼,无事献殷勤。今年回城的政策风声紧,她爹妈又不是当官的,想走,难。她不盯着我这个书记的儿子,还能盯着谁?”
我爹的话像一盆冷水,从我头顶浇下来。我心里那点甜丝丝的火苗,瞬间被浇得只剩一缕青烟。
“爹!你胡说啥!林姐不是那样的人!”我梗着脖子反驳,声音因为激动都有些变调。
“我是不是胡说,你小子以后就知道了。”我爹不再看我,起身回了屋,留下一个沉甸甸的背影。
那一晚,我端着那碗红糖鸡蛋,在院子里坐了很久。月光清冷,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鸡蛋已经凉了,可我吃在嘴里,却依然觉得烫心。我固执地相信,那份甜,是纯粹的,就像林姐那件白衬衫一样,不该被我爹那些世故的想法给玷污了。
可我不知道,命运的齿轮,已经在那一碗红糖鸡蛋的甜味里,悄然转动了。
过了两天,又是一个大晴天。午休的时候,大家都三三两两地找树荫歇着。我刚喝完一大瓢凉水,就看见林晚晴朝我走了过来。她手里捏着一块手帕,走得很慢,好像每一步都踩在我的心跳上。
村里的光棍汉们都用一种羡慕又嫉妒的眼神看着我,有人还故意吹了声口哨。我的脸“刷”地一下就红了,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
“陈更生。”她在我面前站定,轻声喊我的名字。她的声音很好听,像山里的泉水,清清凉凉的。
“欸,林姐。”我赶紧站起来,紧张得像个犯了错的小学生。
她好像被我的窘迫逗笑了,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笑,像阴天里突然透出的一缕阳光,晃得我睁不开眼。
“你跟我来一下,我有点事想请你帮忙。”她说。
我脑子一片空白,只会傻傻地点头。
她转身朝场院后面的大草垛走去,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草垛很高,是用新收的麦秆堆起来的,散发着阳光和麦子的香气。我们走到草垛的背阴处,这里正好挡住了所有人的视线,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私密空间。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我不敢想她要干什么,脑子里闪过无数个乱七八糟的念头。
她在草垛前停下,转过身来看着我。她的眼睛在阴影里显得特别亮,亮得像两颗星星。
“更生,”她又叫了我一声,这次的语气比刚才更柔和,“姐……想教你点新东西。”
第2章 草垛后的“新东西”
“新东西?”我愣住了,心跳得像擂鼓。
在那个年代,一个十八岁的农村小子,对“新东西”这三个字的想象力是极其贫乏且直接的。尤其当它从一个漂亮的女知青嘴里说出来,还是在这样一个僻静的草垛后面。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血液“嗡”地一下全冲到了头顶,手心里的汗把裤子都洇湿了一片。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嘴里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啥……啥新东西?”
林晚晴看着我那副魂不守舍的傻样,似乎明白了什么。她的脸上掠过一丝极淡的、几乎看不见的无奈,随即又被一种郑重其事的神情所取代。她没有笑话我,而是从随身的布挎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样东西。
那是一支钢笔,一支在当时的我看来,无比精美、无比高级的英雄牌钢笔。笔杆是墨绿色的,在阳光的折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笔帽顶上还有一颗红色的“宝石”。在我们村里,只有公社的干部和学校的老师才有这种宝贝。我爹虽然是书记,用的也只是一支笔尖都快磨秃了的蘸水笔。
“这个,你认识吗?”她把钢笔递到我面前。
我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手,好像那是什么烫手的东西。我点点头,又摇摇头,结结巴巴地说:“认……认识,是钢笔。我……我没用过。”
“想学吗?”她问。
我再次愣住,脑子有点转不过来。我以为的“新东西”和她拿出来的东西,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股子燥热的、夹杂着一丝旖旎的幻想,瞬间被这支冰凉的钢笔给戳破了。心里说不清是失落还是松了口气,只剩下一种巨大的困惑。
“学……学这个干啥?我又不是读书人,我得挣工分。”我挠了挠头,实话实说。对于我们这些靠土地吃饭的人来说,笔杆子远不如锄头把子来得实在。
林晚晴的眼神暗了一下,但她很快调整过来,语气变得非常认真:“更生,你信不信,以后这东西会比锄头更有用。你爹是书记,你不能一辈子当个睁眼瞎。认识字,会写字,走到哪里都吃不了亏。”
她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蛊惑力:“而且,我想请你帮我个忙。这个忙,只有你会写字了,才能帮得上。”
“帮你的忙?”我的心又提了起来,“啥忙?只要我能干的,林姐你尽管说,不用教我写字。”
她摇了摇头,嘴角勾起一抹复杂的笑意:“不,这个忙,非你不可,也非得你会写字不可。”
就这样,在那个散发着麦秆清香的草垛后面,林晚晴成了我的第一个老师。她教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握笔。我的手常年握镰刀和锄头,粗糙而僵硬,那支纤细的钢笔在我手里,就像一根不听话的绣花针。
“不对,手要放松,你看,像这样。”她的手覆在了我的手上。
她的手很软,带着一丝凉意,和我们村里姑那粗粝的手完全不同。那触感像一道微弱的电流,瞬间从我的手背传遍全身,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我能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混杂着她头发上阳光的味道,那是一种让我眩晕的气息。
我的脸肯定又红了,红得能滴出血来。我甚至不敢呼吸,生怕惊扰了这短暂的亲密。
林晚晴似乎没有察觉我的异样,或者说她察觉了但毫不在意。她耐心地调整着我的手指,一笔一画地在我的手心里写着:“你看,这是你的名字,陈、更、生。”
笔尖划过手心的感觉痒痒的,也痒到了我的心里。
从那天起,草垛后面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每天午休,我都会准时等在那里。林晚晴会带来纸和笔,有时候是一张用过的报纸,有时候是烟盒的内衬。她教我写字,从我的名字,到我爹娘的名字,再到“工分”、“粮食”、“丰收”这些我最熟悉的词。
我的确不是读书的料,那些方块字在我眼里就像一个个小虫子,怎么也记不住。但我学得很卖力,因为这是林晚晴教我的。我喜欢看她微微蹙着眉头,耐心纠正我笔画的样子;喜欢听她用那好听的普通话,给我讲解每个字的意思。在那些时刻,我觉得自己和她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许多。
她不仅教我写字,还给我讲了很多外面的世界。她讲上海的高楼大厦,讲南京路上的灯火辉煌,讲电影院里放的外国电影,讲女孩子们穿的漂亮裙子。那些我闻所未闻的一切,通过她的描述,在我脑海里构建起一个五光十色的梦幻世界。
我像一块干涸的海绵,贪婪地吸收着她带来的所有信息。我开始觉得,我们村子,我们这片土地,实在是太小了,太闭塞了。我第一次对外面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向往。
“林姐,上海真有那么好吗?”我不止一次地问。
“好。”她的回答总是很干脆,但眼神会立刻飘向远方,带着浓得化不开的乡愁,“那儿才是我的家。”
有一天,她带来了一本诗集,翻开一页,指着上面的几行字,轻声念道:“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她念诗时的神情,那种沉醉和向往,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她就像那诗里写的什么花,高贵,美丽,而我,就是她脚下最卑微的泥土。
我爹很快就发现了我身上的变化。我不再像以前那样,收了工就跟村里的小子们去河里摸鱼,而是喜欢一个人拿着树枝在地上划拉。有一次,他看见我正在练习写“林晚晴”三个字,脸色当即就沉了下来。
“你跟那个女知青,走得很近?”他开门见山地问。
我不敢隐瞒,把林晚晴教我写字的事情说了。
我爹听完,沉默了很久,只是一个劲地抽烟。烟雾后面,他的眼神变得异常锐利,仿佛能把我整个人看穿。
“更生,爹问你,你是不是喜欢她?”
我的心猛地一跳,支吾着说:“我……我就是觉得林姐人好,是文化人。”
“文化人?”我爹冷笑一声,“你记住,咱们是庄稼人,跟人家不是一路的。她教你写字,给你讲故事,不过是看中你是我陈栓柱的儿子。她那点心思,我一眼就能看穿。她想回城,想让我这个书记在她的申请表上盖个章,走个后门。”
“爹!你别把人想得那么坏!”我急了,大声反驳,“林姐不是那种人!”
“是不是,你等着瞧。”我爹掐灭了烟头,语气不容置疑,“从明天起,不准再去找她。地里的活儿还不够你干的?有那闲工夫,多去帮你娘挑几担水!”
我爹的命令,在家里就是圣旨。我不敢违抗,但心里却堵得慌。我觉得我爹误会了林晚晴,用他那套在村里混了几十年的世故,玷污了我们之间纯洁的师生情谊。
第二天午休,我没去草垛。我远远地看见林晚晴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然后失望地离开了。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一连三天,我都躲着她。在田里,我故意离她远远的。她几次想走过来跟我说话,都被我假装没看见,扭头走开了。我能感觉到她眼神里的疑惑和失落。
到了第四天,她终于在收工的路上堵住了我。
“陈更生,你为什么躲着我?”她站在我面前,眼睛里有了一丝水汽,看起来楚楚可怜。
我不敢看她,低着头,踢着脚下的石子,闷声说:“我爹不让我跟你来往。”
“为什么?”她追问。
“我爹说……说你是为了让我帮你,才对我好。”我把心一横,还是把话说了出来。
林晚晴的身体晃了一下,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会转身就走。
然而,她却轻轻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苦涩和自嘲。
“你爹说得没错。”她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我是想请你帮忙。但是更生,我对你好,教你写字,也是真心的。我只是……只是太想回家了。”
她的坦白,像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我爹说中了,可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看着她眼里的泪光,我所有的怨气和委屈都烟消云散了,只剩下铺天盖地的心疼。
“林姐,你想让我帮你什么忙?”我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她看着我,眼神里重新燃起了一丝希望。
“我的回城申请,需要一份情况说明,证明我在这里表现良好,积极上进。这份说明,最好……最好是由了解我的人,用最朴实的语言写出来,这样才显得真实可信。我想请你……帮我写。”
“我?”我惊呆了,“我才学了几天字,写得歪歪扭扭,我哪儿会写什么说明?”
“我会教你。”她看着我,目光灼灼,“我会把我要说的,一句一句告诉你,你帮我写下来。更生,只有你写的,才最真实。因为,你是真心觉得我好,不是吗?”
那一刻,看着她充满期盼的眼睛,我彻底投降了。我爹的警告,村里的流言蜚语,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好,林姐,我帮你!”
第3章 一份特殊的“情书”
从那天起,我们的“学习”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草垛后面那个小小的空间,成了我们的“写作室”。林晚晴不再教我认那些零散的字词,而是开始一句一句地教我写那份至关重要的“情况说明”。
这对我来说,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我的手依旧笨拙,常常一个字要写上十几遍才能勉强成型。纸张是奢侈品,我们只能在废报纸的边角和一切能找到的空白处练习。林晚晴显得比我还紧张,她的耐心也似乎在与日俱增的焦虑中被一点点消磨。有时候我一个简单的字写错了,她会烦躁地叹一口气,那声叹息像根小刺,扎得我心里又疼又愧疚。
但更多的时候,她还是那个温柔的林老师。她会握着我的手,一笔一画地在纸上移动,告诉我哪个地方该用力,哪个地方该转折。她的气息拂过我的耳畔,让我常常走神。我写的每一个字,都不仅仅是一个字,它承载着她的希望,也浸透了我的汗水和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那份情况说明的内容,现在想来,其实充满了那个时代的套话。无非是“林晚晴同志自来到广阔天地后,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劳动表现积极,思想觉悟高,团结同志,乐于助人……”等等。
可这些话从林晚晴的嘴里说出来,再由我笨拙的笔写下来,就仿佛被赋予了别样的意义。
当她说到“劳动表现积极”时,她会看着我,轻声说:“更生,还记得你帮我割麦子吗?你就写,林晚晴同志从不畏惧苦累,在麦收时节,带病坚持在第一线,手腕磨破了也从不叫苦。”
当她说到“乐于助人”时,她会提起那碗红糖鸡蛋:“你就写,她时常关心身边的同志,把自己省下来的营养品送给更需要的劳动能手,比如……陈更生同志。”
她把我们之间为数不多的交集,巧妙地编织进了这份官方的文书里。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回忆我们共同的经历。对我来说,这哪里是在写什么情况说明,这分明是在写一封我们两人专属的、无比珍贵的“情书”。
我写得格外用心,每一个字都力求工整。写了撕,撕了又写。终于,在一个星期后,我们用一张从公社供销社买来的、最贵的信纸,誊写出了最终的版本。
看着那张写满了密密麻麻、歪歪扭扭字迹的信纸,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像是完成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林晚晴拿着那张纸,手指微微颤抖。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眼眶慢慢红了。
“更生,谢谢你。”她抬起头,声音有些哽咽,“真的,太谢谢你了。”
“林姐,这有啥好谢的。”我憨憨地笑着,心里却甜得像吃了蜜。能为她做点事,我觉得自己浑身都是劲儿。
“不,你不懂。”她把那张纸小心翼翼地折好,放进贴身的口袋里,“这份东西,可能……可能就是我的命。”
她的神情那么严肃,那么沉重,让我心里也跟着揪了一下。我隐约感觉到,这张纸的分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事情果然还是被我爹知道了。那天晚上,他把我叫到堂屋,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他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把那份我帮林晚晴写的“情况说明”复印件(大概是公社有人偷偷拿给我爹的)拍在了桌子上。
“你写的?”他问,声音很平静,却让我感到一阵寒意。
我低着头,不敢说话,算是默认了。
“出息了啊,陈更生。”我爹的语气里充满了失望,“学会帮人弄虚作假了。什么带病坚持,什么省下营养品,啊?你小子还真敢写!”
“我……我没撒谎!林姐手腕就是磨破了,她也确实给我送了红糖鸡蛋!”我鼓起勇气争辩。
“那是两码事!”我爹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煤油灯都跳了一下,“她那是为了啥?她那是为了让你小子死心塌地地帮她!你以为她是真心对你好?她是在利用你!利用我陈栓柱的儿子!”
“我乐意让她利用!”我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胆子,冲着我爹吼了一句。
屋子里瞬间安静下来,连空气都凝固了。我娘闻声从里屋跑出来,惊慌地看着我们父子俩。
我爹死死地盯着我,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过了好半天,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好,好,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我管不了你了。”
说完,他转身进了屋,“哐当”一声关上了门。
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跟我爹吵得这么凶。我心里又后悔又委屈,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娘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叹了口气:“更生啊,你爹也是为你好。咱们庄稼人,实诚,玩不过城里人的心眼。你……你可别陷进去了。”
我没说话,跑出了家门,一个人在村里的小路上漫无目的地走。夏夜的晚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却吹不散我心里的烦闷。我爹的话像一根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利用?难道林姐对我的好,教我写字,给我讲故事,全都是假的吗?
我不信。我宁愿相信,她只是太想回家了。为了回家,她不得不耍一点“心眼”。这不叫利用,这叫……这叫无奈。对,就是无奈。
怀着这种想法,我更加坚定了要帮她到底的决心。
几天后,林晚晴又找到了我。这次,她的脸色更加憔悴,眼神里充满了焦虑。
“更生,我的申请……被卡住了。”她说,“公社那边说,我的材料不够突出,需要一份大队党支部的推荐信,最好……最好是你爹亲自写的。”
我的心沉了下去。让我爹写推荐信?这比登天还难。
看着我为难的样子,林晚晴的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她不像村里女人那样嚎啕大哭,只是无声地流泪,眼泪顺着她消瘦的脸颊滑落,一滴一滴,砸在我的心上,烫得我生疼。
“我……我没办法了,更生。”她哽咽着说,“我娘病得很重,家里来信说,可能……可能撑不了多久了。我想回去见她最后一面,我真的只想回家……”
她的话,像一把刀子,彻底捅破了我心里最后一道防线。一个女儿想回家看望病危的母亲,这有什么错?我爹为什么就不能通融一下?
那一刻,我对父亲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怨恨。我觉得他太冷酷,太不近人情了。
“林姐,你别哭。”我笨拙地安慰她,想给她擦眼泪,手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我想想办法。”
我能想什么办法呢?我爹那脾气,我比谁都清楚。硬碰硬,肯定不行。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给我爹倒了一杯酒。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自己拿起了酒杯。
饭桌上,我娘不停地给我使眼色,我却一直没敢开口。直到我爹喝得半醉,脸上有了些红晕,我才鼓起勇气,把林晚晴母亲病重的事情说了出来。
“爹,你就当……就当是可怜可怜她,帮她一把吧。”我近乎哀求地说。
我爹放下酒杯,眯着眼睛看了我很久,看得我心里直发毛。
“她跟你说的,她娘病重?”他问。
“嗯,她都哭了。”
我爹突然笑了,笑声里充满了嘲讽:“她还会哭?我告诉你,城里来的女娃娃,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她说她娘病了,你就信了?你怎么知道她不是编出来骗你的?”
“她不会的!”我激动地站了起来。
“坐下!”我爹厉声喝道,“陈更生,我今天就把话给你说明白了。这个章,我不会盖!这封信,我不会写!我陈栓柱当了一辈子书记,对得起党,对得起全村的乡亲。我绝不会为了一个不清不楚的女知青,坏了规矩,开了这个后门!你想让我徇私舞弊,除非我死了!”
他的话,每一个字都像一块石头,砸得我头晕眼花。我看着他那张因为酒精和愤怒而涨红的脸,第一次觉得,我的父亲是如此的陌生和固执。
我们的谈话,再次以不欢而散告终。
我把结果告诉林晚晴时,她脸上的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去了。她没有哭,只是怔怔地站着,像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像。
“我知道了。”过了很久,她才轻声说,“更生,这些天,麻烦你了。”
她的语气很平静,平静得让我害怕。那种平静背后,是彻底的绝望。
看着她失魂落魄地离开的背影,我的心被一种巨大的无力感和愧疚感紧紧攫住。我觉得,是我没用,是我害了她。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希望就这么破灭。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的脑海里慢慢成形。
第4章 父亲的烟斗
那个疯狂的念头,就像一颗在黑暗中悄然发芽的毒草,一旦生根,便再也无法拔除。我决定,要偷我爹的公章。
这个想法让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在那个年代,公章,尤其是党支部的公章,那就是权力的象征,是天。偷公章,这跟古代偷玉玺有什么区别?要是被发现了,我爹的书记位置不保,我可能还会被抓起来。
可是一想到林晚晴那双绝望的眼睛,想到她可能再也见不到病危的母亲,我就觉得,所有的风险都值得去冒。十八岁的少年,热血上头的时候,是不会去计算后果的。我只知道,我不能让她失望。
我开始偷偷观察我爹的习惯。他那枚黄铜做的、刻着“红旗大队党支部”字样的公章,被他看得比命还重要。平时都锁在里屋那个老旧的木头柜子里,钥匙他贴身带着,睡觉都放在枕头底下。
这让我犯了难。我总不能趁他睡着了去偷钥匙吧?我爹觉浅,稍微有点动静他就会醒。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机会来了。邻村的王家嫁女儿,请我爹去当证婚人。按我们这儿的规矩,证婚人是要喝大酒的。我爹那天果然喝高了,被几个叔伯用架子车拉回来的时候,已经人事不省,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念叨着什么。
我娘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他扶到炕上。他一沾枕头,就发出了雷鸣般的鼾声。
我娘给他擦了脸,盖好被子,就去厨房烧水了。屋子里只剩下我和醉得不省人事的父亲。
我的心“怦怦”直跳,手心全是汗。我知道,这是唯一的机会。
我蹑手蹑脚地走到炕边,看着我爹那张熟睡的脸。他的眉头就算在睡梦中也紧紧皱着,额头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炕边的烟灰缸里,是他抽剩的烟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烈的旱烟味。他的烟斗就放在枕边,那是一杆跟了他几十年的老烟斗,烟嘴都被他咬出了牙印,变得油光锃亮。
我从小就怕我爹,也怕他这杆烟斗。小时候我不听话,他总会拿起烟斗,作势要打我。那烟斗,在我眼里就是家法,是权威。
可现在,我却要挑战这个权威。
我颤抖着手,慢慢伸向他的枕头底下。我的指尖刚刚碰到那串冰凉的钥匙,我爹就含糊地翻了个身,吓得我赶紧把手缩了回来,心脏都快跳出了胸腔。
等了半天,见他没有醒来的迹象,我又一次把手伸了过去。这一次,我成功了。钥匙串很沉,上面挂着好钥匙,叮当作响。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从枕头下抽出来,整个过程,我连大气都不敢喘。
拿到钥匙,我迅速跑到里屋,凭着记忆找到了柜子的钥匙,插进锁孔。锁是老式的,转动的时候发出了“咔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拉开柜门,一股陈旧的木头和墨水的味道扑面而来。柜子里放着一些账本、文件,还有一个小小的红布包。我打开布包,那枚沉甸甸的黄铜公章,正静静地躺在里面。
我把它紧紧地攥在手心,黄铜的冰凉触感让我打了个哆嗦。我又从柜子里翻出了印泥盒子。做完这一切,我把柜子锁好,把钥匙悄悄放回我爹的枕头底下。整个过程有惊无险。
我拿着公章和印泥,像个做贼一样溜出了家门,直奔知青点。
夜很深了,知青点里只有林晚晴的屋子还亮着一豆灯光。我敲了敲门,她很快就打开了。看到是我,她显得很惊讶。
“更生?这么晚了,你……”
我没说话,闪身进了屋,把门关上,然后摊开手心,把那枚公章和印泥盒递到她面前。
林晚晴的眼睛瞬间睁大了,她捂住嘴,满脸的难以置信。
“你……你把它拿来了?”她的声音都在发抖。
我点了点头。
她看着我,眼神极其复杂,有震惊,有感激,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畏惧。她没有立刻去接那枚公章,而是后退了一步,轻声问:“你爹……他知道吗?”
“他喝醉了,睡着了。”我压低声音说,“林姐,你快点,我们没多少时间。”
林晚晴这才如梦初醒。她迅速从枕头下拿出那份早就准备好的推荐信——那是我爹早就写好、但一直不肯盖章的官方模板。她把信纸铺在桌上,打开印泥盒,拿起公章的手却抖得厉害,试了好几次,都没法把章蘸上印泥。
“我来。”我从她手里拿过公章。我的手也抖,但我知道,现在不能慌。
我深吸一口气,把公章在印泥上用力按了按,然后对准推荐信落款处“陈栓柱”三个字的旁边,狠狠地盖了下去。
鲜红的印章,清晰地烙在了白纸上。那红色,在昏黄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刺眼。
大功告成。
林晚晴看着那枚印章,整个人都呆住了。过了好一会儿,她才伸出颤抖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那个红色的印记,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谢谢你,更生……谢谢你……”她反复地念叨着,然后突然上前一步,紧紧地抱住了我。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抱我。她的身体很瘦,隔着薄薄的衣衫,我能感觉到她的骨头。她的头发蹭着我的脸颊,带着那股好闻的皂角香。她在我怀里哭得浑身颤抖,像个无助的孩子。
我整个人都僵住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能听到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心跳声,和她压抑的哭声。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个英雄。为了她,我愿意做任何事。
我把公告和印泥偷偷放回了原处。第二天早上,我爹醒来,头痛欲裂,完全不记得昨晚发生了什么。这件事,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了。
几天后,林晚晴拿着盖好章的推荐信和所有材料,去了县里。走之前,她特地来找我,把那支墨绿色的英雄钢笔塞到了我手里。
“更生,这个送给你。”她说,“以后,要好好练字。答应我,别把这事儿忘了。”
我握着那支冰凉的钢笔,重重地点了点头。
她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等我到了上海,安顿好了,我……我会给你写信的。”
“好!”我咧开嘴笑了,笑得像个傻子。
我以为,我们的故事,会有一个童话般的延续。我甚至开始幻想,等我再大一点,就去上海找她。
然而,我还是太天真了。我爹那几十年的阅历,终究不是我这个十八岁的毛头小子能比的。他虽然固执,却看得比谁都透彻。
那天,他看着我手里的钢笔,并没有发火,只是拿起他的老烟斗,装上烟丝,点燃,深深地吸了一口。
烟雾缭绕中,他缓缓开口,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疲惫和沧桑。
“更生,你记住爹一句话。”他说,“人心,比这地里的庄稼,要复杂得多。有些人,有些事,你现在看不懂,没关系。等你长大了,吃过亏了,就都懂了。”
他没有再追问公章的事,仿佛什么都不知道。但他的眼神告诉我,他其实什么都清楚。他只是选择了沉默,选择给我这个犯了错的儿子,留下最后一点体面。
那一刻,我看着父亲被岁月压弯的脊背和他那杆从不离身的老烟斗,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巨大的酸楚。我好像……做错了什么,一件非常非常错的事。
第5章 镇上的来信
林晚晴走了。
她走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知青点的几个人去送她,村里没什么人去。在大家看来,一个知青的回城,就像秋天里一片树叶的飘落,再正常不过。
我没去送她。我爹不让我去,他说:“去了,反而让人看笑话。”
我躲在村口那棵大槐树后面,远远地看着她背着简单的行囊,坐上了村里那辆唯一通往镇上汽车站的拖拉机。她穿着一件蓝色的确良衬衫,在灰蒙蒙的天色下,显得格外醒目。她好像朝我这个方向看了一眼,又好像没有。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很快就消失在了土路的尽头。
我的心,也像是被那辆拖拉机给带走了,空落落的。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漫长而煎熬。我每天都盼着邮递员那辆绿色的自行车,盼着能有一封来自上海的信。我把那支英雄钢笔揣在贴身的口袋里,一有空就拿出来摩挲,想象着林晚晴在上海的繁华世界里,会不会偶尔也想起这个黄土地上的傻小子。
我开始更加努力地练字,把她教我的那些字,一遍遍地写在沙地上,写在手心里。我总觉得,只要我把字练好了,她的信就会来。
村里开始传一些风言风语。有人说,陈书记家的傻儿子被上海来的女知青给迷了心窍,连魂都勾走了。还有人说,林晚晴能回城,全靠陈书记开了后门。这些话传到我爹耳朵里,他只是闷着头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我知道,这些流言蜚语,像一把把软刀子,割着他这个老党员、老书记的心。
我去找过一次我们村的民办教师王老师,他是我的远房表叔,也是村里除了知青之外最有文化的人。我把我的困惑告诉了他,当然,我隐瞒了偷公章的事,只说我帮林晚晴写了材料。
王老师听完,推了推他的老花镜,叹了口气:“更生啊,你还是太年轻。这个林知青,我见过几次,是个有心计的姑娘。她想回城的心,比谁都迫切。在那种情况下,人为了达到目的,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他顿了顿,看着我,语重心长地说:“你对她好,她当然也领情。但你要分清楚,那种领情,是感激,不是男女之间的喜欢。她就像一只急着飞回南方的燕子,你这棵北方的树,再好,也留不住她。她飞走了,可能就再也不会回头了。”
王老师的话,让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我还是固执地相信,林晚晴是不同的。她答应过我,会给我写信。
这天,我去镇上交公粮,顺便去邮局看看。每隔几天来邮局转一圈,已经成了我的习惯。邮局里那个戴眼镜的大姐都认识我了,见我进来,就笑着摇头:“小伙子,又来等信啊?还是没有。”
我心里一阵失落,正准备离开,眼角的余光却瞥见柜台后面的一个麻布邮包上,放着一封信。那信封上的字迹,娟秀而熟悉,收信人的地址,正是我们红旗大队知青点。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大姐,那……那封信,是给谁的?”我指着那封信,声音都有些颤抖。
大姐拿起来看了看,说:“哦,是给一个叫赵卫东的知青的。也是上海来的。”
赵卫东?我认识他,一个瘦高个,不爱说话,平时跟林晚晴走得并不近。怎么会有上海来的信给他?
一个不好的预感,像毒蛇一样缠上了我的心。
我鬼使神差地对大姐说:“大姐,我跟赵卫东是邻居,我顺路,帮他带回去吧。”
在那个淳朴的年代,代领信件是常有的事。大姐没怀疑,就把信给了我。
我拿着那封信,手心直冒汗。信封很薄,但我却觉得它有千斤重。信封的角落,写着寄信人的名字:林晚晴。
真的是她!她的第一封信,居然不是写给我的,而是写给了赵卫东!
一股混杂着嫉妒、愤怒和委屈的火焰,在我胸中熊熊燃烧。我几乎想立刻把这封信撕成碎片。但我最终还是忍住了。我想知道,她到底在信里写了什么。
我躲到镇子后面的小树林里,颤抖着手,撕开了信封。我的行为卑劣得像个小偷,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信纸是那种带横格的薄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我连蒙带猜,费了很大的劲,才把信的内容看了个大概。
信的开头,是写给赵卫东和所有知青点的“战友们”的,问候了一下大家。然后,她用大段的篇幅,描述了她回到上海后的生活。她说上海的变化很大,一切都让她感到新奇和陌生。她找到了工作,在一家纺织厂当女工,虽然辛苦,但她很满足。
看到这里,我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也许,这只是一封普通的问候信。
但是,接下来的内容,却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狠狠地烙在了我的心上。
信的后半部分,是单独写给赵卫东的。她写道:
“卫东,家里的事情总算安顿下来了。我妈的病,其实没有我说的那么严重,主要是精神上的……你懂的。这次能回来,真的要感谢那个陈书记家的傻小子,叫陈更生。他可真是个实在人,我说什么他都信。为了帮我,连他爹的公章都敢偷。我不过是教他写了几个字,送了他一支不值钱的钢笔,他就把我当成天仙下凡了。农村人,就是好骗。”
“……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不过,总算是熬出头了。卫东,你也快点想办法,别在那穷地方耗着了。我们那个生产队长的儿子不是对你有意思吗?你可以学学我,嘴巴甜一点,多用点心思,说不定就有机会了……”
信的最后,她还提了一句:“对了,那支钢笔,是我哥淘汰下来的,本来早就想扔了的。没想到还能派上用场。”
“轰”的一声,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傻小子……实在人……好骗……
不值钱的钢笔……早就想扔了……
每一个字,都像一根淬了毒的针,狠狠地扎进我的心脏。我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手脚冰凉。草垛后的亲密,灯光下的眼泪,临别时的嘱托……原来,所有的一切,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我所以为的真诚,在她眼里,不过是愚蠢。我所珍视的信物,在她眼里,不过是准备丢弃的垃圾。
我像个傻子一样,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还沾沾自喜,以为自己是个英雄。
我爹的话,王老师的话,一遍遍地在我耳边回响。
“人心,比这地里的庄稼,要复杂得多。”
“她就像一只急着飞回南方的燕子,你这棵北方的树,再好,也留不住她。”
原来,他们都看懂了,只有我,这个身在局中的傻瓜,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片小树林的。我手里紧紧攥着那封信,指甲深深地陷进了掌心,抠出了血,我却一点都感觉不到疼。
回到村里,我把信塞给了赵卫东,什么也没说,转身就走。赵卫东看着我失魂落魄的样子,一脸的莫名其妙。
那天晚上,我发了高烧,躺在炕上,说了一夜的胡话。我娘守在我身边,哭了一整晚。
在昏昏沉沉的梦里,我又回到了那个草垛后面。林晚晴站在我对面,笑着对我说:“更生,姐教你点新东西。”
这一次,我终于看清了,她那美丽的笑容背后,隐藏着的是我从未见过的、冰冷的陌生。
第66章 麦田里的哭声
那场高烧,来得凶猛,去得也快。三天后,我就能下地了。只是人瘦了一圈,也沉默了许多。我娘以为我是中了邪,还偷偷请了村里的神婆来给我叫魂。我爹则一言不发,只是每天给我熬一碗浓浓的小米粥,看着我喝下去。
他什么都没问,但我知道,他心里什么都明白。我们父子之间,有了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
病好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支英雄钢笔拿了出来。我曾经把它当成宝贝,日夜揣在怀里,连睡觉都放在枕边。可现在,它在我手里,却像一块烧红的炭,烫得我心口生疼。
我走到院子里的磨盘前,举起一块石头,狠狠地砸了下去。
“啪”的一声,墨绿色的笔杆应声碎裂,红色的“宝石”弹飞出去,不知落到了哪个角落。那支承载了我所有青春期幻想和愚蠢的钢行笔,变成了一堆毫无价值的碎片。
我爹站在屋檐下,看着我做完这一切,才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想开了?”他问。
我点了点头,眼泪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那是我在整件事情里,第一次哭。不是因为委屈,也不是因为愤怒,而是一种……彻底的幻灭。我为我那短暂而可笑的“爱情”哭,也为我那被无情碾碎的、天真的少年心哭。
“哭出来,就好了。”我爹递给我他的烟斗,“男人嘛,谁年轻的时候没犯过几回傻。栽个跟头,不是坏事,至少让你知道,地硬。以后走路,就知道看道儿了。”
我接过那杆温热的烟斗,上面还残留着我爹手心的温度。我把它紧紧握在手里,仿佛握住了一份可以依靠的力量。
从那天起,我像是变了一个人。我不再幻想外面的世界,不再盼着邮递员的自行车。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土地里。我学着我爹的样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沉默地犁地、播种、施肥、收割。汗水浸透了我的衣服,烈日晒裂了我的皮肤,繁重的体力劳动,成了我麻痹自己最好的方式。
我把林晚晴教我的那些字,连同那段记忆,一起埋进了心底最深的角落,用厚厚的泥土封存起来,再也不去触碰。
村里的人都说,陈书记家的二小子,好像一夜之间长大了。以前看着还有点愣头青,现在变得沉稳踏实,是个过日子的好把式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不是长大了,我是被现实狠狠地抽了一鞭子,提前老了。
秋天的时候,我爹把我叫到跟前,跟我说了一件事。他说,县里有政策,要从农村青年里招一批合同工,去县里的农机厂。他问我想不想去。
我愣住了。离开这片土地,去城里当工人,这是我们村里所有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可我……我已经怕了。
“爹,我就在村里,挺好的。”我低着头说。
我爹看着我,眼神里有心疼,也有鼓励:“更生,不能因为被蛇咬了一口,就一辈子怕井绳。外面的世界,有好,也有坏。有林晚晴那样的人,也有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人。你不能因为一个人,就否定了所有。爹希望你出去看看,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让你知道,咱们庄稼人,不比城里人差。凭本事吃饭,到哪儿都饿不着。”
我爹的话,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心里那片因为林晚晴而变得灰暗的角落。
是啊,我为什么要因她而惩罚自己?她教会我的,虽然过程残酷,但结果未必是坏的。她让我知道了人心的复杂,也让我看到了外面世界的冰山一角。那支被我砸碎的钢笔,虽然源于一个谎言,但它确实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想要学习、想要改变的种子。
我看着我爹那张饱经风霜的脸,重重地点了点头。
“爹,我去。”
我最终还是离开了红旗大队,去了县城的农机厂。临走的那天,全家人都来送我。我娘拉着我的手,絮絮叨叨地嘱咐个没完。我爹还是那副沉默的样子,只是把他的老烟斗塞给了我。
“到了外面,想家了,就闻闻这个味儿。”他说。
我坐上通往县城的班车,回头望去,我的村庄,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家,在视野里越来越小。那片金黄的麦田,那棵古老的大槐树,还有那个曾经藏着我所有秘密的草垛,都渐渐模糊。
我知道,我告别的,不仅仅是我的家乡,还有我那段荒唐、苦涩,却又无比深刻的青春。
在农机厂的日子很辛苦,但我干得很起劲。因为我爹说得对,凭本事吃饭,心里踏实。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我报了夜校,从头开始学文化,学技术。那段被我刻意遗忘的写字经历,竟然成了我学习的基础。我发现,我的底子比别人好,学起来也比别人快。
我再也没有见过林晚晴,也没有再打听过她的任何消息。她就像一颗流星,划过我年少的天空,留下一道短暂而刺眼的光芒,然后就彻底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中。
有时候,工友们会开玩笑,问我在老家有没有相好的。我总是笑笑,不说话。
他们不知道,在我心里,曾经住过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姑娘。她用最温柔的方式,给了我最残酷的一课。她教会我的“新东西”,就是让我明白,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人心,也并非只有真假。它有无数种灰度,和无数种无奈。
她让我用一种惨痛的方式,完成了我的成人礼。
第7章 尘封的信与远方的风
岁月如梭,转眼就是二十多年过去。
我没有再回红旗大队,那个地方后来改名叫了红旗村,再后来,随着城镇化的浪潮,很多年轻人都像我一样,离开了土地,村子渐渐变得空心化。我爹娘在我结婚后第二年,也搬到了县城,跟我住在一起。
我靠着在农机厂学到的技术,后来自己开了个小小的维修店,娶妻生子,过上了最普通、也最安稳的日子。我的儿子,陈念,今年也十八岁了,正在读高三,准备考大学。他比我当年有出息得多,也自信得多。
关于林晚晴,关于1979年那个夏天的所有往事,都被我尘封在记忆的箱底,从未对任何人提起,包括我的妻子。那是我一个人的秘密,一个少年成长过程中,必须独自承担的伤疤。
直到去年,我爹去世了。
整理他的遗物时,我在他那个锁了几十年的老木柜子底下,发现了一个用油纸包得整整齐齐的小包。我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是一封信。
信封已经泛黄,边角都磨损了,但上面的字迹,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是林晚晴写的。
寄信地址是上海,收信人,是我爹陈栓柱。邮戳上的日期,是1980年的春天。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这封信,我爹收到过,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把它藏了二十多年。
我深吸一口气,小心翼翼地展开了那张同样脆弱的信纸。
“陈书记:
见信如晤。
请原谅我的冒昧。我知道,您一定很看不起我,觉得我是一个为了回城不择手段的坏女人。是的,我承认,我利用了更生,利用了他的善良和单纯。对此,我深感愧疚,也愿意承担一切骂名。
我只是想跟您解释一下,我信里跟我同乡说的那些话,并非全是我的真心。我之所以那么写,一方面是为了在我那些同样渴望回城的同伴面前,维持一点可怜的、虚伪的骄傲;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这种决绝的方式,彻底断了更生的念想。我知道他对我好,但我给不了他任何回应。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长痛不如短痛。我怕我若即若离,会耽误他一辈子。
我母亲的病,是真的。虽然没有到病危的程度,但确实很重。我回上海后不到半年,她就去世了。我非常感谢您,虽然您最终没有盖那个章,但如果没有您儿子偷来的那个章,我可能真的连她最后一面都见不上了。这份恩情,我林晚晴一辈子都记得。
那支钢笔,确实是我哥哥用旧的。但我送给更生的时候,是真心的。我希望他能继续学习,不要像我们这一代人,被耽误了青春。他是个好孩子,质朴,善良,有股子牛劲。他值得更好的未来。
说这些,不是为了祈求您的原谅。我只是觉得,有些事,应该让您知道。更生那里,就请您千万不要再提了。让他恨我,忘掉我,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结局。
祝您身体健康,红旗大队五谷丰登。
林晚晴 敬上”
信很短,我却看了很久很久。眼泪不知不觉地,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
原来,是这样。
原来,在那场残酷的青春启蒙课里,不全是算计和欺骗。也有挣扎,也有无奈,也有一丝……我当年没有看懂的、笨拙的善意。
她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只是一个被时代洪流裹挟着,拼命想要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普通人。她用伤害我的方式保护了我,用一个谎言,掩盖了另一个更复杂的真相。
我爹,我的那个固执、严厉、不近人情的父亲,他早就看到了这封信。他读懂了信里的一切,但他选择了沉默。他把这个秘密,一个人扛了二十多年,直到带进坟墓。他用他的方式,保护了我那颗破碎的少年心,也维护了一个远方女人的最后一点尊严。
我拿着那封信,走到窗前。窗外,是县城傍晚的万家灯火。我的儿子陈念正在灯下写作业,他用的,是一支非常漂亮的进口钢笔。
我回头看了看墙上我爹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他,依旧是那副严肃的样子,嘴角却仿佛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
我笑了笑,把那封信小心翼翼地叠好,放进了我自己的抽屉里。
1979年的那个夏天,终究是过去了。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女知青,那个躲在草垛后脸红心跳的少年,都已经消失在了时间的风里。
但他们教会我的东西,却永远地留了下来。
那就是,生活从来都不是一本简单的教科书。它充满了复杂的注解和言外之意。而成长,或许就是学会读懂这些注解,然后,带着理解和一丝温暖的遗憾,继续往前走。
就像我爹说的那样,栽个跟头,知道了地硬,以后走路,就稳了。
本文标题:79年我18岁,漂亮的女知青拉我到草垛后,她说:姐教你点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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