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我娶了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女儿，平反后岳父给了我一个惊喜

　　1980年，我叫李卫东，在红星机械厂当一个不怎么起眼的钳工。

　　那年头，风气刚刚松动，但人们心里的那根弦，还绷得紧紧的。

　　谁家成分不好，谁家海外有关系，谁家祖上是地主，大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明镜儿似的。

　　我，李卫东，根正苗红的工人家庭，三代贫农。

　　我爹是厂里的老劳模，我妈是街道积极分子，按理说，我找对象，那得是门当户对，找个纺织厂的女工，或者供销社的售货员，这辈子就算稳了。

　　可我偏不。

　　我看上了陈念。

　　陈念是我们厂技术科新来的资料员，其实就是个打杂的。

　　她跟别人不一样。

　　厂里的姑娘们，都穿着灰蓝色的工装，说话大大咧咧，笑起来能把房顶掀了。

　　陈念不是。

　　她总是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领口和袖口都干干净净。

　　她不怎么说话，大部分时间都低着头，整理那些积了灰的图纸和资料。

　　她走路很轻，像猫。

　　但她的眼睛，亮得吓人。

　　像一潭深水，底下藏着事儿，也藏着光。

　　我第一次注意到她，是在车间里。

　　那天我跟师傅吵了一架，嫌他保守，一个技术革新方案压着不批。

　　我一肚子火，蹲在车间门口抽烟。

　　她抱着一摞图纸从我面前走过，一阵风吹来，图纸散了一地。

　　她没慌，也没叫，就是蹲下来，一张一张地捡。

　　手指纤细，指甲修得整整齐齐。

　　有一张图纸飘到我脚边，我用脚踩住，递给她。

　　她抬起头，对我说了声“谢谢”。

　　声音也轻轻的。

　　就是那一眼，我心里咯噔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她就是陈教授的女儿。

　　陈教授，陈景明，我们这儿有名的大知识分子，留过洋的。

　　五十年代末那会儿，被打成了右派。

　　从此，天就塌了。

　　从大学教授，变成了扫厕所的。

　　一家人，也从教授大院，搬到了我们工人区旁边那个最破旧的杂院里。

　　这事儿，整个市里谁不知道？

　　“右派的女儿”，这五个字，像个戳，印在她脑门上了。

　　厂里的人，表面上不说，背地里都躲着她。

　　没人跟她多说话，没人跟她开玩笑。

　　她就像个透明人。

　　我不管这个。

　　我开始找各种借口往技术科跑。

　　今天说砂轮坏了要报备，明天说图纸看不清要核对。

　　车间的老师傅都拿眼斜我，“卫东，你小子心思活泛了啊？”

　　我嘿嘿一笑，不搭腔。

　　我给陈念带我妈做的肉包子，她不要。

　　我帮她修办公室里那把吱吱呀呀的椅子，她小声说谢谢。

　　我骑车送她回家，送到巷子口，她就让我停下，自己走进去。

　　我知道，她怕连累我。

　　越是这样，我心里那股劲儿就越足。

　　他妈的，什么成分不成分的。

　　我就觉得她好。

　　我跟她表白那天，下着小雨。

　　我把她堵在厂门口的屋檐下，雨水顺着屋檐往下滴，嗒，嗒，嗒，像我的心跳。

　　我说：“陈念，我喜欢你，我想跟你处对象。”

　　她愣住了，眼睛瞪得大大的，看着我。

　　看了很久。

　　然后她摇摇头，说：“李卫东，你别犯傻，我们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我急了。

　　“我家里的情况，你知道的。”她的声音低了下去，“你跟我在一起，会毁了你的前途。”

　　“我一个臭钳工，有个屁的前途！”我吼了一句，“我就是觉得你好，想跟你过日子，这犯法吗？”

　　她眼圈红了，咬着嘴唇，不说话。

　　我说：“陈念，你别管别人怎么看，你就告诉我，你心里，对我，有没有一点点……”

　　我没说完。

　　她点了点头。

　　很轻，但很用力。

　　我心里那块石头，轰隆一下就落了地。

　　我乐得像个傻子，在雨里转了个圈。

　　这事儿，理所当然地炸了锅。

　　第一个反对的，是我妈。

　　她把筷子往桌上一拍，眼睛瞪得像铜铃。

　　“李卫东！你脑子让驴踢了？全厂那么多好人家的姑娘你不要，你非要去找个右派的女儿？”

　　我爸闷着头抽烟，烟雾缭绕的，看不清表情。

　　“妈，那是以前的事了，现在都讲政策了。”我辩解道。

　　“政策？政策能当饭吃？政策能堵住人家唾沫星子？”我妈气得直哆嗦，“你爹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劳模，脸都让你给丢尽了！以后你在厂里还怎么抬头？”

　　我说：“我娶媳妇是给我自己娶的，又不是给别人看的。我抬头低头，凭的是我手里的活儿，不是凭我媳妇的家世。”

　　“你……你这个犟种！”我妈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

　　我爸终于开口了，声音很沉。

　　“卫东，这事儿，你自己想清楚了。路是你自己选的，以后别后悔。”

　　我知道，他这是默许了。

　　我爹就是这样的人，话不多，但心里有数。

　　厂里的风言风语，比家里的暴风雨还厉害。

　　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几个工友，开始躲着我。

　　食堂里，我端着饭盒坐过去，他们就默契地起身走了。

　　车间主任王胖子找我谈话，话里话外都是敲打。

　　“卫东啊，年轻人，有干劲是好事，但政治上也要追求进步嘛。不要因为一些个人问题，影响了组织对你的考察。”

　　我心里冷笑。

　　考察个屁。

　　我递了好几年的入党申请书，每次都石沉大海，不就是因为我性格太直，得罪过他吗？

　　现在正好拿陈念的事儿当借口。

　　我梗着脖子说：“主任，我跟陈念是自由恋爱，符合婚姻法。”

　　王胖子碰了个软钉子，脸色很难看，哼了一声就走了。

　　我跟陈念的婚礼，办得悄无声息。

　　没请客，没摆酒。

　　就去街道登了个记，领了张证。

　　那天，我骑着我那辆永久牌自行车，驮着陈念。

　　她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蓝衬衫，是她最好的一件衣服。

　　我穿了身新做的工装。

　　领完证，我带她去国营饭店，点了一荤一素，一个汤。

　　她吃得很慢，很小口。

　　我看着她，心里又酸又涨。

　　我说：“念，以后，我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她抬起头，眼睛里亮晶晶的。

　　她说：“卫东，我不委屈。”

　　婚后，我们住在我家分的筒子楼里。

　　十几平米的一间房，厨房和厕所都是公用的。

　　生活一下子变得具体起来。

　　每天早上，我第一个冲出去抢厕所。

　　陈念就在屋里给我准备早饭，一个窝头，一碗粥。

　　邻里之间，那点事儿根本瞒不住。

　　对门的张大妈，是出了名的碎嘴子。

　　每天在楼道里洗菜，扯着嗓门，指桑骂槐。

　　“哎哟，现在这世道真是变了，什么样的人都能进咱们工人阶级的队伍了。”

　　“可不是嘛，也不知道擦亮眼睛，别让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

　　陈念听见了，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假装没听见。

　　我火气噌地就上来了，想冲出去跟她们理论。

　　陈念一把拉住我。

　　“卫东，别去。”

　　“凭什么不说？她们嘴怎么那么欠？”

　　“你去了，她们只会说得更难听。我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了。”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我看着她，心里的火，慢慢就熄了。

　　是啊，跟那帮长舌妇计较什么。

　　我得让我媳妇过上好日子，这才是正经事。

　　婚后第三天，按规矩，我得去拜见岳父。

　　陈景明教授。

　　说实话，我心里挺怵的。

　　我一个大老粗，斗大的字不识一筐，要去见一个大学问家。

　　紧张得我头天晚上都没睡好。

　　陈念给我找了件最干净的衬衫，让我穿上。

　　我俩提着两斤槽子糕，一瓶罐头，去了那个杂院。

　　院子很破，到处是乱搭的棚子和堆放的杂物。

　　岳父的家，是院子最角落的一间小屋，又暗又潮。

　　屋里没什么像样的家具，最显眼的是四面墙壁，都垒着书。

　　书都旧了，很多书皮都掉了，用纸包着，上面用很娟秀的字写着书名。

　　一个瘦高的老人，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很厚。

　　他穿着一件旧中山装，背挺得笔直，正在一张小桌子前写着什么。

　　那就是我岳父。

　　听到我们进来，他抬起头。

　　他的眼神，很温和，但又带着一种洞穿一切的锐利。

　　我一下子就拘谨起来，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爸。”陈念轻声叫道。

　　“来了。”岳父点点头，目光落在我身上。

　　“爸，这是卫东。”

　　我赶紧鞠了一躬，“叔叔好。”

　　他笑了笑，“别叫叔叔了，该改口了。”

　　我脸一红，结结巴巴地叫了声，“爸。”

　　“坐吧。”他指了指旁边的一条小板凳。

　　屋里太小，我们三个人一坐，就显得很拥挤。

　　陈念去给他倒水，我俩就这么干坐着，相对无言。

　　我紧张得手心直冒汗。

　　还是岳父先开了口。

　　“卫东，我听念念说了。谢谢你。”

　　他这声“谢谢”，说得很重。

　　我知道他谢的是什么。

　　是谢我敢娶他女儿，是谢我给了陈念一个家。

　　我心里一热，那点紧张也没了。

　　“爸，您别这么说。是我该谢谢您和念念，愿意把她嫁给我。”我说的是真心话。

　　他看着我，仔细地打量着。

　　“你是个好孩子。有担当。”他下了个结论。

　　那天，我们在岳父家吃了一顿饭。

　　饭是陈念做的，两菜一汤。

　　吃饭的时候，岳父问了问我厂里的情况，问了问我的工作。

　　他问得很细，不像是在考我，更像是一个长辈，在关心晚辈的生活。

　　他的谈吐，他的学识，都让我这个粗人自惭形秽。

　　但他没有一点架子。

　　他跟我说，做钳工，也要动脑子，要钻研技术。任何一门手艺，做到极致，都是学问。

　　我听得连连点头。

　　临走的时候，岳-父把我们送到门口。

　　他拉着陈念的手，说：“念念，以后要好好跟卫东过日子。别耍小性子。”

　　又对我说：“卫东，念念这孩子，从小吃了太多苦。她性子虽然看着柔，但其实很倔。以后，你多担待。”

　　我用力点头，“爸，您放心。”

　　回去的路上，我骑着车，陈念坐在后座，轻轻地抱着我的腰。

　　我心里特别踏实。

　　我觉得，这个家，完整了。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

　　厂里的闲言碎语还在，但我们都学会了不去理会。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工作上。

　　岳父说得对，手艺做到极致，就是学问。

　　我开始琢磨车床的改进，研究新的刀具。

　　下班了，别的工友去打牌喝酒，我就泡在车间里，画图纸，做实验。

　　陈念很支持我。

　　她会去图书馆，帮我借来很多我看不懂的专业书籍，然后一字一句地念给我听，给我解释。

　　我们的小屋里，晚上总是亮着灯。

　　我俩一个在灯下看书，一个在旁边做笔记，有时候一熬就是大半夜。

　　那段时间，虽然苦，但心里是甜的。

　　我们很少去看望岳父。

　　不是不想，是不敢。

　　杂院里人多眼杂，我们去得勤了，又会给他招来是非。

　　每次去，都是趁着天黑，悄悄地去，悄悄地走。

　　送点吃的，送点用的。

　　岳父还是老样子，每天扫地，写字，看书。

　　他的精神世界，似乎跟那个破败的小院，完全隔绝了。

　　有一次，我去看他，看到他在昏暗的灯光下，用手抄写一本外文书。

　　纸是那种最劣质的草纸，笔是一支快秃了的毛笔。

　　他抄得很认真，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我问他：“爸，您这是干嘛呢？”

　　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有些书，现在找不到了，我怕忘了，就抄一遍。”

　　我看着他布满老茧的手，和那专注的神情，心里说不出的滋味。

　　这是一个本该在大学讲台上，指点江山的学者。

　　现在，却只能在这样一间斗室里，用最原始的方式，守护着他心中的那点火种。

　　我觉得不公平。

　　太他妈的不公平了。

　　1982年，春天。

　　厂里要评选技术标兵，只有一个名额。

　　我搞的那个“高速切削刀具”革新，给车间提高了将近百分之二十的效率，所有人都觉得，这个名额非我莫属。

　　我也这么觉得。

　　可结果下来，是王胖子的外甥，一个刚进厂两年，连车床都开不明白的小子。

　　公示栏前，我看着那红纸黑字，气得浑身发抖。

　　工友们都替我抱不平。

　　“卫东，这太欺负人了！”

　　“就是，明摆着是任人唯亲！”

　　“去找厂长！去理论！”

　　我一言不发，转身就走。

　　我直接冲进了王胖子的办公室。

　　他正翘着二郎腿，喝着茶。

　　我把那张公示的报纸往他桌上一拍。

　　“王主任，我想问问，这个技术标兵，凭什么不是我？”

　　王胖子慢悠悠地放下茶杯，扶了扶眼镜。

　　“李卫东同志，不要激动嘛。评选是经过组织研究决定的，是综合考量的结果。”

　　“综合考量？考量什么？考量他舅舅是车间主任吗？”我冷笑着说。

　　王胖子的脸沉了下来。

　　“李卫东！注意你的态度！你这是在质疑组织的决定吗？”

　　“我就是质疑！我的技术革新，数据都在那儿摆着，全车间的人都看着！他有什么？他除了会给你提热水瓶，还会干什么？”

　　“你……”王胖子气得站了起来，指着我，“李卫东，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事！你以为你娶了个什么样的老婆？右派的女儿！你的家庭关系就有问题！组织上能把这么重要的荣誉给你吗？你还想不想进步了？”

　　他终于把话说出来了。

　　原来根子在这儿。

　　我气得浑身发抖，不是因为没评上标兵，而是因为他拿陈念说事。

　　这是我的底线。

　　我指着他的鼻子，一字一句地说：“王胖子，我告诉你。我这辈子最大的进步，就是娶了陈念当老婆。你们爱给谁给谁，这个破标兵，老子不稀罕！”

　　说完，我摔门而出。

　　我知道，我这辈子，在红星机械厂，算是到头了。

　　那天晚上，我喝了很多酒。

　　一个人坐在小饭馆里，一杯接一杯地灌。

　　心里的委屈，愤怒，不甘，像潮水一样涌上来。

　　我恨这个世界的不公。

　　我恨那些看人下菜的嘴脸。

　　我甚至有点后悔，是不是真的连累了陈念。如果她嫁给一个……

　　不，我不能这么想。

　　是我把她拉进了我的生活，我得对她负责。

　　我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

　　陈念没睡，在等我。

　　看到我这样子，她什么也没说，扶我到床上，给我擦脸，喂我喝水。

　　我借着酒劲，抱着她，哭了。

　　一个大男人，哭得像个孩子。

　　“念，我对不起你。我没本事，让你跟着我受委屈。”

　　她轻轻地拍着我的背。

　　“卫东，说什么傻话呢。你是我男人，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大的英雄。”

　　“我连个技术标兵都争不过人家，算什么英雄……”

　　“那不是你的问题。”她打断我，“是他们瞎了眼。在我心里，你做的东西，比一百个技术标兵都有价值。”

　　她的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砸在我心上。

　　我抱着她，哭得更凶了。

　　从那天起，我在厂里，就成了一个彻底的边缘人。

　　王胖子给我换了最累最脏的活儿，奖金扣到了最低。

　　所有人都像躲瘟神一样躲着我。

　　我不在乎。

　　我每天按时上班，下班。

　　把自己的活儿干得漂漂亮亮，让他们挑不出一点毛病。

　　然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陪陈念，陪岳父。

　　我们的小日子，虽然清贫，但很安稳。

　　陈念的肚子，也渐渐大了起来。

　　我们要有自己的孩子了。

　　这个消息，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们灰暗的生活。

　　我高兴得好几天都合不拢嘴。

　　我开始更拼命地干活，接一些私活，给人打家具，修东西。

　　我想多攒点钱，让陈念和孩子，过得好一点。

　　岳父也很高兴。

　　他脸上的笑容，多了起来。

　　他开始翻箱倒柜，找出一些旧的布料，说要给未出生的外孙，做几件小衣服。

　　看着他戴着老花镜，在灯下笨拙地踩着缝纫机的样子，我鼻子发酸。

　　这个家，在慢慢变好。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平淡但安稳地过下去。

　　直到1984年的秋天。

　　那天我正在车间干活，厂办公室的小李气喘吁吁地跑来找我。

　　“李师傅！快！你家来了几个人，开着小汽车，说是市委的，找你岳父！”

　　我脑袋“嗡”的一下。

　　市委的？找岳父？

　　我第一反应就是，出事了。

　　我扔下手里的活儿，疯了一样往家跑。

　　跑到筒子楼下，果然停着一辆黑色的伏尔加。

　　这车，在当时，可是大官才能坐的。

　　楼下围了一圈看热闹的邻居，张大妈也在其中，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我挤进人群，冲上楼。

　　我们家门口，站着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

　　屋里，坐着一个看起来级别更高的，正和我岳父说话。

　　陈念挺着大肚子，站在一边，脸色煞白。

　　看到我回来，她赶紧迎上来。

　　“卫东……”

　　我拍了拍她的手，让她别怕。

　　我走进屋，那个领导模样的人站了起来。

　　“你就是李卫东同志吧？”

　　我点了点头。

　　他伸出手，“你好，我是市委组织部的老周。”

　　我跟他握了握手，心里还在打鼓。

　　组织部的？到底什么事？

　　岳父站了起来，他的手，在微微地颤抖。

　　他的眼睛，前所未有地明亮。

　　他对我说：“卫东，我的事，解决了。”

　　我愣住了。

　　“什么……事？”

　　“平反了。”

　　这三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开。

　　平反了。

　　二十多年的冤屈，二十多年的苦难，就这么……结束了？

　　我看着岳父。

　　他眼圈红了，嘴唇哆嗦着，想笑，又想哭。

　　最后，他只是长长地，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仿佛把胸中积郁了几十年的浊气，都吐了出来。

　　那个周部长，拿出了一份红头文件，当着我们的面，宣读了。

　　关于恢复陈景明同志党籍、公职、名誉的决定。

　　每一个字，都那么清晰，那么有力。

　　读完，他郑重地把文件交到岳父手里。

　　“陈教授，欢迎您归队。这么多年，让您受委屈了。”

　　岳父捧着那份文件，手抖得像风中的落叶。

　　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泪。

　　无声地流泪。

　　陈念也哭了，靠在我怀里，泣不成声。

　　我也想哭。

　　但我得撑着。

　　我是这个家的男人。

　　我得撑着。

　　岳父平反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天之内，传遍了整个城市。

　　我们家的门槛，快要被踏破了。

　　市里大学的校长，亲自上门，聘请岳父回去当副校长，兼任外语系主任。

　　以前那些对岳父避之不及的老同事，老朋友，一个个提着礼物，上门探望，嘘寒问暖。

　　我们那个小小的筒子楼，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最可笑的，是厂里的王胖子。

　　他竟然提着两瓶茅台，亲自登门道歉。

　　他握着我的手，笑得脸上的肥肉都在颤抖。

　　“卫东啊，哎呀，以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你看看我这张嘴，不会说话。你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他看我的眼神，充满了谄媚和敬畏。

　　我看着他那副嘴脸，只觉得恶心。

　　我抽出手，冷冷地说：“王主任，你这酒，我们家喝不起。你还是拿回去吧。”

　　王胖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岳父在旁边开口了。

　　“卫东，算了。王主任也是一片好意。东西留下，人，可以走了。”

　　他的语气很平淡，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王胖子如蒙大赦，放下酒，灰溜溜地跑了。

　　还有对门的张大妈。

　　她端着一盘刚出锅的饺子，挤了进来。

　　“哎哟，念念她爸，恭喜恭喜啊！我就说嘛，您这样的大知识分子，国家肯定不会忘记的！”

　　她拉着陈念的手，亲热得像是亲闺女。

　　“念念啊，你真是好福气，找了卫东这么好的男人。你看，苦尽甘来了吧！”

　　我看着她那张菊花般的老脸，心里一阵反胃。

　　人，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

　　陈念只是淡淡地笑了笑，接过了饺子。

　　“谢谢张大妈。”

　　等人都走了，我对陈念说：“你怎么还接她的饺子？忘了她以前怎么说我们的？”

　　陈念正在把饺子倒进我们自己的碗里。

　　她说：“卫东，爸说了，恨解决不了问题。我们不能变成我们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看着她，心里一动。

　　是啊。

　　我岳父，我媳妇，他们心里，比我干净。

　　他们经历的苦难比我多得多，但他们选择的是宽恕。

　　我还有什么可计较的？

　　没过几天，市里就把以前属于岳父的那套房子，还给了他。

　　就在大学里，一栋两层的小楼，带个院子。

　　我们一家，也跟着搬了进去。

　　从十几平米的筒子楼，搬进宽敞明亮的小洋楼。

　　感觉像做梦一样。

　　陈念的预产期也快到了。

　　我们每天都在为新生命的到来做准备。

　　岳父也恢复了工作。

　　他穿上了干净的西装，重新站上了大学的讲台。

　　我去看过他上课。

　　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连过道上都站着人。

　　他站在讲台上，还是那么瘦，但腰杆挺得笔直。

　　他讲课，不用讲稿，引经据典，信手拈来。

　　他的眼睛里，有光。

　　那一刻，我才真正明白，什么叫知识分子的风骨。

　　那是一种，任何苦难都摧不垮的力量。

　　陈念生了个儿子，七斤六两，白白胖胖。

　　岳父高兴坏了，抱着外孙，怎么也看不够。

　　他给孩子取名叫“思源”。

　　饮水思源。

　　他说，不能忘了本，不能忘了那些在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人。

　　我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

　　孩子满月那天，岳父把我叫进了他的书房。

　　这是我们搬进新家后，他第一次这么正式地跟我谈话。

　　书房很大，还是四面墙的书。

　　但和以前那个小屋不同，这里的书，都整整齐齐地摆在红木书架上，窗明几净。

　　岳父坐在他的书桌后，示意我坐下。

　　他沉默了很久，像是在思考，该从何说起。

　　然后，他从书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个上了锁的木盒子。

　　盒子很旧了，是樟木的，上面雕着简单的花纹。

　　他用一把小钥匙，打开了盒子。

　　我的心，莫名地紧张起来。

　　我以为，里面会是什么金银珠宝，是他们家传下来的宝贝。

　　可我猜错了。

　　盒子里，没有金银，只有一沓沓用油纸包着的东西。

　　岳父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油纸包，一个一个拿出来，摆在桌上。

　　他打开第一个。

　　里面是一沓发黄的信件。

　　“这是我和你岳母，当年通信的信。”他说。

　　我岳母，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因为受不了打击，生病去世了。

　　我从来没见过她。

　　岳父抚摸着那些信纸，眼神里，是无尽的温柔和怀念。

　　他又打开第二个纸包。

　　里面是一些手稿。

　　“这是我当年的一些研究笔记和论文草稿。当年抄家，大部分都被烧了，这是我拼死藏下来的一点。”

　　他又打开第三个，第四个……

　　有的是他翻译的手稿，有的是他写的日记，有的是一些珍贵的旧照片。

　　每一件，都承载着一段沉重的历史。

　　我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很震撼。

　　我终于明白，在那些最黑暗的岁月里，支撑着我岳父活下来的，是什么。

　　是这些。

　　是这些代表着知识、情感和记忆的东西。

　　最后，他拿出了最底下的一个油纸包。

　　这个纸包，比其他的都要厚实。

　　他打开来，里面不是纸，而是一个账本。

　　一个很旧的，布面封皮的账本。

　　他把账本推到我面前。

　　“卫东，这个，你看看。”

　　我疑惑地接过来，打开。

　　第一页，是几个大字。

　　“恩怨录”。

　　我愣住了。

　　我往下翻。

　　账本分成了两部分。

　　前面一部分，记的是“恩”。

　　上面用很工整的蝇头小楷，记录着一个个名字，和名字后面发生的事。

　　“一九五八年冬，张铁匠，见我衣衫单薄，夜里悄悄送来一件旧棉袄。”

　　“一九六零年，食堂李师傅，每次打饭，总在底下多给一勺菜汤。”

　　“一九六六年，扫大街的王大爷，帮我藏起两本要被烧掉的英文原著。”

　　……

　　密密麻麻，记了十几页。

　　每一个名字，每一件事，都那么具体，那么清晰。

　　我看得心头发堵。

　　在那个所有人都对他避之不及时，竟然还有这么多善良的普通人，在用他们微不足道的方式，保护着他。

　　我翻到账本的后半部分。

　　这一部分，记的是“怨”。

　　同样是一个个名字，和后面发生的事。

　　“孙建国，我最好的学生。为求进步，写大字报，揭发我‘里通外国’。”

　　“赵文斌，我的同事。落井下石，捏造证据，说我家中藏有发报机。”

　　“钱副主任，为抢我的研究成果，将我的论文据为己有，反诬我抄袭。”

　　……

　　这一部分，比前面记“恩”的，要长得多。

　　每一个名字，都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

　　我甚至在上面，看到了我们厂王胖子的名字。

　　“红星机械厂，王主任。因其外甥欲追求念念不成，多次在厂里散播谣言，刁难卫东。”

　　我手一抖，账本差点掉在地上。

　　原来，他什么都知道。

　　我们受的那些委屈，他都一笔一笔记在心里。

　　我看着岳父，不知道该说什么。

　　这个账本，太重了。

　　岳父看着我，眼神很平静。

　　“卫东，今天我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你。这个家，过去，我是家长。现在，你和念念成家了，有了思源，你，就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他顿了顿，继续说。

　　“我老了，也累了。过去的事，对我来说，已经翻篇了。但是，历史不能忘记。这个账本，就是我们家的一段历史。”

　　他的目光，落在那本“恩怨录”上。

　　“今天，我给你一个惊喜。或者说，是一个选择题。”

　　“爸？”我有些不解。

　　“这个账本，现在交给你。前面那些有恩于我们家的人，我们不能忘。要去报答。至于后面那些……”

　　他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怎么处置他们，你来决定。”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明白了。

　　这，就是他给我的“惊喜”。

　　他把复仇的权利，交给了我。

　　以他现在的地位，以他的人脉，想要报复账本上的那些人，轻而易举。

　　一句话，就能让王胖子在厂里待不下去。

　　一篇内参，就能让那个污蔑他的孙建国，身败名裂。

　　他把这把刀，递到了我的手里。

　　我的手，开始出汗。

　　说实话，我恨。

　　我恨王胖子，恨张大妈，恨所有那些曾经欺负过我们，看不起我们的人。

　　现在，我有了报复他们的机会。

　　只要我点点头，岳父就会帮我。

　　我的脑子里，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

　　我想象着王胖子被撤职的样子。

　　想象着那些曾经嘲笑过我们的人，跑到我们面前摇尾乞怜的样子。

　　那该多解气？

　　可是……

　　我又想起了陈念的话。

　　“我们不能变成我们曾经最讨厌的那种人。”

　　我又想起了岳父。

　　他记下了这么多仇恨，却隐忍了这么多年。

　　如果他真的想报复，又何必等到今天？又何必把这个决定权交给我？

　　他是在考验我。

　　考验我这个被他认可的“主心骨”，到底有没有资格，撑起这个家的未来。

　　我看着岳-父的眼睛。

　　那双饱经沧桑的眼睛里，没有仇恨，只有一片澄明。

　　我懂了。

　　我拿起那个账本。

　　走到书房的火盆前。

　　我没有丝毫犹豫，把账本的后半部分，那本记录着“怨”的册子，撕了下来。

　　然后，我把它扔进了火盆。

　　纸张遇到炭火，瞬间蜷曲，变黑，然后燃起一小簇火焰。

　　那些名字，那些仇恨，就在火焰中，一点点化为灰烬。

　　岳父一直看着我，没有说话。

　　直到最后一页纸也烧完了，他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那声叹息里，有释然，有欣慰。

　　他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卫东，我没看错你。”

　　我转过身，看着他。

　　“爸，账本的前半部分，我会留着。思源长大了，我会告诉他，谁是我们的恩人。至于后半部分……”

　　我指了指火盆里的灰烬。

　　“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家，要往前看。”

　　岳父笑了。

　　笑得特别开心。

　　他眼角，有泪光。

　　“好，好一个往前看。”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吃了一顿团圆饭。

　　饭桌上，岳父喝了点酒，话也多了起来。

　　他跟我们讲他年轻时留学的故事，讲他和我岳母是怎么认识的。

　　他讲得很开心，好像要把这二十多年没说的话，都补回来。

　　陈念抱着思源，靠在我身边，脸上一直带着温柔的笑。

　　窗外，月光如水。

　　屋里，灯火通明。

　　我看着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

　　我的岳父，一个打不倒的知识分子。

　　我的妻子，一个温柔而坚韧的女人。

　　我的儿子，一个代表着希望的新生命。

　　我心里，前所未有的踏实和安宁。

　　我知道，我们这个家，经历了那么多风雨，终于迎来了真正的春天。

　　而我，李卫东，一个普通的钳工，很庆幸，当年做了那个最正确的决定。

　　娶了陈念，我这辈子，值了。

　　至于岳父给我的那个“惊喜”，它让我一夜之间，真正长大了。

　　我明白了，比报复更强大的力量，是宽恕。

　　比记住仇恨更重要的，是传承善良。

　　这，才是我们这个家，最宝贵的财富。

　　本文标题：80年，我娶了被打成右派的教授女儿，平反后岳父给了我一个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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